乔雪松 对上世纪60年代北京101中半工半读班的一点回忆

Gowest

《一》我的卧室里，挂着一幅镶着镜框的年代久远的《人民画报》封面照。上面一个女学生，正在用钳子夹紧玩具小汽车的爪子，胸前“一零一中”的校徽清晰可见。友人来访，听说那就是我，第一句话总是“够土的，一点儿也不像你。”可那的确是我。

记得1966年4月的一个下午，北京春季的五、六级黄风刮的遮天蔽日，我们初一（六）半工半读班的同学坐进少年湖畔的玩具组装车间，刚刚开始当天的半日劳动。一位《人民画报》社的老记者来拍照，在老师推荐的三个女生中选中了我。

热情朴实的玩具一厂邓师傅连忙从自己头上取下一只发卡，将我前额被黄风吹乱的头发别住。老记者在狭窄的车间里不断变换角度，连续拍了几张照片。当选定的照片送给我们看时，画面上的我素颜出镜，面施黄尘，嘴唇干裂，当时连脸都没想到洗。让邓师傅不满意的是，这个半工半读班的徒弟没学会用钳子，右手食指分明夹在两个钳柄中间。

这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中国大地，我们几个同学来到广州串联。在萧条冷清的广交会大楼橱窗里，赫然摆了一排1966年第6期《人民画报》，封面上几十个质朴的“我”在组装玩具小汽车。这个画面无论从内容还是到人物形象都无可挑剔，而且主办方和审查者都不可能将半工半读班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联系在一起，所以画报的封面得以占据大段橱窗，堂而皇之地展示北京101中半工半读学生的劳动场景。

画报封底有一段当时人们无法阅读的注释：

装配玩具

北京101中学，于1965年秋，开始试办了半工半读班，在试行半日学习、半日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学习努力，劳动认真，思想活跃，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生都自觉的把自己培养成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全面发展的新人。

这是初中一年级半工半读学生乔雪松正在学校的玩具组装车间，为北京玩具一厂，熟练的组装小汽车。

敖恩洪摄影

《二》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同学也只是简单地知道，101中的半工半读班是王一知校长根据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指示试办的。后来，我读了《刘少奇选集》中黄峥写的《刘少奇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过程和意义》，才对半工半读班的创办有了进一步了解。

据黄峥介绍，从1958年到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关于提倡和推行半工半读制度有过数十次讲话。1964年，刘少奇多次讲到，现在全国学龄前儿童能入学的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只实行全日制的小学、中学、大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普及教育就没有希望。刘少奇说，我们国家革命胜利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是适龄儿童没有入学还有这么大的数字，还有大批文盲，使人心里很难过，如果不能满足青少年上学读书的愿望，我们还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么，用一种什么办法，既能普及教育，又能使国家和家庭负担得起呢？这就必须开辟新的渠道。刘少奇提出推行半工半读制度。刘少奇认为，从长远来看，实现半工半读这种教育和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制度，有利于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因为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人，同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不同，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操作经验；既能当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又能当普通工人、农民。在这种新型的人身上，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从而使我们国家消灭三大差别的进度能够比较地快一些。

《三》 听一些老师回忆，101中的半工半读试点班就是具体实践国家主席刘少奇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思想，由王一知校长发起、郝树强副校长主抓的，口号是“做教育革命的铺路石”。当时，王校长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感到一些学生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倾向，希望通过半工半读，使学生像国外一样，经济上自立，以减轻国家和家长的负担。为此，宋广陵以学校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郝树强以学校教务主任的身份主抓高中和初中半工半读班，并配备了比较强的教师班子。高中组李明晨老师教政治课，汪瑞华老师、王孝金老师教语文课，胡大同教数学课，胡大同老师和王孝金老师分别兼高一（五）班的正、副班主任，章安智老师教物理课，胡拾美老师教化学课同时兼高一（六）班班主任，张春霖老师教外语课，王寿生老师、宁重君老师和郭明泰老师教体育课。初中组：孙长征老师教政治课同时兼初一（六）班班主任，胡勤婉老师、朱纪松老师教语文课，朱纪松老师同时兼初一（五）班班主任，陈文正老师教数学课，李功成老师教外语课，蒋守则老师教地理课，贾果老师教体育课。其中高中班的教改得到海淀区教育局的承认，毕业时将同时发给高中结业证和中专毕业证。

《四》但同学们对这些背景知之不多，对半工半读的理解也十分模糊。报考101中时，我和不少同学填报的是“服从分配”。于是，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以语文、数学双百分的成绩被分在初一（六）班。入学后不久，身体不好、很少出门的王一知校长在郝树强副校长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初一（五）、（六）同学，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家印象是，我们半工半读班得到王校长的厚爱。

半工半读班实行一周五个半天劳动。高中班是在学校的机床车间加工轴承；初中班有四个半天在学校的玩具车间组装玩具，另一个半天从事户外体力劳动，我们给校园里的葡萄和桃树施过肥，掏过旱厕所，挖过游泳池…… 那时，不仅半工半读班，而且整个101中，都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荣。

在学习上，半工半读班的同学毫不逊于普通班的同学。初一年级举办数学课外组时，100多人报名，我在摸底测验中第一个交卷，得满分，获第一名。我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吃小灶”，陈文正老师每隔几天给我一张长长的写满数学题的纸，别的同学上数学课，我在教研室做题。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已经学完初一和初二共四册数学书，而且没有占用更多的时间。我和大家一样，一周五个半天劳动，早上按时出操，晚上准时熄灯，周末还去同学家聚会，但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很高。从我个人来讲，想的还是上大学，当工程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所谓“成名成家”。应该说，半工半读班大多数同学都怀着类似的志向。

尽管我们的想法与刘少奇主席和王一知校长的初衷有所不同，文革的肆虐使101中的半工半读试点未能结果，但不到一年的半工半读经历仍然给我们留下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101中的同学中干部子弟偏多，而半工半读班却有不少学习品行兼优的普通家庭子女，我们班两位女同学临近冬天还赤脚蹬球鞋穿单裤，周末坚持走路回家，成为干部子弟学习的榜样，也促使同学们打成一片。再比如，为使半工半读班同学尽快学习101中的优良传统，学校委派高三和高一对应班的学长帮助带操，一个个隆冬和初春的早晨，夜幕尚未完全升起，某位不知名的大哥哥便带我们跑向小苇塘，女生们深一脚浅一脚跑在田间小路上，生怕落在后面，来不及叫苦和喊累。后来我们初一（五）、（六）12名女生去陕西宜川县党湾公社降头大队插队，面对连绵的黄土高坡和干不完的农活，谁也没有退缩，把苦和累都咽在了肚子里。上下塬的老乡都说，降头的北京女子最能下苦。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在101中时的锻炼。

《五》 半工半读班每天半日劳动，并不影响同学们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文革后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陕西日报社考入北京大学，当骑车走在10年前那同一条上学的路上时，我感觉就像是直接从101中进入北大的，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初一（五）、（六）的同学里，有国内、国外的博士，有部队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有许多重要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家机遇不同，路径各异，但都以101中半工半读班为起点，在各自的岗位上拼搏奋进。

当年刘少奇主席和王一知校长勾划了一个理想的教育改革蓝图，今天名目繁多的夜大学、函授教育、网络课程等成为干部、员工在职学习和继续教育的选择，层出不穷的校办工厂、职业高中、技术学校成为在校学生掌握从业技能的场所，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构想。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中，不知不觉完成着工农结合和体脑结合。那么，下一代人在优渥条件下如何完成这种结合，现行的教育制度如何既孕育少数创新人才又培养大批适用的劳动队伍呢？愿上世纪60年代101中半工半读试点能够留下一点启示。


2016年3月20日乔雪松参加101中庆祝建校七十周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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