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汉兴 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11011班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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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11011班班记

束汉兴



2016年4月，上海交大建校120周年，又是我们船舶制造系1966届毕业50周年，在闵行校区召开了纪念大会，我们船制系11011班有二十多人返校参加了活动，分别来自北京、香港、澳州、大连、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大家欢聚一堂，拍了不少照片，后来制成了光碟，很有意思，里面也收集了我们旧时照片(各人提供)。但最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这届是没拍毕业照的，毕业证书也是匆匆赶就，上面也没校长署名。

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是当今国內乃至世界一流学科院系，其它比较有名的造船学科院系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1961年，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招了六个班，没分专业，每班30人，分别为三（11）班至三（16）班，其中三（12）班学俄语，我在三（14）班，学的是英语(因为高中时读的英语)。一年级学的都是基础课，数理化外语都有，最难的是工程制图，没有立体概念很难将题目做出来。当时有个“老交大传统”，考试很严格，不少人不及格，以至寒假暑假都不能好好过，拚命补，以便开学补考通过。个别通不过的，对不起，留级。也有极个别的，因成绩太差，作退学处理。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退学，很可惜。

到了二年级分了专业，110专业两个班，即11011班和11012班，后来明确为水面舰艇设计与制造，我分在11012班，直到四年级下学期，两班合一，统称11011班。对这名字我不太感冒，因为11012班待了三年半多，太熟悉了。其它专业是11211班，民用水面，12011班，水下的，毕业后分在701所四室(常规潜艇)和719所(核潜艇)的甚多。还有13011班，结构力学专业，14011班，流体力学专业，分在科研机关的居多。这样下来，还是六个班，我们三（14）班的大部分在11012班。因此，好多同学是同班了六年多。学制五年，“文革”延长一年多。当时，清华北大是六年制，也有四年制的本科，例如我填高考志愿的第二张表(类似现在的二本)，第一志愿就是武汉水运学院，(现为武汉理工大学，211)专业是港口电气化。如果当时我录取为类似今天的二本，可提前两年工作，搞港口建设，也是个不错的工作。

班里上海籍同学居多，他们一般周六晚回家，周日晚回校。现在想想，他们大多毕业于上海名高，都是学业不错的。外地的主要来自江苏和广东。例如我们一年级宿舍，住十个人，除上海人外，我是无锡人，一位常州人，一位镇江人。上海同学的家长送儿子到校，有位母亲不停地称，弟弟这样，弟弟那样，人又显年轻，我以为是姐姐，后来才知是他妈妈。那个“弟弟”分专业时分在11211班，接触甚少，几乎没啥了解。今年才从同学群得知，他后来毕业分外地了，千折百回才回上海。

一年级上学期在上海法华路分部住宿与上课，下学期即搬到华山路本部，住校内宿舍。二年级搬到百米外的校外宿舍，自此便一住五年多。同宿舍七人，四个上海人，二个江苏人，一个浙江人。

二个江苏人，说来也巧，老薛原籍无锡，后居常州武进。我则原籍常州武进，后居无锡，正好颠了个倒。大学毕业后，分在同所同室同科同组。在上海江南厂劳动时同一个劳动队，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当涂县)锻炼时同连同排同班，回所后住同一宿舍，我俩结婚后又住同一栋楼两对门，生女儿也在同一年。他是双职工，成立上海分部时双双调到上海去了。

一位原籍浙江宁波的老王，其实是在武汉读书的。他学习用功，与人为善，父母双亡，不苟言笑。他毕业后分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后来参加了与701研究所的护卫舰三结合设计，逐步成长，最后成为沪东厂(上海第二大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还是上海交大特聘教授。

四位上海人，三位住上海闹市区，一位是上海崇明岛人。王韶鸿待人特热情，自来熟，第一任班长病故后(二、三年级时病故)，他担任班长。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部，在单位也是活跃分子，他主持舰船直升机着落格栅项目也很有功劳。每次上海有什么活动，他是必到者。他交谊舞跳得极好，属自学成才，身高约1.78米，不胖，高大挺拔，成了中老年妇女追求的舞伴。娶妻高干女儿，生一女儿，央视工作。交大校庆115周年时还飞去上海参加，但120周年校庆时却已驾鹤仙逝。

第二位上海同学黄钧耀，崇明人，“文革”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是相当地刻苦，吃完晚饭不见身影，定是背着书包去教室自习了。一般不参与我们之间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活，自修回来得也晚。无奈，毕业分配时是造反派掌权，他作为“文革”初的所谓保守派，被派到了辽宁葫芦岛船厂。毕竟是党员，觉悟高，痛痛快快地报到去了。当时还有个名额也分配给了一个上海同学，但没去报到。据说，这同学吃尽千辛万苦，还去了新疆，最后回到上海，在一所有名的重点高中担任物理教研组组长，如今在上海安享晚年。至于在新疆的艰难，校庆见面时也不好意思问，反正，结局还是满意的。黄钧耀同学改革开放后被镇江船院(现江苏大学)聘用，后又调回上海崇明，我与其他同学还被他邀去作客。可惜，后来传来病逝的消息，甚为遗憾。

第三位上海同学姓龚，也是我的至友，分配在大连造船厂。下棋水平极高。象棋，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哪怕让我一个车，我也下不过他。军棋，我也算是高手，但与他下，只是四六开，他六我四。打扑克，也一把好手。也许就是在这种较量中我也提高了水平，以至在上海驻厂时，工作组组织拱猪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后来在全所近百人参与的扑克拱猪比赛中，我也获得了第一名。他到大连时，正赶上第一艘自主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建造施工，他不慎丢失了一份外板展开图。应该说，这不算绝密图纸，但也算是秘密图纸。为此，厂里给他办了“学习班”，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同学到大连也不让见。金子总会闪光，靠着过硬的技术和知识，他后来渐渐担当了重要的技术工作，主持产品设计，并担任了船厂科研所的领导职务。如今退休在大连，每天快乐得很。

笫四位上海同学姓邵，班里的体育委员。顺便说一下，当时老龚是劳动委员，我不通文艺的人担任文娱委员，也许是那时喜欢路上哼两句的缘故。好在我下面请了一男一女两个文娱干事，每周一次文娱活动，我请他们教歌。系里大型活动，常常会前大唱革命歌曲，互相拉歌，我就负责起个头。不知怎么弄的，后来校周末活动室还请我负责出版校周末园地，搞了一年多。班里一个女同学能写，一个女同学美术好，能画，我们配合，也很好完成了任务。

这个邵同学，长相帅，堪比刘德华。身体好，力气大，特别活络。校门口有不少小吃点，都要凭上海的“就餐卷”才能买来吃，用粮票换就餐卷的任务基本上靠他完成。他毕业分配在广州造船厂，我在广州驻厂时几乎天天和他见面。后来，他在广州成了家。广州人香港关系众多，他改革开放后顺利迁移去了香港，在香港一个船厂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突然来电话邀我与另一同学去他住的酒店共餐。见面叙旧时，得知他月工资三万港元，当时一港元可是比一元人民币值钱哦，而我那时的月工资不过几百元，也就是说，他一年的收入夠我挣几十年了。至于出差，交通全是飞机，因为他们信奉“时间就是金钱”。可我们出差坐飞机，是要领导特批的。有次我从大连回武汉，从大连站到北京，再从北京站到武汉，坐的都是火车，累死人。好在那时年轻，熬得住。至于从上海回武汉，乘坐”东方红”号轮船，在水上慢慢游，三晚四天，从来都不考虑时间的价值，也没条件考虑。

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11011班同学

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11011班同学

上海交大120周年校庆，他特地赶来了。一见面，说要“抱抱”，让我开了个洋荤。临别，我也要个“抱抱”，还他个洋荤。香港的生活还是方便些，他早上常要喝喝“早茶”，当然，我喝过深圳的早茶，那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这个423寝室，班内七个班委占了四个。毕业后也多有联系，在毕业50周年的聚会上，健在的五位留下了难得的合影。

在我印象中，11011与11012两班合并，并未正式宣布，只是后来发现陆丕义同学开始管我们11012班的事了，而他是11011班的正式党员，校学生会主席。他也是崇明人，各方面优秀，极富领导才能，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有与毛主席的合影。四清中，经常找同学(工作队员)谈话，做思想工作，像是工作队的领导班子一员。“文革”期间，他是交大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毕业分配时，是系分配工作小组成员，同时也是11011班五人分配小组的成员。他去了北京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部，不久即担任领导职务，最后担任副部长(副局级)，不幸的是他过早病逝。

两个班合并后共十个女同学，现在细细数来，竟然全是上海人。而我们11012班的五位女同学更是地道上海人，各方面才能均强，遗憾的是未有一人在同学中选为伴侣，仅在原11011班成功了一对，而男同学还英年早逝。2020年4月，在浙江嘉兴船检退休的范爱娟同学不幸病逝。2016年校庆时她就因病未来，人只能躺在病床上。校庆结束，由五个同学开车去看望了她。她是多才多艺的人，也挺漂亮。毕业后分配在柳州船厂，嫁给了比她小几岁的一个工人，生有一女儿。后来调到了浙江嘉兴船检处，条件当然好了许多。

我们大学几年，一是政治运动多，二是集体活动多，三是劳动多，四是文体活动多。前四年虽运动多一点，但还是以学为主。学不好那是要留级甚至退学的。1963年前后，反修防修是头等大事，与苏共的矛盾公开化，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了九篇评论(简称九评)，我们都必须认真学习，周六下午组织讨论。大家热情极高，讨论很热烈。宿舍走廊里贴的《参考消息》，看者常常挤满人头。

三年级下学期，还组织去了上海郊县，对公社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宣传讲解党制定的政策，历时一个月。到了五年级，则完全搞政治运动，参加“四清”，这是阶级斗争的主课，接下来则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个人灵魂深处闹革命。

大学时集体活动也多。大学生是革命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欢迎外国元首来访上海，常组织我们学生去机场或马路旁夹道欢迎，虽然车队过去仅几分钟，我们几乎要花掉半天时间。国庆游行也是每年举行的，我参加过一次。天蒙蒙亮，即要集合，乘车去到上海人民广场，然后是漫长地等待。庆祝大会后沿着南京路游行，两旁挤满了市民。虽然有点劳累，但能有幸在上海参加如此盛大的活动，当时还是很兴奋，感到很幸福。

大学时劳动也比较多，但与高中三年比还是减轻了不少。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年级下学期，就组织大家去崇明岛兴修水利，挖渠修堤。印象最深的是，当学校卡车从十六埔头载着我们深夜驶在漂亮、寂静、两旁梧桐树密布的淮海路上时，春风扑面，好像来到了人间仙境，想不到繁华的上海淮海路可以这么美。

大学时的文体活动挺多。除了班级经常组织体育活动、每周组织一次文娱活动外，上海高校间经常有文艺会演。交大有学生艺术团常进行演出，水平还是挺高的。学校还常邀请上海艺术团体来校演出，著名女歌唱家周小燕、朱逢博就来校演出过。周末，礼堂经常放电影，票价七分、一角。附近的徐汇剧场也常放电影，票价一角五分，有好电影也还舍得去看。至于附近的衡山电影院，三角五分一张票，就舍不得去光顾了。尤其难忘的是，1964年9月，为欢庆国庆十五周年，学校组织了盛大联欢活动，每个班级练习跳舞。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大姑娘，每个人都热情洋溢，青春澎湃，每次排练，几无缺席的。9月30日晚上，在交大工程馆与新上院楼前面的大草坪上，每个人尽情地欢乐，至今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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