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忠 第一次参加批斗会（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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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批斗会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徐炳忠 发布时间：2016-02-12 浏览次数：301 次 【字体：小 大】
文化大革命启动之初，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同志们习惯上称它为总社)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展了批斗走资派的活动。为了就近观摩学习，北京分社的全体工作人员从东单来到宣武门，参加了总社批斗副社长穆青的会议。我那时是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参加批斗会。

批斗会在总社的礼堂举行。室内坐满了人，扩音器里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歌声一停，便听得主席台上主持人大喝一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青带上台来!”这时有几个人在礼堂入口处拥着穆青，从甬道里推推搡搡地把他押上主席台。穆青的头上戴着一顶一尺多高的纸糊的帽子，高帽四周贴满了两三寸宽的纸条一直垂到膝下，上面写着“打倒……”、“批判……”之类的标语。我在群众席上能听到穆青的抗辩声，但看不见人的模样。这时主持人高声喝令穆青交代自己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穆青不肯承认，他说自己从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于工作中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这时有一个人跳上台去，高声叫道：“我来揭发!”他说北京日报在报纸上开展了《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公开讨论，临近结束前刘少奇到报社做了一次总结性的讲话，在谈到共产党员同党组织的关系时刘少奇说，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为此这位发言者写了一篇报道稿送给穆青审阅，穆青不肯签发。发言者说：“你拿着笔在稿子上空点点点，就是不肯落笔划圈，这不是明摆着反对少奇同志吗!?"穆青回答说：“我并不反对少奇同志，我只是觉得这个提法需要斟酌。驯服是对动物而言，而人是有思想的，把驯服二字用到共产党员的身上有些不妥。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工具则是死的东西，所以也不应把人说成工具。”

这个回答言之有理，而且很有见地，揭发者和会议主持人都无言以对，于是便有人带头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穆青! ”“穆青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把尴尬的局面掩盖了过去。接着又有人跳上台发言说“我来揭发!”他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提倡部队要“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他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稿送穆青审阅，穆青又是拿着稿件端详良久，不肯落笔划圈，发言者因此指责他反对林副主席。穆青回答说：“我不反对林副主席，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值得研究。毛主席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既然已经化了，又何必还要加上非常二字呢!”穆青的这一席话讲得有理有据，没有人能够反驳。于是又有人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批斗会才草草收场。

当时，刘少奇是党中央排在第一位的副主席，公认的党的建设的理论权威，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战功卓著，跻身于党中央副主席之列，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位列第三。对于他们发表的指示和讲话，党内军内鲜有不同声音，大家都抱着一种认真学习贯彻的态度，即便有什么地方觉得不大对劲，也只怕是自己水平低领会错了。而穆青却能发现问题，审稿时严格把关，对于自己认为不当的提法，不以国家通讯社的名义予以播发，这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过人的识别能力。

这次会议之后，我便确信穆青决不是什么走资派，而是一位有独立见解、有胆有识的优秀领导干部。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而且是党中央的耳目喉舌。穆青能从同代人中脱颖而出，到如此重要的舆论机关新华社总社担任副社长，负责国内的新闻报道工作，这不是偶然的。

我原来在工厂工作，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担任新华社特约记者。1 9 6 0年3月，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莫艾把我从石钢调入分社。报到以后，他就让我到安徽合肥参加人民日报工商部和总社工商部联合召开的九省市工业记者座谈会。总社同时在这里召开国内分社社长会议。两个会议有一些活动是在一起进行的。由于莫艾的引见，我认识了主持国内分社社长会议的穆青。不久莫艾将我写的一篇稿件推荐给穆青，在信中说“这篇报道是打败你的那位小将写的”。所谓打败，是指在合肥时他们两位老友下象棋我在旁边给莫艾支招赢了穆青。1 9 6 4年北京郊区的通县集中了一万多名工作队员开展“四清”运动，有多名中央单位和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参加。为调查工作队在“四清”运动作法方面的不同主张，穆青带队到通县农村走访了一些工作队。参加者除莫艾和总社内参部主任夏公然以外，我也奉命随行。一次从通县农村回到市内，下午两点多了还未午餐，穆青领着我们直奔东安市场的牛肉面摊，一连要了两碗牛肉面，吃得甚为香甜，从交谈中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回民。由于“四清”运动中不同作法的效果如何有待以后的实践加以检验，这次调查没有撰写书面报告，只是由我整理了几份采访对象包括工作队负责人和农民的谈话记录作为资料备用。1962年千人大会之后，总社举办17级即县团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参加的学习班，其中有不少知名的记者、编辑，穆青亲自担任学习班的支部书记。我奉莫艾之命带了两名记者去参加学习，在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内同穆青有过多次接触。不过这次学习实行“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大家各抒已见，没有发生什么争论。此外，我还在总社召开的几次全国电话会议上听过穆青讲话。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平静的环境下进行的，没有什么波澜，因此也就无缘见识到他的思想锋芒。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到大风大浪之中，迫使人们在一些尖锐问题面前以不同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思想和人品。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正是由于穆青在批斗会上对质疑的答复，使我领略到到了他敏于明辨是非的认识能力和勇于坚守原则的担当精神。

穆青和莫艾是我敬重的两位老领导。他们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位早年在新闻战线和他们共过事的老同志对我说：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称得上名记者的人首先要数莫艾和穆青两人。延安时期莫艾发现和报道了吴满有，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障供给，支援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莫艾因此受到了毛主席三次接见和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的表扬。建国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人们感到压抑的气氛之下，穆青领衔报道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录》，感动了一代人，提振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对战胜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其深刻影响至今犹存。现在，他们的上述贡献已经载入了新闻史，他们所写的有关新闻和通讯成了新闻教学中的范例。



2014年9月23日

注：作者徐炳忠系我校1950届高6班校友 原北京市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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