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彤 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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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上） (2020-11-17 11:02:48)
注：本文的删节版于2020年11月16日发表在《北京青年报》和《头条》，此为全文。作者李彤授权发表于文学城。

1958年以前，我家住在这个院子里。

1958年，我家搬家了。从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从西长安街北边的二龙路搬到南边的手帕胡同。搬家的原因是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二龙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做驻地办公。而搬去的目的地是名校实验二小的近邻，这年我要上小学了。搬家途中经过了正在建设的民族文化宫工地。在我向父母强烈要求下，未满8岁的我是骑着儿童小三轮车过去的，可见两点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父母说，那是个名人——梁启超家的院子。当然，还没上小学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是谁。

进梁院前世有缘

我们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号，是座高高的大红门，坐南朝北。它其实原来是一座府邸的后门，传说是清朝某公主府，但似乎规格还不够。原有三进院落，南北纵贯两条胡同，府的正门在南面的东铁匠胡同里。后来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为二，此院只是原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

所以朝北的后门成了入口，从西北角进门，向南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过月亮门，进入一个小跨院左转向东，绕个大弯子才能进院。跨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是露天的水龙头。跨院的南墙就是与南院的分界，中间能看到砌死的砖石门洞。对着它就是四合院的南入口，也就是南房中间的过道了，它代替了一般前院里的垂花门。

中门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檐和台阶都很高，是很宽大轩敞的三间，当然是主人居所，东西厢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四面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游廊。北房的两边还有耳房，各带一个小跨院。显然这房子要比我家原来在二龙路住过的院子档次高。

院里地面上，铺着十字形的地砖，通达各室，分割出四块土壤。北房前，长着两棵高过房檐的大海棠树，每到春天，粉红色的繁花开得灿烂如霞。而南边种了两棵丁香，开出清淡的小花。除了前跨院的枣树，后院还有香椿，只要愿摘就有得吃。现在想起来很不方便的是，水管子在前院露天，洗衣洗菜都要到那。厕所在后院一角，必须出南房中门，绕过长长的甬道才能走到，而且有顶有墙没有门，是半露天的蹲坑，要掏粪工人定期来掏的。

回廊里房间的前面，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着窗户纸的格棂。孩子总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渐渐地窥探清楚了，北房三间里间隔处有木雕的隔扇，似乎并不住人。东耳房是老太太的卧室，西耳房则作为客房。东西厢房里也在一侧有木雕隔扇，隔出卧室和起居的区别。

50年以后妈妈告诉我，搬家前她和我姥姥一起来看房，姥姥忽然说：这房我来过。问她什么时候来过，她想起来是在20年代，姥爷带她来的。敢情我家与这院子，还有前世因缘。

我的外祖父董潨是辽宁省法库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几家大学和中学里任教。在西单大木仓郑亲王府（中国大学旧址，后为教育部）大院的西边，1923年建立了一所东北人子弟学校——私立弘达中学（现为二龙路中学），还有附属小学。 创办人是三位东北籍的北京师大毕业生吴宝谦、陈作东和杨成章（宪斌）。为了支持这所带有公益性的学校，北京师大毕业的东北籍同学都来尽义务，教授几节本专业课程，称兼任教师。我姥爷便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我们所谈的这座府邸因为破落了要出售，据说要价不贵，但条件是全院一块卖。弘达中学就把这房买下来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吴、陈两家住前院，杨成章住在后院。我姥姥就是在那时来过。

后杨成章要去美国留学，便把院子交还给弘达中学，换取学校支持他的留美费用。这样，校长吴宝谦搬到后院居住，前院就都归了陈作东。吴校长人称吴胖子，为人憨厚谦逊，不抢先不争权，这所私立学校的大权和资产逐渐全落到陈作东的手里。我估计前后院之间的隔墙，应该就是在这时封死的。 在我家搬进来后，姥姥和妈妈曾经去前院陈家串过门，见前院有后院的两个大，分租给多户人家。这就对了，当初那边就应该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杨成章后来还与董家有许多交往，所以我姥姥才对此门儿清。

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代末期，到我们家1958年租住搬入时，早已又转手换过主人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启超的遗孀。

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现22号）大门，已经改造可通过汽车。2008年8月，作者摄。

顶梁柱妾身未明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属凤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说他差一点就影响了中国政治进程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对他的毕生功业和成就遗产，我本无资格置喙，我的大学同学夏晓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

且只说梁启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他17岁，参加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与他。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南归故里。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年后李蕙仙带着长女令娴（思顺，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里寻夫来归。这阿喜年仅12岁，四川广元人，幼年身世悲惨，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4次做丫鬟，最后来到贵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阿喜，把她带到北京，再带到日本。梁启超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关于梁氏夫妻与王桂荃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说李蕙仙身体不好，思成身体单薄，担心香火不旺，她主动地劝丈夫纳妾，将阿喜收房。另一说是大师与丫鬟日久生情，李蕙仙被动地心生不满。总之是1903年王桂荃17岁时，怀上了三子思永。为照顾李夫人的感情，梁启超把王桂荃送回澳门待产，同时请李夫人的兄弟从中斡旋，待李夫人首允之后，才把王桂荃母子接回日本，成为一家人。

但是，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获得公开的正式名分。梁启超曾大力提倡一夫一妻制，与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的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就是1926年，给徐志摩的证婚词：“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但是梁启超自己却纳妾，此事明显有违他的公开主张，所以对王桂荃的名分从不张扬，尽量讳避。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来喜”。直到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用“小妾”之称。作为公众人物和学界领袖，乃至人生导师，梁启超必须要保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啊！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王桂荃确实争气，在22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这还不包括夭折或早丧了的其他5个孩子），为梁家的香火鼎盛做出重大贡献。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姑娘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大家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每天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自己也跟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单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节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安定。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经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养子息，操持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此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遗产。

王桂荃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约1930年。

梁启超在天津有两座洋楼。他去世后，因办丧事开销很大，由王桂荃做主，1930年把老楼卖给了郝姓富商，两楼之间建起了高墙。后梁家又把新楼出租，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一座仅有六间房的小楼里。在日本人占领天津期间，她顶门立户守住了这两座楼，据说她曾经以一口上流社会的日语斥退日本兵。从1940年到1945年，所有孩子都离开了天津，只有她一人留守，有“娘”在，家就在。解放天津巷战的时候，王桂荃和家人躲在新楼的地下室，解放军萧华部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老楼中。

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世事变化也不宜再守着那已成空巢的洋楼，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那个年代要逃避通货膨胀，买卖和工资都不按货币计算，而是实物。）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这就是20多年前，我外公的朋友杨成章让出的那个院子，我想房子的卖主很可能就是弘达中学校长吴宝谦。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全部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交接地点就在此房，有长女梁令娴当时写给北图的信为证：“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及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此前早在1930年，他们已经给北图捐赠过一次图书文物。

1958年，是大跃进兴起的年代。王桂荃大约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间东房里。据我妈妈回忆，租金是每月12.5元。

当8岁的我见到房东王桂荃时，她72岁。我只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干的老太太，哪知道她经历过如上风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误医身亡，年仅25岁。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岁。1948年，思永曾与哥哥思成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房东与房客之间

当时陪着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长的梁思达。老太太住在北房，思达夫妇住西房，两间南房住着孙辈。与我家同时，还有另一家搬进了外院的东耳房，没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户，任其空在那里。而我家却与房东相处融洽，始终相安无事，互相感觉良好。这样一直到8年后的乱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难。

王桂荃在60年代初，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王桂荃年长我64岁，却对我以小弟相称，当然是按她的孙辈来叫的。她的面容甚精明，衣衫甚整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后来在批林批孔时我读到《朱子家训》，才知道这就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与保姆一起摘菜。在她孙辈的记述中，也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针线，或是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乱，在与人谈话的同时，不知不觉还能干很多事情。我亲眼看到她保持了终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这也是她保持健康长寿的原因。

她的正厅不止是客厅，更是供奉先夫的礼拜之厅。正厅里迎面的条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前面对称布置着红木桌椅，东边隔扇上挂着大幅的梁任公遗像。靠西隔扇玻璃罩里珍藏着一柄玉如意，似乎是光绪皇帝所赐。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供，据说是到崇文门附近的专卖店买来的高级点心。供完撤下来后，她会亲自端着送到我家来，说：“这是供品，大家吃！”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极为难得的美味，令我们孩子垂涎欲滴。现在想起来，我替先贤梁任公吃了他的供品，是不是僭越冒昧呢？或许因此沾了他一点文气，亦未可知。

我家能够与梁老太太相投无碍，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我姥姥文化不高，却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爷也去世得早，故与梁老太太很谈得来。而我父亲与梁伯伯（思达），还有大学校友和同专业之缘。

梁家的五子梁思达，当时40多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员，是南方人，我们称她梁伯母。近年我在网上细查他们的资料，才知道梁思达生于1912年，当1929年梁启超逝世以后，他正好到了考大学的年龄。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在美国读书（大姐思顺即令娴是外交官夫人，驻加拿大），他是在国内的孩子里最年长的，为了帮助照顾家庭，就留在天津，上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1935年毕业，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正逢七七事变发生，他先到南京，又随农本局转移重庆。1941年以后，梁思达进入中国银行，先后在重庆、上海、长沙工作。1949年，梁思达全家迁回北京，他在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科长。

巧的是，比梁伯伯晚十多年，我父亲也步其后尘上了南开大学同样的专业，梁伯伯所高就的银行正是我父亲的梦想职业所在。在同住一院的8年里，不知他俩是否交流过校友和专业的话题？刚提出这个假设我就自己否定了，在那个年代，所有成年人都避谈自己在解放前的历史，那是谈话的禁区。

1939年，梁思达与20岁的公司职员俞雪臻在重庆结婚，虽新婚却不安定，不时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有生命之虞。后迁居重庆郊区的石桥铺，虽为银行白领，却也要住乡间草房。俞雪臻年轻漂亮，贤惠活泼，把清贫之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当我初见梁伯母时，她将近40岁，仍然很美，风度翩翩。我进过他们的西屋，并不豪华，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姐梁忆冰比我大10岁，不常见，因为她已经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俩住在南边的两间房中。我记得常有他们的表亲张郁文、张安文来访，现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称我小弟，应该就是从他们那往下排的。作为小男孩，我常常追着几位大哥哥后面，听他们谈论的话题，似懂非懂。

王桂荃与五子梁思达一家合影，约50年代末期。

60年代初，西屋梁家买了当时罕见的电视机，是天津出产的北京牌，当时唯一的品牌，只有14寸圆角的黑白图像。这使我家三个孩子望眼欲穿，父母阻拦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我甚至爬过他家后窗偷窥电视，那后窗就对着进大门的甬道。有时俞伯母主动招呼我们去看电视，我和妹妹带着小板凳前往，那是我们最欢愉的时刻。

我妈妈是学声乐的，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到休息时，她喜欢自弹自唱。我姨从苏联带回一台留声机，可以放33转的密纹唱片。买唱片要到王府井东华门大街上的专门店里，我父母的音乐爱好比较洋派，常听的有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老柴的《天鹅湖》，以及初版的国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家的音乐引来了西屋梁伯母的关注，有时她会过来询问，下周也买一张同样的回来。

梁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常来看望王桂荃，包括著名的建筑学家、二伯梁思成，记得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儿子老八梁思礼，戴大檐帽，着笔挺军装。他有时会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里。我妈妈记得，他的夫人麦阿姨是老八路（其实是广东东江纵队）。他们有个儿子叫梁左军，比我小，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有时留在“婆”这里玩。我妹妹说，梁左军曾告诉她那柄玉如意是“公共财产”，大概原意是公公（梁启超）的财产吧。当时我们只知道，梁家老八在军队里做保密的高科技工作。

既然是保密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妈妈回忆说，我家刚搬进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惊慌失措地对她说：祖宗积德呀，昨天有一架飞机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死啦！这一天本应当是老八思礼的团出国，让给他们，错后一天飞的，我家思礼平安出国访问了。

我妈妈一听，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礼是同一个出国访问团啊！原来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苏联留学，先物理后核能，1957年毕业回国，分配到新成立的二机部，搞原子能工业，所以才可能与梁思礼一起组团访苏。这样一交流，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超越了一般房东房客的关系，更进一步友好了。

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要访问埃及和阿富汗，须先经莫斯科转机，因飞机失事而全体遇难，这事发生在1958年10月17日。

王桂荃与八子梁思礼一家合影，60年代初期。

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礼四岁多时父亲又不治身亡，全赖母亲王桂荃把他养大，并督促他读书。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主修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与几个兄姐不同的是，由于战争的隔绝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1949年梁思礼博士毕业，选择了回大陆。当他在海船上漂泊时，因为信息不畅，老母亲王桂荃天天到天津港口等待，望眼欲穿达半个月之久。

梁思礼回国后，在国防工业部门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责任重大，秘不告人。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参与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包括他母亲的梁家大院，已经全乱了套。

【未完待续】
sayusayme2021-10-22 06:50:55回复悄悄话不同的声音：梁启超的家务事夫人和小妾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104/22/20744517_884192504.shtml
sayusayme2021-10-21 13:26:33回复悄悄话王桂荃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约1930年 - 照片里的老太太不是王桂荃，而是林徽因的妈。
林海平兔2020-11-17 15:34:12回复悄悄话回复 '四钟五院' 的评论 :

请看我在 ——刘源、杨帆及其他（上）留言
四钟五院2020-11-17 14:28:23回复悄悄话回复 '林海平兔' 的评论 :
她的美国室友我不认识，那是女生宿舍。
四钟五院2020-11-17 14:26:16回复悄悄话我没有编辑完，缺一张照片，但是推荐到首页就改不了了。请网管看到后，先撤下来，让我改一下。
林海平兔2020-11-17 13:10:38回复悄悄话
清清爽爽
盼望下集。。。

你和夏晓红同学
记得美国室友吧。。。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386/202011/21875.html

Gowest

续前文，请点此看《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上）》

乱世间患难与共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中间只隔一个门（也是个名门，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的院子），也就是三五十米。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开始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争。事缘那一年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以《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如此大篇幅地旧事重提，显然是影射当今。本已被遗忘多时的康、梁，顿时成了时髦的反面人物。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神圣的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震——因为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而梁家人在看到这报纸时，一定能预感到前景不妙，不寒而栗吧？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保皇派一词就是从康、梁那里借题发挥。同年11月，在全国大乱中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一年前成立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已不能露面，周恩来发表的主旨讲话中作为反面人物点了梁启超的名。1967年1月，刚被提拔为第四把手的陶铸被打倒，罪名是“最大的保皇派”。而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的家属遗族都被笼罩在此阴影之下，这就是梁家大院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

平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那个月被称为“红八月”，8.18天安门大会后，红卫兵冲向社会造反。下旬的一天（大约是24日），第34中学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抄了王桂荃老太太的家。按照我后来看到的资料，这应该不是盲目的撞上了，而是受到了街道派出所的指引。本来我眼中很神圣的北房被红卫兵们乱冲乱闯，甚至凿墙挖地，想寻找枪支或“变天账”。那一天我家没有被怀疑，因为按照阶级理论，房客与房东是两个阶级，关系就如同佃户与地主一样，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于是我也跟着进去，在以前不能进去的主人房间转了一圈。就如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老太太自己住在东北角跨院的卧室内，连着个当时民宅里少见的浴室，有四脚的浴缸和抽水马桶。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不用像我们一样，出去用那个半露天蹲坑厕所的。

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命令交代先夫的“罪行”。她说了句：我先生闹革命的时候……立刻被打断：住嘴！他哪闹过什么革命！

那年是她的80整寿。从戊戌，到辛亥，从清末，到北洋，从日本，到民国，她什么没经过见过？但是这种场面，她真没见过，第一次。

那天，我是看客。


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2014年5月，作者摄。

谁知没过两天（大约是26日），我家也被抄了，抄者是我妈妈所在中学——北京第44中的红卫兵。我妈妈是中学的教导主任，属“当权派”，因此已被关在牛棚里很多天，不准回家。抄家者来时我们都不在家，我一进胡同就看见家门口围着很多人，西屋的俞伯母告诉我：你家也被抄了，避一避吧。我在胡同里等到了两个妹妹，三人一起到胡同西口街上等父亲回家。也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骑车回来，我们拦住他诉说。父亲也不敢进去，不进去是破财丢物，进去是挨打送命的问题，我父亲的出身是地主。父亲当即决定，带我们三个到单位去。我们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和衣度过了那惊恐的一夜。

如今老年的我有了统计数据，知道那年北京市在一个月里，有1772人被打死。所以我们的躲避策略是对的，第二天还是没有敢回家，不知道44中学红卫兵是何时撤的，也不知道是否有邻居或宵小来二次清场，顺手牵羊。第三天我见已无人围观，才敢偷偷摸摸地进院看个结果。那破败凄惨的场面以及后来的清理，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日子还得接着过。

过了几天，抄梁家的红卫兵又返回来清理战果，与我再次见面，质问道：你家什么成分？为什么也被抄了？我回答是中农，原因我也不知道，糊弄了过去。这原因我后来很晚才得知，与二姨的大义灭亲有关，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再后来母亲被放回家来了，头发被剃掉半边，叫“阴阳头”，很长时间要戴个帽子。对梁家被抄后几个月的日子，我、妈妈和妹妹有着略微不同的记忆，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的侧面，可以互为补充。

妹妹说，西屋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为了划清界限，留下了老太太一人，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常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说话。她不理解，儿子搬家，为什么不要妈妈了？她说老太太后来被赶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厕所处碰到了风烛残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因为她的厨房离这个厕所很近，我没在别处看见她。她对我说：小弟，现在还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后来不知她又活了多久。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督下去扫街，就像是电影《芙蓉镇》里所表现的，不同的是她已是80高龄的瘦小老人。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父母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梁老太太见到我家也被抄了，知道是同病相怜，物伤其类，所以敢于开口求助。而对面西屋搬进来一家革命风暴的受益者，两个孩子天天高唱“老两口学毛选”，我们都不敢理他家。至今回想起来，那首歌其词其曲，都很鄙俗。

抄家之后的一天，我因好奇钻进了梁家的储藏小屋，就是外院东头的耳房，反正那时候都没有锁了。在杂物堆中，我发现了十几件卷轴字画，都是劫后余珍。打开看了看，觉得没有我知道的名家，就都又放下了，只拆下了几个牛角制的卷轴头留着玩。我小学时就爱好书画，常去美术馆看画展，中学时常跑荣宝斋，自己觉得挺懂，其实正是年少无知。须知那都是梁启超的收藏啊！老年的我只能无奈地苦笑，那些卷轴哪怕留下一幅，如今也够换一座房了。

问一句为什么？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原因还是由于公家需要，房管所或什么单位已经剥夺了此院产权，另有安排，给我家提供了房子必须走。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9年，几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此与梁家再没有来往，但因为他家是名门，所以还能偶尔听到些音讯。

1969年1月，在毛泽东圈阅的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里，提到了梁思成，他被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算作“给出路”的样板。三年后，1972年1月梁思成逝世，新华社发表消息，高官出席追悼会，悼词中给予正面评价。这是林彪出逃后发生的变化，周恩来有所关照。

1981年4月，三姐梁思庄突患脑血栓病倒。她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这时我正在北大学习，可惜与她没有接触。她于1986年5月逝世。1988年，我作为记者采访新建成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时，曾读到她的事迹和文章，始有所了解。

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当年学农的，后来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技术上还离不开他，受到保护。他多次参与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技术负责人。80年代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诞辰120周年时，梁家后代聚首，商议如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死去，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怀念，费用由各家集资。因为墓地已成文物保护单位，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我虽是外人，好歹在她的屋顶下住过九年。对于王桂荃之死，我心中仍有疑问：她死于何时何地？为什么没有遗骸或骨灰？为什么未能埋葬？梁家后人写的书里语焉不详，在网上搜索，大多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却不知小屋在哪。有一篇文章写道：“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人民文摘》2013年第5期，施立松《梁启超二夫人：爱得卑微却高贵》）这文学性描写大概也是出“于想象中”，不知有何依据。遣送回乡是哪里？她幼年即被卖离家，随梁启超漂泊日本，寄居京津约70年，哪还有什么故乡呢？

还有另一种说法。小女儿梁思宁在1986年写文章，纪念王桂荃的百岁冥诞，其中说：母亲在被抄家后患晚期直肠癌，因为年老和无人照应，兄嫂没同意施行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榻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却不见一个子女来看望她。”“老人临终时只留下一句话：‘我知道孩子们不能来。’她含着无限的悲伤离开了人间，至今连骨灰都无法找到。”如此看来又不像是遣送回乡了。

我妈妈回忆说：西屋搬走后没有再回来看过。1967年我家搬走后，有一次她为了办什么事回去，西屋的新住户（就是唱“老两口学毛选”孩子的父母）对她说，老太太死了，街道找儿子女儿办丧事，没有一个人来。

别怪我再一次表示疑问：王桂荃去世时，梁启超的子女还有六位，除去正妻所出的一子一女，她亲生的还有二子二女，孙辈有十多人，多数已成年。为什么竟无一人送终收殓，致使尸骨无存，葬身无地？况且1968年的境遇已经有所缓和，不像1966年8月那样危急。我理解他们中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自身难保，有的是身负机密重任不能分身，但总不可能人人都失去了自由，总不至于竟无一人送母亲（或祖母）。我知道那个年代，是非颠倒，亲情淡漠，明哲保身，人人自危，教条鼓动的是划清界限，“亲不亲，阶级分”。但是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远没有到不许认母亲的地步，不是家家都如此绝情的。应该把这归结于“革命”年代笼罩全社会的集体恐怖，还是封建社会对丫鬟庶母的传统歧视呢？抑或是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违反人伦的事能够发生，必事出有因。我不否认时势所迫，却也不该完全推卸个体的责任。

王桂荃不负梁家——以其七十多年的奉献，以其对众子女的养育之恩。梁家有负王桂荃——以虚假的一夫一妻、不给名分始，以老无所依、死无葬身之地终。

重访故园

90年代，当梁启超的后代去拜访天津故居时，那里住进了20多户居民，两座旧楼破败、杂乱不堪。2002年，天津市政府按“整旧如故”的原则，整修了两座楼，并建成梁启超纪念馆。饮冰室新楼作原状恢复陈列，主要靠的是五子思达的绘图和文字指引，他对当年景况最为熟悉。

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在北京，回到西单手帕胡同一带旧地重游。西长安街南侧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东有华能大厦，西有国家开发银行大厦，只剩中间约100米的空档，正处于民族文化宫的对面，还是低矮的平房。像是木桶上错装的短板，像是画幅中透气的留白。长安街南侧的第一条平行胡同就是手帕胡同，东部拆平建华能大厦，实验二小校园因而消失，西半部却幸运地保留下来，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过去的甲33号现在是22号，一座高高的门楼，红漆大门经常锁着，据说归了二炮。记忆中斑驳陈旧的后墙，为迎接奥运而刷成了青灰色。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巨变后的北京，留下了我太多童年记忆的这座四合院，居然还完整地保存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知它还能存在多久。

2014年，我再一次探访，故园仍在。这一次，看来不是临时性的“缓期执行”，而是要长期保存下去了。碰到一个胡同里的老住户说，他们希望拆迁，但偏偏不拆了。

我和86岁的妈妈一起来到门前，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进行装修，主人不在，在场者都是包工队的人，所以但看无妨。我们的运气真好，不仅可以随便查看，每间屋都能踏进去，不必担心主人的冷眼。须知这里原是部队高官的私宅，平时绝对进不来的。这装修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片旧房不会拆迁，必是完全肯定了长期保留，才会投资加固装修的。

一进门就发现了变化，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改成了可完全敞开的车库式大门。进门后正对的甬路被展宽了，甬路尽头的月亮门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车库，这是为了首长的小轿车可以一直开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进出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进大门的左手，即在四合院的西北角，拆开了原来西耳房小跨院的院墙，进出皆经此而行。这西耳房是原来小儿子梁思礼来访时的客房，现在改成厕所了。

这样一个进出口动线的改变，说好处是走了捷径，省了绕到南端再拐进来；但是要说不好，就是完全违反了四合院的设计法则，彻底改变原定的行进方向和空间顺序，拆墙抄近路，也就是把邪门歪道变成了固定的新常态。这改变大概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谁讲法则？谁讲古建筑保护？谁愿意为了保留封建时代的旧规制而在实际生活中舍近求远呢？

我家住过的东房，2014年5月，作者摄。

从这“捷径”走进四合院中，已经一别47年，忽然感觉它变小了，也变糙变土变得档次低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大；东西厢房更不足观，原来联通四面的游廊已经断了路，四角的转弯处已被拆除，而房前的走廊部分又把墙推出来，以扩大室内面积。南房的中间原来是入口通道，现在干脆堵上，增加了一间房。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失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简易的开关木窗。墙面上能看到很多近年补砌的新砖，已不是传统的磨砖对缝。可以推测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以后，这房子应该有一次低水平的加固翻修。南房屋顶上盖着苫布，大概已经漏雨。北房里地面铺着简易瓷砖，看起来像80年代的俗套。我分明记得梁家老太的北房里当年铺着木地板，不然怎么激发出抄家红卫兵搜寻暗藏武器或“变天账”的想象力？连院子里的树也不对了，不见了我记忆中花开似锦的两株海棠和一对丁香。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房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个人知道，反让我觉得挺没意思。

退出时再走到门洞里，细看墙上贴的施工墙报，倒很看出些意思来。它既交代了院子的由来，又具有我所不熟悉的语言特色，值得转录下来：

北京市西城区手帕胡同22号院自70年代交予第二炮兵，2005年司令部办公室交由宏庙管理处临时代管（家属临时来队居住）。房屋均属于砖木结构，由于始建早，年久失修，房屋有漏雨现象，管线老化，部分房梁墙体受到腐蚀。在直工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关怀下，我们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近期我处组织了反复调研论证，制定出大修整治方案。这次整治改造是宏庙管理处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兵解难办事的具体彰显，从而激励了全体官兵感恩报国立足岗位再创佳绩。

墙报上还写着工程包括：1、管线改造，2、屋顶修缮，3、门窗整修，4、院墙整修，5、宿舍整修，6、卫生间整修，7、厨房改造，8、院地面改造。施工时间是2014年4月21日到6月21日。

我们得以进院是意外之喜，但看过之后又大失所望。记忆中精英遗老的雅居，已变成现实里军人家属的俗宅。大约老人回乡看旧房，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失望感觉吧。连我都从孩子变成了老者，这房子焉能不变？既然承认这房子能够留存至今已属奇迹，还挑剔什么粗细雅俗呢？我能进院看到它，就应该知足了。

墓园之松

隔了两天，我又要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建立的，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墓碑上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字体是方格阳刻，简洁直线，非古非今的“梁体”。碑阴有建成时间和子女署名，却并无介绍墓主生平事迹的碑文。墓园依山势北高南低，这也自然形成了辈份之别，较低一层排列着几个子女的小墓。但是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却还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如下：



母亲树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子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后来的访问者多有不解，为什么梁启超和正室夫人都不着一字，而偏偏“第二夫人”有碑文记载，“尽得风流”？这问题我可以代答：因为梁启超本人曾留下遗言，要求墓碑上仅记姓名，“其余浮词不用”。这体现了充分的自信，“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是王桂荃献身梁家70余年，身为核心近40年，生养六个子女，却生前没有名分，死后尸骨无存。若没有这一碑一树，她就彻底地什么都没有了。

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和小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2014年5月作者摄。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我们给旁边感兴趣的几名游客，科普讲解了梁家的成员关系。

走出墓园的西门，是一片苍松翠柏，原来也属梁墓的附属林地。1978年当时在世的众子女把墓园捐献给北京植物园时，各种树木900余棵也一并移交。这时妈妈想起来，1959年梁老太太曾经说过，扩建天安门广场需要移栽松树，从她家的墓园挖走了很多棵。我一想，这两处松树的品种形貌，真是一模一样的。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八岁开始、十六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2014年10月初稿

                                 2020年11月改订

最新现场探访：

本文的删节版于11月17日在《北京青年报》和《头条》发表后，当天得到曾同住西单手帕胡同的读者反馈，说2019年回去看时，原甲33号院已拆除，建了楼房——此系误传。

第二天收到我的老同学“坐看云起”的报告，说她昨天看过文章，下午的散步索性走去西单手帕胡同探访。胡同从头到尾没几个院子了，没找到文中所说的坐南朝北的甲33号院门。（因为报纸上只登了旧门牌号，删掉了“现22号”。）她感觉只有一处略似文中描述，大门紧闭着，未得入内，只好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今早看见完整版，文中说到原甲33号新门牌是22号，解了一惑。翻出昨天拍的照片，放大一看，正是22号！

我回答：正是这个！感谢亲自踏访，以你的亲眼所见为准。

西单手帕胡同现22号门，“坐看云起”摄于2020年11月17日。

感谢老同学，幸喜这个老房子还在。

西部的风景2020-11-19 14:20:30回复悄悄话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内容带来的亲切感吧．我们只有叫母校没有叫父校的习惯　：－）　师兄好．８０年代已经男女同校了．
毛囡2020-11-19 14:03:34回复悄悄话李兄好！我找到了你们陶校长和霍老师的工资单了，这里不能贴图，我贴在几曾回首论坛你的博文下面了，可去看看。
四钟五院2020-11-19 13:48:38回复悄悄话从哪看出我是学姐？那老太太管我叫小弟，我上的男四中。
西部的风景2020-11-19 11:11:58回复悄悄话问学姐好. 我７８年上实验二小. 百年校庆回去过, 已经不是老校园. 四中校友. 小时候家住二龙路. 读此文犹如老北京看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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