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茂杰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北航）

Gowest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在学校，突出政治才是红，强调业务就是“白专”。我认为红与专的大讨论，纯属不务正业，是灌输盲从思想，浪费学生青春。大喊突出政治的人，就我所认识的，几乎都是口头革命派，缺少真才实学，调门高，唬人、吓人、整人，不兑现自己的誓言。所以，迁怨所至，便对林彪有敬与不敬的两种心态。

　　“文革”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宗明义，向摸不着头脑的人们宣告：这场冠以文化的大革命，其实是政治运动，根本问题是政权，中心任务是夺权。权力是焦点，是中心。“文革”中沸沸扬扬的一切，头绪在权。既然是争夺，起码不少于两方。有一方是林彪，另一方或者另几方呢？10月份啦，运动的发展已 经明示，刘少奇肯定是一方，而且是被夺权的一方。我对刘少奇很敬仰，认为他的理论和政策符合国情， 适合需要。

　　11月中旬，我着手起草大字报底稿。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南开大学的一位女学生，是我的朋友。在信中，我简明地列出了大字报中的观点，说明准备张贴出去，为了不连累她，提出解除婚约。进入12月，开始了“文革”的第一轮大逮捕。在北航逮捕了好多学生，有质问中央文革的，有批判林彪的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不能张贴大字报了，决定改贴标语。为了避免暴露，把底稿连同女朋友退回的信全烧了。信是我要求她退回的。这些事，在日记中都没有详记，只以我明白的方式记下点点滴滴。

　　1967年1月2日，在一间大教室里，我从收集的报纸上裁剪下字和词组，拼凑成句，再粘贴在底纸上，制成三张内容基本相同的标语。每张上有六七条标语，可分为五类：(1)林彪的讲话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必须彻底批判；批判林彪讲话的决心毫不动摇；坚决支持批判林彪的革命群众。(2)刘少奇是马列主义者；反对恶毒攻击刘少奇，反对全部否定刘少奇，反对打倒刘少奇；要正确评 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列主义著作。(3)《资本论》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法宝；《资本论》万岁。(4)不 许无理镇压革命的行动；反对暴力镇压的做法；抗议迫害革命群众，坚决要求释放他们；谴责战斗。(5)誓死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等。

　　这些观点，比大字报底稿中的要多。

　　当天夜晚我就到城里张贴。原准备贴在天安门一 处，前门一处，北师大一处。因为前门、天安门人多，无法下手，经北海，步行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在席棚里贴了第一张。然后顺着西四、平安里、新街口、豁口到太平湖公园，在湖边的影壁上贴了第二张。再到北师大，在图书馆右侧的语录牌上贴了第三张。回到北航，已经11点多，同学们都睡下了。第二天下午我又到北师大查看，只见那块语录牌上开了一个窗洞。我没有再到太平湖、文革接待站去看。

　　在张贴标语之前，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没有告诉家里亲人，怕他们生气阻拦，也怕泄漏。我不想被逮捕，所以做得很隐蔽，很秘密。但又觉得义不容辞。是伟人之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给予的激励，是冥冥之中的什么给予的催促?说不清楚，实在说不清楚。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12月25日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撒向社会，时隔8天，我张贴标语，保刘反林。1967年1月8日我离开北京，到天津建立联络站去了。

　　其后列为我案罪证的，只有那三张标语和给南开女朋友的信。

　　二、关进监狱

　　1967年3月20日，我在天津得知被北航“红旗”开除，估汁犯事了，决定回校取钱物，逃离北京。25日晚回到北航，不多一会儿就被北航“红旗”抓住，押送到公安局。最先，像是送到个派出所，在隔离间里关了6天。4月1日，签了拘留证，戴上手铐，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进牢房前，把身上的证件、钱票和皮带等全扣留下，给我一个收据，上记有1.18，粮票1两。在看守所蹲的时间较长。后来，记不清什么时候，又被转押到第二监狱。1968年8月2日，从第二监狱送到学习班，9月18日释放。总汁一下，我蹲监狱的时间，差一周不足18个月。

　　在看守所和第二监狱，我住过10多人的大号牢房，也住过只一张床的小号。床就是铺在水泥地上的木板。犯人都剃着光头，几个月让洗一次澡。收走腰带，可能是怕上吊。有病给看大夫，给药。一天二餐，一餐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菜汤。年节改善，一碗米饭，一碗肉汤。肉汤真香，只是喝完准坏肚子。不定时的放风，每次20～30分钟。一般是几个号里的人一起放，只有特殊案犯单独放，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

　　在监狱里，不开会、不批不斗。除了提审写交代认罪材料外，就是自己看书看报。书，只有毛泽东著作。看守们的态度，先前的2-3个月里比较凶，经常听到骂骂咧咧的吼声。有的囚犯拉肚子，不让去厕所，“号里不是有桶吗!”稍有不顺者，给戴手铐，甚至铐在背后，吃饭只得趴着啃。后来好一些。而且愈往后愈好，听不见喊声，听不见骂声，犯人的小要求，很容易满足。号门上的监视孔，很少查看。在这种气氛下，我做了副象棋，常和号友玩玩。现在还留存着这副象棋。

　　第一次以及后来的审讯，都是什么日子，总共审讯了多少次，我都记不得了。我写的第一份交代材料，是1967年4月15日，即进看守所后的第15天。交代的主要是“文革”中的流水账。观点方面，仅限于同北航的几位交谈的内容，有基本同意伊林、涤西的大字报，反对抓人等。张贴标语、给南开女朋友信的事没有交代。然而7天之后，就全部交代了。4月23日的交代材料，开头是这样写的：“经过教育学习，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愿意全部交代，并愿意领受应得的处分。”接着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了我的罪行：(一)张贴标语的时间、地点，标语的内容；(二)制作和张贴标语的过程；(三)产生如此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以及给南开大学女朋友的信。

　　交上这份材料之后，当时的感觉真是轻松了一阵子：内心的折磨解除了，精神上解脱了，豁出去了，爱咋的咋的，听由天命吧。

　　交上材料5个月后才提审我。我讲了我的反省，对“标语问题”是这样写的：“经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有的观点动摇了，有的准备放弃，有的准备修正，有的依然认为正确，准备坚持。”下边是这份材料的摘录。

　　(一)关于刘少奇问题。在看完《{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修养》是马列主义著作的观点动摇了，准备放弃。而彻底认识，彻底放弃，有待出狱后再阅读《修养》。刘少奇是马列主义者的观点动摇了，准备修正。“修正的程度现在难以结论”。“坚决反对打倒刘少奇的观点，紧紧依据上述观点的动摇而动摇了。因为这是个更严肃的政治观点，就需要更严肃更慎重的分析。刘少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显要人物，在中国革命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到底占着什么样的位置，对中国的今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需要时间，需要实践考验，盲目地随从别人的结论，对人民对自己都不是负责的态度。”“我热爱毛主席，只要毛主席对刘少奇做出结论，我就完全拥护，并以毛主席的结论作为自己的结论。”对刘少奇要“否定他的错误，而不是否定他的全部”。

　　(二)反对逮捕红卫兵问题。“这个观点，我还模糊，并不认为错误，准备坚持。”把党教育下成长的青少年视为本质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这既不合乎事实，又是对党的教育的否定。中央文革应当相信青少年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他们逮捕，宣布为反革命，可能会使他们或更多的人走向反面。

　　(三)关于林彪的问题。林彪说，“《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啦”，《资本论》不必学。又说“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我认为第一个观点是错误的，第二个观点是不科学的。经过学习，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而且更坚定了。”

　　最后，表示了“我渴望早日出狱”的心情。但是又说，“如果认为把我扣留在狱中是对的，是有益的，我也能一天一天地留下去，在狱中学习下去，老老实实地住下去。”

　　这份材料扩充了原来大字报底稿的内容，较充分地说明了标语中的观点。

　　按当时的话说，这不是反省，是反扑，肯定不会符合释放条件。在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是怎样认罪，怎样批判自己，争取到出狱的条件呢?用“认罪书”中的粗略概括，说明过程：“我犯这样大的罪，又长期不认罪，坚持自己的反动观点。从1967年3月被拘留审查，直到1968年1月才有初步的觉悟，初步的认罪，1968年5月才完全认罪，这可以看出我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何等根深蒂固。可是，就在我刚刚认罪，有一定认识觉悟的时候，就把我送到了学习班”。

　　1968年8月2日上午，我被叫到审讯室，退给我入狱时扣下的皮带、1.18元钱、1两粮票等物，然后用车把我送到学习班。

　　到学习班的那天，恰好碰着台秤，一秤，不足41公斤。一个正当年的小伙子，一年多的牢狱之灾，瘦成如此惨相，虚弱之状不堪言语。这是蹲监狱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当然也有“好处”。记得有位名人说过，监狱里最安全。如果不讲监狱本身的生杀予夺，单讲排除外界的侵袭干扰，这个判断千真万确。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监狱里真安全。我瘦了，却保住了生命，皮肉也没有受到一点儿伤害。我的案子不算轻，可能因为行动不张扬，捕前在校影响不大，捕后官方也不想扩大影响，或者还有别的原因，一直把我关押在监狱里。北航只是公布开除学籍，并没有押回学校或什么地方开批判会。在批斗最凶最狠的那段日子里，我没有挨过批，没有挨过斗，皮肉完好，没有受到一点儿触及。这种幸运，在北京，在全国，是不是惟一，北航有两个学生，1966年12月被捕，1967年5月获释回校。他俩的问题都比我轻，有一个还是高干子弟。在1967年8月的一天，都被北航“红旗”人用棍棒打死。如果我不是蹲在监狱里，估计不会比这两位多活几天。不能不说，是监狱保护了我，给了我安全。

　　学习班的管教人员，都是军人，态度都很好。学习班提供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双鞋。在管理上比监狱宽松，活动的自由大多了，可以定时体育锻炼、文艺活动，让看了几场露天电影。学习上，还是自学为主。学毛著，多了许多首长讲话。在小班里可以讨论，但不准公开和交流案情。班际间不准串联。最重要的是伙食特好。开始多是小米粥馒头素菜，后来逐渐加多荤菜大块肉。9月18日我获释回到北航，隔二天找到秤又一称：118斤，140多天学习班，体重增加36斤有余，脸色也红润了。我在这期的第2班，共有12人，全是男青年，住在一个大屋里，既是寝室，又是教室。一人一张小桌，看书写字。这期学习班估计能有50多人。后来知道这是第二期。

　　学习班的任务就是自学，自己找学习材料。没有教官讲课，不布置学习内容。在学习班结束时，每人交一份“认罪书”。

　　我的“认罪书”，在9月15日写完，交给管教。“认罪书”分三部分：(一)罪行及认罪；(二)犯罪根源；(三)弃旧图新的决心。总共写有20页信纸。

　　交上“认罪书”的第二天，小班管教找我谈话。这次谈话，管教说了很多，对我很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5条：

　　2．给我看结论，时间原因没有抄记。定性是“恶毒攻击”林彪，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属敌 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3．北京市公安局曾向中央呈报一份召开公判大会的报告，其中列有6名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由中央裁决选定。这6人之中就有我。万幸，我落选了。这应该有存档可查。

　　4．学习班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关于第一期学习班的学员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公安局曾向中央呈报一份请示报告。学员中有个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曹伟康，犯反对林彪罪，是第一期学习班中最严重的。报告中把曹伟康作例案，请示处理意见。毛泽东在曹伟康名后作了批示，大意是，像这样的学生，应该放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在运动中改造自己。这也应该有档可查。就是根据这条批示， 把我送到学习班。

　　5．给我的告诫：出去以后，无论对谁都不准讲述案情，只说定性的结论，不准说具体的。如果说了，按继续 犯罪，进行反革命宣传论处。

　　以上五条决定了我的命运。

　　9月17日下午召开大会，宣布释放人员的名单。好像有一个没有释放。晚7点发纪念章，7点20分看电影《列宁在十月》。第二天上午召开结业和欢送大会。会后，北航的吉普车接我回校出狱了。

　　三、等待分配

　　我已经被北航革委会开除学籍了。现在北航又得管我，而且得管毕业分配。

　　北航保卫部没有让我回班，而是送进隔离室，就是所谓的“牛棚”。不过，没有人管制我，也没有人理睬我。等到12月，同班同学毕业离校后，让我回到原来的宿舍。就一个人，更自由了，爱上哪上哪，爱干哈干啥。直到1969年2月，系革委会才找我，谈毕业分配。保卫部找我索要蹲监狱的伙食费用，说不交不让离校，按18个月计，大概是交了144元，543斤粮票，没有给收据。毕业分配，有两个地方让我选，一个本溪矿务局，一个大同矿务局。本溪离沈刚近，我选本溪矿务局。让我自己填写了毕业征书，让我看了北航给作的结论，不给原件，抄了一份，如下：

　　吴茂杰，为我院331班学生。入大学后，能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放松思想改造，受反动的“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吴茂杰在和天津的同学通信中散布过怀疑林副主席的言论，尤为严重的是，吴茂杰曾用镊子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成三张相同内容的反动标语，张贴于中央文革接待站、北师大图书馆、太平湖公园，攻击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喊冤叫屈，其性质属敌我矛盾。于1967年4月，被公安局拘留审查。经公安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予教育，吴茂杰对其所犯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表示痛改前非。根据党的政策，宽大处理，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院后，吴能主动接受教育，劳动中表现较好。希望吴茂杰今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加深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感情，做一个对人民有利的人。

　　临走，给了一枚毕业纪念章。

　　四、远离中心

　　1969年3月3日，我乘火车离开北京，离开了“文革”的中心。车票买到本溪，途经沈阳，只在家住一宿。总算看望了老泪纵横的母亲，看见了大哥大嫂、姐姐、姐夫和孩子们。6日赶到本溪矿务局。当时该局下属4个煤矿，田师傅煤矿在本溪县境内，离市区最远，干部处的同志让我选择。我选择了田师傅煤矿，愿意离城市远点。

　　8日到田师傅矿报到。该矿方圆不过五六里，就是一个山沟。一条铁路顺着沟坡，田师傅站是终点。矿区的周围是农村，属本溪县田师傅镇管辖区。

　　我报到的那天，矿里正开办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学习班，为期3天。所以干部科当即决定，让我先参加学习班，11日到第二采掘区报到。当时新来矿的大学生有30多人，北大的、北师大的、科技大的都有，矿业专业的较多。男的除体质虚弱视力不好的，都先到采掘区下井，或掘进或采煤。女的都先到选煤楼。多则四五个月，少则两三个月，再根据所学专业分配，有到机关的、机电厂的；学矿业的，有留在采掘区搞技术，非工科专业或专业不对口的，大部分到中学任教。

　　3月11日，我开始了煤矿掘进工的生涯，一干就是5年。一切技能，一切安全防护，都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的。劳动强度大，没有休息日，所以省得分心。上班瞪着眼睛干活，注意安全，保证安全。下班吃饭睡觉养精神。读什么书，看什么报，都见鬼去吧。5年下来我没有在井下打过盹。当然，主要为了生命安全，同时也为了政治安全。我明白，同样的事犯在我身上，跟犯在别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沦处。

　　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在五一节后的一天白班的班前会上，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按照军代表的嘱咐，只定性地说是“恶毒攻击”林彪，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希望各级领导各位师傅监督。我愿意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弃旧图新再做人。开始人们都很惊讶，有意无意地远离我。日子长了，尤其是工人师傅们，好像是忘记了我的政治身份，只记得我是一个大学生，很能干，很肯干，有的似惜似怪，说你这个学飞机的，不好好地在天上，钻什么煤洞。有的甚至给介绍对象。竟有一位老师傅，愿意把女儿嫁给我。

　　后来，这位师傅真成了我的岳父。1969年底，我就结婚了。把妻子领回沈阳，让老母亲看看，就算完成了婚礼。在田师傅，只有她家的几家邻居知道，没有声响，没摆酒席。从此，我有了个可以养护身体、安抚灵魂、躲避风雨的小窝，有了可以说话的人。当时妻子是下乡知青。开始住在岳父家，后来租了间小房。1971年妻子户口办回镇，矿上分给了一间住房。日子一天比一天平安，一天比一天宽裕。

　　田师傅矿人气很旺，但很平静。“文革”中全矿一派。我在的掘进队，没有一位师傅参加什么队什么派的。在矿区，在镇上，看不见戴袖标的，扛大旗的。5年里，没有召开过全矿的大会，没有停过一天生产，没有听说过哪里开批判会了，哪里斗争谁了。“抓革命”只是在班前会传达文件，学习指示，“促生产”倒是实实在在的。1972年，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在第二采掘区掘进队稍微有点气氛，下来个工作组，七八个人，有军代表，有干部，据说是矿务局组派的。天天在掘进队的班前会上讲形势，讲意义，摆现象，搞揭发，颇有点紧张。我明白，别人也明白，是针对我的。我明白也装不明白， 装聋作哑，不点名不吱声，只管听只管抽烟。五六天过去了，才点名点题，让我坦白交代。我遵命而言：我是 “现行反革命”，但不是“五一六分子”。我的罪行是“恶毒攻击”林彪，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早在班前会向领导和师傅们坦白交代过，跟“五一六”不沾边。现在林彪完蛋了，还有刘少奇的问题，所以还是不能具体地讲。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指令，我不能再犯罪，做反革命宣传。不信，你们到北京去问。过了两天，工作组撤了。矿革委会军代表一把手随后找我谈，我只多告诉他一句，蹲了18个月监狱。后来听说，矿上真派人去北京外调了，得到的答复跟我说的一致，所以就收兵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5年里没有一位矿区领导找过我谈话。除了请假，我也没有找过矿区领导。在掘进队较随便。掘进队有党支部。我的组长李师傅，在入党的时候，他的入党志愿书加一份申请书，都是支部书记找我代写的。1969年底评先进，队里评我先进个人，区里没意见，听说报到矿上，干部科不好拿主意，是保卫科意见，拿掉了。平常管我的，只有掘进队，无非上班下班，完成任务，注意安全。如果要请假离开田师傅矿，队区同意后，还得找干部科保卫科批。我干工人活，属干部在籍。我每次离矿探亲，都没有受到阻止，报上去就批下来。1973年底，进北京不容易，买火车票须经市政府审批同意。现在我还存留着当时用的买票介绍信，上面盖着三枚印章：田师傅煤矿、本溪矿务局、本溪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在“文革”中，像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享受到如此待遇的，能有几人?

　　1974年初，大学生转正。非常时期有非常事件。68届大学生的试用实习期长达5年多。我同68届大学生同时转正，工资由46元涨到58元。这对我不同寻常。我享受到68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在拿到第一次的58元后，立即找到矿干部科，请求调离采掘区。

　　两天后，通知我到矿中学报到。5年的煤洞生涯终于结束了。

　　离开煤洞，再说说煤洞。下煤洞的时候，总忌讳“煤”字，怕倒霉。听说“反右”的时候，有对名联，下联是“下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煤洞很黑很潮，空气很脏，条件很苦，环境很危险，干活的人很累很辛苦，挣煤洞的钱很不容易。一个监狱，一个“地狱”，我都呆过了。监狱很安全，但命运安全掌握在狱头手里；煤洞很危险，但命运有一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部分掌握在大自然和同伴的手里。患难见真情，长年的患难更见真情，煤洞里的人情味很浓很浓。我不想在那里多呆一天，所以，在可能离开的时候，就提出了申请。真离开了，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里的人，留恋那里的人情味。我呆过的这两个“狱”，一个没有人情味，一个很有人情味，可是它们都保护了我，使我这个犯有砍头之罪的年青人，躲过了灾难。在北京没有挨过批斗，在田师傅矿也没有挨过批斗，皮肉没有受到一点点儿的触及，使我安全地渡过那动乱的危险的年月。这大概是全国罕见的案例。

　　1974年3月8日到矿中学报到，立刻接任班主任并教数学课。第二天开始上课。我只注意管我的班，教我的课。本职工作以外的人和事，光看、光听、光想，有时候偷偷写点，尽量不说，开会随大流说点，也挺愉快的。有人暗地里监听过，但是没有大麻烦。

　　1976年1月，写下一段文字，算是调寄“水调歌头”吧：

　　早已无大志，痴呆心意懒，及时饱餐三顿，早晚贪安眠。自顾低头行路，无意春夏秋冬，衣帽御风寒。肯吟“离骚”否？把酒不须看。

　　监狱小，煤洞黑，做人难，无奈周遭险恶，挨整似油煎。宁愿磊落早死，不求苟安长生，何苦在人间？寄爱小儿女，玩耍解心烦。

　　是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了。人民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我也结束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五、平反结论

　　1979年元旦，见报道王光美出席新年招待会。我开始申诉，要求平反。1月3日给北京市公安局写了第一封信。北京市公安局在2月23日给我作出第一份平反决定。5月7日，北航也作出一份平反决定。

　　从1979年2月至1980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给我共作出4份平反决定，相应，北航也作出4份平反决定，总共我得到8份平反决定。

　　把北京市公安局在1980年8月11日作出的第四份平反决定抄记如下，结束这段经历的记述。

　　吴茂杰，男，36岁，辽宁省沈阳市人，原系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现在辽宁省本溪矿务局田师傅煤矿中学任教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晚，吴用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字、词组贴成标语，分别张贴在师大图书馆门前，太平湖公园东门内语录牌背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原件未查到)。标语的内容是：“林彪同志的讲话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彻底批判”，“批判林彪讲话的决心毫不动摇”，“坚决支持批判林彪同志的革命群众”，“不许无理镇压革命的行动”，“反对武器暴力镇压的做法，谴责武斗”，还有“正确评论刘少奇”，“反对恶毒地攻击刘主席”等。为此，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将吴拘留审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以“现行反革命”送学习班学习后释放。

　　经复查，吴茂杰同志敢于在林彪、“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坚持真理，张贴批判林彪和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的革命标语，是革命行动。实践证明，吴贴的标语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将吴定为现行反革命拘留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是对吴茂杰同志的政治迫害。吴案纯属冤案、错案，应予彻底平反。现决定撤销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对吴茂杰同志拘留审查的决定和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定为“现行反革命”的错误结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对工作分配不当的问题，建议北京航空学院与有关单位磋商，根据中央有关规定，予以妥善解决。

　　《文史精华》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