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寒冰：我们厂是改造“女流氓”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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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厂是改造“女流氓”的试验场

文/郝寒冰

原题
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沙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当时从上到下的说法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这场伟大的运动”，公安机关，那时还叫“保卫部”的人手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银川市“革委会”决定组建全市民兵指挥部，协助公安机关共同“撼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并要求各大工厂统一组织民兵小分队，协助承担本市的社会治安工作。

因为这是政治任务，所以厂里也不敢掉以轻心，组建了民兵小分队，并从各个车间抽人，一共抽了十来个，男女都有。我那时20岁，在精加工车间当车工，年轻力壮、嫉恶如仇，与师兄弟“大黄蜂”“小油子”“生香瓜”“董乱子”等人被头头们一并看中，抽调到了民兵小分队，人五人六地上了岗。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其实哪有什么“阶级敌人”让你去抓？纯粹是吃饱了撑的，自己吓唬自己。闹过几场笑话之后，我们的思想都松懈了。恰在这时，新的任务又下来了。

我们厂又被市“民兵指挥部”研究确定为“改造女流氓试点单位”，从全区各地抓来四五十号犯有生活作风错误的青年妇女集中到此办学习班，白天除了学习和接受批判之外，还要参加车间的生产劳动，晚上集中关押。

正式开张之前，首先组织我们学习，统思想。提高认识。厂领导宣布五条纪律：“一、她们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反革命；二、严格管理，不许打骂；三、让她们吃不饱也饿不死；四、防止自杀、逃跑；五、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除此之外，还有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算是“第六条纪律”吧——小伙子们，把你们裆里的那杆“水枪”都看好，当心走火，不要让小头害了大头，老二害了老大！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包括师姐妹。

之后打扫了一间旧库房，配上双锁，窗户安装铁栅栏，沿墙搭了一圈烂木头，算是床板。地中间有个旧水桶，作为尿盆，因为晚上是不允许出门的。隔壁的房间是值班员的办公室，配有两杆“56式”步枪。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辆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人来到拖拉机厂卸下，全是些中青年妇女，自带铺盖，拎着脸盆，个个肉眼凡胎、蓬头垢面，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从民兵指挥部移交的材料看，她们都是乱搞男女关系，有的是被当场抓获的，有的是被别人检举自己承认的，也有的是未婚先孕者，有的是初犯，也有屡教不改的。总之，情况不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根据对每个人掌握的情况，小分队把她们编为5个组，每组10个人，编了号，指定一名组长，彼此之间不许互通案情，也不得称姓名，只能叫编号。搞笑的是，几个组长恰恰都是老油子，并且“罪孽”也都是最严重的。

领导的意思是：以毒攻毒，这几个家伙都是机会主义者，打小报告是一把好手！稍有个风吹草动，她们就会报告，这样我们不就省心了吗？大家都说“mia（美）呆乎了”！

起初，我对这些“破鞋烂袜子”可以说是厌恶无比，横眉冷对，像牲口一样对待。但很快就发现这其中颇有名堂，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个别人很难说清是怎么回事。

比方“24号”，五官端正，气质高雅，白天跟随工人师傅在车间干活一本正经，散了工回来捧着本《艳阳天》看得专心致志，从不无理取闹，晚间也不与人吵架骂仗，其它人闹翻天了她只是睡着不动。怎么看也不像是“卖货”。我好奇的向领导打听她的罪名，好家伙，竟然是“勾引军代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十恶不赦了。

说不上是在什么样的心理趋使下，我悄悄来到她原所在的单位某机床厂找了几个熟人刺探了一下，却都说她是冤枉的，具体不甚清楚，但总之事出有因，所以厂里的人并不恨她，但是军代表一定要治她于死地！再想问更具体点，就没人说的清了。

于是我便很同情她，但是不能表露出来。唯有在我值班的时候尽量给她寻点方便。比方以“训话”为由把她从空气污浊的宿舍叫到值班室呆上个把小时。一开始她非常警惕，提防着我，进门后让她坐下都不肯，就那么定定的站着。你问一句，她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

不能不说小分队的人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专门问那些日鬼弯三的话题，有的女流氓就顺杆爬，满口胡言乱语，甚至是淫荡之词不绝。也有的喜欢告密，动不动就喊“报告政府，我有问题要交待！”你把她放出来发现她就是没事找事，或者说想勾引你下水。不能不叫人有所畏惧、有所害怕。

所以晚上都是双人值班。但是谁都有自己的私事，那时候大家都处在找对象的阶段，经常是你不来我请假的，因此一个人值夜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赶上哪个哥们有事要“迟点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值班室就会先叫过来几个女的训话，冠冕堂皇地说上一会儿，再叫24号。当然这也是遮人耳目，省得别人怀疑。

24号来的时候，我跟她聊浩然、谈小说，找共同话题，一两次之后，敌对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有所缓解，兼之我的年龄比她小几岁，她的举止轻松了许多，但也不主动说话。

有过那么几次之后，她终于开口了：“我知道你，你是工农兵作者。”

我从一进厂就幻想有朝一日当个业余作家，为此坚持写写画画。“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我也跟着疯子扬土，写了几篇文章，有的还被报纸采用。当时的情况是，每篇文章都要冠以作者身份，如“工人  刘国尧，农民  黄怒波，战士  邓海南”，以显示“无产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

我说那不过都是些应景之作，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散文，而不是公文、论文、特别是大批判文章。

话既然一说起，就打不住了。24号总喜欢打听外面的消息，我便违反规定给她看报纸，边看边聊。闲扯中，我发现她的文采很好，便说以后她可以写小说。她却说自己想学医，并反过来说我才是写小说的料。

后来，我们之间到了可以略开玩笑的地步，比如我说她“心尖命穷”，她回敬我干的是“伪警察”行当。我说我“不伪”，她则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虚伪，谁都不能相信，说着满脸愁绪，搞得我也很尴尬。



不久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轮到我和“生香瓜”当班，我因老母亲有病要熬中药，晚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走到值班室门口时，就听见从里面传出激烈的嘶打声。我一脚将门踹开，只见24号披头散发，正使劲拧着“生香瓜”的双手。“生香瓜”大声告我说24号企图勾引他犯罪，说完一道金光溜了出去。

“怎么回事？”我问，她却一言不发。许久，才开了腔：你不是一直觉得我这个人不可思议吗？好，现在我就讲给你听——

原来，她是和新中国同一天诞生，1968年进机床厂当学徒工，还没出徒就和与一位叫小A的复员军人谈起了对象，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9·13事件”发生，厂里宣布中央文件，作为曾经的军人的小A咋都不相信林元帅是叛徒，说文件是假的，一个劲的与领导争辩，把头头惹恼了，一根麻绳绑了起来，送到看守所。

她到处找关系请求放人，但是四处碰壁，末了，只好去求驻厂军代表，因为觉得此人一身正气。但是军代表看了看手表对他说“市上现在找我汇报工作，晚上10点你到我办公室来。”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连哄带骗，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哄上了床。

但是小A并没有被释放，节骨眼上，军代表换防了，走之前将她“移交”给了下一任。结果，她傻不愣登地又被人家哄骗了，直到有一天被人撞见。这就有好戏看了。关键时刻，军代表的老婆出手了，恶人先告状，反诬她“破坏军婚”，趁机将她送到拖拉机厂的“学习班”。

实话实说，我也不能完全相信她说的究竟是真是假，“你又不是个娃娃，咋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栽跟头？”她一声长叹：唉，都是为了小A。说着，她从内衣里掏出两位军代表写给她的肉麻的“情书”。

不看则已，一看把我看的面红耳赤，混身发热，太他妈的不要脸了，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人话！我问你保留这两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不嫌恶心？还是想以后怎么着？

24号说我必须留着，当然并不是对他们还抱有什么幻想，也不是用来要挟他们，而是作为原始证据，迟早用得上。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向上告这帮驴日的？旱路不通通水路，总有讲理的地方！”这时，我才完全相信了前些日子机床厂熟人告我“她是冤枉的”话，忍不住骂了起来。

她苦笑着说：“告不赢，只能给小A加罪。小A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10年，现在明水湖农场劳动改造，一直不服，因为逃跑被抓回又加刑3年。”

“其实现在小A已经是病态了，当初我就观察到他有点‘一根劲’，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后来越来越爱走偏锋，我也想和他一刀两断，但是他对我又是一往深情，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等到出事了，一来我不忍心落井下石，二来我有责任向上面说明他的病情，谁知道·····唉，不说了，总之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也打住了，不可能再有结果了。再说了，眼下身陷囹圄，就是写了状子也发不出去。”

我那一刻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正气所冲动，说我帮你打这个官司——你写告状信，我帮你往外投！她却说我不能株连你，你还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我说我不怕，我老爹在历经了被打倒、流放之后前不久又重返公安局，我现在也算是“孙猴子的屁股——自来红”了，谁也不会怀疑我。

在我的极力鼓动下，她终于下了决心，半夜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明扼要的写成一封信，直接寄给远在京城的伟大领袖。之后，由我把这封信投进了邮电大楼的信箱里。

这下算是把天给捅了一个大窟窿，信压根儿就没有发出，当天就被有关部门“截胡”，送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的案头。头头们暴跳如雷，连夜来到拖拉机厂，将厂领导、民兵小分队队员、全体女学员集中在一起，三堂会审：是谁把这封信给发出去的？

因为是真名实姓，所以24号并不否认是自己写的，同时反问“给毛主席写信是公民的权利，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能这么做？”

头头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顾一点，不顾其余，反复追问：谁帮你发的信？你自己不可能走出拖拉机厂，老实交代，是不是你以色相为诱惑，拉工人阶级下水，换得替你发信？

24号拒绝回答，把头头们气坏了，公开用刑不方便，暗中使眼色让“生香瓜”等人上前煽了她十几个鼻斗耳光子，打的她满嘴是血，仍然不吭声。

看已经打的差不多了，头头们假惺惺让住手，开导她说：其实你不说，组织上也掌额（握）着哪，就在这里面······用手指了指我们几个人。

说实在的，那一刻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我当时非常紧张，生怕24号顶不住压力将我供了出来，那就惨了，不仅会被扣上“瘸子上讲台——站不稳立场”的帽子不说，更可怕的是头头们会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罗织出我和24号“有一腿”的可怕罪名。如此的话，我就身败名裂、彻底球拉地了！

这时24号开口了，说信是自己发的——当年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几经周转，被秘密流放在湖北恩施。为了把消息传给社会，将军利用出恭之际，把一封信与5块钱放在厕所，最终被好心的拾信者发出，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让老蒋十分被动。自己就是受叶挺将军的启发，学着干了一回。

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们多是些“一鼻屎”，不学无术，闻所未闻，面面相觑。但也有人知晓此事，几个人嘀嘀咕咕半天，最终不了了之。

我当场被24 号的机智反应所折服，当然还有她的义气！也就更加坚信了她的问题的确如她自己所说，冤在其中。

为了防止这帮女流们将更多的“工人阶级拉下水”，经研究，民兵指挥部决定立即将“学习班”转移到南门外的皮革厂。

次晨，我上班时惊异地发现，众多的女学员拎着行李正在排队上车。24号走在最后。临上车，“生香瓜”突然伸出手来想托她一把，被她反手打开。

上得车后，她左顾右盼，汽车发动的一瞬间，我们的目光对视了，她意味深长地朝宿舍里努了努嘴。我顿有所悟，立即溜进房子，在她的铺板下发现有个纸团，展开一看：

“认识了你让我改变了看法——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你不是喜欢文学吗？那么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把今天的这一切都写出来，告诉后人。拜托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发疯似的冲了出去，汽车已经远行，看不清了，我强忍着感情的十二级风浪，从心底发出呐喊：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
······

几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如她所言，我好歹也算混了个“草根作家”的名份，拖拉机配件厂的那么多往事都被我写进了文章，唯独这一段没有写。原因有二：一是于我来说，毕竟也算是一段隐私，不说为好，省得被师兄弟姐妹嘲讽。二来我相信24号和那批学员中的多数人还健在，一旦看见会不会引起她们苦痛的回忆？

但是又一想，这是历史，如果我不记载下来的话，可能永远就被淹没了，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当年小分队的师兄弟姐妹

2021、9、8 银川

来源：新三届
https://mp.weixin.qq.com/s/UyfDqR5pf5hM_yB7kBHu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