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我在北京四中的教师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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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四中的教师朋友们

－－作者：杨帆


文革对师生队伍的严重损害

第一，让校长教师在学生面前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造成极大的精神甚至肉体伤害。学生目睹校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一个个被抛档案揭老底，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嫌疑”，“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破鞋流氓”。刘文明老师给前妻的信被泄露抄成大字报，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组织的，不要做“大耳无心的兔子”，在学生里成为笑料。人事干部抛档案，教师贴大字报互相搞臭，一个不剩。最后一个是我们班主任王兆骥，他年轻，实在没什么可抹黑的，就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假装天真烂漫”，创造了知识分子互相批判的最高水平。

第二，损害了学生的品德。学生心中的权威和偶像被破坏了，对老师校长从尊重变为怀疑；从嘲笑到恶作剧，到人格侮辱，围攻批斗，抄家暴打。“老三届”学生不止是受害者，他们也殴打侮辱过自己的老师校长。现在的信仰道德真空状态，金钱至上是一个原因，文革反智反文明的思潮和暴力行为影响了两代人，是更根本的原因。

第三，教师队伍严重分裂，根本无法联合。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派，反右倾，两个四清工作组，造反派，文革工作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工宣队，几届党支部，折腾多次，教师苦不堪言。他们所遭受的长达20年政治运动的折磨，不是我们自幼造反的学生所能理解的。

第四，四中军训团表现极为恶劣。 1967年四月，新四中公社学生领袖王祖鄂贴出大字报，带头支持军训和大联合，没有犯社会上“四三派”的错误。军训团高政委亲自写大字报：支持王祖鄂，支持革命大联合。但是高政委1967年底调走了，这是军训团改变政策，打击新四中公社的有意安排。

第二届革命委员会成立，徐教导员当主任，此人水平极低。杨滨由于赵如云，王军等人极力发动和陷害，不能进入革委会，其他领导干部如刘铁岭，屈大同都受到连累，最后结合总务主任周春芳当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此人无德无才，王行国老师在回忆录里痛骂于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

徐教导员明显打压新四中公社，尤其是其中的教师。1968年他利用“支援新建校”，把教师调走20余人，几乎全是新四中公社的，包括革委会副主任阴亚东，田佣，李颐扬等，当时大家一看这个名单都惊呆了。连一直被批判斗争的教导主任屈大同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都说：当时我感觉军训团用这种方法削平山头，也太过分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2021年4月24日，追悼齐大群老师去世，我收到高永迈转来的山阴县插队知青网一张照片，竟然是文革时期部分四中“新四中公社造反派”青年教师合影，我几乎全部认识：廖锡瑞是我班语文老师；唐琳是我们年级四班班主任；

漆士芳教过我们代数。

其余几位我在1968年几乎天天见，大家聚在教师宿舍里吃午饭，就在那排教师宿舍西头一间，有阴亚东，王寿沂，齐大群，朱鉴民，王思敏等，就我一个学生，和他们平起平坐了，因此我以“教师朋友”相称。

我十六七岁在北京四中这两年之所以在政治上发展特别快，和我加入革命委员会特别有关系，可以接触到高年级同学和中青年教师，和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耳濡目染就学到许多东西。

顾德希，田佣，李颐三个人篮球打得好，配合的特别好，他们不来这里吃饭，但是阴亚东的铁哥们，新四中公社的铁杆，后来被那个徐教导员借“支援新建校”名义把他们全部调离四中。现在我认定这是一种政治迫害。这样执政不公，支一派打一派，大大鼓励了赵如云，王军这样个人野心家，敢于坚持凭空捏造校长杨滨的“反对林彪言论”，直至把杨滨迫害致死。这样的人不能原谅，因为他们不是学生，在单位里有利益关系。有人说人都死了无法追究，我认为有些罪恶要永世不忘，才能避免重演。

转自《杨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