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师大文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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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叶桂桐

　　“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

　　从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直接有关的影响到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红旗》杂志借调北师大学生做资料员。

　　１９６５年底，在北京，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同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动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社，从
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借调了谭厚兰等五六个高年级学生做专职的资料员，为有关
人员撰写大批判文章准备资料。

　　第二件，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
生金宏达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署名时汉人，公开为吴晗辩护。

　　１９６６年春天，北京的报刊杂志的主题一是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根据姚文元定
的调子来进行的；二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三家村札记》《
燕山夜话》是活靶子，这也算是北京方面对姚文元批判文章的响应与批判范围的拓展。正
是在这大批判的风浪中，时汉人发表了《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文章。文章
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
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
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辩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
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我们只要看看文章的几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其中深藏的玄机：
　　⒈“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⒉“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
⒊“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时汉人认为姚文元混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把思想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公
开为吴晗辩护。这是在整个批判风浪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发
表后，传出风声说，彭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说等时汉人毕业后，要把他分配到中共北京
市委的机关报《前线》去工作。但后来康生在北师大东操场数万人大会上，公开说时汉人
是“右派学生”。

　　从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直接有关的、影响
到全校“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西北楼画展风波。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７日，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一位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
，在男生宿舍西北楼一进大门一侧的白墙上，粘贴了一张铅笔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位年轻
的母亲站立在画的中央，她的肩膀上坐着一位小女孩，小女孩的手里握着一束深紫色的玫
瑰花，那手臂是伸向天空的。人物身后的背景是天安门，天安门的上空是一群飞翔着的和
平鸽，彩色的气球飘荡在空中。天安门的一侧是华表。最为惹人注目的：第一，是那年轻
的妈妈的头发是烫过的，是卷曲的长发，正在随风飘荡着；第二，是那女子穿着短袖的衬
衣，那衬衣领子的开口比较大，露出了半个胸，那露出的地方戴着丝绳项链，项链上有一
个心字形玉石坠；第三，更为惹眼的是那母亲的乳房是那样的突出。

　　那画是上午上课前贴出来的。

　　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就有人在画的旁边，贴了一张用废报纸写的大字报，批评这张
画，说这张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念和情调。很快就有人响应。

　　第二天，又有人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其中有的大字报说这幅画是大毒草。

　　第三天依然如此。

　　想不到，到第四天，突然有人说这幅画的立意还是很好的嘛，我们不应该随便上纲上
线，乱扣帽子，把人一棍子打死。

　　这自然迎来了更为强烈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开始不指向画的作者，而是指向了这位
为画辩护的人。很快，楼道里便贴满了大字报。墙壁不够用，就在楼道里拉起了绳子，把
大字报挂在绳子上。

　　这消息传得很快，不久，引来了别的宿舍楼的同学也来看大字报。大字报风波轰动了
全校。

　　……

　　又过了些天，一天早晨，所有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

　　第二件，中文系的“反动学生”。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当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之时，秋叶他们正在密云水库参加引水工程建设。他们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姚文
元的文章一发表，他们马上被通知回校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批判运动。这真正是闻风而动。

　　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系的总支书记是从北京市委调过
来的，是北京市委的耳目；第二，当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一共有四所院校有中文系：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分文学与
语言专业，语言专业当时以文献为主，文学专业以纯文学为主，人数也不多，搞批判并不
特别内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是地区招生，学生的入学成绩都不算太高。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则大不一样，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入学成绩很高，素质较好，又不分
专业，人数又比较多，搞大批判最有战斗力，是北京不可小视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把
他们调回来，即使不能按市委的要求搞大批判，但至少便于控制，不至于成为敌对势力。

　　所以秋叶他们从密云回来之后，一是按北京市委定的调子，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
史剧〈海瑞罢官〉》；二是严格纪律，正常上课，不准外出串联，在校按北京市委的规定
和定的调子写大批判文章。

　　四月初，中文系６４（２）班一些同学私下议论，现在虽然说得挺好，批判、读书两
不误，但实际上是两头互相牵制，两头空忙，应该停课参加大批判，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在参加实际的大批判运动中增长才干，提高战斗力。

　　有一位头脑不太冷静的男生，就把这些议论整理成文字材料，递交给中文系总支书记
，希望得到领导的支持。原本是一片好意，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严重了。总支书记马
上把材料递交给北京市委，市委马上命令中文系对这些学生严加注意，认为这些学生中有
反动学生，并有一个具体的名单，让中文系团总支分别派专人加以严格监督。秋叶的思想
活跃，自然也在反动学生名单之中。但是他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连他们已经被盯梢了都
不知道。

　　中文系的这些未来的“反动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影响
颇大的战斗队“燎原”的骨干。“燎原”的《宣言》是蒲寿章起草的，但后来大部分大字
报出于杨树森和叶桂桐的手笔。

〔作者简介：叶桂桐，教授。男，１９４５年９月生，汉族，山东省莱洲市人，１９６９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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