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 1967我经历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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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我经历复课闹革命

－－作者：王宗仁

（一）

文革伊始，我不过14岁，亲历了“停课闹革命”（见《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尔后亲历了1966-9的“抄家”等等“红色恐怖”（见《1966-9-6家耻日》），1966-10自发组织了一个三人的“驱虎豹”战斗小组（见《1966-10无奈无知的“驱虎豹”》），旋即因下乡参加三秋劳动而烟消云散，此后就很少去学校了。

记得1967年春节（参见《1967-1革春节的命》）之后，我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回校。那大概是三月中旬的某日，我与那两位要好的曾经成立“驱虎豹”的同学又聚集在一起，参加革命的热情再度高涨，小刘小郑都主张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与数月前不同的是，“造反队”已经成为最时髦的称呼，所以一致同意用这个称号，具体则冠以“红旗”二字。在家里“赋闲”数月的我，已经摸索出用毛笔模仿毛体写出这时髦的五个字。

我们仨在学校的东大楼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最后在某一楼层找到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文革前这是一个杂物储藏室，此时已经空无一物。我们仨找来几张课桌椅，到尚在办公的总务处领了一把挂锁，以及一些红纸白纸墨汁之类，在门上贴了“红旗造反队”的名称。当天，还把一份传单抄成大字报，内容是“反对山头主义”（当时正在大力呼吁“革命大联合”）。第二天再去学校，我们仨傻眼了，小房间的门已经被撬走，“红旗造反队”已无踪影，写大字报的用品荡然无存。我们仨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再一次告别了校园。

（二）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会有这么一次极其短命的“革命造反”？近日在网上看到有人收集了那些曾经公诸于众的指导七亿人民开展文革运动的社论，除了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之外，没想到，还解开了我自己的心头之谜——当年正是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当时，虽然已经有半年多失去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然而多年的传统教育又使我们仨十分自觉地学习社论及其传达的中央精神，十分自觉地返校参加“复课闹革命”！那就是在1967-03-07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且看那篇社论。不足两千字，通篇革命大道理。围绕着“五七指示”中的那句名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那么，这样的任务究竟如何具体实施呢？

“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自从辛亥革命前后引进国内的西式教育，已经五十余年，一夜之间被革掉了命，取而代之的就是这样的“新世界”－－语文等文科内容被彻底抹去了，代之以学语录学文件。数理之类则是在“主要”的同时用“必要的时间”“复习一些”（中学）或“学一些”（小学）。这就是崭新的、革命化了的教育！？所以，且不说当时的大环境是何等的混乱（“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斗争”还处于初期，以后愈演愈烈，天下大乱），如此“复课闹革命”是必然夭折的。

（三）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些“69届中学生”说起，他们是1967-10未经任何考试、按家庭住址划块进入中学的。我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话，也没有必要造假。我只是在想，这些“学弟学妹”们为何会在此时从小学升入中学。近日在网上看到1967-03-07的社论后，无意之中，看到另外两篇与“复课闹革命”直接有关的社论－－1967-10-25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1967-11-26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这二者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淡忘，而且在有关文革史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

1967-10-25社论说，复课闹革命是文革“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文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反正，停课也罢，复课也罢，中心都是“闹革命”，上课与否则是可以根据革命的需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至于具体的做法，社论说，“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完成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大家来动脑筋，想办法”，“改革教学，必须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只有在教学的实践中，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批判、革命和创造，我们才能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革命的规律，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如此这般就能进行“教育革命”，是何等简单、何其理想啊！

而要做到上面那些，还要求“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然而，正是在这时候，学校里派性斗争炽烈，所以又要求“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因为是如此“豪迈伟大的事业”（社论语），所以对“每一个革命师生”的要求如此之高！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要求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月后，又有了“再论”，说明了问题存在且重大。

1967-11-26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看来是在执行与实施中遇到了问题，但在习惯上都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明的，而是“反过来说话，反过来理解”，。

在重申了前述“边教学、边改革”的办法之外，又特别强调，按此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继而又说，“复课闹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学；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还说，“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消极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了再复课，而不愿意做深入的批判，做认真的实践和研究，付出艰巨的劳动，那将是一事无成的。”翻来覆去的说法是很全面，可是要不偏不倚不折不扣地实行，何其难也——既不能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又不能认为是复旧和改良主义；既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彻底改，也没有说明是否复旧与改良的区别。所以，这不是，那也不行，就难怪“复课闹革命”迟迟难有进展。事实上，在那个帽子横飞、标签乱贴的年代里，正是那些随时可以扣到你头上的大帽子像可怕的幽灵时时陪伴着你。

至于核心的“闹革命”，就更是难上加难。“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言语，也是关系到阶级斗争、阶级立场的重大问题，岂能轻视？事实上，直至1968年以后仍然有名目繁多、接连不断的“清理阶级队伍”等等运动。虽是说“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实际上每个单位都被认为有“坏人”即“阶级敌人”，普天之下竟然没有一方干净安宁之地了。“大多数”、“有些人”这类含混不清的字眼，使得教师和干部队伍始终人心惶惶。

（四）

如今查阅网络上的资料，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源于新华网。
http://news.sina.com.cn/c/2006-06-26/120910256262.shtml

我不记得当年有没有原原本本传达到我们每一个学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仅仅1967年的几个月中，就有过三次人民日报社论－－

1967-03-07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1967-10-25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1967-11-26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当初如此的连篇累牍，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社论仿佛过眼烟云，早已失去了记忆。惟留有深刻印象的是，校园历经浩劫，一片狼藉荒芜，真不愧为史无前例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次教育大破坏。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中出现这样的“巧合”－－

1967-03-07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要爱护国家财物，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现象。  

1967-10-25社论说：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

与此同时，1967年人民日报竟然连续四次（01-26、05-15、06-14、08-26）发表“节约闹革命”的社论（另详）！其中第一次是1967-01-26，一个多月后03-07在有关“复课闹革命”的社论中又不忘“节约闹革命”。而当连续四次呼吁“节约闹革命”后，10-25的“复课闹革命”中仍然不忘“勤俭节约”。这是为什么？而更加明显的是，这两次“复课闹革命”社论中，都明确要求“要爱护国家财物”、“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当年大中小学惨遭荼毒到了什么地步！？

进而言之，那个年代绝对不是像现在某些人想象的或描述的那样美好的。

（五）

这几天偶尔看1967-10-25和11-26社论，使我解开了另外一个心头之谜－－2008-12-25我在《那一年的12-25夜》曾经提到，“文革一来，跟着热闹了一阵上街游行报喜宣传之类，就感到无趣乏味了，成了一个‘逍遥派’。我在家闲得发苦之时，一位同学来找我，要我帮忙抄写‘大批判专栏’，我也就应允了。那大概是1967年国庆以后的事。”写下这一笔时，我想不起来，其中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会促使我从1967年初冬开始卷入“大批判专栏”。现在明白了，是因为10-25又有“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发表了。看来，我在当年真是一个听话、跟走的好孩子，不，应该是“可教育好的子女”！

如今在自己的日记中看到，我所在的中学是1968-2-18成立“革委会”的，具备“复课闹革命”的条件了，于是勉强有过几天“复课”。班级不再叫某年级某班，而是某“红营”某“红排”（红卫兵排；年级是“红营”，红卫兵营；全校则是“红团”，红卫兵团）。由于每天早上必须到大操场参加“早请示”，所以，到学校里去必带“小红书”，而且已经开始流行红塑料制作的背包式“语录包”了。除此之外，有一支钢笔一张白纸就可以了，因为时不时要求写一篇“学习体会”。

至于社论中说的，用“必要的时间”“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则是毫无保证，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师资何在？书本何在？曾经有过几次油印讲义，都是从“旧教材”中摘录出来，戴帽穿靴似的，前加语录，后加革命辞藻。每节课开始就是起立三呼万岁或万寿无疆，废止了向老师问好的老规矩。教室里始终乱哄哄的，神气十足的“革命小将”都坐在前排。有好几位老师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被“革命学生”哄出教室。

这样的“复课”，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教室、教材、课程、更没有真正的教师，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就开始下乡三夏劳动。回来之后不久，很快就被“毕业”了，我是以初二的水平冠上初中毕业生的牌号，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