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昔日红卫兵的哲学反思（联络总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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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昔日红卫兵的哲学反思
很难定义郑 到底是属于学界还是商界，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被郑 加上一句前缀：经济之自主。所以，郑 曾下海经商。

从简历来看，1944年出生的郑 ，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后的经历清晰可辨，但之前的一段空白，一直是众人追问的焦点。郑 说：“以前是政治上的纪律让我噤声，但事实上是我自己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年被定为“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负责人，如今中国社科院的哲学家，对于他所亲历的那场浩劫又有着什么样的思考？

林彪手举着“红宝书”

1966年的国庆，郑 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时的郑郑 还不是一般的红卫兵，而是“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四个负责人之一，而其余三位来头不小：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所以我在这个机构里就代表红卫兵，其余三位分别代表他们的所在单位；这个总站是周恩来亲自组建和领导的。”郑 说。

这个联络总站存在不过半年，于1967年2月被“中央文革小组”搞的“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取代，“四人帮”借“一月风暴”夺了周恩来对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

一个中央美院的三年级学生能成为如此靠近当时中央核心决策层的人物，实在令人费解，包括郑 自己，也在一遍遍问自己：“我父亲当时确实在军队工作，但是一个普通职工。1966年8月底，我被学校紧急通知参加一个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上百人的会议，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周恩来不可能注意到我。”历史的机遇往往难有逻辑，数日后郑 就这么走马上任了。

“当时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郑 回忆道。

当红卫兵的观礼代表列队走过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手扶栏杆，两眼望着左上前方，却并不在意地看着什么，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林彪站在他的身旁，手里举着“红宝书”，好奇地盯着一个个从面前走过的红卫兵，满脸都是笑容。“后来毛泽东评价林彪，说他在政治上不过是个娃娃，每当我琢磨这句话的时候，总会想起那日林彪脸上的笑容。”

偶然接近权力中心

郑 说，他是一个幸运儿，一直都是。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郑 还是人大附中的普通学生，但却没怎么遭难，理由很简单：当时有一批工农兵英雄在人大附中读书。

“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在学校吃过一种叫‘小球藻’的东西，就是把树叶磨成面做成的面疙瘩。”郑 说，“后来直到66年才知道那个时期全国死了那么多人，整个惊呆了。后来研究哲学以后，再反思这件事，觉得我们的党以搞农民革命出身，最后饿死的也是农民，怎么对得起农民……”

历史的不可逆转总是迫使着人们向前看、往前走，郑 也不例外。

转眼郑 到了高考的时节。郑 想考北大哲学系，却不想当时的班主任赵老师建议他“先报一个艺术院校的艺术理论系练练兵，多些‘实战经验’。”赵老师的丈夫是北大的教师，据说也是他的意见。

于是，郑 就这么先去考了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系，“考试时觉得挺容易的，反正想怎么答就怎么答，考素描的时候，就看前面的人怎么画我就怎么画……”结果，万万不该的，郑 竟然以优良的成绩被中央美院录取了。

“但事后想，如果没进中央美院，可能还不能如此迅速地接触到中国的核心政治与哲学。”“杨献珍事件”之后，郑 对自己进美院的“误打误撞”有了重新认识。

1964年，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到中央美院附中作讲座，批评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提出“合二为一”的观点，“这无疑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批评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误。”也因此，中央美院成为城市“四清”的重点，毛泽东还派来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来美院讲哲学，批判杨献珍。

在年轻的郑 看来，这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高峰对决，讨论的是当时中共的核心政治。当时，整个中央美院为之沸腾，郑 身边赞成“合二为一”的同学、老师，最后也被戴上各种各样“反动”的帽子。

郑 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去表“立场”、誓“主义”，他选择纯粹从哲学的角度去理性地判断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因为我的理性和镇定，最后组织上选择了我吧。”郑 只能如此解释。

过去某些片断是个谜

1978年，胡乔木去中国社科院当院长，当时因为刚从学部扩大到院，胡乔木广招研究人员。郑 主动报名了。

“当时要参加社科院的考察，其中包括要看发表的文章，和一份研究计划。我当时手里只有两篇在《光明日报》上发的非哲学评论，其他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但最终郑 意外地被录取了。

当时进哲学所的有三个人，郑 是无名小卒。但仅仅两年后，郑 在哲学上的专业文章就先后受到李泽厚、朱光潜等一批大家的称赞。在这之后，郑 如何学习德文，如何申请到德国洪堡基金，如何成为现代哲学解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的学生，以及如何能够和陈逸飞合伙开公司……这些经历都已见诸报端。

对记忆，郑 说他很小心，小心到一般不愿意去触碰；对他来说，过去的某些片段亦是个谜，“既然无解，那就没必要再去求解了吧。”

郑 说如果一定要他谈那段经历带给他的思考，那就是他终于深刻了悟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是“黄金搭档”。

“毛泽东和周恩来，谁也离不开谁。一旦分手，就意味着他们的时代的结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周恩来还在，不管是多么困难，毛泽东的主张仍能得到贯彻；而一旦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就彻底失去了一个真正能懂他、帮他的人，成了孤家寡人。”

“毛泽东的权威虽不容别人冒犯，却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冒犯别人。他会跟你开个玩笑、挑逗试探你一下；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一两个回合就会‘暴跳如雷’，忍不住出来争斗一番，但很快就都败下阵来。‘文革’来，周恩来突出地显示了他的‘能忍’，忍了许许多多旁人不能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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