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贺德全对空军情报工作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

Gowest

1. 前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70周年。欢庆之际，不禁回想起曾经是解放军一员的父亲对空军情报工作建设做出过的巨大贡献。

2. 父亲简历
我的父亲叫贺德全。1926年3月生。1939年3月，在老家山东省泰安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文化教员；武工队分队长，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自卫战争期间，在鲁中南纵队和35军105师任营长。

1970年5月摄于家中



解放后，历任笕桥机场场站第一任站长；六预总学员二中队中队长（团级）；随后在株洲基地、徐州基地……担任过场站站长。1953年——1957年，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第2期空军系学习；1958年底——1962年，在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校官组学习（英语）。1962年7月，调入空军领导机关，历任情报部的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

3. 对空军情报工作建设做出的贡献

（1）在全国、全军，空军情报部是第一个开展了对前苏联采用技术手段进行情报侦察和搜集工作的。

1967年，空军情报部一位姓徐的参谋（后来提升为副部长）向主持部里工作的父亲提出应尽早开展对苏联进行技术侦听的建议。

当时珍宝岛事件没有发生，中苏关系尚未破裂。能不能对友邻国家展开技术侦听活动？事关重大。部领导经过研究、分析，并征求林办（实际是林彪）的意见，获得了“支持”，于是决定给全军情报工作主管部门总参3部打报告。提出：组建4个新的技术侦测团，首先在空军系统内开展对苏等周边国家进行技术侦察、情报的搜集工作。

该报告未获总参3部的批准。称一旦消息泄露，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3部部长胡备文通报：（3部）征询了外交部的意见。对方坚决反对对“友好国家”搞技术侦察活动。

此时，总参2部则积极支持空军的方案。部领导指示：你们空军吴司令是军委办事组的召集人。可以通过吴司令办这件事。

于是情报部直接给吴法宪司令员打报告。吴法宪在听取了部里汇报，知道林副主席那边已经知道此动议且没有反对后，马上就签批了报告。

就这样，空军情报部顶着压力，在总参3部和外交部不同意的情况下，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筹建了4个新的技侦团。总后积极配合，给编制、批经费、拨外汇……

按照计划，新组建的技侦团的编制、干部等参照老的技侦团。设备，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进行配置。比如：各单位使用的录音机还是那种钢丝录音带。而新技侦团一律配国际市场上刚刚露面的“索尼”磁带录音机。印象中索尼的磁带比较大，不是后来那种卡式录音机的磁带。

比较麻烦的是人、懂外语的人，非常稀缺。按照一个团配备1000来个懂外语的上机人员，4个团要将近4000人。部里急忙到国务院，找周恩来协商解决办法。故，1968年时，国务院曾经发文，扩大招兵范围。对会外语，哪怕是会一点外语的青年人，可以适当降低招兵标准。于是，近视的，略微瘸一点的，身材矮小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人，只要会外语，就可以当兵，还是当空军。

就这样，人员还是无法满足要求。部里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即：一是以各团为点，办外语速成班。由外语学校出老师，到团培训点对新兵进行面对面高强度授课。时间为半年。团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7团，培训点放到了辽宁省的瓦房店。二是组织骨干，到高校脱产学习。一般学习3年。

第一批进北大西语系学习的有12人。全是高干子弟。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空军军务部具体操办。

后来的空军上将刘亚洲，当时在福州技侦2团当兵，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去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学习英语。

鉴于新成立的各技侦团情报翻译质量不稳定，一些有用的、关键的情报不能及时上报，或者出现翻译错误，于是部里决定在西山成立个“翻译中心”。由外语熟练的人组成。中心的工作是将各团上报的素材和初步翻译件进行校核、梳理，然后统一报部里。中心配备的电传机能够同时接受12路语言或者文稿。据说美国的设备先进，可以同时接受24路，但是买不到。

就这样，从1968年开始，首先在空军情报部队里展开了对苏、蒙、越、印等等周边国家的技术侦听工作。后来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陆续跟进，打破“禁区”，开始了大范围地搞技术侦听活动。

珍宝岛事件前，我们对苏联在我国周边的军力部署不太清楚。珍宝岛事件后，军委急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由于在全国、全军是空军情报部首先开展的对苏采用技术手段进行情报收集工作的，因此吴法宪安排部里向军委汇报。

1969年4、5月珍宝岛事件一个月后的一天的下午，吴法宪电话通知参谋长梁璞：叫上父亲，马上到京西宾馆向军委首长汇报工作。很急，也没有告诉汇报什么工作。

父亲问梁璞：什么情况？

梁璞说：不知道。

父亲分析：情报归口单位是总参3部。首长们应该没有必要再听空军那些已经上报的情报。结合当前的形势，猜测首长们是想听有关苏联方面的情况。正巧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几个年轻参谋一天到晚没有事干，制作了一幅我国周边地区苏军布防图。于是父亲从墙上摘下这幅手工绘制的地图，与匆匆赶来的梁璞一块儿骑着自行车，出东门岗，直奔旁边的京西宾馆。早有参谋人员在大门口处等候。二人把自行车支在门口，随着参谋进了楼。进去后发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军委办事组人员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

吴法宪马上让父亲汇报空军掌握的苏联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那幅苏军布防图正好用上。打开铺在地毯上，黄、吴、李等围拢过来，苏军的机场、导弹阵地、雷达站、军营、仓库、通信枢纽……一目了然。

黄永胜问：导弹、飞机打过来要多长时间？

父亲答：给我笔和纸，要算一下。

黄立刻通知宾馆服务员送来一捆已经削好的铅笔和纸。

父亲留恋地回忆：“那铅笔真好使！软软的，有弹性……”

父亲忙着计算。那边梁璞也跟着算……

一边计算，一边向黄报告。“驻守XX地区的XXX导弹，从准备发射到落地，需要XX分钟XX秒……”，

“驻守XX地区的轰炸机，飞到北京要XX分钟”……

这次汇报，得到军委办事组的表扬。

2天后，黄永胜在做战备动员报告时，原封不动地引用了父亲的计算结果。要求相关部队在苏联导弹落地的XX分钟XX秒内完成战斗准备。

立了大功的那副地图被3部要去。复制后下发到各级指挥机构。

（2）我国、我军建设的第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江青了解到国外已经在利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电视和文艺节目等转播，于是让周恩来也搞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她要搜集国外的影视资料和文艺动态，“洋为中用”，搞文艺方面的改革。

1968年8月14日，周对电子工业比较发达的上海下达了研制卫星地面接收站的指示。简称“814计划”。上海组织了6、7家无线电专业厂，在黄埔公园，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

卫星站建成后由谁来管理？运行费用由谁来买单？上海方面不愿意接手。问题反映到周处，周一句话：让空军来管吧。

参谋长梁璞接到命令后，找到作战部的鲁珉。鲁说：我要那玩意干啥？你给情报部吧。

父亲可高兴了。天上掉馅饼啦。当时情报部急于扩充实力，改变搜集情报手段落后、经常挨批的被动局面，于是派新提拔为副部长的徐勇带来3个技术骨干，到上海把卫星站接收下来。北京这边，往总参3部报编制，要经费；挑选驻站人员。开始，上海卫星站归部里直属；后来挂在南空情报处名下。

1969年，美国对阿波罗登月进行了全程电视直播。814站及时下载了全部内容。有关中央领导看了录像后，兴奋地说：这不是跟我们登月一样吗？

由于“814”站投入使用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为中央文革服务。要及时提供国外文艺动态、影视剧……不能专心用来搜集情报，于是部里决定在北京沙河机场再建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就是这个空军情报部的沙河站后来立了一大功！

那年，东欧罗马尼亚政变，齐奥塞思库被处决。中央只知道有这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没有确凿证据。由于罗马尼亚是我国在欧洲地区布下的关键据点，耕耘了多年，一旦失去，对欧（情报）工作将陷入困境。因此军委主席亲自下令要3部尽快拿到确凿证据。很快，各军兵种将自己截获的资料（大部分是影像资料）交上来。空军沙河站提交的影像资料最清晰、完整。于是3部将该录像带报送中央。至此，齐奥塞思库遇难得到证实。凭借这份资料，相关单位荣立了一等功。空军情报部获30万元奖励。

（3）其它突出贡献。

父亲主持空军情报部工作期间，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使空军的情报工作达到了鼎盛。目前知道的有：

与总参二部合作，在空军情报部成立了第二处。第一次在军种级别上开展外派情报人员的工作。在强-5对地攻击雷达研制，青岛远程警械雷达组建，轰-6仿制……多个方面，提供了技术情报方面的支持。

组织对新技术、新装备的研究。譬如，组织了超音速飞机（歼六）航侦设备的研制；配合雷达兵部，开展远程警戒雷达的研制；并参与组建新的预警雷达团工作。新成立了空军第九研究所，重点开展对移动电话（即后来的蜂群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

破译了1970～1971年日本国情报工作使用的密码。使当年对日情报工作的准确度、及时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周恩来的表扬。

……

4. 结束语

    父亲的一生是为党、为国战斗的一生。为空军情报工作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

    如今父亲年老了，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建设。对已经曝光的腐败分子、腐败案例，痛心疾首。为习主席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出台的治党、治军、治国方略高兴不已。连称：我们这个党还是有希望的！跟着习干，一定有前途！

我们子女深爱父亲。为他的光辉业绩自豪。愿意以他为榜样，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http://www.sdbing.net/memorial/s ... =notice&xid=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