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回忆录：北京四中三校友翻五十三年前文革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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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回忆录：北京四中三校友翻五十三年前文革老账

发表于 2020 年 12 月 04 日 由 舟巷


要求四中党支部重新审理赵如云陷害校长杨滨案

（一） 历史应该放过赵如云吗？

诸多母校回忆录都是称赞，对文革这段缺少反思。

1966年孔丹秦晓等学生领导的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在1966年“八四武斗”，学生群殴教师的时候，保护校长杨滨没被打死，得到历史肯定。但1967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赵如云对杨滨的政治陷害，1968年军训团二次打倒杨滨，却无人重视。是我的回忆录引起了海内外四中校友的注意，高二同学任志通过我班同学晋美联系上了我，送我一本《暴风雨的回忆》增订版，书中增补了李惠敏回忆录和《任志日记》，弥补了这一空白。

1.1967年2月底《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提出要通过不同方式解放领导干部。四中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尖锐对立，造反派“新四中公社”要通过调查批判使用，解放校长杨滨，保守派“革命造反兵团”，却非打倒杨滨不可。派别错位，世间奇闻，这背后一定有“妖”。

2.四中前四名领导干部杨滨，刘铁岭，俞汝霖，屈大同都在文革初期被批判靠边站，赵如云是第五把手，党支部宣传委员，为争夺进入革委会，1967年跳出来公开揭发杨滨， 他甚至多次篡改1965年校党支部委员会记录，伪造杨滨的“三反言论”，被“新四中公社”组织人彻底揭露，在1967年公开会议上宣布，铁证如山。但军训团却包庇赵如云不做结论。“革命造反兵团”大肆宣扬：即使没有赵如云揭发，杨滨也是走资派。 1968年军训团下令，把杨滨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四中各班连续批斗100 多场。

3.此事性质 非常严重，不是1966年一般群众运动所为，而是从上到下，上下结合，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前校长，“三八年老干部”杨滨实行残酷政治陷害加迫害。杨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9年获平反不久，1971年因肝病发展成为肝癌，不幸去世。

4.我分析杨滨第二次被打倒的原因是：

（1）上层迫害：1967年2月中央发生严重政治斗争，老帅们反对中央文革打倒一大片，《红旗杂志》社论主张解放领导干部是正确的， 但中央文革反扑过来，把老帅们的反对定为“二月逆流”。 北京市领导权先后被谢富治吴德把持，军训团和工宣队在1968年联合宣布杨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很可能是经过“上边”授意的。

（2）个人野心：教师里的野心家赵如云和王军极力组利用派性斗争，非要把杨滨置于死地。

（3） 派性斗争：本属保守派群众组织的“革命造反兵团”，因为“新四中公社”主张解放杨滨，就反其道而行之，为派性利益非要把一个“三八年老干部”定为走资派。

这三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文革发动，执行和效果都是错的，哪有什么“好的动机”？“探索”再宝贵，也不能以大批人的性命做代价！

5. 杨滨1969年获平反，但53年来，历届党支部都没确认赵如云是陷害。原因是：赵如云本人坚决不承认。这种人在文革中搞陷害尚未成功，竟在改革开放10年后再次投机成功，暴露出我们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6.我主张：

（1）1985“整党”遗留问题，要“回头看”，彻查赵如云陷害案。确认伪造笔迹，公安局一查便知。

（2）给赵如云定性为蓄意政治陷害，开除党籍。撤销政治投机所得的荣誉称号。

（3）向社会公开赵如云利用政治运动陷害人的罪行，以显示强大的党纪国法和道德压力。这类罪行在法律上不应有追诉期，也不必要求亲属起诉，惩治这类人所根据的，是超越法律条文的政治合法性，和抓“四人帮”差不多。

（4）如四中党支部不作为，我们将上诉至上级党委和纪检监察，直至法院。

（二） 文革对师生队伍的严重损害

第一，让校长教师在学生面前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造成极大的精神甚至肉体伤害。学生目睹校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一个个被抛档案揭老底，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嫌疑”，“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破鞋流氓”。刘文明老师给前妻的信被泄露抄成大字报，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组织的，不要做“大耳无心的兔子”，在学生里成为笑料。人事干部抛档案，教师贴大字报互相搞臭，一个不剩。 最后一个是我们班主任王兆骥，他年轻，实在没什么可抹黑的，就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假装天真烂漫”，创造了知识分子互相批判的最高水平。

第二，损害了学生的品德。学生心中的权威和偶像被破坏了，对老师校长从尊重变为怀疑；从嘲笑到恶作剧，到人格侮辱，围攻批斗，抄家暴打。“老三届”学生不止是受害者，他们也殴打侮辱过自己的老师校长。现在的信仰道德真空状态，金钱至上是一个原因，文革反智反文明的思潮和暴力行为影响了两代人，是更根本的原因。

第三，教师队伍严重分裂，根本无法联合。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派，反右倾，两个四清工作组，造反派，文革工作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工宣队，几届党支部，折腾多次，教师苦不堪言。他们所遭受的长达20年政治运动的折磨，不是我们自幼造反的学生所能理解的。

第四， 四中军训团表现极为恶劣。 1967年四月，新四中公社学生领袖王祖鄂贴出大字报，带头支持军训和大联合，没有犯社会上“四三派”的错误。军训团高政委亲自写大字报：支持王祖鄂，支持革命大联合。 但是高政委1967年底调走了，这是军训团改变政策，打击新四中公社的有意安排。

第二届革命委员会成立，徐教导员当主任，此人水平极低。杨滨由于赵如云，王军等人极力发动和陷害，不能进入革委会，其他领导干部如刘铁岭，屈大同都受到连累，最后结合总务主任周春芳当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此人无德无才，王行国老师在回忆录里痛骂于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

徐教导员明显打压新四中公社，尤其是其中的教师。1968年他利用“支援新建校”，把教师调走20余人，几乎全是新四中公社的，包括革委会副主任阴亚东，田佣，李颐扬等，当时大家一看这个名单都惊呆了。连一直被批判斗争的教导主任屈大同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都说：当时我感觉军训团用这种方法削平山头，也太过分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第五，利用出身问题大肆迫害教师。

1968年我在革命委员会，旁听了“清理阶级队伍”多次会议，目睹了我熟悉的老师如齐大群等战战兢兢地交代历史问题，大部分都是“新四中公社”的。我们的语文教师廖锡瑞已开始揭发阴亚东的言论，当时阴亚东是新四中公社的教师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一天朱鉴民老师向我诉苦，说被隔离审查6天了，一刻没睡，希望看守他的学生晚上能安静点。1967年校革委会成立《维护革命秩序委员会》，王祖鄂负责，后王祖鄂分配去京西煤矿，我继续负责，有高一韩东林，李家魁，初二四王雄等人和我共事。面对朱老师的哀求，我说了学生几句，但没认真管。过几天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我心中后悔。直到2020年刘铁岭校长告诉我，朱老师当时没死，我才有点心安。

1968年秋天军训团撤离，工宣队进校。陈凯歌，曹一凡等人的回忆录，说他们曾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当时我已准备下乡插队，对此毫无印象。工宣队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以什么标准对学生进行隔离审查，也是一笔没有清算的账。

1968年底工宣队长赵春明和我们几个学生聊天说：军训团向他们交接工作时竟说出这样的话：“新四中公社这个组织很坏”。这就背弃了军训基本原则，背弃了1967年初“新四中公社”广大师生拥护军训搞大联合的功绩，不仅以老干部杨滨为牺牲品，且为迫害教师打下基础。工宣队长说他们整人是有计划的，先拿杨滨开刀，然后借“清理阶级队伍”，整那些出身不好的教师，如工宣队不来，他们下一个就要整王思敏了，最后目标是阴亚东。当时我一惊：没想到这位北京市运输公司搬运工人出身的工宣队长，把问题看得这么透彻！工宣队在1969年被原单位作为“五一六”清理了，于是“新四中公社”的老师们受到更残酷的整肃。

文革以前支撑北京四中的优秀教师，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早已荡然无存。特别是文革的伤害，无人系统清算。

第六，领导干部遭受严重迫害。副校长刘铁岭，俞汝林，教导主任屈大同被斗多次，多名教师被打入“劳改队”，整天挨打，唱嚎歌，受尽人间侮辱。

我姑姑杨荣梅当时在西城区委做教育部部长。她回忆说，每年从高三政治辅导员里选拔优秀学生党员留校，在四中著名的有刘铁岭马凯等，他们入党时都是我姑姑谈话。刘铁岭德才兼备，四清时已是四中二把手。他的一句话被当做“个人奋斗”典型痛加批判：“30岁当区委委员，40岁当市委委员，50岁当中央委员。” 文革开始他就被打倒，区区一个处级干部，在基层重点中学就倒了大霉，学生胡来不受法律制裁，老师校长遭了大难。

1968年插队知青反映延安太贫困，周总理说对不起老区人民，要北京选拔干部支援延安。刘铁岭积极报名一去5年，虽有离家之痛，但比起在四中挨批，政治上翻了身。出发前我去培训地点看了他一次，以后再见就是50年以后，经二姑联系，访问刘铁岭夫妇。刘铁岭已86岁，身体精神都很好，家里窗明几净，无一丝尘土。刘铁岭校长是刘少奇培养的“修养式干部”，从头至尾不说自己委屈，不说他人坏话。文革后刘铁岭回四中当书记5年，后遭反对，组织改派他去市研究部门，他没抱怨。二姑称赞他不记仇有胸怀。

北京师大女附中书记卞仲耘，在1966年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也是一桩没解决的历史公案。2014年宋彬彬从美国回来公开道歉，面对卞仲耘半身铜像泪洒讲台，“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卞仲耘儿子王行是我小学同学，他说，他们家不接受道歉，觉得她们诚意不够，直到今天，也没人站出来负直接打死人的责任。

印红标2020年告诉我细节： 卞仲耘校长当年遭多人殴打并折磨，一拨人殴打被劝阻后，又有人殴打，不知前后是不是同一拨人。再次被劝阻后，罚卞校长和其他老师在太阳暴晒下干重体力活儿。卞校长倒地再没起来。至今，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人也不敢出来承认。实际上，几位调查者已了解到某几个参与者，将调查结果（包括已知的施暴者姓名）交给该校领导，但不愿向公众揭发。师大女附中领导也是“不作为”，没有做任何处理。

（三）我们需要反思什么？

我倒要质问一下，当年亲手打死自己校长的女学生们：你们真是一群不信鬼神的人。能安然面对死者亡魂活到70岁，甚至准备永远把自己打死人的恶行掩盖。师大女附中是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你们是最聪明的女学生，为什么打人比男校还厉害？你们真的是出于信仰吗？如真有信仰，为什么55年不知忏悔？

老三届在青少年时期疯狂卷入了文革，揭发父母老师，抄家打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必须有深刻反省，不是简单一句“青春无悔”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请不要再用“信仰”为自己辩护。

所谓 “出家修行，斩断尘缘”，说的是树立信仰，有时需要割舍亲情，刻苦修炼，但绝对不包括迫害他人。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不可混同。

我们自幼建立信仰的过程，都是强调“爱”，这点我已在小学回忆录里多次谈到。自打1962年“阶级斗争为纲”，爱就变成了“恨”。说实话，我上北京四中没有一年，就感到了仇恨，出身和体力劳动的压力，这一切，都是冲着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学生来的。

青少年心智发育不全最易走极端： 出身不好的埋怨父母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以至于耽误自己前程。为了做“可教育好的子女”去批判父母，脱离关系，甚至父母临终都不去看一眼。其中性格扭曲之人，以后拿祸害别人不当回事。此人我认识一个，我对他有恩，他却加害于我。 此人已患肠癌，我忍耐了5年也没有去公布此事，想想他对亲生父亲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什么？我在等待他们这些人自己悔悟，看来等不到这一天了。

出身好的“红五类们”自从被“血统论”迷惑，人性就变了，自以为是“人上人”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们开始看不起同学了：你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父母差远了。然后批判同学老师；然后就拿人命不当回事，抄家打人。这是“树立信仰”吗？是“阶级感情深”吗？ 这是人性深处的迫害狂。

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受极左思潮影响，或多或少做过这类事。55年来控诉者多，道歉者少；好面子者多，有忏悔者少，好像都是受害者，没害过别人。当年老三届的四中学生，在一辈子自豪于母校辉煌之余，是不是也应记得自己校长和老师的命运？难道我们这个优秀中学，只有当了大官名人，发了大财的校友是真实存在，校长和老师只是空气吗？

现在再次提出惩治赵如云有重要意义，中国有产生赵如云王军的土壤，只要政治气候适合，政治流氓恶棍会不断跳出来害人。

最后用杨滨校长的话结束此篇：

1966年8月底，校革委会要求高一五班举办“杨滨罪行展览”，李惠敏，史康成，任志等学生听取了杨滨的解释，最后没办。杨滨临终前评价道：

“四中学生在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中，还能有理智的头脑，有客观分析和判断的能力，真是非常可贵。充分显示了17 年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善良正直的人格和良知。”

——见李惠敏《杨滨校长和我》， 他把保护解放校长称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

（ 北岛，曹一凡主编《暴风雨的回忆（增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2，439页）

杨帆回忆录 2020.11.10 第六次修改



附件一： 杨帆，任志，李惠敏访问前校长刘铁岭

—— 不能让陷害者逍遥法外

2020.11.8．第九次经本人修改，杨帆最后整理加工。

杨帆：我和印红标（我校六七级初二四班学生），我是初二二的，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同学，没想到1978年在吉林大学又是同学，我是经济系，他是历史系，他已下决心要研究文革。

我们当时就认识到：北京中学“文革”最具典型性，其主线是围绕出身问题，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大学虽热闹，但介入政治太深，直接跟着中央文革去抓刘少奇。请刘校长回忆一下“四清”的情况。

刘铁岭： 原来干部子弟和普通同学没多大差别，1964年10月前后，阶级斗争天天讲，北京四六八中等校部分高干子弟串联，要在学校开展阶级斗争。北京市委召开了四六八中等校高干子弟会议，副市长万里严厉批评了他们。

后来六中有人向中宣部反映，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中宣部文办写了调查报告上报书记处，康生批示，由中宣部和书记处联合派出杨海波为队长的工作队，于1964年11月进六中搞四清。这股风很快传开，北京大学好像也有人写信。

12月20日四中六个高干子弟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说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副校长刘铁岭出身资本家，教导主任屈大同父亲是伪官吏，史会仁的父亲是被镇压的，信里还说有些出身好的学生入不了团。

任志：这封信我这里有。

杨帆：当时学生会主席好像出身不好。

任志：吴铁生。他的父亲是“反革命”。

刘铁岭：这封信1964年12月21日转到北京市委，市委第一书记彭真28日就派工作组去四中，速度极快，说明当时政治斗争非常严峻，康生等人策划的文革造反之火，已烧到北京市教育界。彭真派工作组是去灭火的，阵容极其强大。由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领导，李晨刚当上教育局长就当工作组长，在四中北边电化教育馆上班了。组员有区委文教书记

侯维诚，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孙岩，团市委书记汪家璆等。楊滨原是女一中校长，五八年关于五四决定大辩论后卸任，后经甄别，参加了四中工作组，1965年7月四清结束，杨滨留任四中校长兼书记。

四中工作组的指导思想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实事求是，客观总结工作，把老师和学生分开，让教职工给领导意见，包括教育路线，组织路线，建党路线。我当时是副书记副校长，代表四中党支部写了总结报告。书记校长是解才民，大家对他意见比较大，工作组让我管许多工作。教育局长李晨带我去张文松家，把报告给他看了，他点了头。工作组的结论是：四中领导是比较好的干部。

六中的“四清”于1965年8月结束，比四中晚一个月。工作队把书记王一静打成蜕化变质分子，副书记李雁书为阶级异己分子，团委书记伍继广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人定为反党集团。

杨帆：早就听说，当时有康生和彭真两个批示，两个工作组，结论截然相反，围绕“十七年教育文化战线黑线专政”，反映了上层激烈的政治斗争。此时姚文元已吹响“文化革命”号角，北京市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到1966年初“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揪出，北京市彭真干部集团彻底被打倒，许多干部下场极惨，我和任志他们家都在其中。

刘铁岭：四中那些在“四清”中就造反的人，很快再度造反，说北京市委和工作组包庇四中校领导。

杨帆：四清在教师是不是遗留了矛盾？

刘铁岭：四清没有整老师。

杨帆：我在1967年进入第二届革命委员会，教师委员王军非常恨杨滨。

刘铁岭：王军是革委会委员吗？他从东北来的，出身好，说领导不重视他。四清工作队认为他有野心不可靠。

任志；高干子弟给陆定一的信里提到王军受打击。

杨帆：这说明王军作为教师，在1965年“四清”之前就勾结学生里的个别高干子弟，在四中造反。 他在1967年为什么能进革命委员会，其政治资本就是在四清时积极揭发四中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他才是最早的“造反派”。

刘铁岭：1966年王军主持批斗李晨，汪家璆，杨滨，在8月19号中山公园批斗会之前，约六七月份。

杨帆：此人不仅是个政治流氓，也是一个生活流氓。

是军训团蓄意要打倒杨滨，才把他搞进革委会做委员。他极其嚣张，和杨滨誓不两立。突然有一天丑闻传出：他和我校方护士通奸，半夜被抓居民委员会查夜，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大言不惭地吓唬人，说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方护士的丈夫是抗美援朝烈士，王军搞人家老婆是什么问题？ 奇怪的是，在文革那样极左的年代里，他竟没受任何处分。让我在革委会里骂了一顿，不敢去开会了。军训团这样包庇王军，非要打倒杨滨，真是有些背景的。新四中老师队伍后来全盘瓦解，我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看到他们一个个是怎么挨整的。副校长康辑元，人事干部姜春荣管理档案。他们抛过老师档案吗？

刘铁岭：是他们掌握档案，赵如云揭发杨滨的“三二七记录”，可能就是从他们那拿出来的档案。

我 1982年11月—1987年在四中当了五年书记，整党抓三种人。我看到了1965年3月27日的支委会记录，最后一句话杨滨说：“还是彭真水平高，要是林彪主持四清，非左倾不可。”这句话明显是伪造的。开会的解才民，我，屈大同，俞汝霖，我们的记录本上都没这话。赵如云揭发的这句话是后来加到记录本上的，墨水颜色也不一样。

任志，李惠敏：1967年12月在学校搞干部问题时，我们见到过支委会记录，一共七个蓝皮笔记本，大32开，按时间顺序记录着当时各次支委会发言，记录者正是支部宣传委员赵如云。 我们逐页查过，涉及塗改杨滨发言的有五本，最早一次是1965年1月7日，最尖端的就是1965年3月27日那句赞扬彭真贬低林彪的话，墨水颜色相差极远，一看就是后加上去的。

杨帆：在文革期间，这种话是可以判死刑的！赵如云也太恶毒了，他和杨滨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争权不至如此啊。

任志：为打倒杨滨，赵如云起码纂改甚至编造了五处杨滨所谓的“三反言论” 。我三年前问过四中管理档案室的王老师，但在档案室沒查到这个材料。

刘铁岭：我1985年看到了那几个蓝皮本，把赵如云作为整党重点， 我和赵如云谈多次，他就是不承认。

杨帆：1982年以后就不可能再丢。可能是后来的领导包庇赵如云，销毁了材料，也可能是不给任志看。

刘铁岭： 1969年工宣队撤走以后，任四中革委会领导的先后是张印斗，李恩浩，后来韓家鳌任书记校长。我于1982年11月来四中任书记兼校长，1985年不兼校长，任总支书记至1987年9月。刘秀莹于1985年任校长，1987年后李裕浙任书记，后由邱济隆接任校长，刘秀莹任书记，刘退休后王兆骥任书记。

任志：有些老师思想变化很大，如燕纯义当了副校长，在落实政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杨帆：我班陈国恩从山西回来是他给安排的工作。

刘铁岭：给我的处分背到1979年。

任志；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北京市教育口错误处理一批人包括杨滨，认为她们右倾。后来市委又为她们甄别。1962年我母亲任西城区委书记，她跟我谈过这件事。杨滨很感谢她们。但杨滨说了多次：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我们？

李惠敏：1967年杨滨让我们编一个材料，后来没印刷。1968年杨滨第二次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100多次。后来工宣队有一个队员找到我，说支持我的看法，我就把材料给了他。1987年我还在陕西工作。刘铁岭校长委托人多次找我，详细询问赵如云陷害杨滨的情况。但我一直疑惑，为什么不了了之？

刘铁岭：1985年整党我负责，赵如云是重点，我和赵如云谈多了次，想让他认下来，他死不承认。后来刘秀莹说这类事多了，我们就没做结论，没定性。

李惠敏：这在四中可是大事。

任志：杨帆主张去法庭，应是家属告。

李惠敏：我把杨帆回忆录转给杨滨的儿子宋新鲁看了，他的意思是自己不参与了，但支持我们。赵如云一直没离开四中吗？刘校长上次说他还犯老毛病，是怎么回事？

刘铁岭：赵如云不老实，去东北出差，报销有问题。

任志：我的看法是，刘秀莹在四中拨乱反正，全面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在赵如云问题上有失误，不但在整党中放过，后来还把他树为教学典型，评为政治课特级教师。

杨帆；听说这个王八蛋在1990后特积极，到处讲课反和平演变？我们党怎能用这样的投机分子？对那些关键时候跳出来搞“极左” 的人，才需要讲阶级路线，查底细。赵如云，王军是典型的“三种人”，1985年整党为什么没抓出来？

刘铁岭：他死不承认。

任志：有人证物证，可送公安局鉴定啊。

李惠敏：1967年军宣队态度很坏。我们开会揭发赵如云陷害杨滨，铁证如山，但高政委发言完全偏袒赵如云。在会上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好像就是王军）改口说：即使杨滨没说这话，也是走资派。高政委调走了，军训团徐教导员当革委会主任，1968年组织第二次打倒杨滨。

刘铁岭：但军训团和工宣队没对杨滨做组织结论。对赵如云的揭发不置可否。

任志： 杨滨说一些很所随意的话，被揭发了许多。

杨帆：1967年第二次斗杨滨，和1966年文革初期群众揭发言论无关，和“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关。1967年以后大批审查干部，主要是查历史问题。

李惠敏： 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是当时北京市领导发了话，要打倒杨滨。

杨帆：1967年中央斗争激烈，主张解放干部的应是周恩来，老帅们。军训由林彪和中央文革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吴德极左。1968年第二次打倒杨滨，学生没动机，教师没能力，可能是“上边”什么势力发了话，上下勾结，有人陷害。这不是“群众运动”自发搞的，而是有组织有系统有意识的陷害加政治迫害。虽50年过去，也必须要揭露和追查。

任志：1966年“八四武斗”，可能起源于高二六任正吉招摇撞骗，他到王府井破四旧，冒充是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范苏苏他们非常气愤，把任正吉揪出来斗。后来学生一哄而上，揪出二十多名教师和校领导，围着大操场转了一圈，400米距离连踢带打，把老师们打得不成人样。

杨帆：那天我到学校时已打完了，我隔着窗户看了看，只见杨滨满身污泥，披头散发，躺在床上呻吟。

刘铁岭：北岛曹一凡他们编的这本书《暴风雨的记忆》很好，不随波逐流。老红卫兵里面我记得刘辉宣特别左，革委会里孔丹，刘东，赵胜利几个都挺和善，他们不赞成打人。

杨帆：四中老师文革里有几个自杀的？

刘铁岭：朱鉴民老师自杀未遂; 刘承秀五七年被定为中右，文革开始她害怕，自杀了; 苏亭午汪含英夫妇被遣返回家，家里不留他们，他们就自杀了。刘庆丰自杀，是不是贪污了我也不知道；田钟岳在老家卧轨自杀。

任志：有人说，四中文革期间没死一个老师，不是事实。

杨帆： 1967年我校设立了劳改队，打死了两个社会上的人，满校园都是血腥气，墙上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我是记忆犹新。20多名老师校长在劳改队饱受折磨，有人创作“嚎歌”，强迫他们每天唱几次，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 王行国老师回忆，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去劳改队随意打人，他的身体已被打坏，数十年来没人向他道歉。这也是四中学生干的，四中学生多年来很爱在社会上吹嘘自己，现在七十岁的人了，是不是应有所反思啊？

至于赵如云，王军这种政治品质恶劣极其恶劣之人，他们不是学生，造反是有个人野心的，赵如云伪造证据陷害校长，按法律有罪，按政策1985年应定为“三种人”。



附件二：

王兆骥老师1965—1968年任北京四中初二二班班主任，和我们一个班共同度过了三年文革期间。他只比我们大十来岁，平时和大家打打闹闹，亲如兄弟。

他在北京四中一直坚持下来，1982—1985年刘铁岭任支部书记五年期间，他是教导主任，后升任支部书记。

看到我们的回忆录，他发表了如下感想：

“前些日子不仅在咱们班的网上，看到杨帆回忆录中关于文革的文章，特别是对赵如云的阐述与分析。最近又在其他四中老师群中看到了杨帆相关的文章，有的老师是文革后才到四中工作的，他们是看了杨帆的文章才了解了四中的过去，并向我打听当时的情况。

说实在我真佩服杨帆对四中文革中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究，对53年前是是非非的分析。特别是对杨滨、刘铁岭校长的肯定，对赵如云、王军的鄙视。

杨帆的文章重新唤起大家（特别是老师）对历史的回忆，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说实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总会慢慢地淡忘，但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在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所走过的路，是绝对不能忘却的，对一些人上窜下跳是绝对不能忘却的！不论他们现在是否活着，不论他们自己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情都应当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想杨帆所写的回忆录，又不仅仅回忆一段四中的历史（即便如此，现在也没有什么人花时间去回忆那么远的过去），更是通过对咱们四中的回忆，剖析“文革”这一场浩劫所带来深重后果！

谢谢杨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调查研究四中的历史！有的问题与细节，我都不是很清楚的，再无人研究与撰写文章，就真会荡然无存了！杨帆所做的是对四中的历史负责，对那段历史的道德是非负责。从一定意义上说，杨帆依然保留了少年时代的个性与优点，喜欢探讨研究问题，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真行！

2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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