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不全）

reading

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一）


作者：于向真时间：2016-01-1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一、停课了

　　1966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北京49中初一(1)班的38名学生正在教室里上书法课，突然学校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咔滋滋噪音之后，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亮开大嗓门念起《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紧接着喊道：“同学们，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当修正主义小绵羊，走出教室投身文化大革命!”同学们惊愕倾听着，继而躁动起来，两个男生带头起身离座，嗷嗷怪叫着跑出教室，这时我收起毛笔走到头排座位拉起好友海云的手奔向操场。

　　半年多前的1965年9月1日，根据小学毕业成绩以及我个人填报的第三志愿，我被北京49中录取成为该校的住校生。我们初一年级平日上午有语文、代数、英语等主科，下午有珠算、书法、体育或自习课。50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堂没上完被打乱的书法课，当时我正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按照柳公权体字帖用毛笔写着大字，那是我未满一年中学生涯最后的一节课。

　　北京49中是一所收寄宿生的、拥有模范教师的好中学，位于幸福大街路西，马路对面是崇文区委和区公安局。一进校门影背墙后是有一座标准足球场、两座篮球场的大操场。66年5月当我俩来到操场时，不少同学已聚集在操场国旗杆旁的主席台周围，对“文化大革命”和新成立的“文革小组”这两个新词议论纷纷……

　　从那天起，北京的中学骤然停课了，我们那群13岁到18岁按部就班念书的少年，变成替领袖毛泽东打乱秩序、击败政敌、冲锋陷阵的“红色小闯将”。后来，我们那批人被统称为“老三届”，原本该68年初中毕业的我们是“老三届”最低一级，加上我提前9个月上小学，文革爆发时我13岁零5个月。50年后，老三届纷纷白了头，很多人拒绝谈论文革，那十年实在不堪回首，有些事也难以启齿。2016年1月11日傍晚，63岁的我鼓着勇气、硬起心肠，打开电脑开始写十年亲历，颇感腰酸背疼眼发花。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大陆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风暴。一般认为文革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1966年5月文革的兴起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从1969年4月九大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三，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抓捕王张江姚“四人帮”。而对“文革闯将”的中学生来说，我感觉文革的第一阶段是1966年春天停课到1969年前后老三届上山下乡或参军、进工厂，从学生到工农兵;第二阶段是1969年前后老三届相继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披露，从盲目到惊醒;第三阶段是1971年秋冬因林彪摔死、中央下发包括《五.七一工程纪要》系列文件，促使渐渐懂事的我们在内心反感并消极对待文革到1976年9月毛泽东离世，文革无以为继。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人和总导演，文革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林彪和“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大喽啰，好比文革初期我们那批红卫兵、后来的工宣队员、解放军代表等是毛的小喽啰。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运动性质，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对文革应负主要责任，具体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的死亡人数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高达一个亿(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数超过两千万，造成八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是的，叶帅言之凿凿，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社会大灾难。我父母是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文革前和文革中父母长期派驻国外拿双份工资，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京城也算是特别优越的了，但那十年我家的伙食也很差，五毛钱的肉馅、半棵白菜是全家人吃面条的菜码，窝窝头就咸菜并不新鲜，逢年过节我五兄妹也没有新衣服可穿。记得1975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去会城门银行取钱准备分寄给亲戚们，手拿存折小本在柜台前被排在身后的一位60岁左右的老伯伯瞄见700多元的余额，他竟然大呼小叫道：“呀，姑娘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呀!”可想而知，那时候家家户户省吃俭用几乎也没什么存款。

　　更重要的是那十年间，我亲眼见到过一系列迫害、自杀、毒打等暴力场面，1966年8月30日傍晚一个被剃成阴阳头、满脸血污的中年男人爬过来哑着嗓子朝我讨水喝，他身后是快码满一篮球场的被打死的“黑五类”;文革中我姥爷、我爸妈挨批斗的经历，造反派曾破门而入到我家里开“家庭批判会”;我姥姥为躲避额头被刺“地主婆”跳下火车摔断脚踝、爬回老家;从小学三年级养成看书习惯的我，在16岁时成为一个悄悄传书偷偷看的“书乞儿”;1974年我因看小仲马的《茶花女》半本残书，被车间书记勒令停工写书面检查，差点被开除团籍;1976年4月因拒绝参加工人民兵到天安门驱赶悼念活动，我被全厂大会点名批评并记过，年底总结会上又被点名表扬并撤销记过处分……总之我这一系列写的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往事，决不是掺过水的小说。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 ... 16-01-12/56423.html

reading

2  开始胡闹了


自从“5.16通知”一播出，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与嚼口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并非虚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1949年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紧邻空军、海军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军政要地。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除了仅有的国家体委和空军北京分区指挥部(简称北空)，再无其他大机关了。

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风暴一来势必成为学生领头羊，我们初一的“小屁孩儿”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20多人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闹到天黑才罢休。

不久工作小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揭发校领导”。有人想起半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49中校党委书记交给我和海云一封信的事，几个高中生贴出大字报质问书记“掩盖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罪大恶极！”校广播站高音喇叭把我和海云叫到工作组办公室。两个高中生和工作组副组长细细追问那件事，我俩如实道出事情原委：

海云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一起考进49中后住在一间宿舍，自然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俩1965年9月上中学时，海云爸妈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我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父母不在身边使我俩长期感到孤独，小升初没被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挫折，加上持续三四年的高调宣传爱国主义，我俩窝在学校里感觉憋屈，恨不能赶紧穿上军装开赴抗美援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文课上我写了给毛主席的信表达急切当兵的心愿，海云的字写得比我娟秀，她认真把信誊写好，我俩签了名，装进信封后感觉意犹未尽，又把一只用彩色塑料丝编好的精致的小花篮装进牛皮纸大信封。

深秋的一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却投送无门，又闯新华门被卫兵拦住，值班门卫看了信和小花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电报大楼“说到那里写好地址，贴足邮票，毛主席就能收到。”我们在信封写上：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中间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亲收，落款：永远忠于您的XXX、XX。

回来后把这事放一边了。大约一个月后，突然校领导传话我俩过去，详细询问“给中央写信”的事，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要求我当着书记的面拆看回信，我们立刻照办了，只见书记紧张的表情释然了，刚才书记可能怀疑我俩给中央写信告学校的状?那封回信是一张半透明的打字纸，四号蓝色的字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好的，大意是：“你们的信和亲手编织的小花篮我们很快会转交给毛主席……你们年龄还小，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参军上战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还是鼓励安心学习的一段话，总共半页字，下面是落款和日期，还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章。

海云和我读了又读，都想保存，只得从中间裁开各自保存一半。同宿舍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事关红太阳毛主席，中央还回了信，这事在校园传得飞快，结果文革初期有人据此贴出大字报质疑校领导，工作组要检查原件，我俩不情愿地把各自保存的半页信交出去。没料到工作组很快被冠以“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而赶出学校，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俩的那封回信随之不翼而飞。好在那件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指责学校书记，连对书记怀疑给毛写信是告状都没多说，质疑校领导掩盖毛关怀学生“罪恶”的大字报很快就被覆盖了。

文革初期学校以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我们49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同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工作组撤走后，揭批校领导的斗争不降反升，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得苦不堪言。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到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每个同学几乎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

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甚至发誓“不写满60页(大字报纸)，就剃秃瓢！”最终他并没凑够60页“罪状”，但我班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的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

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1990年10月14日，老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接上张老师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聚会游玩，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当张老师极尽师恩予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批斗迫害老师，是天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

停笔细细回忆，当年我们49中大操场西边是整齐的4座楼房，最北边一层是教工宿舍，二层是女生宿舍，依次向南是办公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1966年到1967年，除了宿舍楼外，另三座楼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

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恶毒漫骂，大体有三类：一是乱扣帽子，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外语老师教英语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二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三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一些人趁乱揭发校领导或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抓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让被害人无以辩驳。

这类混蛋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越看越无聊，使刚开始热衷围观大字报的师生们，渐渐没了兴趣。

文革初期，头一回让我寒心的是那次全校批斗会，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到XXX！”震耳欲聋。


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

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浆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浆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浆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真臭！”“真臭！”台下观众纷纷掩鼻，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气喘不匀，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女校长?不久前我们不是还恭恭敬敬向她打招呼吗?干吗要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胸口憋的愈发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3

八月的疯狂

昨天，我的微信同学圈，中学和小学同班同学在传看我写的文革回忆。有两名同学先后电话说“那时我们未成年”，“真不怪咱们……”“不怪咱们？”可咱们是当年迫害教师的急先锋呀！是未成年，但13岁多该知道打人、栽赃别人很缺德。怪也不怪，不怪也怪，于是，我在正写的段落中才加上“无可饶恕”“百身莫赎”两词。如果文革亲历者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彪、四人帮，或加毛“五人帮”，用什么鞭策自我良知?又拿什么警示后人呢?

接着回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进入1966年8月。1958年底，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接站的车刚驶出前门火车站，妈妈就招呼我们兄妹：“快看，那就是天安门!”岁月葱茏，转眼间我已63岁，每年8月18日或每次途经天安门广场，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50年前的经历磨盘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前面说的是1966年五六月，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气温上升，文革的烈焰也持续蹿升。无法上课，一大群学生整日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围观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8月6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左臂带了枚窄窄的红袖章。

8月18日凌晨，49中红卫兵近20人排一竖队，由发起人刘向群大哥带领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接受“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

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站在东观礼台的我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大喊一声：“毛主席快到东边来，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围的人都喊叫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进而东观礼台和广场东面的人群齐声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声浪震天响，广场上的人全都听到了，城楼上的人也都听见了。

毛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瞬间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沸腾到极点，“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嗓子完全喊哑了，个人崇拜的痴迷仿若施过魔咒一般。

“8.18”毛泽东穿着军装首次接见红卫兵，据说有百万人参加。林彪站在毛身边，高声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紧接着我们投入“破四旧”，打砸抢烧如火如荼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们几个初中红卫兵在前门南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富、寿字的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卖了！”

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抡着铁锤狠狠敲砸前门大街干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一时理解不了；接着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来剪刀，冲到大街上将烫大波浪发卷的妇女或留长辫儿的姑娘，不由分说剪成“革命短发”；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喝令穿尖头皮鞋的“脱下资产阶级的火箭头！”唬得那人赶紧脱了鞋、穿着袜子跑开了。

此情此景，令我们三个女孩惊诧莫名，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何去何从。亚萍问：“那咱干什么呢?总不能这样回学校吧。”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提议：“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云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我们四个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来回穿梭，多数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会用谄媚的笑容迎向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的虚妄自豪中。如今回首，心有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积极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纷纷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为自己起名“张雪松”，到派出所警察不允许改姓，我就把父亲给我的“弘”字改为革命色彩的“红”，好友小妹改名“海云”;王娜娜改名“王征”。最著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楼为毛戴了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么”，次日《光明日报》记者替她更名为宋要武，这一莫须有的更名至今仍困扰着并无此意的宋彬彬。

在发热病的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 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8.18”后，我们仗着毛撑腰，猖狂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得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路线，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是的，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红司令，嚣张如匪！

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据说毛授意后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口谕)，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随意将一些人押到学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

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龙潭湖住宅区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得我一次次从睡梦中惊醒，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征(王娜娜)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 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路北121号小楼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李月波家的院子，同去的人一起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南屋，我校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和王征躲了出去，藏进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王征，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逐一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分完后才发现了我俩，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马上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李文波事件的宣传画

许多年后，我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因有人揭发他1949年前是一名国军校官、划为历史反革命，1966年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

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已经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女十五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反倒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 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38天的婴儿。有人统计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人，有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也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恋权力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以批判海瑞为先导，开展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所以他击节叫好。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 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能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

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彼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

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腥气与微微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

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了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颤。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从北京火车站登上去上海的列车，我第一次串联开始了。

4

第一次外出串联

“革命大串联”是十年动乱初期，红司令恩准发给带头造反学生的一把糖豆。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上旬，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亲切接见或异地串联，坐火车、乘汽车都不用花钱买票，住进串联师生接待站的食宿费用也一概免单。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主政推行宽柔政策积攒下几个钱，老毛一高兴，让小将们体验一把我年轻时游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漫吧!

1966年8月30日晚，我们12名红卫兵拎着一捆捆油印的传单，挤在崇文区公安分局找的车里赶到北京火车站，凭一张盖着“北京49中学红卫兵总部”红印章的介绍信就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坐火车，上次是1958年底随进京工作的父母从郑州到北京，那次是从前门火车站下的车，当“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位于东单以东的北京火车站落成后，前门火车站关张了。上了火车我们特别兴奋毫无睡意，坐在硬座上谈笑风生，初二的刘胜利嘲笑我不会骂人，“革命斗志不旺盛”，我就跟他学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你他妈的少他妈的找他妈的茬(挑刺)，小他妈的心他妈的剋(揍)他妈的你。”

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的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期间的时髦，两次串联途中我学会骂人，一张口就妈呀妈的，直到年底回到家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交男友后才彻底根除。

次日上午醒来，迷迷瞪瞪听到敲盆敲碗声伴着“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反革命，我有罪……”的喊声，原来列车上其他中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连夜逐个车厢查访并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强迫那几个老年妇女顶着破报纸糊的纸帽子，在窄窄的过道里敲盆敲碗喊着自己该死、有罪游遍一节节车厢。

我们守着准备散发的传单，没参与火车上的整人，也没制止“黑五类”车厢游。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时我最亲爱的姥姥，也被郑州造反派强行注销户口遣返回原籍。途中姥姥被一好心乘客告知“那边车厢有人被学生在脑门刻上‘地主婆’，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被血糊住了。”生性刚强的姥姥赶紧悄悄溜到厕所里钻出半截小窗，当车转弯速度慢下来时姥姥一松手让自己跳下去，脚脖子扭坏了，爬着回到老家。

到上海后，我们被引到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一间阶梯教室，第一次见识宽敞漂亮、层层递进的教室，睡在铺了毯子的一阶阶的木质地板上，新鲜有趣。上午我们到南京路、淮海路散发传单，下午到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那些闻名遐迩的影星们被人把各种不堪的糗事写在糊满摄影棚的大字报上，喜欢看电影、悄悄崇拜电影明星的我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该相信揭发者还是该同情被卷入风暴眼中的倒霉蛋儿们。

在上海时遇到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我们列队途经淮海路某弄堂口时，有位中年妇女站在路旁先是看着我们，随后跟着走在最后一个的我身边，小声问“侬是伯京来的红威军?”我使劲点点头，她一把拉住我，把手中攥着的一大串东西塞进我手里，说了句“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说完扭头就跑了。

我赶上队伍低头看，手里是长长一串黄白两色双股金属链子，中间镶嵌着十几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在旭日的柔光下闪烁着妙不可言的璀璨。“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其中必有沉甸甸的含义，不能装进裤兜，我就用手使劲攥着，停止行进后赶紧汇报情况并交给领队荆晓飞。

直到2007年，有一次我们那帮老同学在花市大街”钱柜“聚会，唱KTV间歇时聊起大串联的事，我向两位同去上海的男生追问主教的项链，那宝贝的下落让我大跌眼镜，敢情我们12人到武汉后，几个男生一拍即合，跑到汉正街一家古董铺用项链变现，买了12张武汉到上海的船票，“余下的钱我们几个吃了顿好饭。”

气得我要骂人：“好呀你们几个坏家伙，我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交了宝贝，你们却拿去解馋！”“哎，别不讲理啊，大头可是买船票用了，你不也坐东方红二号江轮了吗?再说，那人慌马乱的，我们想上交给谁去呀。”此话一出，我没词了，主教的宝贝，文革时会认定是帝国主义走狗用过的邪恶之物，用它换革命小将的船票，这一是非岂是我能妄加评判的?

回头再说我们在上海停了三四天后，荆晓飞决定继续南下广州。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在今日美术馆看画展时遇到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他送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批斗曹荻秋时，天津来的红卫兵王端阳也在同一会场，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

看着端阳先生文革初的日记，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率先冲上台，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不花钱买车票、免费食宿的红卫兵大串联，就这样将暴力的“火种播向全国”。

接下来，我们到了广州，传单没了，热情也褪去了，12个人在广州最开心的事就是买香蕉、杨桃解馋。那里的香蕉真便宜啊，每斤九分到一毛三，杨桃好像价更低。我们努力找机会想见到心中的英雄麦贤得却末能如愿，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半路火车在武汉停下来，遇到一起卧轨自杀的事（前几天去上海，我们坐的火车刚驶离北京站没多会儿，在丰台就紧急刹车，司机下去勾出一名卧轨者摆在铁轨旁，车就继续开了，没想到武汉又出现一起）。

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眼前，我们索性下了车，走到大桥上看滔滔长江似磷光万点。在桥头堡，一位工人模样的男人阻止我们靠近大桥围栏，说“每天都有人寻死往下跳”，伸头朝下一看才知道，从这里跳下去不是江涛而是水泥路面，必死无疑。毛说1966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竟然空前绝后如此多的自杀者诀别魑魅魍魉的世界。

那时自杀不是个案，很快我们就忘了，反倒是汉正街的繁华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后，我们上了东方红二号江轮离开汉阳驶向上海。回到上海连码头都没出去，荆晓飞、刘胜利、李冀平三人跟停泊在码头的运送鱼苗的海轮船长套磁，船长居然破例应允带我们去大连！

喜滋滋连蹦带跳我们搭上这艘海轮，为报答船长的慷慨，在船上的两天，我们轮流帮着拉绳索，让装着鱼苗的大木盆里的水不停地被绳索系着的一根根小木棒不停地搅动，船员说“水不流动，鱼苗很快就会成批死去。”于是我们更加不偷懒地一直拉呀拉。船长和船员对我们非常好，腾出地方让我们休息，供我们饭菜和水，路过鸟岛附近时，还特意指给我们看。

在大连登岸时，我们全脏得跟小鬼儿似的，海上一度遇到强风，颠簸得非常厉害，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卖力，一个个精疲力竭，加上临近国庆节了，没心思观赏海景也懒得逛大连，直奔火车站洗把脸后就上火车，终于在国庆节前回到家，第一次外出大串联结束了。

reading

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三）

作者：于向真时间：2016-01-15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三、八月的疯狂

　　昨天，我的微信同学圈，中学和小学同班同学在传看我写的文革回忆。有两名同学先后电话说“那时我们未成年”，“真不怪咱们……”，“不怪咱们”?可咱们是当年迫害教师的急先锋呀!是未成年，但13岁多该知道打人、栽赃别人很缺德。怪也不怪，不怪也怪，于是，在正写的段落中才加上“无可饶恕”“百身莫赎”两词。如果文革亲历者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彪、四人帮，或加毛“五人帮”，用什么鞭策自我良知?又拿什么警示后人呢?

　　接着回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进入1966年8月：

　　1958年底，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接站的车刚驶出前门火车站，妈妈就招呼我们兄妹：“快看，那就是天安门!”岁月葱茏，转眼间我已63岁，每年8月18日或每次途径天安门广场，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50年前的经历磨盘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前两集说的是1966年5、6月，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气温上升，文革的烈焰也持续蹿升。无法上课，一大群学生整日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围观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8月6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左臂带了枚窄窄的红袖章。

　　(照片暂缺)

　　保留了50年的红卫兵袖章，都发白磨毛了，“老兵”的我曾长时间佩戴它。(刚才翻箱倒柜没找到，一准还在，找到后补发。5年前捐赠过一枚稍晚时的红卫兵袖章，最早那个跟我躲猫猫呢。)

　　8月18日凌晨，49中红卫兵近20人一竖队，由发起人刘向群大哥带领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接受“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站在东观礼台的我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大喊一声：“毛主席快到东边来，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围的人都喊叫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进而东观礼台和广场东面的人群齐声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声浪震天响，广场上的人全都听到了，城楼上的人也都听见了，毛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瞬间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沸腾到极点，“毛万岁、万万岁”嗓子完全喊哑了，个人崇拜的痴迷仿若施过魔咒一般。



北京49中的红卫兵，基本是8.18原班人，1968年的合影。上排右三是刘向群大哥，右二是荆小飞，中间右一是王征(王娜娜)，右二是我。

　　8.18，毛泽东穿着军装首次接见红卫兵，据说有百万人参加。林彪站在毛身边，高声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紧接着我们投入“破四旧”，打砸抢烧如火如荼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们几个初中红卫兵在前门南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富、寿字的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买了!” 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抡着铁锤狠狠敲砸前门大街干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一时理解不了;接着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来剪刀，冲到大街上将烫大波浪发卷的妇女或留长辫儿的姑娘，不由分说剪成“革命短发”;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喝令穿尖头皮鞋的“脱下资产阶级的火箭头!”，唬的那人赶紧脱了鞋、穿着袜子跑开了。此情此景令我们三个女孩惊诧莫名，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何去何从，亚萍问：“那咱干什么呢?总不能这样回学校吧。”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提议：“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云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我们四个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来回穿梭，多数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会用谄媚的笑容迎向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的虚妄自豪中。如今回首，心有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积极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纷纷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为自己起名“张雪松”，到派出所警察不允许改姓，我就把父亲给我的“弘”字改为革命色彩的“红”;好友小妹改名“海云”;王娜娜改名“王征”。最著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楼为毛戴了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么”，次日《光明日报》记者替她更名为宋要武，这一莫须有的更名至今仍困扰着并无此意的宋彬彬。




　　1966年更名后，海云送过我一张她和弟弟在颐和园的合影，120版老片。注意，这也许是大陆民间最早的彩照吧。要不是保留这张小照片，我早就忘了自己曾改名叫“张雪松”。

　　在发热病的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 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8.18后，我们仗着毛撑腰，猖狂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的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路线，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是的，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红司令，嚣张如匪!

　　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据说毛授意后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口谕)，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随意将一些人押到学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龙潭湖住宅区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一次次从睡梦中惊醒，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征(王娜娜)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 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路北121号小楼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李月波家的院子，同去的人一起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南屋，我校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和王征躲了出去，藏进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王征，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逐一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分完后才发现了我俩，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马上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许多年后，我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因有人揭发他49年前是一名国军校官、划为历史反革命，66年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已经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女十五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反倒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 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38天的婴儿。有人统计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人，有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也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恋权利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以批判海瑞为先导，开展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所以他击节叫好。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 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能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

　　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彼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腥气与微微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颤。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从北京火车站登上去上海的列车，我第一次串联开始了。

reading

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
作者：于向真时间：2016-01-28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十、三首小诗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年，动乱急剧蔓延，中央文革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四处煽风点火，拉一派打一派;社会上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一出出荒诞怪剧纷至沓来，学校复课又停课，工厂大多停产，机关处于半瘫痪，批斗之声不绝于耳，派别之争日趋激烈，整个神州大地乱相横生。1967年春节过后，毛泽东认定拿下刘邓时机已到，他的喉舌两报一刊号召“揪出中国头号走资派”“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玩完了。

　　想当年延安整风之初，毛急调远在新四军的刘少奇去延安。刘少奇离开江苏时指名道姓随从人员中有“新四军机要快手”王剑青(我公公)，一大批人进入山东后被阻把守极严的铁路线以东，如武力硬冲不仅伤亡巨大且难保刘少奇绝对无恙，后联络铁道游击队及混入日伪军的中共，护送化妆的刘少奇通过铁路抵达延安，大批随从、包括王剑青重回江苏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是整风运动的过河卒，力挺毛将严酷肃杀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燃烧起来，随后刘登上二号交椅。文革中刘少奇落难并客死开封，不知他内心有多么纠结，当年不正是他(后来的林彪亦如此)“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等刘少奇“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一家人对烈火燎原般的批判刘少奇无动于衷，甚至对铺天盖地以丑化人格的批刘文章及漫画有抵触，有理说理何苦把原本形象并不比毛差的刘贬损为烂鼻头、大龇牙，冠上叛徒工贼重婚罪等无聊的帽子呢?从外面带回家的批刘传单一律迅速被处理掉，倒是之前因工作配合相当拧巴，我爸爸对邓小平一如既往不赞扬。有人报信说“马上来家里搜查”，爸爸妈妈赶紧翻出在欧洲工作时的相册，一张一张筛查，把所有与邓小平合影的照片统统在邓胸上打上个黑叉叉。结果来家里搜查并没有那么细致，肯定了墙上有毛画像、桌上有毛石膏像，家里没养猫养狗养鱼(饲养宠物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爸妈遭难时我家被迫搬迁到一老旧楼房狭小的顶层，几年后“落实政策”搬回皇亭子21号楼时，一进门我们都傻了，屋里满满全是没收来的大大小小的金鱼缸竟有上百个，费了大劲才清理出去)，那帮人搜去一小把绢花，就去了下一家。

　67年，全国城市被大字报、大标语覆盖。(百度的图片)

　　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要求各校“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我就回到49中初一(1)班，上了两节英语课，反复将四个伟大和万岁万万岁背的滚瓜烂熟，其他课只能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全班同学斗私、批修，每个人都把自己狠批一顿，变着花样把自己说成一个自私的大笨蛋，感激涕零地向毛表忠心。

　　不久，某校有激进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复课闹革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教学改革是“改良主义”是“复旧”、是“走回头路”，能出来任课的少数教师本已是惊弓之鸟不情愿教课，学生一提出异议，干脆停课不教了，静等中央出台新政策。于是，我们又彻底放任自流了。

　　刚过完14岁生日的我，两次外出大串联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大串联虽然免了火车票，不用花住宿钱，能吃各地学生接待处免费提供的餐食，钱省了，可是四个月的舟车劳顿、风餐露宿，加上旅途卫生条件恶劣，使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我不太适应，回到北京不久就大病一场，小脸黄巴巴的瘦了一圈。开春后我痊愈了，返校重新开始了住校生的快乐生活。就在那段时间，我和高我一年纪的初二住校女生张素珍诚恳地做起了朋友，我俩不愿意整老师、打派仗，就躲在宿舍小屋里聊天、唱歌，相互把大串连的经历详详细细介绍给对方，说到高兴处我俩笑的嘎嘎的，眼泪都出来了还哈哈笑不停。

　　我俩不是运动的逍遥派，主动参加老红卫兵组织的各项活动，比如到街上散发过油印传单，和路人争抢或捡拾过油印小报。我俩都喜欢诗词，见到小报上有诗词会不厌其烦地抄写一遍又一遍，把抄下来的诗词分发给其他红卫兵战友，在文学艺术极度匮乏的时刻，传抄诗词比较有趣，让更多人分享韵律的润泽。

　　当时我和素珍传抄过不少于10多首诗词，那时只有毛泽东诗词是被允许公开传播，油印小报及口口相传或用小纸片私下传抄的诗词，原则上讲都属于地下违禁品，更有些是除了家人、好友外绝对不敢传的“反动诗词”。我印象最深的，也是50年后仍然能记住的只剩下三首，分别如下

　　第一首：

　　遥忆当初献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今日且看献果人，

　　戴上手铐牢中坐。

　　(这首诗表达了67年公安抓捕对江青及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的看法。)

　　第二首：

　　《蛮江青》

　　风雷激，鏖战急，

　　陈官溃，骚人溢。

　　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

　　甘地慕，慈禧嫉，金声盖旨御可愚。

　　蓝氏嫩手抽龙筋，老臣畏主施穷计。

　　无奈神塔压顶火中立，昂首待鸡啼!

　　第三首：

　　满天风雨满天愁，

　　革命何需怕断头，

　　三司本是拉堠物(垃圾之意)，

　　三年归报三司仇。

　　(文革初的66年，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山头林立，纷争不断，相继成立“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一司”“二司”，67年“三司”成立，造反起家的蒯大富在成立大会上带头宣读效忠誓言，获得江青等人栽培。)

　　2006年岁末，我意外得知第一首小诗的作者是和我同在博联社发博文的一位博友。一次我给她留言，鬼使神差把40年前的两首小诗敲打在跟帖里。很快，女博友发了一篇博客“40年前的一首打油诗”，文中说“40年前现在这个时间，当时我和几个同学从新疆、延安串了一圈回到北京，直接到了学校，听说北京已经是天翻地覆。几个月前红透半边天的红卫兵已经被打下去，中央文革又有了一帮新宠。红卫兵们都觉得很压抑。更令我吃惊的是，当年7月底红卫兵刚刚开始从被工作组打压的状态翻身时，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一个支持红卫兵的集会上，海淀区另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头头激动地把军训时采回的沙果献给亲临会场的江青，托她转交给毛主席，表达红卫兵对他的敬意，江青对他的亲切真是溢于言表;而没过几个月，这个献沙果的红卫兵竟啷铛入狱，而且还戴了手铐。

　　听了伙伴们愤怒的诉说，我对这样巨大的反差实在难以接受，便写了这个打油诗。马上就有人刷了出去——当然，没有署名。但是，想不到会从海淀传到崇文，让此前我素不相识的于向真记到现在。”当年，她为了随手写下这首小诗，文革中还招致一些麻烦呢。

　　第二首词是当时人大附中高一女生自创词牌填写的，我在上一篇“好友素珍”中提及此事。2007年，从这首词作者发在网上的文章中得知，这首词是她在1966年底，听说江青组织一帮人要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她对能文能武、刚正不阿且功勋卓著的陈老总充满敬意，故而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填写了这首词。为此，她曾两度被捕入狱，直到1977年才重获自由。半个世纪过去了，素珍和我依然对这首词情有独钟，赞赏作者当年的勇气和才华。

　　第三首小诗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派系争斗已日趋激烈，逐渐充斥着你死我活的火药味，果真其后武斗逐步升级，有资料证明四川、青海、贵州、广西等地两派在武斗中竟然用上真枪真炮，酿成一场风烟四起的全面内战，局部地区伤亡惨重。这三首小诗从文学角度考究也许无足轻重，却活灵活现反映出文革初期的真实事件以及人在动乱中的真情实感，如果有人写文革史，我建议不妨把这三首小诗收录进去。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十三）
作者：于向真

摘要：1976年5月到8月，我参加了北大进修班，期间赶上朱德逝世和唐山大地震，但在未名湖畔那4个月，是我年轻时代最美妙的光阴。

  第三通用机械厂是文革时期北京市工业战线的先进单位。1970年，陈祖德率前国家围棋队主力队员，下放我厂近十年，坚持在生产一线当工人;文革期间，中国舞蹈研究所的专家，文化部顶尖电影评论家多次到我厂蹲点并参加劳动。他们约请三通用工人写作组、工人理论组参加新节目观摩，新影片、新剧目研讨，专家与工人合作撰写评论等，一系列活动，我都参加了。

　　1974年春季，江青授意将原中戏改办成左味十足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工农兵中招收学员。中戏两名老师找我面谈，我不明就里，率直坦言：“不愿意以写文艺评论为职业”，掐断了专业进修的天赐良机。事后也曾后悔，文革中能进高校深造，可遇不可求。那两年，我因上班离家路程太远，曾费力联系到我家附近的量具刃具厂的对调事宜，办对调手续时厂部死活不放行，可见我那时多么盼着离开那个工厂。我自断学路，而当年二选一进入中戏的老同事，2015年7月找到我，旧事重提，我几乎忘了此事，说明我对失去上中戏的机会并没有强烈悔意。回顾40年职业生涯，深知自己“不适合在体制内混”。况且与中戏失之交臂11年后经社会招聘，我离开工厂进入中国少年报，为孩子们办报是我心仪的职业，无怨无悔。

　　(一)四五之后被记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温和能干的总理没了，大家由衷悲痛，灵车送周去八宝山那天，我和妹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京西宾馆前的马路边久久守望，只为看一眼灵车送一程亲民总理。接着，工厂和我住的皇亭子大院都举办了自发的追思会，但顶层出了一连串昏招压制悼念活动，激起公愤。3月间到4月初，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悼周为名、抗议文革为核的运动让我欲罢不能，那些日子，一天不落每天下班后我和老胡(前两年天津大学毕业分到我组的技术员)直奔广场，星期天不休息我独自去广场，流连于人山人海中。到了清明节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花篮越送越大、花圈越堆越多，有人洒传单、念诗词、做演讲，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王张江姚。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议，决定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驱赶抓捕广场抗议人群。4月5日，我上班途中在一路公交车上，隔着玻璃惊讶地看到一夜间满场的花篮花圈都被收走了，云集在那里的人群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悼念变成了抗议。上班后传达中南海的话：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给毛泽东。大家都明白了，收花圈驱赶人是毛批准的。下午，厂部集合民兵干部，让我“召集三连女民兵排”集合待命，下班后去执行任务。我立刻说“家里有事，我请假。”政工办公室干事说“今天谁都不许请假!”我扭头离开，任凭他叫喊，回车间干活去了。

　　那天一下班，我和老胡再次到广场，天还没黑，人群正呼呼啦啦涌向广场东侧那座冒起黑烟的小楼，听说“清剿指挥部”设在那里，老胡和我来得晚，根本凑不到跟前，随着焦虑的人群关注着焦灼的事态。7点左右老胡和我离开广场回家，心中的牵挂还留在那里。第二天一早从广播里知道：昨晚7时半，也就是我俩离开不久，广场广播了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说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让大家赶快离开。两小时后，1万名工人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士兵，手持木棍围剿逗留在广场的人，流血冲突中逮捕了一些人。四五期间，我和老胡积极参加广场活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能参与挥舞木棍的恶行。

　　两天后，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栽赃邓小平是“总后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在三通用全厂大会上，因拒绝参加首都工人民兵的任务，我被点名批评、宣布撤销民兵排长并给记过处分。好在多数工友们并没歧视我，随后我参加了北大进修班，半年后“四人帮”被关押，四五事件翻了个儿，年底总结会上，我又被不点名表扬“有觉悟”并宣布“撤销记过处分”，我也不知道自己档案袋中有那页处分单没?

(二)在北大学习半年马列

　　第三通用机械厂在文革时成立了工人理论小组，共5人，和我最聊得来的是任公伟，他是101中学老高三的学生，101中的学生领袖之一，读书多、见识广，出口成章，逻辑性强。插队返京后进厂当了最苦最累的铸造车间炉前工，每周一次的理论组研讨会，他和我最积极活跃，可叹今日我俩观点相悖甚远。今年春节我用微信对他说：“我们是文革中最缺少知音时的朋友”，“尽管我们都有一大堆缺点，缺点一大堆，但你我是多么好、多么可爱的人啊”!

　　1976年，三通用工人理论组组长任公伟考试上了大学，紧接着四五事件我背上记过处分，人生低谷时，不知哪位好心人推荐我参加北京大学马列理论进修班，给这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上一柱高香吧!因祸得福，我有机会亲近了北大。上初中时我就对北大充满向往，有机会住进北大研究生宿舍、每天听课、课后徜徉在未名湖畔，那是美梦成真的4个月。开办进修班是为子虚乌有的“培养工人理论家”，教材全是马恩列斯原著，讲课的没有一位老教授，讲师们勉为其难按规定走程序、干巴巴地宣讲原著，《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大部头囫囵吞枣不甚了了，只能记住书名罢了，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精彩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幸运的是，进修班上结交到来自京城几十个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同宿舍四女生：玲子、小朴、小李和我，每天一起听课，一起在教工食堂吃饭，一起哀悼朱德元帅逝世。晚上围着未名湖畔边散步边海阔天空各抒己见，我们四人逛遍了北大校园，还多次到颐和园对着湖面欢声高歌，在紫竹院曲径通幽处畅谈人生，那4个月是我年轻时代最美妙的光阴。

在北大进修班学习期间，我们班辅导员(前排中)与班上几位女生(前排左是我、辅导员后侧的女生是我下一篇要写的半年后夭折的玲子)的合影。注意：文革时北大图书馆前是一片草坪，有座毛像。

　　(三)大地震中的记忆

　　原本计划三个月的进修班，因为一场大地震延续了一个月。1976年7月27日那天出奇的闷热，白天在教室听课热的汗水淋淋，傍晚我们前往颐和园消暑，平日昆明湖面微风拂面，一天的燥热顿消，那天湖面吹来的风竟然燥热难耐，同学们笑言“越吹汗越多”早早回了宿舍。我到斜对面那屋，听同仁医院来的女学员讲日本影片《砂器》，她家住胡同里的深宅大院，有家庭小影院，看过不少内部电影。她们屋有一位女同学是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独生女，我们都喜欢听同仁医院来的学员讲故事。

　　那天很晚才回宿舍，热的一个劲拿着笔记本当扇子扇呀扇。迷迷糊糊睡着后，突然被剧烈的晃动惊醒，朝南的玻璃窗忽闪忽闪着一波接一波的暗白色的光波，同时耳畔传来黯哑的轰鸣声。“地震啦”有人喊起来，我披着毛巾被下了床，看见小李还躺着，使劲摇醒她，拽着她下了楼跑出去。楼下路灯中站着惊慌失措的学生们，有几人包括小李，只穿着小裤衩，用双臂护在胸前，我穿的是大背心和短裤衩，就把小毛巾被给小李披上。等到第一次地震波完全停止后，大家赶紧回屋穿好衣服。这时，北大广播站播出消息，有两名住上铺的男生慌忙中跳下地摔成了骨折，进修班女生受照顾，住的是原来的研究生宿舍，不是上下铺，没有女生受伤。

　　地震当天就停课了，我父母1973年春到1976年秋在新华社驻河内分社工作，没在北京，我赶紧回家照顾姥姥和弟妹，在楼下小空场用竹竿和塑料布搭建了一个小小的防震篷，我们姐妹四人、姥姥和舅舅的4岁女儿、姨的4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共8口人挤在里面，连坐着都嫌挤。午后下雨了，余震突发，望着对面二楼我家窗帘在晃动中大幅度摇摆，我忧心忡忡夜里怎么安置姥姥和弟弟妹妹们。三通用的工友们及时雨般帮了我一把，第二天开来一辆小卡车，送来三捆没剥皮的小树干和一大卷油毡，帮我搭建起一个较好的篷子，夜里还是老漏雨，我赶紧买了火车票，震后第三天把姥姥和弟妹们送到郑州姨家。76年8月，白天我和大妹妹分别去上课上班，夜里姐妹俩挤在一张挂有单人蚊帐的小床上。

　1976年地震后，夜里我和妹妹挤在一张支有单人蚊帐的小床睡觉。这张照片是妹妹理丰拍的，我在地震期间过夜的床前的留影，一卷胶卷最后半张抢拍的。(理丰 拍照)


　　(四)毛病故后王张江姚被抓

　　1976年9月初，进修班结业，我回到工厂。9月9日毛泽东病故，三通用选派了20位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被选中。哀乐声中，我们戴着黑箍低着头，绕着玻璃柜中毛的遗体向他告别，人人都在擦眼泪、肩膀一耸一耸抽泣着。可怜的我，从小不爱哭，此时此刻因没有流泪而窘迫，头都不敢抬一下。出了大会堂，走下高高的台阶时，一阵凉风扑面，我突然想起半年前，天安门四五事件后，爸爸妈妈回北京述职，同时各分社统一四五事件宣传口径。返回越南前的那天夜里，爸妈把我叫到他们屋里，叮嘱我“准确消息毛已病重，一旦他故去，万一军人争权乱起来，我们为你想好两条对策，你要……保护姥姥和弟弟妹妹们的安全，到那时这个家就指望你了!”已经面对“那时”了，蓦然感觉前途未卜、担子好重，哇的一声嚎啕起来，哭的不可收拾，工友扶着我劝也劝不住，坐到车上趴在椅背上一个劲哭啊哭。毛逝世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哭，其实不是因为红太阳陨落。第二次嚎啕大哭是在2002年7月，我最心爱的二妹妹突然病逝，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中真想随妹妹一起化为云烟。

　　10月的一天傍晚，爸爸的忘年交好友小任(任长安)叔叔出人意料来到我家，告诉我和我大妹妹：“这下好了!前天夜里王张江姚都被抓起来了，四害被除，天就要亮了!”他嘱咐我俩先别说，过些日子大家都会知道呢。然后他要去通知住我家楼上的谢文清叔叔，一转身兴匆匆上楼去了。果然没过久，整个北京市欢腾起来，载歌载舞庆祝“四人帮”倒台。年底的全厂大会上，王沛津书记不点名、但熟悉我的工友知道是说我，表扬我“有觉悟”并宣布“撤销记过处分”。

　　文革结束了!是吗?




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十四）
作者：于向真时间：2016-03-15 来源：共识网

　　我爸妈1958年到60年在新华社外训班学英语时的班主任，名叫李慎之，李慎之先生说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在讲真话还不能成为常识、且相当奢侈的时代，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真话本不具力量，若真话周遭充满瓦斯，真话便是一颗火星。茅于轼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我高度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每每看到说真话遭围攻，就闻到文革的味道。

　　我的文革回忆已进尾声，句号将在下一篇，这篇说我在北大进修班结识的朋友玲子。文革时，女孩子找对象，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长相什么的，特别注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许多姑娘把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作为结婚恋爱对象的首选。因为这种偏见，玲子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1976年5月到9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办“马列理论进修班”，该班辅导员(前排中)与来自北京市工业局选派的女学员合影。背景为76年北大图书馆。辅导员右侧是本文主人翁玲子，前排左是老于我。

　　1976年5月，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通知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进修班。报到后才知道，这是针对北京市大中型企业团干部、理论骨干的培训，原本设想分批分期让骨干青年轮流接受北京大学正规、系统的马列理论学习，以便继续忽悠群众紧跟文革领导者，不料第一期刚结束，四人帮倒台了，这项计划嘎然终止。

　　进修班的学员来自工厂、医院、机关的团干部，我以工厂理论小组副组长、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来学习。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都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年龄相仿，相见恨晚。玲子与我来自北京市机械局下属厂，我俩一见如故。玲子漂亮，银盆脸肤白皙，水灵灵的眼睛大而亮，健康活泼热情直率，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同宿舍还有小朴和小李，小朴是朝鲜族姑娘，西苑宾馆的团委书记，小李是北京构建厂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四个白天一起上课，傍晚在未名湖畔一起散步，热络的连周末都要一起去紫竹院、颐和园游玩。

　　夏天到了，玲子擅长高台跳水的才艺一下子在北大校园里扬名拔腕，我与她结伴去教工食堂吃饭的路上，时常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跳水的姿势美极了……”玲子从小在市体校接受过专业训练，成绩优异，要不是文革北京市少年跳水训练班解散，她很可能顺利进入国家跳水队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呢。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同学们都很惋惜，凑在一起热议当年春季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见闻，周总理走了，朱委员长也走了，毛伟人身患重病，这一切揪紧着人心。我们这批正在攻读国际共运史的热血青年们更是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忧虑。

　　7月27日那天傍晚特别闷热，我们四人先是到颐和园昆明湖畔乘凉，那天从湖面上刮来的风竟然燥热难当，一改往日的清爽。汗水淋漓回来擦个澡，仍然热的无法入眠。我就到隔壁房间把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大李(一位高个儿女同学)叫起来讲故事，她家不寻常，当我们只有8部样板戏看时，她能坐在家庭小影院观赏许多外国影片。那天，她讲了日本电影《砂器》，大李口才超棒，讲得详细传神，我们听得也很入迷，我躺在床上后久久回味着那些动人的情节。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后来知道是7月28日3点43分)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因原来就没太睡实，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沉闷而清晰;同时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地光，十分可怖，我明白这是地震了，迅速叫喊同屋三人，拉着拽着睡在靠门处的小李跑下楼。楼下人越聚越多，最初的惊恐稍稍平定下来，我发现自己穿有内衣，就把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给旁边的女同学了。从广播中得知，北大校园有至少两名学生受伤，都是慌忙从上铺跳下地时摔伤了腿或脚。

　　因为地震休学半个月，我们比原计划多在北大一个月，8月底才各回原单位。紧跟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大悲后迎大喜，那一年经历了太多难忘的事件。北大结业后，我、玲子、小朴、小李情同姐妹，我父母不在家，我家成了聚会地，玲子接长不短到我家或单位，分享动荡时期的喜与哀。

　　1976年深秋的一天，玲子找到我谈起自己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说特别羡慕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希望找一位革干、革军子弟谈朋友。我能理解她，当时女孩子找对象，并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长相什么的，非常看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是许多女孩儿找结婚对象的首选。

　　我推心置腹地告诉玲子：我周围的女孩儿特别多，男孩儿不是当兵在外地，就是在兵团或插队，帮不上她。比如我家只有我哥哥一个男孩儿，当时在云南部队，为他，我家门槛简直被踢破，许多姑娘的父母主动找上门要求结亲，有人为此暗中叫劲，有人借故把女儿派到我家借宿，还有人上门指责我父母“不看重老战友的关系，不积极促成子女的婚事”……我家人当时很纳闷，好好的几个姑娘无人问津，就一个男孩儿怎么就这么吃香呢?玲子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表示要靠自己努力嫁入“革命家庭”。

　　唉，没想到当时这种偏见竟然害了她，没过多久，玲子果然找到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对象，却有情无缘，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从玲子口中，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她妈妈很能干，把几个孩子照顾的妥妥帖帖，因为嫌丈夫窝囊，饱尝了衣食不周社会底层的苦楚，一心指望孩子们有出息。文革前，玲子妈妈天天接送女儿上体校风雨无阻，老师的夸奖曾给予妈妈莫大的期望，少年跳水队解散了，玲子暗中庆幸，“不用再受那些非人折磨了”，可是妈妈却从此失去了欢颜。玲子过了22岁后，妈妈经常提醒她“你条件这么好，一定找个革命家庭的，以后咱家就不会再受欺负了。”

　　我用自己亲身的感受，对玲子的恋爱观表示不认同：“我父母从我的日记中得知我的心事后，先齐心协力将我与那位右派的儿子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恋情连根斩断，然后一个扮白脸、一个唱红脸，妈妈表现出对我满怀焦虑，好像我再不找对象她连觉都睡不着似的，从亲情上逼我认真考虑如何把自己嫁出去;爸爸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诫我：别那么挑剔，找个能共度一生的人就行，如果找对象只图男方地位钱财，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妈妈给我的压力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刚24岁，既然你们斩钉截铁否定了我的恋情，那我索性再耗几年。爸爸的话正和我意，找对象就要找自己顺眼顺心的，家里地位高容易小看人，我还不稀罕呢。玲子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说：“你是没受过欺负，被你轻视的东西在现实中太重要了。”总之我俩谁也没说服谁。

　　1977年初春，玲子有一阵儿没来找我，突然打过来电话，语调中很兴奋，神秘地告诉我“特别高兴，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干部家庭的人真好。”我猜她找到理想的男友了，她的幸福感染了我，赶紧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小朴、小李，我们像自己找到对象那么高兴。

　　暮春时节，玲子终于又站在我面前，我的喜悦撞上她的愁容马上僵住了，我赶紧把她拉到女更衣室密谈。消息太糟糕了，玲子发现她的男友是个有妻子女儿的男人!听了这话，我的脸彻底阴沉下来，“你上当了，赶紧拉倒!”玲子沉默良久，我在回味她刚才的介绍：那男人是个即将退团的老团员，因为是某老(延安时期四老之一)的亲侄子，加上人缘还不错，在单位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个月来玲子疯狂地爱上他，两人好的如胶似漆。几天前的晚上，玲子提出要与他结婚，被逼无奈他承认已有老婆孩子，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女儿也很可爱，他和妻子门当户对，虽不相爱一时间也离不了婚……

　　玲子终于又口开了：“哎，本来我已下决心离开他，昨晚我妈妈跟我不依不饶，说无论如何也让我把他抢到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来找你。”“怎么办?这种骗人的人能要吗?就算他离婚娶了你，将来很可能还会继续欺骗你呀!”“你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有多要好，真是左右为难……”玲子满面愁容激起我的无名火：“你怎么这么傻?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就这样，我俩第一次不欢而散。

　　过后，我又怜悯起玲子，接连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安慰她“别难过了，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20多天后玲子再一次来找我，虽然表情有些怪异，面容有点憔悴，却与我有说有笑的，我俩还一起吃了顿晚饭，回忆着一年前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幸福时光。在大北窑1路公交车站分别时，玲子一再回头朝我摇着莲花般的小手，笑靥如花。

　　几天后，玲子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当即傻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哭出声来……

　　“星期天玲子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在工厂的集体宿舍喝下一瓶敌敌畏，惨死在自己的小床上。”

　　当时我只听到这么简单的结局，1977年初夏我听了这话，将我持续一年之久对玲子的友爱瞬间击成碎末!追悔潮水般一遍复一遍淹没着我痛苦的心，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能伸出有力的双手，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愚蠢地固守着自己的信条，不恰当地指责可怜无助的朋友。如果我知道她已濒临绝境，我才不管什么世俗的道德准则呢，我干吗不陪在她的身边顺着她的思路给以宽慰呢?

　　与玲子相处一年中的件件往事不停地萦绕在眼前，反反复复闪闪烁烁：

　　在北大学习时，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完成作业;在校园中心地带的冯友兰先生居住的有大红圆门的院落前，我俩孩子似的追跑打闹;她站在北大游泳馆10米跳台上冲我招手，然后以高难度动作一跃而下的美妙身姿;她到我家麻利收拾黄花鱼、帮我做饭、炒菜的伶俐模样;我俩一起研究刺绣技巧，你一针我一线地做活时，曾互相比较谁的兰花指更耐看……

　　几天后，我给小朴、小李(北大我们四人住同一宿舍)打电话，我通知玲子的死讯后，小李当时就哽咽起来。小朴的话够我咀嚼半生的“什么?她怎么能这样!哎呀，那我们不跟她好了!”哎，是啊，我也只能不跟玲子好了，上哪儿再跟她好呢?

　　我和玲子同龄，在工厂都是受工厂师傅们称赞的、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技术好、人品好、作风正。我们都是团干部，积极而愉快地把完成各项任务当成份内之事，所以我们有特别多共同的话语。

　　我曾经以为我俩无话不谈，我为不理解她仅仅因为恋爱失败就决然赴死而疑惑了好久，直到一年多以后，玲子生前另一位好友告诉我内情，我才理解了她的选择。玲子另一位好友与玲子同一个车间，玲子走后一年多她成为我同事的嫂子而遇到我，玲子跟她说起过我。提起玲子我俩都无限伤感。我们说起玲子许多可爱之处，然后在我的追问下，她说“玲子死前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催着那男的离婚，男的答应了，可是第二天玲子竟在工厂大门口见到男人的老婆带着女儿来接那男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是亲热地走了，玲子的天一下子彻底塌了，不出一礼拜，玲子就走了。”

　　接下来，她的话更让我心疼不已：“玲子走得很艰难，不知是药量不够还是什么原因，现场侦察断定她折腾了很久才咽气，她手表的表蒙子都撞碎了，面貌完全变了形。”尸检报告验明了玲子已有身孕。我可怜的玲子啊!当我终于理解她的选择时，更感到用什么都无法减轻她的哀伤了。

　　是的，玲子怀孕这件事是她无法对我说出口的，她知道在这方面我相当保守，我曾对她说过婚前应守身如玉，说过单位里屡屡因为团员、青年未婚先孕，必须要在车间大会上一遍又一遍的作“严肃认真”的书面和当众检查才能过关(文革中各单位都如此)，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的人死后还会被扣上“生活腐化堕落、自绝于人民”的脏帽子。那时我还不懂得这是反人性的、极残忍的迫害，只能天真地要求自己自律，对婚前性行为抱有一种轻蔑的敌视。玲子了解我，怎么可能与我探讨这种事啊。当时流行出了事就整人，不管你的死活。医院的对策是拿不出已婚证明，没有丈夫亲笔签名休想做人工流产。玲子是个要面子的女孩儿，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对方又不可能离婚娶她，妈妈正眼巴巴指望着她嫁入官家，帮家人从此过上好日子，这一切只是一场空梦!为了保全颜面、免遭迫害，她毅然选择了自杀!

　　在随后的许多许多年里，自杀的玲子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常常假设，如果我那时不那么幼稚，私下里托关系帮她做人流手术，使她保全尊严，待她伤好后鼓励她找新的男友，那她是可以如同小朴、小李和我后来那样组建小家庭，几年后恢复高考她准能圆了大学梦，然后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到年迈时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聪明伶俐漂亮的玲子，因为一个红色年代的偏见，在24岁时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留给我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

　玲子的往事就讲到这吧。讲完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从玲子的遭遇上，我汲取到宝贵的经验，照耀了我日后的航程：珍惜生命!摈弃虚荣!(2016年2月26日，江绪林和林嘉文事件后，必须再加一句：红尘无赖，跟丫死磕!)

　　我感觉自己歉了玲子一份情。后来我慢慢成熟了，办事也懂得讲策略了。1987年我曾在报社的群众来信中，主动回复一位河北沧州女孩的信，与她建立了联系，成功地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帮她联系到北京朝阳医院做了6个半月的妊娠终止术，帮她重新回到学校。沧州女孩的事多少缓解了我内心深处对玲子的那份歉疚。




　1992年3月初，农历龙抬头那天，我应约到石家庄市桥东区为中国少年报通信员培训班讲课后，顺路去两所小学(一所重点校，一所城乡结合部普通校)听学生们说说心里话，这是那所重点校的少先队大队长(我搂着的女孩，她从头到尾陪着我)和三年级学生。那天，我穿着自己新织好的粗线毛衣，与前排的男孩聊天，他告诉我“生怕犯错误，还是经常被批评。”我对他说“童年特别短暂，每一天都特别宝贵，要丢掉胆小怕事的包袱。再有男生欺负你，你别怕，一旦他出手打你，你要一边叫喊你敢打人，一边挥拳头反击他，避开头部出手重点，让他再也不敢欺负你了。因为是他先打你，老师不会过多批评你的。”


2000年，我采访贵州安顺地区苗族女孩前，我们三人的合影，两位小姑娘穿着节目的服装和硕大的头饰。


　　2006年秋天，我在河北省张北县采访一所农村完小后，与女孩合影。看，只有老于我笑的轻松，几位农村小姑娘的脸上，各自有沉重与心思。身为贫困地区的农家女，注定这辈子难轻松。

　　40年前，玲子用她的悲剧点醒我解开一道难题：怎样才能获得美满的人生?答案原来很简单：把握好每一天，在生命的每一程真诚愉快地完成那一阶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