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读《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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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

　　　　　　　　　　　　　　　　·唐少杰·

　　２０１８年的年终岁末，我收到了先是蔡新平先生发送来的《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料
汇编》、后是他赠送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香港，中国文化
传播出版社出版），这两套实为一体而分别为电子文本和纸质书本的文集，前一本署名由
蔡新平组织、策划，后一本署名由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策划，这两个文本皆由张运钧
和李颖伉俪编辑。这套文集是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最初约三年历史的文献、回忆、评述
、大事记等等的汇编，上中下三大册，六大专题篇目，近七十篇文章以及史料，洋洋洒洒
逾２００万字。这套文集主要把近些年在何蜀先生、吴迪先生分别主编的民间文革研究电
子刊物《昨天》和《记忆》上发表的诸多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初期的文章，以及在不同
地处发表或写出的相关文章，汇集成书。这套文集一经问世，无疑成为２０１８年底在文
革故乡反思、批判文革历史以及探讨、研究文革诸多问题的成果之一。

◇　一

　　张运钧、李颖伉俪为这套文集所写的“前言”，概括出北京地院文革年代的七个特征
：（一）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洗脑”；（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
（三）狂热的、盲目的革命热情；（四）神秘人物的出现；（五）派性斗争从未停止；（
六）根本没有法治；（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１〕基于这些在文
革一个大学单位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北京地院初期的文革至少有八大鲜明的“亮点”
：

　　一是北京地院以革命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１０月四次“进驻”（或
按文革之后的说法“冲击”，也未尝不可）地质部，反对“工作队”（文革初期“工作组
”的另一称呼）而绝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反对“工作组”，直接把反击体现党—国家垂直领
导的“工作队”的势头和浪潮冲到了北京地院的顶头上司部门，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一
级的国家机关。这在文革伊始与其说是最早，不如说是独创，因为这不仅有可能大大解构
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的领导，而且深深钝化了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

　　二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学生周永璋１９６６年９月发起并促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这一稍后被称之为北京红卫兵“三司”的出现，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标志着文革真正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横空出世，并与先前形形色色的、带有党和
国家高层干部儿女血统色彩的“老红卫兵”势力区分开来。在此之后的文革历史实践证明
：只有红卫兵“三司”才是北京地区红卫兵运动及其真髓的“传人”！

　　三是北京地院造反派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奉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去成都揪彭德怀回京。
由于同彭德怀的交谈并受到其影响，地院造反派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实际上意
味着他们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旨意。虽然他们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但是他们与彭德怀
的接触所带来的反思（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动摇”）已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左右，已大
有可能为稍后的地院造反派领袖人物的“蜕变”埋下了一条伏笔线。

　　四是北京地院文革初期（也即不到半年的历史），竟然产生了一位像朱成昭这样最早
为造反派学生领袖尔后成为文革另类代表的人物，他对文革短短半年的演变历程所持有的
看法（又称“八大观点”），尽管还很难真正称得上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但却直接而
又确实是对文革的批评和怀疑。仅仅因为这种批评和怀疑，致使这“八大观点”堪称最早
的文革异端思潮的萌发或雏形，比清华那著名的“四一四思潮”还早了近半年。

　　五是北京地院造反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
一领文革之风骚，率先于当年北京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可谓发力北京并且波及全国的大
学文革执牛耳者。这五所大学所“滋生”出的叱咤北京文革风云的“五大领袖”就是这种
角色的标志之一。

　　六是北京地院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４月同北京大学等学校造反派的争执和纠纷，促使北
京造反派群众中的“地派”与“天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公开化，加深加大了造反派运动
的内讧和内乱。以地院造反派学生为领军的“地派”真正使得北京地院的文革具备了文革
群众运动的某种主导性因素或引导性取向。

　　七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及其代表人物同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一
“司令部”的执行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互动和互需，其作用和影响在北京地
区当年文革的诸多大学中，几乎“不逊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毛
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关注北京地院文革的程度或介入的范围很有可能超过了其
他北京高校。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要员也频频对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及造反派“关爱有加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同北京地院那位造反派最早领袖人物的“相遇相知”到“相爱相
离”，不是一部神话演义，也算是文革红色爱情加黑色浪漫的一段传奇。

　　八是北京地院造反派没有出现过派别的分裂和对立，更没有发生过派别的冲突或厮杀
。这一点在全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中，都实属罕见。尽管地院造反派
内部有分歧、有异见、有争执，但是没有以“武斗”来超越“文斗”，即根本没有采用文
革“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值得在北京地院的文革史
上大书特书一笔！显然，地院造反派某类代表人物（最为典型的应当是蔡新平）及其群众
致使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斗争的某种“定律”或“范式”（从“文攻”走向“武卫”
的杀戮和牺牲！）在北京地院绝无可能运行开来。

◇　二

　　张运钧、李颖伉俪所写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
究和再认识》一文，简练而有力地评述了北京地院文革的最大群众组织——“东方红”（
先是称“东方红战斗队”，后改为“东方红公社”）的诸多方面：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
有“通天”的特色；（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四）文革充满
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
然倒下；（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思维；（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２
〕因而，沿着这些方面的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的文革初期历史还有以下几个
具体方面更加值得关注：

　　（１）文革的一大“悖论”

　　伏庆是在《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源于自己刻骨铭心的文革体
验的“悖论性”疑问：为什么文革会在同一位最高领导人兼最高发动者的统帅下发生并出
现跟随着他的势不两立的群众派别之战呢？如何才能做到在文革中“听毛主席的话”呢？
用伏庆是自己的话来说：“１９６０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人人都说最
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形成对
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呢？既然都听他的话，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造反派和保守派
，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
呢？”〔３〕在我看来，这种疑问以及由作者列举出的文革一系列荒唐而又怪诞不已的现
象〔４〕，不仅是像作者这样当年普通的青年学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无法来回答的，就
是毛泽东本人也很难用无论从理论的还是从实践的方面来回答的，更何况其他人。这里，
我认为田春林在其回忆录里作了比较好的回答，他写道：“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
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５〕田春林进
一步用毛泽东多年来所惯用的政治手法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不仅红卫兵运动
，而且整个文革，何尝不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吗？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历史过程
及其主要阶段所具有的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破败百出之特性直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
自我异化之必然，甚至达到了只有毛泽东去世，文革才有可能结束的地步。文革的一大“
悖论”，正如１９８０年代一位中国知名人士所言：谁都否定不了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
只有毛泽东本人！

　　（２）文革的一个“另类”

　　北京地院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诞生”或“降生”了像朱成昭这样一位文革“另
类”人物，从所有参与北京地院文革的人物的个性、命运、典型甚至影响来看，真正是无
出其右的。就是从整个文革历史来看，由某一单位的文革伊始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的群众
领袖，到在某一文革局部地区或部门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群众代表，再到由于不满、痛
斥文革而“引咎隐身”、“闭门思过”的“非议者”，最后到深陷十年囹圄之灾而成为十
足意义上的文革“阶下囚”，朱成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朱成昭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来说时间较短，大约是在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
初。他先是主要以自己的观点、后是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这种变化。朱成昭约在１９６７
年１月就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到了２月，这“八大观点”被归结为四
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６〕他
还在私下说过：文革，“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７〕朱成昭能说出
这种在当年文革“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可能遭致生命之虞的话语，比文革结束之际某些
人的醒悟和痛悔岂止早了十年！

　　据田春林追述，是当年地院附中的一位语文教员向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
写信，举报朱成昭的观点问题，写信者托田春林把此信转交给了李讷（肖力）。其实，稍
后，中央文革小组也从造反派“组织系统”的情况反映那里得知了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
在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６年初同上述那位教员的谈话中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
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
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
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
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
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
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
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
杆子上。”〔８〕朱成昭的预见或预言，仅仅是在文革进行了半年左右而作出的，这不能
不说是朱成昭的远见卓识。即使到了１９６７年３月被“闭门思过”，朱成昭还提出了“
三条线”的观点，即“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
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
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
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
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
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９〕

　　张华府在《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一文回忆到，１９６７年４月
，朱成昭拒绝了王大宾向他转达的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做出“检查”的建议。作者在提出了
朱成昭拒绝此建议的几点理由后，写道：“这段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
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
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
而告结束。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
定格了。”〔１０〕“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
文革自己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
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
，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
案了。退而求此次，先‘三结合’吧。”〔１１〕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大朱成昭一事的作
用或影响，例如，老干部阵营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之关系就是一个悬念；又如，朱成
昭一人能否操纵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也是一个疑惑；但是根据张华府的这段评述可以说
，１９６７年春季在老干部势力和学生“异类”代表的不约而同或不谋而合的双重“夹击
”下，不仅使得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使得整个文革，一时处于某种窘境。

　　在时间标注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５日的“检讨”中，朱成昭本人写道：到了１９６７
年春夏之季，文革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
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形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
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
；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１
２〕所以，他对毛主席的路线产生了“彻底地动摇”，对文革取得的成就“发生了根本的
怀疑”，对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
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
”“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
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１３〕

　　蔡新平的评价比较全面、合理：“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
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
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
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
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１４〕“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
’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上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
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
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顺，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１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朱成昭本人的个性和见解，他比这“五大领袖”在文革个人命运
上更有锋芒、更具前瞻。也正是由于与这“五大领袖”不同，朱成昭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
是批判性的，而“五大领袖”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悲剧性的。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
朱成昭就是一位文革批判的“预言家”、一位文革命运的“先知先觉”者！另外，更加令
我感慨不已和长叹不息的是朱成昭在文革后说的一段自勉自励。据伏庆是回忆，他于１９
９３年８、９月在上海与朱成昭的长谈中，朱成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
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
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
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等我们赚
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
写作，开展文化运动。”〔１６〕朱成昭的英年早逝使得这段自勉自励仿佛成为某种数十
年来一直令人泪眼婆娑的憧憬。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朱成昭以及由文革所带来的“朱成昭
现象”，探讨得远远不够，研究得远远不透。

　　（３）文革反思的一种反差

　　文革之后，关于文革的反思必定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然而，这种反差在北京地院
当年文革结成一对特殊关系的人物中具体而又独特地表现出来，这就非常值得关注。

　　古宝琳所写的《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一文，在现存的所有文革回忆文章和著作之
中，是非常少有地追述文革风云人物或知名人物婚姻生活的一篇力作。作者以其女性特有
的细腻笔触，特别是以她切身体验过文革而具有的熔感性与理性于一炉的洞悉，对于文革
下的婚姻感情生活波折及其苦难的评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
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１７〕“所
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
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了，抹不平。”〔１８〕尤其是作者
在该文“结语”所写下的话语，可谓余音绕梁，令人回味至深：“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
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
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
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
。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
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
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
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
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
’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
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１９〕

　　相比之下，对于文革的反思，王大宾远远不如古宝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２０１
５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王大宾谈到所谓“我对我们错误的反思”，泛泛论及了“实践证明
我们没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２０〕他写道：
“在（文革）这大乱的局面中，毛泽东一直在看，不但在看着聂元梓、蒯大富，也在看着
我们，看着文革运动中冒出的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各级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人的形形
色色的表演与动作。他期望在其中选出他认可的接班人，保证他的社会主义路线传至千秋
万代。”结果呢，“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２１〕王大
宾这段自责不已的话语，也是对于那种“我们（指‘五大领袖’）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
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抱有的终生遗憾所做出的一种反思性的
“脚注”。今天，人们可以试着做出某种猜测或设想：如果这“五大领袖”没有让那伟大
领袖失望，那么文革会是什么、文革又会怎样呢？

　　（４）文革中干部问题的一个侧面

　　显而易见，文革中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干部问题，其尖锐程度、复杂范围和曲折方
式，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所有的文革问题。

　　一方面，正如胡昌铭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到的：文革使得中共干部体制和干部势力受到
重大打击，“对于干部队伍来讲，干部曾经有过的光辉、被崇拜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甚
至荡然不存，倒是还原了其人性的真实一面，其实在人格、情操、公与私的表现上不比老
百姓强多少，与老百姓相比，有的甚至相差甚远。”〔２２〕也可“发挥”林彪１９６６
年１２月６日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那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
干部的运动”、一场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２３〕如果以林彪的
此番说法来“审视”文革的干部问题，文革的确就是中共党和国家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的
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都要经历的一所“炼狱”。

　　另一方面，文革中，干部势力或干部因素既没有隐身全退，更不会消失殆尽，它们会
以特殊的方式或途径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带来相应的影响。在《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
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蔡新平记述了地院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文革党内斗争最早
政治牺牲者而被打倒的几位干部代表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性。他们即使身在文革的边缘或外
围或“江湖”，也会时常心系文革格局或文革某一群众派别或文革政治“庙堂”。这几位
干部代表人物在地院造反派群众有可能即将分裂的前夕，出谋划策，力挽狂澜，使得所谓
“蔡派”群众没有拉出队伍，自立山头，这就“使地院没有发生武斗。”因为，地院“只
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蔡新平由衷
地对以安静中为代表的干部们喊出了心声：“你们保卫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２４
〕

　　（５）审视文革的一种“画面音”

　　在我看来，张运钧、李颖伉俪为他们编辑的此书所写的“前言”和类似编辑“后记”
的专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以
及编纂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三年的文革
大事记三年），为这套文集锦上添花，增光添彩；尤其是这里所提及的“前言”和“后记
”专文成为这套文集中观点最有分量、分析颇为犀利和概括比较全面的重头之作。

　　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绝不局限于只是为了编辑北京地院一地、一域、一时、一
派的文革经历，而是源于这种经历并且高于这种经历，他们对于编辑此书的初衷和目的做
出了振聋发聩的陈述：“我们编辑本书，为的是决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受骗上当；为
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利用；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政治牺牲品；为的
是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为的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走过的文
革的历程，认真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瞭望我们前进的征途…
…。”〔２５〕这种“画面音”如同黄钟大吕所发出的历史警示不正是给我们文革研究者
所树立起的一种“座右铭”吗！

　　另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还提出一个反思、研究和批判文革而应具备的颇有见地
并意味深长的视角：“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实践失败的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２６〕仅就这样一种“画面音”而言，张运钧、李
颖伉俪与他们的同学蔡新平等一起艰辛完成的这套文集，其反思的视域、其审视的界限就
不囿于中国，而是融入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

◇　三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形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使人们越来越直
切而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追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去年，我在清
华大学开设十余年、二十多个学期的“文革史论”一课被“下令”停止讲授之后，我本人
更加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直观地、感性地就可体会到：在文革结束之后，文
革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挥之不去；文革的幽灵阴魂从来
都没有像现今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影影绰绰，时常发作。对于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出生
于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中国人而言，文革由何而来？文革向何而去？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革究竟为了什么？文革与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文革的终点真的就是改革的起点？还
是张运钧、李颖伉俪言之凿凿：“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基础客观存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
弊端的存在；只要党内权力斗争矛盾激发到非常阶段；只要党内出现野心家，文化大革命
运动就会有再次出现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弊端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政局乱象的
总根源。所以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地进行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必须改革！”〔２７
〕

　　我非常敬佩、非常感谢蔡新平及其同仁们的坚毅执着和不懈努力！必须强调的是，正
是清华大学有了孙怒涛们、北京大学有了张从、樊廷能、奚学瑶和王复兴们、北京地院有
了蔡新平们，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８年付梓问世的《良知的拷问》、《历史拒绝遗忘》
、《真话与忏悔》、《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
革简史》和《昨天的记忆》等等专著或文集，标志着近几年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史反思和
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质言之，只要以往不意味着遗忘，记忆和反思就会成为历史的
本体所在。记得文革之初，我上小学不久，看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脑海萦绕着一
个不太领会的场景：该剧主人公李玉和去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宴请”之前饮下母亲的“
送别”酒时说过的一句台词：“妈，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现如今，我要说：祖国啊，有文革垫底，什么样的专制苦难，我们都能对付！

　　完稿于２０１８年最后一天　北京·清华园

注释：

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上册，第４—７页。以下对该文集
文章的引用只注明某册及页数。
２，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
识》，下册，第３９３—４０４页。
３，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３９页。
４，同上，上册，第１４０页。
５，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上册，第１４７页。
６，陈永迪：《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上册，第２８０页。
７，同上，上册，第２８０页。
８，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上册，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９，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０７页。
１０，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上册，第２０６页。
１１，同上，第２０６页。
１２，朱成昭：《我的检查与交代》，下册，第２７１页。
１３，同上，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１４，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中册，第２４页。
１５，同上，第２６页。
１６，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１０页。
１７，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中册，第３３４页。
１８，同上，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１９，同上，第３３４页。
２０，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第１６１—１６６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２１，同上，第１６６页。
２２，胡昌铭：《胡昌铭文革回忆录》，上册，第３４３页。
２３，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
务中心，２０１６年版。
２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下册，第３８５页。
２５，张运钧、李颖：《前言》，上册，第８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２６，同上，弟８页。
２７，同上，第８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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