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涌 我所经历的空军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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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长大的空军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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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涌
将军的人性
我大概十岁时开始看开国将军自己写的回忆录，所有文章都集中在一本叫《星火燎原》的书里。那时我识字不多，每天装模作样翻翻，内容没看懂，名字可记住不少。文革时我爱看报纸，中央每有重要活动都要详细登出在京的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名单，每个名字我都认真看，认真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名字都是五五金星。


在空军大院时，我喜欢倒卖将军皮鞋，喜欢光顾将军家的小院，观察树上接着几个梨几个桃，那是我晚上行动的目标。我盼望过有一天，父亲也成为将军，登上报纸；当兵后我曾梦想过自己当将军，也曾看上过将军的女儿•••，如今人生快走到头了，干什么都是擦肩而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对我来说，还是不行，不行。


我如今实在想不清为什么五五将军多年对我有着这么大吸引力，是他们的革命意志，还是对党的忠诚，是他们勇敢顽强，还是机智善战，都不是，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他们的命。他们不论多荣多苦，在信仰第一的前提下，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在战场上绝对不会是逃兵，却能躲过枪林弹雨，神奇地到战斗结束；解放后他们中许多人活到了八十多岁，相当多的抗日干部都活不过他们，一句话，有命。


这个命就是人性，人的天性，人有生命就要顽强地活着，如果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恐怕就没有机会见到五五金星了。那么，革命要干，自己又要顽强地活着，这是对立的统一，生命的辨证法，唯有巧妙地游离于两者之间，才是人性的真谛。


很可惜，在众多的将军回忆录中很难看到对这种人生真谛的真实描写，相反看到更多的是样板型，脸谱型描写，像这样一类书，出版早的还有人买，再往后一定是束之高阁了。最近电视剧《亮剑》刚走出一点俗套，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实，李云龙这个人物还可挖掘，不过离真正将军的人性只有一步之遥了。


文革初，我观看过两位空军将军在办公楼前对骂，一个骂另一个贪生怕死，有脱党逃跑行为，后来这两位将军都长寿，好像骂人怕死那个活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看得出谁要逃跑，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


将军也是人，都有本能地保护自己的行为，而且还十分必要。很可惜随着政治的需要被写成了贪生怕死，最典型的是出现在罗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书中。书中说，在延安时，一天罗瑞卿随林彪外出查看地形，突然出现枪声，这时只见林彪本能地朝庄稼地奔去躲了起来，这种行为被罗瑞卿说成胆小怕死，女儿还写进了回忆录。


我是解放后出生，长于文革乱世，大半辈子下来，都觉得人生不易，其实同这些五五金星实在没法相比。前半段不用说了，光是两个庐山会议就把许多将军整得死去活来，前一个温和些，牵扯面小些；后一个涉及面宽些，壮烈些，悲壮些。不少人长期没有住房，生活没有着落，没有好的医疗条件，他们中大多数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吴老将军刚去世，好像江腾蛟还活着。这些五五金星还真是长命，有一个北京军区的将军，因庐山会议华北组问题，被贬到大西北，可能不会像空军那样抄家赶出北京，在西北居然六十得子，整出了新生命。


最近我在《强国》网上见到了这位小奇人，他同我说今年只有三十一岁，我称他为小沧海，他可算是五五金星最后的最后。小沧海古词填得很好，刚一见面，就用古词在我栏上猛轰，我虽熟读唐诗三百首，叫他这么一轰，我真想搬出同学护驾。


小沧海在西北生，西北长，了解父亲，也理解父亲，可能长得也像父亲，林彪事件以后才出生，想不到他对林彪问题也感兴趣，还是用古人的话说，福兮祸所兮，祸兮福所福。还好华北组问题没有同林彪问题连成一条线，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糊涂，改革开放不久，沧海的父亲就官复原职了。


小沧海爱父亲，想父亲，也感谢父亲给了他生命，到后来他思念父亲，写父亲，写出了父亲的人性，将军的人性，我想看到的将军人的人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西路军有位年仅十六七岁的身经百战的军人,在历经了大西北一场惨无人道血战后,除了他及几个战友幸存下来外,他所在的部队近一个师的将士全部战死。他与幸存下的战友一路要饭找大部队,在路上收留了一个仅十岁的孤儿叫化子。后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大部队。


无论是战前战后这个军人都把这个孤儿视为亲弟弟,再往后甚至给他找了对象，为他办了婚礼。四十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这个军人已经是统率一支军队的高级将领,那个孤儿是他手下的一个主力团团长已生有儿子。在攻克大西北最重要门户 — -某大城市战役中这位将领是这场战役攻克这座城市唯一的大门 — -某山战役的总负责。但这场战役关系到整个西北大局,如攻克下来就等于整个大西北一举可定,如攻克不下来,会严重影响全国大陆统一大战略。


故此敌方把部队精锐的精锐布置在这座山上,还有许多措拖,困难程度可以想像到的是一场血战。他审势了一下，必须付出绝大牺牲代价才能打开这个大门，但自己已没有攻进城市的力量了。军令限制的时间不多,他把他半个弟弟 — 团长叫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命令他带一个连的决死队员夜里偷袭敌高山指挥阵地,说破晓时分他会亲自带领全军后援。


团长什么也没想就带人攻过去了,一百六十几个决死队员战到只剩二十几个人。到了约定的时间拂晓时分，没见到他尊爱的兄长上司的大军增援,只有无数炮弹向团长和残存决死队员及被他们吸引牵过去的敌防守军主力头上飞过来。几个小时后，己被炮弹炸死的团长的兄长上司带领大军一举攻克了某山后又一口气攻下这个大城市 — -这个这位高级将领以欺骗他带大的不是亲弟弟但胜似亲弟弟的团长为诱耳的代价才一举攻克下这座关系整个西北大局的大城市。


后来这位高级将领追杀敌残军至一座只有几万当地回民及几千回民残军的镇子,那座小镇残军已打出白旗乞降,但他只下了一道命令:集中全军炮火三面围绕小镇,破晓时分向小镇全面开炮,在枪杀了一个不执行的部下后，开始了这场残酷的屠城 — 几乎没有一个完好身体从小镇走出来 — -他是为了给十几年前几万战死的战友复仇。


后来一统大陆,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后，他成为开国将军中的一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历任拱卫京津安全的三支集团军主官,从来沉默少言,也亲手枪决了几个部下 — -但他早把战死的团长的儿子认养为义子在家中带大。


小沧海最后再三说，当时那个几乎没有人性的军人，在他的记忆中是个极慈祥忧郁的老人,总是不杀生,光明正大,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又说，父亲去世后，当年父亲的老部下们宴请过小沧海也曾列队给小沧海敬过礼。读完之后我还是直起鸡皮儿疙瘩，难道所讲这事所提到的人性，就是我们东方人所说的“人无完人”，西方《圣经》所说“世人都是罪人”，感谢小沧海，让我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从此，我再也不想父亲成为将军，上报纸，父亲虽为革命立过大功，但不是李云龙那种。自己不再梦想当将军，也不再想娶将军的女儿，听将军老丈人讲胡编的战斗故事，不爱听，选真实的讲，又直冒冷汗。还是将历史的真实留给下一代，让他们自己评判吧。


10/18/2007
我七岁时的空军大院
最近几年“大院”一词开始走红，我看主要是源于晋商，老祖宗发了才，在家乡盖起了大房，后代们接着盖，接着住，久而久之形成了大院。不少大院里还有各种店铺，专供大院里的居民吃喝拉撒睡，不过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说的“大院”是指中共建政以后，在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建立的集办公生活为一体的军队大院。这种军队大院起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文革前多数已形成巨大规模。北京从公主坟往西一直到万寿路全部是一个接一个的军队大院，所有大院中空军大院规模最大。先是只有幼儿园，后来办了小学，文革后又办了中学。年代久了，由于能到大院生活工作的人原是各路各地精英，他们把当地文化带进了大院，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院语言和文化，一种新型的现代的源于社会又浓于社会的大观园。


记得是一九六零年初夏我们全家到了北京城里的空军大院，对外称鼓楼大院，因为一说北锣鼓巷，知道的人不会很多。那时干部搬家没有家具，家具属公共财物，损坏要赔，走时要上交，我们家只带出一个小碗柜。全家住进了七号楼，好像是个部级干部楼，全部是大校和上校，住房是个四间房的单元，分到的家具是两个大木床，一个小床，几把椅子，连个吃饭的桌子也没有，两年后分到一个旧沙发，我喜欢在上面跳，没多久弹簧就露出来了。当时的空军大院家属楼不多，除了七号楼外，还有五号楼和九号楼。记得五号楼和七号楼前有个小花园，四周都是小樱桃树，大院纪律很好，樱桃熟了掉在地上也没有人去捡的，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经常扒开树丛找樱桃吃。一九七七年我到空后军械部找杨菊坤助理联系器材，发现那些樱桃树还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空军二级部部级干部特别是司令部全部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文化水平很高，很多都是从团作战参谋干起，全盘指挥很有一套。处级干部多是抗日后期干部，参谋干事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像馆最爱给空军的将军部长们照像，因为他们长得太帅了，个头在一米八上下，又是共和国功臣，三十多岁，扛着大校上校的牌子，今天的帅哥哪是对手，那才是空军一道了不起的风景线呢。王娜宁手中有一张那时空军将军们的合影，对我说，他们当时的帅劲儿，后来人包括他们儿子没有能比得上。父亲比这些部长们要小几岁，能进入他们的行列，主要是在侦听方面建有奇功,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上校。大院这些部长们的长子都比我大几岁，再加上我的智力比同龄的孩子发展得快些，所以每天开心在一起的都是这些大孩子了。顺便说一句，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将军部长的第二代无论从长相才干以及后来的事业很少有超过他们父亲的，当然文革是一个原因，我想当年这些将军部长的婚姻全部都是组织安排，讲究政治纯洁性，个人选择余地很小，这是不是也是个原因。


我到空军大院那年正好赶上育鹏放暑假，这些大孩子都放假在家，王黑子说，大家都特别喜欢我，说我当时自称是蒙古人，讲话结结巴巴，南方口音，说我小不点的时候，就显得很宽容，跟谁都能玩到一起。我现在只记住了魏京生大黑子，大黑子说哪只这么两个，多呢，梁建英，石新民，韩小春，吕匡义，莫汉文，候小明，都是。魏京生有个大哥叫魏小蓝，把我训练得最好，我们以口哨相约，不论多晚，听到哨音，我也要跑出去，不过他多是向我要零花钱。


五号楼后面是个大工地，打好了地基准备盖房子，不知为何停了工，不见一个工人。我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是遇到国家财政紧缩，资金跟不上而下马了。那个工地可是我每天流连忘返的地方，我们把工地的砖搭成了炮楼，比在幼儿园搭积木要好玩多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我清清楚楚记得她是住在五号楼，她每天没有上幼儿园，而是看着我们在工地上玩。有一天我发现她掉进了挖好的地沟里，虽然只有一米多深，想自己爬上来恐怕还不行。那天是个早晨，别的孩子还没有来“上班”，她见了我说，大哥哥，能给我拉上来吗？我没有太费劲儿就把她给拽了上来。那个小女孩儿挺有心计，第二天仍在那条沟的旁边蹲着等我，看我到了，站起来从衣服里拿出一把餐刀，看样子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要送给我。我刚到北京，没有见过餐刀什么样，说你这刀怎么这么钝啊，她说那是吃面包抹黄油用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用餐刀吃饭的恐怕不会很多，也可能她的父亲去过苏联。那把餐刀我一直当宝贝似的放在家里。


空军大院的孩子同我一起玩过有过交往的很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中不少将军部长反目为仇，大家都“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同他们的孩子反而玩得更好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黑帮子女”概念。用大黑子的话说叫“包容性”好，我看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同情弱者”。张小祥张小春的父亲文革初期挨整，我同他们玩得很好；尉小欧的父亲挨斗，我一天至少找尉小欧两趟；华建国张宁生黄述海的父亲隔离审查，多年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对戴抗初星火也是一样，好像我对邢兵力也不错。顺便要提一句的是到尉小欧家，他父亲挨斗的那段时间，每次我进去，他母亲都要拿出窝头咸菜当着我的面吃，开始我有些感觉，怎么部长家每天吃窝头咸菜。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暗示我，叫我出去宣传，部长家生活艰苦朴素，由此可见，当年我这个孩子，在大人眼里也是显得挺重要的。


当兵以后一旦有机会回到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我看是大雅宝和东郊民巷了，那里有我众多的儿时的小伙伴。在那里经常可以碰到“梁文的几个妹妹”，有一个碰到最多，也就是从小到大不穿裙子喜欢穿短裤的那个，笑眯眯地常在家门口站着。听说池小东家买了一个二十寸的大彩电，真想进去看看，彩色是什么样。这是大雅宝也可能是全空军第一家人买彩电，当时一台彩电两千九百元，一个高干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记得有一年母亲再三嘱咐我去打磨厂看看梁建英的母亲赵阿姨，好像还带了点水果。


与林彪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孩子分别多年后，我一直十分想念他们，只要有机会我就千方百计同他们联系，一九九四年惊蛰大聚会是一次机会。我先联系到孙卫平，他在一个乡间小饭馆请我吃饭，我晚到了两个多小时，他一直不动筷子等着，看到这情景，我感动得都快哭了。卫平是个印刷厂付厂长，我让他帮印一些产品资料，最后还死活不收费。接着找到贺铁军，不久我就同他的父亲通了电话，我问这些年您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说多年来没有生活费，幸亏大女儿在美国，经常寄点美金回来。我到美国后，最先找的就是他的大女儿。


我的力作《林彪问题研究主线》发表后，一文击起千层浪，没想到周向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常人吐不出的宽容和大度，是个千古留名的好后生，他是有着丧父之痛的。其实我七岁到大院就认识向阳了，童年在一起过的，六年小学在一个班。过去我一直以为周家只有一男一女，又没想到向阳还有个小弟弟。可以想象这个小弟弟在林彪事件出现后是在何种环境下长大的，打个比方说，这个小弟弟当时是棵幼苗，是给它浇浇水，松松土，让它自由长大，还是狠狠踩它一脚，谁要是这么做了，即使百年以后，也是天理不容啊。
07/16/07
文革前的空军大院
写空军大院一定要写两句公主坟，现在是地名，文革中改为立新街。据说琼瑶路过此地，听说有个公主坟，顿生灵感，写出了《还珠格格》。原来公主坟确实有个坟，是清朝一个公主的，而且还有庙，庙的周围都是桃园，夏天接满了大仙桃，不过铁丝网一直拉得很密，无法进去。一九六四年修地铁时，把坟给挖了，起棺那天我还专门跑去看热闹，工人们从地下拉出一个红木大棺材。当年那个庙门是正北朝南，今天假设您站在庙门前向南极目远眺，您的右手边是海军大院，您的左手边就是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了。空军大院对当年百分之七十的人来说都是高高兴兴进来伤心着出去，现在看来可能是挖了坟拆了庙坏了风水的缘故。


空军和海军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都是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新军种，但彼此之间明比暗争相互叫劲儿由来已久。先是比楼房设计，海军把所有的宿舍楼都设计成庙宇型，看起来庄重大方结实，每个大楼墙壁全部抹灰最后涂成灰色，远看像舰艇，多年来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换句话说在里面住着有安全放心的感觉，海军干部历来流动较小。空军则盖的是厚实的砖房，大房大窗，住起来特别舒服，唯一不好的是不管远看还是近看，没有任何空军风格和特色，这种状况直到后来空军建成了当时著名的三角型办公大楼才改变。当时有句民谣：空军楼，海军庙，总后的马路瞎胡闹。


我们喜欢把海军大院称为“海军庙”，因为所有楼房都盖成庙宇式样，更重要的是建海军以来一直由大将肖劲光掌舵，海军空军同经历文革风雨，海军主舰一直稳步航行。空军则不同，到肖劲光逝世那年，空军走马灯似的连换了四任司令，从刘亚楼吴法宪到马宁张廷发，全部是一朝司令一朝臣。空军大院的住房历来紧张，你想想司令一换新调进那么多的干部，没有住房就得盖，开始还能找空地盖，后来把楼与楼之间走人走车的地方都加盖了楼房，整个大院原来的设计格局全部破坏。北京很多军队大院都有自己的小学，这一点不错，但最后办起中学的可能就是空军了。现在解析空军当时的情况，在“认人唯亲”大前提下，司令员的终身制在动乱的环境下也许是最佳选择，海军就是一个值得称赞和研究的例子。


一九六二年空军西郊大院建成，城里的鼓楼大院除留下后勤部外全部移师西郊，我家搬到了二号楼。那是个风水宝地，一是离西大门不远，二是窗前就是大院的主要车道，大院的干部家属要去公主坟商场买东西，或到公主坟汽车站乘一路车进城，不论骑自行车还是步行，很多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只要在窗前或在凉台上一坐，大院的基本情况尽收眼底。所以我一直在说全大院的人，我没见过的很少，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不知是哪一年大院来了一大批“菲利普”自行车作为公车分配给各级干部上下班用，成为大院一景，个别干部给了孩子用，大黑子骑的就是“菲利普”。我没有骑过“菲利普”，但童年之梦一直想圆。回北京工作后，看到工程部一位干部的“菲利普”保管得非常好，想不声不响低价七十元吃进，没想到那位干部识货，不卖。我没法儿，后来只好到天桥旧车铺花了三十二元买了个残缺“菲利普”，当时空一所很多干部不理解，实际上我在圆梦呢。


初建的大院开始还有不少空地，当时又赶上了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困难起来，很多家庭利用这些空地盖起了鸡窝养起了来杭鸡，当时来杭鸡下蛋最多，一年可下一百八十个。我母亲养了四五只鸡，每天能有两三个蛋，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多养几只？因为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鸡养多了，饭就不够吃了，妹妹们还小，有些富余粗粮。当时像父亲十一级的一般高干除了北京市民的正常供应外每月还有两斤鸡蛋，一斤白糖，两条高级香烟和一瓶好酒，供应站设在公主坟商场的后院，看起来破破烂烂，不过服务员一直很客气，从来不少找钱。这种平静的生活大概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空海军卫生大评比给打乱了。


先是拆鸡窝，当时空军司令是刘亚楼，在空军说话是一言九鼎，谁也不敢炸刺儿，不几天鸡窝就拆得干干净净。接着要求全大院地上不许有一根杂草，一片废纸。没多久全大院也达到了，当时的干部没有绿化概念，地是干净了，可是土又起来了。好像第一次大评比，空军顺顺当当就把卫生红旗给扛回来了。空军夺了卫生红旗，自然就有各级领导参观，那段时间各大军兵种，北京市各大单位，每天都有来参观的。我想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就是那时起源的。


这时候的海军大院也不甘落后，铆足了劲儿，不仅要求全大院像空军一样，而且要求各家各户窗明几净。空军得知后也给各家各户下死命令大扫除，哪家不干净通报批评，那时管理局最忙，每家每户都要检查。我在母亲的带领下学会了擦玻璃，开始很多人都是拿湿布先擦，再拿干布擦，费时费工，母亲教我拿旧报纸擦，几下就好了。过了几个月又进行第二次评比，看样子检查单位打算把卫生流动红旗交给海军，轮流坐庄吗。这时突然传出海军一位家属在三层楼上擦玻璃不幸坠楼身亡的消息，由于海军出了伤亡事故，评比后红旗仍给了空军，空军更牛了。


有红杏出墙，就能引来看客，我见过不少老帅老将，也在那个时候。二号楼对面曾经驻扎着汽车三连，是个优秀标兵连队。叶剑英好像是在刘亚楼的陪同下参观三连，我趴在窗户上看了看，看着将帅们有说有笑进了三连营房，这时我看到杨西颖的爸爸立正站在我家窗下一动不动向将帅们行注目礼。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看到叶剑英同列队三连干部战士握手道别，我又注意到杨西颖的爸爸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杨父是直政的处长，那天是个寒冷的冬天，记得杨父没有戴帽子。现在想来当年老一代的军人对上级领导是多么的尊敬，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听话极了，要说后来文革对这些老军人有什么闪失，是多么的不公啊。


母亲自己带着小妹妹潘雅，没有上班，也是每天没日没夜打扫卫生，不知是我们家卫生打扫得好，上级有意安排，还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贺龙带着随从到我家来参观，我家没有太多的家具，就有几只大木床，贺龙最感兴趣是床上叠得方方正正的小花被,叠得像连队战士的一样，连声称赞我家还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那天我父亲不在，要不然一定会问在延安时干什么，是那个部队的，我那天也不在，我还埋怨我妈为什么不照张像。任何事都是祸福难料，要是真有那张我爸同贺龙的合影，文革时不用说一定是贺龙的死党，我的将来就要改写了。


文革前一年空军病故了两位将军，一位是刘亚楼，一位是龙福才，他们都有美丽如花的长女，刘洪洪和龙江文，当时是大院一道景，空军两朵花。我翻遍所有空军史方面的文章，没看到一位空军史专家能够看出这两位将军，特别是上将司令刘亚楼对空军后来的历史走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刘亚楼是空军的舵手和镇军石，兵家最忌讳是临阵换将，临阵换将的结果都不好，而且实实在在后来叫空军重演了。试想刘亚楼像海军司令肖劲光一样活过了文革，空军绝不会发生文革初期著名的“都嫌纱帽小的众将之乱”，即使有乱子，也是局部个别的，像海军李作鹏一样，不会连累到广大机关干部，其实吴法宪也明白“自己给司令员提了多年皮包”，一个中将政委发指示，众将不服啊。林彪借口“突出政治”，随意扩大政治部编制，提了一大批没有军功能说会道的政工干部，有战功的部长们也不服啊，一有机会可不就要闹腾一下。


如今我也老了，已从当年一个看什么都新鲜的孩子快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了，今天我写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写到“当年百分之七十的机关干部都是高高兴兴地进来伤心着出去”，不禁泪流满面，不是空军的孩子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这两位将军去世时年纪都不大，也就像我这样五十多岁，长征都过来了，怎么不会保养身体。实际上他们的病都是病毒进入内脏后得不到抑制转成癌症，要是能像我一样早上喝点波兰纯酒清理一下肠胃，像毛泽东一样每天吃辣椒吃蒜，像印度老人一样晚上来杯酸奶，怎么会摊上癌症呢。刘老将军，您这一不注意身体，过早离去，虽然追悼会开得比谁都隆重，我们空军还是群龙无首，这些龙后来个个倒海翻江，没人镇得住啊！


07/26/07
空军大院的铁丝网
山西人省吃简用俗称“抠门”，不知现在年青的山西人还是不是这样？山西的穷人省吃简用图过个舒心日子，山西的富人也省吃简用，把钱省下来垒高墙，盖大院用来防贼图平安，因为家家户户地窖里都藏着不少银子。当年红军东渡想炸开这些高墙还真废了不少功夫。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空军大院没有围墙，是用松松散散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那时院内的人很自觉，进出都走门岗，外面人也老实，很少有扒铁丝网进来偷东西的。


大院的西南角靠着铁丝网的是十四号楼，那里曾经住着空政保卫部副部长赵国锐一家。赵国锐，河北深县人，抗日前期干部，妻子南京人，这优美的组合使他们的三个孩子格外聪颖，思维比一般孩子靠前。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岁的赵小妹干出了别的同龄孩子不敢干的事，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院服务社的宣传栏上，也就是这张大字报给赵家引来了无可挽回的家难。赵家被赶出大院后，幸亏那些松松散散的铁丝网，赵小妹得以爬进爬出，喊冤叫屈，求人同情。


最近，小妹给我发来长Email,含着泪水，向我诉说了当年那段往事：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人，是一个对子女既爱，管教又非常严格的人。
“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育鸿小学红卫兵在院子里到处批斗老干部，当时我非常有想法。我想伯伯们都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经历了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有什么错。于是，我和邻居李小先，还有她哥哥姐姐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说红卫兵有错。由我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服务社门口的宣传栏上。
“没想到第二天，我一出家门就遭到育鸿小学红卫兵的围追堵截。我就玩命地跑，当快跑到学校北门口时，被一个头头给抓住了。他高举着手中的皮带，让我说谁指使我们写大字报的。我说，你们做得就是不对，你们不该对伯伯们那样，不该给伯伯们剃那么难看的头（当时还不知道那叫阴阳头）。他说，你要再不说是谁让你们干的，我就要打人了。这时跑在后面的红卫兵也跟上来了。在这紧要关头，沙永恒校长来了，他对头头说，你们不要乱打人，就上来拉开他的手，让我快跑。我是跑了，但是给沙校长，给我亲爱的父亲带来了我当时无法想象的灾难！
“当天，他们就把沙校长拉到学校的操场进行批斗，说沙校长包庇坏人。那天晚上，我爸回来得特别晚，问我为什么要写大字报，我就说了我的观点。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在等我，对我说中午吃完饭回来，要和我好好谈谈，还说了一句：“没关系，顶不及弃甲归田，回家种地。”中午吃完饭，怕爸爸打我没敢回家，就在耿燕婷家西屋的窗前趴着，想等爸爸走了再回去。因为耿燕婷家的西屋的窗前刚好能看到我家，还有我爸放自行车的地方。快一点的时候，我看到保卫部的一个叔叔急促往我们这个门口走来。
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进门后随手要将门锁上，再回来的人，自己用钥匙开门。可是这天，保卫部的这个叔叔上楼后，不一会儿就下来了，还大声说出事了。我一想不对，立刻往家跑，门是大开的，我爸躺在大屋的地上，看上去好像是在睡觉，因为当年也就十三岁不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认为爸爸不在了，只是认为有病送医院了。前后也就几分钟，门诊部的大夫们赶来了，说人不行了。让我奇怪的是那个叔叔从此我再没见过！
“那天，我们家来了好多好多人，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只记得林琳的妈妈，刘秀琴阿姨把我领到她家，让我把当天的事说一说。当我说到弃甲归田时，阿姨说：“孩子这四个字你一定要记住，有朝一日，有人提起这事时，你一定要说出来。”还说：“能说出这样话的人还能去死？我不信！”
“爸爸就这样消失了，我们幸福的家也随着没有了。出事后，空军就不让我们住在大院，让我们搬走。我妈单位给了一间筒子楼近二十平米。出事前，家里是三间一个单元的房子，家里的东西很多，为此妈妈卖了许多的东西。没过多久，我哥去了内蒙建设兵团，我妈去了大兴天堂河农场的57干校，家里就剩比我还小两岁的弟弟。我和弟弟没有一分钱，为了生存，我一次次地去空军大院政治部找领导要生活费，他们就一次次地推说事情难办，并且还通知门岗不让我进去。我就站在铁丝网外哭，许多大人孩子都认识我可没有人出来为我做主。在我绝望的时候，又碰到刘阿姨下班回家，她怕人看见就向我做手式，意思是让我在铁丝网外面跟着她走。她带着我往将军楼走，走到车队时看看四周没人，她一脚踩着一根铁丝网，两手用力将上面的一根铁丝网拉起，这样成了一个洞，我钻了进去。她告诉我，让我去找任学耀，也就是任小青的爸爸。并且告诉我小青的奶奶是山西人特别小气，让我利用她达到目的，让任伯伯给我写领生活费的单子，说如果不给莶字，你就不走，就在他们家住着，吃了上顿吃下顿，要不了两顿饭这事一定能解决。
我就这样进了任伯伯家，奶奶说伯伯中午回不来，让我下次再来，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十二点多了，他家的饮事员问奶奶开不开饭，奶奶说等我走了再开。我就对那个叔叔说我饿，想吃饭，那个叔叔就去给我盛了一大碗饭，上面还堆着好多菜。奶奶见了直心痛，我又故意说不够吃，让叔叔再给添一碗。这时奶奶坐不住了，立刻给任伯伯打电话用方言和伯伯说让他快回来。不一会任伯伯就回来了，奶奶说快给这孩子办事吧，不然她在咱家这个吃法，非把咱家吃穷了。任伯伯给我写了条子，并且打电话给什么人，让他们下午一上班就给我发钱。我和我弟弟每人十二元钱，一共二十四元！当我把钱拿到手时，我哭了，为了这点钱，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才得到了这来之不易的钱！每当我想起这段心酸屈辱的往事，每当想到刘阿姨当年的恩情，我都会泪流满面。
“家里没出事之前，我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从没管过钱，也不知钱的重要。当我拿着这二十四元钱就立刻想到，一个月是三十天，也就是我和弟弟一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九毛钱，一顿饭两人只能吃三毛钱，不然就不够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做饭，学着怎么能吃得饱又能吃得好！记着弟弟因为太小不懂事，拿了五分钱买了一个手电里的反光瓦，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用，是在乱花钱，为此足足说了他三天。妈妈的干校就在北京，可从来不让她回家，我和弟弟为了看妈妈，特意省吃简用做了一小奶锅的红烧肉，求车队的司机带我俩去看妈妈。数九寒天，我和弟弟坐在卡车上俩人冻得缩在一起，到了团河，人家就是不让我们见妈妈。我和弟弟只好又端着锅回来了。
爸爸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少家长就告诉他们的孩子不要再和我们玩，有的调皮孩子就成心找碴儿欺负我们。从那时起，我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就学会了打架！但是，我弟弟太小，又特别胆小，别人打他，他也不敢还手。有一次，放学回来我看到他的腿让人给打了一个大血口子，就逼他说出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他怕人继续打他不敢说。我就放学后等他，让他躲在大树后指给我看，然后我上去就把那个小孩子打得鼻青脸肿。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
“在筒子楼住得时间长了，发现邻居里有许多好人，他们都在暗地里保护帮助我们。
“我应该是七零年初中毕业，这届一般根红苗壮的都分到工厂，学校，商店。只要有招工的来，老师首先推荐我，因为我在班里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可用人单位不敢要，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最后让我去西山农场，我去了一个星期就不去了。我觉得自己太倒霉，所以再次去空军找任伯伯帮忙，想让他把我送到部队去，他说不好办，让我等等，还说让我去空军的工厂，就这样我在家等消息。直到七一年底，我看还没消息就又一次去找，这次任伯伯告诉我让我某天去空军后勤部找工厂管理部的部长，让他给想想办法。我骑着自行车找到那里，直闯会议室。那时正在开全空军工厂厂长会，我当场说了我的情况，问谁能带我走。记着当时在场的人沉默了有十多分钟，之后二十八厂的厂长站起来说，孩子，我带你走，你这就去转户口，明天晚上到北京站找我，带你去湖北。
“就这样，没等过元旦，我带了两件换洗衣服跟着厂长去了湖北谷城二十八厂。
“转眼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妈把我从湖北弄回北京。各单位开始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我们家也开始积极为爸的事整理材料。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叔叔伯伯们连名写材料要求给我爸平反，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不仅官复原职而且升为司令的张廷发。我带着材料去找他，他连门都不让进，我只好从别人家与他家通着的小门进去。但他还是不下楼，正好碰到他女儿，因为小时都在育鸿上小学，她把她爸叫了下来，张下来后再三解释说这事不好办，问题复杂。我心里挺有气，说道，您当年受批挨斗，我们就坐在台下，看到文工团的人上台用砖把您的头打破，鲜血直流，这事您还记着吧？您有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整您？说到这儿，老头儿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孩子别说了，把材料放下，伯伯一定给你爸做主。”


小妹的这几段描写真实而又动人。那个抠门的山西奶奶我见过，七十年代我到幸福村找任书明，任学耀的大儿子，那个奶奶给我倒了杯开水，不过那时已经没有炊事员了，儿媳妇回来看着实在过意不去，给我拿了几块糖吃。那时的人多有党性，没有人性，要没碰上这个抠门奶奶，小妹兄妹还不得饿死。这段述说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在职在位的高级干部对他人的愁苦漠不关心的神态，但一触到自己的伤疤，“老头眼泪都流出来了”。文革怎么把人心都整成这样？！以至后来大院扒了铁丝网，垒起了围墙，从此，被赶出大院的人想再回到大院，可不那么容易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赵家兄妹三人一直在疾风里成长，如今个个都事业有成。大哥赵百合现在是兵器工业部第五设计院高级工程监理，小妹是首都师范大学老师，小弟是北京钢铁学院正教授。我想，要没有文革那段风雨，他们会发展得更好。


08/28/2007
走出人生低谷
人离开娘肚以后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总想再做点什么。我见过许多人，也认识很多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想做些什么，我还没见过生来只想吃喝拉撒睡的人，这种人即使有，恐怕寿命也不会长。有的人也想干点事，但一试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干着干着也就放弃不想了，我有时也挺羡慕这些人，这些人给我感觉最大的特点是活着不累。我酒庄的客户中就有批这种人。


有个黑人顾客叫Boby,今年四十八岁，他与兄弟姐妹住着父亲留下的一幢小房，他一生靠美国政府的三百元福利为生。他每天早上八点钟准时到早八点开门的酒庄买上一大罐酒厂专门为黑人配制的高度啤酒，这种劣质啤酒价格十分便宜，味道发甜，反正我是倒了也不喝。在公园里喝完以后，他开始捡些易拉罐啤酒瓶，到我的店门口坐着等开门。我十点半开门后，他把捡的瓶罐卖给我，换一小瓶黑人喝的便宜伏特加，味道也是发甜。然后如果还有剩的钱就买一根香烟，我一根卖他五十美分。个别时候，他花两美元买四根香烟，我说你再加两美元就可买八根了，他说不，只买四根。实际上我的便宜烟卖四美元一包，但在美国卖零烟是违法的。美国很多小店是靠这种客户支撑的。


我没事儿喜欢和Boby开个玩笑，我常问他，Boby,结过婚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有女朋友没有？他说没有；我接着问想不想找一个，他说不想。每次他从我的店里买完伏特加后继续往市里走，往各个教会门口转转看有没有教徒捐赠的罐头食品，提上一塑料袋，然后再到粥棚吃上顿不要钱的午餐，下午就不知道转到哪去了。他曾经有一阵子没来了，一个黑人带话来说，他得胃癌住进了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我一听这事儿开始慌了神，这么好的一个客人，这么就没了，我这个小店以后靠什么生存。我开始为他向客人募捐，总想最后再捞点什么。当我募到四美元的时候，他又神奇地出现了，原来他没有死，是那个黑人故意谎报军情，叫我着急呢。


Boby现在吃得已经过胖，每走一百米都要停下来喘口气，不过他还坚持走着，他没有车，也不想车，可能原来想过，但觉得那样活着太累。Boby不识几个数，每次买酒都要掰着指头算半天，我看着都好笑，我也尽耍他，每次都想少找钱，他察觉后，也学精了，在家里事先算好，每次给钱后，都告诉我该找多少钱。说句良心话，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像老Boby那样活着，人活着最损的还要有点性欲望，找个女朋友，结个婚什么的。


没有人愿意像老Boby那样只知吃喝拉撒睡，没有人间七情六欲，那么就得做事，做事就得给自己定目标。人生几十年下来，拼啊，闯啊，流泪，流血，流汗，一路爬坡，自己定的目标达到了，实现了，这都好办，只是个把钱看好，把日子过好的问题了。问题是很少有人会一生平平坦坦，没有磕磕碰碰，有的人必定要几次走过死荫的幽谷，有的人可能会嫁错朗选错行，有人做买卖赔了本，有人年青时踌躇满志，到后来一筹莫展，不知不觉进入了人生的低谷，人走到这个份上，要不就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要不就是墙倒众人推了，在饭桌上吃口饭都要看人眼色。这种境况我遇到过，我的好朋友孙天祥也遇到过，还好，我们都携手走出来了。


天祥像所有空军大院长大的孩子一样，一个个都那么单纯善良，又不知世事炎凉，中国的大起大落过早地降临在他的身上。在育鸿小学刚上到三年级就遇到文革，一九六九年随父亲空军老作家孙穆来到安徽夏家湖农场，姐姐任红去了东北。在夏家湖农场，父亲种水稻，他每天背着书包同农民的孩子一起上学。林彪事件后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又遇到空军的第二次文革，父亲在大雅宝招待所一直住着，多年不分配合适的工作。像老作家孙穆这种情况在空军机关很普遍。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空军二次文革，都说邓小平千好万好，千对万对，为什么启用报复心极强又有变态心里的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其实空军有很多像何庭一一样的知名将领，为人又好，完全可以领军，差一点的还有梁璞石国英邢永宁，这些人都是当年难得的空军精英，最后导致空军错案摞错案，一冤未平，二冤又起。


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天祥遇到最多的是挫折。先是为了留北京，在母亲的诱导下读了个技校当了工人。国家恢复全国高考后，又稀里糊涂报了理科专业，最后数理化几乎以零分而落榜。其实天祥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了绘画和写作，比同时长大的孩子要多一分天份，如果当时报的是文科专业，也许命运就不同了。在后来的两年，任祥一直努力习画，一心想考上美术专业，但老天无眼，又敌不过一大批后起之秀，岁数上已经没有优势了。天祥和大院众多的没有上上大学的孩子一样，没有太多的抱怨，开始拼命作画。这条路又是长而曲折，很难看到头，不管怎样十年后已经看到曙光了。一九九四年，他们几个当年毛头孩子组织了永远载入空军发展史册的空军后代惊蛰大聚会。


一九九五年我见到孙天祥的时候，无情的岁月再次把任祥抛到人生的低谷。先是家中发了一场大火，烧尽了天祥的几乎所有，包括四岁以来的照片和二百多幅画作，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眼看着十几年的辛苦付之一炬，他说心如刀绞一样。接着是妻子到了澳大利亚后一直没有消息，有一天终于等到妻子的家书，打开一看是一封离婚协议书。我当时情况仍然不好，再次选错了行，我盲目引进了十辆热狗推车，想摆在北京市里，结果市容管理部门不让摆，最后连放的地方也没有。我俩在那时可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一起住在空军情报部老部长孙绪浩儿子孙燕晨公司的办公室里，天祥晚上睡床，我睡沙发，那段看不到黎明的岁月，孙燕晨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这个人倒驴不倒架，心中再有苦衷也不会对人说的。我俩经常买安徽人卖的肥肉包子吃，这是北京人的最低消费了，人落魄到这个份上吃什么也不挑了，我喜欢蹭他的希尔顿烟，晚上我们同室异梦，各自盘算着今后的打算。最后我们不约而同决定出走美国，按天祥现在的话说是上帝给了他一条生路。


我一九九六年底到了美国，一年后天祥也来了，他是结婚陪读来的美国，据他说行囊里装的只有画笔和颜料，想画一幅人生更美的图画，可到了美国又是另一番景象，他不得不再次重操旧业，老老实实做工了。好在读医学博士的妻子十分理解从风雨飘摇中走过的天祥，动荡造成的学业上的差距使他们更加恩爱。现在有的人看不起魏京生，说他没上过大学，我说小弟弟小妹妹们，别这样，魏京生在育鹏就才学出众，初中上的是北京最难进的人大附中，是那个时代没有让他上，天祥也是一样。


今年我大病初瘳后，决定进军K57,再掀起一股空军后代思念的狂潮，毕竟上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在K57网上公布电话号码六个小时后，就接到天祥从West Hartford打来的电话，原来我们同在一个州，开车只要四十分钟，这么近，我们竟相互不知道，我们约定尽快见面。


我终于见到了分别了十年的天祥，他的爱妻和两个孩子。落座后我最关心的是大院空军后代的情况，我说我在New Haven这么多年还真没见到空军后代来Yale读书的，任祥说，有一个，是邢永宁的外孙女，她高中上的是北京四中，之后获全额奖学金在Yale读的本科，去年毕业回去了。邢永宁是空军军务部第一任部长，除文革初期有一点冲击外，以后一直官运亨通，别人下他总是上，最后官至中将。


04/17/07
父债子还
父子关系除了正常的血缘亲情关系外，还有一层坚不可摧的一致对外的能力，就是人们常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说法，而且还有不少典故。不过我不主张“父仇子报”，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延续仇恨，我倒主张“父债子还”，因为上辈的事能在这一代迅速有个了解，往下还是做朋友。
从法律的角度看，就债务来说父子之间没有连带延续关系，但我确实看到父亲的债，儿子非要还的情况，这时明眼人都知道，儿子还钱的过程是在表明他的信誉和品质的过程，这种事多出在山西大商人家族中，为得是叫别人看到信誉，生意好继续往下做。一百多年前上海《申报》报导一个父亲欠债，儿子还的故事。说是多少年前，父亲同英国商人做茶叶生意，没想到不但赔了本，而且父亲又意外去世，一直欠着英国商人几万大洋。又过了几十年，儿子看到英国商人登报指名讨债的广告，一看是父亲的名字，就二话不说找到英国商人还钱，后来这两个家族的后代又继续做了几十年生意，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英资从大陆全部撤走。当然这件事是听说，我亲眼见到的还真有一件事。
我小时候在空军大院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梁建国，住四号楼。梁建国虽和我同岁，但好像发育和其它方面都晚些，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办什么。一天我问他，你妈把钱放哪，每天上锁吗，他说知道放哪，不上锁。我说要是这样，你能不能偷上个几十出来，咱俩去买上几只鸽子养一样，养熟了，早上把鸽子放出去，晚上还能飞回来。
一个星期六下午，建国把钱偷了出来，一共三十。我带着他到羊坊店养鸽子的人家买了两只雨点，两只瓦灰。可能建国一下拿的太多，那时三十块可是个不小数目，被他妈不久就发现了，建国说了实话。这件事没有过去，不久建国的小妹妹来到我家找我妈，说是她妈叫她来要钱。那天我也在，我妈二话没说就掏出三十块给了小妹。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可我一直记着。一九九五年再次见到了建国，儿时的友情还在，顿时我们又成了好朋友，那段时间我没事儿，经常到他家住着，那年他刚做了笔顺手生意，手头挺宽裕。我有个毛病，心里记着的事总想再说出来，终于有一天我顺口说了，我说你妈当年还欠我二十块钱呢。这事儿好像建国也没忘，这时见他脸色铁青，额角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他二话没说，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五百块钱要给我。我一看这架势，太认真了，马上说，是在开玩笑呢。建国反而不依不饶了，说，老潘，今天你不把钱收下，跟你没完，咱俩今儿算摆平了。
现在回想起那段往事，建国同我见面后，每天摆宴请我吃喝，可能是在想暗暗地摆平那三十块钱旧帐，只不过说不出口吧了。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建国是个仗义的好朋友，我们俩相约找机会做些服装生意，可是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久他被诊断出患了淋巴癌。我来美国前几天排列同最好的朋友告别名单，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天他强忍着化疗的痛苦陪我吃饭，不是仗义的朋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看着他咬牙痛苦的表情，知道他明白，这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要吃好。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上帝非要把他早早接走呢。
有的时候父亲没有欠债，而人家却登报指名道姓说父亲欠了债，儿子见到了会怎么想呢，这样巧合的事还真让我遇到了。这件事文革期间发生在空军情报部，帖子是小学同学周向阳写的:
祝庄厚，现年77岁，1950年元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入党，历任西北野战军独立十三团战士、文化教员，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参谋、战勤组组长，1976年4月回到家乡，1980年任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供销社主任。1992年5月退休。现住湖北口回族乡泗峡口集镇。以下是祝庄厚写在郧西县县志中回忆录摘选：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9月，我受林彪死党贺德全的迫害，把我遣送到空军设在贵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多，林彪反党集团完蛋后，我一家人才回到北京，正要分配工作时，恰逢“四人帮” 批邓，他们逼我交出当年我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我拒交，“四人帮”专案组长潘斯福，根据地方个别人的假材料，逼我转业，欲把我发配新疆边关去，我考虑再三，放弃转业，选择复员回老家湖北口当农民，直到1980年5月，空军党委给我平反昭雪，恢复工作， …… 。
周向阳找到当事人之一 — — 贺德全，了解了当年的真相。祝在解放前，当共产党的村长。在国民党反攻时，参加了还乡团，并负有人命案。文革初期，当地党组织派人到空军机关联系，一是反映情况；一是要人，要把祝揪回审查。贺将其保护起来，称不在京，正在执行秘密任务。地方来人走后，贺指示祝所在的情报处王以林处长：让祝在党组织会上做个检查，大家不要发言，就算（让他）过了；将情况向政治部做个汇报，结案。因为担心政治部或者地方揪住不放，所以临时决定：让祝去贵阳五七干校暂避一下。
周向阳又讲述了一段贺与祝的个人关系，最后问我有何看法。周说，贺家对祝印象很好。1974年，空军机关开创先例，第一次将二级部部长（贺的）家属扫地出门，轰回农村老家。当时祝参谋与其他来帮助搬家的参谋、干事不同，他忙前忙后，找来两个大木质包装箱，又找来铁钉、8号铅丝……将贺家的物品装箱、托运，暗示贺家孩子将公家的木凳子、衣柜木隔板……藏入箱中，悄悄告诉贺的老伴：这些物品别扔，回去后都用得上。果然，幸亏有木箱，回农村后，翻过来铺上报纸、塑料布，就成了一个桌子，用了好几年。那两块木隔板打成两个凳子。没有想到，得势后的祝庄厚居然落井下石，将当年保护他的领导狠狠踩了一脚！不知潘涌有何感想？
贺德全文革前是是情报部老处长，文革时跟对了人，当上了部长，后来又碰到了林彪事件，削官当了农民，他的一生富有戏剧性，这是我崇拜他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他豪爽正直，典型的山东人性格。祝庄厚的案子可能是他当部长后碰到第一个难办的问题。
我认为祝案是一起典型的土改仇文革报。祝家在湖北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当年参加还乡团，杀了人，一跑了之，那时兵荒马乱，参军也容易。但这事家乡老百姓会记着，一旦时机成熟，被杀人家的后代总会想方设法报仇伸冤的，文革是一个机会。文革期间军队多次清理阶级队伍，一般遇到个人隐瞒像祝案一类重大历史问题，处理的结果都是开除军籍，回乡劳动。我当年所在的空军机动八大队的军械主任，河南人，只是隐瞒地主出身，还被立刻关押办学习班，最后回乡劳动改造，有人看到他在郑州火车站要过好几年饭。
空军情报部是国家最重要的核心机要单位，从现在可看到的资料看，当年最早报告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是情报部。只要发现有历史问题，特别是同国民党还乡团有过联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想都不可能在情报部继续工作，看来祝是碰到了好人，要不然，当年送回老家，可能早被打死了。


祝的最后安排是我父亲代表党委做的，父亲很同情祝的状况，因为祝在情报部工作期间表现十分优秀，人缘关系很好，最后决定按干部正常复员转业，而没有像其它单位一样开除军籍回乡劳动。安排去新疆一事我想当时领导主要考虑到祝的全家安全问题，湖北人文革武斗恐怕大家都记忆犹新。这时祝可能也在了解家乡情况，对立面地位已有变化，最后决定复员回乡。大概是一九七五年，我正好在北京探家，当时我家已住到二号楼二层，来了一个部里的参谋，向父亲告别。事后，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隐瞒了地主出身，组织决定他转业，父亲说这个人为人老实，看不出有那么大的历史问题。当时，我一直坐在旁边，那位参谋心情很沉重，说感谢组织的关怀，父亲心情也很沉重，两个人都有点快哭的样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祝庄厚。
周向阳最后问我对此事有何感想，我想还是宽容和谅解。当年出事的时候祝庄厚也就二十岁，很难看出是共产党胜，还是国民党胜，他两边都趟过道，还是趟错了，没有办法跑到军队里躲起来。这也是当时不得已的求生方法，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解放后又经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健在，这已经是万幸了。那个时代，父母生个孩子容易，可让他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可真难啊。
我现在能做的是希望祝庄厚有个平安的晚年，虽然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不回首最好，如果今后家乡父老乡亲有一事相求，我作为晚辈一定尽力，往下继续做朋友，这是不是也算父债子还呢。
10/11/2007
大黑子，我儿时的好伙伴！
空军大院是个特殊的大院，在这个特殊的大院里几乎每个调皮活跃的男孩儿都有一个外号，不管他的父亲官儿有多大，而且是从小叫到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别的大院则不同，长大以后明白自己的外号不好听，有了自尊心，就不愿意别人再叫了。军博有个孩子叫黄小兵，外号叫黄傻子，他从小就喜欢到大院来玩。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当兵后回到大院，好像是在乔京成家见到了他，我说，黄傻子，听说你也当兵了。黄小兵一听“傻子”二字就皱起眉头：潘涌，我有名，叫小兵，以后不要再叫我傻子了，我忙说对不起，才把这事儿给趟过去。不少发小也给我起过外号，不知怎的，总也成不了气候，没人再叫了。
我七岁到北京时好像就认识大黑子，那时我们住在北锣鼓巷，也就是现在的空后大院。大黑子从小肌肉发达，特别是前面两块胸肌，给人以威武凶猛的感觉，而且他的个子长得比同龄孩子高，所以不论到哪，别的孩子远远望见，一般是扭头就跑。当时还有一个大孩子叫魏京生，我到北京初来咋到，最先认识的就是这两个大孩子。这两个大哥哥都聪明智慧过人，我儿时有个感觉，魏京生喜欢玩心智，大黑子玩的是仗义，我猜测可能魏京生学习成绩要好些，大黑子差些，这点从魏京生初中上的是人大付，大黑子上的是玉渊潭就可看出。七岁是模仿的年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同他们形影不离，可能对我后来的性格影响不小，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九六二年空军西郊大院建成，各大部除后勤部外全部移师西郊。魏京生的父亲因和空军司令刘亚楼顶过嘴，被处理转业地方，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魏京生了，但我和大黑子一直相好如故。每逢寒暑假，大黑子从育鹏回来，我们又开始形影不离。空军大院变大了，大黑子的名声也更大了，当时说大黑子爱打架，实际上是言过其实，大黑子是在路有不平，喜欢拔刀相助。说也奇怪，我和大黑子从小玩到大，还真没看到大黑子打过架，至少他没打过我。我想这可能是大家看到他那特有的两块大胸肌，长长的像猿猴一样的手臂，都见风就是雨，越传越玄乎。
大黑子的父亲是空政干部部副部长，我七岁时就见过。那天我和大黑子正把工地的砖搭成碉堡，假装射击过路的干部，中午他父亲拉黑子回家吃饭，他父亲走过来，是个上校，脸黑黑的。大黑子的真名叫王冀豫，我猜测他父母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河南人。在大院时，他的父母一直对我很好，我到黑子家玩，常常是推门就进，父母没有一次拒绝过。记得有一次，赶上他母亲劝黑子吃饺子，还让我吃了几个。他母亲包的是小饺子，我母亲喜欢包大饺子，那种小饺子我从来没吃过，所以印象很深。大黑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还是我的小学同学，说也奇怪，我去黑子家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撞到他的两个妹妹，现在想来，可能我当时名声不好，她们见我来，早早地藏到其它屋里去了。
大黑子从小就仗义，爱打报不平，有梁山泊好汉的性格，我看最了解他这种性格的应该是他的父母了。他父亲不愧为管理使用干部的专家，看黑子也是入木三分，一九六六年文革的暴风骤雨还未到来之际，父亲未雨绸缪，把黑子送到东北农场养马去了。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要不然红卫兵的打砸抢史该改写了，王朔的大院文学的聚焦点绝对不会在“小混蛋”身上，而是一定会聚在大黑子身上。父母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后来大黑子还是在政治上翻了车，一九七一年他因反林立果被部队抓了典型，开除军籍复员回家，那时他父亲已调到济空，从此想再打听大黑子很难了。
后来的二十多年我对大黑子干些啥一直一无所知。只听说大黑子在北京稻香湖开了个跑马场，我曾经顺路找过一次，真有个马场，有一定的规模，好像都是临时建筑，那天大黑子不在，不过他的伙计对我很不错，要开可乐给我喝，我忙说不必破费了。真正见到大黑子是在宁生组织的政治部孩子聚会上，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一个冬天，一个政治部的孩子慷慨解囊，请大家在公主坟的一个餐厅吃饭，宁生对我一直很好，本来不该我去，还是安排我去了。那次我见到大黑子，第一个感觉是变得文质彬彬，而且是个饱读过诗书的人，已没有那种记忆中的野性。大黑子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魏京生放出来了，最近到马场看过他，还一直问潘涌在干什么。我听后很惊讶，又有点受宠若惊，魏京生那时已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了，成了中国能否举办奥运会的马前卒，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我爱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节目，也爱听赵忠祥的解说，有一次看到大黑子和赵忠祥在侃马，他如数家珍地谈马，把赵忠祥侃成了配角，我立刻感觉到大黑子已不是原来的大黑子了。
我来美国多年后，亲身体验美国的民主理念，决定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实写空军的二次文革和后文革，来填补这段文献上的历史空白。在王卫东的安排下，我同大黑子通了电话，没想到他的思想比我还前卫，看样子这些年他是实实在在读了不少书。我们寒暄几句后他直入正题，他说谈民主必要谈法国革命，谈雅各宾党，谈英国革命必要谈到司法独立和威廉一世门前的磨房，民主就是让人说，听人说，观点虽冰炭不同，但仍可坐在一起，说着说着，他朗诵起了诗歌。我听着听着，心中翻起了浪，大黑子，您可真是个人物。
他说空军确实有二次文革和后文革，特别是后文革，邓小平要付历史的责任，他容忍文革中被打倒又翻身的干部随意清算，乱害无辜。他说这些翻身干部搞派性整顿，公报私仇，这些被整的干部家属和子女不是被整了一两年，而是被整了几十年。他举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听过让我寒心碎心断肠又夜不能寐的例子。梁x有个小儿子叫赖猫子，一九七七年高考考了三百四十分，张xx听说后派人到高招办阻止大学录取；一九七八年全国首届高考，赖猫子又考了三百八十分，张xx再次派人到高招办阻止录取。北京高招办的负责人对空军说，明年要是赖猫子考过四百分，我们招生办想挡也挡不住了。赖猫子后来一气之下在前门外练起了摊。
我大妹妹高考可能也受到一些空军政策的牵连，但这事有待最后证实。大妹妹一九七九年高考英语成绩是九十八点五分，招生办始终扣着名单不发。北二外招生的老师正好是我的战友潘斯哲的妹妹王斯力，她偶尔在高分栏里看到我妹妹的名字，这么高分还没有学校录取而感到奇怪，认定是潘涌的妹妹，坚决提出录取。王斯力后来告诉我是她坚决录取我妹妹，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相信，认为不太可能。今天走笔赖猫子，我又突然想起大妹妹当年考学的事，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张xx确实是罄竹难书了。
梁x是空军第一任作战部部长，后来升任空军参谋长，是个业务型干部，我看过他为我父亲改过的发言稿，改得非常认真，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按常理说他与林彪事件没有太多的联系，即使有也是工作联系。林彪事件后，中央仍委任他为空军五人领导成员，为稳定空军作出过贡献。为什么一九七五年以后开始遭张xx莫须有横整呢，我想就是文革初期没有明显表态支持或站在张廷发一边，或是张廷发挨斗时没有表示同情。
大黑子从小就喜欢打报不平，现在又同情弱者民主直言，从小到大都保持这样，难啊！
07/12/07
两对千金三只伤心燕
中国自古以来，君王一定要有儿子，少了还不行，这早已成了千年古训。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位要有人继承，儿子多了可以好中选优；二是关键时候用得上，谁都知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百姓家家户户也要有儿子，一般是养儿防老，再高一点是望子成龙。还有一点，子荣母贵，儿子要能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母亲再贫穷，顿时也高贵起来。那个抠门的山西奶奶看到儿子当上了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用起了炊事员,不是也在家里“秉公执法”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空军大院出现了不少只有两个女儿的家庭，像这样的做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在千年旧观念统治的中国，是相当靠前的。可以想象，生了两个女儿以后，不准备再生了，父母会把全部的爱都投在女儿身上，当年的父亲又那么精干，女儿们长大后肯定也不会错。可是就在她们十二三岁，正含苞待放，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的时候，碰到了空军二次文革，父亲被降级强制调离北京，从此她们再也不笑了，再也不好意思同空军当年的小伙伴联系。当年的那次“事件”一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心头，后来又看到父亲的凄凉晚景，更是无法解脱。最近她们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文章，看到有人还掂记她们，姐妹代表乔文娟殷小霞立马同我联系，都亲切地喊我哥哥，我本来就有四个妹妹，这下忽悠成八个了。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空军二次文革开始。当时我不在大院，听当年是个孩子的空军网友说，那段时间，大院的人都害怕极了，每天都传出抓人的消息。那时党中央文件的要求是各单位要认真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已有了“批陈整风”的教训，空军谁当政都得“宁左勿右”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当时的空军司令马宁，付司令张积慧是不是被人下了绊子，现在还没有材料证实。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体会不到党内斗争的复杂，就是现在写党史写空军史的人也感觉不出党内斗争的手段高明，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用的都是古法古律。先由马宁时任的空军党委操刀，整治林彪在空军的干将，然后借口整治不利，文革提拔过快，实际上这时意在让马宁让出司令宝座。一九七五年，马宁终于被拿下，张积慧想据理直言，被冠以态度不好，从军队转业。还有一个姓邹的空军副政委，降级去南空当了付政委。那时我在空军基层任职，空军党委都有正式文件向基层传达，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司令付司令付政委的政治结论，空军党委自己可以做出。张廷发司令员终于最后出场了，新仇旧恨一起算，本来人心慌慌的空军大院，更加雪上加霜了。
张司令员是作战军事出身，对飞行训练不在行也不感兴趣，他关心的就是清理整治。文革初期，空军众将闹翻，开了不少斗争会，他这回清理的重点是文革初期参加过各种斗争会的人，包括参加过他的斗争会的人，因为林彪派系人马在前几年早已被拿下，这次就像过筛子一样。过筛子就得有人帮凶，一些干部又做出二次文革不该做的事。
名单是出来了，怎么处理是个大问题。一般的干部像参谋干事可以安排复员转业，说是工作需要他们也没话说，关键是上了名单的部局级怎么办，大部分还是抗日时期的干部，于是空军党委又想出个奇招，按犯有严重错误，降职使用，当时用的名称很好听，做为干部上下互相交流。按乔文娟给我提供的名单，空司第一批参加上下交流的干部有：管理局付局长张伯学，作战部指挥所付所长徐光辉，管理局邵泉水，作战部王付部长（王亚克之父），外场部部长张凯之，科研部副部长王九臣，航行局付局长乔聚礼;说明一点，这不是当事人提供的，仅供参考。乔文娟提供的只是司令部，其实政治部还有不少。
在空军呆久了的人都很明白，空军干部除了飞行干部外，一般机关干部很难提升，许多干部刚解放时定的级，到离退休时还是那个级别，空军这样做，不提反降，实在是有羞辱这些干部之嫌。何况这些干部空军建军时就来到空军工作，大多为人老实，对党忠心耿耿。现在来看，空军对这些干部做的组织结论也很滑稽，乔文娟的父亲乔聚礼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主要理由是在空军学院一次大会上带头呼喊了口号。改革开放以后，空军逐步取消了这些错误决定，因为太站不住脚，经不起历史考验，但是还是严重伤害了这些干部的自尊心。
整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古法古律，意在腾出官位，排斥异己，有的明升暗降，有的则是羞辱，没想到这些古法的影子还能在现代空军看到。有的干部先让他代表空军到某地某单位检查工作，人还没有离开，降级调令就到了，检查工作改为报到。调令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是如果提出个人意见，不想离开北京，那可是急风暴雨了。空军参谋长王定列曾代表空军党委找一位被调干部谈话，说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再不去，就派警卫战士押你去。
我原来对政治部的情况了解不多，殷小霞给我来E-mail说，她父亲也是一九七五年被降职到南京空军当了一名付处长的。小霞的父亲殷毅是空政秘书处老处长，可以说是空军的文胆，对空军内幕了解甚多。八十年代空军想调其回京参加空军史的编写，被殷严辞拒绝，如此写史，怎么对得起后人。小霞又说，很可惜，父亲已去世多年，要不然可以提供更多的情况。我原想让乔文娟多回忆一些当时的感觉，文娟再三推辞，说记忆力实在模糊，她说这也是母亲的意见，因为父亲现在躺在100号院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除了眼皮上那块肌肉还能动一下外，其它部分早已不能动了。
需要说明的是，空军政治部在处理安排干部上较为仁慈，干部之间多能通情达礼，互相帮忙保护，与司令部形成鲜明对比。据大黑子说，这是王辉球当主任，王平水当干部部部长时留下的遗风。像殷处长那个情况，要是放在司令部，恐怕不会安排到南空机关，也不会要其回来写空军史了。
工作调动到了北京，进了空军大院，谁都不想离开，伟大首都北京是一个方面，空军大院也太吸引人了，因为那里面有一所曾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育鸿小学，当年教过我的一些老师改革开放后都成了大学教授。为了下一代孩子，大人再委屈，也不想离开大院。当时最让这些干部头疼的是正在育鸿上学的孩子，走吧，在外地很难找到这样好的小学，不走吧，空军一定要抄掉老窝。
一九七八年空军调我父亲离开北京，我最小的妹妹潘雅也遇到这个情况。许多年后，父亲对我回忆了这段往事，他说，文革乱世，我对你们四个大一点的孩子保护得很好，都平平安安，唯独这个潘雅，当年对她冲击太大，我有点儿对不住她。说也巧，乔文娟的妹妹文莉，殷小霞和潘雅都在一个班。她们都是六二年在大院生，从小一块玩到大，家里又遇到相同的情况，必须马上转学搬走，我想，她们姐妹三人多么像三只伤心的燕子，在不是春天的春天飞走了。
可是历史的真正走向常常与众人预料相反，这三只伤心的小燕后来成了搏击暴风雨的海燕。我常对别人说，我们家真正的骄傲是潘雅，乔文娟说她们家的骄傲是小妹文莉，我想，殷家的骄傲应该是小霞了。
先说潘雅。父母离开北京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鼓楼西大街一号一间六平米的小房，八零年在那里读完最后一年高中参加高考，以当人不让的成绩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分配时同老师关系没有搞好，干脆什么也不要了，先干导游，后干个体。在米市大街开了个思思餐馆，她在那儿名气太大，很多人到那个小餐馆吃饭，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几年后旁边又冒出个思思餐馆，忘了商标注册，后来又改名大学生酒家。潘雅在八十年代就有百万进帐，我来美的费用还是潘雅赞助的。潘雅后来多届被选为东城区人大代表，《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采访她，问她，你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干起了个体户，当时是怎样一个想法。潘雅想了想说，国家把干个体的机会给了认为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我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奋不顾身地加入了，我现在每年为国家交的税，足使一个国营厂子养活五十个工人。
再说文莉。文莉后来上了玉渊潭中学，初中考高中时是海淀区状元，就读人大附中，最后考入重点大学北方交大。文莉现在在兵器工业部某单位任处长，本人要求，由于工作关系不便写得太仔细。
最后说到小霞。父母当时把姐姐留在了北京，把她带到南京。小霞说至今还记着当年潘雅在班里上课顽皮的样子，最难的问题老师总是最后叫潘雅，潘雅上台答出后，别的同学再学着做。她还说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班主任吴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后来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考上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现在在杭州一家公司做通讯工程设计，先生是浙江大学博士指导教授。
燕子是侯鸟，走了总会再飞回来。你瞧，这不一只一只都飞回来了，还捎来了好消息。
09/08/2007
宽容与谅解――写在写<空军二次文革和后文革>之前
New Haven原来没有华人教会，华人一直想在这里建教会，牧师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前后折腾了十几年始终没有搞成，都说那个地方华人不少，但不适合建教会，这个状况直到一个叫郭经纬的牧师来了以后才改变。郭经纬，长相挺普通，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退休。别人干不成的事儿，郭牧师一干就成了，而且一呆就是三十年，我想他靠得是自己独有的一张王牌，一个谁听了谁淌泪，谁听了谁信服的见证。从此人们知道了什么叫宽容，跟这样大度的牧师在一起，还能有错吗。
郭经纬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一直在家乡行医，从小父亲把他送到香港上学，一九五零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全国开始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家乡传来消息，父亲被当地政府作为历史反革命给镇压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郭经纬痛不欲生，同时也给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与共产党新中国誓不两立，将来有机会一定要讨个公道。
从此他想更加发奋读书，可是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断了财源，不要说读书，就是在香港生活都很困难，他也知道内地已经回不去了，要想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郭经纬选择了上神学，读神学不但不需花钱，而且教会还提供食宿。在那里他信了耶稣，耶稣的爱开始一天天温暖他冰冷的心。
在西方，大量的属于思想性的工作是由教会承担的，公司老板只是要么干活，要么走人，像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属于私事儿，公司老板是从不过问的，像生老病死一类的事，有人味的公司还过问一下，一般的连问都不问。因此西方社会需要大量的牧师来做这些工作，这些牧师对西方社会的稳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他们也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像税收子女教育各种优惠政策。
这边等待着上帝的拣选，把爱传给世人，那边又有着不灭的杀父之痛，这对郭经纬是个大功课，也给他带来了多年心灵的挣扎。都说圣经是西方的百科全书，郭经纬也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圣经教育世人，要爱人如己，甚至要爱自己的敌人，当别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要伸出右脸叫人打。这里实际上是在教人如何宽容待人，别人也会宽容待你，而不是在传递仇恨。郭经纬一点一点受到感召，痛苦也逐步得到释放，他给内地政府的信件也由控诉的口气改为宽容的口气，要求政府复查父亲一案。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给所有的中国人都带来了新的生机，郭牧师的家乡传来消息，当地政府开始复查父亲被镇压一案，不久又传来消息，父亲的死纯属冤案。这时候的郭经纬已经相当成熟和宽容了，他一反常人的做法，而是以更加宽容的口气和心情对待这起冤案。他把此事作为心灵的见证，讲给北美千千万万个华人听，一代代的华人受到感动，爱能化解仇恨，最好的办法是宽容。
听过郭牧师的讲道，我曾亲口问过他，现在还恨共产党吗？他说，不恨了，当地政府很好，专门拨地为父亲修了大墓，每年清明节还派人扫墓，自己每次回到家乡，政府都派人热情接待。郭牧师能对父亲一事做到如此宽容，对他人更会如此。郭牧师一生家庭生活美满幸福，爱妻对他照顾无微不至，他们生有一对儿女，都毕业于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我想学校在录取时可能也考虑过郭家不寻常的经历，老父亲如果得知儿孙们正在继续他的事业，地下也会欣慰的。
郭牧师走的路是宽容的路，他自己最明白，人死了已是最大的不幸，而活着的人不应该继续选择不幸的生活。一生活在仇恨和痛苦里，时间久了，整个心胸会变得很狭窄，时刻想着报仇雪恨，说不定又会闹出极端来。文革初期，那么多老干部被活活打死，我敢说里面有不少是在浑水摸鱼报私仇，到后来一九七零年的清理整顿一打三反又有多少人亡命天涯，是过来人好好想一想。文革初，北京大兴黄村发生的灭绝人寰的灭族血案很明显就是土改的仇文革报，最后谁也没有活下来。
美国对化解民族国家仇恨和矛盾一直是世界的楷模，虽然近几年在中东问题上做得不尽人意，还是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国风。美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内战，史称“美国南北战争”，那是一场不打就要变成两个美国的战争。最后仗是打完了，南北也统一了，那么如何迅速化解南北矛盾，美国采取的是给败军将领李将军立铜像的办法来包容南北，几年以后已看不到南北仇恨的痕迹。话又说到共产党毛泽东，如果当时能冷静下来，学学美国的办法，给败将蒋介石在广东立一个铜像，对败军和他们的家属不是采取格杀勿论的方法，也不会留下今天这么棘手的台湾问题。
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黑人白人种族冲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中国会成为巨大的国难。黑人生来体格健壮彪悍，在城市混乱斗殴中其它民族不是对手。随着美国经济和城市的不断发展，这种种族冲突不断升级，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乱到不可收拾。黑人和平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白人暗杀事件又引来全世界的同情，中国北京也进行百万人游行声援，号召黑人起来革命，美国前所未有的国家混乱即将爆发。美国国会采取了惊人的措施，一是立马丁路德金为民族英雄，二是立马丁路德金的生日为全国公休日，这种待遇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仍何一届总统，换句话说，马丁路德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的生日是以全国人民休息来庆祝的。同时用巨额奖金引诱黑人朝体育竞技和音乐方向发展，短期内培养出一批黑人巨富，一场难以避免的种族冲突终于避免了。
美国的警察同中国的警察不同，全部是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经常可以看到或听说警察开枪打死民众和民众枪杀警察恶性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也容易引起混乱，美国多采取巨额保险和巨额赔偿的办法。每个警察都由政府提供巨额保险，通过保险公司完成。对于被警察打死的民众，先由法官判决，这时法官多同情死者，如果属误伤，则由政府提供巨额赔赏，这样仇恨很容易化解，接下来就是宽容和谅解了。
宽容和谅解在美国民众生活中早已成为口头禅，而且深入人心，我在New Haven开酒庄也深有体会。开酒庄每天同上九流下九流打交道，难免发生各种矛盾，这还好说，关键是我长期生病，喜欢发无名火，最喜欢找个黑人撒气。如果中国人到一个店买东西不要说发生矛盾争吵，就是价格高一点，下次也不再来了。令我惊奇的是，美国人不这样，尤其是黑人，没过几天准来，辟头会说：You fucked me last time,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马上会说：Sorry, Sorry, Please forgive me.也就没事儿了。
大家对前不久美国维州发生的极端校园枪杀事件都记忆犹新，一个南朝鲜裔性格孤僻的学生无端用自动步枪乱射同龄学生，几十个学生死于无辜。可是美国让全世界看到的是，追思礼拜那天，被害学生的父母和枪手的亲属同坐在一个教堂里，共同来追思死去的亲人，枪手的姐姐发言，请求上帝和被害学生的父母宽容她的弟弟，在坐的全体家长都含着泪水说，同意，我们宽容他，那天枪手的遗像前也摆满了鲜花，一个可能发生又会世代延续的灭子之仇就这样平安地化解了。
其实，宽容和谅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功课，不论你信神还是不信神，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君王做到宽容和谅解，能千古留名，万世称颂；百姓做到宽容和谅解，能幸幸福福和和睦睦度过一生。路在脚下，又前有榜样，您朝哪走？
08/21/07
作者：江湖一渔翁 时间：2007–10–23 22:12:50
潘先生：当时空军情报处长叫王玉林吧。
作者：曾经住在海淀村 回复日期：2007–10–21 9:12:13
我住装司
楼主敬佩55将星 但是我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却很多他们中的龌龊那样的龌龊完全看不出是一些经历过革命战争的
忘本的SB
作者：吹过树梢的风 时间：2007–10–25 10:54:43
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读吏可以明心智.也许野吏更能客观而又准确的反映一个社会某个阶段的真实情况吧.
找呀找呀，找到一个好朋友！
中国人爱子女是全世界有名的，这种美德走到哪带到哪。有的爱心体现在关心子女的生活，生怕子女冷了热了磕了碰了。有的爱心体现在教育，诗琴书画体育竞技没有不下本学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对子女要千教万教，可千万不要忘了教社交。孩子出了家门就要趟社会这盆混水，近朱者不见得赤，近墨者不见得黑，是不是机会全靠自己琢磨了。
作为子女，我同众多空军大院长大的孩子一样，以父亲荣为荣，以父亲辱为辱，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父亲靠不住了，父亲去了西安做了顾问。值得庆幸的是那是一九七八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要是再早几年，真不知路该怎么走。不过，人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从此，我的人生路变成朋友路了。育鹏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教我做游戏唱的那首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我们都是好朋友，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
有的朋友属易得，有的朋友属难求。儿时一同长大的发小，学校的同学，常住一地工作中的同事，都属易得，因为太了解，容易互相信任。我也见过不少人感叹，千金易得，好朋友一世难求。其实很多机会都是擦肩而过，需要的只是胆量和眼光。我有两个好朋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稍纵即逝，到了我这变成了机遇，一个我称金大哥，一个称蔡小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正是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热的时候，那几年每天都有计算机公司诞生，每天都有公司倒闭，不言而喻，我也混在其中。我在奥林匹克公司认识了北大研究生黄列英，她说有一个人应该去认识一下，叫金希和。
第二天，我按着小黄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金希和。当年他在北大南门外租了一个小门脸，由于没有什么技术开发产品，只好再把柜台分租给做元器件生意的浙江小贩。那天，我清楚地记得，金希和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交谈中他得知我们住的不太远，叫我一定晚上到他家作客。我去了，揣了两瓶燕京去的。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老北京满族人，高中毕业后先下乡插队，后回北京在缝纫机厂当了工人。他是中国时代的弄潮儿，计算机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与洪刚高正合伙成立了北京第一个民办计算机软件研究所，后来闹翻分手，洪刚高正继续搞研究，他开了一个小店。金希和写着一手好字，业余爱好是收集古钱币。分别时他对我说，现在情况不太好，能不能合伙开发一个计算机产品，或者让出笔生意帮他一下，这些我都答应了。
后来可能生意实在难以维持，金希和关掉了小门脸，到了大恒公司办公室工作，他的管理才华开始逐步在那里显现。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再次提出帮忙的事，说自己中午要吃两盒盒饭，公司只给开工资三百元，这点钱连吃盒饭都不够。当时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我说没问题，答应过几天到他那换一笔现金。他帮我把钱换好后，大概是几万块，我说，这钱您自己看着拿，多少都没事儿。他说多拿一点行不行，可能在试探我，我说没问题。
也许他感觉出我这个人不贪财，我们成了好朋友。很可惜，后来碰上了八九动乱，我们又各奔东西，互相不知去向。转眼到了一九九六年，山不转水转，轮到了我一贫如洗，决定奔走美国，这时我突然想到金希和。我开始四处寻找老金，有人说在海南，有人说在南京，最后终于问到他的手机号。我在一个公用电话打过去，正好是老金接的，叫我速去南京。
我提了一个编织袋，买了张硬座就上路了。在南京老金已派司机到软卧车厢接我，因为天热司机不敢将车熄火，怕客人上车后没有凉爽的感觉。坐在老金的大卡迪拉克车里，我才知道，这时的老金已是南京一家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了，公司已买下南京西部两千亩地，当时南京房地产业有句民谣：南京有恒生，恒生有个金希和。
到的那天是个星期天，公司员工都放假，老金见我到来欣喜若狂，立即让司机通知部门经理以上职员晚七点到南京饭店潮州城为老潘接风。那天，我吃着大蟹，看着丝竹歌舞，侃着大山，已经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天，我成了公司的贵客，不仅老金对我好，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对我格外敬重。那一年，工程开始上马，每天上门要项目给回扣的包工头络绎不绝，我坐在老金的大班椅上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投资要赶早，等人家发起来，下的本要大了。
老金对我的盛情让我实在意想不到，到后来干脆不让我走了，留下做他的说客，我说人生路还没走完，到美国先闯荡一趟再说，终于有一天我偷偷买了张车票溜回了北京。老金这个人念旧情，一看我不在了，带着公司的两辆车连夜追到北京。在北京我再次见到老金，这次他动了真情，执意要送我一万美金，唯有一事相求，在美国帮他注册一家公司。也就是老金这一万美金让我轻松地度过在美最初的艰难岁月，我也变成跨国公司的经理，可以合法在美长期生存了。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来美多年以后，不知被抽了哪根筋儿，不但玩起了写作，还想在网上兴风作浪大闹天空。一位朋友推荐我上《强国军事纵横》，说是空军将门之女张聂尔所创办。张聂尔是当代著名作家，以写作将门春秋出名。我在空军大院长大，查这位将门之女还真费了点功夫，因为我见过空军众多将门之女，空军五五中将就有十五名之多，他们中没有一个女儿在社会上有“将门之女”这块金招牌。
登上《强国》网，浏览网页，发现张聂尔去世前带领众网友一直在追杀一个网民，就像当年马步方骑兵封杀西路军一样，坚决要把他赶出《强国》，原因是在网上冒充“将门之孙”和“将门之子”，这位网民还有炫耀自己家世之嫌。张聂尔激烈的言词，激化了事端，双方纷纷摆出自己的家谱，又摆出各自的社会关系，都要说明真有其事。最后张聂尔以“骗子”之罪封杀了这个网民。现在《强国》网上，“骗子”满天飞，可能就是张聂尔留下的遗物。
后来我得知这位遭张聂尔封杀的“骗子”还真是将门之后，不仅是，而且还是五五金星将门最后的最后，他是少将蔡长元唯一在世的儿子，叫蔡小心，今年只有三十一岁。蔡长元六十岁时得子，高兴地给邓小平报信，终于有儿子了，邓小平传话回来，要千万小心，因为那年是一九七六年，看不出东南西北的一年。蔡小心也很不幸，两岁半时发烧耳朵致聋，说话是母亲后来慢慢教的。也许因为如此，蔡小心猛攻诗文，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将门之后是以古诗词见长的。平心而论，他的文采，不仅我不如，我看张聂尔也略输一筹。
交朋友会投机，往往事半功倍。我暗暗地开始注意蔡小心，先要区别真假，因为网上骗局真的很多，我开始试探。我专门写了一篇《茅台酒的联想》，我知道老红军的后代看了写茅台酒的文章反应会特别强烈，茅台酒是红军的乳汁，解放后，抗日干部是定量供应，老红军一直是管饱的。果真，蔡小心反应不同寻常，说他家的茅台酒是大坛子装的，专门有人送来。
在《强国》的几个月，我开始了从没体会过的网恋，每天一开机，就盼望着蔡小心的出现，他喊我潘老哥，我称他小沧海。蔡小心一点点给我讲述蔡将军的传奇色彩：早年参加红军，三过草地，两爬雪山，接着西路军，几乎全军被歼；后来又抗日，抗美援朝；文革初在石家庄打了北京来的一个姓王的红卫兵几个耳光，被重罚到四川绵阳，蔡小心就是在那出生的。邓小平重掌军权后，逐步安排，最后以大军区职在北京离休。《将军的人性》就是这么出炉的。
我的猎奇还远不止这些，最让我上心的是为什么蔡小心今年只有三十一岁。我喜欢老红军，蔡将军是我唯一见到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个人生活又那么不幸的老红军。蔡将军的前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留下一女，今年六十一岁，没有子女；再婚后生有二男两女，大儿子文革四岁时病逝，大女儿十六岁时车祸遇难，小女儿四岁时被323医院用错了药不幸去世，只剩下蔡小心，两岁半时又成了聋人. 写到这里，我不禁老泪纵横，难道将军的命硬，后代的生命就这样脆弱吗。
如今心爱的父亲早已去世，蔡小心把我当成了亲人，每天趴在我的《林彪问题研究》专栏上，老哥长，老哥短，看得出他对我有话要说，有情要吐，我向他说,这里是你温暖的家，可安息的巢，有老哥在，什么话都可说，什么情都可吐。也许有一天，老哥会带你飞得更高更远，到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人生不过如此吗。
亲爱的朋友们，看到这里，大家也许又明白了许多。都叹人生苦短，知心难觅，其实就在身边，就在眼前，只不过是稍纵即逝，时常擦肩而过。先要自己有情，您千寻万寻的那个缘，一定一定不会太远。
11/01/2007
作者：ruthxf 时间：2007–11–04 14:27:25
【后来我得知这位遭张聂尔封杀的“骗子”还真是将门之后，不仅是，而且还是五五金星将门最后的最后，他是少将蔡长元唯一在世的儿子，叫蔡小心，今年只有三十一岁。蔡长元六十岁时得子，高兴地给邓小平报信，终于有儿子了，邓小平传话回来，要千万小心，因为那年是一九七六年，看不出东南西北的一年。蔡小心也很不幸，两岁半时发烧耳朵致聋，说话是母亲后来慢慢教的。也许因为如此，】
当初和白马博士吵架的这位，在天涯也非常的火。军阀火中行嘛。楼主到杂谈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的确有些太嚣张了。55将星的子女大多都年过半百了。 他们的子女都长大成人了。 呵呵我算是第三辈了。 年龄却和这位军阀火中行差不多。
我周围的叔叔、伯伯，似乎没有谁像他这些高调、这么嚣张的。为人低调些比较好。有些事儿还是不要那么吹牛炫耀了。
作者：虚拟963 时间：2007–11–06 22:59:16
性格,经历,造就了人的不同,这才是多姿的舞台.
喜欢看.多帖些.
全国有多少个大院,不同的演绎着不同又相同的故事.
喜怒哀乐.
想哭……………..
楼主：潘涌 时间：2007–11–07 03:02:32
我同情蔡小心，因为他是聋哑人，他自己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可能没有人看出他是聋哑人，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说：“他每天趴在我的《林彪问题研究》专栏上，老哥长，老哥短，好像有话要说。”这种意志我佩服，如果我耳聋，可能不会像他一样，至少没有上网的勇气。
作者：阿里巴巴2005 时间：2007–11–13 14:31:26
过瘾，谢谢潘老哥！
期待下文········
大华姐和她的女室友
康州New Haven有很多值得骄傲，大家熟知的是Yale,大家不知道的还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公司，专门生产一次性手术器械，全世界仅此一家，这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唯一没有竞争对手的高科技产品了。老板早年五万美金起家，一生风调雨顺，表面上股票涨涨跌跌，暗中一直在收银子。我来New Haven那年，新翻建的厂房刚落成，办公楼楼顶专门修建了一个直升机升降平台，据那里的工人说，从来没见老板坐直升机上过班。


这个公司英文为：U.S. Surgical，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但劳务性生产是公司的重头戏，多年来一直是三班倒。我想，几十年来，U.S. Surgical的产品能在世界手术行业称雄，靠得是严格产品质量管理，坚持不在外地或海外建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老老板退休，新老板上任，公司总战略才重新调整，准备在上海建厂，因为美国的劳务成本实在太高。几十年来，New Haven的各国新移民找工作一般都是首选U.S.Surgical,那里不要求英语水平，也不要求有无学历，只要手巧心细就行。那里从不担心失业，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早来的广东越南移民在那儿一干就是一辈子。


U.S. Surgical喜欢招中国人，中国人把自己的美德走到哪带到哪，不少一家老小二十几口都在里面工作。U.S.Surgical从外观上看早已没有“工厂”的感觉，宽敞的厅堂，螺旋上升的室内停车场，做工时穿针引线像坐办公室，给人一种大公司，上班的人都是“白领”的感觉。这也正好适应了东方人好面子的心里，前不久，我带大华姐和她的女室友到纽约法拉盛中国城看东北人高老二，主要是想用高家的厕所方便一下，高老二问她俩在哪高就，他俩也挺会答，在一家大公司做文员。高老二顿时受宠若惊，好像家里来了贵客，非要留下吃饺子。
这家手术器械公司哪都好，环境职工福利都数一流，唯一不好的就是工资偏低。老职工靠熬年头，每年小时工资上提二十五美分，一旦工资提到十四，十五美金一小时，在美国还能过上舒心日子，很多家庭也都买了房子。对以各种方式到美国来淘金的大陆客来说，起薪虽然低点儿，必尽还能睡张床，吃饱饭，养个车，只不过所剩不多而已。大华姐同我说，她每月刨去各种基本开销，还能存下二百美金。像这样稳定的生活，十几年前对大陆相当有吸引力，有名校的教授放下教授职位不做，也要在这打工。近几年，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已经好久没有听说大学知识分子到公司做工了。
大华姐，今年应该五十出头，女人的实际年龄我永远问不出。老公早她十几年到美国读学位，也是我的好朋友。四年前老公为她办好绿卡，来到New Haven。长时间分别，现在又在一起，发现老公对她早已没有当年的激情，而且，每晚窗外老有一个女人在外站着。大华姐开始大吵大闹，终于有一天，老公一怒之下去了纽约。大华姐的感觉是对的，他的老公早有了另外的女人，只不过是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
像大华姐类似情况的大陆女同胞公司里还真不少，加起来得有一个加强排，大多还带着孩子。这时的她们，已不求金，不求银，只求一个安稳，把孩子带大。大华姐的室友，我只问出名字叫小密，年龄怎么也得不到。这里的女人也怪，年龄是最高机密，对自己的婚史从来不忌讳。小林，福建人，原来老公喜欢在外寻花问柳，小林一气之下离了婚，三年前，在亲戚的帮助下，带着十九岁的儿子到了美国，如今，她同儿子一起在公司做工。儿子对小林来说是第一重要，千方百计顺着，小密做饭儿子吃，冷了热了咸了淡了都不行，一点不对付，儿子会把碗一扔了事。
大华姐和小林还有儿子三人合租一个两居室，月租七百五十美金。她们的生活属于冬天不开暖气，夏天不开空调的那种，因为美国这几年水电煤气费用不断上涨，要能做到房间冬暖夏凉至少要多付出三百美金。我的朋友大伟和大华姐是姐弟，每到周末，老包大伟准备点菜，我带点酒，还有老姜，大华姐和小林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大华姐和小林挺喜欢我们去，她们常说在美做工很孤独，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特别是那个小密，好像更兴奋点，在我们来之前常梳洗得干干净净。大伟老包在大陆虽有家室，在美国多年确实也很孤独，总想找个女人散散心，看来小林是他俩最好的选择。每次买菜不管谁出钱，总会多买很多，让小林留着以后吃。小密看着我们来可能也是最开心的时刻，酒可劲儿喝，菜可劲儿吃，那翻来复去的福州车轱辘话不停地说。
大华姐不太参合我们的闲聊，常常坐在一旁看录像，那个录像机好像是别人淘汰不用的，有时还需要拍拍才能放出声。我没事儿喜欢拿小林开个心，这几个男人您看着哪个好，挑一个搭个伙多好，至少您的菜钱可省下来。人家小密可不这么想，还等着有一天明媒正娶呢。
一天，小林正喝得兴头上，说她喜欢和男人这样交朋友，而且还是好朋友，每天吃吃喝喝多开心啊。我一听，在一旁大笑起来，世上有哪个男人喜欢这样同女人交朋友，菜是白吃的，女人不就是比男人身上多个口吗，小林好像装着不明白，男女交往过多哪有不用那个口的。如今在美国，公开场合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实际上是在暗示，已经是性朋友了。
其实大伟和小林挺有缘，老想搭个伙或来个一夜情。小林说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以后怎么办？大伟一想也是，自己的原配在大陆老家检察院工作，按大华姐的话说，已分开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是谁的都不知道，要是真跟原来的检察官离掉，找个现在的工友小密，舒服了，在外还是没有面子。女人有女人的梦，男人有男人的算盘，一个长远，一个短期，一个是情，一个是欲，美国又是个硬梆梆的社会，甘蔗哪有两头甜。
大华姐和小林已经早已过了少女怀春的年龄，男人的刚阳之气对她们们已没有了吸引力，但还是心比天高，她们要的是岁月的消磨和耐心等待。就在小林天天照镜子傻等的时候，大华姐偷偷把触角伸向了白人社会，一年前在马路边认识了一个，那个美国男子也看上了大华姐，死活闹着要结婚，大华姐发现他没房子，没工作，要是真结婚日子怎么过。


一天，大华姐找到我，闲聊一阵后，问我能不能帮找个白人老头，她夸我英语好，活动范围大。她又说，前不久，在公司做工的一个柬埔寨妇女，有四个孩子，找了个七十八岁的白人老头，有房子还有退休金，结了婚，高兴得觉都睡不着。美国法律规定，一旦丈夫去世，遗孀可继续享受丈夫的养老金。我问要多大岁数的，身体要求怎样的，她说这些都不重要，但一定要有房子和养老金。我真正想问的是，万一没有怎么办？您这一个人总不能干耗着，大华姐倒是回答得挺利索，没有我就自己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男人要能这样多好。
New Haven像大华姐这样的女人可真不少，搬家找你，车坏了找你，事完了也没事儿了。这不，上个星期五，我开店正忙的时候，大华姐来电话，死活让我关店送她到火车站去纽约，说好星期天回来，一定去接她。我星期天接她回来，也没让进屋坐坐，说了句，老潘，谢谢你，我赶快得洗个澡，明天还得上班呢。
10/25/2007
高老二
高老二，东北辽宁人，大伟的同乡。大伟没来美国前在老家检察院工作，高老二是地地道道土得掉渣每天爬坡过坎儿的农民。如今都在美国混，大家时不时地你来我往。我同高老二见过两次面，吃过两次饭。第一次见面吃饭，听说高老二手很，吓得我饭桌上大气儿不敢出一声，生怕哪句话走了嘴，饭桌变战场。
第二次见是在高老二家里，法拉盛唐人街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外间分租给了别人。一进屋我一口一声高师傅，其实高老二并不是像人家说的张牙舞爪的，挺有人缘的，见我来了就让烟让座上好茶。我对高老二感兴趣，主要是对高老二早有耳闻，来美国后没有打过一天工，八九年在唐人街有吃有喝有住，这事儿听了谁都觉得蹊跷。
高老二看起来还挺忙，又有些心神不定，总有电话进来。问起缘由，他说刚从东北贩来一大柜葵花子，没想到正好赶上美国对中国食品限制进口，差点叫美国海关查没，交了两千美金罚金才把货提出来。眼看赚钱的买卖又成了赔钱货，高老二说他气得直上火，蹲了几天茅楼还是拉不出屎。我说天大的事先放一放，晚上咱们东北饭馆好好撮一顿。
晚上高老二来了，只喝茶，不动菜，我同饭店东北老板侃起了大山，都是一乡人，论亲戚，高老二还应该管老板叫姐夫。我说我在康州New Haven开酒庄，现在玩写作出了名，笔名叫我的小酒庄，没事儿尽跑唐人街收集素材。高老二听到我写作，顿时来了精神，大哥，好好给我写写，我一身都是故事，将来我们出书。
吃完饭，高老二开始给我捣腾他的陈谷子烂糠，其实也没啥新鲜玩意儿，他说上文，我能猜到下文，也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之路。先说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到现在大字不识几个，我说像您这样的孩子当年成把抓，因为辽宁出了个张铁生，大家都不读书，刘项不读书也留名千古吗。稍微大点儿，喜欢把村里的菜向外倒，有了些钱，开始从大连往回贩卖皮鞋，他说那些日子每天可不少挣，一双皮鞋可以挣八块。那年头有没有文化不重要，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看得出高老二胆子大，这几步都走在别人前面，越是那不读书调皮捣蛋的孩子，改革开放那几年越吃香喝辣，党把机会给了他们啊。
再往后高老二说买卖干大了，开始捣腾马口铁，好像货是从南朝鲜来的。我说当年那种买卖我也见过，行话叫“拼逢儿”，得了上家的信息找下家，手里有点现金，请客吃饭给回扣方便，下家多是国营企业，这无意中使国营企业各项成本加大，到后来亏损变成大多数了。不过这种买卖多是一次性的，一旦双方接上头认识了，下回人家自己干了。


在当年经济市场不正规的年代，很多人致富是挖了国营企业的墙脚，要么是挖国营企业的人才，要么是偷国营企业的技术，这种事高老二一提，我再明白不过了。辽宁是我国的钢铁基地，当时所有钢厂全部国营，高老二又先走了一步。他找钢厂的老朋友，花了很少一点钱买到了吹氧炼钢的方子，开始想建钢管厂了。一个不识太多字的农民居然从北京的中央财政部找到了合作伙伴，商量好北京出资五十五万，不过北京要求在辽宁的亲戚当法人代表。高老二为建厂每天跑东跑西，后来又从鞍钢花一千元买来了技术鉴定，钢管是造出来了，人家卖了钱，也没高老二什么事儿了。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我当年的发明项目－－－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拿到工美去合作，韩景林是法人代表，开始还分点钱，一旦掌握了全套技术，也不是一样拜拜，钱这玩意儿把人往死了熏啊！
说句良心话，高老二的路我都走过，和高老二比起来也强不了多少，何况我是诗书斗车，满腹经纶，在我眼里，高老二开始高大起来。那么是哪阵风把高老二吹到美国的，而且据我所知，高老二家乡的那个县，先后出来四五十人在美国浪迹天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有限制配额的时候，对各省的纺织品出口是个不小的打击，辽宁省采取的策略是在没有配额限制的马绍儿群岛办服装厂，二百多个工人全部来自高老二那个县，高老二也是其中一个。厂是办了，可一年多没生产出一件美国认为合格的衣服，工人辛苦一年，没有任何收入，准备集体到美国领事馆抗议，辽宁省委怕把事儿闹大，号召当地机关干部每人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发给农民，才把这事儿给平息了。那一年算高老二第一次出国，虽没挣着钱，也算开了洋荤见了世面，从此一个心思要来美国了。


当绝大多数东北人来到美国就进餐馆开练的时候，高老二没有开练，我想是碍于面子。东北人爱面子是出了名的，做什么都讲究门面。我高老二已久经商场，怎么能跟着老家新上道的农民一起叫烟熏呢。其实这一步，高老二错了，是华人谁能刚到美国就离开三把刀，我也不敢啊，也不是老老实实打了一年日本馆。美国是打工者的天堂，只要肯干，工作遍地都有，按每天五十美金计，一年也有一万多进帐，寄给家乡老婆孩子，谁不说俺美国好。高老二的同乡来美国没几年，在老家盖房的盖房，买车的买车，还有两家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前面说到的大伟，在餐馆送外卖，月净收入都在三千美金左右，七八年下来，要是不赌的话，早有十几万了。
高老二挺实在，既然让我写，一些张不开嘴的私事儿也愿意向我抖。他说结过两次婚，前妻一直带着两个孩子单过。后面这个小的也到了美国，看到高老二不做工，一天到晚闲呆着，虽会一点推拿绝活，但挣的钱只够交房租，也开始留心眼自己找路子了，谁到美国都是挣钱，不能这样混啊。终于有一天，她看上了徐师傅，东北老乡加房客，两个人远走高飞外地做工去了。


我说：“高师傅，您搞了半天是鸡飞蛋打，孩子孩子没养，老婆老婆跑掉，钱钱没存下，今后有啥打算？”“还没想好，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高老二连想都没想随口就说。


我又问：“都说您手很，喝醉酒后见人就打，是怎么回事？”一问到这，高老二一下脸红起来：“别提了，别提了，那都是心情不好酒后撒风，酒早戒了。”


高老二说，我记，连说，好文章，好文章，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这段时间上火，大便干燥是怎么回事儿？”高老二一听，脸更红了，像个猴屁股：“大哥，什么都能写，就是这个不能写。”我说：“这点事儿有啥，人不都是吃喝拉撒睡吗。毛泽东也是这毛病，什么都能搞定，就是自己的便密解决不了。当年他在延安联系群众的时候，一旦大便通畅，整个延安城还欢呼呢。”
高老二有点不相信，伟人也有这些毛病？!
08/10/07
空军大院拄双拐的孩子
这是个伤心的标题。父母生养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生出来健康可爱，而且爱他们又爱得发疯。用一句一生教大院孩子老师常说的话来形容，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抱在手里怕丢了”。可是人世间又有那么多让人为难的事，有的孩子两三岁还是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变得不会走路了，耳朵听不见了，有的长大以后碰上人生暴风雨，刹那间失去双腿，大院里，大院外，抹不去的记忆中，有那么几个，有的让我感觉到人生的绝望，更多的让我体会到生命的伟大，生命的顽强。
空军大院里有个育鸿小学，文革时期改名育红小学，文革后又改了回来，鸿红虽同音，但意思远了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育鸿可是个名校，她是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处处争第一争来的，自己确实也争到了第一，我六六年育鸿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快一年了。
在育鸿的那几年，几百个每天欢声笑语的孩子中，我一直注意着一个拄双拐的男孩子，现在只记得他姓曹，好像比我小一年级。他有一辆手摇三轮车，每天上学时手摇着进入只供教职员工进入的小学北门，停好车后，然后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爬上教学楼，进入自己的教室，他总是低着头，好像怕见人似的。当时我很顽皮，喜欢跟在他的后面，那个年龄实在体会不出一个残疾人面对健康孩子那特有的心里压力。我时常壮胆想凑上去同他说话，或开个玩笑，后来听别的孩子说，他会飞起拐杖打人，吓得我跑远了。
多少年后当我体会到人生艰难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拐杖，那辆手摇三轮车，他吃力爬楼，没有笑容，满脸冒汗痛苦的表情。见到大院的熟人，我总想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在九四年空军后代大聚会上，我终于打听到，说他已经自杀了。从他小时候给我的印象看，可以猜得到，他在世界上每活一分钟，都是幸福和痛苦的决斗，那个人生的阶梯，高到没个头，就是正常人也会掉下来的。
过来人都知道，当年的北京西部有句俗话，说到建筑，是空军楼，海军庙，总后的马路瞎胡闹；谈到子女，都说空男海女总后全体。其实，空军大院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只不过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而已。我曾经说过，文革前，空军去世了两位将军，他们都有美丽如花的长女，是空军一道景，大院两朵花。我心目中还有一位，少年我春心萌动的时候，连看她一眼都舍不得。
她是我憧憬中第一位女性，可能是住的较近的缘故，我家住二号楼二门，她家住一门，现在只记得姓范。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父亲是营建大队的总工程师，大院的楼房都是他设计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吃香，授衔的时候是个大尉。范家的孩子比我要大许多，好像也是一个男孩，几个女孩。接近没有机会，上学又碰不到，多年来只有远远望望了。
有一年，我在外地当兵回北京探亲，见到了曾在一门住过的高景松，我们从小玩到大，关系一直很好。他同我叙旧，说小范下乡因个人感情问题，有次追火车被扎断双腿，直说可惜啊，可惜啊，我赶紧追问，是住在四层的那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吗，他说是。这时我也感叹，红颜难有好命啊，我还是想再看看她。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分回北京。母亲让我到政治部小工厂为她办理连续工龄计算手续，嘱咐我，那里熟人很多，该叫阿姨叫阿姨，并说当年住在一门特别漂亮的那个女孩也在那儿，说话要特别注意。母亲知道我做事爱张扬，特别当时又刚刚大学毕业。
我去了，按母亲的要求做的，一进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她坐在对面。岁月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伤痕，是那么眉清目秀，这回看清了，头发还是卷卷的。那天，我把帽沿压得很低，不想让她认出我，特别是童年的我，带来太多的伤感。我一直低着头注视着她的双腿，她终于起身了，下肢移动得很慢，看得出她装了一对假腿，当时拄没拄拐杖我实在记不清了。
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转眼间我来美国已经十年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下午，我陪同学李广云吃过午饭，看天色还早，不到打道回府的时候，决定一个人到纽约中央公园闲逛一圈。中央公园附近是世界级富人扎堆的地方，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在那里可以轻松捕捉到各类人士洋洋自得的神态。刚走到公园门口，一群街头肖像画家围了上来，大部分是中国人，冲在前面的是一位拉客的小姐，十块钱一头，便宜点八块也行。这意外涌入眼眶的镜头突然钩出一位为我做过画的少女，我真的好想她。
那是在一九七八年，我刚刚考上安徽大学不久，一个周末下午，我正在年级办公室里复习功课，楼道里传出法语班肖小红的妹妹愿意给同学作画，我像纽约那位拉客小姐一样，冲在最前面。不一会儿，她来了，一瘸一拐地来了，带着画板和全套油彩。
是第一次有人为我作画，而且还是作油画，我特意换上了军衣。她好像没太注意我的举动，而是在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为艺术在观察，眼睛一会大，一会小，看得出是在打比例。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正眼看过女人，完全源于那个时代，这次是个天然的好机会。


她美极了，一种用不着任何怜悯的美，她直直地坐着，让我仿佛感觉出她高之一分则嫌高，矮之一分则矮。她似乎要比我明白很多，也知道我要问什么。可能她看见我穿着军衣，说起父亲是南下老干部，她生在上海，两岁多的时候两条腿还是好好的，不久一条腿的肌肉开始萎缩，后来个子长到一米六七，为了不拄拐杖，把一条好腿锯短了三公分。
那天，她画得很慢，先是素描打轮廓，接着上油彩。我坐着坐着一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实在不敢想，一个美如江花的江南少女遇到这种不可改变的人生打击，内心世界是在想什么，也不知她哭过没有，怨过没有，也不知道她面对这种人生还需要什么，谁还能帮她。我也曾经想到帮她，但不知有没有这个勇气，这意味着要有牺牲。
她一直坐着，只有上身在动，从正面看去，她太美了，一种让男人心动的美，一种让男人愿意付出的美，我想所有正面观察过她的男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没有在寝室里议论过女生，那天是个例外。还是睡上铺的任德让我如梦初醒，老潘，别做梦了，人家要不是腿不好，你连毛也沾不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人家也不见得看上你，还是好好学习吧，我们考上大学都不容易。


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带着画来了，把我的军衣，红领章，还有我那一头黑发，画得格外入目，这些我最喜欢的如今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我突然变得腼腆起来，想问她叫什么，或留个地址什么的，又实在不好意思，欲问又止。那天她几乎无话，给人作画，没有任何期待，好像已经习惯了。我望着她一瘸一拐离去的背影，我开始为这位弱女子担忧起来，真想象不出她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怎么走。
后来的岁月证明该脸红的应该是我。我从上海同学那里了解到，她的名字叫肖小兰，现在是上海著名妇女版画家，上海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多次在上海举办过大型先锋画展。她曾赴美加等国巡回作画，口袋里装足了美金回来。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个人生活，最后她嫁给了谁，其实这种关心早已变成多余。肖小兰在二十七岁时已名花有主，两人恩恩爱爱到如今，刚开始，那位南下老父亲还不同意呢。
最近，我在网上搜到肖小兰的一张近照，还是那样直直地坐着，同我三十年前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这时，我真想把小酒庄的破酒瓶子扔出一半，在里面支上一架二手钢琴，乱弹生命狂想曲，调低时，关起门来自己听，调高时，敞开大门，让过路的人听到，这个卖酒的开始玩作曲了。
11/15/2007
火鸡节随想《一》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Thanksgiving，翻译成中文叫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独创的一个古老的节日，因为一六二零年第一批在北美登陆的移民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的困难之后，有五十多个人活了下来。
实际上这批英国人在下意识地做着一宗人世间最大的无本生意，只是日子选择不对，碰上了寒冷的波士顿冬天而已，这一点从他们不仅带足了生活资料而且还带足了生产资料就可看出。想想看，一个英国农民带上种子牛马农具，付点运输费，来到一片不花钱就可春耕播种的土地上，那么收获发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前有榜样，后有来者，我想早期美国移民空着双手来的人不会很多，也就是说谁带的生产资料多，全而足，谁的生存能力就强，发财就快。
这又是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同样在做无本生意，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投入大，谁挣的就多了。当然冒险也是一种投入,一种生产资料，到哪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往后技艺知识甚至信息也变成了生产资料。
从此一个沉睡的大陆变成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大舞台，敢于上台的人都会遇到掌声鲜花和美酒。买张船票就发财，而且几代人下来都有吃有喝生活无忧有学上有官做，可不就要感谢上帝了吗，所以说美国人提起感恩节总是倍感亲切。这一天劳燕分飞了一年的儿女从天南地北而来团团圆圆坐在壁炉旁陪伴父母吃个火鸡，第二代移民还记着感谢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美国或生在美国，再往后的只知到狂欢了。
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中国已是两百年以后了，这时的美国早已形成了独特的主流社会，华人面对的只是一个如何融入的问题了。早期来美华人把上岸的口岸称为金山，自己称为金山客，从他们到美国的第一天起就会发现，一是美国确实是金山有钱可挣，二是主流社会并不友好，三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生理孤独家庭分离。目前有关中国早期移民的文章多数重笔华人创业的艰辛和主流社会的排斥，而忽视了第三点。我认为前两点都没写到点子上，在美国再艰辛，再遭排斥也比当时大陆情况不知要好多少倍，毕竟是肯出力有钱挣，一人在美，全家吃穿不愁。
实际上中国的移民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人生孤独史和亲人骨肉分离史，这里仅举容闳为例，直到一八七五年仍孤身一人而才貌双全的容闳说，这里没有华人妇女可娶，也没有一个美国妇女愿意嫁给他。中国有多少青年离妻老大还的华工，二十岁离妻，六十岁返乡，晚年虽住高屋大宇，唯有抹不去是四十年在美的孤独和寂寞；中国有多少未婚来到美国的青年在流血流汗以后，本想明媒正娶，没想到华人中无女可娶，白人无女愿嫁，再加上大陆又有那么多年的战乱封闭，而错过最佳婚龄，以至以后狂赌海嫖，最后潦倒一生。
我曾在纽约唐人街跟踪过几个在美国生的广东老人，我发现他们普通话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倒是对美国的甜点咖啡感兴趣，他们多是几个老人合租一间房子，我摸着他们手上的老茧，望着他们脸上的皱纹，想象的出他们一生做工的辛劳，但很难体会到他们的一生有吃有喝有钱花而又被迫独身的心境。在美国的华人不仅结婚难其实找女人也难，这里华人被赶出妓院事件时有发生，前一段时间有两个工友找到我说他们被墨西哥妓院老板拒之门外。由此连想到一百多年前在旧金山的华工为挣睹姿色华女享受一刻良宵要付出一盎司黄金（合十六美金）还要排百米长队的情景。现在唐人街的华姐要价也不便宜，稍有模样的一般在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之间，相当一个人两天的工资。
我有一个福建长乐的朋友叫老姜，和我同岁，原在东海舰队潜艇干过炮手，如今在离我酒庄不远的一个外卖店做打杂儿，月薪两千。去年老板娘回家乡风光顺便看看老姜的妻子，她俩从小是同窗，姜妻放心不下的是老姜，怕老姜在美国挣了钱养起了二奶，托老同学把老姜看紧点儿。老板娘听后哈哈大笑：放心吧，老姜那种人在美国别说养二奶了，没有女人会要他。有一次吃饭老板娘同我讲起了这事，我差点儿没笑晕过去，老姜坐在一旁脸红得像根胡萝卜一声不吭。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人世间最大的孤独分离剧还在美国这个开口闭口人权的国家继续上演着。中国有多少对夫妻因一方拿不到来美签证而长期分离，最后以破碎告终；中国又有多少个家庭名存实亡各持己见在水一方；大陆又有多少优秀学子已被名校录取因有直系亲属在美国被怀疑有移民倾向，不得不改变初衷，最后造成长期骨肉分离。
New Haven这个地方华人不算多，这样的例子我随便数数不下几十例。有兴趣到有中国航班降落的机场出口处猫着看看，看看那种夫妻父子母女长期分离又团聚乐极生悲的独特场景，就是石头心也该化了。近几年华人圈又兴起了“抗战夫妻”或称“搭伙夫妻”，以北方人居多，一些人嘲笑，我觉得这是以传统家庭悲剧的形式来对现实社会的无力抗争。思考走笔至此，我常常噙有同情之泪。
既然华人大多数家庭都有过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的移民经历，而没有美国人独有的那种感谢上帝恩惠的心境，所以很多人就戏称感恩节为火鸡节了，这种叫法以广东人为多，因为他们移民年代最久，还有蔓延的趋势。火鸡节这一天百分之九十九的华人餐馆要歇业一天，也是一年中唯一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即使开门客人也不会很多。但唐人街的餐馆却灯红酒绿热闹非凡，在外州做工的华人都会在这一天涌向唐人街探亲访友或光临喜筵寿筵。如果想在火鸡节这一天在唐人街举办婚宴的话，得三年前预定而且付足全部宴款。
同一天各州的大赌场成了单身汉的乐园，也是他们唯一的去处。康州大赌场每年要邀请大牌巨星前来演唱，而且演唱会的开唱时间是定在清晨两点半，看样子要给足工友下班洗澡换衣服的时间，总不能带一身油腻就去听歌。有一年我去过一次，票价一百美金，是赌场的赠票。去后感觉歌唱水平一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劳累菜色的脸和满大厅厨房油烟味，可能是不少人走时匆忙忘换鞋了。从演唱会开始时间安排上看，打餐馆的华人仍是赌场的主要财源。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安徽蚌埠当兵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偷听美国之音广播，我特别喜欢张爱玲编译的美国作家奥.亨利的短篇小说选读，有时候入迷。蚌埠的冬天特别冷又没有取暖设备我常常在夜里冻得直哆嗦，当我听到在寒冷的感恩节冬夜无家可归的人在大口嚼着富人施舍的火鸡时有身临其境之感。那时起我就知道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有火鸡吃，从此我特别想吃火鸡，不过真正吃到火鸡还是到美国以后了。令我后来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年感恩节我无处可去竟加入了无家可归黑人的行列大口吃着富人施舍的火鸡。


都说奥.亨利的小说妙就妙在既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戏剧性结尾，谁想到多少年后这“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竟原丝合缝扣在我身上，不写还不行了。
11/14/06
火鸡节随想《二》
我想吃火鸡由来已久，记得从安大毕业分配到空一所后还真吃过一次。空一所的所在地南苑机场曾是皇家猎场，我一九八二年到那的时候仍是荒野一片，如果赶上你中午去南苑机场，在大红门的公路上休息一会儿，可能会有十分钟见不到一辆汽车一个人。有一次我路过南苑镇看见一个农民自行车后挂着两只拖着长尾巴的火鸡，在我的印象中火鸡是会飞的，我问他是不是火鸡，他说是，刚打的，我咬了咬牙花十五元买下一只。回去后妻子炖了一锅火鸡汤，大家尝过都说嚼不动，我倒吃得津津有味儿，因为奥.亨利小说中的火鸡对我有着永不磨灭的印象。
一九九六年感恩节周末我进入了美国，当天我来到了New Haven，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我按奈不住绝路逢生的喜悦，决心在美国再打造一次白手起家的辉煌，这是我第几次上上下下了？恐怕至少有三次了，我总觉得还有希望。我很少感叹人生怀才不遇，实际上上帝对每个才子来说会让你怀才有遇，只不过时间未到而已，没事儿多看看书，别老喝闷酒，要不然早生华发，想变黑只有染了。那一年没看到烤火鸡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家家户户已经吃完，即使有只剩些鸡架子了，美国人称为“Leftover”，常常在节后带到办公室或会朋友时再次分享。
我没见过美国人平常做整只火鸡吃的，但感恩节这一天一定要吃。很多公司老板这年效益好都会买火鸡送给员工，所以不吃还有点对不住老板。美国家庭做火鸡多用烤箱烤，少数也有用小火油炸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九九七年感恩节是在New Haven华人宣道会过的，一年流血流汗我也算丰收了，挣了三万美金，从这一点来说感恩节对我来说不仅重要而且十分亲切。我当时自己还没有做饭的地方，那天我为教会买了桌布和果盘，希望能尝到日夜朝思暮想的烤火鸡。台湾来的葛弟兄烤了一只小火鸡带来，她太太说没敢买大的，怕大家不爱吃。我站在一旁细细观察耐心等待，可能是人多鸡瘦，等轮到我只剩下骨头架了，我小心翼翼刮了两片肉下来，放进嘴里像嚼木屑一样，我实在不相信多年想吃的火鸡就这味儿。我不甘心，盘算着有一天自己烤上一只大火鸡好好吃吃。


我个人体会在美国挣钱不难，想富也不难，难的是人与人之间有真情，难的是有家可归，那一年教会可真是我的家。教会的牧师是刘同苏，我很喜欢他的为人和人品，同他接触不久，就可感觉出是在老干部家庭长大的孩子，诚实不图虚荣不懂势利。当时他一人在美，我也孤身一人，不言而喻成了好朋友。那年他原未打算在教会举行活动，我劝他说，如果这天教会没活动，我们这些没房没家的人只有上街流浪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我住的那个地方只能晚上回去睡个觉。他同意了，还真吸引了不少天涯人过来。
那时的教会可称得上是爱的熔炉，五湖四海天下一家，有台湾来的李政医生，很可惜我过于忙生计没有同他做更多的个人接触；有一批在台湾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留美学生；当时秦越也在，后来任教于布朗大学；再往后牛江河和Kathy也来了。这里要写一笔Kathy，她是我接触过不多的温柔似水的台湾女性，据说她父亲曾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派往大陆执行飞行任务被击毙，国民党当局以烈属待遇将他们兄妹三人送到美国。我自幼在空军大院长大，父亲又主管空军情报，对当年两边空中对峙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了解她的身世后对她深表同情，真想象不到她在美国多年是如何打拼的，一年后她又神秘地去了纽约，从此失去联系。我多么期待着有一天Kathy能读到我写的文章，她一定会露出笑容的。
我有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到New Haven不久我发现中国人多开餐馆，朝鲜人多开干洗店，印度人多开加油站和酒庄。一九九八年我决定进入华人从未涉足的行业，倾尽所有买下一个基本保本的小酒庄。没想到接手后美国人蜂拥而至，我也趁势高打高走，为了积累库存，我不得不住在店里。不久感恩节又到了，我本想买只大火鸡好好感恩一番，不过这回牧师说教会今年不搞活动了，我问他感恩节这天你怎么过？他说一个东北来的姓肖的弟兄在家里举行Party，只邀请他和另外一些朋友参加。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更重要的是康州酒法规定这一天不能营业，总不能一天老猫在店里。我四处转了转，大部分店在十二点都关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门的店，买了两根熟翅膀回到店里，拿微波炉打了打，味道还行，这时我已有胃病在身，渐感不适，已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还好这年有了自己的小天地，用不着上街溜达了。第二天一位邻居问我火鸡吃得怎样，我说没见着，她说她家还剩些鸡架子（leftover),想吃送些过来，我说多谢不用了，以后还能吃的着。


为了防止再次单飞，一九九九年感恩节我早早套住台湾来的郑教授和福建的陈福，我们三人都是单身，妻子都在海外。郑教授是台湾著名行政管理学者，他的著作在大陆有盗版，此次来Yale做半年访问学者，他经常对我说想去大陆包个二奶，我说你有钱到哪都行，看样子名人也是色眯眯的。陈福一年到头吃喝嫖赌，在美国十一年没有往家里寄过一个子儿，他有两个女儿在老家。一天他同女儿通电话，女儿说：爸，这么多年你没给妈妈寄过钱，我们已经二十岁了，不需要你的钱了。那天我看着陈福，眼圈红红的，可过一会儿就忘了。陈福谁的钱都欠，就我的酒钱他不欠，他至少一星期要喝掉三大箱Budweiser。我对这些人的原则一直是吃吃喝喝行，就是钱不借。郑教授手紧，陈福赌得口袋没有一分钱，那时他已押老板两个月的工资了，我无奈只得因陋就简在超市买了几只熏翅膀，从店里提了几瓶廉价啤酒，到郑教授那儿一直呆到十二点。那天郑教授有点儿心不在焉，说什么都不想吃，可能老想着找女朋友的事，陈福醉成一摊泥，怎么拖也拖不走。


好不容易出了门走到街上，看见了许多提着大包小包摇摇晃晃酒足饭饱的黑人流浪汉，唱着听不懂的歌，我不觉有种凄凉的感觉。我像拖死猪一样把陈福整回他打工的住处后，心早凉了，就像一个孤独的旅客站在寒冷冬夜的站台上，望着没有赶上远去的火车，想回家觉得路远，想投宿又觉得孤独。从那年起我开始谈“鸡”色变了。
11/24/06
火鸡节随想《三》
我的酒庄对面是个家庭式的小型殡仪馆，一层是灵堂，二层三层是住家，女老板住二层，女儿女婿住三层。开店时间长了我发现这家人从来不同我讲一句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我觉得蹊跷，不像一般的美国人，更重要的是我没见到过女老板在家举行过Party，每逢大节小节都是大门紧闭，也没见过有亲戚朋友来访过。
我四处打听后才明白这是美国人的职业习惯，如果老板过节Party长Party短，见面嘻嘻哈哈，逢人品头品足，有生意也不敢送到这来做了。看样子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这性格在美国开殡仪馆准赔钱。久而久之我觉得开酒庄也要寻一定的章法，除日常营业不赊帐外，对女顾客不能过于亲密刨根问底套近乎，对男顾客一定不能吃吃喝喝你我一家，否则时间久了也会赔。那年感恩节陈福闹得我至今还心有余悸，为了生计逢年过节不单飞还不行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二零零零年，我最怕的感恩节又到了。之前我遭康州酒局两度突击检查，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住在店里，树大准招风。还好这时我妹妹鼎力相助，于当晚顺利住进了老年公寓，没让我尝尝露宿街头的味道。过节我不想再约人了，我周围没家的人个个都是不是喝就是赌，这几年给我闹腾怕了。其实我挺迷恋教会的，很可惜这天不再开门了。我常年在军队过集体生活，每逢过年过节连队都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从来没有过孤独的感觉，如今在美国看见人家团团圆圆，让我尝足了没有家的味道。
我有个美国朋友叫Jerry,他毕业于Yale大学，在New Haven做过五年市长助理，近几年在华尔街做金融管理，他曾邀请我去他父母家吃火鸡，我想了想回绝了，人家团圆你作客，没有回家的感觉，要是纯吃个火鸡哪不能去。事后他对我说我给你这么好的邀请(Better offer)你不去，有点儿不给面子的意思。我想他不会理解此时此刻我的心境，也就是千千万万个为美金奋斗没有家的华人的心境，不过我对他说今后一定登门拜访。
我始终认为作客与回家是两码事，作客到点就得走，不能像大象的屁股挪不动，陈福作客死赖着不走，搞得郑教授灰头土脸儿。儿女回到父母家父母总是希望儿女多住几天，回来一趟不容易；妻子见丈夫回来总会尽情温柔再三挽留，如果发现丈夫心不在焉，急着要走，准怀疑老公在外拈花惹草。我登门作客不多，有限的几次都写成了文章，回家次数最多，实际上探亲访友有宾至如归之感也算回家了。作客变成了回家有一次，是去南京看望金希和，我本想只呆三天，结果老金死活不让走，一个月后我偷偷买了张火车票溜掉，老金发现后，一直开车追到北京。公司员工对老金十分不解，实际上老金在念我当年在中关村的一情一语一粥一饭。
既然有家路远不能归，出门作客又觉得不够气氛，只能上街溜达了，还好New Haven的感恩节总是雨丝丝雾蒙蒙的，冒着蒙蒙细雨，走在空无一人的State Street大街上，那种感觉不是花钱能买到的。New Haven这里有个传统习惯，许多著名餐馆都会在感恩节这一天让无家可归的人进到里面大吃一顿，旁边挂满了餐馆客人捐出的多余衣物和罐头食品，供餐后的穷人任意领取。在这样一类餐馆用餐酒水全算一般要五十美元以上，而且着装要求十分正式，离我的小酒庄不远就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进去过。


其实来美国后不久我就发现每年感恩节都有成团的黑人围在这个餐馆门前，原来不知在干什么，有时候过去伸着脖子看看，这次我大胆走了过去在后面排了起来。我没有在这种装潢典雅的地方坐下就吃，吃完拍拍屁股就走的经历，开始还不好意思，我问排队的黑人用不用给小费，都说不用。老板站在门口热情问候，搞得我还有点受宠若惊，好像是真心欢迎来吃，不吃还不给面子。我感觉有些意外，怎么好心的富人都生在美国。


小姐领位后摆上正规的餐巾刀叉，我抬头一看里头不少人是我的黑人客户，正低头围着雪白的餐巾文质彬彬地吃着，整个饭厅很安静，看样子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年一次的机会。有的黑人认出了我，只是微微对我点头示意，我倒差点大声打起招呼，还好止住了。不一会儿火鸡片就端上来了，上面撒着胡萝卜丁和豌豆，红绿相间煞是好看，服务是一流的，无可挑剔。


我同旁边的黑人稍稍微笑后，就专心打理起来，我把肉切开，发现不是火鸡肉而是碎肉卷成的火腿肉，经过膨化处理，看起来肥肥大大，成本只有火鸡的四分之一，味道还行，就是身旁黑人身上散出的味道太难闻，可能是忘了洗澡的缘故，我再仔细看看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油乎乎的好像从来不洗。最后是甜点和咖啡，我已经打算快点离开了。服务小姐还是不停地问：还要点儿什么？要不要带一份走？我实在不好意思，连声说谢谢，心想今后饿死也不来这种地方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不是火鸡为什么要打出火鸡大餐的牌子呢？客气点说名不副实，不客气说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吗。再仔细想想也符合情理：大过节的老板一家做义工，上报政府还可减税，要吃真火鸡得吃掉多少只啊，剩下的鸡皮鸡架子给谁吃。有这么好心的富人让无家可归的人节日有个去处，吃完还可带一份走，如果还挑三捡四说东道西，是不是又太不尽情理了。
11/30/06
一件难忘的往事
小时候怕写作文，最怕写《一件小事》.《难忘的一天》.《一件难忘的往事》之类的作文。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张燕华老师让我们写《一件难忘的往事》，大家反映难写，老师提示说可以写加入少年先锋队这件事。我前后左右看了看，除我和黄述海外，三十个同学全都带上了红领巾笑眯眯坐着，那天确实也叫我挺难忘的。
也是，那个年龄回忆往事，又要难忘，可真不容易。转眼人过中年，又奔老年，不知不觉开始往事如烟：有时“童孩情景让人想，只叹日月不复返”；有时触景生情，心中常有“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有时故地重返，“风景旧曾谙”；有时巧遇当年亏欠的故人，谈起往事，顿时又觉得碎心断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带着儿子赢赢去地坛公园游玩。天真活泼的赢赢顺着方泽坛台阶爬上爬下，而我却坐在路旁的石椅上陷入沉思。刚刚离开军队，没有人发工资了，好像在大海里游泳，不知哪里是岸。这时我注意到马路对面的石椅上坐着的一位老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年纪有七十多岁。从神态上看有点儿像巴尔扎克小说《夏培上校》中的主人公夏培，夏培是在孤儿院长大，在养老院去世，中间做过帝国的将军。
这位老人虽看不出曾做过武士，但绝对有来头，不是一般人，我主动凑上去与他聊了起来。他操上海口音，他说他原是蓝天服装店六股东之一，一九五六年响应周总理“繁荣首都商业”的号召从上海迁入北京王府井。老北京都知道蓝天造寸蕾蒙，那时候穿上一套蓝天服装店裁剪的西服，到四联美发厅做个头，在中国照像馆来张全家福，再奔城南的美味斋点上一道地道的上海菜，几乎成了那个年代北京人心目中最有面儿也最奢侈的愿望。我问老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可在店里？老人说在。这一下子勾出了我一件难忘的往事。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当时我十三岁，也加入了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列。我每天穿着父亲的旧军装，戴上军帽，扎着武装带，跟着大骇子上街找资本家。一天，我们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看到旁边一个二层小白楼，也就是现在工商银行王府井办事处所在地，当时是一层卖百货，二楼是住家，店主可能就住在楼上，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头影在窗口亮了一下马上又缩回去了。
不知是从派出所得到信息还是有人背后操纵，红卫兵知道了楼上住的就是资本家，就在楼下狂喊：“资本家，滚出来！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不多会儿，几个红卫兵冲上楼去，揪出一个穿黑衣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接着举起皮带就打。楼下的女红卫兵手拉手拉起一个圈儿，看起来要先开个批斗会，然后送派出所，由派出所遣送外地。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天良心好像叫狗吃了，竟没有一点儿同情之念。一阵狂喊狂打之后，老太太已经站不稳了，一动就摔倒。这时红卫兵注意到老太太穿的高腰皮鞋，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干部的子弟举着皮带叫老太太把皮鞋脱下来，嘴里嚷着资本家怎么能穿皮鞋！接着就是狠狠的一皮带，老太太这回重重栽倒在地，皮鞋甩出老远，滚出一个棉花包着的金镏子……我问老人是否还记得当年王府井发生的一幕幕惨剧，是否还记得那位开百货店的老太太？老人说还记得，但人全不在了。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王府井的时候，这时出现了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给红卫兵照张像行不行？他说他是《人民日报》记者，并给我看了记者证，我清清楚楚记得记者证是朱红色的。他让我们排成两排，前排蹲下，右手握红宝书，他是用德国蔡司120相机照的。
我认识的当年的大孩子红卫兵多因文革丧失学业或因家庭问题一辈子碌碌无为。我对老人说，这些年您受委屈了。老人这时目视着前方，很坦然，好像人生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看得出他唯一惋惜的就是孩子。他说是的，我的孩子同你差不多大，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还好，改革开放了，我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加拿大。西服红火的时候，我给人做西服，也挣了几十万。
当年爱憎分明的鲁迅见了车夫和老女人差点儿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教他惭愧，催他自新，不知遇到这事会有何想？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许多往事在淡忘，唯有这件令我自疚，让我心酸，催我泪下的往事难以忘却。
多少年后，当您和孩子漫步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的时候，别忘了到大街178号的蓝天服装店看看，买条领带，或让操着京腔儿的上海师傅的后代量身西服。再到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的塑像前，与他并排站着，就在您的右手边，文革后是北京工商银行办事处，文革前是个二层小白楼，一层卖百货，二层曾经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一生的心血没来及带走，只藏了一个金镏子，还丢在了王府井大街上……
09/20/06
空军大院也有《活着》
不论是余华的小说《活着》，还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都感动人，很多人是一遍遍看，一遍遍想，看完电影找来小说，读完小说又去看电影。人们这样做图什么呢？是在图看个人生的戏剧变化。从此，大家明白了，活着比什么都好，别再张家长李家短抱怨了。不过，我写空军大院《活着》，可不是写阔少爷在吃喝嫖赌或二流子在设赌场骗局，而是在写空军老干部的戏剧变化人生，恐怕不会有人是在看笑话，一定会含着泪水在读了。
最近，我在《万维论坛》赶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时朋友华建国，他父亲是空军第一任通讯兵部部长。他在电话上第一句话就说，潘涌，万万没有想到你变成文人了，而且现在讲话也不结巴了，听说你到哪都是胡抡乱侃，没有对手，小时候你的结巴可真厉害，五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我一听大笑起来，人哪能都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都一个模子向外倒，那不成了样板人了吗。我同建国讲了我的写作想法，写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空军的老部长，他说，好啊，要写先从你爸情报部开始吧。
在应用卫星技术之前，侦听一直是我军获取敌军和外军军事部署情报最有效的技术手段。红军时期，红军靠着她成功地摆脱了国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在延安的窑洞里，这些红军老前辈又言传身教，培养出数十名侦听精英，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开始大显神威。可靠准确的情报，使得国军又经不起共军的围追堵截，最后兵败如山倒，去了台湾。现在不知台湾方面还有没有人研究这段历史。
这些侦听精英是我军真正的无名英雄，直到如今他们子女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写出一篇较为详细的回忆文章。只知道他们级别高，有战功。在没有录音机之前，干侦听的有个基本功：压码技术，即耳朵里听到的电码与手中抄写的电码中间能相隔几位电码。一般人经过一年训练后，能有压两至三位电码水平。一九六四年，全军搞了一次侦听人员大比武，冠军是能压五位码。老红军当年培养的精英中，有两个能压七位码，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的记忆力极好，可能受父亲的遗传。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上级有重要情况通报，领导总会派这些精兵强将当班，所以他们的立功机会也比其他人要多一些。父亲是这批尖子中第一个被任命为侦听技术处处长，之后，又在一九五五年在武汉成功地截获国民党当局准备爆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极为重要情报，把我军的侦听事业推向了颠峰。顺便说一句，当时全靠人工记录，一旦错过良机或记录错误，可就再也找不到信号了。


随着党史文件的大量解密，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当年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总参三部，文革时全国大乱，三部不乱，在老一代的眼中，那是命根子，打蒋介石的黑桃尖。全国解放以后，侦听行业继续扩大，由单一电码侦听向多语种发展，专门成立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干部开始向空军，海军，外交部输送。


一九五九年，父亲三十六岁时调入北京任空军司令部情报部付部长，我想主要工作是组建空军的侦听部队。这些后来组建的侦听部队全部布防在我国四方边境地区，对当时国家安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台湾海峡紧张时，空军成功地用地空导弹击落多架美蒋高空U-2侦察机，可能有这些技侦部队提供的准确情报。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我国最先知道九一三事件时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空中起火坠落的消息，是设在太原的某技侦团，他们在第一时间侦听到蒙军的通话。


父亲到空军的时候，情报部已有一位部长，两位付部长，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干的是哪方面的情报工作，只知道一个付部长做过二野的情报处长。他们都是老资格，后来定级的时候，部长为九级，两位付部长为十级，父亲比他们要年轻很多，定为十一级。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几家关系还很和谐，虽来往不多，但也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当年老干部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特点。有段时间，我经常趴在窗户上等父亲下班吃饭，常看到他们四人有说有笑地从办公室回来。


我小时候闹得太出名，一般的家长都不会让子女同我接触，怕我把他们影响坏了。与我相反的是，这三位老部长的子女相当优秀，他们不论在育鹏育鸿还是育翔，都是出了名的好学生，有几个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视干部子女的教育，经常派干部到各个学校了解干部子女的情况，好的大会点名表扬，坏的点名批评。我父亲在大院哪都好，就是因为我直不起腰来。我现在确实搞不情，是不是当年被点过名，因为即使点过，我父亲也不会回来说，我在他的眼中只是还没有开窍而已。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外地改变了共和国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人生，从此情报部的人和事开始戏剧化了。文革最初，先是两位十级副部长落马，具体原因现在不详。大概是在六七年底或六八年初的时候，九级部长被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机遇来了，部长职位出现了空缺。


当时我太小，无法看懂空军大院的文革形势，但总的感觉是担心父亲站错队，还好没有错，要不然那时我早早地就成了黑帮子弟了。前后不到两年，三位部长副部长被停职检查，副部长只剩下父亲一个，按我党论资排辈的传统，怎么也该父亲任情报部部长了，那时我发现情报部参谋在送文件的时候，已经把潘付部长收，改成了潘部长收。我想父亲的真实心里想法也会和我一样，一步一步地得到党的重用是每个老干部毕生奋斗目标。这时情报部突然杀出一匹黑马。


他的名字叫贺德全，是后来林彪事件时上了中央文件的大人物。贺德全，山东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分别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空军系和和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之后在情报部任处长。用现在的观点看，当年的贺德全，文武双全，是空直机关仅有的双学位大学生。他在文革初期，我想他像全国人民一样都在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空直机关的“四大”，一九六八年提成情报部副部长。


文革初那几年，学校关门，我继续在大院内外闹腾，每天惹事生非，很多比我大好几岁的孩子一见我过来撒腿就跑。父亲想管住我，可是很难了，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经过刘亚楼时代的人谁都知道，教育不好自己孩子的干部是很难得到提拔的，父亲曾叫情报部的两位处长找我谈话，特别提到，你爸爸在办公室为你哭过，让我理解他们和父亲的苦心，因为那时三位老部长已停止工作，父亲在临时负责情报部工作。从后来母亲打听到的情况看，司令部党委在讨论情报部部长人选时，主要领导提出，潘斯福连自己的儿子都教育不好，很难胜任情报部的全局工作。因此，部党委决定，贺德全负责情报部工作，潘斯福去地方参加“三支两军”，我父亲就在那时去了北京市仪表总局担任总军代表和党委书记。
贺德全负责情报部工作后，还是对我施了重手，可能是想以此证明部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先把我关押起来，交代问题，情报部还专门给我开了一次小型斗争会，不过那天贺德全没有出面。大概在关押一个月之后，空军大院召开全体干部子女参加的批判大会，把我排在了第一位，情报部代表在批判我的时候，贺德全的夫人带头喊出了“打倒潘涌”的口号。之后，我同其他几个孩子被送到空军陕西黄河滩农场劳动一年。
后来的岁月证明，那年司令部党委的决定意外地改变了我父亲，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我们免遭大难，这种情形在空军机关极为罕见，而把贺德全和他的全家几乎送上了类似断头台的地步。老实心地善良的父亲可能还会有疑问，一直在情报部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有林彪事件也不会整到他头上。这怎么可能呢？林彪事件时，空司主要部的部长们不论青红皂白全部受到隔离审查，最后降级降职处理。据中纪委的两案档案记载，空军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千余人，没有被立案的就更多了。
空军情报部在文革结束之前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机要单位，不仅林彪重视，就连江青也感兴趣。在父亲离开情报部后不久，中央文革曾下过一道秘旨，利用情报部先进供航空判读用的洗像暗室设备，为江青把大量三十年代的旧报纸翻拍成照片，其中有关于张春桥叛变的消息，供她阅读。后来清查时，这些当事人没有一个逃出被肃整的命运。
贺德全经过副部长过渡以后当上情报部部长，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他的名字又被写进了《五七一工程机要》，受到空军重点审查。三年以后，新的空军班子新仇旧恨一起算，将贺德全和老伴以及未成年的幼女，轰出北京，回山东老家当了农民，至今不发生活费，三个已成年的孩子被勒令从部队复员，在北京远郊区安排工作。当年幼女贺爱军的翠微路中学同学至今还记着贺爱军含着泪水向同学告别时的情景，她们委托我祝她好运。


贺德全同父亲一直关系很好，他同我说过，他同其他三位老部长都发生过矛盾，唯独同我父亲没有红过脸。我想如果当时空军提我父亲为情报部部长，他也会积极配合的。不过，要是历史走势真正如此，那么遭大难的应该是父亲和我了。九五年的时候，我曾同贺德全通过电话，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过来的。他说，潘涌，真不容易啊，多亏了大女儿经常寄些钱回来。
纵观中共党史，有个不成文的规律，被整干部只要不死，总有翻身机会。前面提到的三位老部长，都在林彪事件以后先后回到北京，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都到了多级提拔，这样也许还可以补回点什么，但唯一永远补不回来的是他们的儿女遭受的心灵重创。从六六年到七二年，这些儿女一直在压抑的状态下度过，又遇到上山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个人婚姻数不清的烦恼问题，不少远离尘嚣，个别的干脆自我封闭，多年闭门不出。
贺德全当年对我是则是关爱大于整治，后来看我在农场表现不错，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和其他军务干部配合，不仅安排我当了兵，而且还挑了一个不南不北没有大院孩子的地方，在一个“乱哄哄你方唱吧我登场”的社会里，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避风港。从此，我像一个出家的和尚，潜心做学问，开始通诗书，博古今了。之后我两上空军工程学院，七八年又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再往后，就是十级台风也刮不倒了。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人随随便便能够成功。”这是港人在写，港人在唱，他们那里懂得文革风雨，一浪过后，还有大浪，大浪过后还有余波。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经受过一浪，二浪，三浪的人敢站出来，拍拍胸脯说，好过瘾啊，玩的就是心跳。
有人死了，有人还活着。分析网上的资料，贺德全应该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活着比什么都好。
11/29/2007
作者：秦日月 时间：2007–12–01 21:02:19
试想刘亚楼像海军司令肖劲光一样活过了文革，空军绝不会发生文革初期著名的“都嫌纱帽小的众将之乱”============================刘亚楼死得早是他的幸运，如果他死得晚些恐怕难免身败名裂 — — 刘跟林的关系、刘对中国传统权谋之术并不擅长（楼主讲的他处处争第一便是例证）。因为空军跟四野的渊源太深、卷入林事件太深，谁当头都会出事。
作者：八百公尺河 时间：2007–12–02 11:47:20
好文章，有意思。
此魏京生即彼魏京生？
作者：虚拟963 时间：2007–12–02 13:55:01
姜文有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潘涌有个金色的童年,心里却无大的阴影,
那时的事放在今天,反映会一样吗?
我想还是年龄段,没有啥事能压住成长中的生命吧.
作者：500018 时间：2007–12–02 21:21:51
顺便说一句，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将军部长的第二代无论从长相才干以及后来的事业很少有超过他们父亲的，当然文革是一个原因，我想当年这些将军部长的婚姻全部都是组织安排，讲究政治纯洁性，个人选择余地很小，这是不是也是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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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的隔代遗传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从外观上看,隔代遗传指的是两只鸽子配对做出的幼鸽既不像它们的父亲也不像它们的母亲,而是和它们的祖代或曾祖代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羽色,眼睛等方面.从性状上看,是指两羽鸽子的子代在育种和竟翔方面不如它们的父母,而这些优良的表现在孙代身上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在子代中,父母鸽的性状表现平平,而在孙代却体现得很好
作者：填鸭有毒 时间：2007–12–02 21:56:51
那仅仅是有的人没发现和不愿发现而已，外带一些动物种族主义的不当比喻。某些人的个人理论别人可能不认可，但是不知道对某些人自己是能够被否认可，难道也例外？几个标准？
军队中将军部长的成就有一部分是得到了国家机器运行体系的支撑。而第二代很多大有成就的人往往都是个人在社会上自己努力出来的。没有世袭的因素影响恰恰是社会良性的体现。中国人没有自吹的习惯，也没有好事者去调查统计，或者有但是有人偏偏不承认。
至于第二代有没有成就，如果出于非善意的预设立场，那就不是闭目塞听弄斧到斑们者们能够从自己嘴里讲出来的事了。所以，有没有，要不要知，愿不愿讲那都不是一码事。
从逻辑上讲，一个人，特别是中国人前进的能力和动力，有来自家庭的影响。来自自然的成就感、自信和努力的动力，往往不是靠钻营心理爬上去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现在社会上贪污腐败的干部倒是没听说过有来自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倒是一些新爬上来的饿了八辈子的内心极端贪欲者贪污腐败贿赂起来最凶。这些人的出身往往和军队高级干部相类似，往往都是来自农村，但是行为和道路截然不同。这就是当年普通老百姓中能够出生入死参加革命、并且没有牺牲的革命者和现代的普通老百姓的根本不同。
作者：秦日月 时间：2007–12–03 22:50:40
没有事实依据的就不要玷污。有问题另外开贴去。别再这里捣乱。
==========================================================i不准别人进来你就别放到论坛上来，最好几个人躲在密室里讨论。我上面说得其实不对。不是原始积累不积累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区别。清朝满蒙贵族的贪污跟科举出身的汉族官员比起来是有过之而不及。现在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据在部队的朋友讲，同一个部队，别的人当领导时没多少油水，一个高干子弟当主官那几年却是大兴土木，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
梦里依稀忆育鹏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延安的窑洞里，陈福初彭富久等红军侦听老前辈认真调教一个从内蒙来的十六岁的小战士，后来这个小战士进步很快成了军委二局的技术尖子，当时再复杂的电码，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收听记录下来。一九四二年军委二局推荐他接受朱德总司令“作战英勇”的亲笔题词，在后来解放战争中，更显出他的侦听的才华，他能通过电波的强弱，判断国民党部队的远近，能从电码的复杂程度，判断国民党部队的建制部署，在最后的西南剿匪中，他带领全科坐镇广州，给前方部队提供一个又一个准确情报。现在想来，我军最后的几个大仗都是整团整师整军将国民党部队歼灭，没有准确的情报，是很难完成大部队调动的。这个小战士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在后来的文革和空军内斗中连连败北，我还是要写上骄傲的一笔。
全国解放以后，这些延安窑洞里出来的侦听专家几乎全部移师武汉，成立总参三部六局，局长陈福初，政委彭富久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为少将，我父亲为二处处长上校。我现在分析军委当年将侦听主力定居武汉主要是考虑武汉地处中原，辐射全国，也就是那个人杰地灵的武汉，把父亲的侦听生涯推向了颠峰。一九五五年他长期跟踪蒋方一个电台，发现报务频繁，于是详细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后来经过破译，发现是蒋方特工机关下令破坏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密电。克什米儿公主号是我国政府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专机，准备送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参加万隆会议。中央收到六局的绝密情报后，决定周恩来换乘其它飞机，但仍让工作人员乘机前往，最后这五个工作人员抛尸大海，而周恩来免去一死。中央已得到可靠情报，可为什么还要工作人员如期前往，现在可能永远是个迷了。
父亲在武汉截获的这份情报可以说是我军有侦听部门以来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它让一国总理直接免去一死，要不中国的近代史就要改写了。尽管周恩来后来对此事十分低调，从来没有提出要见一见救他一命的这些无名军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示文件，因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自遵义会议以后再不染指军队，不过这事几十年来一直在三部系统上上下下广为传颂，都说父亲是继老红军之后三部部长的最佳人选。我同父亲相当多的老战友聊过，他们说你爸爸当年在武汉可了不得，他们说的“了不得”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我陪伴父亲几十年竟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是儿子长大后见到我说的。一九五九年，空军向三部要干部，组建空军侦听部队，父亲调到了北京，记得我们全家是坐着空军派来的飞机进京的。
后来的岁月虽无情地改变了父亲人生发展轨道，但我却到了难得的实惠，一九六零年我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小学－－育鹏小学，遇到了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从我现在研究的许多老师的履历看，完全有资格在大学里做个教授，为了空军的子弟，他们屈尊当了小学老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育鸿高年级教过我的老师胡曼能文革后去了北京教育学院，后来是副院长，张燕华老师去了北京煤炭学院教汉语，要是赶上职称评定的话，评个教授不会错吧。
第一次到育鹏面试是父亲带我去的，记得是进了学校大门往里走左手边，在一楼的一个教师办公室里，面试老师拿出拼音卡片让我读,读得很好，只把“u”，“yu”读反了，老师还挺惊呀，问我什么时候学的，因为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刚刚公布，老一点的教师还不会呢。那时育鹏一二年级的汉语教学重点是拼音，在全国小学教育是超前的，教我汉语拼音的是非常年青漂亮的朱老师，后来她去了育鸿，她给我打下了一个相当坚固的汉语拼音基础，我现在写作打字如飞，用的就是当年的好基础。很可惜，她没有对我笑过一次，严师出高徒吗！在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热心于研究汉字输入方法，五笔字形，五花八门的智能码，我也参与了，最后都没有替代汉语拼音，就凭这一点我能忘掉育鹏，忘掉我的启蒙老师吗。
不久开学了，我们这些小同学一个个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学校，那时是住校，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可能有的女同学还哭呢。很快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华建国，刘向明，黎毛毛，司图东，马亚超……，许多我们从小看大，成了终生的好朋友。当时负责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姓梁的中年女老师，每天半夜她都要起来，叫醒爱尿床的孩子。小时候华建国爱尿床，有时候叫得稍微晚一点，已经尿了，第二天，梁老师还要负责晒褥子。入学头两年何伟还在我们中间，我没事儿喜欢看同学父亲身上的肩章，华建国爸爸四个星，我爸三个星，怎么何伟的爸就一个星，说是像将军也不像，没有那么年青的，是个什么小官啊，后来才搞清楚每次接送何伟的都是他家的警卫员，是个新兵。何伟后来可能是因为成绩太差，还是实在跟不上，留到他妹妹那个年级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何伟是文革时看见他在南苑机场赶着牛车。
教师们在研究情商（EQ)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体会，最后能记住老师的名字的学生，往往是当年最差的那个学生，我想可能是他被老师叫起来最多。算术是我的强项，可能是一二年级的课过于简单，我没有太上心，所以现在连老师叫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比例的概念，一年级我上图画课的时候，把比例关系用在了画图画上，图画老师阴错阳差，在开家长会的时，老师对我父亲说我将来在画画上很有培养前途。那次老师教我们画交通灯，我按比例打的格，最后涂上三色，所有线都是拿尺子比着画的，结果高高大大，方方正正，其实我画画根本就不行，不过那时别的孩子还不知道用尺子画长直线，所以许多人都把交通灯画成粗麻绳了，歪歪扭扭。
育鹏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设置老师配备都很齐全，一般学校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体育课我爱上，虽跑不快跳不高，但一直积极参与。那时最爱打的是乒乓球了，可能是受庄则栋获世界冠军的影响，都想长大后当冠军。课间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占台子，低年级年纪太小多数时候占不到，于是就在地上画条线，两个孩子就对打起来。我当时最怕上的是一周一次的唱歌课，可能是设备有限，不学乐器，只学声乐。教我们唱歌的是李老师，每次上课她总是弹着钢琴动情地在教，同学们跟着唱，很多同学进步很快，有个叫王莉的女同学很小的时候就被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选去。我一唱歌尽遭同学取笑，有一首歌虽不会唱，但还清清楚楚记得：青菜青，绿盈盈，辣椒红，像灯笼，妈妈做饭我扫地…
育鹏的校长老师一直把我们当作祖国的花朵来浇灌，来培养，对我们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当时由于年龄太小无法有更多的体会，不过我还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学校老师管理上的精细。我们都是来自空军在北京的各个单位，每星期六下午各大单位来班车接孩子回家。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偷着跑出学校走回家，当时我家住北锣鼓巷宝钞胡同。我一路玩，一路跑，一个多小时后就到家了，这时学校找我的电话已经到了。试想一下，每星期六几百个孩子等班车回家，少了一个孩子，学校领导马上就会知道，而且一直在找，没有很强的责任心是做不到的。从我能得到的资料看，育鹏办校十几年没有出现过任何学生意外伤亡事故。
令人遗憾的是，我一生有一段最痛苦的岁月也是在育鹏度过的，让我尝尽苦滋味，那就是赶上了一九六二年的全国人为灾害，这事儿怎么能完全怪育鹏呢，是全国人民都在遭难啊！最困难的几个月，学校食堂每星期只有三次白面馒头，其余全是窝头地瓜干，玉米窝头还可下肚，那地瓜面窝头简直都是发了霉的地瓜干磨的。文革时我在黄河滩农场政治教育时连吃了三天忆苦饭，全部是胡萝卜和豆腐渣，我对战士说，就是这东西也比当年育鹏的饭好吃。好像空军曾提出对育鹏提出援助，被学校拒绝了，学校想锻炼我们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其实这样大可不必，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遇到困难应该尽量争取外援，而不应借此来苦修其心，因为知识和身体是拿金钱买不来的。
育鹏实在离我太遥远，总有依稀的感觉，因为育鹏的梦后来都被育鸿的好梦给搅了，记忆中育鸿开始是打着育鹏分校的牌子，后来看到获得了好生源，不久就自立牌子单干了。说句心里话，实在替代不了的还就是育鹏食堂每星期的三次馒头，其余是吃不尽的窝头地瓜干，还有那用大铁桶盛着的酱油菠菜汤。
05/24/07
网络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有朋自网上来，让我不亦乐乎。还不到年底，我早已按奈不住丰收的喜悦，想数一数今年在网上结识的新老朋友。我这人很直爽，喜欢有话直说，一年来，在茫茫网海里寻求灵感，寻找乳汁，实际上我创作的灵感和乳汁都是来自于今年网上结识的朋友。写出来了，朋友也许会说，好个潘涌，你把情报分析做到网上来了，原来如此。


我这人命好，有个一生干情报工作的好父亲，让我从小得到了真传，其实，我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好母亲，一九七二年，她来信暗示启发我自学英语。六年后，我顺利通过文革后首次全国高考，结识了安徽大学外语系一百多个安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同学，是他们把我送上了写作之路，送上了网络，让我网络结情。


第一次网络结情是安大七八级同学网，由王宁军创办，我们称他为网父，很可惜，该网对社会不公开。这个网集结着安大一百多个优秀同学，都是当今著名的同声传译家，语言教授，翻译家，政论家，企业家，报业家…，每天在小酒庄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机看他们字字珠玑的留言，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在里面游弋，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安徽同学朴实热情，很多同学在校时就关心我，照顾我的生活，今年安钢同学不幸在美车祸去世，那篇《我有个小弟弟叫安钢》是有感而发，对当年安徽同学的真情流露。安钢在河南油田的前妻在网上无意搜索到这篇文章，先是含着泪水在读，几天后，又搜索到续篇，不禁失声痛哭。
同学庄明亮现在是联合国驻日内瓦同声传译，他的言行一直低调，到现在才知道，他可承担多语种同传。他办有一个《文荟》网站，也就是他把我的所有文章统统收集到《文荟》里面，专门开了个《潘涌专栏》。从此，我开始有了对外交流稳定的平台，每天开机也必上去看看点击率，数百计的网友都是在《文荟》上看完全套文章的。七七级的王福生是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同学范京京。
同学刘军宁，北大政治学博士，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每当国内政局波动，外国先锋报纸总会首先采访他。他把我推荐给了《南方周末》，专栏版的知名编辑马莉小姐主动同我联系，决定开不定期专栏，起名叫《美国精神》，第一篇文章原名《美国法律》，她改成了《我的小酒庄》。虽然只出了一期就改版了，但“我的小酒庄”成了我最喜欢的网名，这个名字后来在《强国军事纵横》网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同学米永亮喜欢舞文弄墨，笔法十分细腻，虽然都在异国他乡，一看到他的文章总会把我带到朝思暮想的江南，《文革是怎样演变成国难的》曾大段引用过他的笔墨。同学姜志辉现在是哲学翻译大师，十年翻译了二十本世界哲学名著，他给了我十分难得的哲学启迪。在他的启发下，我突然想起了肖小兰，我用了美如江花来描写当年见到的这个弱女子，终于写成了谁看了谁淌泪的《空军大院拄双拐的孩子》。同学沈建韫也给了白娘子和许先的情缘启迪，可惜还没有成文。还有孙靖，那篇《从眼神看中美文化差异》就是同他聊天后写成的。
空军后代办了一个网站叫K57，我用电话线上网，一直无法登陆，只能找机会。有一天，我终于登上去，全网给了我凯旋式的欢迎，让我有了“少小离家老大还”的感觉。公布电话号码几个小时后，一个大院的朋友从我不远处打来，我们相约尽快见面。之后，我满怀激情写出了《走出人生低谷》，写了大院一个一生只上不下的老部长，没想到这个朋友并不满意，那时我感到，由于分别太久，认识上有很大差距。
我继续在K57网上寻找灵感，由于大家用的都是网名，一时让我又分不清东南西北。我想起了张宁生，他当年可是个风风火火的人物，我早期写的文革文章，大部分用的他的雏形，很可惜，他不上网，我抛出《宁生，我的大哥！》寻找他，终于把他给拉进网来，我说你今后在网上拿咂闹海，可别忘了我呀。
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空军大院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政治的一个少有的折射点，我一直想用难得的亲身经历，写一部空军红楼梦。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批改十年，增删五次，成了毛泽东最爱看的书。在美国十年，我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林彪问题，终于写出《林彪问题研究主线》，把一个纯政治问题引导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提出了文革党内“人整人三说”，既空军说，海军说，总参说；把空军十年文革归纳定义为一次文革，二次文革和后文革。
林彪问题对空军后代来说是满纸历史真言，难止空军血泪。文章只帖了第一部分就激起千层浪，以至无法再继续发帖。这时我才知道K57是空军五七干校的意思，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空军一次文革时被整过，去了五七干校。王东生帮我找到了大黑子，大黑子在空军大院的后代中一直是重量级人物，他一生坎坷，又敢于悔过，我写出了《大黑子，我儿时的好伙伴！》。他提出写空军要像站在地球之巅，把人都看成小蚂蚁那样写。
在大黑子的指导下，我改直笔为曲笔，出炉了《我七岁时的空军大院》，《文革前的空军大院》，《文革时的空军大院》。空军二次文革是我的重头戏，因为这些被整的人至今还没有被平反。为了稳定情绪，我先走笔《宽容和谅解――写在空军二次文革之前》，最后重笔推出《有笔难下空军二次文革》。
这些文章中西合璧，溶入了美国的国风――宽容和谅解，带来了新的理念，人们开始反思，重新琢定历史，开始从过去对错好坏路线斗争误圈中走出来。赵小妹动情地向我叙述了文革初期的那场家破人亡的家难，构思出《空军大院的铁丝网》，乔文娟向我倾吐了二次文革时的冤情，酿出了《两对千金三只伤心燕》。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在二八骑兵，瓦西里，似曾相识，临大侠等网友的强烈要求下，我快火燎出中国人在美生活系列：《买店》，《印度老人》，《高老二》，《大华姐和她的女室友》，不知为什么，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印度老人》，可能是写出了那个印度老人善良之心。
凑足了文章，我开始在网络的海洋里游弋。我把《林彪问题研究》先后贴在《天益社区》，《天涯社区》，《强国军事纵横》等论坛上观察效果。《天益社区》读者很多，多数叫好，在那里找到李小林等失散的小学同学，唯一不好的是只看不争论，无法建高楼，文章容易丢失；《天涯社区》读者更多，反应强烈，一座高楼平地而起，但斑竹没有给足空间，眼睁睁看着，成了一座只能读不能写的死楼。说到李小林的白描《空军大院》，完全来自他特有的家庭背景。父亲先清华，后西南联大，之后去延安给首长做秘书，解放后父亲是哈军工付教育长，反右时陈庚生病没有保护好，划成了大右派，文中说的那个舅舅是空军第一笔夏黎，空军政治部付主任。
《强国军事纵横》是块风水宝地，版面宽敞，是空军后代张聂尔创办，有军方信息工程背景，几年来网内云集着一大批专业研究业余爱好党史军史的年轻人，我看过他们以前发的帖子，虽没有什么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但对党史军史主要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令我十分惊讶。我决定以空军问题专家和史学教授的身份出场在上面搭台建楼，在我的个人履历里还缺一个专家教授的头衔。
果然，一上来，就遭到爱委会，学步，弓鸟，玫瑰，遇春等一大批管理员级的斑竹围攻，我对他们很尊敬，发帖时一直称您，我喜欢的就是这样做学问的年轻人。我拿吃“毛食”，保健身体为诱饵，吸引网友兴趣。一位叫“小天津”的网友了解空军雷达兵部部长付英豪，我很想得到足够的信息，模仿巴尔扎克的笔法，写一篇《英豪上校》，后来他帖出土豆烧牛肉翻译正名信息，让我突发灵感，写出了《历史的疑点》。工蜂是坛主，对党史很熟，与他周旋几帖后，得足了灵感，写出了《文革是如何演绎成一场国难的》。
在建楼的同时，也做巢，尽量把巢做得温暖些，想引一些林彪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后代到这里歇息。何新民先到了，当年全国知名画驴子的那个黄胄同他住的不远。我对党内人整人波及儿女一直深恶痛绝，他向我提供了王飞儿女被整的情况。一个月后，终于把鹤飞翔等来了，他是林彪事件极为重要当事人的后代，换句话说是将来研究林彪问题的活化石，可是这些网上研究党史军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能看懂。他说过一句重要的话，林彪问题给了众多学者出名的机会，因为我们放出来已经是八十年代了，中央文件统统不知道，个人连个纸片也没有留下。
鹤飞翔的语言，思路和看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极为极为重要，这决定了他今后的价值。我发现他是个做学问的人，逻辑推理基本功扎实，有可能成为林学研究的带头人。他对风向非常敏锐，就在《强国》被封闭的前几天，他发帖预感《强国》要出事。《父债子还》和《空军大院也有“活着”》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小沧海的突然出现给《强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戏剧性。我俩话不投机半句多，每天他一句老哥长，我一句沧海短，一些网友说看得入了迷。我被他的身世深深感动，写出了《将军的人性》。帖出两天后，我发现网友点击率突然放量上攻，每天拉出巨额长虹。开始我以为网友喜欢这篇文章，后来发现搞错了。原来是网友认出这次的小沧海就是以前张聂尔带领众网民追杀的冒充“将军之子”和“将军之孙”的大明明军阀，等着看好戏出场。
这是不同背景层面的思想交锋，是难得的网络亮点，是最吸引网友的地方。《天涯》网的职业斑竹如今还特邀陈世渠的孙子谈爷爷，成了煮酒论史板块的热帖。可惜，张聂尔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她把七十后的年轻人在一起调侃，当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非要亲自出面以“骗子”之罪封杀。
这次，新任《强国》坛主工蜂又分不清东西南北，重蹈覆辙，不问缘由，再次以“骗子”之罪封杀了小沧海的ID。我同小沧海通电话后，发现情况不仅真实，而且他还是个聋哑人，更激起前所未有的同情心，快笔整出《找呀找呀，找到一个好朋友》。没想到，工蜂一错再错，连我的ID也封杀了。从此《强国》人气大伤，前途岌岌可危。二十天后，《强国军事纵横》永远在互联网上消失，按工蜂自己的话说，《强国》走的迷迷糊糊。
其实，解开《强国》消失之迷并不难。小沧海真名小蔡小心，一九七六年出生时为邓小平所起，意思为千万小心。邓再次掌握军权后逐步把蔡小心之父蔡长元安排到北京离休，最后一个职务是国防科工委顾问，而《强国》又是国防科工委下属二级单位所办。虽然邓小平蔡将军早已离世，但老关系老哥老姐还在位，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中间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些年轻人研究党史军史国史，怎么摸不清党脉军脉人脉呢。
革命战士听网话，哪里需要哪安家，离开《强国》，来到《万维》。可能第一个坐上沙发的是阿唐小姐，开始她还不相信，再三问是原创吗。不久，五味斋的斑竹独具慧眼，多次提升我的文章。看得出，他有很好的语言功底，把《空军大院也有“活着”》和《梦里依稀忆育鹏》分别包装成《空军情报部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父亲让周恩来总理免去一死》，这精彩的妙笔，刺激了读者的胃口。
令我惊讶的是，《万维》网上集结着一大批在北美生活工作的白领，也是，那众多的蓝领工友，每天不是杀鱼就是抡锅挥铲，哪有时间玩计算机。德州的尤先生打来电话，向我诉说了文革时自己的家难，父亲从六层楼跳下，他把我的经历做比较进行思考，他说，除了这一段不同外，其他异曲同工。生活在硅谷的网友也打来电话，让我多了一分了解白领的机会，真是多一路朋友多一分灵感。
有个网友说我是个好男人，比那些包“二奶”的男人好。其实，我也想停下笔来休息一会儿，没事儿包个“二奶”什么的，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可是，每天一开机，看到网友干巴巴的眼神：潘先生，潘大哥，潘老哥，抓紧时间写阿，岁月镏金，我们等不及了，没辙，还得继续赶路。
12/07/2007
作者：bingzheguidao 时间：2007–12–09 14:49:41
这是不同背景层面的思想交锋，是难得的网络亮点，是最吸引网友的地方。《天涯》网的职业斑竹如今还特邀陈世渠的孙子谈爷爷，成了煮酒论史板块的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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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 潘:
How are you?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_^
我是自己来《天涯》的,不是斑竹邀我来的.您的文章写得真好,我很喜欢看.
作者：龙城快刀 时间：2007–12–09 16:31:44
潘哥，好文啊！整个一意识流啊！
不过有些遣词造句还有达意不够之处，是英文用得太多了，还是当年该读书的时候光顾着闹革命啦？哈哈
Any way，很喜欢看，等着下文。～
作者：填鸭有毒 时间：2007–12–09 18:55:57
作者：bingzheguidao 回复日期：2007–12–9 14:49:41
这是不同背景层面的思想交锋，是难得的网络亮点，是最吸引网友的地方。《天涯》网的职业斑竹如今还特邀陈世渠的孙子谈爷爷，成了煮酒论史板块的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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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 潘:
How are you?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_^
我是自己来《天涯》的,不是斑竹邀我来的.您的文章写得真好,我很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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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天涯菜市场有这种脑子吗？
作者：虚拟963 时间：2007–12–10 00:53:11
研究历史的人,心胸还是要宽广,因为历史就很宽广,心一窄,就迷迷糊糊了,工蜂虽是清醒些的,但还是走的老路.
强国被封很可惜,没宽起来……
楼主：潘涌 时间：2007–12–11 04:17:23
孙子谈爷爷，好，好好谈，把从小听到的都说。我去过你们城里的那个家，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过几天发。
挑战HP螺旋杆菌《一》
当两位澳大利亚医生Barry J. Marshall和J. Robin Warren 欣喜若狂荣获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平分130万奖金的时候；当诺贝尔医学奖颁奖人向世界宣布，由于他们一九八二年发现了幽门HP螺旋杆菌以及该细菌对消化性溃疡病的致病机理，使得原本慢性的，经常无药可救的胃溃疡病变成了只需抗生素和其它一些药物短期就可治愈的疾病的时候；当世界上千千万万个胃溃疡及消化系统患者开始吊以轻心，相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现代医学对抗生素的发展，现有最昂贵的抗生素足以对付和灭绝螺旋杆菌的时候；当世界上最著名的肠胃病专家也只相信HP螺旋杆菌仅能生存在幽门.胃部.十二指肠部位，而不会像蚂蚁搬家建穴一样，向人体的肺部.乳腺.结肠.前列腺等部位侵蚀发展的时候；美国年薪超过一千五百万美金的著名NBC晨间新闻主持人Katie Couric借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告别NBC之际向全世界宣布：越来越多的癌症病例证据显示，除胃癌外，众多的肠癌.结肠癌是由HP螺旋杆菌感染扩散而诱发的，她十分肯定地说，一九九八年夺去她四十二岁丈夫年轻生命的结肠癌是由HP螺旋杆菌引发的。为此，她的癌症研究基金会免费为公众检查是否体内携带螺旋杆菌。我个人有相当充分的直观感觉和理由，人类众多的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也是由HP螺旋杆菌诱发的。
幽门螺旋杆菌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亲密的同伴之一，这个肉眼看不着小小细菌夺走了千千万万个健康人的生命，然而科学家却花了一个多世纪才认清了它。我个人认为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体内带有螺旋杆菌的早期症状是胃部突然一天开始明显不适，接着胃涨，系皮带不舒服，有的人吐酸水，是好时坏，大便形状开始不规则发散，如果这时用现代医学手段检查如做胃镜，往往结果是阴性。这种状态一般持续三五年后，胃部和十二指肠部出现溃疡，其间可能多次求医，吃尽各种中药西药，效果都不明显。在发现螺旋杆菌之前，没有任何人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列为不治之症，因为它的量变时间十分漫长，最短也要十年，而它的质变时间又非常短，既出现胃出血.胃穿孔.肠出血.肠穿孔。由于开始重视不够，只有不适感，实际上这时吃点葱姜蒜就齐活了，到后来常年束手无策,再加上医生误导，很多人都死于非命了。
拿破仑常年驰骋疆场，战胜他的不是敌人，而是小小的螺旋杆菌。拿破仑平时喜欢把右手插在马甲里，这说明他一直受到严重胃溃疡的折磨。拿破仑临死前，经常呕吐，上腹剧痛难忍，打嗝呼出的气味非常难闻，现在多数专家认为拿破仑死于胃癌，我认为是螺旋杆菌在胃中严重泛滥，而没有找到适当的办法抑制，当时医生曾用灌肠方法，后来被称为“庸医”，我认为在当时没有外科手术的时代，医生用灌肠消毒的方法是再正确不过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人正中年，不幸得了胃溃疡，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希望他领远征军进军西南抗日，一展中国军队风采，蒋亲笔手书“除三磕九拜外，别无他求”，还是不能成行，要是换个人早像韩复渠那样军法处置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派陈诚坐镇东北，希望稳中求胜，这时陈诚胃部开始出血，蒋不得不临时换将，后来战局发生急遽变化。一九四七年陈在上海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陈的命还算不错，病病恹恹直到一九六五年才去世。
刘湘能统一四川，但叫胃溃疡折腾得气不打一处来，他一米八的大个，却是“泡桐树子，外头看起来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据他的副官回忆，这位老长官，没有什么其他不良嗜好，只是爱吃，最后一次去南京述职，见了洋澄湖的螃蟹，狂吃起来，后来一病不起，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从这一点来看，说蒋介石加害于他未免过于牵强。
人生最走背字的要属汤恩伯了，刚打完上海保卫战撤到台湾就因胃溃疡严重出血就一病不起，医生建议去美国治疗，但因巨额医疗费无法负担改去日本，战后的日本那时正在恢复中，汤恩伯去后连做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死在手术台上，年仅五十四岁。
文人墨客也有不少冤死的，朱自清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常年胃部不适，口吐酸水，吃的很少，每天忙于出书写作，也许能分散一些注意力，减轻一点痛苦，后来终于形成急性胃穿孔，不治而死，享年五十一岁。看来他不买美国面粉吃只是形式上签个字而已，实际上他早就吃不下什么东西了。朱自清有一点不明白，人不能和病叫劲儿，换句话说与病抢时间比赛跑，能写出《背影》来，总能想个法子多活几年。现在得知,鲁迅也是的这个病死的.


李宗仁在中年时也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为此离任专程去了美国治病。李宗仁最后死于结肠癌，享年七十八岁。李宗仁为什么能长寿？我分析这与他饮酒有关，因为酒多少能抑制一下胃中的螺旋杆菌。他藏有很多有名家签名的世界顶极白兰地和威士忌，去美国时带到美国，回国时又带了回来，多年没有舍得品尝，死前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由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病,给了原来正常的人意想不到的折磨,甚至能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最后有绝望的生不如死的感觉，最近，人大博导余虹跳楼自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一九八二年发现螺旋杆菌以后，医生逐渐改变了对胃溃疡的治疗方法，也没有人主动要求白挨那一刀了，而改用爱莫西林之类抗生素和减酸药治疗。到底疗效是否真的像诺贝尔颁奖人所说“胃溃疡从此变成了只需抗生素和其它一些药物短期就可治愈的疾病”，还是螺旋杆菌从此深藏远躲，在人体更深的部位寻找时机兴风做浪，从而演变出众多的结肠癌.乳腺癌和肺癌，这种定量性的工作由医学专家来做，但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人类的生命从此延长了许多，也就是说六十七十不稀奇了。我倒是倾向于“一旦螺旋杆菌进入体内，将与你伴随终生”和“百分之六十的人类都携带螺旋杆菌”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有人得癌症有人不得呢？这就要看个人的保健饮食和对疾病的态度了，这也是本文的重头戏。凡事重视一点好，能打持久战就打持久战，命是自己的，而且只有一次，医生可以用“误诊”和“医疗事故”来推卸责任，而你搭上的是性命。其实人类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早就应用了许多对付螺旋杆菌的方法，只不过没有人研究总结冲破传统思维误区加以推广罢了。当您读完这篇长文，您会十分惊讶地发现人类对付这个夺去千千万万个健康人生命的螺旋杆菌的方法又是如此的简单，有时真是“一剂偏方，气死名医”。
八年前四月一天，也就是我来美国打拼的第二年，我在我妹妹开的日本餐馆做Sushi,我吃了一些卖不了的生鱼片，夜里肚子就翻滚起来。当时没有意识到鱼会有问题，认为鱼是从深海来的，可能是一般的急性肠炎。在国内我多次出差参加航空工程学术会议，吃过一些当地官员热情招待的不洁食物，闹过肚子，一次在大连吃海鲜，一次在黄山吃皮蛋，都是吃一点药马上就好。我想这次可能也差不多，就找些黄连素吃下，没有效果；接着又买了些保济丸，吃下去有一些效果，但过几天又犯。每天上腹疼痛，吃不下饭，吃了又肚子发涨，大便开始半干半稀不成形了。我又试着吃各种抗生素，吃得我舌头开始发白，还是不行。我开始一天天消瘦，头发因缺乏营养开始变得干枯没有光泽。我预感到这次要大难临头了，于是开始了我八年挑战之旅。《未完》
10/10/06
作者：虚拟963 时间：2007–12–12 15:05:26
家里有个军毯,很耐用,46年自卫战时发的,是老美的军用,好像在我二哥那了?皮手套,皮鞋也叫二哥用破了,绑腿?记得像帆布一样,卷起来的,用来晒衣服,现在也不见了.
作者：社会闲人 时间：2007–12–12 17:37:32
一九五五年他长期跟踪蒋方一个电台，发现报务频繁，于是详细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后来经过破译，发现是蒋方特工机关下令破坏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密电。克什米儿公主号是我国政府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专机，准备送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参加万隆会议。中央收到六局的绝密情报后，决定周恩来换乘其它飞机，但仍让工作人员乘机前往，最后这五个工作人员抛尸大海，而周恩来免去一死。中央已得到可靠情报，可为什么还要工作人员如期前往，现在可能永远是个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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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的结果，蒋氏政府在国际上受到众人谴责。


楼主毕竟是体制内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若水珊 时间：2007–12–13 18:37:34
留名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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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虚拟963 时间：2007–12–14 02:31:53
人在社会中,有3种人可以依赖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战友.
秉性,为人,知根知底.
老父老母的有些证件,委任状,徽章,臂章,奖章,都在二哥那了.大哥是48年的兵,跟着老爹在部队里长大,行军时还丢过,派人回去找来的,没办法,托付一野战医院院长,到了淮海战役时快15岁了,帮着院长处理伤员,算了军籍,这城市就这一家是爷俩都离休,家里出来的多,大多都在华东地区,北京也有亲戚,在蒲黄榆,和楼主父亲一个行当,西西,不一门.
大哥回来探亲,俺是天天跟着,他会吹,一次带回一莱卡照相机,是对印反击战缴获的,现在还在,以前常用这镜头放大照片,那是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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