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彦 我的文革生涯（清华附中）

Gowest

赵伯彦同学1960-1966年在清华附中学习，1966-1969在清华附中经历文革，《梦断京华》是他的文革回忆录。
文革中的清华附中，曾经出现过全国最早的红卫兵，1966年8月初毛写信给他们：“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又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在此背景下，仅在这个“红八月”中，师生不过1300余人的清华附中，数十名老师同学被毒打、一名教师被打后跳进了清华浴室烟筒、一名同学服毒身亡、一名同学铁道卧轨重伤……，赵伯彦的回忆，准确记录了老红卫兵的野蛮、狂暴，广大师生的迷惑、压抑，虽然清华附中一度处于文革漩涡的中心，但在这里发生的倒行逆施，何尝不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赵伯彦的回忆，真实记录了自己对文革运动起源、文革运动本质、文革政治、文革人物的认识过程，深刻反映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在文革早期思想成熟的变化轨迹。
赵伯彦的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文革档案，愈到将来，愈加珍贵！每个文革过来人，或是运动中的先觉悟者，或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或是灵魂被钉上耻辱柱的人，历史终究会看到这一切！
殷鉴不远，只有反思文革、牢记文革教训，我们民族才能阻挡一切逆世界进步文明趋势的反动潮流，使文革之类惨祸永不再现！
戴建中






我的文革生涯
（一）梦断京华
1960年9月，由部长蒋南翔领导的高教部指示北京的各大高校开始设立附中并面向全市招生。当时我正值小学毕业，又正在沉迷于学习游泳，听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就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并顺利被录取，进入该校初中603班学习。1963年，我又考入清华附中高中学习，直到1969年1月离开该校到陕北插队，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八年半的时间，后两年半是在校参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年饥荒以及中苏论战、社教、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华附中从初创走向辉煌，成为全市闻名的一流中学，又在文革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实在令人扼腕。身处其中的我，初识人生便遭遇重大挫折，差点身败名裂，所幸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最终全身而退，侥幸顺利走入社会。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特别是前三年文革经历，更是刻骨铭心，恍如昨日。其中的世态炎凉、人心叵测、社会不公、生灵涂炭、礼崩乐坏、道义尽失、良善蒙冤、凶徒横行、邪说当道、正理噤声…，这种种的丑陋与邪恶，在文革中真是暴露得淋漓尽致，堪称一场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在距文革爆发五十年后的今天，对文革不但评价还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且大有回潮之势。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近观清华附中，在《百年校史》中也刻意回避掉了文革这段重要历史，这也当是母校的悲哀。如今我们这些文革的亲历者已经渐入古稀之年，为使文革不被后人遗忘，更为了防止真实的文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徒篡改歪曲，使另类文革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贻害后代，我觉得在有生之年，把我辈所经历的真实文革历史记录下来，留供后人分析参考，借以识别当今社会的种种文革回潮乱象，避免上当受骗，重蹈文革老路，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三重忧虑
1966年春天，我们高三毕业生进入了紧张的考前复习，但是我却一点儿也紧张不起来。原因是有三个挥之不去的忧虑时时困扰着我，使我无法静下心来。
要想说清楚我的忧虑，首先就必须说到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就是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因为这个“党的阶级路线”正是我几年来所有忧虑的根源。
在我的记忆中，阶级路线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样一段话。为了找到它的原始出处和完整表述，我到电脑上搜了个遍，却没找到。只是在刘小萌先生所著《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一文中看到如下的一些话：
“阶级”的本义，…是一个经济范畴。而在文革前十七年，当局划分所谓“阶级”分野…的，却往往并非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皆因人生的某种经历而被分门别类。
反右运动以后全面贯彻，针对广大城乡青年实施的、以家庭出身划线为基本标志 并决定其身份、地位、权利的路线。
1965年4月4 日，《人民日报》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的问题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不是进步，主要应该看他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作为主要根据。同年7月，… 周恩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随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要点是：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第三，要“重在表现”。
这应该就是文革前“党的阶级路线”最权威的表述了。对此，刘小萌先生评论道：
“这就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纠正偏差的场合，当局也是把青年的家庭出身而非本人表现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公开提出“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更是将这部分人群置于明显低于其他同龄人的屈辱地位。可见，这类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其说是缓解了贱民子女承受的政治压力，还不如说是在他们与其他青年之间划出了一道更为深峻的鸿沟。”
岂止是鸿沟！这个“阶级路线”，简直就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令他彻底臣服的“紧箍咒”，又恰似仅用马尾儿般细丝危悬在达摩克利斯头上，随时可能落下来取他性命的“达摩斯之剑”。正是它，让我多年来忧心忡忡、时刻胆寒，在“红八月”中，还险些因为它丢了性命！
第一重忧虑是出身的烦恼。
记得60年暑假，当我接到邮递员叔叔送至我家的落款为清华附中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时，因为知道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大喜过望，把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和清华附中学生会的祝贺信翻来覆去看了个够。忽然发现信封里附带还有张纸，原来那是一张学生登记表，表内有“家庭出身”一项需要填写。
家庭出身这东西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绝对不会想到它与日后的入团、升学、就业等等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小学的历史课本上，我认识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祖师爷孔子，知道他老人家的教育理论中有一句名言是“有教无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只要是愿意上学，老人家都肯教他们。如此说来，出身自然就跟上学扯不上关系。我还从看过多遍，自己都能唱其中名段的评剧电影“秦香莲”中知道，就连陈世美这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小子，都能凭着满腹经纶，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此推之，只要肯学，就有学上，学得好了，就有好前途。这乃是古今之理，与这家庭出身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
话虽是这样说，既是填表，也得认真。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立刻得意地奉上录取通知，报告喜讯，一并也把登记表呈给父亲，请他填写。老人家高兴过后，拿起那张表看了，犹豫了一下，在出身那栏填上了“职员”二字。我从父亲的犹豫感到了似有不妥，因为父亲青年时便只身离家到北京开泰皮革庄学徒，出徒后自己开业，逐渐做大，到公私合营时已经是新泰制革厂的经理（老板）。照此来论，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商人才对，（在当时商人就是资本家的同义词，二者都无贬损之意。后来才废掉商人称呼，并且把资本家变成了一个罪恶阶级的代名词）。但是转念一想，父亲在公私合营以后是晨光农药厂的副厂长兼车间主任，后来又在厂子的供销科工作，填职员好像也属合理。反正当时对出身问题没有概念，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以后就在各种表格中一直把出身填成职员，直到文革之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主要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演变，我逐渐意识到了出身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只要是在单位供职，家庭出身就是职员那么简单。同学之间私下在议论某某出身是地主，某某出身是资本家等等，经我仔细推敲，明确感到我的出身应该是资本家，而非职员。但我依然按职员填报，主要是怕突然改了，会招致隐瞒出身，对组织不老实的嫌疑。那时候经常发下各种调查表让学生填写，这种表格特别令人反感：不管是调查什么，也不管调查内容与出身有无关系，总会列出一栏让你填报家庭出身！这不是明摆着出那些出身不好同学的洋相？填表方法也讨厌，总是把一张全班的总表在各行座位之间顺序传递。我因自己心虚，就特别注意那些据说出身不好的同学。于是发现他们中间好几个人总是空着这一格不写，先传给别人，等到都填完了快要交表时再匆忙补写上去，生怕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于是我便深深感到出身不好是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看了这些同学的窘态，我在为他们感到悲哀和不平的同时，暗自庆幸老爸当初为我写的职员出身真是救了我。也暗下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把出身改成资本家。虽说丑媳妇终要见公婆，总有事发的一天，眼前的毕业和高考报名就是个迈不过的坎儿。但我还是决心把这件事留到高考填报志愿时再说，反正人家做的调查档案里面肯定写得清清楚楚，又不看你自己说的，我又何必自找没趣儿呢？一想起这事我就如同一个偷了东西的小偷，表面无所牵挂，实际一天到晚心事重重，生怕哪一天组织找上门来，给我个难堪。真是烦死了，管它呢，混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吧！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还背负着另外一宗原罪，就是我父亲在当年还曾被划为右派，这是后来才听老爷子说的。据说当年在工商联开帮助党整风的会，大热天儿的打几次电话硬把老爷子从车间叫去，他来在会上什么都没说，只是喝了碗水，就赶回厂子抓车间的生产去了。可是到了最后收网时，动员老爷子说是划右派上面有指标，现在名额没够数，让老爷子顾全大局，顶个人头，并许愿说很快就会摘帽云云。就这样半哄半骗硬是把老爷子划成右派，随后降职降薪，地位一落千丈。虽说很快摘了帽，但工资从两三百降到一百，职务从副厂长、车间主任一撸到底成了科员。更有甚者，到了文革中人家又翻把了，竟然说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摘帽是当年彭真搞的，现在彭成了黑帮，摘帽自然也不能作数。听听！这世界上可还能找得出这么无耻的说法吗？我只记得那一年暑假好长，一放暑假家里就送我回河北辛集老家去玩了，临近开学父母一再来信说是推迟开学，我也就乐得在乡下逮蝈蝈儿，扑蜻蜓，玩得不亦乐乎，真个是乐不思蜀，全然不知家里发生了如此巨变，直到文革抄家时才知道，此是后话不提。
第二重忧虑是入团的困惑。
申请入团在当年是每个青年学生的必做功课，尤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入不了团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至今清楚记得一个长我几岁的二哥的同学给我做的生动说明：人家录取考生时翻开你的材料第一篇儿一看：出身资本家，还不是团员。得了，结束了。至于你的成绩如何，看都不看就直接把你的报考材料放到“不予录取”那个堆儿里去了。当时他是拿过来一本儿书，边演示边说。虽然当时听了令我极为沮丧，这却是我后来了解到的高招录取流程的最生动的也是最真实的描述。从我考入清华附中那一天起，父亲就对我将来成为大学生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老爷子文化不高，只读了初中一年就出来学徒。我家无女儿，五个儿子我学习最好，他认为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可以算是祖坟冒青烟。所以他从我上高中开始就不断向我强调入团的重要性，那真可说得上是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平日威严庄重的老爸甚至不惜自贬身价，有一次竟然违心在家里现身说法，为我开展起了今昔对比的爱党教育，举例叙说什么他自己当年做买卖有多么艰难，现在比当年强多了，咱家也是党和新中国的真正受益者云云。虽是言不由衷，但老爸的爱子之心，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实在令我深深感动。其实我又不傻，何尝不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只是入团这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首先是认知上的排斥。申请入团的第一目的不管你如何粉饰，对于出身平常，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其实就是为了增加政治筹码，为通过高考政审打下基础。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但是你又绝对不可以这么说。你必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人生观世界观，为了更好地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必须说得跟真事儿一样，越革命越好。说白了就是必须说假话。当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我却一直认为这其实是件极其丢人的事儿，是心口不一，人格分裂。我曾经想过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却是终于难以自欺，申请书也就一直拖着没写。
更加让我抗拒的是申请入团的那个过程，冗长而且艰难。你必须时不时地去向组织汇报思想，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你得构想一条蜿蜒曲折的心路变化过程，先要说自己原先受到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思想是如何如何的不堪，最好给自己脸上多抹些屎，越臭越好，但帽子尽管戴，可千万不要漏出半点触及本质的事实。然后讲述在组织的引导教育下，通过谁谁和谁谁的启发开导，通过哪些事情，如何一步步认清了家庭的反动本质，遂决心与家庭划清界限，又是如何通过各种狗屁破事儿，如果实在没有，就是编也得编造些事由儿，说明长辈们的丑陋面目，然后展开上联下挂，先批判爷娘老子，直接骂他们个狗血淋头，接着再联系自己，深挖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老根儿，论述如何自觉而且痛苦地改造自己，历尽艰辛，这才有了些许进步，其间经历了怎样怎样的思想斗争，甚至是与爷娘老子发生直接的激烈冲突也是在所不惜。当然了，这也不能全凭嘴说，都这么说岂不乱套？最好是还有事实加以佐证。我后来的历劫好友刘某某在申请入团期间有一日突然头裹绷带来校，且白色纱布上洇透出红红血迹，据说是坚决要与老爸决裂被打的。姑且不论事情真假，就凭着这份执着，这般坚忍，可知这里面含了多少申请入团者深藏心底的无奈与酸辛！其实他出身才不过是个小业主儿，还属于团结之列。为了入伙儿，竟然需要送上带血的投名状！可不悲乎？就这也不能算完，只要还在组织甄别考验期间，你就得继续把思想改造进行下去！比如之后又有过哪些反复，这里面同样也可以编造些事由儿，同样是越像真的越好，至于在心明眼亮者看来是否恶心下作，绝对不要去想，否则你很可能因无法抗拒自己内心的谴责而崩溃。你还要说明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你的认识如何，将来准备怎样进一步改造锻炼自己等等，除了勤于汇报思想，你还必须在行动上不断地有所表现，并尽量要装成无意中让旁人看到，当无名英雄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机会有限，恶心者先得。因为这是一个许多人同时竞争的过程，只有你的表现超过了你的竞争对手，你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我看着班上那些入团积极分子整天价找人谈思想、交汇报、做好事、表忠心、满脸严肃、一本正经、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表现自己，心里着实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自己的入团欲望也在这悲哀中一步步的被磨灭消沉。我坚信自己做不出这种种不堪之举，无法通过组织的考验，更别说战胜那些竞争对手。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费事？不入团就是了。只是每当回家，面对老父的谆谆教诲，只能口是心非地哼哈应对，看着老人家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深歉意却又无法明言，当时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为了让老爸少些个伤心，慢慢的家也回得少了。
虽然是我亲手斩断了自己的入团之路，我却又绝非那种抗拒思想改造，自甘落后之人。初一那年，由于初次住校，又是恰逢全国饥荒，十四岁大小伙子，定量只有二十八斤半，糖肉油近乎绝迹，肚里少有油水，实在饿得不行。难免就干些逃学旷课、不守纪律、抓鱼摸虾、偷瓜摘枣、不择手段四处觅食之事，成了班里的后进少年。从初二开始，受到新班主任和高中派至我班的学生辅导员的激励教导，我就开始处处约束自己的顽皮天性，努力向着先进榜样学习。加之学校逐渐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那些革命理论、励志名言、血泪控诉、今昔对比、忆苦思甜、英雄事迹等等真是管事，渐渐使得我对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深信不疑，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这美好蓝图添砖加瓦。思想进步了，行动也自然跟上。什么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帮助同学、努力劳动、争做好事、认真值日等等，我都是一以贯之。初三那年冷泉农场劳动，我还成了代表年级在全校大会发言的劳动标兵。即使在高二我断了入团念头，我依然以思想上真正入团要求自己，对于毛老太爷和敬爱的党，那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奉若神明，绝无半点不敬和稍许怀疑。虽然今天看来这些都属于“洗脑”的结果，那时却真的是一个无知少年献出的不夹杂半点私心的绝对赤诚。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同学的真实情况。
关于入团，在刘小萌所著《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一文中看到如下的一段话：
1964年，路金栋（共青团中央书记）强调，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团，必须掌握从严。…总体来看，至文革前，共青团组织的新成员堪称纯上加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本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正是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的一个突出反映。
北京社科院的李伟东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我所在的高六三一班54 人中，团员24人，非团员28人，2人不详。24名团员中，高中入团7人，其中高一期间入团1人，高二分班后入团6人，按照出身，本班红五类出身18人中16 人是团员，干部子弟全部为团员；26个中间群体出身同学中10个团员，3个资本家出身同学中1个团员，1人不详；8个黑五类中没有团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入团实属妄想，没写申请倒是英明之举了。
第三重忧虑是对前途的迷茫。
66年5月，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但我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学习成绩虽尚属上乘，但能否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已经是心知肚明了。
这是一个早就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初中时我认识一个郑姓高三学生，经常来宿舍给我们大谈政治局势、革命理想，我们俱都心存崇敬。可他高考却没被录取，去了农场，听说原因是出身国民党军官；还有一个张姓高中学生，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结果由于父亲在台湾而高考落榜，他不服气，跑到高教部讨说法，备受批判。说是最后去了南口农场，实际是1962年被抓，发配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平反回京。万邦儒校长曾经以此人作为反面典型，告诫我们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无条件接受党的挑选，潜台词就是告诫出身有问题的学生要识趣认命，不要抗拒，以免招灾惹祸。
高一我所在的高六三四班，全部是从本校初中考进来的学习较有潜力的学生，到了高二开学，学校突然来了一次重新分班。高一四个班的学生重新组合，分成两个预科班和两个普通班。我被分到了高六三一班，是普通班。虽然没有公布分班的具体标准，家庭背景肯定是能否进预科班的重要依据。后来据当时的教导主任冯玉中回忆，分班时学校内部掌握的标准是：能否上清华大学的保密专业。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比如无线电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因为 1966 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在那几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毛泽东在1962年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对地主资本家的声讨也一浪高过一浪，什么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收租院泥塑、天津三条石工人血泪史、北京粮老虎发家史、东来顺发家史、同仁堂发家史、小英雄刘文学、戚建光大娘的血泪控诉等等，各种形式的阶级控诉和忆苦思甜铺天盖地而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告诫不绝于耳，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口号震天，生生把“阶级敌人”污蔑、丑化成一群穷凶极恶、青面獠牙，家藏变天账，夜磨杀人刀，时刻不忘复辟变天的嗜血魔鬼。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哪里还有我们这些人的上升空间？同期热映的表现军垦“战士”备受中央首长悉心关爱的《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把军垦农场美化成浪漫富饶的北国江南的《军垦战歌》两部纪录片则暗示了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学生的未来出路和命运。当时看了，我还真有点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的想法，本来嘛，高考落榜，无颜见家中父老，还不如远走高飞，效法张骞、班超，到边疆闯荡一番，何况那电影儿里的景物看着不错，充满了浪漫，适合我放荡不羁的性格。67年初，听了新疆建设兵团来的人的血泪控诉，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跟劳改犯人相差无几，电影里展示的全都是些无耻的骗人鬼话！
分班以后，不仅是我，大部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学生都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嘴上不说，行动却有所显现。有几个学生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与我交好的戴建中动员我也去做，说是将来下到偏僻农村，缺医少药，得个“绞肠痧”（阑尾炎）就能要命。有人去夜游香山、长途远足十三陵，以锻炼体魄，应付未来的艰苦环境。其实那些拼命争取入团者，也只是在绝望中胡乱抓挠，希望能争取到一线生机，幻想能有奇迹出现。
此时的我已经是万念俱灰、心如止水，再不抱任何幻想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既然无力抗争，也只能听天由命。只是这一旦揭锅，如何去面对老父那失望的表情成了我心中唯一的纠结。
有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文革前高考的阶级路线及“政审”》的文章，现从中摘录出文革前三年的高校录取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面临的惨烈状况，这也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绝对难以想象的：
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了，招生的阶级路线趋紧，新生中出身不好的比例明显下降。
   1964年，四清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全面升温，高校招生的阶级路线突然全面收紧。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完全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只有极个别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子女被录取。当年各高校已无权招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有省里才有权决定录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
   1965年，基本承袭了上年的阶级路线，但有少许松动。如果说1964年高校的门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完全关闭的话， 1965年则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缝，这个缝小到只有很少的人受惠，这些人一方面要接受家长的供养，另一方面又要痛骂自己的家长以示“政治正确”。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的第一关就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当然，仅此还远远不够。
这正是：
布下重重天罗网，看尔能冲到几层！
只可惜，在出身、入团和高考升学这三个影响人一生命运重大问题上，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块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进行着的却是绝对“唯成分”的暗箱操作。可怜当时天真幼稚善良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满怀虔诚的赤子之心，一直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争取，对这阳光下隐藏着的罪恶，竟是毫不知情！
妈的，这公平吗？
出身不好，入团无望，进大学更是别想，上山下乡就在眼前。在这三重忧虑的困扰和挤压下，我哪里还有学习的动力？高中后两年，除了按部就班的上课学习，晚自习我更多的时间是在五楼的大阅览室里翻报纸、看杂书，转移和排解心中的郁闷，捎带也窥测一下政治方向，鲁迅全集是我翻看最多的书，鲁老先生语言尖刻犀利、一语中的、不留情面、藐视名人权贵的独特文风深深感染着我，我开始用剖析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包括曾被我认为不可触碰的那些金科玉律、伟人天才、至圣神明。人活一世，纵然抑郁不得志，可也总要活得明白嘛。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几个月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我的这些深深的忧虑竟被一扫而光，全都成了小事一桩，变得无足轻重了。




山雨欲来
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就刮起了一股批判风。什么评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批人大教授翦伯赞的“超阶级历史观”，批中央党校书记兼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批史学权威周谷城的“反动唯心历史观”，在文艺界也在批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等等，挖出了一批大毒草，如《逆风千里》、《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于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风渐起，直至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目标直指各界知名人士，直批得万民噤若寒蝉、目瞪口呆，谁也不知下一个又要批谁。
说到这批判“黑帮人物”的方法，也是国内独有，世所仅见。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这个过程大致要经过破题、佯攻、造势、收网四个阶段：
先是由某个身披“黄马褂儿”的重量级党棍学阀（如姚文元、戚本禹之流）出来抛出块砖头，对某个被批判者的某文章、某作品、某观点或某行动率先发难，观点倒是不见得特别尖锐，一般都留有一定的日后发挥余地。在局外人看来，只是一次一般的学术之争，一切似乎都有“商榷”的余地。但此时被批者已经落入套中，被封了口。你若想反驳，断然没有媒体让你发声，充其量可以让你发篇解释或认错之类的小块儿文章。而且，即便是你认了错，也必定要被批为“以守为攻，装死躺下，妄图蒙混过关”！网中之鱼岂能再放？这一阶段可以称为“破题”；
接着攻方会等待些时日，看看社会各方反应，也顺便锁定一些不服气、敢出头的傻鸟。当然攻方也不闲着，会有一些并不足以致命的轻量级批判文章出现，以保持火候防止冷场。这一段时间可以称为“佯攻”；
等到火候差不多了，便又有重量级同伙党棍砸下第二块砖头。这次火力要猛，名人训诫、历史经验、真实事例、旁征博引、缜密分析、上纲上线、甚至被诬陷者的隐私丑闻等等，全都要一股脑儿的合盘抛出。主攻同时还要辅以足量的配合批判文章，造成众口铄金之势。阶段后期，就有一些街道大娘、工农代表之类的无脑人物现场说法，义愤填膺、声泪俱下的表达他们的痛恨控诉之情，甚至还有暴徒型的“革命群众”“忍无可忍”地打上门去，把那可怜人的家搞个天翻地覆，让他狼狈不堪，只求这场噩梦早日结束。这个阶段必须把各种火力上的足足的，造成“猎物”已经无力抵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印象。这一过程可以称为“造势”；
造势之后，便要收网了。此时的“猎物”一般都已经被捆扎停当，犹如一只被掰光了钳子和脚爪的螃蟹，任你是蒸是煮是煎是烹，都绝无再做任何反抗之能力，只等屠夫出来给那最后致命的一刀了。于是便有权威级的人物出现，“貌似公允、恰到好处”地给该“猎物”拍板定性，或抓或斗或交由群众专政或给予“出路”，以观后效。至此，一名“黑帮”便告诞生。当然了，如果不想让你消失，罪名定的再重，也会把那关住你的铁箱留下一道若隐若现的小缝儿，透进供你苟延残喘的一丝空气，让你在万般屈辱下苟活下去，当一名警示旁人的“反面教员”。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只要发现你想翻案，或是觉得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那道缝儿就会立刻闭死，让你完蛋。于是乎万民称颂、完事大吉！收网宣告结束。
接下来，“加工制作”下一名黑帮的工作也即将开始。
行文至此，我忽然又想起文革中开群众大会宣判反革命死刑犯时那诡异的一幕：那些行将上路的人竟然全都蔫头耷脑，服服帖帖，没有丝毫抗拒企图！听老年人讲早年菜市口处斩犯人时，不少都是昂首挺胸，面无惧色，还会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我想这将死之人还怕什么？况且这种经“群众法庭”判死刑的案子，岂会没有冤情？怎么也该挣蹦两下儿呀！多亏后来有过来人点拨我才明悉。原来这些可怜之人多数在大牢里已经被“修理”得半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早就盼着来个“痛快的”，出来“亮相”前又被告知，如不老实，还会被更狠地收拾，甚至会危及家里亲人；也有那无牵无挂、宁死不屈的硬汉，或者蒙冤太深、死不瞑目的“窦娥”，为防止他剧烈反抗，大呼冤枉，甚至呼喊于当局不利的口号之类，狱卒、法警们也早做出预案，或是封锁消息，让他“亮相”时才猛然知情，却是为时已晚；或是以“革命理论”摧垮其斗志，心甘情愿为“革命导师和红色政权”自愿献身，这才有了死刑犯临刑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革命口号的怪事。即使一切手段都失灵了，也还有最后一道保险：就是每个犯人脖子上都有一个细铁丝套儿，只要你胆敢出声儿，背后拘押的法警便把那套儿一收，管教你立刻翻了白眼儿。更有甚者，东北狱卒还发明了事先割断气管叫你无法出声的高招儿！文革后揭露出的女党员张志新烈士就是这样被“处理”后才宣判枪毙的。总之为了让这宣判场面“祥和热烈”，就可以不择手段！老人家不是说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名义下，为达目的， 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天理何在？人性何在！
返回来对比一下那“黑帮分子”的打造过程，竟是何其相似乃尔！后者简直就是从前者脱胎并发展延伸出来的。“革命者”一旦被洗了脑，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丧心病狂！真的服了！后来还拿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说事儿，脸呢？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只可惜，当时并不是完全明白。
与此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始作俑者是军队。1963年兴起的“学雷锋运动”虽然是借了为人民做好事之名，尊毛的意味已经很浓。接着又推出了欧阳海、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一大批学毛著英雄人物，及至以后兴起的全军全民学毛著活动，则彻底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毛俨然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据说一共印过50多亿册，超过了世界人口之和。书店里除了《毛选》别无它书，被戏称为《毛选》仓库。同期出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向人们证明着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历史上的唯一不犯错误的正确代表，是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伟大救星，是引导革命航船无往不胜的无敌大神。
至此，文革的爆发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其实，文革这个提法从1963年已经出现，当时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大家认为运动局限在文艺领域。到了66年，运动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在这股红色浪潮裹胁之下，我们这些尚未成年，涉世不深，又对未来充满期望，一心向上的年轻学子，自然是深信不疑，拼命紧跟，生怕落后半步。我因为身处逆境，对政治多了一层关心，经常去翻看那些批判文章，可只能看到一家之言，无法判别是非。只是觉得文章有点儿以势压人，过于专横，不许人家说话。对于包括雷锋在内的那些英雄人物，我倒是常有质疑。总觉得这些人如果继续健在，或者脱离了部队这个特殊环境，未必就还是英雄。但这也只是有时想想，不曾深究，更不敢道与旁人。对于毛老太爷，那时依然是尊崇备至，不曾也不敢有半丝怀疑。
当时流行一句励志的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曾经令广大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革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话其实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他们”说的，这个“他们”就是干部子弟。因为那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向基本全部是干部子弟的中国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的。
闹了半天，人家是自家人关起门儿来对自家子弟说私房话儿，根本就没咱们平民小子什么事儿！咱生往自家头上揽，自作多情了。瞧这事儿闹的！
干部子弟一直在各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顾，特别是高干子弟，他们大多跻身名校，入团入党升学这些在我们眼中难以攀爬的险峰，对他们来说却是稀松平常、如履平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小事。清华附中自然也不例外，贺龙元帅的公子贺鹏飞从四中毕业高考不理想（据说各科平均20多分），就来附中再读一年高三，然后就顺利升入了清华大学（各科平均30多分），录取通知书却又不写明专业，他去大学问，人家给了他个自选机会，他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成了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在强化阶级斗争教育，贯彻阶级路线的大趋势下，学校为干部子弟搞单独军训，作内部形势报告，在他们中间树立标兵，优先任命他们为班、团干部，处处优待，呵护有加。甚至在本班一起极为普通的学生推搡冲突事件中，由于一方是高干子弟，另一方就被全校通报，最后受到记过处分。由于过度偏袒还引发了全班几个下午的停课辩论，校、党、团领导齐刷刷上阵围剿，最后以平民子弟全面噤声告终。这件事就是清华附中有名的“娄熊事件”，后面还要专门说到。但是这些优待政策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追求的是对平民学生的绝对压倒优势。
后来的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在《自述》中说：
明白吗？这就是革命的“童子功”——“政治”、“接班”、“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红色江山”、“修正主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革命干部子弟”、“九评”、“粪土当年万户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青 年时笔名）”、“美帝”、 “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 、 “阶级斗争”、“讲成分、不惟成分，重在政治 表现”、“上课可以打瞌睡”、“教育革命”、“印尼共产党被屠杀”、“疏枝立寒窗”、“庐山仙人洞”、“毛主席语录”、 “用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雷锋”、“彭加木”、“董家耕”等等、等等，这些词汇、概念、观念、理论与我们 这些十七八岁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 们的灵魂。
上面这些文字虽欠通顺，却也不难悟其精髓。无非就是接班掌权舍我其谁！
卜某这厮故意把话说得这般晦涩，其实就是想用华丽辞藻包藏其险恶祸心。把这些胡言乱语翻译成大白话儿就是：我们革干子弟天生高贵，将来我想骑在你们平民脖子上拉屎！啧，啧，啧，啧！何等腌臜龌龊的灵魂告白！
至此，这些被红色接班理论培育出的小野心家们已经胃口大开，他们要的是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将来要的是升学、工作、掌权接班的绝对优先权，各种利益分配的绝对垄断权。总之，这是一群欲壑难填的狼崽子。
早在1964年7月，他们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 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 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1965 年 5 月和 1966 年 4 月，他们两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如清明节扫墓）活动、“两忆三查”活动，1966 年 5 月，预 651 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对校长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学校领导没有料到，狼崽子们已经羽翼丰满，断了奶，要喝血了。凭借多年练出的政治嗅觉，依仗从父母处看到、听到的以及大院子弟之间传递来的中央精神和内部消息，他们意识到：踢开校领导，自己掌权的机会来了。
他们的第一口，恰恰就咬向了一贯悉心呵护他们的学校领导。


他们知道底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讲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彭、罗、陆、杨事件”即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案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过了一年，1967年5月16日才向社会公开，当时老百姓并不知情。消息灵通的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却是捷足先登，闻风而动，开始私下联络，商讨行动计划，组织自己的队伍。其主要观点就是指责校党支部长期搞阶级调和，打击干部子弟，包庇白专学生，是个“烂掉的组织”。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多数人看来，这纯粹就是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人忘恩负义的举动，再加上附中领导自1963年以后，学生入校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新生观看清华大学常年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特别是其中的反右斗争教育。“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业者们中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之计，在一派诚恳祥和的气氛中应各单位领导的邀请，“开门帮党整风”，真心提了些意见建议，竟不料被反诬成“猖狂向党进攻，妄图变天”，结果被大批打成了右派。况且清华附中在万邦儒校长主持下6年来办学成绩斐然，已经成了全市的一流名校，这样的校领导怎么会是烂掉的组织呢？所以全校师生态度几乎一致：坚决拥护校领导。校领导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也采取多种措施来应对干部子弟对教育路线的批评，比如召开全校的讨论会，在讨论中通过语言诱导来化解矛盾；改组学生干部，把闹得凶的同学清理出学生干部队伍；在学校工作部署上紧跟形势等。但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红卫兵不依不饶，不断向校方施加压力，还利用自己干部子弟的身份优势，不断上书中央，“告御状”。昔日的宠儿指望不上了，学校开始另选依靠对象。一天，班主任丁老师把郑光召、戴建中和我叫去，说是班上要进行反击，让我们站稳立场，好好表现，经受组织考验等等，于是，我无意中成了保校领导的积极分子。
其实，我的表现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只是与郑、戴二人接触较多，观点一致而已。这两人文才都好，对政治也都热心，特别是郑光召，也就是后来的作家郑义，在文学、体育、社会活动方面都是全校知名人物。由于66年初他成了我的入团联系人（当时班里团支部给没入团的都安排了联系人，包括我这个没写过申请书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戴建中则一直是我好友，平日里形影不离，对许多事情也都观点一致。我这个积极分子实在是沾了这二位的“光”。
当时我和老戴也分析形势。我对局势的看法是：干部子弟们肯定是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否则不会有如此举动。正因为他们知道“底牌”，所以心里有底。而且他们是有恃无恐——反对了，就一步登天，反错了，凭着自己根正苗红，学校也奈何他们不得。我们则恰恰相反，明知道对方知道底牌，也不可能同意对方观点。因为对方说学校包庇我们打击他们，这实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也就决定了我们明知学校历来是他们的利益维护者，也只能保校领导。这既是维护相对的正义，更是为了自保。至于利害得失，也有估计：保错了，对方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保对了，也未必得到校方的回报（据事后戴建中说：“当我们保校党委的时候，万邦儒就说，‘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现在一批干部 子弟反对我们，我们重点培养的人反对我们，而一些右派学生，如郑光召、戴建中，现在保我们，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校党委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在我的手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郑、戴二人不同，那二位当时还心存幻想，有入党、入团的追求，这种追求我一直认为是正当的，没什么不对，但我对入团已经心灰意冷。再说了，马上高考了，岂能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临时再争取也不赶趟呀。基于这种认识，我可以说是表现消极。除了常跟老戴一起交换看法、分析局势外，我对外从不讲任何看法，更不写任何文字东西，“积极”二字实在是高抬了我。天地良心，我一无言论，二无文字，三无行动。我生生是吃了他们的“挂落儿”，被冤枉的呀！
形势发展极快，令人目不暇接。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
5月29日，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在圆明园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天我校高三毕业班原计划进行的毕业考试也停课未考；
6 月 2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虽然大字报通篇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在大字报纸后面预留了一定的空白，以便支持大字报观点的同学签名，当时一共有 100 多人在上面签了名；
６月３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领头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元帅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黎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
6月4日，团中央派两人来附中了解情况；
与我同班的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
“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6月5日，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王铭找了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熊钢找了薄一波（副总理），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６月６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其中不乏高级干部子女。
6月8日声援达到高潮。
当天下午，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附中，组长是章建华，实际领导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兼海淀区中学文革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
红卫兵的亮相时机把握得如此精准，与高层的动作如此合拍，斗争艺术如此高超，曾经令大部分懵懂学子无比叹服。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绝不是凭着他们自己吹嘘的什么阶级感情深厚、路线斗争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因为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曾存在。原因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就是他们凭借自己独有的政治优势，不但背后有“高人（高级干部）”指点，还可以随时翻看“底牌（内部文件）”。这明明就是为人不齿的出老千行为呀！
进入6月份，大多数人也都逐渐看清了这一点，直接与红卫兵对立的明显减少，大家都在观望。工作组一进校，大家又都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工作组身上，希望亲人工作组来后能了解事实真相，秉承公道、主持正义。岂知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切善良的期待统统落了空！




































卸磨杀驴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后，实行了与校领导“背靠背”的政策，不握手、不交谈、送饭不吃、招呼不打，态度异常冷淡。这令校方感到无所适从，也让旁观的师生心里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9日晚上，在饭厅前面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初次露面的刘晋表情冷峻，语气严厉，宣称受团中央胡克实委托来支持革命左派，揭附中“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盖子”。讲话中刘晋借他在十九中领导工作组的经历，明里暗里指责附中对抗运动，斥责附中领导“只知有蒋（指蒋南翔），不知有党”，对递条子质疑的学生也是严辞驳斥。当时有物理老师张能光为会场照相，刘晋当即严厉斥责：“想干什么！指望以后报复？！”吓得张老师仓皇而逃。其实，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真实原因是当时团中央已经断定身兼高教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要职的蒋南翔要倒台了。不明就里的全校师生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一顿训斥下来，渐渐全场哑然，无人再敢吱声，有人打个哈欠，竟被红卫兵当场指着厉声训斥。老戴说他被吓得做下了病根儿，几十年以后还保持着当众打哈欠从不敢张嘴的习惯。大家都被工作组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只有红卫兵备受鼓舞，狂热的口号声响彻初夏的夜空，带给惶恐无措的师生阵阵寒意。
事后知道，当夜郑光召便到红卫兵处宣布“投降”，并受到对方的“欢迎”。
10日清晨，宿舍楼下一声“打倒万邦儒”的吼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全校形势已经大变。我痛苦地意识到：局势已经翻转，他们赢了。接下来便是继续长时间的卧床思考。在我看来，如果说校领导有错误，那就是过度执行阶级路线的歧视政策，把历朝历代培养人才的“唯才是举”变为建国以来的“唯出身是举”。这与红卫兵坚持的反校领导的“理由”截然相反。虽说这也是中央授意，形势所迫，但今天领导们代人受过，也是事所必然。但问题是突变在即，我该怎么办？我万不能接受的是：如果清华附中这样的领导烂掉了，那全北京的几百所中学岂不是都烂掉了？这可能吗？这合乎逻辑吗！把这些校领导全部打倒的后果又将是什么？思考的结论是：什么都不说，继续看吧。
接下来的几天，看清形势的全校学生悉数倒戈，大字报铺天盖地，纷纷起来拥护工作组，批判校领导，真个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又恰似“树倒猢狲散”，哪管对和错？几乎所有以前保过校领导的教职工都受到运动的冲击，就连炊事班班长刘宗友师傅都脖子上挂个写有“刘忠狗”的围裙，被初中小红卫兵用木枪押着扫地。我所在的高六三一班也在11日斗争了本班班主任丁淑慧老师。斗争会由红卫兵头目宋柏林主持，全班学生一阵狂呼口号，把丁老师吓得瑟瑟发抖，狼狈不堪。
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斗争丁老师当天下午，我班一帮同学忽然想到要去给丁老师和万校长家贴大字报，当时是由郑光召带头，人数十多个人，我混迹其中，想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有认识路的学生带路，先去了丁老师家。老师在家，见到我们嘴唇直打哆嗦，话也说不利落。好像有人训斥了老师几句，贴没贴大字报不记得了。我因为心怀愧疚，所以一直闪在后面，不敢面对老师，只在院子里打了个转儿就出来了。之后到了万邦儒校长家，万不在，家中只有校长夫人和儿子。夫人很有风度，见我们来了不卑不亢，毫不惊慌失措，面色平平并不多言，显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只是主动礼让我们这群“暴徒”进屋。公子万军只有七、八岁，低头拿着笔坐在桌子前面，看也不看我们。桌上铺了一张纸，仔细一看，写着:“爸爸，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之类的几句话，令人看了好不心酸。稚子何辜，遭此荼毒！我不忍再看，赶紧走出房间。众人看了也都默然，匆匆离去了事。这次行动虽然没有太多过分举动（后来有人回忆说那天在万家贴了大字报，还踩上了人家床，我却没见），但终究属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还有充当鹰犬，造孽表功之嫌。扪心自问，那心态实在是卑劣之至。每当想起校长的家人，特别是万公子，心中总是充满了负罪感。但愿不要对他的幼小心灵带来太大的伤害。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所谓的批斗会，每当揭发出万校长的一条所谓“罪状”，便会厉声质问“你居心何在？”万稍一解释，底下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叫他说不完个整句儿。什么“打倒万邦儒！” “万邦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万邦儒老实交代！”等等，时不时还加上段儿毛主席语录，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固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类，根本不容被斗者分辩。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邦儒地主出身，自知这是他的个短板，对忠实执行阶级路线不敢有丝毫轻慢，历来对干部子弟都是百般呵护照顾，如今面对狼崽子们的狂扑乱咬，真不知此时作何感想。口诛笔伐倒也罢了，其间的暴力虐待更是层出不穷。大会多在晚上进行，被斗者端端站在几盏大瓦数电灯泡下，任凭强光炙烤和趋光聚拢来的蚊虫叮咬又不敢躲避和拍打，极为痛苦，时不时还有人上来强按低头，有一次居然有初中红卫兵从后面冲上来把一桶冷水兜头浇下，惹来群众一阵惊呼。实在令人发指！在此期间，有人发出“通令”，让万邦儒和韩家鳌（副校长）自费买若干张大字报纸次日几点之前交到某班供对其批判用，他们也只得遵命执行。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三楼教室凭窗远眺，忽听得一声清脆的耳光声从楼下传来。低头向小马路上望去，只见吴裕良副校长正低头靠边儿急速离开，后面几个初中红卫兵看着他的背影正在狞笑，其中一人在得意地端详扬起的右掌。真是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凶徒！这期间几乎所有老师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据说教导主任冯玉中老师不堪批斗之苦，曾经拿了根上吊绳子消失了几天。由于实在撇不下家中妻小，终于没有死成。就这回来还被红卫兵训斥一顿，问他为什么不去死！

“文革”初期，清华附中学生批斗冯玉中老师（1966年6-7月间）


起来揭发批判的还有不少“革命师生”。这些人或是恍然大悟、义正辞严地控诉，或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声讨，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心里清楚得很，校领导们哪里有什么“罪恶”？万邦儒二十八岁当校长，六年来勤勤恳恳、夜以继日，抓教学、抓运动队、搞调研、定规划，经常是我们睡觉了对面校长办公室还亮着灯。真算得是忠实执行上级的教育路线，包括阶级路线，带领全校师生把六年前刚刚草创成立的清华附中办成北京市数一数二的名校，中学生运动会的奖杯只差一个就被附中囊括，每年四十几个学生考入清华的高考佳绩全国仰视，今年的目标是近压师大女附中，远超上海第六中学。那可都是全市和全国的公认老大！如今“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是凭了毛的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就和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大、中、小学千千万万校长一道，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黑帮分子，一个不剩呀！这说得通吗？这能服人吗？眼前这轰轰烈烈的残酷斗争场面，其实只是在昧着良心演戏。这场戏的幕后策划是毛，导演是中央领导层，正面主角演员是工作组、红卫兵，撑台面的喽啰兵是闻风而动奋起揭发批判的“革命师生”，更多的人则充当了台下的看客，看客们也需要配合着剧情发展随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这场荒诞剧的名称就叫：卸磨杀驴。校长们为何被“杀”？因为今后要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了，他们没有用了。老人家说过，“除了毒草，可以肥田”，杀了这些常年为党辛苦拉磨的 “老驴”，既省下了供给他们的“草料”，又给党信任的“新驴”腾开了位子，还可以震慑台下群众中隐藏着的潜在“阶级敌人”，这一举多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就算今后再想启用他们，只要换个提法，来个“摘帽”之类的把戏，至多再勉慰几句，他们还不是如蒙大赦，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还不是继续会乖乖的甚至更加卖力的给我党拉磨吗？可怜又可悲的“驴”们呀！无语。
几场批斗会下来，令人大开眼界。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指鹿为马、恩将仇报、无限上纲、等等等等，都得到了充分演绎。我充分领教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捎带还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在清华大学常年举办的“反右展览”上，我遍翻长条桌案上堆放的大量揭发批判材料，竟然找不到右派恶毒向党进攻的确凿证据！—— 想来当年的右派也是这样被“炼成”的吧！
想明白的同时，新的问题来了。在当初斗争丁老师和斗争万校长的会上，我不是也在高呼打倒他们的口号吗？老实说，当时心情还有些激动，觉得这次站错队是被他们带到了沟里，他们被斗争也是该着他们倒霉。我觉得这样想的可能还有不少人。对此作何解释？无法解释。我承认当时我就是人格分裂，两个小人在心里打架，一个说他们是被无端冤枉的可怜人，你不该落井下石；另一个告诫我说你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是不会错的，而不听党的话下场会很惨。况且校长和老师的事情与你何干？细说起来，你才是阶级路线的受害者，怨恨校领导的应该是你才对呀！在理智与良心和服从与自保之间，我和多数人一样，都选择了后者。而这恰恰就是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群众基础”。
6月17日，就在斗争万邦儒校长的当天早上，从广播里听说了中央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消息。学生们对此反应不一，红卫兵们热烈拥护，因为他们坚信半年后出台改革后的高考招生制度肯定对他们更有利。红卫兵吴某某（女）等人还带头在教室里扔书撕书，一边撕还一边破口大骂，说是这下可断了“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们”的大学梦。也有群众跟着撕，以表示拥护革命。其实原来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不少人心里着实难受：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只是不敢流露罢了。我当时不在教室，无缘目睹此撕书盛况（也有人说是焚书），事后闻听此讯反倒是如释重负，心中暗想这下可总算是免除了高考落榜无颜面对老父老母的尴尬局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一推迟就是十一年，更没料到十一年后我等原本高考录取无望的“孝子贤孙们”中的不少人竟然咸鱼翻身圆了大学梦！当时欢呼雀跃的吴某某之流反倒最终与大学无缘，生是成就了一则黑色幽默，真真是莫大讽刺！
七斗八斗之下，万邦儒们虽仍不肯认罪，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批倒批透、斗垮斗臭”，他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倒着写，并打上了红色或黑色的叉子，以后就干脆呼之为万狗、韩狗等等，眼见得成了“死老虎”、“狗屎堆”，大家对批斗会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此时的红卫兵又开始搜寻新的迫害目标，准备狠整他们痛恨已久的“右派学生”了。


“右派学生”之路
6月21日，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21名委员全部是红卫兵头头，这是红卫兵坚持对工作组抗争的结果。工作组希望“文革会”应该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红卫兵恰恰相反，他们把这看作只是掌权的第一步，接下来要由干部子弟把持学校的一切权利，对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老师实行彻底专政。我班革委会成员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在我们学校，起码有50%是发自内心恨的”；
22日写道：
“在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校里，是资、小资占70%以上，所以好像是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23日写道：
“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的人可能不太合适吧”，
“对右派学生，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
“这些人在学校里是改造不了的”。
几十年后我读到宋柏林这段日记时，依然深深为之震撼。宋的父亲真不愧是“老革命”，斗争经验堪称丰富，寥寥数语就稳准狠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出身加表现，等于右派学生，我们真是无可辩白。这父一代子一代的，真个就是想趁着文革之机联手来个“毕其功于一役”，张开阶级路线的密眼儿大网，对我等孑遗“黑五类子弟”来个一网打尽。事实上，虽未见文，在当时我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其强大威力。自文革前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对出身不好学生的歧视做法，现在已经加码。先是收缴了我和戴建中以前从北京火车站买的两把工艺品蒙古刀，接着又开始放风说是当年的娄熊事件是出身不好学生对干部子弟的仇视和疯狂报复，又说当年郑光召介绍小业主出身的刘喜鸿（外号老肥子）入团是混淆阶级阵线，居然还编造出一个“郑大棒子带着校卫队拦截袭击从圆明园开会返校的红卫兵”。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那时天天与老郑厮混，怎么没见？还有一个姓常的工作组员，此人来自湖南，是个极左分子。他好像不属于团中央工作组的体系，整天混迹在我们高六三一班学生中，鼓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套极左理论，论证阶级路线的正确性、合理性、必要性。按照这厮的狗屁理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天生就背负着剥削家庭固有的的原罪，“尔等老子喝了工农血汗，背了先烈的血债，现在尔等孝子贤孙还能有学上，这对工农子弟是何等的不公！这已经是党对尔等的天大恩赐，所以只能感恩戴德，岂容再有非分之想？”于是我们感受到压力与日俱增，班上同学渐渐避开我们几个，我们也不敢与别人过多接触，生怕一不小心哪句不合时宜的话被人听到汇报上去招灾惹祸。一天，我翻出年初参加人民代表选举的选民证对戴建中调侃：“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选民证了，真应当好好保存。”对方报以一丝苦笑。至此“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已成，只是时机未到，因为工作组遵照团中央的战略部署，目前坚决不让斗争学生。至于是否准备“秋后算账”，我却不知。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６月２４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遗祸全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红卫兵眼里，工作组已经不再是当初帮助他们翻身掌权的亲人，而是成了他们进一步造反夺权、大展革命宏图的绊脚石。现在他们迫切希望立刻踢开工作组，亲自掌权操刀。
当时在各个班里都成立了由红卫兵组成的核心组，每天在核心组指定的小组长主持下让全班学生分四个小组学习文件和展开讨论。这个事情看似平和，却是非常无聊：听过一篇文章后，每个人都要轮流发言表态，表达对当前政策衷心的拥护，还要装出一脸的虔诚，东拉西扯地讲出些个条条道道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虽然这事儿不难，我也会。但我觉得这实在有损人格，始终心里非常抵触。别人明明清楚我是怎么想的，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是怎么想的，却还让大家聚在一起轮流说一番违心的屁话，这不是欺负人吗？话语权都在你们当权者手里，我敢说半句反对的话吗？我想说的不敢说，你们想让我说的我又不愿说。我不说话，“夹着尾巴做人”还不行，难道还非得摇着尾巴当狗？于是我所在的小组便频频出现这样一幕：每个人都说了一遍，只剩下我了，主持人看着我问，还有要说的吗？我却面如止水，佯作不知。于是只好宣布散会。一个多星期下来，我次次如此，给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后一天小组长赵某某实在忍无可忍，当众斥责我“态度非常恶劣”。会下也有好心的同学劝我：人人都发言，你就也发个言又怎么了？好在这次之后，这种无聊的讨论会也停止了，于是也就没了下文，我也暂时保住了自己固守的“晚节”。
这期间老郑又出事了。好像是为了庆祝毛泽东的一个什么讲话，这老弟废寝忘食地加班画了一幅宣传画，那画好大！贴满了教学楼门厅的整面墙。不料为了渲染出伟大领袖红光满面的艺术效果，老人家头上的红颜色用得多了点儿，当天就被人指责为“狗血淋头”。这下儿可不得了！绝对是反革命行为。顿时各种声讨谩骂铺天盖地而来，老郑立马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名字也立刻变成了“郑狗光召”，有的时候还是“郑匪光召”，还打上了红叉。平心而论，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老郑其实也是非常革命的。他在高二就导演了号称“小东方红”的全校大型文艺演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非常轰动，电台还专门来录了音；历届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屡拿奖牌，为校争光；在班上举行的文艺批判会上老郑也是左得可以，堪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先锋；再加上积极争取入党，勇于剖析思想，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运动，简直就是进步青年的典范，与我这种落后分子相比，岂可同日而语？现在沦落到如此地步，只能以四个字概括：不识时务。一个大资本家出身就已经注定了你的“贱民”地位，老的一代已经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可也不能后继无人呀，就指着你们这些“孝子贤孙”们前赴后继，父罪子承，为贱民队伍传宗接代，增添“新鲜血液”呢，你居然想凭自己的努力逃出这张大网，可能吗？“辩证法”的高深之处就在于可以把同一件事做完全相反的解释。你想钻“重在表现”的空子，积极表现，求人家放你一马，恰恰就落入套中，成了整你的证据、把柄。如今咎由自取，只怪自己看不开，又能怪谁？老戴多次告诫我，少和老郑接触。一则他名气太大，搅在一起难免要吃挂落儿，二则这家伙思维活跃，难以捉摸，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可别哪天突发奇想，良心发现，来个“大义灭亲”，把咱们私下说的话虔诚地交代出去。所以非常时期，还是不跟他接触为妙。我也觉得此话有理，就基本断绝了与老郑的接触，于是老郑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事后才知道，当时他连戴个表示效忠毛泽东的主席像章都被红卫兵禁止，他一发狠，把像章直接别在了胸脯的肉上，最后长好了，留下一个带洞的大伤疤。其当时的苦闷，可想而知。事后再看，我们想不吃挂落儿其实也是痴心妄想。红卫兵早已排定了高六三一班四大右派学生的“座次”。直到红卫兵倒台，郑、戴、刘、赵的排序始终未变。正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看你哪里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倒也罢了，可这把刀整天悬在头上，又迟迟不落下来，不免使我们几条待宰之鱼恐惧之中又难免心存一丝幻想：您到底要宰几个呢？毛老太爷不是总说要团结95%，打击5%吗？我班人数52人，按5%计，右派学生当有两个半多点，郑、戴二人似乎没跑儿，肥子和我似在可杀可赦之间。为此老戴极为烦恼，可谓惶惶不可终日。为解心中疑虑，我和老戴专门拜访了工作组头头刘晋，想要探探工作组的口风。介绍过了个人情况后，老戴诚惶诚恐地问刘晋：“您看我们是右派学生吗？”刘晋态度虽和蔼，却只是泛泛说些勉励的话，无非是什么有错就改，来日方长之类。对戴的关键提问则不置可否。由于心病未除，出来后老戴依然愁眉苦脸，我说你他妈傻啦？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不知道？还用得着问他！为稳定军心计，我星期天回家时特地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后面松树上折了一把松枝，又写了一封鼓励的信。太露骨的话不敢写，也无非就是我们既要修正错误，也要坚持真理，要向先烈学习，勇敢面对现实之类，有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我把信连同松枝一起送给老戴，以示我会和他同舟共济，并肩战斗。老戴看后心情似有缓解。老刘和我差不多，一脸的无可奈何之相，我内心虽然焦虑，外表却装得是平静如初，一副死猪不怕烫的样子——怕也不能让红卫兵们看出来。那时的心情，文字都无法描述。我坚信，没当过右派学生的人绝对是无法真正领会的。


权力的博弈
从六月下旬开始，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权力博弈。
６月下旬，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工作组根据团中央的安排，在打倒了校领导，成立了“文革会”之后，似乎就打算把附中的运动纳入正轨，重建党、团组织和各级行政机构，以便重新恢复学校的教学功能。
红卫兵的打算却是彻底掌权，接下来要以附中为基地，以阶级路线为武器，大造声势，不断扩大影响，逐步建立全市乃至全国的革干、革军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联盟，对黑五类子弟实行彻底、全面的专政，最终目的就是趁此良机，一举登上政治舞台，接老子的班掌握国家政权。
为了踢开工作组，自己来掌权，就要先引诱工作组犯错误。正是：“安排打虎牢笼计，准备金钩钓鳌鱼”。一场现实版“甘露寺”大戏快要上演了，只怕对手不上钩。
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偶然从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发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便有了６月２４日红卫兵的惊世之作《造反精神万岁》。为诱使工作组上钩贸然批判，还故意不点明这段话的出处。事情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造反精神万岁》被定性为“反动”。上司“克实同志”命令工作组反击。但办事老成的刘晋也不是吃素的，他深知红卫兵诡计多端，后台很多很硬，做事深不可测，在上司不断催促下犹豫再三几近出手，却终于没敢公开进行批判。当红卫兵在７月４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中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刘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庆幸自己福大命大，侥幸逃过了一劫。为了挽回颓势，工作组长刘晋一方面于7月15日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和工作组组长章建华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７月１７日把２０８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红卫兵虽然不服，由于局势未明，却也不敢与工作组马上翻脸，只好表面上保持与工作组相安无事，暗地里却苦练内功，一面四处串联，联络各校高干子弟，建立校际联盟，互通高层动向，并随时问计于各自家长，研究行动策略，一面埋头编写应对各种可能突发局势的文章，积极准备反击的弹药。工作组也依然表示支持红卫兵。刘晋7月19日还在大会上说：
“谁要是说红卫兵是假左派，我坚决不答应！”
博弈双方可谓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借用一句7月22日宋柏林日记里的话：
“目前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都在‘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在与工作组斗法同时，红卫兵依然念念不忘积极推进阶级路线的初衷。
７月１日北大附中“红旗”1纪念建党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受邀参加。“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歌词我记得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7月20日，我高六三一班红卫兵以“齐向东”笔名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该文被全市乃至全国的红卫兵组织迅速传抄、翻印，后来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报》转载，迅速流毒全国。因为有案可查，内容不再多说。这篇整版长文火药味极浓，语言极端蛮横露骨，把共产党宣传的阶级路线中迷惑、麻痹人的面纱、外衣、裤衩统统剥光，赤条条一丝不挂，暴露出其凶暴
1 “红旗”是由北京大学附中干部子弟成立，类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


残忍的真实面目。文章把“黑五类子女”骂得个狗血淋头，把接班掌权舍我其谁的主子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该文比后来风靡全国的血统论的“对联”和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都早了不少，堪称推行血统论的急先锋。看到此文，我倒是见怪不怪，因为之前的高考录取政策以及入党、入团、招工、入伍等各种政策实际上就都是严格照此执行的。只是心中暗想，此文如今流毒全国，不知又有多少无辜之人，多少良善家庭将会惨遭灭顶之灾了！“齐向东”成员主要是几个中央级、大军区级干部的子弟，文章执笔人据大家说是当时驻英国代办的儿子、“娄熊事件”的一方当事人熊某。我也觉得文风极像此人的语言。别看文章盛气凌人，其实在大家眼中他不过就是个公认的“白专典型”而已。那厮还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上初中时有盗贼夜里潜入有几十人合住的集体学生宿舍，从他手腕上生生扒走他爹从英国带回的手表，他竟然装睡，一声都不敢吭。
7月20日，“齐向东”跨班斗争了高六三二班“反动学生”郑国行。工作组虽然反对斗学生，但因为郑贴过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默许妥协了事。同期“齐向东”还斗争了该班班长王加强，进而还想挖出个“高六三二班反革命小集团”（见宋柏林7月24日日记）。至于为何舍近求远，不先来斗争本班我们这几个“右派学生”，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我们几个已是囊中猎物，随时可整，高六三二班红卫兵势力太弱，需要他们去增援；或者是觉得我们罪恶未彰，材料不够（实际从六月开始我和戴、刘就没有任何公开言论和行动），需要进一步搜集材料、罗织罪名，才好稳准狠地击中我等要害。详情不得而知，反正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用红卫兵的话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他班级好像也屡有斗争学生的事情发生，初中就有四名刘姓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其中一人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之女。
权力的博弈也同时在与附中一墙之隔的清华园里展开。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后不久，以清华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几个人向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后台的工作组发难，于是被打成了“反党分子”，由贺龙之子贺鹏飞任组长，刘少奇之女刘涛、四川省长李井泉之子李黎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组成的清华大学文革领导小组立刻配合工作组对他们进行“围剿”，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轰轰烈烈。我和老戴曾去看过两派在清华大礼堂进行的辩论会，还记得贺鹏飞一派围攻的是一个自称“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陈诞康”的学生。凭着我们在附中的经历，总觉得老蒯他们这是以卵击石，凶多吉少。但不知是贺鹏飞们和工作组手段不够老辣，还是反对派大学生的思维过于敏捷，斗争策略过于高明，“蒯贼”久打不灭，陆续又生出了一些战斗小组与贺鹏飞、王光美们作对，竟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期间还有附中的红卫兵刘刚等人到大学刷“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声援蒯大富。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真是令我理不清思路，摸不着头脑。其实我们自己正在焦头烂额，如热锅上的蚂蚁，哪里顾得上去深究清华园里的玄妙？
7月底，清华园的博弈双方也进入了胶着状态。


风向陡变
7月16日，久居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全国民众为之雀跃，一时间，“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了最响亮的口号。
7月27日，一早起来，发现红卫兵连夜贴出了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红卫兵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对这种狗屁文章我只是粗略一扫，懒得细看。无非是一堆口号的罗列，外加一串杀气腾腾的威胁谩骂。其他的却令我大吃一惊：竟然都是炮轰工作组的！到底怎么了？他们不是一直合穿一条裤子吗？工作组不是对他们有恩吗？仔细看了一圈，我有了初步结论：一定是这帮家伙又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知道工作组不行了！这算什么？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翻脸不认人？偷看底牌？投机取巧？出老千？总之找不出好词儿来夸他们。吃惊归吃惊，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表示。只是心中暗想：这帮家伙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下我等日子恐怕更加难过了。随他去吧，如之奈何？反正这又不是第一次！
7月28日，工作组已经不知所踪。下午，两车红卫兵从北展开会回来，嘴里不知在反复唱着什么，唱到最后是一声恶狗般的狂吠。个个一脸凶相。仔细听了几遍，原来歌词竟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我心想：你们他妈才是混蛋！骂人算你的本事？当然，也只能是心里想。
7月29日，在大会堂召开有大批中央领导出席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红卫兵头头们都去参加了。我听了现场转播，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市委宣布工作组撤消了；周恩来传达毛主席说文化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说，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突然现身，没有说话；周恩来带领全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的结论是：这场权力博弈工作组败了，红卫兵赢了，他们开始彻底掌权了，我们的苦日子来了。
清华园里也有了变化：
8月4日晚，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等来到东大操场参加辩论会，说是辩论，主要是让之前还在作绝食斗争并被工作组关押半个多月的蒯大富亮相发言，并由周恩来宣布为他平反。陈说话口音很重，基本没听清说了什么，董说老革命在这次运动中要保持晚节，邓小平不讲别的，只是当众带头呼了几句口号。当时我就非常吃惊：咸鱼居然还能翻身！看来这场博弈也是工作组输了，反对派赢了。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工作组是什么人？那可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呀！他们背后站的都是老革命家，刘少奇都来看过大字报，做过指示，刘的夫人还是工作组的顾问！历来的运动都是党大获全胜，他们能出错吗？他们可能出错吗？红卫兵、蒯大富这帮毛头小子懂得什么？凭什么他们能打败工作组？这与我的常识不符呀！我一贯的座右铭是：“活得明白”。（还有下半句是“死也得死得明白”），可现在偏偏是死活闹不明白。最后只好自我安慰：谁胜誰败重要吗？反正不管谁掌权我都是“贱民”！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去他妈的！
其实，我本该从中悟出些什么，可惜政治上我智商极低，初次涉足社会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没有一叶知秋、窥斑知豹、见微知著的本事，且又是身处危局，早成惊弓之鸟，只想着如何趋吉避凶，心智已乱，不可能高瞻远瞩，只是心中暗自骂娘，徒增烦恼而已。


“活得明白”
多年以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补充消息后我才渐渐纳过闷儿来，原来这股风的风头正是出自万民敬仰的毛泽东主席。是他老人家把风刮起来的！
文革之初，毛泽东始终住在外地，派工作组的决定虽然请示、报告过毛，工作组人员的选派、运动的指挥、突发事件的临机处置等等，却都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具体操作。毛只是在外地随时听取汇报，观察动向，了解运动的当前走势，准备随机而动。这正应了那个“螳螂捕蝉”的故事；
7月18日，畅游过长江的毛返回北京，第二天就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随后几天，毛派中央文革的人到北大、清华了解运动情况，搜集材料，征集意见；
7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
7月26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宣布今后一切权利归“文革会”；清华附中红卫兵闻风而动，“兄弟阋于墙”，连夜“哥们儿之间翻脸”，造了附中工作组的反；
7月27日，中央文革出面宣布罢了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的官（红卫兵又抢先了一步）；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展出席海淀区中学革命左派与周杰辩论会，江青表态支持中学生造反，附中红卫兵趁机递上“造反精神万岁”文章给江青，托她转交毛泽东；
7月29日，刘少奇以“不晓得”发泄心中不满，毛泽东不打招呼突然现身大会堂会场，给了刘、周、邓等一个措手不及，周恩来情知有变，急中生智，当众表态站队，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与刘少奇作了切割；
7月31日至8月1日，周恩来在清华和人大会堂，两次长时间与蒯大富面谈，蒯大富说，“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支持红卫兵造反，等于给了红卫兵尚方宝剑；
8月4日，刘少奇激烈顶撞了毛泽东。王光美回忆：“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说道：“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
把这些事实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毛泽东使的“螳螂捕蝉”，“请君入瓮”之计！风向就是这样变过来的。
可是，即便当时“活得明白”了，我们又能怎样？手握尚方宝剑的红卫兵能饶过我们吗？我们根本无力反抗，充其量也就是落得个“死得明白”罢了。


大权在握
团中央垮了，工作组滚蛋了，尚方宝剑到手了，此时的红卫兵春风得意、热血贲张，感觉立下了不世之功，现在大权在握，决心要大干一场了。
为了显示自己革命，这帮自诩根正苗红的公子、公主们在八月一日组织了全校学生横渡昆明湖。第二天我进宿舍撞见宋柏林回来取东西正要出门。我问：
“听说毛主席给你们写信了？”自打当上红卫兵要员，他极少回宿舍，不知每晚在哪儿“刷夜”。
见右派学生主动发问，宋的回答有些结巴：“啊，是，只是，还没拿到东西。”
哼！别看我走了麦城，架子不倒。
红卫兵还组织学生到圆明园农场给稻田除稗草，见两个小红卫兵一脑袋白毛儿汗，两手插在泥里紧着挠，嘴里还不停讨论如何思想革命化，真是得了魔怔！稻田里水蛇很多，我心中郁闷，谁都不理，只对着蛇撒气：一口气抓了四五条，全部摔死。班里同学见了啧啧称奇。红卫兵蒋某某看着好玩儿，也去抓，被蛇掉转头一口咬在手上，鲜血直流。众人顿时大惊，说是怕蛇有毒。我又去把该蛇捉拿归案，当场处死。大家看蛇头不是三角形的，亦无毒牙，方才放心。
其实搞这些活动全是玩儿花活。普通群众下去支农，红卫兵头头却都留在学校策划他们的中心任务——如何整人。
8月上旬的一天，高631班红卫兵小组“齐向东”的袁某某（济南军区政委之子）找到我，拿了一张文革前出版的《新清华》小报，上面刊登了文革前一篇清华学生的自我思想批判，他对照着给我分析为什么我和干部子弟想法格格不入。结论是三条：“阶级偏见、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心理”，让我按照这三条给他写一份检查。事发突然，我一时想不好对策，就暂时应了下来。
事后一想，明白了。这帮家伙是在为整人做准备呀！前面说过，我们很早就做过分析计算，我班人数52人，按5%计，右派学生当有两个半多点儿，小数不计，两个没跑儿，四舍五入，三个正好儿。郑、戴二人铁定是稳坐头两把交椅，肥子和我似在可杀可赦之间。现在袁某人只来找我要检查，不找那三位，显然是为显示他们宽大为怀，想放我一马。说来也是，右派学生排座次我是老四，加上我不就超了？我又和“齐向东”的宋柏林、袁某人同宿舍两年，虽然无甚交流，也无冲突。平时我也算是谨言慎行，找不到与红卫兵作对的罪证，今日之举，当是袁某人对我法外开恩，青眼有加呀！这根橄榄枝我接还是不接？举棋不定，等等再看罢！
过了几天，正值到处对那个混蛋对联辩论得热火朝天之际，晚上，袁某人突然驾临教室，无端对“狗崽子们”厉声斥责一顿，接着依照郑、戴、刘、赵的次序喝令站起来，每人问两个问题。场面如下：“某某某，站起来！” 于是应声起立，“你什么出身！”于是如实作答，“你是不是混蛋！”你才他妈的混蛋！最后这个是问题吗！还他妈用问吗？这明明是在仗势欺人！——明知如此，也只能回答“是”。当然，各人回答内容相似，口气却不同。我答得短促坚定，面无表情，双手叉在胸前作自卫状。见此阵势，“革命群众”们也迅速配合，呼啦一下将我等包围，七嘴八舌地声讨指责，也不知他们这愤怒的表情是真是假，从何而来。有人大吼一声，挥掌打掉我交叉着的手，一看却是曾经与我交情不错的一位，地主出身。哎，为自保计，情非得已，理解。怎能怪他！
只听得革命群众们在周边七嘴八舌，嚷成一片，恰如群鸦绕树，又似蛤蟆吵坑。我无心细听，只顾着自己的表情姿态，不想露出狼狈之相。这帮家伙能说什么呢？无非是故作姿态，表现一下，力争与我等切割罢了。稍后人群散开，我忽然看见那三位难兄难弟都蹲在地上，有的埋头裁纸，有的奋笔疾书。近前细看，写的却是我恨透了的那副倒霉对联！
“写这干啥？”
“他们（红卫兵）让写的。”
“写多少？”
“一百幅（每人）。”
“干什么用？”
“明天到体育学院去贴，还得把一个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贴到自己床上。”
“谁用谁写，别管他们！”
没人理我，我就独自回宿舍了。路上心想，怎么没找我？看来袁某人真是想把我另案处理了。可这小子也太欺负人了，一百幅！这下儿那哥儿仨今儿晚上别睡觉了。奇耻大辱呀！
次日醒来，天已大亮。想起昨晚之事，我赶快来到隔壁宿舍，见只有肥子哥睁着眼合衣躺在床上。
“一夜没睡？”肥子笑而不答，眼盯着正上方贴着的一条下联。
“我看看！不错，贴得挺正。”肥子依然无语。
我不忍继续调侃，径自去洗漱吃饭。从饭厅出来，见校内已经空空，想必大队人马已经开赴体院。我也向体院方向走，想去看看热闹。进了大门沿着右侧小马路走了不久，迎面过来一人，一看是初中同学刘平东，当年刘和张晓宾等与我不错，常在一起聊天及复习功课。刘、张都是大院干部子弟，想来他也必是红卫兵无疑了。昔日同窗学友今日偶遇，谁也不说话，面面相觑竟形同陌路。渐渐走远了，我不禁回想起初三毕业前与他们复习政治题的情景：四五人或坐或躺在圆明园小山坡上的杏树林下，一个人照着复习提纲提问，其他人抢答，一人答后别人补充，几十上百道题很快就复习完了，场面生动热烈，效率极高。接着又想到和张晓宾的关系，高一我俩还是一个班，关系依然很好，我还去过他家（因他发烧我送他回家）。那时都不问出身，但我听说他是铁道部某司局长之子。高二分班后他说要不是分班，他还准备当我的入团介绍人。如今时过境迁，他已贵为红卫兵大头目，经常出入中南海或钓鱼台会晤中央要员，前途无量，我竟沦为右派学生，前景堪忧。凭什么？就凭一个出身。可那明明是与生俱来，胎里带的，与我何干？以此论罪，又是何等荒唐！都是这该死的阶级路线闹的。继续前行，到处空无一人，依然看不到辩论会会场，觉得无趣，于是打道回府，独自在教室里去写那份倒霉检查。


难写的检查
写检查这事极难。因我平时不注意改造思想，政治词汇运用不熟，人又自负，认为自己政治上很进步，没啥毛病。如今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思想反动，确有“罪恶”，真个是做到了“瑜中求瑕，屎里觅道”。憋了半天，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无中生有地给自己扣了半天帽子，在横线本上写满了四页纸，也只是论证出了自己可能有阶级偏见一条。再往下，想写阶级仇恨，不但没了词儿，也不敢再写了：
自己列举事实，亲自分析论证，硬说自己确实有阶级仇恨，还想着搞阶级报复！他妈的我自己有病呀？这分明是自己挖坑儿埋自己嘛！回头白纸黑字的往红卫兵手上一交，让谁看这都是铁定的反革命呀！枪毙的份儿都够了，直接一枪毙了得了，还用费劲写他妈什么鸟检查？！
这套逻辑也真够逗的：
“为了让自己不当右派学生，你就得自己证明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你要是不肯自己证明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别人就真的要把你打成右派学生。你要是自己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别人就可能不把你打成右派学生。” 右派学生！性命攸关的事！ 说绕口令儿呐？
真不知清华的那位仁兄是如何悟得了这套混账逻辑，您为了自己入团入党，念出来这么一部歪经，自挖祖坟不算，还上了报纸，您自己合适了，让他们拿着来害人！我请问您还是人吗？您就是一只带领大家进屠宰场的头羊。等到把这个5%宰完了，接茬儿您再溜达出来坑害下一个5%？不是我骂您，您这可真是缺了他妈八辈儿大德了，汉奸的干活，还活个什么劲呐？自己撞死算了！这袁某人也真够损的，就算我今日在你手里逃过此劫，你把这东西塞进我的档案袋，我这一辈子就背了个定时炸弹，还是自己打造的，得由人家引爆。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人，不论何事，只要是想整我，把这东西往出一拿，我就是百口莫辩，分分钟必死无疑。到那时候我就是一头待宰的猪羊，生死由别人定，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个我懂，想蒙谁呐？
思忖再三，我认定这个检查绝不能写。还是那话儿，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就是右派学生吗？早死晚死都是个死，合该我命有此劫，索性咱就来个他妈痛快的。检查我还就不写了，随你怎么办，老子认了！想清楚了，顿觉茅塞顿开、神清气爽、一身轻松、“龙心大悦”。红卫兵不是常喊“活着干死了算”吗？朕今天活得很好，将来怎样也还说不定呢。去你妈的，老子不怕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自从出了那个混蛋对联，我就常常由不得心里想要骂人。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他妈的“阶级仇恨”？老实讲，仇恨是真的。说不仇恨别说红卫兵不信，连我都不信！你们丫的往死里整我我还夸你呀！仇恨就仇恨了，暗地里骂几声操你妈不应该呀？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怕谁？可我该算是个什么阶级呢？丫红卫兵们又该算是个什么阶级呢？


救命稻草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我仔细研读，记住了这几条：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可真是“久旱逢甘霖呀”！对照附中，对照我们的现实处境，条条都是“救命稻草”！最后那条虽然不大有利，就算是真的后期处理，可起码也能解解燃眉之急，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呀！心潮澎湃，我简直想冲出去喊万岁了。闻此喜讯，老戴的心情也好了起来。见此我真的又是“龙心大悦”。我俩真可算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患难兄弟，两年来“臭味儿相投”，患难与共，志同道合，“狼狈为奸”。与老戴搭档，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启发，互相鼓励，互相依靠，互相调侃。二木成林，二人成双，合在一起，办法就多了一倍，胆子大了一倍，心情也好了一倍。我真是怕他顶不住压力。人活一口气嘛！这口气一泄，人也就算完了。你我抱团儿死守，让他们丫狗吃刺猬，一时还找不着从哪儿下嘴。你缴枪了，把软肚皮亮出来了，人家还不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你？我也失去了搭档，被各个击破了。有时我喜欢调侃一下，调侃别人，互相调侃，也调侃自己。这可不是作践自己，实在是坚持斗争需要。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险恶的环境，再整天忧心忡忡，绷着个脸儿，再不悲中取乐儿，骂几声娘，怕是早就精神崩溃了。再说了，看见咱们难受，他们丫的才求之不得。报纸上不是说嘛，“神马人开心之日，就是什么人难受之时。（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凭什么咱们难受让他们开心？咱装也得装得开心点儿，让那帮王八蛋难受难受。老戴不能走，我离不开你啊！
但现实立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当天就听说高二女学生杨某某因为不堪红卫兵批斗侮辱，卧轨自杀了！听说57年反右运动时，因为卧轨事件频频发生，从西直门开出的火车经过各大学院，不但降低速度，车头还设置了特制挡板。这次据说杨某某是倒在了两根铁轨之间，这才侥幸捡回一命。命虽然保住，还是脸上破了相，残了三根手指。这该死的红卫兵，真是罪恶滔天！怎么不打雷把丫的劈了？
看来稻草也难救命。“十六条”讲的明白，毛泽东的“回信”里也让红卫兵团结同学，他们怎么还敢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呢？敬爱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知道这些吗？我们可是盼着您显灵救命呐！这可真是“贼上墙，火上房”，水眼看就淹到脖子了，急呀！怎么办？那就再去抓根稻草！我和老戴决定去上告。
在西安门大街有个国务院群众接待处，我们去了一看，人山人海。登过了记，又等了半天，来了个人带我们进了间空屋子，他纸笔未带，只拿了一张“十六条”的报纸。我们亮明身份，说出来意，介绍了附中形势，着重讲了红卫兵的倒行逆施，还提到了刚发生的学生卧轨自杀，本以为他该有所动容。我们是来找“青天”来了，我们是要求落实“十六条的政策”，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来了，你国务院代表中央，心系万民，应该为民做主呀！可谁知吐沫说干，嘴皮磨破，他竟是面冷如霜，心坚似铁。任你说，他只听。问紧了，就拿出“十六条”来搪塞你。照本宣科，绝不多说半个字！临了儿，老戴又提出了我们最为关心的那个问题：“您看我们是右派学生吗？”回答连刘晋都不如，竟然是冷冰冰的四字真言：“我不知道。”这可真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至此，我们心中尚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只剩下深深的绝望，“亲人”形象也随即颠覆。跟这种东西多说无益，起身回府。老戴情绪更加低落了。
终于，老戴痛苦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我要写检查了。”
我沉默良久，说：“再挺一下看看吧，要不，你退一退，我顶前面，如何？”
老戴低头不语。我想想也是，座次已经排定，叫他如何退，我又如何顶？罢了！我也写个条子：
“把我以前给你的东西还我，以后如有必要，可以揭发我，但要如实说。”
还回来了——就是那封信和一把松枝。我当即把东西扯碎，扔了。于是，只剩了我和肥子为伴，老戴也成了“孤家寡人”。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在教室黑板上看到，对我们四人的称呼升级了：不但在姓的后面加了“狗”字，名字上还打上了叉子！当时大家对此都已经麻木，谁也没说什么。


铁杆儿右派
8月12日，按照“十六条”，红卫兵重新选举了“革命委员会”，选的方法无非就是沿用至今的“萝卜选举”，当选者也必是红卫兵的各大头目无疑。名曰“民主选举”，还他妈“巴黎公社式的”，实乃婊子立牌坊，屁股蛋子擦粉，大家都懂的。但是，为表示庄严隆重，也得杀牲祭旗。选举之前，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在播音喇叭里“庄严宣告”：以下十人没有选举权。细细听来，自校长万邦儒开始，副校长、教导主任等等依次排起，我班四大右派学生一个不少，我“有幸荣坐”第九把还是第十把交椅，记不清了。
“齐向东”啊，“齐向东”！为了推进这坑人害命的全裸“阶级路线”，你们真可谓是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前者，尔等曾匿迹于阴沟，搜肠刮肚，炮制出《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屁文，全不惧播恶种至全国，创出惊天“丰勋伟业”；而今，汝辈又筹谋于暗室，呕心沥血，为我小小高六三一班奋力争得占全校四成的右派名额，竟不惜陷同窗于水火！立下不世“赫赫战功”。叫我该怎么夸你？操你妈的！
宣布完毕，众人都激情洋溢，蜂拥到楼下去投自己那“庄严而神圣的一票”了，房间里顿时空空，环顾四周，偌大教室，只剩了我和肥哥两名“异类”，连那郑、戴二“狗”，亦不知到哪里去“向隅而泣”了。只闻楼下传来阵阵聒噪，我听着心烦，拿了本“毛选”慢慢翻看。忽听得门外走进一人，抬头一看却不认识。那人来至近前，柔声问道：
“同学，下面是在选举吗？”
“是啊，选革委会。”我答道。心想，原来是个外校学生。
“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革委会是怎么个选法？”
“你想听吗？我可是右派学生。你要敢听，我就敢讲。”
“噢，右派学生啊！”
来人面露惊诧，后退两步，掉头走了。肥子转过头来，我俩相视而笑。
悲乎？乐乎？怒乎？无奈乎？开心乎？我心自知。五味杂陈，独缺悔和怕。


老子拼了
次日上午，袁某人来找，我心里一沉。
“检查写好了吗？” 他问道，总是那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表情。
“写了，还没写完。”
“怎么还没完？”
“写不下去了。”
“怎么了？”
“我分析过了，阶级偏见可能是有，偏见嘛，不自觉的。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实际上偏了，这个难保。可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肯定是没有。”
“甭管写没写完，有多少算多少，现在就给我吧！”袁有些不耐烦了。
“写了的也没了。我想着肯定通不过，就胡乱一放，现在找不着了。”我也把心一横：早晚得有这么一出，翻脸就翻脸，豁出去了！
“什么…好，好！你等着！”他勃然变色，指着我恨恨说道，扭头快步走了。
等就等着。谁怕谁呀？让我检查？给你？尔等何德何能，不就是凭老子吗？根儿又怎么啦？脱裤子看看哪儿不一样？难不成你还多出来一根儿？你大爷的！
有人敢当面顶他，在他可能也是头一回罢！
返回教室，我立刻取出那四页检查撕碎。兔子急了也咬人，老子跟你丫拼了！
中午回到宿舍，我拿着根钉子，正准备往墙上钉，好在床头挂一张毛泽东像。门开了，袁某某走进来，在房子中间站定。
“赵伯彦，我代表班上核心组，向你宣布三条通令。”依然是盛气凌人。
“你说。”
“第一条，每天由你负责打扫楼道。”
“第二条儿呢？”
“命令你写一百幅对联交来，并把下联贴到自己床头。”
正说着，盛某某也回来了，此人高大魁梧，号称班上“四大块儿”之一，出身可能不济。为了入团，喜欢逢人就勾肩搭背，脸凑过来生拉硬扯跟你谈思想、套近乎，口臭阵阵袭人，透着的假。跟我“操练”过几回，我不爱驳人面子，只能虚与应付，岂料他竟是个“顺竿儿爬”，我们几个不错的同学到我家吃馄饨聚餐，他都能硬凑进来。文革开始后，他就投靠了红卫兵。此时见主子袁某驾临，也跟着坐下来听，并摸出个小本子开始记录。
“还有呢？”我边说边钉钉子。
“第三条，出校门要跟核心组请假，没有核心组批准不得擅自离校。完了，听清了吗？”
“这第一条可以考虑，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人人都有必要，你们也有必要。对联谁爱写谁写，我不写。出校门也用不着请假。”
“你就这态度？”懒得搭理他。我放下钉钉子用的手榴弹，挂好了相片儿，躺下了。
“你拿个手榴弹想暗害谁？”我鼻子里哼了一声，懒得理，不值一驳。
袁某扭头出了门。不大一会儿招呼来几个高三其他班的学生，俱都是红卫兵。我也全认识，有两个还曾经是同班学友，平时关系都还不错，其中解某某曾是我初中一块玩儿惯了的“铁瓷”。待到众“好汉”分别在东西两边床上落座，袁某开始细数我的“滔天罪恶”及“恶劣态度”，说到忒不靠谱处，我也偶作反驳。不料这却激怒了旁边的一名“家丁”。可能是嫌我“打主欺狗”？
“赵伯彦，今天你这态度可是极为恶劣！我警告你，必须端正态度。”一直做着记录的盛某突然爆发，犹如被刨了祖坟。
我斜了他一眼，心说你丫不就是条狗吗？记录你妈的个屁！主人还没怎样，轮到你小子来狗仗人势？
“怎么着，你还敢躺着，下来！”见我不尿他这壶，这厮竟来了气，三两步窜过来顺梯子爬上我躺着的上床，开始往下掀我。
“大块儿”确实孔武有力，心也歹毒。我一个抓握不牢，被他横着掀过床栏，栽将下来。哎呀不好，情急之下，我闭眼挥臂往空中一捞，只听得嘎嘣一声，我堪堪双脚落地。定睛一看，却是扯断了晾衣服、毛巾用的铅丝。若非铅丝给力，这下儿朕非得跌个鼻青脸肿！
此时我光着双脚，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裤衩儿。这也无妨，架子不能倒！于是叉开双腿，两臂交叉胸前，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强作威武不屈状。
“你还不服？”盛某猛力一推，我站立不稳，倒向西面的床铺。躺坐在那里的众位“好汉”扬起尊足将我接住，再一齐发力猛地蹬出，我就又冲向了东面，东面“好汉”们如法炮制，我又被蹬回到西面。如此反复两三下，我才又勉强站定，重新“敛容亮相”，摆回了原先“威武不屈”的“英姿”。
袁、盛二徒开始对我展开围攻，年深日久，说了些甚我已基本忘光。只记得袁某说的一句：“谁不知道你赵伯彦是万邦儒手里的一棵好苗子呀！”我也是回敬他轻蔑的一哼。心说，“苗子？还万邦儒手里的？到你红卫兵窝儿里去找吧，多得是！还轮得到我？”
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你看他这儿。”
我低头看去，见是初中同学解某某，正指着我胸口部位。只见那里突突突突狂跳不止，清晰可见。众“好汉”们纷纷凑过来看，围攻力度随之稍缓。未几，下午上课铃声响起。（红卫兵掌权后，作息时间依规定执行，头头不限。）
“走吧走吧，上教室去。”随着解某一声招呼，众人鱼贯而出，奔教室去了。我心中暗想，还是老同学仗义，亏了解某，不然还不定怎样收场。
人去楼空，我去到盥洗间一口气冲了十几盆凉水。返回宿舍，静坐良久，心情稍有平复，回忆刚才的“盛况”，泪水竟兀自涌出。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心说，我招谁惹谁了？连狗都敢来咬我！不行，这事儿不能算完。别把我当软柿子，我得反攻！
顺便提及，四十多年后，高六三一班同学聚会，听到有“齐向东”参加，我懒得看这些嘴脸，更无交情可言，拒绝参加。有与会者说，袁某某进门就声明：“我没打过人”。天地良心，没错。有爪牙、鹰犬在，何须主子亲为？盛某也没打我，掀下床而已，总之我没挨打。可这出儿到底该算什么呢？


“引蛇出洞”
穿好衣服，又去擦了把脸，我也直奔教室。当即写了一纸“意见”，内容大致是“齐向东”的所为多有与“十六条”精神不符之处，望加注意。还抄录了“十六条”中于我有利的一两段话。交给了坐在讲台旁“当值”的核心组女将尤某某。该女好像还不知何故，端详了一会儿，将“意见”贴到一张大字报纸上，在旁边批道：“这是赵伯彦写给核心组的意见信，希望持有相同观点人积极发表看法，给核心组提意见，帮核心组改进工作。（大意）”我看完心中暗笑，心说就凭你那点儿脑水，还想着学老毛的那招儿“引蛇出洞”？
还别说，接着就陆续有人找我来询问原因，了解情况。记得的好像有梁胖子（梁强）和刘狐狸（刘先利）。我来者不拒，一律以实相告，很是博得了一些同情，还有人（梁强等）真的就提了些意见。这下儿可好，“齐向东”威风顿减。在“齐向东”耐心“等蛇出洞”的这段时间里，我等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他们总得装装样子嘛！再说袁大公子也懒得再来搭理我这块“茅坑里的石头”，怕臭了手。那三条儿狗屁通令也没人来“监督落实”了。我和肥哥反倒愈加猖獗，班里活动想不参加就不参加，成了“无人管”。游泳倒成了我俩每天的必修课。倒是我想起曾经说过可以考虑打扫卫生，就拉着肥子倒了一回楼道垃圾箱。反正闲的难受，正好活动活动。我可得言出必行，不能落给人话把儿。这是老子愿意，不是你们丫强迫的。
等了几日，尤大小姐认为火候到了，便把提过意见的人指名道姓臭骂了一顿。看着她威风凛凛、自鸣得意的样子，我心想，真是个傻缺。人家老毛手段够多老辣？凡是出了“洞”的，统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齐向东”只区区几人，现在光是干我们四个已经嫌多，你再去整别人，只能招来更多的怨恨，又能把他们怎样？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又有何益！哎，“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回家玩儿勺子去吧！
不是我爱骂人，那时红卫兵的张狂程度今天的人绝对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全文照抄一段话请大家自去体会，看看这帮孙子到底该不该骂：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 655 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 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 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 655 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 （清华附中高 655 班 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做顶天立地的人，1966 年8月）


“独坐龙廷”
忽一日我回宿舍，看见我睡的床上多了一幅对联，上下联分别立贴在两根床柱上，上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横批内容忘了，横贴于上床侧边，这下儿好了，这不像是贴给睡在上床的我，倒更像是贴给睡在下床的赵某的。此刻赵某正坐在“对联门”里面的床上运气。见我看着对联窃笑，苦笑着小声咕哝道，“这他妈是哪个混蛋干的！”其实我倒不是笑他，我只是觉得贴对联的这位缺脑子，害人也该想清楚怎么害呀！冲着我来呀，怎么还串开“街坊”了？
第二天下床的赵某就搬了家，搬到旁边的空床上。我也嫌原床腌臜，跟着也搬到同一空床上，仍住上床。其实此时别人都已经陆续搬离，原因各异：或是荣升成了头目，另有了“府邸”？或是以搬家明志，表明不屑与右派同处一室，同流合污？或是做了亏心事，怕我半夜加害？还是我摔死的几条长虫把谁吓着了？详情不知，都是我猜的。风传有红卫兵晚上抱着木枪睡觉，不知真假。此时宿舍里只剩我俩。虽然有缘同为室友，以朕的“待罪之身”，他怕沾我的包儿，我也知趣儿不跟他套近乎。规矩咱懂，寡人正走背字儿，不能害人呀！大家相安无事就好。
岂料“树欲静风不止”，那天我记得清楚，8月17日。列位一看就知，“八一八”的前一天嘛！晚上回到宿舍，已经全楼熄灯，屋里没人。抬头只见我卧榻之侧，墙上糊满了各类对联、标语、口号之类，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内容，那个混蛋下联不用看想必也是有的。我自费买来挂墙上的主席像已被收走，床铺亦被踩踏得凌乱不堪。见状朕顿时“龙颜大怒”，这回轮到我说“这他妈是哪个混蛋干的”了。怎么这回贴上边儿来了？小子变聪明了？哎，人家是在暗处，没辙。忍了罢！我无计可施，爬上床去收拾起来。忽然手触一个硬物，拿起一看，却是个语录本儿，不是我的。心想其主人必是案犯无疑。且压在枕下，看谁来找。朕也来他个守株待兔。睡到后半夜，有了动静。睁眼偷看，却是下床的赵某正在满床乱翻。一会儿，好像想起来了，直起身来看我，几次欲言又止，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我顿时明戏，却只一动不动，黑暗中四目相对，看着他百爪挠心的窘状，我差点儿笑出声儿来。心说你丫至于吗，不就是本儿语录？朕不怪你，还你就是。看得够了，正待起身颁旨，宣布大赦，忽然门外急匆匆闯入一人，催问道：
“你怎么还不下楼？马上就要发车了！”听声儿是刘某某，也是个跟着哄的。
“糟了，我语录找不着了！”
“哎呀，别找了，跟别人借一本儿吧！快走，赶不上了。”
等到二人飞奔下楼，我心中煞是痛快。心说还是少来小动作吧，朕本不想查你，你自己倒露了馅儿了！可这大半夜奔丧似的，他们这是急着去哪儿呀？抢孝帽子呀！缺了语录本儿还不行？后事不用再说，谁都懂的。
第二天，趁我不在，这位室友也搬走了。朕开始了“独坐龙廷”。
搬走也对。否则彼此心照不宣，低头儿抬头儿的，如何相处？其实我对这位室友从无半点儿恶感，此人绝非盛某那种“爪牙、鹰犬”之类。老实巴交的，胆子也小，不敢得罪人。八成儿这也是受奸人胁迫，无奈之举而已。这年头风声吃紧，人人自危。他教你干，你敢不听？暗地里表明个态度，于自身安全也当有所裨益，朕能理解。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人都被逼得变态了！
“八一八”散朝回来，有幸面圣的几个红卫兵头目欣喜欲狂，如同吃了雀儿屎，个个儿都被傻叉群众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听他讲，虔诚感受那激动人心的神圣一刻，与他握手，指望自己也跟着沾点儿圣光儿灵气儿 。听说有握过圣手者居然十几天不曾洗手，说是怕跑了原味儿！我懒得听，也懒得看，更别说握手。人啊，这都是肿么了！要疯？
真的疯了。红卫兵们疯了，全北京疯了，全国都快疯了，有人还幻想让全世界也跟着全都疯了！
朕也快被这帮丫的逼疯了。
“八一八”我记住了几件事：
领导人都身穿军装；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她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毛泽东对宋说“要武嘛！”；林彪作主旨讲话支持红卫兵造反，此人说话极难听懂，而且声嘶力竭、有气无力的，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刘少奇排名靠后了，好像是从老二退至老八。当时觉得，这些与我似乎都无关，后来发现，我大错特错了。
附中远离城市，消息来源只有报纸和广播。接下来几天，只是听说王府井有红卫兵在剪瘦裤腿儿、剁尖儿皮鞋、剪女人长辫子、剃男人“大背头”、砸老字号的牌匾、改旧有街道的名称、捣毁寺庙的佛像、焚烧历代的书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还跑去观战助威。报纸上也大呼“好得很”。我们正自顾不暇，没兴趣关心这些。“引蛇出洞”以后的那些日子，由于无人来管，我每天主要是和肥哥到清华园里游泳，以期练好身体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一连两三天，总是看到原来同班的女生郭兰蕙手搭扶梯，久久伫立池边，一站几个小时，却从不下水。我跟肥哥说，“看来这位在班里也是不得烟抽。”当时只是调侃，并未多想。谁知后来她竟服毒自杀了！此是后话不提。
由于本人的龙榻实在是被糊得“金碧辉煌”，看上去太过眼花缭乱，成了“金銮殿”，已不适合睡觉。我便又移驾至对面的上床，可算是朕的“养心殿”了。诺大房间朕一人独处，卧榻之侧无人酣睡，更无闲杂人等前来惊驾，朕在此清心寡欲，无人骚扰聒噪，好不逍遥自在！
一日，见老戴正在教室外通道里张贴他的巨篇检查。三楼的东半边儿已经贴满，正沿着楼梯走道向四楼进发。我心里明戏，这手儿叫以多取胜。写的越多越没人看。浮皮蹭痒，芝麻大的事儿给自个儿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让谁看着都太过诚恳。关键处轻描淡写悄悄儿绕过，绝不会触及要害问题。我清楚，这些招儿老戴全会，不过是表个态：我认怂了还不行？忽见“齐向东”的张某正在哪里潜心攻读。这厮好像老子官位不高，人却巧舌如簧，阴险无比。我心说坏了，越是这种人整上人越是卖力。斗争高632的郑国行、王加强时他都是主将。看来此番老戴怕是又难逃此贼的黑手。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后半句儿不说了。奈何？
文革之后我又得知：“改开”年代，这厮居然又摇身一变，收起极左面孔，亮出自家的台海关系，在个什么两岸友好组织里面讨生活！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两面派。


清华园里的暴行
8月24日，倚仗毛泽东钦赐的尚方宝剑，借助城里红卫兵在社会上猛冲狠打的神威，受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之邀，以清华附中为首，纠集12所中学的红卫兵两千余人，高呼“横扫大学生书呆子习气”口号，浩浩荡荡杀入清华大学造反，在西大饭厅围殴了抓到的最大黑帮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之后，抓来一批中层以上干部和“反动权威”，强令拆毁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他们抄黑帮和反动权威的家，批斗、毒打校级、院系级干部，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据说还蘸着地上的滩滩鲜血书写了“狗血”二字。暴徒们拍照、记录对立面大学生的姓名、文章，接着撕毁大字报，借口是“内外有别”。一番打砸之下，科学圣殿清华园顿成地狱。我班“娄熊事件”当事人熊某此时又成了西大操场黑帮批斗会的主角。 我亲眼目睹了该好汉威风八面的熊姿：艾知生等黑帮们在主席台上跪成一排，熊某挨个踢着他们的臀部逼其把“狗头”从钢筋栏杆的圆洞中伸出，此时的熊公子活脱脱一个日本军曹。我无心情再看，转身离去。岂料两天以后该熊姿又在附中充分展现，还配上了日本战刀和歇斯底里的煽动性演讲。那时他残害的对象已经变成了“右派学生”，彼时的熊某，岂止像是军曹，完全是个视生命如草芥，嗜鲜血如甘饴的纳粹冲锋队头子。
最近，看到网传的中共元老陈云的“遗训”，忽觉得红卫兵当年诸多暴行恰就是对这段“遗训”最好的诠释。
陈说，“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权力要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这次联合行动，恰恰体现了干部子弟一家亲。他们的头目几乎全部是高干子弟，他们编的对联上联“老子革命儿好汉”就是他们为高干子弟这个整体特权阶层提出的利益诉求。关起门来可以互掐互咬，但要留有余地，对外却一定要行动一致。长辈间如此，子弟间更要抱团。因为从长远看，利益是相同的。不如此，不但特权难保，祖坟都会被挖。因为陈老爷子心里清楚，缺德事干得太多了，不如此难平众怒。从心里怕呀！
陈大人还说，“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
虽然一直标榜红五类是革命主体，但是可以称好汉的却只有革干、革军子弟中老子级别更高的那一小撮。斗争“阶级敌人”时，这一小撮显然力量过于单薄，需要拉上工人、贫农、下中农，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起干，好汉自己当头头，发号施令，让他们工农充当打手去干脏活儿累活儿，可分赃时还得是尊卑有序，只给他们扔上几根骨头啃啃而已。否则狼多肉少，如何分的过来？这还得是运动来了方才这样，平常日子里，工人、贫下中农还得从主力军退回到他们这一小撮权贵的压榨对象。因为“黑五类”分子已经被巧取豪夺得成了赤贫，况且经过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黑五类”大多被杀被关被管，残留人数也很少，纵然剥皮挫骨，又能所值几何？只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头上才能刮下更多的油水来养肥这帮绿林好汉。此乃千古不变之常理也。只是可以实行之，不可以明示之。文革之前常年不涨的养命低工资和三年饥荒中的几千万饿殍就是明证。好在在长期愚民政策下，这些工农早已变成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无脑走卒、驯服工具，饿死也不会造反。别弄错了，“造反有理”？那只是权贵们的专利。
陈又说，“《新闻法》不能搞。过去我们利用国民党的《新闻法》钻了他们的空子，现在，我们不能再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
明白了，为什么要压制舆论，独掌话语权？为什么要文武兼备，双管齐下的打压迫害资本家、地主以及知识分子等等各类有知识有头脑的人士？因为他们都是现实敌人或潜在敌人。杀已经杀了不少，剩下的已经大批归入了“黑五类”，属于待宰之列，自然不许乱说乱动。其他人等中，凡有知识，有思想者，如敢胡言乱语，也要打成右派、反革命。话语权一定要牢牢握在党的手中。新闻只能传播我需要的信息（现如今叫正能量）。红卫兵写的《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便是深得陈老思想的精髓。可以造反的，可以发声说话的，非我高干子弟莫属。清华大学的学生，虽已用阶级路线的筛子过了几遍，基本没有了老子反动的“混蛋”，那就给你扣个右派或者反革命帽子。绝无尔等说话的份儿。你们也敢反对刘少奇他们？听好了，“内外有别”！别看现在打倒了不少黑帮、走资派，将来还可能打倒的更多，甚至包括刘少奇。可那是我等自家父子兄弟的狗咬狗争斗。与尔等普通草民何干？哪怕你的出身是“红五类”，只要不属于我们定义的“好汉”，就立马给我闭嘴。关起门来我们之间咬得血肉模糊，就算是咬死了，肉烂也只能烂在我等狗肚子里！话虽如此，还是要尽量嘴下留情，不能咬死。否则将来父子兄弟乃至同类如何见面？别家子弟不提，但只看当时的中共大员薄一波副总理的次子薄氏名熙来者，别看当年此子年方十六，仅上初三，却已是颇具乃父之风。适逢老薄落难之时，他小子先发制人，来个大义灭亲，亲脚踹折了老薄几根肋骨。似这等无义不孝之徒，若是生在民间，定被视为大逆不道，人皆唾弃之辈。岂知事后此贼反被老薄大加赞赏，认为此子心够毒脚够狠，酷肖乃父，断定他将来实堪大用，定可光耀薄氏门庭。文革后此子果然不负父望，坐镇东北时大施拳脚、操纵黑社会和公检法、沽名钓誉，主政山城后又借 “除恶打黑”之名，行劫富掠财之实。却又施川民以小恩小惠，大玩儿割猫儿尾巴喂猫的低级游戏、刁买人心；同时上下内外营私结党、广植羽翼、煽动红歌潮、大造舆论、伺机逼宫。小薄这手儿还真的骗过了好多良善之人，一时间官声鹊起、川人额手称颂。若非家奴王立军翻把叛逃，阴谋败露，险险些儿伎俩得逞，入主中央得承大统。如此大奸大恶，岂是尔等愚顽小民可望其项背、及其万一？撕了尔等草民子弟的大字报只是个小小警告，名字记下了，证据拍了照，不服就专你们的政！
五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就更加清楚。除了薄氏等极端个例，不论老子是否曾被打倒或已被整死，当年身为高干子弟的好汉们，多数已身居高位，并且普遍攫取到了巨额财富，成了真正的权贵、富翁。而当年他们口口声声要拉拢、依靠的工农主力军，则依然是被他们盘剥压榨的主要对象。这些人当年跟着好汉们斗争、打杀阶级敌人时，当权者描绘、许诺给他们的当家作主人的黄粱美梦则实实在在变成了今天打工、下岗、无房、无钱、老无所养、病无所医、被强拆、被截访、被幸福、被和谐、甚至沦为盗匪、娼妓的伤心噩梦。知识分子已经分化，“砖家”、“叫兽”等无良之辈已堕落成喉舌、爪牙、鹰犬、帮凶，天良未泯的正人君子、有识之士则依然在为国家、百姓的福祉奔走呼号，敢传播真正正能量者正在被打压、迫害，《新闻法》依然难产。
当初我写那份倒霉检查时，曾对我与红卫兵的阶级归属有过疑问。但是渐渐想明白了：一小撮好汉们铁定是剥削者、压迫者，即剥削阶级（实际人很少，只可称为阶层或者集团）。而我，利益与广大民众一致，我就是人民的一员。我不属于什么5%，而属于95%甚至更多，是绝大多数。我和工农、知识分子都是真正的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者，即被剥削阶级。我仇恨狼崽子们，仇恨得有理呀！老毛那段造反有理的话，本该是由我们来说才真正有道理呀！狼崽子们，好汉们，你们那个混蛋阶级路线，还有那副混蛋对联，全都是倒打一耙，血口喷人的屁话，你们才真正是他妈的一群混蛋！


扫地出门
这是段痛苦的记忆。
1966年8月25日，中午，正在午睡的我被说话声打断：
“赵伯彦，下午你回家一趟。”睁眼一看，却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核心组成员张某。
“什么事？”我心中骤然一紧。
“今天在你家要开个批判会，批判你爸爸妈妈。”口气很平淡，说完他就走了。
我没有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泛起：家里肯定出事了！能出什么事？他们都是低调做人的，为什么要批判？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行，我必须回去。回去了，我还回得来吗？火烧眉毛了，管它呢。我慢慢起身，把口袋里的一叠饭票和一些零钱塞到被子里，离开了宿舍。
边骑车边想，回想着批判会曾经见过的各种情况，推断着最坏最极端的可能。想累了就停下，推着车走一段。头脑里像过电影，却始终理不出头绪。进了豁口，见新街口大街上一切如常。我又拐入德胜门内大街，边走边看。看见了一个大门门口聚了一大群人伸头张望，不知里面在干什么。又走了一段，见一个蒙黑头巾的老太太挎个包袱在前面走，两三个穿军装拿板儿带的红卫兵押着，后面也是一大群人。
是抄家？我猛然想到了红楼梦里查抄贾府的故事。可那是小说呀，如今还会真的有吗？胡思乱想着回到了西华门的家门口。那是个小四合院，只有我们和三叔两家人居住。只见红漆大门紧闭，旁边墙上贴了个什么小纸条标语。我在马路对面看了半天不见动静，这是开批判会的样子吗？我不敢敲门，怕万一真是抄家，我骑着的这辆飞利浦自行车也得被抄走。想了想，把车骑到了故宫午门锁上，往回走的路上又不放心，就又取回车，往回骑到上次西安门上访去过的国务院接待站，自行车锁到里面的免费存车处，走着回了家。
按过门铃，三婶儿开了门。见我就说你可回来了，昨天下午街道的人带着红卫兵把你们家抄了，还打了人，现在都给弄到北长街小学去了。你怎么办？要不给你做饭先吃点儿？我心乱如麻那里顾得上吃？正在询问详情，门铃又响了，进来三个红卫兵，是六中（现在跟二十八中合并了叫长安中学）的。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清华附中的？正找你呢。开门进屋只见里面翻得个乱糟糟，西面里屋掘开个几尺深的大坑，不知是为了找金条还是找变天账。其实我家各次运动捐献了几次金银财宝，汉口还有个大伯靠老父常年接济，还时不时需要送往迎来老家频繁造访的各路亲戚，三年困难时期我家来就食的多时可达一个班，每天全家到饭馆去买早点弥补（开始饭馆不要粮票），我妈被饿得体重只剩六十多斤。日损月耗的，只剩个空壳，瓤儿早空了。我只见过十几个金戒指想必已被抄走，哪里还有什么财宝埋在地里？他们倒空一个皮箱，一边往里面塞衣服一边指着最小的那个孩子对我说你先跟他走。
这孩子大不过十多岁，也戴了个红箍儿。他推上了我妈骑的德国羚羊自行车（后来这车再也没见过）和我一起来到我的母校北长街小学，一看我的大哥、两个弟弟都在，老父老母和八十高龄的姥姥被关在一间教室里看不见，几个女一中（现在的一六一中）的红卫兵负责看守。大哥先跟我论证了他对抄家支持的态度，女兵儿们又跟我胡诌些政策之类，让我表态。我心说拿着鞭子让人表态？没意见！有意见顶他妈蛋用？一会儿，我上幼儿园的小侄子也被送过来了。一窝儿端呀！事儿他妈做绝了。
说话间有个女兵儿问同伙说那个王兰启现在怎么样了，我知道那是小学为我授业最后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想必此刻王老师也正在几个女魔头爪下受难。眼下这座解放前的昭显庙改建成的小学校真个成了索命勾魂的阎罗殿。神佛啊！快显灵救救苍生吧！
天晚了，兄弟几个躺在一片课桌上，谁都不说话。跟我过来的那个小王八蛋又来找茬儿。这小子年岁不大，狠毒奸坏学的一样不少。先是问我们家有几个电表（钟），然后去隔壁找我爸对质，对不上茬儿再来问。纯粹就是找个茬儿欺负人，说不定还打了老人。过会儿又搬个椅子坐在教室门口儿，说什么你们的好日子到头儿了，都把你们送回老家去之类。见我们不出声儿，越说还越来了劲儿。我听着心烦，就坐起来。
“谁让你起来了？你给我躺下！听见没有？躺下！”这孙子喊了几声，见我不理他，冲到我面前，扬起了皮带。
“那你就躺下吧！”大弟弟怕我吃亏，在旁劝我。
我面无表情，还看着他。皮带抡过头顶，软塌塌垂了下来。
“你欺负小个儿。等着！” 小王八蛋扭头出去，叫来了四五个女老兵儿。
“叫他躺着他不听！” 女老兵儿们嘴唇动动没言语。看了会儿，我还是不动。
“他爱坐就坐着去吧！”其中一个说，扭头儿都出去了，小王八蛋也跟出去了，再没露面儿。
又过了好一会儿，来个人叫我们来到学校门房，那里有几个男红卫兵在等着，是六中的。其中一个问我：
“你是清华附中的？你是不是右派学生？”
“不是。”
“你再说一个！那边电话里都说了。”
“不是！”我口气坚定。
于是不问了。此时门口停下一辆大客车，父母和姥姥也被押了出来，我见老人们除了妈妈被剪了头发，还看不出受有重伤，于是稍稍放下了心。全家一起上了车，车上堆放了从我家拿来的一些被褥衣服之类。几个押送的红卫兵男女命令司机开车直奔北京火车站。幸而一路无事，当晚坐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我躺坐在车门处的被子堆上，听着车轮与轨道有节奏的撞击声，心情像是掉进了冰窖。全完了。这岂止是抄家？这是扫地出门！这一家老小以后可怎么办？
此时我还不知道，第二天北京就成了杀人如割草的人间地狱。要不是我家被抄的最早，又是当日离开，还不知我家几人要遭毒手。单说第二天，8月26号的北京火车站，被扫地出京的地主资本家们得被迫从站成两排的红卫兵夹道中通过。这些可怜的人边走边忍受两侧如雨点般落下的板儿带和棍棒，命大的可能熬到终点钻进车厢，稍弱的半路上纷纷一命归西，被收尸队拉到火葬场便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旅程。
我的同学陈某某曾回忆了66年8月27日下午她在八宝山公墓院子里看到的情景：
“…我们正在焦急等待外地赶来的亲属，突然间从小院大门开进来一辆卡车，在右侧车门踏板上一个女红卫兵挎着车门站立，她标准行头，一身旧军装，腰束军用皮带，头戴旧军帽，斜背军用挎包，左臂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只听得她一声呼叫，跑出来一个工作人员，男性，四十多岁，他没有问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听候着。从后面车厢里跳下来三、四个男、女红卫兵，他们打开后挡板，开始往地上扔人。妈呀！原来车上全是死人，满满一车，他们每拽下一人，就往地上一扔，很快就横七竖八地摞了一个小山一样的人堆。我从窗口往外一看，全血呼啦的，衣衫不整，男男女女，没有小孩，有看着年纪大的，堆在地上像烂柴禾堆一样，太吓人了！他们动作麻利，不一会装卸完毕。那领头的女红卫兵对低头站立的工作人员说：‘家属表态，不留骨灰！’说着，车已倒出大门，开走了。那个工作人员拿来了两块苫布，盖在人堆上。我一看，好嘛，其实旮旯里还有一堆，因为有东西苫盖着，一直没注意。…”
这些暴徒，与纳粹何异！
再说后来的抄家，抄我家的六中和女一中红卫兵，头头都是家住中南海的大官子女，后来都是全市出了名的杀人狂魔！哪家手下断送的冤魂都不在少数。后来围剿“联动”时，六中还成了联动暴行的展示地。我亲去看过：牢房在最里边校园西北角，西邻中南海不足百米，东距天安门不过一站，绝对是皇权腹地天子脚下。那牢房是个窄小的过道间，里面各种刑具齐全，西面白灰墙上据说用人血写成的“红色恐怖万岁”字已变得黑红。被杀的除了街道按照公安局给的名单“提供的”“牛鬼蛇神”数目不详外，还有本校老师、工友和学生。人死了，还叫活着的凑近了面对着死者说，“老兄先走一步，老弟随后就到。”不知历朝历代，可有这样杀人的规矩？老工友最后是用开水浇死的，叫个徐沛田；那个被打死的学生才上初二，叫王光华，是我大弟弟同学。住的离我家不远，公私合营前家里开的砖瓦铺。只是因他私自外出串联，回来便遭了本校六中红卫兵的毒手。正是：
“统帅城头挥手日，草民棒下断命时！”
我家老人们得脱此难，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好险！
至于我家为何最早被抄，据说居然是因为我家早先与街道居委会关系不错，街道常借用我家房子开大会，混的熟了，便常有干部晚上来家看电视，听说那时整条街上只有三台电视。渐渐来得日见频繁，我妈不胜其扰，就有时找个托词谢客，如此便得罪了他们。此次奉市里授意“按名单索骥”抄家，这些家伙挟嫌报复，第一个就把红卫兵引到了我家。谁想阴差阳错，我家竟因得罪小人而因祸得福，家虽被抄，只因走得早了一夜，人却无恙。真是上苍保佑，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岂止如此，后来才知道，还有险恶的一劫，也在浑然不觉中被我躲过了。这可是老子他老人家所说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被我赶上了！
回到老家后的事情不再细说，说多了都是泪。只要想想一大家子人被光屁股扫地出门，吃穿住等各项用度如何解决，便自然心知肚明了。村里人不知情况，也没太过为难我们，大队先借给了些粮食凑合着。家里有三爷爷两口，我爸是他从亲爷爷那儿过继的儿子，于是住在他家。各处亲戚闻讯也有的派孩子过来接济些粮食，生产队分菜也分给我们。有的人见我们过来，不说话，把刚分到的菜放在地下就走了。大家不明就里，所以不敢和我们说话。须知那时农村很苦，旁人接济也是有限。好在当地产梨，我们就买两毛钱一筐的破梨来补充粮食的不足，凑合着活命而已。队里也让我们干活，挣点工分儿。
我在地里干活儿休息时，听贫协主席周乐善讲当初（解放前）农忙时给大户人家帮工，干活儿的白面馒头烙饼面条儿换着样吃管够，绝对比主儿家吃的强。现在他光棍儿一条，每年“够不够三百六（毛粮）”。粮食不够吃，净指着平日刮些硝土熬成硝，冬天卖给做炮仗的换俩钱儿买粮食。这可是贫协主席！他要是有儿子在附中那就是个“大熊猫儿”！要说北方这些小地主真是够冤的：一辈子舍不得吃喝，牙缝儿里攒俩钱儿买成地，临了儿混了个地主，小帽子儿一戴，得！还他妈永世不得翻身了。找谁说理呀？早知道吃了喝了不好？就算是赌了抽了浪了嫖了，也都比盖房子置地强不是？说不定这会儿也当上他妈贫协主席了。
十一国庆节前，大哥不肯坐以待毙，跑回了北京，村里领导假装训斥老父几句也再没深究。十月上旬，大哥打来电话，说是北京形势有缓，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在街上散发“十点估计”传单，宣传政策制止打人；周恩来讲话说“不能把脏水泼到别人家院子里”，大哥叫我们回来。我想附中红卫兵我清楚，他们会宣传政策制止打人？周说我们是脏水，您就说我们是他妈大粪，能回去也是好的。于是决定我和二哥（他原来住厂子宿舍，后来也被单位送回了老家）先回去。老人和弟弟们等等再说。


“卷土重来”
十月下旬我回到了阔别两个月的北京。此时我几乎是身无分文，坐慢车早上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为省下几毛钱车费，我想步行到学校去。路上发现公共汽车下来的多不见查票，就大着胆子也去蹭车。在老家也听说了大串联的事，见车上外地人极多，都不买票，知道是串联学生。因为不知道北京的形势，我中途在师大下车看了一圈儿大字报，只见都在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儿，不得要领。又到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儿，也是如此。回到附中，只见教学楼前人声鼎沸，不知在干什么。我心中胆怯，不敢近前，还是先看大字报。大字报说什么的都有，我因在乡下被封闭太久，一时理不出头绪。忽然看见同班的李建午，此人小学曾与我同班一年，人不错，很低调。我就过去搭讪，试探问道：
“你对咱学校的运动怎么个看法儿？”
“那肯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
噢！反动路线，这么说红卫兵不掌权了？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此前我是全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轰出北京的，现在又无家无业，败兵之将岂敢言勇？可以说早就没了当初的锐气，心里真的有点儿惧怕红卫兵。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来了点儿精神，就挤到人堆儿里查看情况。忽听得有人叫我，一看竟是老冤家“齐向东”的袁大公子。他问我：
“这阵子你去哪儿了？”声音比当初缓和了许多。
“我回老家了，家被抄了。”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们不说，六中红卫兵从哪儿知道我是右派学生的？
老袁也不再多问，说：
“现在大家都去外地串联了。你不能串联，可以下厂或者下乡。你要是去我现在就给你开介绍信。”早先那副凶神恶煞的嘴脸居然不见了！
“我不去。”心说我囊中空空，能去哪儿呀。扭头儿回了宿舍。
虽说时隔两月，宿舍里依然老样儿，仍旧是寡人独居。我爬上床在被子里一摸，离开时塞进去的一叠饭票和十来块钱居然都在。“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看看已到中午，我直奔食堂，馒头夹麻酱一口气儿干了它四个。从昨天下午在石家庄吃了碗八分钱的馄饨，一直扛到了现在，我真的是饿急了。
此时我急于找到那几个同党，想赶紧问明这两个月以来的情况，可惜都不在。转悠了两天，总算遇到了可以说上话的，是高632班的徐某某。他老爹是清华著名的“反革命教授”，他也在被整之列。我听他一说，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8月25号下午我走后，26号上午学校竟然发生了打人事件！红卫兵打的，打得极为惨烈。不少班都有人被打，他也被打了，是被我班“齐向东”的人拉过去打的，被打的还有高632班的郑国行、王加强等，女生刘某某和张某某还被剪了头发。高631班我的那仨同伙儿被打得非常重。他们现在都不来学校，不知道在干什么。现在中央文革批判资反路线，学校已经乱了套了。此刻我才猛然明白，原来竟是冥冥之中神佛保佑，阴差阳错的暗助我逃过了一劫！真可谓“天不灭曹”也。顷刻间胸中郁闷一扫而光，我又还了阳，变得精神抖擞了。
又过了两天，忽见肥哥来学校，我赶紧邀他来至我的“养心殿”询问详情。他说那天先是“齐向东”熊某站在教学楼主席台上，手举日本战刀，声嘶力竭的作了一通儿城里女红卫兵抄家被杀的煽情演讲，少时便有尤大小姐冲进教室尖声狂叫要向“狗崽子们”讨还血债。于是“革命群众”们群情激奋一拥而上，把哥儿仨团团围住，鞋底子板儿带一通狂打猛抽。据肥哥讲，那些女生感情丰富，边哭边打，塑料凉鞋底子极硬，抽在背上钻心的疼。可毕竟女的劲儿小，虽疼却伤不到筋骨。男的不然，理智或心善些的知道哥儿仨无辜，或缩在人后诈唬，或上前意思一下，点到即止。也有那急于表现的，真下狠手。老郑伤得最重。主打的王某某，校运动员，板儿带翻飞，抡一下一道血印子，有一下板儿带铜钎子头儿恰嵌入脊骨缝里，可能伤到了骨髓。只打的三人灵魂出窍，跪地低头只顾保命，哪敢抬头乱看？万一他见你看他，怕你日后报复下了狠手，岂不小命休矣？打了够有一两个小时，人都累惨了，才有红卫兵头子卜大华慢步踱来，说是还是要讲政策嘛，止住了众人。又把三人训斥一番叫正确理解群众的革命行动和阶级感情，丢下些纸，叫他们伏地先写检查。下午又被押着到雨后满是泥水的操场上一边跪着拔草，一边被校内各班红卫兵轮番毒打。老郑知名度高，也就被打的最重。甚至还有初中红卫兵把他脑袋踩到泥水里连踢带打。到了晚上，老郑脊背反弓抽搐，尿中带血，都是酱油色儿的。敢是被踢伤了肾？看看病危，看押的红卫兵才放哥儿仨出来，戴、刘二人被红卫兵拿棍棒押着，合力用板儿车推送老郑到清华校医院急救，人家白衣天使见是红卫兵押送来的，救死扶伤的革命热情骤减，只是给老郑背伤处打了针封闭了事。虽然受到冷遇，哥儿仨却也受益匪浅。因为当晚他们看伤之际附中又在五楼大教室疯狂打人，哥儿仨这次总算逃过了此劫。后来据老戴讲，二次挨打最是难熬，因为之前伤口已然结痂，再被打开那才疼得钻心。老戴还说，他和肥子后来脱身上血衣时，是互相对泼了十几盆凉水，等到血痂泡软了才脱得下来，若是直接脱，岂不成了秦桧发明的“披麻戴孝”？老郑名气大，打也挨得最重。他上午下午已然被暴打两次，当晚若是再打，性命堪忧！这也就是老郑，强壮如牛，硬是生生挺了过来，才得以转危为安。此后又关押了哥儿仨两三天才放。听他一讲，又掀起衣服，见他虽经两月之久，背上依旧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看得我背后直冒凉气。肥子说亏了我不在，得以免遭毒手。若是依着先前我那股子犟劲儿，当场丢了性命也未可知。后来我想，若是那天真的在场，可能我还不如这哥儿仨。蝼蚁尚且惜命，韩信还能受胯下之辱，我又不傻，多半儿不会不看情势，为逞一时之强，硬充好汉丢了性命。事儿没发生，谁知道呢。后来我还听说有人风言风语说是谁谁挨打最怂，我看这怂的才算是聪明。性命攸关处，谁敢不低头？难不成搭上性命才是英雄？让说风凉话儿的这厮也来试试，挨上打了保证丫比谁都怂！就欠掌嘴。
我问肥哥现在如何打算，他跟袁某人说的一样，出身好的能开介绍信出去串联，我们这样儿的只能下厂或下乡劳动。老戴不知所踪，老郑有时能看见。
忽然他又说到，学校里还死了人，是物理老师刘澍华，就是8.26那个晚上在附中五楼大教室暴打黑帮时，他被当做“大流氓”挨了打，想不开当晚跳进清华浴室的高烟囱里摔死的，因为是直立跳下，两条腿骨都插入了腔子，人都短了一截。此人原籍甘肃，出身贫苦，只他一人在京打拼，他这一死，家里留下寡妻幼子瞎爹，极为凄惨。此事旅美学者王友琴女士有专著详细介绍过。再有就是高二女生郭兰蕙。就是我和肥子在游泳池边见她之后不久。她是回家路上喝了来苏水（又有说是喝了敌敌畏或福尔马林的）。后来她妈把她送到医院，附中她们班的女红卫兵头头周某听说了，带了人去跟医生说此人是右派学生，思想极其反动。医生听了惧怕红卫兵不敢抢救，她就躺在医院太平间地板上干熬。人还没死，身体已然开始溃烂，七天后才痛苦死去。她服毒死亡的过程我后来见到过不下四个版本，按照红卫兵卜大华说他们做得可算是关怀备至、仁至义尽；其他版本虽然细节处说法不一，却都是极为凄惨。总之，共同的事实是：在红卫兵当政的清华附中，在他们如日中天之际，就在他们斗争学生正狠，将要大规模打人之前，她，高二女生郭兰蕙，一位十九岁的花季女孩，服毒死了！
听此噩耗我喉头一阵发紧，又想起了两个月前那清华西湖游泳池边的一幕：那身穿泳衣久立不动，扶栏伫立凝视湖面的身影，犹如一尊不可侵犯的女神雕像。
郭兰蕙啊，你竟是这样去了！


忆郭兰蕙君
郭兰蕙是我高中分班后印象最深的一位女生。
刚分了班，有人指着一个女生说，这位性格有些怪异。有人说她曾晚上独自窗前静立几个小时，不知想些什么。我观此女，腰身纤细，短发齐肩，戴一副紫边眼镜，穿一件花格衬衫。倒也没甚特别，没有在意。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却深深打动了我，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第一件就是附中有名的“娄熊事件”。
该事件的起因说来极其简单。分班不久，我班的娄某到食堂吃早饭，当天恰逢我班学生在食堂值日打饭，娄某见打菜的熊某菜勺子哆哆嗦嗦，心中不快，就说了两句。熊某不服，两人呛呛起来。娄伸手推搡了熊一把，其实不重。其他同学见状赶快拉开。这本是件平常小事，只因附中校规较严，早上发生的事儿，当日上午课间操时管校务的张老师就特地提出批评。本以为事情完了，岂料晚上自习课将下，各班广播小喇叭通知别走有事。接着万校长讲话，说我班的打人事件很恶劣，性质严重，要严肃处理云云。当时班上就炸了锅，七嘴八舌，说是平常小事一桩，已经批评过了，何必又要小题大做？莫不是看着熊某老子官儿大（时任驻英代办），这次想来个借题发挥，显示校方重视阶级路线？恰好纸笔都有，于是众人凑词儿，由我执笔，立刻写了张大字报，标题我记得是“这是为什么？”三十大几个人签上名字，次日一早就贴在了食堂黑板上，以示抗议。岂料这下儿捅了马蜂窝，校领导闻讯如临大敌，我班下午专门停课讨论，校级领导们多人驾临观察记录，还有其他班的干部子弟也来旁听助威。辩论了两三个下午，因有领导压阵，班上干部子弟一方渐渐占了上风。平民学生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纷纷被压服，到食堂大字报上涂掉了名字。我和老戴见势不妙，也赶紧默不作声，不再争辩。只有郭兰蕙君还在据理力争，却已经显得势孤力单，绝难力挽狂澜了。最后万校长作总结发言，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要谨言慎行，还专门举出反右斗争有大学生口无遮拦，被打成右派的惨痛教训，显然是在对我等平民学生施以警告。
68年我和老戴专门就这件事把“万狗”传至四楼图画教室问过（此处称呼老万为狗像是大不敬，其实是叫习惯了，一时间难以改口。时至今日，郑、戴、刘、赵我们哥儿四个仍在以“某狗”互相戏称，却也都不以为意，这也可算是文革余毒罢！）。他说起因是那天晚上，主管附中的大学领导邢家鲤闻听了此事，专门找来强调说现在（64年秋）贯彻阶级路线形势吃紧，熊某又是高干子弟，若是把事向上一捅，上面怪罪下来怕吃不消，强令老万严肃处理此事。于是才有了老万晚自习后那个小题大做莫名其妙的讲话。这也印证了当初我等的估计不错，真的是那个狗屁阶级路线闹的。
第二天再看那贴在食堂黑板的大字报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俱被涂去，唯有三人名字赫然在目，就是我和老戴以及郭兰蕙君。老戴问我怎么办，涂不涂名？我想事已至此，涂了也是顽抗到最后的三人，学校若有黑名单，那上早已记了一笔，涂又与不涂何异？况且人家女生尚且不惧，先前已经为我等撤退抵挡了一阵，现在我等先逃，留下她一个名字孤零零在那儿，岂不太不仗义？就说不要涂，放在那儿，看他们怎么办！过了几天，黑板消失了，不知是谁收走的。后来学校还真的给了娄某一个记过处分。
事儿虽过去，郭兰蕙君却留给我深刻印象。老戴和我遇事尚可互相帮衬壮胆，她一个女的，独自一人与众人辩论抗争，毫不退缩，坚持到了最后。这需要有何等的勇气与胆量？可见此女心存正义，刚直不阿，真女中豪杰也！想那时的学生，不管真的假的，哪个不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交谈的内容俱都离不开革命理想、思想改造、决裂家庭之类的官话屁话，她鄙视这些俗人媚态，兀自特立独行，不肯同流合污而已，又何怪异之有？
第二件事，就是到了高二期末，先是化学考试，试卷发下只有半分多钟，坐在我后面的郭兰蕙君就已起身，把一张写上名字的白卷放上讲台，人却开门头也不回的走了。等到考俄语时，郭君又是如此。教俄语的高清才老师问：
“怎么不答题？”
“不会。”
“会多少答多少！”她理也不理，依旧开门去了。
成绩下来，郭君其他成绩都还可以，唯有化学和俄语两门成绩是零分，按照规定留到了下一级。我想，她绝对不是成绩不行无奈留级，因为能考进清华附中，学习就都是各学校拔尖儿的。必是看不惯班上干部子弟飞扬跋扈，又可能觉得班里俗人太多，不屑与我辈为伍，所以决意断然离开此班。
傻丫头啊！就算你是愤世嫉俗，自我清高，又何必如此？全校如此，舆情使然。难道去到新班，情况就能好转？但是，我依然对她的勇气和决心深感钦佩。我想，依照当时的环境，我等俗人，都在各自奔波忙碌，为了争取自己那小小的生存空间，稍稍改善一下自身的处境，俱都是尽心竭力，有的甚至是低三下四，曲意奉迎，更有不惜做出种种不堪之举者。反观郭兰蕙君，宁折不弯，拼着性命也要坚守心中保有的一方净土，视死如归，绝不改变自己一贯清高的那颗恒心。这样的刚烈女子，当今社会又能有几人？虽然不足效法，难道不该对这一奇女子心存深深的敬意吗？
有时我想，若是那几天我估计到她可能发生不测，近在咫尺，过去开导几句，或许她也不会寻此短见？但随即就打断了思路，否定了此举。一则当时男女生之间极少讲话，我不可能过去与她交流。再者就算当时劝她活了下来，以她纤弱之身躯，刚烈之性情，又如何能捱过那血肉横飞的8.26之劫难？到那时，受苦受辱不说，她又岂肯继续苟活？看来，此举竟是郭兰蕙君当时最好的抉择了！
于是我又想，这或许当初就是个错误？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世人也难懂她。只是因了某种不知的原因，来到世上度劫历难，现在劫数已满，如大观园里的芙蓉仙子，重又回了本就属于她的世外天堂？
我也再不纠结。
记得鲁迅曾经写过“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称女性为“君”的，除了日本人，我只见过此一例。这个“君”字，我想当是含有鲁迅认为该女品德高尚，心存崇敬之意。我觉得以郭兰蕙同学的平生所为，“郭兰蕙君”这个称呼当不为过。
打开电脑，搜到郭兰蕙的名字，凡提到她的死，都只是寥寥数语而已。有人说她服毒是在8月20日，是个星期六，起因说是班上红卫兵头子通知她下周一接受批斗，她想不开便寻了短见。日期我未曾核对，其实那不重要，因为众人早已将她忘却。但起因我却坚信她几天前在游泳池边就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今日这段文字，就算是我对她“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郭兰蕙君，我不愿用“一路走好”这句俗语套话敷衍你，因为你走得不好。你孤芳自赏，离群独处，如深谷幽兰，摒却一切世俗的熏染，独自耐受袭来的风雨，只为知你懂你者送出一抹淡淡的幽香。你洁身自好，不惧强暴，拼却十九岁豆蔻年华，似流星刺破这沉沉黑幕，甘为长夜前行者辟出一束隐隐的微光。
放心走吧，郭兰蕙君。这世上不值得你留恋，也别在意旁人的“品评”。你洁来洁去，来得匆忙，去得决绝。你不曾亏欠任何人，反是这世界亏欠了你太多太多。但愿在那个彼岸世界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恃强凌弱，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虚伪、庸俗和烦恼，愿你在天堂快乐。
永远的再见了，郭兰蕙君！


我也串联
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好过。手中饭票本就不多，看看要完。十来块钱不敢乱花，与哥哥们还没建立联系，父母亦无消息。一日来到西单，摸出在对面宿舍暖气片底下捡到的一枚袁大头（想是红卫兵抄家遗留）进到银行，见出卖金银首饰的很多。金子80块钱一两，合到现在是三块多点儿每克。我看了半天，见银行收金银并不审查身份，当即递上袁大头。人家也不细看，随手递出一块钱。拿着白来的钱，我顺着西单大街一路走去，买了五六个炸糕吃了个饱。两个多月了，我掺糠拌菜，荤腥未沾，今天算是解了馋。我这人从不求人，难死也要端着架子硬扛。后来还是那位高632的徐某说，我在大学的串联红卫兵接待站帮忙，送你个免费吃饭卡吧。我如沐天恩赶紧接过，每日到清华荷花池旁边员工食堂凭卡蹭饭，从此才算有了稳定饭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话，我至今坚信！
我又想起了还有辆车存在国务院接待站，赶紧去找。都两个月了，哪里还有？查了半天，说是被我二哥单位来人取走了。原来那时自行车都有号牌，那辆车登记的是二哥的名字。我去到二哥单位，二哥刚回来上班不久，不便出面。我去找厂子里一问，革委会的人说这车不能给，也说不出个充足理由。我跟他吵起来，他说那你不行回学校开个介绍信吧。我回学校一看，办公室只有红卫兵头目邝桃生在。跟他一说，他说革委会的章刚被反对派抄走了，红卫兵的章行吗？我说有章就行。拿了介绍信，又去找厂子。清华附中红卫兵名气不小，那边见是红卫兵的章，不知我的底细。虽不情愿，也还了车。加上二哥骑的一辆“凤头”，这算是我家被抄以后仅剩下的两件值钱的财产。
忽一天在附中见到老郑，略叙别情之后，又看了他背上的伤，比老肥子的更加恐怖。还看了他胸前那个别主席像章留下的大疤，令我唏嘘不已。他说他老母若不是及时逃离北京回了老家，恐怕也难逃毒手。眼下他也正在为着不能出去串联烦恼。我拿出一个纸条儿说，你看这个行吗？
原来我有一天无事可做，在教室后面小壁橱里翻看红卫兵印的一些宣传品，里面见到了那个“十点估计”，说的是运动中要讲政策之类的话，心说你们在校内打人，校外装大个儿的，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着立他妈牌坊，把好事儿给占全了。转念一想，不管怎么说，这东西在社会上也算起了点儿好作用。起码少打死不少个人，也算他们积了点儿阴德。柜子里还有几份红卫兵准备寄给外校介绍他们准备成立“红卫兵战校”和介绍红卫兵的组织结构之类的东西，最后落款儿是清华附中红卫兵，还盖了红卫兵的章。我看落款儿与正文之间还有些空白，灵机一动，就裁了下来。心想兴许能弄成个介绍信，只是空儿窄了点儿。
老郑一见，犹如得了宝，连说行，行。我说窄了点儿，再说落款儿是铅印的，而内容只能手写，细心点儿就能看出破绽。他说没事儿，看我的了！拿了宝贝匆匆走了。
很快就有了消息，老郑兴冲冲拿了几张免费串联火车票来，把肥子也找了来。说是介绍信极好使，票已经拿到，后天就走，他清华大学土建系当老师的二哥等三人也打算借光儿一起同去。定好了在北京站见面的时间地点，让我赶紧准备。
这下儿我又犯了愁：兜儿里只有十来块钱，不够呀，除了二哥刚回来上班不几天，家里人大都失了联系，联系上也没钱。如之奈何？忽想起大哥的女友在王府井信托行工作，第二天硬起头皮去找，还真行。这位未来大嫂听我说要去串联，没打磕绊儿，当时给我拍出来二十大洋（那可是她大半个月的工资），还说我爸妈也回北京了，并告诉了地址。
第二天，收拾行装。深秋季节，可怜我在学校只有夏天短衣服，虽有件长袖上衣，这一出去不知到哪，肯定还缺条长裤。一眼看见盛某床上有条长裤，立刻拿来，心说叫你丫狗仗人势欺负老子，裤子归我了。离了学校，先按照大嫂说的地址去看老爹老妈，找到新家一看，只是大半间一个小屋，将将够二老睡觉。见我妈正在烙饼，原来是村干部护送他们二老回来，刚到不几天。老爸单位已经收留他去上班了，弟弟们还在老家。家里任嘛儿没有，也没钱。生活必需品还没顾上找街道去讨要，烙饼的家伙事儿都是借来的。听得我好不悲凉！说了会儿话，时间差不多了，我吃了老娘烙的半张烙饼，匆匆去了火车站。
于是长达两个月的串联之旅就此开始了。
有时候我也奇怪，五十年前的事情细节回忆起来竟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其实实在是当时诸事太难，件件刻骨铭心，真的是受了大刺激。
呜呼！我等何辜?遭此荼毒！
这帮该死的红卫兵畜牲！
这次串联，我们共去了南京、上海、庐山、广州、桂林、南宁、湛江、贵阳、重庆、成都、绵阳、西安等地。刚开始，老郑还革命热情高涨，在南京满大街去刷标语，欢呼老毛最新指示发表。后来见没有什么蹦头儿，消息也不灵通，便打消了念头，一心一意参观游览起来。由于有老郑的二哥一路相陪，他见多识广，带我们去了很多不错的地方。本来还想从贵阳去趟昆明，但中央通知停止了串联，所有人只准往回走，不能再去远处，所以未能成行。这次串联，绝不同于现在的拉练式旅游。我算是开了眼，也调整了心情。只是这一路虽说住在接待站，吃饭每天只交三毛钱，但出去玩儿总还是得有挑费。我知道自家底细，兜儿里的钱从不敢乱花半毛。从重庆开始，就开始零零星星跟当地借些路费，待到了西安，基本到了弹尽粮绝，已是不得不回了。肥子也花光了钱，我把仅剩的六块钱两人平分，回到了北京。此时已经到了1966年的年底。回想抄家以来的最后这四个多月，我竟然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混过来的。
到了北京先去找家。此时我弟弟们也已经回来，家又搬了，住养廉胡同里面三小间平房，是东房。院儿里连我们共有四家，都是老北京人，俱都是忠厚人家，从不歧视我们，大家相处不错。只是老父虽然上了班，却不发工资，只发给全家每天每人三毛钱的基本生活费，这如何够花？幸亏还有二哥每月的四十二块工资接济家用，将就维持。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粮票。我家离京期间的粮票要到西城粮食局去领，家中人锐气已挫，竟一直无人敢去领取。跟我一说，我说怕他怎地，立刻前去。只见排起了队，想来与我家遭遇相似者大有人在。粮票领回来听老娘讲述近来情况，还是喜人事少烦心事多。最烦人的是混蛋政策：父母的口粮定量还只卖给粗粮，明显的受人歧视。呆了几天，我在家看着心烦，家里也窄巴，便又去了学校。


蓉城之旅
学校里依然很乱，偶然机会我结识了郑国行，就是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被红卫兵打成反动学生的那位。一聊还挺投缘，他说他住在大学宿舍里，我便跟着他去了住到了大学宿舍区，明斋还是静斋记不清了。这里是造反派清华井冈山的老巢，老蒯等头头时常得见。有一次国行“传讯”附中工作组的刘晋，刘晋按时来到。我看他一脸谦卑之态，全没了工作组领导的神威。心说看来人都不过如此，这厮走上麦城还不如朕。其实国行叫他也不过就是问问当时被工作组整治的内幕，大家都很客气，他却怕的不行。过些日子，郑国行和郑光召想跟着清华井冈山天安门纵队去成都“支左”，我正闲得无事可做，便跟着又去了四川。
四川这地方自古人杰地灵，底蕴深厚，多出名人。当时我知道并钦佩的如李白、苏东坡、李商隐、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当然也有瞧不上的如郭沫若之流。四川又是多事之地，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
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成都已经出现两派之争。听人说“保皇派”叫“产业军”（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多是由老工人组成，是拥护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造反派叫“川大八二六”（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是支持当时受李井泉打击的下台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的。以造反派自居的清华学生去了自然是站在造反派这边挺刘反李。手段一如清华附中红卫兵那般，依靠老蒯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当起了钦差大臣。到得那里二位老郑倒是整天跟着出去不知干些什么，很是起劲。我那时其实还分不清这些派别、组织、人物与四川麻婆豆腐、赖汤圆之间的区别，加之囊中羞涩，怕花钱哪儿也不敢去。待在西南局只管着替大学生发些传单、找人卖卖二分一张的清华井冈山小报，干些杂活儿，等于是个碎催。一天三顿饭基本就是开水冲过的辣萝卜条和米饭。到了春节，一群从成都五中找来的卖报女初中生为我包了回汤圆算是过了年。转过年儿来形势趋紧，态度偏向产业军的成都军区已经介入可能快抓人了。我们就赶忙“逃”回了北京。
后来查看了一下资料，发现对两边儿好的评价都不多，几乎都是恶评。且看文革前刘、李二人的“功绩”对比：
刘结挺，1955年起担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其妻张西挺担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他们在任职期间，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夫妻合谋制造了10多起冤案，迫害致死1人、伤残3人。1962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刘、张停职审查；1965年3月，经中共中央监委批准，开除刘、张二人党籍。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爷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活活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受害者之比是四比八百万！如此看来，竟是造反派支持的刘、张二人，比李井泉好上不知多少万倍了。看来四川老百姓还是心里有杆秤：即便都不好，也该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才是。当时造反派提的口号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看起来确实有些道理。


一月巨变
67年1月发生了两件大事。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月8日，新成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
这等于是向各地造反组织宣告：中央支持他们夺取当地的党、政权力并以“公社”或“革委会”的名义取而代之。其实，夺取政权这种天大的事情，岂是王洪文等一伙工人所能干的了的？八成也是中央文革在上海的干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授意，王只是受命执行罢了。于是，各地夺权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第一个“革委会”之后各地仿效，至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热烈庆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称这种现象为“全国一片红”。
为此，当时还发行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但发行量极少，据说是忽略了台湾，还没标出南海诸岛，多处的边界线也画的有问题，所以很快就停止发行了。由于存世量小，听说现在这枚面值8分钱的“小纸片”已经被炒到了六、七位数的天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群龙无首、乱象纷呈的实际状况。总之，毛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依靠以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地院王大宾、北航韩爱晶、师大谭厚兰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以及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把全国的党政大权从原来的当权者手中夺取到其个人名下，形成了绝对的独裁局面。虽然结局如此，这个过程却是相当曲折、激烈、残酷、反复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此时站在运动潮头的已经不是中学生中的贵族红卫兵，而是变成了大学生造反派。
1967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文革初期中共第4号最高领导人陶铸，成为刘少奇、邓小平之后，逐渐失去自由的第三位中共高级领导人，接着很快就被彻底打倒，1969年11月30日含冤病逝。打倒的方法，也是向下面吹风，由造反派发难，最后中央表态支持，以顺应“民意”。
老陶被灭的根本原因，据说是没有迎合“毛泽东放任自流、先造成天下大乱、然后再达到天下大治之主张，而且不断地跟中央文革小组发生分歧。”
看来老毛全国夺权决心已定，先搅乱大局，所有当权派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亮相表态之后再决定谁去谁留。谁反对这个方针大计就要坚决灭谁。
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学老红卫兵终于完成了它的整个“蜕变”过程，终结了其害人害己的“历史使命”。
我始终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个绝无仅有的“政治怪胎”。说它怪，是说从它躁动于母腹之中开始，便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阶级认同感，绝不同于城里那帮养尊处优的“大院子弟”。它的“大脑”政治敏感性极强，常常比别人多看几步，总是先于其他学校独立在红卫兵运动的潮头。它特立独行，始终保持其独特的气质，傲视纯粹高干子弟组成的“血统兵”。当然，它并不免俗，而且相当实际。从它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造反宣言开始，就喊出了“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的豪言壮语。短短二十字，道出了它的诉求：我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优越处境，要更上层楼，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剥去层层外衣，我看到四个字：我要造反！反谁？反出身不好的人和他们的子弟。想得到什么？树立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我干部子弟的“绝对权威”。用什么反？“阶级路线”。依靠谁？毛主席和老干部。怎么反？打、杀、抄家、赶去农村。自66年8月真正掌权以来，他们其实只干了这么一件自认为“正经”的事，至于改地名、毁庙宇、烧书、砸匾、破坏“四旧”文物等等都是掩盖干这件“正经事”的幌子。因为绝对掌权才是这出大戏关键中的关键，是可以延续永世的“千秋大业”。清华附中红卫兵对这一点看得比谁都清楚，不愧是红卫兵中的张良萧何之辈，相比之下，城里中南海周边的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以嗜血为乐的少爷兵充其量也不过是樊哙周勃之属，两者绝对无法同日而语。
于是问题来了：红卫兵以“血统论”起家，论资排辈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却鲜有大人物的家长。最大的，宋柏林的老子也只是区区一个开国少将，对比西城红卫兵，哪一伙不是坐拥几个中央委员和元帅？虽说红卫兵是你清华附中首创，那也得尊卑有序，不能坏了规矩不是？就连距离最近的邻居北大附中红卫兵，都借着开大会，在请柬中点出老子官职要求，明里暗里敲打清华附中红卫兵老子职位太低。于是从打8月25日，简称“西纠”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开始，“东纠、海纠、宣纠”也相继纷纷成立，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进行的支持。从名称上变了，纠察队就比普通红卫兵高了一个档次。装束也变了，二代贵族们纷纷从老子的衣橱箱底翻出最豪华，最能表明身份的军装，穿出来招摇过市，就连胳膊上的红箍，也从字的颜色、布料质地、宽窄尺寸上加以区分，级别最高的，除了红底黄字，面料竟然采用了毛呢，宽度达到了八寸。处处都在对外宣称：老子官大，尔等下站！当真是庸俗龌龊至极，大热天的，也不怕捂出痱子。
面对城里徒子徒孙们的飞扬跋扈，清华附中红卫兵明里不说，但早已心存芥蒂，却又无法表白。谁叫自家老子不争气，官位小？又是谁教当初没有先见之明，及时在阶级路线基础上继续精细加工，提炼出一套以成立日期定辈分，或者以是否首创定尊卑的理论呢？心中颇有哑巴吃黄连、自套笼头、作茧自缚之感。为今之计，只能是隐忍图强，苦练内功，以另类做法宣示自家的“鼻祖”本色了。于是凡是出外场，清华附中红卫兵必是身着破旧发白的军装，臂戴红布“黑字兵”袖箍，斜挎军用小书包，腰系“板儿带”，一副与众不同的“老土”装束，以便对外宣示：我等才是红卫兵里的“真正老王麻子”！在办事策略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则处处高出一头，显得更加“策略”。就拿那血肉横飞的“8.26”来说，虽然他们逼死了包括我校物理老师刘澍华和高二女生郭兰惠在内两条以上的无辜人命，却又同时起草了制止打人的“十点估计”，并在此后几天里出动几十辆大卡车进城散发该传单，只此一举，便可看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清醒高明之处，当然也是其虚伪狡诈之处。
我看来，这论资排辈便是红卫兵产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和开始。当然，这只是这帮靠打杀起家的好汉自家在英雄排座次方面的小小嫌隙，从不影响一致对外的大局的。面对有待分配的巨大利益蛋糕，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嗜血盛宴，“马无夜草不肥，不杀穷人不富”则是他们始终信奉的真理。至于将来落到自己盘中蛋糕的大小，还要等切出来再说了。可惜的是，那块想象中的蛋糕，短期内看不到了。
以下是我今年（2016年9月17日）与当时清华附中“革委会”主任，我的老同学加老朋友张晓宾的一段微信对话，现在原文记录如下（对话双方以“我”和“张”区分）：
我：晓宾，咱俩的友谊可以上溯至初中和高一。还记得高二预科分班后咱俩在楼梯拐角处的最后一次谈话吗？我至今历历在目。（注：当时正值“娄熊事件”讨论期间，双方已有分歧，但并未言明。）
我：我们之间的交情可以概括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同意吗？
张：我自认为早期记忆很好，看来你比我强。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到这把年纪了，更是怀着欣赏、友谊、珍惜看待老同学们。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是历史潮流的产物，更是有限的生命。人性一样，在人心的深处，也都有良知轻微的呼唤。我曾经一样是毛的真诚迷信崇拜者，现在知道人的有限，就成了把人当偶像的摒弃者。
我：后来你我的处境彼此都知道。知道为何后来我千难万难也从不见你吗？我不想在你我关系上蒙上半点功利色彩。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白告诉你。当我知道在那年八月最后的日子里，你积极组织进城散发“十点估计”时，我认定我没看错人。
我知道浪潮初起时会一浪高过一浪，只有你们有能力使之变为退潮。
仅此一点，附中就高过了当时所有红卫兵。因为你们起码救下了与被害者等量的无辜的人。这是胜造七级浮屠，善莫大焉的无量功德。
这个观点我曾在高631群里坚持过。
话再返回来说，以当时的政治空气，再加上多年洗脑，加上你的处境，换成我，立场多半和你一样，甚至有过之。谁都别把自己当成圣人。因为那时的人是真诚的。
张：我很感动，谢谢老同学。很多人找我写文革，我都拒绝了，告没想清楚。当时就是很矛盾，甚至痛苦，崇拜与良知的冲突。那篇文章是我和骆小海写的，好像还有杨盘。是在附中出现打师生，撤了熊钢职，又到城里东安市场看后决定写的（东安市场在66年八月份是城里红卫兵集中殴打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地方），无非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得对，我们都是有缺陷、有限、有胆怯，但也有良知的普通人。想强调一点，是我妈妈坚决支持我，还联系铁道兵几十辆大卡车散发材料，我妈妈是一个伟大坚强的母亲。
我：打住吧。这段话我眼含热泪写的。
张：是呀，我们同学都以真诚与理解，避开这个话题。
我：我不吐不快。
张：是呀，我指在同学聚会时，我和夏芳、士元、景晓东等都有个别很好的交流。在美时曾联系上郑义，因故未见到。
我：同意。你父母和妹妹我都见过，是充满生活情趣的一家。母亲支持你的义举，她就是个伟大的母亲，不管她后来境遇如何。
我们最后谈话是你说的。你鼓励我争取入团，还说若不是分了班，想做我入团介绍人。当时我心灰意冷，无此等奢望，你主动提出，是肯定了我，所以就忘不了了。
…
看过有些人回忆过去，当事双方都不认可对方，正常。我们不是怨妇，不在乎旁人指摘。后人自会分析取舍。“我自独酌醉中游”就是这个意思了。
自嘲
舟自横漂水自流，平生际遇少筹谋。冷眼坐观风雨骤，我自独酌醉中游。
记录下这段对话，意在说明一个道理：文革爆发，绝非朝夕之变，一日之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作用，不过是在干燥的柴堆上划燃了一根火柴，在溢满的大堤上划开了一个浅沟，把一枚手雷丢入了弹药库，把一杯清水倒入了滚油。最初，这些红卫兵中的先知先觉者，不过是凭了他们自诩的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传承于父母的“政治敏感性”，春江水暖鸭先知，偷看了底牌，洞察了趋势，为求一己私利，抢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一旦魔鬼出现，洪水猛兽肆虐、地狱之火升腾，所向披靡、生灵涂炭，竟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更为可怕的是自八月份以来，风向渐变，斗争矛头竟然转向了他们的父辈，眼看就要危及自身。他们中的一些头脑清醒者虽然暴虐稍熄、理智复燃，意识到大祸临头，想要退步抽身、力挽狂澜时，却已经力不从心、悔之无及了。殊不知他们虽然称贵言尊，其实也只不过是这全局棋盘上区区几个被人驱使，率先拱过了河的卒子，幕后操控他们的，却是那只统领全局，不停挥动的巨手。被这巨手掀起的滚滚的洪流如同那个恰似滚动巨轮的纳粹标志，一往无前，不计后果，足以把胆敢与之抗衡的一切对手碾得粉碎，哪怕你是曾经为之率先发难，冲锋陷阵的功人功狗，也会被弃之如敝履，绝不怜惜。因为你已经被利用殆尽，没有了价值。而此时的红卫兵，已经真的成了一群拱到了底线的“老兵”，虽明知深渊在前，却已经被绑在战车上，无法回头了，生生做了极左路线的殉葬。
有关“老兵”在红八月的赫赫战功，网上我搜到这样一张“功劳簿”：
66年9月5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8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
10月9日到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没收私房52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之题词。展览把“八—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可见红卫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来自上面的煽动和纵容的，绝非他们心血来潮的首创之举。
那个展览我去看过，依稀记得有堆积如小山的金条、珠宝和各种豪华物品，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张剑眉倒竖的女红卫兵扑向老地主徒手夺刀的巨幅宣传画，那场面确实惊心动魄。但后来查明的事实却是：那老头家住榄杆市，叫李文波，因为家有房产，被定为小业主，事发当天就被当场打死，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
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
在周恩来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也“依法”判处了死刑，次日执行。
至于事件详情，网上可查，不再多说。在此只记录一个当事者的回忆便可基本明白了。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
“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关于“红八月”的打人抄家，北京49中当年的红卫兵于向真在她的回忆文章《一个女红卫兵的1966年》中也作了如下记述：
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 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38天的婴儿。
有人统计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人，有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也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
行文至此，我只想到了八个字：明火执仗，杀人越货。
这件事并非发生在战争年代，也不是发生在双方对峙的非常时期，是发生在文化革命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生在首善之都、京畿腹地、天子脚下！
说他们是土匪，是否有美化之嫌？
正是这件事，竟又成了红卫兵反击“阶级报复”，师出有名，大开杀戒打死千大几百人的正当“理由”，我那三个难兄难弟为此也都险些罹难。“人”啊，怎么写？独木难支，不怕栽倒？
如今，无论是后继的历任当权者，还是当年的老红卫兵，对这段“峥嵘岁月”和“光辉历史”都已经绝口不提。但是血写的历史是无法掩盖的，后代会永远记住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说过老红卫兵八月的“丰功”，不妨再看看他们中的“可教育子女”在次年一月的“伟绩”：
当时，刘少奇岌岌可危，他的女儿刘涛便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从窝里杀将出来。我记得当时街上大喇叭里反复播放她揭发老子与现任夫人王光美及前妻王前三人之间的秘闻轶事，还揭露老刘用党的经费打造金鞋拔子的“贪污史”；后来又从街谈巷议听说联动头目薄熙来在斗争老子薄一波时大义灭亲，抬脚踹折了老子两三根肋骨；…。当时我就想，雏鸦尚有反哺之义，羔羊且知跪乳之恩，怎么这些人渣竟不如禽兽？之前我只听说红八月里有出身不好者有此恶行，引领红卫兵查抄自家者有之，亲自将生身父母打杀者有之，家人被杀他说活该者也有之。我想这都是革命阶级对阶级敌对分子子女灌输大义灭亲、自我改造、背叛家庭之类洗脑教育的结果，尽管其中有些是迫于当时形势和压力的违心之举，这种言行也足以令他们自己懊悔惭愧和令旁人侧目。今日一看，原来这些自称铮铮铁骨、嫉恶如仇、一身正气的“革命老前辈”们，把这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的一套也当作家训传给了自家子弟。这些跻身名校的家伙，谁教育的！怎么教育的？及至不久前听说一波老前辈留有其诸位犬子中，唯有幼子名熙来者酷肖乃父，将来必成大业的话，我又似乎明白了什么。由于历来接受党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书记、领导之类的大人物视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心中满怀崇敬和仰慕，及至文革，知道了对当权派一条条血泪控诉，目睹了这帮无义之徒六亲不认的一个个鲜活个例，恨不得为当初自己的无知抽自己几个大嘴巴。难道这些“洸洸乎干城之具、昂昂乎庙堂之器”真个竟是满口的…，一肚子…？个中玄机不必说得太透，留给众人自去思索品味罢！
行文至此，我忽又想起66年八月中旬被人从上床掀下，只穿一条裤衩，叉手胸前亮相被人围攻搡踹的那狼狈的一幕。此时反倒觉得又何狼狈之有？比起刘涛、薄熙来辈，简直就是一尊百邪不侵的护法金身罗汉了！
依照红卫兵们的如意算盘，本当是一鼓作气，杀伐到底，毕其功于一役，直捣黄龙，把“狗崽子”们逼入绝境，待到“秋后”算总账，彻底全部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但红卫兵，就连广大群众，甚至连我等“狗崽子”，也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之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提供了现成的范例脚本，此番自然是如法炮制，岂有它哉？孰料祸起萧墙，事情陡变，昔日靠山老统帅中途换马，矛头转向，声东击西，剑走偏锋，斗争大方向竟然指向了曾与之患难与共，同打江山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短短几个月下来，串联归来的“红家弟兄”见面互叙别情，竟然发觉不少好汉弟兄印堂发黑，娘老子已经变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英雄好汉们那令无数人艳羡的“红根儿”不见了，屁股上竟然凭空长出了一条可耻的“黑帮子女”尾巴，也和被自己打压的对手一般，成了“狗崽子”！反观以蒯大富匪帮为首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俗称“三司”），啸聚一群出身混杂的乌合之众，居然两肋生翼，踏浪乘风，在全国范围煽风点火，造反夺权，把自家长辈整治得死去活来，是可忍，孰不可忍！老统帅也真是的，“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居然不顾昔日战斗友情，和一班戏子、党棍、文痞、流氓组成的“中央文革”搅在一起，直接在聚义厅上自相残杀起来，那块高悬的“聚义厅”大匾也替换成了“忠字堂”。莫不是真个老糊涂了？不行！我等红二代，八月份血拼挣来的利益蛋糕尚未切分，岂可半途拱手让人？为保“老革命”江山永固，代代传承，冒着杀头风险，也要拼死一谏。
于是，“联动”成立了。
1966年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简称“联动”。有关介绍联动成立后的详细活动的文章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只摘录几条他们公开亮出的口号，便可知道其矛头所指了：
“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
明眼人一看便知，联动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住父母的官位，保住自己一伙的至尊地位，死守“干部子弟打江山，更要坐江山”的底线，为了达此目的，即便是与中央文革，包括背后支持中央文革的毛老太爷翻脸也在所不惜。但是此时的他们突然发现，过去惯使的阶级路线法宝已经不再无往不胜，所向披靡了。由于在“红八月”里恣意妄为，嗜血成性，作恶太多犯了众怒，他们在自己小圈子以外已经很难找到同情和支持者，况且自己人里不少也都成了黑帮子弟，无法继续炫耀出身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同样，他们自感受到了压制，满腔怨愤，再三呼吁想与对手三司“平等对话”，谁还稀罕搭理他？就连曾经写过“三论造反”的令他们骄傲至今的“文胆”骆小海写出的“致中央文革”，也被定为反动。邝桃生化名“延征”斗胆将此文贴出，立刻就成了被通缉的反革命，整日里东躲西藏，再也不敢露头了。其实他们是不肯承认一个事实：既然老统帅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当权派父母，哪里还会继续纵容他们？没了靠山，这帮自封的天之骄子自然也就没了当初的灵气。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这下可好，清华大学、北航等高校红卫兵在高层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联动分子139人。附中的卜大华、熊钢也相继落网，至此，以联动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也彻底终结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政治生命。这帮家伙为谋求一己私利，以害人开始，折腾了几个月，祸国殃民，欠下笔笔血债，造下无穷罪恶，此时终于走到尽头，捎带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岂非天意？害人害己，又何怨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个“规定”和当时的形势矛盾吗？当时我就觉得并不矛盾。在上层的“自家人”斗争里，联动成了运动的阻力，受到了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掌权者的镇压，但是在对待“阶级敌人”的立场上，无论刘、邓、陶还是毛、林、周，立场都始终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红卫兵说的：“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们区分得非常清楚！


“二月逆流”
说起“二月逆流”，今天在网上搜到的一段文字表述如下：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当时民间流传有几种版本。我记得最普遍的说法是谭震林率先发难大闹怀仁堂，老帅们对中央文革群起攻之，叶剑英怒拍桌子手指骨折，老谭愤然离席拂袖欲去，陈毅拉住说不要走，留在党内继续斗争。言语中流露出对运动的厌恶情绪，隐含着对文革的不满，也反映出老干部们对子弟失宠、亲兵被抓的抗议。
我觉得这实际就是上层两派势力的一次正面较量。表面结果是反文革势力暂时被压了下去，但是嗅觉敏锐的老毛从中也闻到了在尚存的老帅胸中发自肺腑的对中央文革不满和民间充斥着的一股反感文革运动的怨气。久经政治风浪的毛泽东自然熟知进二退一的斗争策略，深通平衡驭人之术的他也不肯让中央各派势力中的一支独大，很快就调整了战略部署。4月22日得到毛泽东下令后公安部释放了被关押的全部联动成员，并指令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出面对这群“红后代”安抚一番，转达了老太爷对他们的关心，算是对上层老干部做出的安抚和让步表示。但大错已然铸就，红后代暂时也无力回天。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名为“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但是，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仍在继续，各方政治势力的较量自然也不会停止。由此也可看出老太爷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革命胆略”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
1967年的初春，我在前门大街上看到了一份张贴在墙上的小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名为“出身论”的文章，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我是一口气把这足有三大版的文章看完的。文中点明的出身问题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观点全都和我想的一样，但是比我想的更加清楚和深入，文笔也漂亮，然而我更加佩服的是作者的胆识。因为我知道作者挑战的，是共产党的看家法宝——阶级路线，是它们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岂可轻易放弃？这也是压在所有出身不好的人身上的千斤巨石，是建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的根源。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双方不要说让步，折中都不可能。一旦有上层人物发难，作者肯定就是身败名裂，性命堪忧。出于对作者的好奇、崇敬和对他安危的担心。我曾经按照报上注明的报社地址到北京四中实地寻找过，在那个斜挂着“中学文革报”牌子的小屋里，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伏在桌上睡觉，听他说这里刚被别人打砸过，其它就再也不肯说了。我明白了，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和危险。
后来我知道了，“出身论”的作者叫遇罗克，文章发表的日期是67年1月18日。


军训伊始
由于大学生深谙上意，加之智虑高远、手段老到、用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就抢了中学生的风头。此时的中学生已经被边缘化，不受重视了。但是阵地也不能任人占领呀，３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施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上的批示：要求解放军除分期、分批对各个学校实行“军训”外，还要“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并令全国各地驻军参照执行。这样，军队除“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任务，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好像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训团进驻清华附中，在京的学生闻讯后纷纷回校参加军训。这是从大串联以来学生的再次重逢，此前尚无重大芥蒂的同学们见面互诉别情自然是人之常理，只有那些去年八月飞扬跋扈、穷凶极恶者可能自知理亏？多数迟迟不见露面。我班“齐向东”的重要成员如宋某、袁某、熊某、张某等，以及甘当鹰犬的盛某，我好像压根没有见过。
既是军训，便实行了连排建制。学校成了团，年级成了连，班改称了排。高六三一班成了某连一排，好在名称无碍，谁也不会在乎。本排有侯、张两名排长，连上有姓林的指导员一名，团政委姓秦，团长姓马。
除了军训以外，按照老毛的“最高指示”，军训团还带有“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更重要的任务便是“支左”。当时的附中，老红卫兵被“联动”恶名所累，臭不可闻，重要头目或已寄身囹圄，或正遭通缉，已经是溃不成军，沦为了流寇。左派桂冠自然非“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莫属。其实这井冈山兵团与大学的蒯司令虽属“近亲”，也是一个松散组织，彼此志向相合、观点一致即可，从来也没听说有过什么“入兵团手续”或者“兵团花名册”之类，也基本没什么集体活动，真个是有人就是草头王。不管怎样，支持井冈山，井冈山是左派，这是军训团进校之初就表态声明了的。
军人办事雷厉风行，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除了了解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附中文革历史、整饬“黑帮队伍”等基本工作外，最重要，也是军队最拿手的工作就是“忆苦思甜”。怎么搞？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苦，思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甜”。于是乎，先组织了一场批斗万邦儒校长的大会，然后，各个排（自然班）纷纷组织开资反路线的控诉会、批判会，由受害者现身说法，进行控诉，忙的不亦乐乎。不久前曾有人提起说是我曾经在班上控诉过齐向东的罪恶，还说比老郑讲得感人，我却已经记不得了。因为那根本不重要，发泄一下而已。我不用问也清楚，老兵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反复念叨着六个字：“别得意，走着瞧！”他们的自信和自负是发自内心的，这我知道。
老郑的宣传天赋此刻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也搭着他真的是死里逃生、苦大仇深，控诉会上没讲几句，便已经是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捶胸顿足、泣不成声。第一次听我也跟着掉了不少的眼泪。记得他一共控诉过两次，后一次是在清华大礼堂，全校师生参加。由于很多人都是心中自有一本血泪帐，极易引发共鸣。老郑讲到动情处，全场竟然是哭声一片，伴以口号震天，教体育的乔淑荣老师甚至中途当场晕厥。那钢针穿胸戴像章的惊人情节如今还不时有人在文章中提起。当时我也曾闪眼观察诸位老兵，迫于现场气氛，虽然都是低头不语，脸上却绝无愧疚之情。赶上呼口号时，那软塌塌举起的手也绝不高过头顶。当时我就自问：这有用吗？意义何在！至今我始终坚持认为，由利益分出立场，由立场决定态度，由态度支配情感，由情感产生行动。这岂是诉诉苦，洒把泪就能改变的？永远也不要希求对手的同情，还是那话，人要“活得明白”。还可以再加一句：再难也“绝不求人”。
控诉后没过几天，本班两位排座侯、张中的一位忽然召集井冈山的几个成员，说是要开个会，郑、戴二人当时不在，我和肥哥也在与会之列。排座带着我等来至一间密室，见齐向东的尤大小姐等人已然在座。排座讲过开场白后，尤某便以主持人的姿态直入正题，说是我代表高六三一班核心组郑重宣布，要给郑戴刘赵四人平反。…什么！还他妈核心组？屎壳郎打哈欠，好大口气！你丫还在翻去年的黄历呐？不待大小姐说完，我便插话问道：
“你觉得今天这个平反有什么意义吗？”
大小姐的敕书宣读仪式猛地被人打断，一时语塞。半晌，突然变色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就这态度。不要紧，你现在可以继续说我赵某是右派学生，无所谓，有人信吗？万一你们哪天又掌权了，你们也还会这么说！” 不待排座起来打圆场，我便拂袖离席而去。
众人也都陆续离场，“宣布会”也就散了。不久，军训团就传出了井冈山派性太强，要坚持党性，批判派性的说法。这才几天？井冈山就一改左派身份，变成了运动阻力、批判对象！




明人不说暗话，我看军训团是带着“路线图”进的学校，也是一步步照图操作的。这黑帮也斗了，反动路线也批了，接着就该改了。改的第一步，就先要整顿组织，建立由干部、老师、学生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这个工作，当然还是要强调必须严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可是看看阶级路线的最大拥趸者和获益者老红卫兵现在的样子，谁能保证这帮恶贯满盈的家伙能进三结合班子呢？于是才有了控诉会，通过控诉，把板子统统打在那个虚无缥缈的“刘邓资反路线”屁股上，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受害者。会开完了，互相拱手问安，共叙友情，同声高呼解放了，共和了，平安无事了，大家都一样了，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众生皆友了，我们要“大联合”了！
可是下一步呢？用脚趾头我都能想明白！恢复党团组织，也可能换个什么别的名称（据卜大华讲，戚本禹就曾经跟他提起把共青团与红卫兵合并，取代老共青团的打算）。但是不管怎么改，万变不离其宗。阶级路线是铁定不可更改的。只要有了这个传家法宝，接下来的建立领导班子就好办了。上级指定？萝卜选举？众人评议？怎么都行。出身一亮，老子官大，诸神下站！干部子弟就保证能坐稳尊卑有序的红朝铁打江山。一旦座次排定，一切也就都回到了文革初期的原点，纳入了“正轨”。再往后呢？轻车熟路、照方抓药。你们不是说去年我们太残暴了吗？这回我们也汲取了教训，就来点文明的吧！做双小鞋儿给你穿上，保证不见血还钻心的疼。反正是猛虎回山、蛟龙入海，各归各位。最后把你们丫的全部发往农村了事，更损的手段、右派帽子这回暂且可以留中不发，下次运动见！还兴许等不到下次。相机而动，只争朝夕嘛！
这算什么？这不就是温水煮蛤蟆，软刀子割头吗？老子拼死拼活混到这分庭抗礼的一步容易吗？让我们高高兴兴拱手相让可能吗？这就叫大联合？这是你们丫想继续骑我脖子上拉屎！谁比谁聪明多少？蒙傻子呐？看不出这步棋，老子六年清华附中算白混了！想浑水摸鱼，挽圈下套，空手套白狼？姥姥！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
大概是在三月底，梁胖子回来了。这家伙真够可以的，居然从年初开始，和一个叫王佑的初中同学从四川成都徒步去了西藏！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吃尽苦头，却也饱览了高原雪域风光，广泛涉猎了藏区的风土人情。几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一脸沧桑。这大概是文革串联史上历时最长、征途最远的串联了罢，着实令人敬佩。不管怎样，回来就好，我们又多了一个同党。


山头林立
骂归骂，这么干看着无所作为还真的不是个事儿。不认可平反，不接受道歉，都行。可人家按部就班的这么一步步拱过来，最后不是就把我们拱死了？不行，得想办法。还是老戴聪明，办法说着说着就有了。不是大联合吗？大联合以后不是要选举吗？选举革委会不是得计票吗？不是得一个组织一票吗（要是按一人一票，干部子弟连十分之一都难保）？那咱就多成立组织。组织多票就多，势力就大。胡司令不是唱吗，“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反正共和了，连齐向东都革命了，丫敢说哪个不是革命组织？不管怎地，咱先来上他三个！以后如有必要，嫌少了还可以再增加。好像老毛就说过山头林立，一个野鸡一个山头的话，何多之有？
根据老戴的“伟大部署”，成立了三个战斗组。最大的一个叫“百万工农”，名字记得是老郑起的，旗下聚集了班上同一派别的主要力量，好像是十多个人。老猫等几个女将和苏某等五六人成立了一个“刺破青天”，老戴又单独拉出郝某、陈某等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卷巨澜”。其实分家不分灶，三足鼎立是对外说的，无论是玩儿还是干活，都是一起商量、一致对外、联合行动。谁是头头？没有。对手强大得很，背后还有阶级路线和军训团撑腰，说不定哪阵风刮不对，他们丫的就能翻过手来，再把我等打翻在地。哥几个都是行走在刀刃上讨生活，刀尖儿上吮血，豁着干呢，这里面全是危险，没卤可捞。难不成推举个头头以后叫人家抓了坏人？主要的活计哥几个都干了，那些女生们想打打下手也行，爱干什么悉听尊便，只要对外大家一起抱团就行。以前的教训之一是我们没有组织，一盘散沙被对手各个击破。只要是把这二十来人拢在一起，就是一股可观的势力，对手想压垮我们，那就是狗吃刺猬，无从下嘴。好歹打熬到最后，保持势均力敌，大家全须全尾等来个毕业分配，就算是功德圆满、阿弥陀佛。最终完事大吉、各奔东西就是我等当时祈盼的最好结局。
行文至此，稍事休息。从电脑里调出“四郎探母”哼将起来：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猛然一个念头冲进脑海：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上面这段话会作何感想？
可能有人会笑话：你们这些老家伙也忒胸无大志了吧！折腾了几年，就图了个不当反革命？
真要是这么说，我可就得反驳年轻人们几句了。
知道那是什么年代吗？知道什么叫“党的阶级路线”吗？从网上搜一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人名单”，看看那都是些什么来头的人，都怎么死的？跟他们相比，我们就是蝼蚁之躯，想灭了你，还不就是弹指一挥、举手之劳？你们以为那是潇洒浪漫、玩儿蹦极寻刺激呐？当时我认为，不当反革命的奋斗目标，实在就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宏图大业，随时都感到搁在脖子上那把刀的凉意。要不是老人家把活儿干大了，急切难以收场，腾不出手收拾我们这些“贱民”，结局还指不定怎样惨呢！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派性之辨
接下来再说说这个“派性”，这也是文革中发明的专用名词。
何为派性？打哪儿来的？干啥用的？老太爷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我看来，一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期求，聚拢在一起，就成了“派”。当初老兵为了掌权整治别人，结帮拉伙，被老毛封为造反派。只可惜现如今这顶桂冠已经易主，戴到了大学生头上，红卫兵们成了保爹保妈派。现在看到有机可乘，又想凭着党的阶级路线卷土重来，当回掌权派。反观我等，没有权贵爹妈，只是因为被高干子弟和阶级路线挤兑的活不下去，为求自保，抱团互助，也就自成一派了。说我们是“造反派”？是“左派”？扯淡吧，我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非要起个名字，我看可以叫做“争取活命派”。别看名字不响亮，来头可不小！革命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起来玩命抗争吗？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压迫者的抗争不就是革命吗？老毛那段关于造反的话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谁敢反对！不过就是这话被坏人利用，倒打一耙了。区区几个高干崽子，就敢号称革命？那叫压迫！现在反抗血统论和阶级路线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日益壮大，老兵的市场极度萎缩，臭不可闻。我们是大多数，老兵是极少数，我们是反抗压迫，他们是想骑人脖子拉屎。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反动派！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但是口称“支持井冈山”的人，也就是军训团却绝不这么想，它的上级是北京卫戍区，是军队。军队是干什么的？是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的。军队听命于统治国家的在位干部，它怎么可能不维护掌权干部子弟们的利益呢？军训团进校后活动所遵照的路线图，不就是要救干部子弟于水火，重新洗白他们，最后把他们扶回统治阶层的宝座吗？他们重新上台，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所以，我们与军训团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的。冲突爆发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了。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开始分裂。
这种分裂也是必然事件。试想，一边是虎威犹存，乘风待起的高干子弟，背后有阶级路线、在位干部、军队等等强大靠山，另一边是无权无势的“激进分子”，出身还普遍不怎么地，简直就是将来的铁定反革命，那体量庞大的中间群众如何选择站队？他们傻呀！于是，中学就出现了“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道扬镳，大学就从井冈山里分出了“团派”和“四一四”的分庭抗礼。无论是中学的“四四派”，还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其核心观点就是造反派出身不行，只可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潜台词就是利用“造反派”不过是中央为了夺权使的权宜之计，长久不了的。最后还得按照阶级路线，让出身决定谁来掌权。其实说白了这就是趋炎附势、择木而栖、攀高枝、抱粗腿、找靠山等等势利小人或者叫“革命群众”们的一贯做法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一点都不奇怪。至于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思潮”，依据的又是什么“理论”，这种谁都懂得的“人之常情”，剖析起来既费事又无聊，也显得高抬了他们。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把他们当作过对手，也知道他们人数虽多，但永远成不了大的气候。在此还是作罢了吧！
我常常想到：有一种哈巴狗式的人物怎么就种子绵绵不绝呢？翻阅历史，历朝历代，随时都可看到这种人的影子。太平年代，他们是当权者的忠实拥趸，动乱时期，他们是追随恶势力助纣为虐的胁从帮凶，外敌入侵，他们又成了卖身投靠，认贼作父的汉奸。这种人适应能力极强，任凭朝代更替、世道变迁，总是能在夹缝中寻找到最佳生存空间，而且还都一直活得不错，经常还称师言尊、著书立说，编出一套“理论”来教诲别人。鲁迅老先生在那篇关于落水狗的文章里痛骂的好像就是这种人吧？在我大中华的土地上是怎么滋养出的这么一个无耻种群呢？至今这种货色仍是大有人在，而且还有日渐昌盛之势。个中缘故，我也始终没想明白。他们的脊梁骨和膝盖骨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到底怎么了！
军训开始后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情，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3.18”通告。
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告”，中共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3.18通告”转发全国。这一“通告”声称：
“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
把这个咬文嚼字的通告翻译成正常人的语言，就是说要把去年八月被无辜赶走，现在又返回北京的人重新一锅端全部赶走，外带再给他们扣上个怙恶不悛、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遣送回农村老家去被专政。这个做法同样也在全国实行。无耻！
我是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个通告的，上面盖有血红色大印。当时我没跟家里任何人提起，怕他们不安，估计家里人也都知道，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当时心头就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看来，新的当权者（新北京市委）和老的一样，在对待“阶级敌人”的立场上，他们的残酷无情都是一致的，“红八月”仍在继续。
其实，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绝非是红卫兵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央政府的长远计划。早在1959至19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也无法把这个计划明文公开。“文革”一开始就假红卫兵之手施行遣送，并且发通告坚持执行，可见是早有预谋的必然行动。


“老百不朽！”
自从中学四三、四四派分裂以后，四四派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他们在我高六三一班的战斗组叫“钢铁八一八”。从名称上就知道他们是在怀念“红八月”的日子，显然里面主事的是老兵或追随老兵的走狗。有人就给它起了个别称，叫“钢铁马屁塞”。因为过于形象传神，很快就家喻户晓了，并成了谈资趣闻，这个名称也很快被弃之不用了。
我们的“百万工农”战斗组自打成立以后，就饱受对手攻击。什么百万富农、百万富翁、百万地主之类的谩骂接踵而至，就差没骂成百万反革命了。岂知这挨骂也能出名，正是这个颇有气派的名字被我等“狗崽子”捷足先登，百万工农在骂声中迅速爆棚，越战越勇，日子不长，就成了全附中闻名的实力派组织。当然这也并非全拜挨骂所赐，更是跟我们的斗争策略得当有关。
每日我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用过膳（文革期间食堂全天候有饭），先打上几圈麻将（用扑克牌虚拟的），下午到青龙桥京密运河游上一圈野泳，直玩到日落西山。吃罢晚饭，精神头来了，哥儿几个一聚，结合当前形势，选出一两个针对老兵或四四派的话题，群策群力，拟定下论点论据，由一名熟练写手动笔“讨贼”，落款必是百万工农。其余人等，再翻动报纸，寻文摘句的拼凑出几篇应景文章分头誊写。多抄语录，广引报纸，文不在精，以量取胜，下笔千言，转瞬即成。这种文章虽属粗制滥造，上面却是遍布语录和中央领导人讲话，对手纵然不忿，光天化日之下谁个敢撕？如若对手言语行为露有破绽，就更有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文章随时伺候。待到一切就绪，下到楼前，挥动长帚，遍刷浆糊。先找个显眼处把署名百万工农的主要文章粘好贴牢，再用其他充数文章把对方的大字报覆盖阙如，即便是刚贴出浆糊未干的也不给丫留下。然后打道回府，再去追寻昨日未做完的南柯一梦去也。早晨再看，老百为主，刺破青天、卷巨澜相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蔚为壮观。既然是打派仗，就得讲究个方式方法，我们这一手叫后发制人，晚到先得，以量代质，出奇制胜。对付那帮无义之徒，实用为主，断不可谦恭礼让。因为运动走到这个份上，实在已无任何道理可讲，我们也从来不曾指望说服对方，只是在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罢了。
“百万工农”战斗组一直存在到了1968年底我们离校。在这近两年的艰苦日子里，我们守住了地盘，加深了友情，坚定了信念，提升了斗志，明辩了善恶，积累了经验。可以说终生受益。至今老百、老刺、老卷战友情同手足，往来不绝，聚会不断。真个是友谊长存，老百不朽！


风声鹤唳
随着中学大联合的呼声日益紧迫，我们与军训团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见运动进入僵持，我方的老郑、老戴、老羊（宋海泉）、老郝（郝兆安）还有女生坛子（谭宝贵）、靳延芳、陈振玉等人都去了四川“支左”，我因经济窘迫，知道家中困难拮据，食堂的饭我历来都是捡最便宜的吃，现在更是哪里也不敢去，只能在家留守，反正家（学校）里也不能离人。对此，四四派心中不服，到军训团连指导员林某面前告状，说是我方擅自离校藐视军训团。这回林指倒是主持公道，回敬道人家起码还关心运动，出去也是在支左，你们在学校又干了些什么？当场给他们来了个大窝脖儿！老兵不在没了主心骨，他们真的连个响屁都不知道怎么放。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附中全校师生都被军训团带去参加助威了。我觉得没劲，没去观光。我想，不论谁在台上，左右我都得不了好，谁比谁可怜？，谁又比谁可恨？人家中央领导自家的事，与我何干？
忽一日，临近中午，林指来教室找到我和老梁，说有急事。这位林指导员，四川人，短小精干，口齿伶俐，背地里我老觉得他长得像个猴子。乍看上去为人显得爽朗豁达，慈眉善目，不笑不说话的那种，我们都心存敬意。这次说的是关于大联合的事情，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好像是让我们班四三派的人就全班大联合工作表个什么态。反正这次他是火急火燎，一反常态，步步紧逼，说不通就以势压人，非让我们立马表态，还想扣大帽子。最后把梁胖子说急了，回了一句“你没什么了不起！”林指顿时来了精神，做出极端愤怒状，掏出个小本子一边记录一边嘴里念叨说“好，好！你说的，解放军没什么了不起！”罪证记录在案，说着就想撤。我二人立刻拦住去路，跟他争辩起来：“你个人代表不了解放军！说的是你没什么了不起！”双方僵持了近半个小时，这家伙真是个变色龙，最后不了了之，拍着肩膀跟我们一起去了食堂。我心想，看着挺好的个人，怎么是个狗脸，说翻就翻？看来，军训团也非全是善良之辈，对林指这种人也得多防着一手了。
就在公安部释放联动分子的4月22日之前，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出面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姓戚的不是中央文革的头把笔杆子吗？怎么连篇文章都顾不得写，还是理屈说不过小遇？还是成分、出身问题根本就是不容外人置喙的言论禁区？竟然直接就抡大棒了！许多暴徒出了会场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作者遇罗克也开始发现随时都有人盯梢。很快，随着联动分子归巢，北京城又弥漫起了肃杀之气。
就在同一天，清华大学造反派分裂为“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两大派。“四一四”的观点和中学四四派观点如出一辙：“造反派是痞子翻天，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有点道理。只要阶级路线不变，出身不好的人就永无翻身之日。问题是老毛的江山彻底打下来了吗？正在打的时候说这种话不是泄露天机吗？这不是在帮倒忙吗？就算将来一统天下了，“痞子”被抛弃了，你们这些“道破天机”的家伙掌得了权吗？一帮连骨头都是软的，脊梁骨都是断的的东西奢谈掌权，岂非天大的笑话？人家高干子弟往哪摆？狗就是狗，想学着说人话，永学不像的。
老父不知得了什么消息，多次劝我不要再去学校。为此父子爷们翻了脸，老人家还打了我一巴掌，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挨他的巴掌。唉，舐犊之情我怎不知？只是学校里也风声吃紧，躲就躲的了？您老为保护我们，逆来顺受了一辈子又当如何？一个蛤蟆四两力，怎么也得干呀，难道束手待毙等人来杀不成！现在小子我贱命一条，有谁怕我？我还怕谁？
忽一日，坛子和老狼邀我去颐和园划船，游玩中忽然提起附中井冈山的头目程金香找过他们，说是我爸单位来找附中领导，因为井冈山掌权就找到程，说是为贯彻“3.18通告”，要再次遣返我家，原则是无工作的子女都要赶走，农药二厂的掌权者想把我也捎带上。因我户口在学校，所以来联系，想让学校配合。程找他二人问情况，一听是本派的就推掉了。当时我就郁闷至极，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如之奈何！只得把消息通知家里，全家也都没辙。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着被宰吧。这个该死的混蛋通告！忽然觉得“敬爱的总理”当初说的别把脏水泼进别人院子的话竟是那样虚伪和奸诈，原来全是他妈的革命阶段论和对敌策略！全北京这十几万人连带家属哪个不是顺民，他们招谁惹谁了？现在腾出手来找后账了？
外出的同学陆续都回来了，据他们说是形势日益吃紧，快要动用枪炮了。传言有人抢武器库，其实就是军队在“支左”中介入一派，明抢暗送。凡是与军队作对的看看危矣，杀人如麻眼见得要成现实了！
聊起出京见闻，老戴就说起60年大量饿死人的“遵义事件”，当时遵义地区370万人，饿死了60多万（后经网上检索，属实。见王录生《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说是救援队下去只带葡萄糖，看见“路倒”只要试试还有口气，一针葡萄糖下去就能活命，全是饿的。这和我在四川听到的情况大致相同，不由不信。他又提起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前北大的右派，因为做课题实地考察了老毛视察并且称赞的徐水人民公社，回来写了篇论文说是这种模式无法持续，就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徐水人民公社就地管制，现在不服要进京告状。我心说有用吗？蒙冤受屈的人何止千万，现在天天也都还在发生，顾得上理你吗？丫自己干的缺德事能认头吗！不过这些事还真是头次听说，心中的“圣坛”进一步被颠覆崩塌了。
六月份，我家终于被再次送回农村，这次不是红卫兵，换成了单位造反派，依然是扫地出门，没任何补助。可叫二老带着两个弟弟怎么活！我在派性掩护下得以漏网，三间住房也被收走两间，剩下不足十平方的一小间。看来中央、市里、单位、街道、房管一层层机构动作协调一致、配合默契，对付我等草民他们真的是驾轻就熟！此时大哥已经结婚，住在通州，还带个孩子，我只得和在水泥制管厂工作的二哥相依为命了。二哥42元薪水，老家父母草创安身，不时需要接济，二哥只好尽可能从家带饭，抽的烟也从烟卷变成烟丝，我也尽量呆在家里，想尽一切办法压缩开支。一个字：难！现在已经无法想象的困难。我学会了吸烟——愁的。
当时造反派老是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我怎么从来找不到感觉？


“轿夫”的结局
1967年7月13日，刘少奇文革初期曾蹲过点的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写的“认罪书”不过关，派出几百人在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纷纷响应，派出人马去中南海西门向“八一战斗团”表示声援。
说起当年的“揪刘”盛况，我也有缘得见。一日我骑车绕道去到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但见以北京各大高校为主，在京各单位乃至外地来的各路揪刘大军沿街安营扎寨，帐篷鳞次栉比，高音喇叭升至半空，开至最大功率对着中南海里日夜不停狂吼讨贼檄文，令里面的人彻夜难眠。这阵势足可令当年消灭麻雀时那万民声讨之战望尘莫及。当年麻雀被轰赶得无处降落力尽坠地，今日这少奇同志与那小麻雀恰好相反，被人家画地为牢，整日心惊胆战却又插翅难逃，犹如一头陷阱中的困兽，只剩下束手待毙一条路了。满街刷写的大标语更损，硬是把老刘的“奇”字弯曲变形，写的酷似一个“狗”字，堪称文革一景。真是才思尽显，整起人来无所不用其极！
原本我是心中郁闷，赶来看热闹散心的，目睹此情此景，忽然心中升起一丝莫名的怜悯。其实老刘的荣辱与我何干，去年他老人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出的工作组不是险些把我等狗崽子灭掉？如今本该解气的事我却高兴不起来，“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可能“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吧！
借助墙外揪刘大军造势施压，8月5日，红墙内的造反派斗争了老刘。此刻的刘少奇还不知大祸将至，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卫，妄图维护自己作为公民和国家主席的神圣权利，我听说后哑然失笑，不是您亲自把老毛搀扶上神坛，顶礼膜拜，让他凌驾于全民和宪法之上的吗？织网自困，作茧自缚，如今轮到自己被人“剃头”了，后悔了？手举着的那几张骗人的草纸，您自己可曾相信过吗？
要说老刘也真的够惨，“宪法”维权无法救命，夫人王光美又被扣上个敌特罪名抓走，孩子们都被逐出红墙四处漂泊，隔壁老毛避而不见，估计是嫌吵，不知搬到哪里躲清静了。（后来知道是去外地视察了，这也是事后推说不知情，洗清自己责任的一种手段吧。）这下老刘成了孤雁，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堂堂大国主席，威望虽不及毛，名分却高过毛的党主席，俨然是个一字并肩王，锦衣玉食惯了的。如今众叛亲离，饮食起居如何解决？不知又是哪个出的恶招，居然画地为牢，就地起“墙”囚禁了刘。昔日簇拥左右的随从护卫，转眼换成了监管狱卒。不但饮食无着，还切断了药物供应，致使刘大主席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卧床不起堪堪送命。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留中不发，直等到在他70岁生日，即11月24日这一天才当作“贺寿大礼”通知他的。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 光着身子（吃喝拉撒俱在床上，衣服污秽不堪已被扔掉），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人用床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由专机“疏散”往河南开封囚禁。并指令医生只给他作保命治疗，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犹如“人彘”，任由这位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又苦熬一个来月，于69年11月12日悲惨死去，胡乱起个“刘卫黄”的名字烧化了事，令人听了唏嘘不已。想毛、刘两位“剃度大师”，自延安整风开始，就结成联盟、亲密合作。刘大师首创，在1945年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毛个人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毛大师投桃报李，多次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并在1959年4月使刘少奇当上了国家主席。毛、刘二人平生合伙“度”人无数，如今天下承平,二人共同的“政敌”已经基本扫荡干净，这对“政治夫妻”的“蜜月”也要结束了，走到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当口，只是因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缘故，昔日的搭档渐生嫌隙、反目成仇，自相杀伐起来。毛大师技高一筹，先是深藏不露，隐居幕后，诱敌上钩入套，让刘大师在前台尽情表演，然后罗织罪名、抢先下手，猛不防一瓢滚水当头浇下，就势一秃撸，给刘大师来了个爪儿干毛儿净，活脱脱一只光鸡，任由他摆布。岂不悲哉，又何怨哉！这就是“轿夫”的必然结局？足见毛、刘之间的嫌隙之深，也可领略伟大领袖行事手段之绝。政治啊，是谁都玩儿得起的吗？老刘苦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人顺从，怎么偏偏忘了功高震主之说！学学人家范蠡、留侯，怎么就“驽马恋栈豆”，舍不得功成身退呢？老太爷家的“二把手”可是好当的吗！
揪刘闹剧于67年8月初草草收场，因为发生了更闹心的事情。


武汉惊魂
自打“一月风暴”掀起全国范围夺权热潮以来，中央文革以伟大导师为坚强后盾，鼓动各地造反派充当先锋，揪斗当地父母官，因为是当年斗地主、整右派等历次运动中早就练就的家传功夫，用之于当权派自然得心应手，所向披靡。加之这些父母官平日里鱼肉地方，也有劣迹，奉了上峰敕命“揭竿而起”的暴民中少不了有人落井下石，严重的竟又把红八月里斗争校长和黑帮用过的、“红岩”小说里宣传过的老蒋对付革命党人的手段都用到了这些地方大员头上。对此，毛泽东感到欢欣鼓舞，自7月份开始撇下死狗刘少奇去各地视察，视察中，毛泽东多次说：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大员盘踞地方多年，广植党羽、互结姻亲、彼此提携、互通有无、关系盘根错节、各方利益牵绊、广泛结成利益同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急切如何就灭？至于当地群众，造反派主要是当地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长期受到压制的中、基层干部，以及受到阶级路线压迫，不得志的年轻人。保守派则是地位较稳定的领导干部和年龄偏大、出身较好、拉家带口的单位职工。他们凭着以往经验认定不能反对当地父母官，将来说不定还要在人家手下混饭吃，轻易反不得的。于是很快就形成地方两派，互打派仗。恰逢中央下令军队支左，军队也顺理成章介入了运动。军人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早就与地方利益多重相关，现在拿到相机决断的御赐金牌，自然拉一派打一派，事情就越发不可收拾。细算起来，竟是同情“老保”的多，支持造反派的少。好在有中央文革督阵，四川、河南等省的造反派好歹总算是占了上风。但是夺权战果无法无限复制，武汉就出了个独立师，众将抗命，誓与中央文革决一死战，明知老毛就在本市东湖下榻督阵，仍借口文革大员王力、谢富治篡改上命，蒙蔽主席，军人与保守组织“百万雄师”一道，把个倒霉蛋王大钦差劫持，打了个鼻青脸肿。眼见得就要酿成“兵谏”。岌岌可危之际，幸亏有周恩来依仗个人声望和斡旋智慧，不避刀矢，只身涉险救出了王力，领袖也得以全身而退，专机飞往上海。
现在可以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如下文字：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我目睹了那次大会的盛况。天安门城楼上，在京的江青等人主持大会，王力头缠纱布，和谢富治一道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百万雄师被愤怒声讨。但是，在“必胜”的欢呼声中，谁也没有意识到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天下大乱”
我一直对领袖“形势大好”的说法存疑，倒是有点同意老人家“天下大乱”的观点。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是强调“大好”时往往就是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的时候。平白无故何必刻意强调“大好”？此次7.20事件，不同于以往整治校长、文人、黑五类或地方当权派。那些人赤手空拳，即便不服也反抗不得。就连“二月逆流”中的那帮元戎老帅，虽然对军队尚有影响，由于手中不握兵权，全家俱在京师犹如人质，虽有不满也不足虑。此次武汉的事却大不同，领头发难的是中下层军官，是直接掌握带兵权力的人。他们剑指中央文革，其上司态度暧昧，又获得了群众组织支持拥护，若不是有各方支持，又是被逼急了，他们怎敢反抗，居然还敢武装示威！什么领袖受了蒙蔽，全是托词。主席就在武汉，岂是蒙蔽得了的？老毛靠军事起家夺得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终生信条。军队造反的个中厉害他怎不知？况且事情发生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政治军事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此番中央集中力量解决武汉的夺权问题，原本就是想“牛不喝水强按头”，逼迫对手就范，起到中心开花，带动全局的示范效应，不料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拥兵自重，以下犯上，公开叫板，险些闹成兵变，把老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全盘打乱，一旦获得各地响应，形成惯例，这夺权大业还怎么进行？
只此一件，陈再道就是死有余辜。况且此人虽是开国上将，却早就是恶行累累，当时仅被揭露出的就奸污女青年三四十人，后来他自己在检查中也说“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按照常人思维，此番龙颜大怒，还不得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从重治罪以谢天下？孰料老毛对他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批斗关押了事。原来领袖雄才大略，思维不同常人，多事之秋，凡事大局为重，并不苛责个人品行，认为那都是小节。若因为一个陈再道冷了军内同僚和下面将士的心，岂不是因小失大？此次老毛不但对老陈从宽，对副司令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蔡炳臣这些“叛军首领”也都从轻发落，只是到北京开会，受批判，撤消独立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并未将他们整得死去活来。
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看了，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并且批示：“还我长城！”。此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便在中央文件和党报中销声匿迹了。后来很多人把这个变化解释为毛为防止林彪篡夺军队领导权的“英明决策”，其实毛、林决裂是九大之后的事，在我看来，这实际就是毛为了稳定局势，向军内当权派忍痛做出的重大让步。
一个月后，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被当做替罪羊抛出，罪名之一就是“反党乱军、毁我长城”。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为什么？就因为他知道很多“内幕”，事关高层，说不得的。为了稳住军队，这位先锋、打手被主子抛弃了。又过了三个月，另一条恶狗戚本禹也倒了台。在“笔杆子”和“枪杆子”之间，毛最终选择了后者，同时也部分放弃了年初依靠造反派，进行全面夺权的计划，打算与军人排排坐，分享“胜利成果”了。
从六月下旬开始，清华附中的运动进入了相对平静期。多数人很少来学校，有的出去“支左”，更多的成了“逍遥派”，各干各的，军训团看不准形势，也就索性放任自流。我在学校没事就和谭、靳、陈几个女生去颐和园游泳划船，看她三个由我指导学会了游泳，心中颇有成就感。另外再照照相洗洗相片，研究一下棋谱。只是家中凄凉，与二哥相依为命，俭省度日。对门西屋小春大哥两口子看我孤单，主动让我进屋找书看，一次我中午回家见门被二哥锁了，北屋大小子还给我做了顿午饭。这个院子里，没人歧视我，温暖无处不在。
九月，郑国行的大哥联系到广州某学院的造反派（名称忘了，可能是叫“红旗”），请我们到广州去玩。我和老百的徐、陈二人加上国行、工厂的两位女士、两名外地学生一行八人去了广州。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我们见识了河南“二七公社”在郑州大街上的“文攻武卫”武装游行，聆听了长沙火车站外夜晚零星的枪声，快到广州，滞留在一个小站黄石，还到一个名为“金鸡岭”的小山上游玩了大半天。到了广州，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我们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只是到处玩玩逛逛而已。当地各派都划分了势力范围，组织了自卫队，但街面上繁华依旧，没有任何武斗迹象。但是已经可以隐隐感觉到造反派得不到军队支持，在走下坡路。


红色恶魔
为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此期间，湖南道县发生了大屠杀。
根据谭合成所著《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 326人。全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发动这场 “杀人盛典”的人，有县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各区抓促小组组长，他们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
对湖南道县大屠杀网上查阅很方便，我不想过多引述。我想知道的是，杀人杀了两个多月，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漂满浮尸，当地及湖南省的当权者知道吗？当地军区首脑知道吗？中央文革知道吗？毛、林、周知道吗？他们都各自起了什么作用？被蒙蔽？失察？默许？纵容？支持？策划组织？没人解释，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联想到“红八月”北京大兴的“杀人盛典”，我有些明白了。“阶级敌人”杀就杀了，造成局部地区、一段时间的“红色恐怖”，这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上面是默许的，没理可讲。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全面胜利”后的必然结果。“誓死捍卫”谁？谁又来捍卫我？自己捍卫自己吧！保命要紧。
问题是，手无寸铁的我们如何自保？老毛不是说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吗？好！那就乱吧，管他乱了谁。反正我们只能是盼着乱下去，乱到底，乱到无法收拾，乱到最后各奔东西，或可乱出我等一条生路。这个念头在我头脑中越发明确了。
只是我一人这样想毫无用处，蚍蜉无力撼树，螳臂焉能挡车？问题是在全国上下一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狂呼声中，“天下大乱”迟迟无法走向“天下大治”，说明了什么？管他说明了什么，别人怎么想不知道，我盼的就是这个。可以想，不能说。


世道艰辛
十月初从广州回到北京，心中大喜。原来老家村里刚刚派人把父母全家送回来了，理由是天气渐冷，我家人在村子里生活无着落，更无法过冬，贫下中农也不愿为我家做出牺牲，还得由遣送单位接收。其实这就是乡亲们的关照，乡里亲战胜了“阶级亲”。也是村一级领导，也是贫下中农，比起湖南道县那帮兔崽子，天壤之别。我家乃戴罪之身，无钱无权无势，人家帮我们图的什么？顶多是送上几个当时流行的主席像章而已。将心比心，老家的父老乡亲们，好人啊！后世子孙记着，咱老家是河北辛集西南十里地的周家庄村。咱欠那里乡亲们一份厚重的亲情！
村领导出面几经交涉，农药二厂总算勉强留下了父亲，依照走前待遇只发生活费。人留下了，住房又成了问题。以前被房管所收回的两间东房已经住进了一户“工人阶级”，现存的十来平方小屋如何居住？二哥去住厂子宿舍，我也久住学校，父母及两个弟弟将就挤着。他们户口已经销掉，报上户口之前暂时没了粮票，我无奈把去到外地未归的梁胖子两个月的粮票领了给家里救急。后来老梁回来到我家看到家中窘境，主动说粮票不要还了。唉，又欠下一笔人情。奈何！
北京的平房顶棚以上是连通的。隔壁新搬来的那家号称工人阶级，是个极左。整天趾高气扬，咋咋呼呼，人见人恨的那种。有个大丫头，每天晚上跟她老子大谈思想改造、阶级斗争、彻底革命，那真是情真意切，我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那老东西一口的革命理论，听得人心烦。不料没过多少日子，我从学校回来听说老丫的从院子里一人多高矮墙上跳下来，说是不活了。一打听是有什么历史问题，被单位揪出来了。想必丫在单位也是个招人恨的东西，闻此喜讯，全院街坊无不称快。从此这家人在院里成了臭狗屎，再不敢嚣张了。我家小屋里也从此再听不到老东西痛说革命家史的聒噪。都是极左路线造就了这么一群哈巴狗，什么东西！
家里经济窘迫，老父东挪西借，仍是入不敷出，家里竟然经月不知肉味，一家人面黄肌瘦，尽显菜色，可又谁都不说。我回家看着不是事，撺掇弟弟逮了一只不知从谁家跑来的黑白花大猫，我偷偷给宰了。木已成舟，父母知道了也不再说，炖了一大锅，算是给全家人开了顿斋。人逼急了什么招都想，我成了偷鸡摸狗之徒！可那只老猫又招谁了？要怪，就怪这个该死的世道吧！
忽一日，军训团贴出一副大标语，说是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陈凡”。一打听，原来这陈凡是个初中生，小哥儿几个没事闲的晚上不睡觉在宿舍躺床上闲聊，说起文革中种种不合理现象，于是就有些“越界语言”，好像是说林彪是隐藏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偏偏这陈姓学生认了真，以为发现了什么真理，一时冲动实名给伟大领袖写了封劝谏揭发信，结果可想而知，老人家没见到信，直接转到了公安部门。小陈立马被抓。我等听到此事，只有叹息小毛孩子不谙世事，自作多情而已。
转念想到，如何避免因言获罪？于是哥几个总结了谈话三大原则，谨录如下：
凡违禁之言论，有三人以上在场时不可说；
两人对话，想说违禁观点，最好自己不说，引导着对方说，然后低调附和；
凡违禁言论，永不可见诸文字。
这三条看似奸诈圆滑，实为护身法宝。照此操作，自己放心，对方也放心，何乐不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当时环境下，这可都是用血淋淋事实换来的经验之谈呀！


大联合
大联合的提法，是毛泽东在1967年初就提出来的战略设想。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1月16日,毛泽东在批准夺权之前,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前提下的夺权。当日《人民日报》转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特别强调大联合的重要性。
按照毛的想法，或者叫“战略部署”，也可叫如意算盘，67年应当是运动收官的一年。虽然在运动中出现了很多派别，可那都是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所设计的，是上面鼓励的。通过大乱搞垮原来的当权派，造成权力真空，然后各派联合，乘乱夺权，对老毛表态效忠，最后权力收回，全都归了毛氏，派别消失，天下一统，运动结束。乍一看，设想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可是真的干起来，问题来了——这么大乱一通，人头打成狗头，人脸翻成狗脸，各派，特别是造反派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人命的代价。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了，脸撕破了，血仇结下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了。怎么着？就凭您发个指示，登几篇社论，就联合了？联合后谁来掌权？造反派里出身不好的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您不就是利用他们长期被欺压的特点，最终选择他们起来“造反”，为您夺权吗？“新政权”一建立，还是执行您那个要命的“阶级路线”，您倒是打倒了政敌，坐稳了江山，滋润了，他们可又都回归底层。仇家上了台，还有他们的活路吗？这个要命的问题不但清华附中存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您这可是上房撤梯子，太损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派性”久批不灭，联合久谈无果的症结所在。其实老毛也是心知肚明，他老人家的打算是，管你死活呢，先试着说服，说服不行就压服，实在不行就制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横竖我有枪杆子，我怕谁？当年对右派使的“引蛇出洞”那招，难道不损？可谁又敢放个屁来？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
１９６７年底前后，在军训团主持下，北京各中学差不多都已经“大联合”了，清华附中的联合却举步维艰。附中当时主要有三大派，分别是四三派的“井冈山兵团”、四四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老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说是一派，其实就是老红卫兵的看家护院。军训团、思想兵、老兵都想“大联合”，因为这是他们掌权路上绕不开的一步。只有井冈山反对联合，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了。其实，当时我们对“大联合”已经无所谓。一则是高层的意思，无法反对，其次是我们已经看出只要有人在，大家抱团，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拿我们没什么大辙。在谈判中尽力拖，拖不下去，争取有利态势也是明智的做法。关于“大联合”的谈判过程，卜大华有如下回忆：
我们在关于“大联合”的谈判中提出三派在革委会中人员比例为６：４：４。“井冈山”不干，认为“思想兵”和红卫兵加起来人太多了，他们提出６：４：３，红卫兵减少一个人。我们想，我们两家加起来有７个人还是多数，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吧。…最后就按６：４：３达成了关于联合的协议。…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我们学校来，祝贺“大联合”。
说到李钟奇，也是个六亲不认、助纣为虐的人物。67年9月1日北京卫戍区开会斗争彭德怀时，他亲手扇了彭两个耳光。四月份军训伊始就有人揭发他对联动高干子弟说过：“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这话也不奇怪，没有这话，他们军队的立场我们也清楚。大家打的是明牌，就看谁干过谁了。果不其然，大联合后成立了革委会，井冈山代表人物程金香是革委会头头，遇到事情各派争论不休，无法形成决议，谁也奈何不得谁。依然是互相较劲。
大联合以后的明显成果是开始了毕业分配。这也是老毛“伟大部署”之一。本来嘛，几十万中学生耗在学校里不是个事，其他实现联合的中学早就开始分配了。分配由军训团主持，“阶级路线”是分配依据。熊钢在内的出身好的去了青海的工厂或者军马场等单位，虽然地处偏远，可那是正式单位，挣工资的。出身一般的都报名去东北军垦农场，虽然干农活，也挣工资。记得当时也是踊跃报名，还有人写血书，没被批准的一帮人还自购车票跟上人家去农场耗着，坚持了几十天，冻得够呛，结果全都无功而返。我心说一个破军垦，你们至于吗！百万工农中也有靳延芳、徐以勇去了农场。他们走时我们都去车站送行。还先在老徐家里大吃了一顿。那一次，我跟着老戴学会了做狮子头，还第一次品尝了沙拉的味道，是陈振玉做的。这是第一次送朋友远行，送别宴上，大家心里都是五味杂陈。主要是很多人已经厌倦了运动，结合当时形势，衡量个人条件，眼看也没好地方可去，运动前途未卜，所以先抓个去处，好歹有份工资可挣，总比将来插队强。因为当时已经有将来全都插队的说法了。
我和老戴、老百的梁胖子、坛子、刘肥子等都没有报名去农场，我有自知之明，我这出身报也白报。况且看了军训团的上下级关系，就知道军垦农场的军事化管理绝对不适合我。心里还幻想着耗下去，万一能留在北京呢？最后不行就插队，反正不能去军垦，走着瞧。这事也没跟家里提。
两个月后噩耗传来，附中一个刚去东北的“兵团战士”在爆破冻土层的冬季会战中被一块远处飞来的冻土块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听者无不唏嘘。
下了一场大雪，哥几个从清华园坐火车去了趟长城。都在搞运动，那里几乎无人。站在烽火台前远眺，白雪皑皑、层峦叠嶂，不由想起老毛那首《沁园春·雪》。何等气势恢宏！老毛如果专门写诗，该有多好！何必非与人斗？
此时的社会上已不太平。一天晚上老郑骑车去海淀镇上买东西回来，在圆明园附近大马路上居然遇到了劫道的。几个学生模样的把他拦下想要抢手表和车。多亏老郑体壮如牛，不愧是铅球冠军。一脚踹倒隔车站着的一个，紧跟着挥拳击倒身边一个（自己手也受了伤，可见力度之大），又飞车撞向前面不远处企图拦截的人，那人一躲，老郑冲出重围，侥幸脱险。估计这几个小子是想在离校之前，抓上一把，学开土匪了。
68年元旦，我是在学校过的，因为家里睡不开。老狼（许福黔）家长也在外地，我两人便一起过节。回想过去的一年，学校尚可维持，家中甚是凄凉，有喜有悲。哥儿俩去到清华照澜院买了瓶一斤装丰收白葡萄酒0.65元，一小瓶二两半装青梅酒0.45元，半斤猪头肉好像是0.5元，回来在宿舍对酌。各怀心事却又无法明言。因为在文革中谁都不愿提及或问及家中情况，那是谈话禁区，怕触碰到各自的伤疤。酒肉干光，又下象棋。我初次喝酒有点微醉，棋子都抓错了。唉，真是难忘的一个新年，至今提起两人都记忆犹新。
说到下棋，其实身处学校运动之中的我们都没注意到，老毛暗中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就是如何控制全局的棋。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在对待学生和工人的态度上，老毛的做法截然不同。早在一月夺权风暴之时，一月二日，毛就指示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月三十日批示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六月，毛派出其警卫部队8341部队和身边工作人员谢静怡等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管”，抓那些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和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姚文元总结这些经验时，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名词，毛在报批材料上批示“建议将此件批发全国…”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在全国展开了。只是这些是在几个工厂试点进行，我等学生注意不到，有些文件也只是局部传达。因为老毛深谙革命阶段论的真谛，权利要一步步夺取，政敌要一批批整治，要充分利用各种派别矛盾，制造仇恨，分而治之。虽然造反派只可用来替他打江山，将来要一一清除，这是既定方针，但现在不能明说，因为夺权斗争还没结束，还要利用学生；军队是依靠力量，可是跟过去的党内非毛派瓜葛太多，不太听话，过度倚重还可能引火烧身，武汉事件就是教训；工人与其说是领导阶级，不如说是一群惟命是从的群氓。现在依靠军队肃清一下里面的激进分子，整顿得服服帖帖，将来或许是一支可以当鹰犬使唤的基本力量。这就是我后来悟出的道理。照此逻辑回首67年的运动，所有疑惑立刻都有了合理解释。老毛真是深谋远虑，棋高一着，无人能及！只是这盘大棋何时才能分出胜负？老毛心里急呀！


肃杀之风
新年伊始，“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秘密逮捕了，两年后遇害。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如下消息：
1968年1月5日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遇家人还不知道，尸骨无存。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著名作家胡平在其《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据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1970年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要杀的。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原来指示处死遇罗克的高层人物是周恩来，而受托办理的重要人士是吴德！
枪毙遇罗克，老毛知情否？我想肯定知道，或许背后就是他的命令。没必要再多说细节，只要明白一点就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不论谁主政，对“阶级敌人”都是一律坚决镇压的。挑战“党的阶级路线”，铁定的死罪！
随着武汉“7.20”事件以后军人逐渐得势、大联合的逐步推进，京城乃至全国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风。除了附中陈凡事件之外，我和老戴共同的同学王某某因为在家里“偷听敌台”被街道举报，进了“学习班”，后来和我一起插队的初中学生李某某因为对父亲被斗争不满，被当做“小流氓”也进了“学习班”…。当时有个时髦名词叫“群众专政”，在当局鼓励下，揭发、告密之风盛行，稍有“不轨”便会有“革命群众”举报。当局奉行“乱世用重典”原则，轻则学习班伺候，重则逮捕判刑。对有“重大罪恶”者，则交由“群众法庭”量罪定刑。程序就是街道老娘们拿着一纸“罪行简介”走街串户，让你当面表态这些“反革命分子”该当何罪，进行统计。我在家里就见过两回。一看那些量刑意见，居然都是枪毙！要知道那一大串名单上多数都是“思想犯”，罪行也都是什么“刻骨仇恨、恶毒攻击”之类。到家里让人当面表态，有人敢说此人可赦吗？这不明明就是强奸民意吗？你要杀人，还得说是“俯顺民意”，土匪流氓就是这么当的？正如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戏词，“难道你们杀了人，还要我老婆子来承当吗！”经常能在街上看到“公判大会”和处决公告，一次就是长长一串名单，死刑犯都打了醒目的红叉，上面都盖有血红的专政机关大印。我从不细看，因为知道那上面绝大多数都是冤死鬼。当局就是想用鲜血传达一个信息：听话，老实点，别惹我！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脑袋可以思考，你们脖子上长着的只是吃饭的傢伙！
人，不许思考？可能吗！我们总结的“谈话三原则”，绝不是神经过敏、空穴来风。
不说话当顺民也难，也有风险。后来在延安建筑公司跟我同班组的闫铁球讲，他老爹是清华大学会计，往那时普遍用来存放发票的铁针上插发票时，不小心插到发票上印的主席语录，摊上了反革命案子；我大哥见单位有人用报纸当手纸，不料上面有主席照片，成了反革命，吓得他把家里裁开当手纸的报纸，每批都仔细检查，生怕违禁；老百所在房间放了一尊主席石膏像，不知何时鼻子上磕掉一块，这要是叫对立面或军训团看见就是大事，还不好处理。无奈我和梁胖子夜里拿报纸包上来到野地砸成粉末了事；一次我去制管厂找二哥，见他坐在自己的工作间发愣，见我来了向上一指。只见一只火把插破纱窗捅到纸糊的顶棚上，顶棚纸烧了烙饼大一块，因为刷有大白粉自然熄灭了。厂里叫他别动，正在当反革命纵火案追查。后来案子破了，是对立面一个老工人栽赃陷害。老家伙被专了政，幸亏是本派掌权，几个月后放了。
看了这些，列位是否觉得脖颈子后面发凉？如今有人怀念文革，真不知何好之有！
年初也有个好消息：几经交涉，街道房管所老韩给家里在不远处另一个院里换了一处二十来平米的拐角南房。质量虽次，总算能住开了。我家那所四合院呀！道理在哪儿呢？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这是老毛对军人做出的又一让步。这就是充当鹰犬的下场？
“大联合”实现了，全国军队逐步介入政界，形势“一派大好”。清华附中军训团也来了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好像从旁边大石桥、水磨等村子收了些小学生，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班上有同学还当起了教员。我忙着打派仗，不关心这些，只是听说。其实那也都是样子事儿，教学秩序根本谈不上，做出来装点门面，为运动涂脂抹粉，宣传用的。其实派仗也已经没得可打，那时因为开始了分配，人心惶惶，大家各忙各的顾不上运动的事。我们几个去不了或者不想去兵团的，没事就到颐和园去玩。穷学生没钱，就翻围墙进去，到茶座买一壶茶0．15元,水随便加，一毛钱水果糖当作筹码，哥几个扑克一打一下午，是一种苏联玩法叫“杜拉克”，俄语是傻瓜的意思。也就是穷欢乐解心烦。
1968年1月19日，地处市中心的北京二十八中，四三派著名头头王宇和侯瑛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不久，隔壁六中的四三派也被军训团揪出“坏人”打压下去。这不奇怪，当时中学四三派已经普遍失势。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大联合结果。只是因为清华附中紧邻清华大学，受到“蒯司令”呵护，加之众人心齐，才得以幸存。
受到二十八中和六中的启示，清华附中的老兵和军训团大受鼓舞，也对井冈山开始了行动。三月份，老兵张晓宾等人找个借口试图绑架井冈山主力“齐踊跃”战斗组的仲维光，双方在食堂附近撕扯起来，还动了手。事后军训团见老兵占了便宜，拉偏架和稀泥不了了之。过了些日子，军训团把井冈山实力派头头田晓庄诱至办公室，试图像二十八中对付王宇那样直接扣押当作坏头头斗争，不料井冈山的人闻讯蜂拥而至，踹破办公室的门把人救走。自此，井冈山与军训团彻底反目，军训团没了震慑力，也失去了话语权，在附中运动中基本无所作为了。


忠字潮
三月中旬，实在闲的无聊，我和老戴、老郝买站台票蹭火车去了趟山海关。早上五点下了火车，冷的不行，直接到早点铺吃饭。
“来碗豆腐脑加个油饼！”我对卖饭的说。
“为人民服务。”里面的卖早点大妈面无表情的说，手上却没动作。
“我买豆腐脑，还有油饼！”怕她没听清，我又说一遍，她依然不动。
“你得先回答她一句语录才行。”后面买饭的大叔提醒我，我这才明白。
“为人民服务。”我照她的重复了一句，买到了早点。戴、郝如法炮制。想不到此地还有这种规矩！三人边吃边议。
吃过饭身上暖和了，三人登上“天下第一关”城楼，极目远眺辽沈大地，感慨颇多。当初吴三桂那厮就是在此地放清军入关，开始了大汉民族的亡国奴生涯。时至今日，国人奴性越盛，跪得久了，竟然从没想到要站起来过。唉，我等的反抗势单力孤，将来是祸是福，实在难料！
下得关来，一路闲逛，忽然，听得有锣鼓和呐喊之声。循声赶去，只见两辆卡车，上面满载五花大绑之男女，正在游街。细看他们胸前的大牌子，俱都写着地主、右派、反革命之类，其中一个女的没有牌子，脖子上搭一根麻绳，两端各拴一只破鞋！这也是绑上游街的理由？哥儿仨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再也无心逛街，只想迅速逃离这个安危叵测的是非之地。
想到此地民风彪悍，动不动就绑人游街，我等也不敢再蹭火车，便沿着海岸向北戴河进发。一路聊起早晨见闻，又说起去东北兵团的人传来的消息，说是那里在搞什么“忠字化”，墙上、窗子上俱都用“忠”字装饰，就连衣服前胸或者后背，也印有大个“忠”字，犹如小人书上见到的兵丁衣服上的“兵”或“勇”字。当初听了觉得奇怪，心说这帮丫的真傻，居然作践自己。今日亲眼目睹山海关游街盛况，又联想起串联时四平市女红卫兵火车上询问老郑出身的事，大家便深信东北地区真的是“左”得可以。进而论及原因，一致的结论是这里受到奴化教育时间太久，都是被鬼子“教育”的结果。我并且断言，不出三个月此风必将刮到京城，因为顶礼膜拜、歌功颂德、神化个人的做法在当时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一旦兴起，必将势如破竹，大行其道。
时近中午，走得累了，便走进一家饭馆问有没有鱼可吃。人家给推荐了一种叫“冷水板”的鱼，才八毛钱。端上来一看，是条很大的比目鱼。一尝鲜美无比，特别是塞在鱼肚子里的炸鱼籽别有风味。三人大快朵颐，连声夸赞。下午到了北戴河，看了岸边几座供避暑游泳用的阳光房，也不知是为何等级的达官贵人所造。此地很小，再没啥可逛，当晚就买了张两毛钱车票去了秦皇岛。车站逗留一晚，赶早去海边看了日出，感受了一番曹孟德《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意境。然后还是蹭车去到天津，玩了水上公园，极端无趣，还比不上北京最不起眼的陶然亭。
连夜坐车返回北京，一出北京火车站，见街上刷满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标语。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时的我们，两年来看了太多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对于谁上台谁失宠已经麻木，当时一门心思，只盼乱下去，乱到从附中走人。既然杨余傅三人是军方显赫头目，他们倒台那就必然对军方不利，军训团也就没理由嚣张，好事。本来嘛，老毛驾驭三驾马车，今天这匹得势，给把料豆，明天那匹失宠，抽几鞭
子，正常的很，与我等草民何干？乱就好。


翠堤春晓
回到附中依然无事，闲的无聊。一日，哥几个夜里刷完大字报突发奇想，决定去夜游颐和园。翻墙进园已经是轻车熟路，走在长廊里看到波光粼粼的昆明湖上皓月当空，忽然来了湖上泛舟的雅兴。因为人多，胆子也大。我便从石舫附近矮墙处下水，水很浅，刚至小腿。顺墙根趟水至旁边租船处解下一条，划至石舫接应众人上了船。夜半荡舟湖上，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佛香阁的倒影映衬湖上，时而一条大鱼哗啦一声跃出水面，溅起层层涟漪，真个是“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轻舟荡浆，此乐何极！看看天色渐白，便从“罗锅桥”穿过西堤，把船泊在湖中荒岛上小憩，待到天光大亮，湖面上有了船，又划出来继续畅玩，外带下湖游泳，玩到中午饿了，这才打道回府。回去一说，没去的也都吵着要去。这事干了三四回，后来公园有了防备，派人在售船票小房子里值班。那也不怕，里面的人听见动静，只是开灯咳嗽，不敢出来。我等不理他，照样解船不误。有一次去的人多，还搞了两条，至今照片仍在。


武斗之初
1968年春天，在军队打压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纷纷来京告状、求援、告急。中央文革和周恩来忙于做各派和军队之间的谈判和调停工作，其实就是想依仗中央的权威，尽量保住67年全国夺权的成果。此时此刻，为了稳定局势，防止发生造反派失势军队得势的连锁反应，作为夺权标杆的北京各大学生造反组织自然都在保护之列。可偏偏清华414的头头不明此理，自作聪明搞出个“414思潮”，把这场政治戏法的谜底早早揭露出来。漏了底的戏法还怎么演！就你丫的聪明？所以清华“老四”自然不受中央待见，受到冷落和打压势所必然。蒯司令旗下的井冈山兵团（老团）见有机可乘，加紧了对“老四”的围剿打压，想要毕其功于一役。于是自从四月二十三日开始，清华园内就爆发了武斗。冲突结果，“老团”人多，占领了包括大礼堂的大部分地盘，“老四”占领了科学馆、主楼、东区浴室等地。一次我骑车经过大礼堂西侧小马路，科学馆房顶的“老四”用大弹弓射出一个半块红砖从离我不足两米处飞过，一场虚惊！此后我再不敢从那儿走了。


深山寻秘
见清华武斗吃紧，附中也没事干，五一节前，用手搓着吃“干榆钱儿”的日子，我和老郑、梁强、原来附中同学赵强及老郑的两个街坊一行六人骑车去房山玩了一趟。那是个叫做杨林水的深山小村，离北京大约两百多里。住在其中一位的亲戚家，吃的是玉米碴子饭和腌萝卜丝，每天给主人家交三毛钱饭费。听村中老人讲，此地邻近百花山，周边各个山头解放前都有庙宇，而且香火鼎盛。城里财主、官员、善男信女们来烧香求神许愿，捐助颇丰。有了钱，和尚道士们就雇人建房修路，村民也就有了进项。用老人的话说那些京城财主就是给村民驮钱的驴。在村民指引下，我们上山看了两个古寺，虽已都破败不堪，却也能从规模想象出当年香火鼎盛时期的状况。又探索了山上一个废弃的铜矿，里面洞穴曲折复杂，低矮异常，极易迷路，人只能匍匐行进，犹如蛆虫，为了记住来路，还得随时画上路标。最有意思的是探索了一个无人光顾过的钟乳石洞，是听村民说的。进了山洞，先是经过七处泉水，最里面是个极小的洞口。是用柴刀敲掉四周石片才勉强钻进去的。虽然不大，只有二三十平米大小，里面石笋、石钟乳、石鼓、石幔、石瀑布等却是极为丰富。手电一打，五光十色，敲一敲，叮咚作响，众人大喜，犹如驾临仙境。洞的尽头有一个向下石孔，仅碗口大小。石头丢下去，良久才听到入水回音，正不知深有几许。六人赏玩良久，各自敲下一根石笋或石钟乳作为纪念，方才离去。


“当务之急”
事后想起此事，专门去查了资料。石笋或石钟乳的平均生长速度是每十年长一毫米。我等敲断的石笋平均长度都在半米以上，也就是说，十来根大自然花费几千年留下的天然馈赠就这样被我等毁于一旦了。今人看了，必定会声讨我等暴殄天物。但在当时，我等绝无这等觉悟。原因我也想过，在一个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对一个失去希望，不知明天是何结局、下场的人来说，奢谈什么理想、道德、责任，可能有效或者无效，但是对整个群体绝对无效。当年我曾抄下鲁迅先生如下一段名言：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话说的实在精辟。每思至此，我便为自己当年的种种“恶行”找到了些许道理和依据。推而广之，当一个社会戾气冲天，怨声遍地时，除了要从教育方面寻找原因外，当政者更要反省的是：你是否善待了自己的子民？是否给了他们作为人的起码尊严？是否解决了他们“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起码需求？离开这个，奢谈什么理想、责任、道德全都是扯淡！这种反省不但适用当年，于今亦然。


风云突变


回到附中“五一”已过，立刻听说附中出了件大事。原来五一期间，老兵在街上绑架了原来贴大字报支持过蒯大司令的附中女生刘刚。虽说找的罪名是刘刚整周恩来和康生的“黑材料”，可老蒯正在得势，上面无人敢收，老兵无奈便把刘刚这块“烫手山芋”送到“四一四”把守的清华科学馆关押。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不久老蒯的嫡系部队打听到了消息，立刻要找附中老兵算账。老兵见事急，立刻在宿舍楼搬砖运石，打算坚守。一天晚上原本住在宿舍楼正在打牌的我们听到楼道里人声鼎沸，心想不妙，连夜卷铺盖逃之夭夭。来到教学楼，见井冈山众将士也在用课桌椅堵塞楼道。再后来，便有大批长矛、柳条帽从清华大学井冈山那里运来，楼顶也堆放石块，安装了探照灯。自此，两军对垒之势已成，眼看箭在弦上，交战只在早晚之间了。
此后却是有惊无险，双方虽然有过小规模攻守，却都也没甚伤亡。只是老兵形势十分不利，自古两军交战粮草先行，老兵万没想到自己虽自称军人之后，却不懂兵法、疏于谋略，重蹈了当年马幼常失守街亭的覆辙。虽然宿舍楼防守得固若金汤，可想要吃上口饭却是难上加难。因为食堂位于井冈山固守的教学楼旁边，老兵们怕被攻击，不敢来吃，只得托人代买或以方便食品充饥。短时间尚可坚持，时间一久，粮草不继腹中缺食自然军心涣散，没了斗志。井冈山断敌粮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暗合了孙子兵法，渐渐占了上风。
岂止粮草不继，老兵退路更成问题。一日，“匪酋”之一名邝桃生者，经由稻田土埂来至校门口马路上，想要乘车回家。当时有一路公共汽车往返于城里和体育学院之间，清华附中和终点站体育学院只差一站。小邝大意失策，鬼使神差坐了个开往体院的“回头车”。恰被教学楼上井冈山哨兵窥见，立刻派下来一哨人马，待汽车从体院返回，举着长矛当路一站，司机哪敢不停？车门开处，小邝想逃，哪里还赶趟？早被井冈山抓小鸡子似的提将过来，拿至楼上。那日我听说捉了小邝，赶紧来看。只见他头被蒙住，四马攒蹄捆了，脸朝下丢在地上。我拿过长矛想打，又见他瘦小枯干，心中不忍，只用矛柄在那无肉的屁股上轻点一下作罢。很快小邝就被送至大学“老团”处关押，估计是想用小邝换回刘刚，可能是“老四”觉得刘刚与蒯大富关系密切，奇货可居，一比较，小邝成了无名鼠辈，价值不对等，不换。僵持仍旧继续，只是老兵行动更加谨慎小心了。


巧抓田鸡
一日晚上，扶窗远眺，只听得四下里蛙声一片。我心血来潮，忽然动了捉青蛙的念头。一说，老狼欣然愿意同往。当下拿了手电和铁丝，来到圆明园水田里。开灯一照，但见那稻田埂上趴满了青蛙！蹑手蹑脚来至近前，那蛙儿被晃了眼，居然不动。伸手一把捉住，递给后面老狼穿上铁丝，再捉下一只。有时下手猛了，近处的便被惊走。好在多的很，跑了几个也无妨。一个多小时下来，老狼手上斩获已达十多斤，快提不动了。返回路上，忽听路边草中沙沙作响，手电一打，却是擀杖粗一段蛇身在草中移动。看看蛇尾出现，我大着胆子下手一提，手高过胸，还不见蛇头！吓得我撒手就跑。回至楼上，众人皆喜。好在常开小灶，电炉、瓷盆、佐料俱都齐备。次日就做开了红烧田鸡腿。唯独老戴说你们光吃腿实在浪费，连身子前爪也做来吃，这也由他。田鸡实在太多，一顿吃不完，想到二哥清苦，我还拿了些回家与他共享。患难之际手足情深啊！此后大家吃兴不减，又干了几次。现如今提倡环保，禁捕蛙类，其实应该。但此一时彼一时，圆明园乃至全国蛙类几乎灭绝，细究起来，实在非我等之过。若论祸首，首推农药化肥，其次便是土木工程，我们才吃了多少！此论不知儿孙辈可否接受？


一统天下
不久，酝酿已久，震惊京城的“5.30清华大学武斗”终于爆发，我和老戴等也去“观战”。但见烈日当空，老团的战士披坚执锐，聚集在邻近东区浴室的一栋楼上，居高临下，自制燃烧瓶纷纷投向老四坚守的浴室屋顶。虽然搭有云梯却无人敢爬上去。因为听说之前有人攀爬进攻被老四战士用长矛挑落丧命。后来知道那人名叫段洪水，是名工人。后来浴室屋顶的几个老四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下来投降了。当最后一人顺云梯下来时，老团的人都喊：“就是他！不能饶了。”估计就是杀伤人命之人。当即俘虏们都被押走，也不知后来命运如何。后来听说，当天还有个老团的武斗队长叫许恭生的，是击剑冠军，此前战斗中已经刺伤对手多名。但常走河边难免湿鞋，那天因为面对开来的土坦克后退撤离时不慎跌倒，被赶上的多名老四战士长矛刺死。总之那天的战事实在惨烈。旁人好说，只是苦了死难者的家属。贫苦人家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又都是二十郎当岁年轻后生，着实可惜。虽然当时被封为“烈士”，又管甚用？连“抚恤金”都被后来的工宣队追缴收回！
消息传回附中，老兵们连夜便在夜幕掩护下集体逃之夭夭了。这些满口革命辞藻，号称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红色小将当初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时，何等威风！眼都不曾眨过。却原来也是人生父母养，比谁都惜命，松包一个。唉，别说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也一样。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他们丫的懂吗？
次日到宿舍楼查看，老兵们轻装夜遁，留下辎重极多。我念及抄家以来，发还的被褥寥寥无几，不敷家用，更无钱添置。两个冬天了，我只有一袭夏天盖的夹被，冬夜全靠脱下棉衣遮盖暖身，遂顺手捡干净的厚棉被扯来两条，以备将来插队之用。真个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先顾温暖，顾不得是否“道德”了。
老兵撤走，附中便成了井冈山的一统天下。只有几个四四派的学生盘踞在西小院几间平房没走，我们也不去理他。说是不理，也有骚扰。一次吃完西瓜，我等站在四楼窗口对着空荡荡的西小院拿西瓜皮比赛投远。不料我扔出的一块瓜皮端端打在刚刚开门出来的一位女士身上，虽属无意，估计也砸得不轻。吓得哥几个立刻缩下身子，不再露头。好在那时是“丛林社会、草莽时代”，楼道已被封锁，对方也无法追究。军训团虽然还在坚守阵地，却被桌椅堵得只能上到二楼几间办公室。
此时不出我料，那股东北风刮来的“忠字潮”也到了帝都。老梁说一天开门时去百货大楼，先得让众人聚在一起祝福毛“万寿无疆”，还要唱赞颂歌曲。他戴个口罩不出声，竟惹来旁边的“监工”侧目。渐渐每逢吃饭，军训团官兵一体，俱都先列队一齐挥动“红宝书”向着领袖像祝福毛“万寿无疆”，祝愿林“永远健康”，接着齐唱赞颂歌曲，这才解散买饭，程序实在繁杂。他们可能也想感动我等跟着效法，却不料我等心如铁石，冥顽不化，竟没有一个井冈山的买账，反觉得奇傻无比像是耍猴儿。开始还有四四派的个把人凑凑热闹，后来也觉得无趣，还耽误买饭，都装看不见了。这帮“丘八”，真叫一个愚昧！从此我对军垦农场更加反感了。其实也可能是吃不着葡萄才说酸吧，想去人家也不要我呀！各得其所，正好。


“胯下之辱”
一日回家，老父说想找街道马主任去我们原来家里拿些衣物。我便跟着去了。我家值钱、有用的东西已经都被搬空，还残留些杂物堆在南跨院一间小屋里。破家值万贯，家徒四壁的我们能拿些回来总归有用。岂料刚刚进门，被邻院曾抄过我家的一个红卫兵从楼上看见，跑来愣说这叫反攻倒算。那孙子干瘦如鸡，较量起来哪里是我对手？可惜怕给老父惹事，招来不测，我也只得站在旁边冷眼观看。跟着到得马主任家，一眼就看见屋里的小椅子是我家的。东西没拿成，老父还被这老乞婆的丈夫训了几句，这人真丢大了。受制于政权，我无法为父出头，觉得犹如吞了只苍蝇，好几天咽不下这口气。那时深深体会到良善之家如果被扣上个阶级敌人帽子，就真的牲口不如。不但非常时期有性命之忧，太平年月也是想整治就整治你，这帮王八蛋，什么阴损招数都使得出来！我甚至想到了此生绝不娶妻生子，当个孤家寡人，不行就拼了算了，总比忍辱偷生痛快！唉，堪比“胯下之辱”！把人逼到什么份上了！到家一句话没说，我便回了学校。


“阶级报复”与“二十年之约”
到了六月份，又有一批学生分配去东北绥滨农场，因为没有同班四三派的，我也没去车站送行。忽然喜讯传来，老兵头目卜大华被抓了。原来老卜也去车站给去兵团的老兵“战友”送行，被井冈山的人看见，通知了大学老团。卜大华见有人抓他，抓住公共汽车门把手不松，被附中井冈山的人照胳膊咬了一口掉下车来，他又跑到派出所寻求庇护，恰好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车到了，愣是从派出所把人抢出关到了清华大学。众人听了大喜，都说老天开眼，想不到丫也有今天。我因为前些日子在家里看老父受辱的恶气未消，就提议趁此机会去打丫一顿出气。此话一出见大家面有难色，眼看事情要黄。我恶气难出，就又鼓动道，反正我没挨打，去不去没关系。老戴你摸摸背上伤痕好了没有？又说把丫头蒙住，要说话时我来审问，反正我没跟丫说过话，也没口音，丫听不出来是谁。请将不如激将，三说两说老戴也动了心。于是大家分头准备家伙事儿，齐备了赶奔清华关押卜某所在。看押的人把卜某捆好包住头送来，我胡乱问了几句，一鞭子抽下，其实不重，卜大官人立刻摆出痛苦状。又给了一下，众人便也纷纷开打。其实我等本非凶恶之徒，挨过打的肥子、老郑也都不在，老戴也是书生气重，哪里下得去狠手？没打几下，卜某便说开好话告饶。什么大家的身体都是革命本钱啦，当初附中打人他还劝阻啦等等。你不欠打，可我等所为何来？好歹也得出出气！只是到了最后，才重些打了几下，也都是在屁股蛋子上，伤不着筋骨的。就这卜某也是杀猪般的叫唤，全是告饶，半句豪言壮语也听不见。真是个聪明家伙！算来我鼓动半天，只给了丫轻轻两下，好歹也算出口恶气，又没打算真的伤人。后来我游泳池碰见卜某仔细看了，全须全尾毫发无损。恶贯满盈的家伙，便宜了他！当年袁大公子不是无中生有想给我栽个“阶级报复”罪名吗，老子今天就真的报复了，尔等奈我何！
没过几天，老团、老四交换人质，刘刚、邝某、卜某都放出来了，时间大概是在六月中下旬。
六月份还有一件值得记住的事：军训团把几个出身一般，无大的问题，又提出家中有困难的学生，分配去延庆县当小学教员。其中就有那个前“齐向东”的成员张明。临走之前，老戴在操场西面见到了他。因为是宿敌，当时就吵起来。老戴对那次争吵作了如下叙述：
张明问我，你们代表什么人，我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中最先进部分的利益，张明讲你们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两人吵到最后，张明讲“咱们二十年后见！”四十几年后二人再次见面时，老戴提起此事，他却说不记得了。
而“老百“另一成员老羊（宋海泉）67年初在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去38军当兵临走之前与他长谈过一次，结论是两人都希望二十年后大家不要在对立的战线兵戎相见。
这种“二十年之约”最早则是出现在67年初联动据点八一学校被“三司”占领时老兵贴出的大标语中：“狗崽子休狂，二十年后再见！”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看看那些著名的高干子弟、红二代们，个个权倾朝野、势力熏天，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不得不承认，他们赢了，人民输了。但斗争并未结束，后事未知。
至此，四三派与老兵之间的纠葛暂时告一段落了。


三度遣返
紧跟着，家里又出事了。老父单位成立了革委会，“红色政权”革命性强，权威也大。这次打着执行市军管会“3.18”通告旗号，开出介绍证明信，也筹到笔盖房的钱，派出辆大卡车，遣送父母及弟弟们回乡。我从阵势上看出此番老家村里也难推脱，断无再送回来之理，只能认命。可真是“天罗地网插翅难逃”，竟不给我家留半点腾挪余地，何其毒也！没辙，认命。当下我领着大弟来至西单，掏出身上仅有的零钱买了个苹果给他，说道：
“记住家里这两年的经过，到了老家争口气！”
然后再也无话，这便是我给兄弟的临别赠言了。
二哥下班，拿来厂子里朋友杨子大哥送的一对“青紫蓝”种兔，交给老父回乡饲养。卡车临走，农药二厂革委会那个李姓主事的人也丢给我一句话：
“这次你没走，将来的出路也还是去农村。”
不受听，却是大实话。不管有无恶意我也谨记。不劳提醒，我知道。走着瞧吧，什么鸟“重在表现”，扯他妈淡！
送走父母返回学校，我没事人一样，什么也不说。论及原因，一来不愿自曝家“丑”；二来说了无用，不想给旁人添堵；最要紧的是不愿看到别人知道后的怜悯表情。我牢记着父亲教诲：再难过的关卡也得自己过，再艰难的时候也不能叫人看透，架子不能倒！想当年老父只身闯京城，落魄时只剩一张牛皮，摆地摊裁鞋面卖，谁帮他来？虽说两年来我“过昭关”、“走麦城”，我求过谁，不是也都有惊无险闯过来了？大不了继续闯荡！二十多了，要是连底气都没了，一副可怜相，还不如拔根头发吊死。嘴上不说，只在心里发狠。


师尊殒命
忽一日下午两点来钟，学校总务科的一个老师跑进四楼我等的房间，面色严峻的说，有人跳楼自杀了！我等立刻赶到向南窗口向下看去，只见楼西侧小门外水泥地上侧身匍匐一人，一动不动好不瘆人。那位老师低声说，是赵晓东！是从三、四楼之间楼梯窗口跳下去的。
赵老师，那可是我校“三老”之一啊！他本人曾经是东北地区“三铁（铁饼、标枪、铅球？）冠军”，是附中的金字招牌、建校元老。60年我入校当天，就是他老人家在平安里31路汽车站和清华西门领着人迎接的我们新生，平日里也是和蔼可亲，爱生如子，教体育嗓子喊哑了，还一大早到宿舍挨着个轻声唤我们起床晨练，几天前还见他在楼道里打扫卫生，见了我还侧身让路，虽然听说是有点历史问题，正在被“劳改”，可那算得个啥，好端端的怎么就寻了短见？
后来慢慢听人说才知道，老爷子饱经沧桑，亲历几朝，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世故不懂得？可不知运动前期犯了哪门子邪，过度声讨、斗争别人，可能结了仇家，现在那一方赶上个“清理阶级队伍”，回过手来“揭发”他旧社会在云南“跑单帮，是土匪”；再有就是在附中初中学习的儿子参加老兵，仗着虎背熊腰，投身武斗，打了井冈山的人。现在井冈山势大，逮不着他儿子，就拿老爷子撒气。也不知哪件是真，哪件为主，反正听说有井冈山的人背地强迫老爷子跪地用鞋抽嘴巴子。虽是听说，今日老师的死，足以说明是受了虐待无疑。年轻学子，虐待一个父辈老人，别说还教过你，纵有些许仇怨，于心何忍？怕是这施虐者一辈子良心都不得安宁！老人家的惨状我虽得见也无心细说，免得他家后人听见心酸。唉，又一条无辜生命戛然而止的去了，留下无限哀怨和举家惆怅，谁之罪？我说不清。文革之罪，谁又能说清？！


古洞探幽
七月份之前的一段日子，附中都比较平静。隔壁清华园里，老团、老四都在积极备战，好像是准备动用枪炮了。我等知道枪子儿厉害，基本不进入大学。无事可做，便又起了出游之心。那时有份“串联地图”，标注很是详细。因为听说我等曾经溶洞探秘很是有趣，大家就从图上选定了上方山的云水洞。众人分头事先准备了锅、油、面粉、挂面、酱肉等物，依旧带上砍柴刀，择日便骑车向上方山出发。此行好像起码有戴、梁、郝、赵四人，多半也有老郑。一路观山赏景，还顺路到周口店猿人遗址探究一番，天擦黑到得山脚。天下小雨，在路边大水泥管子里忍了一宿，次日雨停，车放路边，清早上山。那时无人游玩，也无防火禁令。山里景色幽美，野趣十足。大家一路赏玩，饿了就拾柴支锅煮挂面、煎鸡蛋，真正的野炊，绝对胜过如今的“羊群旅游”百倍。有一处道路十分险要，人须猫腰从一突出大岩石下通过，这段险路足有二十来米。我等给此处命名为“老虎嘴”，还照了相。边走边玩上到云水洞口，已过中午。再看那云水洞口，又黑又深。虽然带了两支手电筒，偌大洞穴，那点微亮如何能看得清楚？急中生智，见洞外也有庙宇，已经是墙残柱歪。走去找了根门框立柱，虽然破旧，材料却是上好松木，油性很大，非常耐烧。因为随身带了上回那把柴刀，现在派上了用场。一人操刀，把那根木料细细劈成长条，两人找来藤类植物，再把那木条绑扎成一米多长、小腿粗细三四根火把。还有两人，就和面烙开了面饼。原来山里盛产石板，很薄而且光滑。三块石板门字形一架，下面烧火，上面正好烙饼，真个是野趣盎然。这边火把扎好，那边饼也出了“锅”。拿起一闻，焦香扑鼻。只是那石板受热爆皮，小碎石片沾在饼上，吃起来略感牙碜。多拍打几下，再抠一抠，也就能凑合了。取出酱肉夹在热饼里，又脆又香，那叫一个解馋！解气！
吃饱喝足，点起两支火把，便走进洞里。那洞又深又高，周围广布庙宇，而且历史悠久，可上朔至一两千年前的汉、隋、唐代。钟乳石不能算很密很多，但是规模很大，分成好多个大厅，一处处集中分布，也足堪称壮观，却不如我等上次进去的那个小溶洞精致紧凑。那时没有电灯，可能是常年被游客点火照明，烟熏火燎，表面有点发黑。除了梁胖子、老郑和我，“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前见过那个更好的，老郝、老戴初次得见，也是啧啧称奇。玩到尽头估计一下，这洞好深，足有六七百米。看看火把，才只烧了多一半。索性就把备用的全都点燃，慢慢向外面走。火把一多照得更亮，在两三处好的景点，大家还照了相，至今那些照片还都在，还有一大摞文革时期照片，里面也有不少可以算作“文物”了吧！
出得洞来，天又已经擦黑，胡乱吃些，在破庙里夜宿一晚，次日赶早从另一路逛着下山。记得半路有几处庙宇，和尚都不知哪里去了，殿堂里黄色封面的经书扔得遍地，俱都是蝇头小楷抄录。我等虽与佛教无缘，却也知道东西珍贵可惜。连呼罪过之余，每人捡了一两本留作纪念，如今却早不知哪里去了。再看那一路的山势，甚是奇特。都是层积岩结构，如同一摞摞书籍垒积而成。因为食物快要告罄，急着回家，下山走得快了些，景色也就来不及细看。下得山来，又早过了午时。一看车都原样放置。回想起来，那年月自行车算是大件，马路边久放不丢，那时还真个是路不拾遗。与如今之盗贼蜂起相比，可称是天壤之别了。算算时间，当天肯定回不到家，也就不再着急。一路慢悠悠游山玩水，当夜曾到周口店火车站休息良久，看看天气凉爽，就夜里骑车继续赶路。回到附中，已经上午九点左右了。一算此行足足三天一夜，虽然辛苦，却是乐在其中，特别是我，更是把长久积压在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真的有点“心旷神怡，宠辱皆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味道了。
时过境迁，人、事俱非，至今回味无穷。可惜今日的年轻人再难有处寻此乐土矣！


寂寥豪园
进入七月，可不得了！清华园里梭镖换枪，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先是科学馆里两个老四两天内被先后瞬间一枪击毙，后来又有一名无辜女生外地回来兴致勃勃骑车去清华主楼，被一颗从两百多米外飞来的子弹击中要害立仆…。想那些清华学子，俱都是人中之精。当初高一军训时，我空枪练了几天，还三枪实弹打了个23环优秀，现在从人精中选拔尖子，那三点一线、抵肩屏气、轻搂扳机的射击要领，掌握起来还不是小菜一碟？看来一线“战士”，必定俱都是特等狙击手。这一来，无论哪派，谁还再敢露头？立刻清华园里一片死寂，只有飞鸟偶尔光顾了。单只说此时科学馆里的老四，恰似那离山之虎，笼中之鸟，失群之雁，瓮中之鳖；大门封死、水电皆断，喝水要靠打井，照明只有蜡烛，窗户不敢漏光，做饭也缺燃料；救兵不敢来，他们不敢走，食物只靠囤积物，安神没有平安符；想逃无计逃，想守缺后援；恨不得有冲天之翼、遁地之术、隐身之法、幻化之能；大门内两侧堆得有坟茔，手写的牌位祭奠着亡灵；高音喇叭里，“讨贼、剿匪”之声声声入耳，好似催命的判官，犹如敲响的丧钟。这些我也都是后来听进入过科学馆，亲眼得见者所说，真无法想象科学馆里的上百号人二十多天里，死神随时光顾、精神堪堪崩溃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清华园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有后人听说起早年间的文革武斗，津津有味，着迷入神，以为无比浪漫，激昂跃跃欲试，好似惊险小说，又像传奇典故。奉劝这些人，看看我这段真实描述，还可以放弃一次旅游，实地拜访一下四川、重庆的红卫兵墓园，用青年鲜血浇灌的历史，只留有亲人痛苦的记忆。何谈浪漫！


嗜血盛宴
我们只知道清华园里武斗逐步升级，却忽略了全国的形势。此时此刻，远隔几千里之外的广西边陲，正在进行着一场疯狂的“嗜血盛宴”。
自打去年武汉“7.20”事件以后，老毛全面夺权的雄心壮志受挫，心气大减，对军队方面屡有让步。此消彼长，掌管军队的人看出了门道，在“支左、军管”名义下，步步进逼，对造反派进行打压。造反派出身、成分先天不足，早先即便是夺了权，根基也不稳固。面对军队反攻倒算，他们在当地政界举目无亲，只有负隅顽抗，同时派代表进京找当初鼓动他们夺权的中央文革诉苦告状。当时各大高校里面就聚集了不少这样的告状团代表。
不说别家，单只说广西。那里有个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上将军衔，并任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１９６８年又当上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大概是文革中唯一的从未下过台、也未靠边站的省委第一书记。为何？除了他在早年援助建立北越的红色政权的战争中立有战功外，还与他对毛泽东竭尽忠诚、百般献媚分不开。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６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年冬天要到南宁来休息、冬泳，韦国清为毛专门修建了两座大花园：河东的明园和河西的西园，毛为此投桃报李，称韦国清为“我的广西老朋友”，在文革中一再保他。
文革开始，由于韦国清的多年经营，广西的多数党团组织、各区县武装部、武装民兵，在广西军区军管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 “联指”,死保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而以大中学校学生和另一部分工人造反派为主，成立了“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大都是一般的和出身不太好的群众，一直被军队称为“牛鬼蛇神总司令部”。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四二二”派，但不久他们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毛又要保他的“广西老朋友”过关，“四二二”派便被党中央的文革派抛弃。
韦某人对“四二二”派的围剿，相关记载极多，细节不再多说，只从一篇从网上搜到的名为《韦国清和广西422—文革鲜为人知的屠杀》的文章里整理出以下文字记录如下：
简而言之，１９６８年春，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先是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制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把造反派说成是混入大量国民党反革命的反动组织，然后把武斗责任推给“四二二”单方。
为了迎合老毛帮助“广西老朋友”的意图，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布告》，即“七.三布告”，《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拿到了尚方宝剑，屠杀便走向了疯狂。屠杀方式包括炮轰、水淹、杀俘虏、全境围剿等，残酷程度超过了湖南道县，被杀者除了造反派，自然也少不了被冠名“黑五类”的各种无辜的“阶级敌人”。他们有很多都是被抄家灭门、斩草除根。广西军区派兵围剿“残匪”，居然 从１９６８年围剿到１９８２年。由于是全境封锁、“关门打狗”，外界听到的却是“四二二”匪徒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完全颠倒黑白的相反消息。直到港澳地区的人们发现了一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消息才逐渐传了出来。
于是，曾被周恩来，中央文革捧为“响当当造反派”的“四二二”在广西全军覆没。
据八十年代党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 计，１９６８年７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种种名义的杀戮，包括武装一派，在全省范围内武装剿杀反对派“四二二”；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挖掘“反共救国团”，“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 风”，等等。据１９９２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８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接近但缩小了的数字。
在八十年代进行的复查中发现，除了数万军队奉命杀人外， 最积极杀人的竟全是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４万７千多党员参加直接杀人。官方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白纸黑字：“据后来不完全统 计，在 [ 文革 ] 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
这个莫须有的“反团”案到１９８３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荒谬透顶的冤假错案，但它当时给广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无法挽回，令人发指。
“四二二”一直蒙在鼓里的是，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广西军区对他们的军事镇压，其实是得到了党中央的“绿灯”放行的。
明知道“七三布告”成了造反派的催命符，毛司令部却又发出了措词更严厉，范围更广泛的《七二四布告》，仍然是六条。其中的要点：
第一条：任何群众组织、团体与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第二条：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七二四布告”是“七三布告”的延续与发展，并且把广西模式推向了全国。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１时５分至６时１５分，党中央、中央文革主要领导接见了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有的，大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这次讲话后来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成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它标志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决定抛弃为他们打倒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而军方人物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与中央文革成员同时出现在接见现场，则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双方已经对未来权利的瓜分，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和行动默契。兔未死狗将烹了。


棒子心结
棒子？高丽国产的？不是。是烤老玉米棒子！
清华园里死般沉寂，附中我等的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哥几个怕挨冷枪，不敢乱跑。只呆在教学楼老巢里胡思乱想。人闲着就想生事，田鸡腿吃多了，又想着来点素的。不知是谁，或许是我？忽然相中了那快要成熟的老玉米。老毛好像说过，人多办法多，主意多，力量大。提议有了，就有人提供情报。听说圆明园里，水田和小山之间就种的有。为了使情报准确，我等又实地考察一趟。果然那里很多。
到了天黑，一齐出动。带着两支手电和一个提包。看看快到目的地，按照事先约定，大家快步如飞，谈笑风生，手电筒四下乱照。嘴里说说笑笑，眼睛却专门注意那山坡树后等可藏人处。走过了五六十米，都说没有情况，于是抹回头来，直奔玉米地，一字长蛇阵排开，见棒子就掰。一两分钟收获完毕，斩获物收进大提包，打道回府，行动结束。此法使用多次未尝失过手。至于个中道理，我想谁都能轻易破解，就不多费口舌了。
当晚，就插上电炉烤上棒子了。
至于涉及的道德问题，我当时曾有一种“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东西都是集体的，多收了社员也多分不了，有定量管着呢。而且几穗老玉米也值不了几个钱，小事一桩。
我知道这不叫道理，叫自圆其说。可凡发生了的事情必有其哪怕一点点的“合理性”，这话不知谁说的，反正当时我等就是这么做了。不要用今天的道理苛责过去了，退回到当时的环境去“理解”吧！否则，今天看来那时不合道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还是看事实吧。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的主要是曾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道理。其实那时根本就没有道理，尤其是大道理。
可那老玉米又怎么扯上心结了呢？别急，接着听我慢慢道来。
我从上方山回来后，迷上了洗印相片。跟二哥学着又是做曝光箱，又是做放大机。有些日子不在学校。这天刚刚返回学校，老戴一见我，立刻大发感慨：
“哎呀，你可真是福将！你在，老也没事，你刚走了，就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听听！”我一头雾水。
原来，我几天不在，哥几个又想烤棒子吃，老戴和肥子以为容易，自报奋勇去掰。由于跟着我从没失手过，俩人就大意了。刚出校门，见一条水渠埂上面有，大摇大摆过去就掰。哪知这开阔地无遮无挡，两侧都是稻田，声音也传得远。没掰几个，咔哧咔哧的声音就惊动了马路上“看青”的社员，立马有人循声赶来，都还拿着家伙。老戴一见来了人，撒腿就逃。后面追兵只隔着几步远，鞋都跑丢了一只。进了楼门，后面的人稍一犹豫，老戴上了四楼。农民上来不知进了哪个门，找了半天，都说不知道，无奈走了。大家听老戴说了当时的险情，唏嘘不已之余，忽然想起还有个肥子。莫不是被擒了？正在着急，忽见老肥子安然无恙回来了。一问，原来农民只顾着抓捕老戴，错以为只有一人。肥子临危不乱，就势蹲在豆棵后面，等人走光，方才从容回来。
听完哥俩的遭遇，我给作了个失利原因分析。主要就是轻敌，去的人少，地点也不对，容易被发现还不利于逃走。当初我选的都是远离大路，有小土山遮挡的独立小片地块，去的人多，闪电般结束战斗，万一失手也吃不了亏。前后两三百米都侦查过了才下手，即便有人，手电乱照，他必然要躲。移动目标最容易发现，他往黑影里躲避时一动就发现了，看见有人装作没事走过去就是了。总之这里面都有战术。
老戴听了似信非信，连连感叹自己时运不济，不如我的运气好，又心疼那双新买了刚穿上就跑丢了的凉鞋。爱信不信，反正人家一定加强了防备，这事万不能再干了。受此一番惊吓，棒子风波在老戴心里留下了久久挥之不去的心结。


风云突变
我总是对养廉胡同的家不满意。因为在这里经历了抄家、遣返等诸多事情，当地街道的人肯定会对我们有所忌惮。如果将来学校分配工作的事情久拖不决，转到了街道，肯定对我不利，或者将来二哥谈个对象，可能也有影响。所以哥俩思来想去，商量结果，决心搬家离开这个伤心地。那时北京的房屋名义上全都归了国家，实际却没人来严格管理。只要是实际居住者双方愿意，就可以交换居住。也许是有我们这类情况的家庭不少，在西四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个“换房站”， 实际就是一个自愿交换住房的“洽谈站”。想法有了，在学校又没有可干的事，我便经常去“换房站”蹲守碰运气，也就多日不曾去学校。
7月29日上午，大哥忽然来家里找我。见我在家，长出一口气说道：
“哎呀，幸亏你在家里！”
“怎么啦？”我莫名其妙。听大哥详细一说，我才知道真的出了大事。
原来，大哥趁着各单位夺权造反之机会，已经从原来所在的通县轴承厂转到了大北窑附近的北京齿轮厂，7月27号早上，他们全厂工人根据上级的临时通知，浩浩荡荡赶赴清华大学去“制止武斗”。去了一看，北京各单位都去了人，足有几万。工人队伍经过军管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梳理，早已经服服帖帖、惟命是从。如今奉了上峰敕命，如同接了圣旨，自然理直气壮，无所畏惧。进得清华园，就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拆毁武斗设施、解救被围的老四成员、收缴老团、老四双方的武斗器具、拔除武斗据点等等，真个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开始倒是顺风顺水，哪知到了下午，老团的人冲出来，先是砖头石块，后来就用上了枪和手榴弹。工人师傅们哪里料到有这种阵势？况且都是拉家带口的人，谁不惜命？顿时抱头鼠窜、四散奔逃，只恨爹妈少给生了两条腿。大哥是和同事们叠罗汉翻墙逃出来的。诉说完了历险经历，大哥又开始痛斥老团的凶暴残忍。我不屑和他辩论，只是随他去说。等他走后，我立刻去了附中。
到了学校，听老戴等人描绘7.27当天的盛况，真个是精彩纷呈。他们是下午闻讯去的清华。在大礼堂，只见工人弟兄们被全副武装的老团挡在大草坪上，人挤人拥在一起。见石块飞来，只能缩头躲闪，任凭那石块在一大片人头上跳来蹦去。听到枪响或者手榴弹爆炸声，便如羊群般向反方向逃去。不料一会儿又天降大雨，全都浇成了落汤鸡；在通往附中的小北门，夺路而逃的工人蜂拥而出，被几个附中井冈山的人手拿长矛一堵，慌不择路纷纷窜入西侧稻田向马路方向奔逃，丢下辎重无数。有的工人陷在稻田的泥里干脆也不跑了，见没人伤害他，慢慢光着脚回到路上。走了几步，煤渣路实在硌得脚疼，重又回到丢满鞋的稻田里随便找了两只穿上走了，真的是狼狈不堪。28日，老戴他们又到清华园察看武斗现场，那时清华园里基本没人。进到化学馆，看到丢弃的手榴弹和子弹，拿回来一颗土手榴弹和七八颗子弹，在科学馆见到了大门内两侧埋着的被冷枪击毙的两名老四战士的坟墓、老四在地下室打出的水井等，“缴获”了一副麻将牌和一个上海牌135型照相机以及一大包印相纸。据说当时里面100多名被围困的老四见到工人前来解救，真是像见到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在工人掩护下仓皇撤走逃命去了。
听了哥几个的叙述，参观了他们的战利品，又听说工人丢下有轻骑摩托车，我就去试骑。不想那车实在跑得太快，拐弯时差点摔到稻田里去，再也不敢去碰。后来见风声吃紧，手榴弹和子弹也都扔到昆明湖里去了。
网上可以搜到一篇《“清华七二七事件”前后，毛泽东的时间表与相关大事件》的文章，其中披露了以下事实：
在7月24日这天上午，毛泽东批示“照发”“七二四布告”后，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找了在那里负责军管的给自己当了11年机要秘书的谢静宜来面授机宜。其要点为：
① 形势：“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
② 任务：“北京有100多万工人，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去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
③ 注意事项 ：“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回到新华印刷厂后立即开始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在新华印刷厂支左的8341部队副团长、时任该厂军管会主任张荣温以及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时任新华印刷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迟群、团长杨德中、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北京市委的有北京市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人依次传达。
7月25日-26日，委派海军宣传队的张东昌从414占领的动农馆出发到团派总部那里去要了清华地图。张荣温、迟群、谢静宜与北京市委及卫戍区有关领导会同下属有关单位确定参加行动的单位名单，一一打电话通知开会。
7月26日下午2点半，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指着清华平面图，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参加这次会的应该包括张、迟、谢。
7月26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由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召集有61个工厂单位参加的工人领导人会议。张、迟、谢赶来参加了这个会。决定 采取“分片包干”的方案， 会议一直开到26日晚11点多，当各项安排就绪后又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汇报。新华厂会议的情况汇报由江青向毛报告，毛泽东于“7.27”凌晨批准行动。新华厂的会议开至27日凌晨两点左右才结束，各单位的负责人就回单位去组织、布置了。
7月27日清晨天气非常的美好，北京市63个单位两万八、九千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自单位出发，于上午8至9点，建制8个团，开抵清华东、南、西门。北京市委负责人与卫戍区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和8341部队负责人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组织指挥， 临时指挥部由张荣温、迟群、谢静宜、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原海军宣传队副队长刘承能等8人组成，张荣温任总指挥。
驻守东区的414的一把手沈如槐见工宣队前来，问明来意，立刻作出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解救科学馆的人。于是，集合于东校门外的工宣队就顺利地进来了，他们没有遭到414的任何抵抗。上午10点半左右，沈如槐与柳一安分别代表414与工宣队达成了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四项“协议”。随着“协议”的广播，东区的6000多名工宣队全部进入414的所有据点，整个414防区成为工宣队的“解放区”。
下午1点左右，工宣队解围了被团派火力封锁长达30多天的科学馆，在科学馆不见天日30多天的100名414战士与6名“俘虏”全都走出科学馆， 下午4点多，工宣队将他们全部移交给了414。414从上到下对工宣队充满感激之情，将工宣队视为救命恩人。
7月27日清晨，蒯大富因去北京火车站接人，于12点多才从市内辗转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由于东区工宣队提早进校，内外夹攻下，西门及南门外的宣传队大批拥进学校。宣传队进校后按预先地图上的分工分别包围了团派各据点，宣传队在静斋楼前要求团派总部派人出来谈判。团派总部核心组成员刘才堂拒绝谈判，拒绝接受宣传队“停止武斗”的要求，被工宣队“抓”走。
蒯大富回校后随即召开总部会议，作出两点决定：
1、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
2、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蒯大富在回忆中说：我下死命令不能动。工人如果攻楼，我们就自卫反击。
蒯大富的这一命令通过电话、派团派人员、派熟悉地形的小孩等不同途径传达到团派各据点。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据点都得到了这一命令。中午12点左右，包围静斋的工宣队遭到长矛队的驱逐。据一名团派武斗人员回忆说这支长矛队有三、四十人，从衣着上像是外地人（实际这是住在1号楼的外地造反派，主要是正在被韦国清剿杀，亡命清华的广西四二二告状团的成员）。工人有军队指引，按图索骥对他们强攻抓捕。受到工人烟熏、火攻之后，这些亡命之徒奋起反击，当时就动了枪和手榴弹，死了人。下午1点半左右，在任传仲带领下，用石块、长矛冲击静斋后门的工宣队，将包围静斋的路打开了。由此拉开了727这一天蒯团武装抗拒工宣队的序幕。
至晚11点20分左右，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男，36岁）被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为止，宣传队共死5人，受伤731人，其中重伤149人，被抓者143人。重伤中的特重伤有20多人，可谓损失惨重。
随后，团派人員里应外合重新夺回了9003据点，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工事，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起土炮，窗口放着燃烧瓶、手榴弹、暖气片，将清华的这座高精尖设备、高科技大楼搞成了团派众志成城、固若金汤的城池。
7月28日凌晨1点多，周恩来用电话向入睡不久的毛泽东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流血惨案， 毛泽东闻此消息勃然大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召集了包括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高层领导共15人，集体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谈话。谈话内容极其繁杂，谈话语气及措施也极其严厉。毛明确表示派工人进清华是自己的主意,可在谈话中，毛泽东也多次言不由衷地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纵观以上披露出来的消息，我有着如下理解：
“7.27”行动，自始至终是毛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事先蒯大富、四一四都毫不知情，更谈不上预先准备；
毛对行动会伤人、死人的后果早有预判，却没有预先防止，持放任态度；
事件的后果，是毛所希望的。
自从武汉事件以来，老毛知道只凭造反派的力量，无法与地方和军内反抗夺权的保守势力抗衡。基于保住已取得的夺权成果、稳定全国局势的考虑，对军队借军管之名一步步介入政界、打压造反派的做法采取默许和容忍甚至放纵态度，“七三布告”和 “七二四布告”便是明证。但他也深知，这种做法是权宜之计，不可持久。长此以往，会导致军人势力一支独大，进而谋求更大的特权，甚至会有各地军人联起手来威胁到自己，把自己架空的危险。怎么办？首先他就想到，必须亲自出面，迅速结束全国武斗的混乱局面，从而再次显示自己的权威，并扶植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外地，中央文革影响甚微，甚至遭到抵制，自己日渐年老体衰，已是大不如前，难以再去东征西讨，感到鞭长莫及。派那个副统帅或者尚有余威的哪个老帅出去对付军队也不放心，怕大权旁落。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北京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做文章，首先平息京城的清华武斗，借以造势影响全国。老毛经过多日观察，已经认定团、四两派谁也无力吃掉对方，另外四大高校也是一样。武斗下去，只会给各地军人制造继续镇压造反派，趁机扩大权力的借口。现在委屈一下北京的大学生造反派，平息武斗，正当时也。反正他们已经起过了应有的作用，今后也再难当大任，可以换马了。谁去平息？派军队出面就助长了军方的势力，派周恩来去就扩大了周的影响，谁都可以委派，可对谁都不放心。老毛思忖再三，终于想到了工人。这是他早在年初就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经过军管和清理阶级队伍，现在工人已经服服帖帖，可以放心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堪当大任了。所以，老毛选择了工人。


圣果煽情
工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平息了清华武斗，依照工人和军宣队的意思，老蒯本该千刀万剐，以平民愤。但领袖雄才大略，却不这样想。或许是对自己和中央文革亲自竖起的学生造反领袖尚有感情，或许是觉得他们以后或许还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或许是觉得变化要循序渐进不可过于突然，令反文革势力得了口实，老毛在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态度虽然严厉，却又有诸多安抚之语。这便令工人心中忿忿不平。特别是那“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的话，估计谁听了心里都会膈应，只是此话出自伟大领袖之口，无法明确应对而已。
中南海里的老毛对工人的想法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却也不说出口。时值盛夏，8月5日，忽有巴基斯坦国的外交部长埃尔沙德•侯赛因代表来访的巴基斯坦代表团送给毛泽东主席“一篮芒果”，还向中国赠送了100棵芒果树苗。中央办公厅转送25棵栽在广州天河区棠下小学的校园内，最后只有棠下小学的有两棵活了下来，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芒果长于热带，当时是稀罕之物。我等别说吃，见也不曾见过。但伟大领袖不然，有记载说早在1956年，他就用此物款待过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和副总经理韩宁夫。但毛泽东不喜欢吃芒果（我也不喜欢，嫌那东西过于甜腻），宁肯吃西瓜，见到芒果就要送人。这次送谁？他便想到了那心有不满的工人，当即派人把芒果送到了清华。别看现在芒果满大街都是，当时却是件惊天动地的事。
1968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这样的：
“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那篇报道中有这样的细节：“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 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人们激动的心情过后，很快地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毛主席的芒果只有这么几颗，而且巴基斯坦外长送来芒果本来就是熟透了的“金芒果”，芒果吃也吃不得，放也放不得。如果任凭芒果腐烂，岂不辜负了伟大领袖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吗？当时工宣队领导（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团）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将鲜芒果打蜡，尽量延长寿命，存放在本单位瞻仰，有些甚至全国巡回展出；第二，立刻请北京轻工系统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气味研制塑料仿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眼福。后来仿真芒果上市，许多人家都请到了一尊这样放在玻璃罩内的金黄色芒果。玻璃罩上写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念伟 大的领袖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复制品）。”此外，芒果还成为像章、宣传画的题材以及香烟等物品的商标。芒果在中国的奇遇，令外国人感到匪夷所思，称之为“芒果崇拜”。
在此不惜笔墨如实记录，是想让后生晚辈领略一下那个疯狂年代人们的无知、愚昧和狂热程度。
或有人问，几个水果，何至于此？须知在那个年代，老毛已被彻底神化。他的一字一句，皆为圣旨；一喜一怒，皆为圣情；一言一语，皆为圣谕；一馈一赠，皆为圣物。几个果子虽然平常，经过领袖言语点化，加之国家动用一切宣传机构刻意渲染煽情，却早已神灵附体，成了神物，备受国人顶礼膜拜了。那时的种种丑态，恰如现代版“皇帝的新装”，纵然有明白人暗自窃笑，谁个敢冒着杀头风险去点明说破？只能装聋作哑，任由那指鹿为马、诬良为奸、捋须吮痔的赵高、秦桧之辈去神吹、胡闹了。


权力重组
谁知老毛却灵感突发，从这出芒果闹剧中得到了启示：既然工人愚忠如此，何不巧加利用、顺势而为，仿照当初依靠农村痞子斗地主、打土豪的老办法，把“工人老大哥”抬的高高的，为自己的夺权大业再出把力，抗衡一下军队反夺权势力的步步扩张呢？
主意已定，说干就干。8月13日毛亲自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工人群众参加，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从此，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工宣队迅速占据了领导地位。我曾在清华大学亲眼看到昔日威风八面的蒯大司令等井冈山头目在工宣队号令下列队受训，被工宣队颐指气使，唯唯诺诺，全没了往日威风。
有了新坐骑，老骥便卧了槽。好在老毛或是投鼠忌器，或是念及旧情，并未把学生领袖们赶尽杀绝，不久就随着大学生分配工作，把他们或发往偏僻地区的单位，或令身居闲职，不再过问了，学生造反派从此结束了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老蒯被发往了宁夏的青铜峡工作，这也算是一种另类保护。
工人阶级迅速“领导”了一切。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上层建筑单位，军队随之失去了掌管各种权利的理论依据，在地方的作用和重要性自然也成色大减，军管会逐步退出了政治权力领域，老毛权力重组的计划实现了。但是，这些张口闭口自称“大老粗”，做起事来不讲逻辑和道理的“师傅”们，真的鸡变凤凰，掌控了权力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空有“领导”之名，却文化偏低、不懂业务、更没能力管理，成为游离于单位之外的一极虚幻权力。他们时时、事事都要受上级领导的支配，只不过是个受人摆布的前台木偶、傀儡罢了。也正因为如此，新当权者打着他们的旗号，驱使起他们来感到得心应手，无比便利，“工宣队”也因此长盛不衰，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很久才寿终正寝。
冷眼旁观的我们，从清华大学的结局隐约看到了我们的“前途”，也开始分别考虑自己的“后事”了。


换房风波
7.27之后，我见学校无事，就回家专注换房的事。不几天就有了结果，一位大妈看了我家住房，表示满意。她家住宣武区校场口一带是一间12平米的独立北房。意向达成，很快就换了过去。可只过了四五天，院子里人还没认全，那家的儿子就来找我，说是他妈有事要跟我说。我赶紧跟着那大小子来到他家，大妈见了我面有愧色，说是房子换不成了。原来管房子的老韩见换了新人，一问知道她家老头旧社会当过伪警察，说是这养廉胡同地处中南海隔壁，为了首长安全，有历史问题的人不得迁入。我心说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我资本家出身的走，换成他又怎么了？可大妈说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作罢了。没办法，我又紧着跑换房站，两天之内又找了长椿街的一家，比那家差了不少，只有10平米，还是连排房。可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差也要换。说什么也不能再搬回去惹人笑话。于是定好日子，来了个三家轮换，从校场口又搬去了长椿街。这件事做得实在窝囊，又是这该死的阶级政策闹的！
老家父母又来了信，说是家里盖房虽然是单位出钱，可乡亲们帮工，少不了要管点茶饭，还有添置些杂物，各处都要用钱。商量是否卖上一辆自行车救急。双亲说了岂能不办？当下跟二哥去到缸瓦市一带的信托行，把二哥骑着的凤头车卖了260块钱，大部分寄回了老家，我骑着的那辆飞利浦给了二哥。二哥见我没了车，没过几天又花18块钱买回辆破车给我凑合骑着。后来我见宿舍楼楼道里扔着辆散了架没人要的自行车，一看车架子尚好，主要零部件也都在，就两辆合作一辆，仗着哥哥教给我的修车技术，攅成了一辆还算可以的自行车。哎，穷人就想穷法子，谁叫咱“罗锅子上山——前（钱）紧”呢！


曲终人散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军训团也更加没了权威，谁也不再去关注他们，以致他们何时撤离附中都鲜有人知道。老百的成员们也和其他学生一样，不再热衷打派仗，各自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问题了。好在此时工人还在组织队伍、积蓄力量，大学的事还忙不过来，更无暇顾及附中。附中就出现了很长一段权力真空时期。校内对立面无人来，只有我们在校内逍遥自在。
那时的中学极好辨认。凡是看到窗户大都破碎、红砖墙上遍布蓝色墨水瓶炸裂印渍的楼宇，必是中学无疑。这“景观”的形成，都是学生离校前“报答”母校的杰作，由此也可知道学生下乡时的心态。那时清华附中因为长时间武斗，分配也就长期处于停滞，多数学生还在待分配，其他学校却已经分配出去了不少。我们耳闻目睹，知道此时去建设兵团的已经很少，多数都是农村插队。既如此，也只能按照插队早作打算了。于我而言，插队也不容易。首先想到需要一个大箱子，买一个木箱要有买箱子的票证不说，钱要二十多块，钱哪里来？一块都困难，只能是“自力更生”了。我和郝机动早有打算，从宿舍木床上撬下来不少木板运回家里，凑足了两个箱子的材料。又有人想到去了穷乡僻壤，总归缺少精神食粮，大家就打上了学校图书馆的主意。哥几个一商量，用“绷弓子”对着五楼书库门上方翻窗的销子打了个洞，伸进手指一拔销子打开了书库。只见里面书籍满地，显然早就有人关顾过。管它呢，不是说老书旧书都是糟粕，要进造纸厂吗，别进造纸厂了，便宜我们吧！哥几个各取所需，尽情翻检。我倒是没顾上想插队的事，首先想到两个弟弟回到农村，学没上多少，回去又没书读，担心他们长久下去人就废了。于是就把四大名著、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等，凡能找到的趣味书籍搜罗了一大包，打慢件寄回了老家。那时的我们，除了打麻将行乐，没事就是各取所需，凡是学校有的，对我们有用就毫不犹豫，据为己有。至于什么公私要分明之类的“道理”，既没人想也没人说更没人信。都觉得这场运动害苦了我们，这个政权大大亏欠了我们。不是我们要“滚蛋”了吗，不是今后严格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狗崽子”再没受教育机会了吗，那就临走之前抓它一把，清华附中，再见了您呐！
一个政权，说的无比神圣，如果不能善待它的子民，可能子民们就是这种心态吧！后人尽可批判，反正当时我们就是那样想、那样做的。你不爱我，我又爱你何来？
8月18日，附中井冈山兵团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照了一张合影，然后就停止了一切活动。


深秋季节，哥几个发了笔小财。那是把学校里一大堆旧报纸用板车拉到废品站卖了，好像有30来块，在当时是笔大钱。眼看工宣队进校风声渐渐吃紧，想想到了工宣队治下也绝得不了什么好，索性就给他来个互不见面。于是决定用这钱来上一顿“最后的晚餐”，然后各回各家了事。记得是买了一瓶“西凤”、一瓶“大曲”，自然还有各种肉类熟食、下酒菜蔬等，反正那顿聚餐吃得是酒足饭饱，极为丰盛。然后就曲终人散，各自打道回府去也。


各奔东西
听说工宣队果然进校了，我们就再也不到学校露面，有事都约在校外见面联系。进入12月，听说发配了一批去山西太谷县插队，老郑、老苏等人都去了。我知道时已晚，也没有去车站送行。我虽然仍存幻想，决心再耗一耗，看有什么变数，可也必须直面现实，早做插队打算了。
二哥同事杨子的岳父是木匠，请他抽空来家给我和郝某做了两个大箱子，给了老人12块钱手工钱，他听我说下乡后想学学木工活，好歹是门手艺，还送给我一大一小两个木工刨子，这东西后来还真的派上了大用场。
年底的一天，我在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一版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我知道，这次没跑了，我在北京的日子到头了。二哥也听到了广播，默认了我的看法。
那时动员学生插队，如果不走，办法多多。有开大会借助会场气氛的压力让你当场表态的；有敲锣打鼓送“喜报”到你家逼迫家长承诺送子下乡的；最损的是联系家长单位，由单位通知家长：即日起回家动员孩子下乡，此期间停发工资，等孩子报了名、下了乡再发工资。这三招一招比一招狠，没几个扛得住的。没辙，等着吧！
一天，附中教数学的付眉老师突然造访，也不知是哪里打听到了我的住址。老太太进门就说：
“哎呀，可把我找苦了！”还想再说什么，我止住她说：
“付老师您别说了，不就是插队吗，我去就是。”
老太太苦笑一声，说道好，去就好，现在形势就是这样，没办法，附中好多老师的孩子也都要报名下乡，这批是去陕北延安，“大拨儿轰”，没特殊理由的都得走，抗不过去的。接着告诉了我去学校报名的办法事项，说这是工宣队派下的任务，还有几家要去跑，匆匆去了。
真是的，明明是被逼无奈，还得自己报名，还得承认是自愿的！有他妈这么自愿的吗？
与同学联系的结果，老戴和肥子都嫌这一批多数都是老兵，不愿意去，想自己找地方插队，老猫和老狼还想再等等，梁胖子和郝机动是早就商量好一起走的，坛子听我说去，也表示要去报名。
第二天，来到学校，见到管理我们班的工人张师傅，报了个名，多余的话没有，我就回家准备去了。
其实没什么可准备的，无非就是换个被里、买些生活日用品之类。我想，就凭我一个壮小伙子，走哪说哪，活人还让尿憋死不成？忽然想到，抄家时我家有个存折被街道通知银行冻结了，上面有百十块钱，何不趁这次插队，找街道说说要出来，也好解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想好了就去南长街居委会找佟主任和马主任一说。她们久不见我，这次听说我要插队，态度倒是还行，可就是推三阻四，一会儿说研究研究，一会儿又说还得找上面商量，横竖就是一时半会办不了。我看看希望不大，也就不再多废口舌，回家了。我早就把这帮街道老娘们看透了，全都是鹰犬爪牙。好事不干，缺德事干起来积极着呢，这年月是好人她们也进不了居委会。本来这也是有枣没枣一竿子的事儿，大方一回，老子不要了，我家被抄的何止这点儿？那钱留着给你们丫的买耗子药喝吧！
下午又去了学校，因为听说家里有困难的可以申请些许补助。到学校写了份申请，强调了一下家里困难，申请30元补助歀，交给了上次见到的那位张师傅。到了晚饭后，她来到宿舍，说了几句闲篇，然后说是补助款有限，研究决定给我几丈布票。我说没有钱你给布票有什么用？与其这样，反正我身无分文，你把我名字划掉算了，我去不了。她一听，说你这是对上山下乡不满！我想老子都插队了，拿大帽子压我，怕你个甚？当即就和她吵了起来。吵了有十分钟，又来了一个年岁大点的，不扣帽子了，好话说了半车，难处也强调了半车。无非是钱有限、困难的人很多、主席指示还得执行、要顾全大局之类的屁话，可就是不给钱。我心说你丫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就是老子出身资本家吗，挑明了说呀！钱没有，布票也不要了。留着等你们家死了老人扯孝布使吧！有枣没枣一竿子的事儿，本来也没抱大的希望。跟你们吵，也就是叫个板、置口气的事，还真的不去不成？老毛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早晚都是插队，去哪儿不是去？谁又知道哪儿更好点儿？
其实此时我心里没什么不快。想想“红八月”，那时我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只求保命。后来争来斗去，就是想争取个平安无事离开，别当右派学生。如今目标都实现了，和老兵们平起平坐，他们也还不是插队，我有什么不满足呢？简直是求乎其中，得乎其上了。再说既然留不下，这一走也减轻了二哥和家里的负担。这么一想，反倒觉得有几分解脱的轻松。


凤还巢
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按照通知，把我的行李和自行车在指定日子送到北京火车站托运，出发日子到了，好像是69年的元月13日，二哥说要去车站送送我，我没让去，因为头天他就一直伤心，还掉了泪。听人家说过送行场面，火车一开下面就哭声一片，我怕他动感情。上了火车，该走的人都到了。别人忙着跟家人告别，我坐在车厢里，见还有个孩子也没人送行，一问原来是那个给老毛写信被抓的陈凡。一问，他说刚被放出来几天，要不是插队还关着呢。我问他在里面挨打了没有，他点点头没说话。我说这回明白了吧，就你聪明？还以为就你发现了真理？不是别人傻，是有些话知道了也不能说。他点点头苦笑一下。车到西安，车站的职工还列队给我们表演“忠字舞”，整个儿一傻呵呵；在铜川见识了烟煤和小米饭；去延安坐的是帆布篷大卡车，走的全都是黄土路，颠簸异常。运输学生的车队在滚滚黄烟中行进，躺坐在车上每个人都成了土猴子。傍晚到了延安，有人招呼去看宝塔山，我一路坐车已经被颠散了架，哪儿也不想去了；次日车把我们拉到一百几十里外的延川县永坪川冯家坪，大家下车翻山走了大约二十多里地来到了清平川的关庄公社，这一天是1969年的1月17日，当晚分散到附近村庄过夜，我第一次住进了真正的陕北土窑洞。
次日集中到公社窑洞前的空地上参加公社举行的欢迎仪式。在等待大家集中的过程中，忽然看见坛子等几个女生从山坡上下来，当下一个小土坡时，坛子突然腿一软扑倒在地。大家赶忙扶起，却已经走不了路了，她一直患有关节炎，估计一路劳顿身心俱疲，这一下可能摔得不轻。于是临时被安排到一间窑洞中将息。
附中这批来插队的，以老兵居多，卜大华便被工宣队选成了领头的。欢迎会上老卜代表学生发了言。机动听过发言跟我说，他注意到了卜大华通篇没有提到扎根一辈子的事。我心说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这种穷乡僻壤，谁不想早点离开，傻子才想呆在这儿一辈子！可以理解。
忽然想起该去看看坛子怎么样了，同时心里还闪现出一个奇怪而大胆的想法，便赶忙一个人向她所在的窑洞走去。
进门一看，里面无其他人，只有坛子躺在床上。我略作寒暄便直入正题：
“你现在还能站起来走路吗？”
“休息休息还行吧。”
“不管行不行，记住，千万别站起来。这一路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不用我说。现在是能好一个好一个，只要你不站起来，剩下的都不用你管，我们可以把你弄回北京。”聪明的坛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想了想，同意了。
从坛子那儿出来，我找到梁胖子和机动，把我的想法一说，他们也都同意。此时各村来接学生的老乡都到了，这在十里八乡都是多年不遇的新鲜事，来看热闹的老乡极多。我们被分到了离公社二十里地远的岔口大队第二小队，共是四男六女，除了一男两女是初中的，其余都是附中高中同学。和来接的老乡见了面，我们的随身小件行李立刻被老乡们分别拿走了。
有一个社员和我同行，在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自愿报名来的，还说要是他说什么也不来。我说我是被赶得没有办法才来的，因为是初次接触，详细情况我也不便多说。到了村子里，已经是晚饭时间。队里早已准备好了晚饭，是荞麦面饸饹。这东西说不上太好吃，只是一路上老是面包粉肠，再不然就是小米干饭。现在连汤带水能吃口热的，感觉还挺好。坛子是用架子车拉到村里的，按照我的嘱咐一直躺着。
送我们来的工宣队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需要到有学生的各村巡视一遍。等到他们来时，我们就说这儿的条件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连自己生存都困难，更照顾不了坛子，你们随便安置她好了。工人一听急了，赶紧做思想工作、摆大道理，但我三人已经商量好了，任你说破天，就是绝不吐口，坚决不要。另外几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中的李焕荣是井冈山的，其余的在学校都是温和派，大家彼此无仇。到了农村以后还要和衷共济，自然也不会得罪我们，向着工人说话。可能工人也明白其中缘故，虽然彼此明戏，但是双方谁也不能说破，只能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那年代时兴扣帽子打棍子。一言不慎，被对方抓住辫子就是麻烦。在学校你工人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到了这儿天高皇帝远，谁怕谁呀？僵持了大半天，他们见我们态度坚决，无隙可乘，无奈回了公社。两天后，电话打到队里，让队里在指定日子送坛子去永坪与他们会合，带坛子回北京。
按照约定日子，由老乡护送，坛子骑着生产队准备的毛驴，梁、郝、我和一个初中女生李焕荣，翻山越岭把坛子送到三十里地外的永坪镇，在那儿与坐汽车从延川县城过来的工人会合，工人把她连同行李带回了北京。看着远去汽车扬起的黄尘，我为自己这最后的“杰作”暗自得意，感到心情无比畅快。一来帮助了好朋友一把，二来也给工宣队添了点恶心。叫你们狗眼看人低，为点儿补助款欺负我！
坛子的陕北多日游自此结束，雏凤还巢了，我们的插队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至今我还留有坛子骑着小毛驴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照片，历史文物。


三年回顾
“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一走就是23年。待到1991年年底我重新把户口迁回北京时已经是携家带口，年纪也已过不惑，45岁了。这期间，我经历了插队、招工当建筑工、高考上大学、分配到汉中当大学教师、转回北京教书几番变动。回首往事，感触颇深。但是最为刻骨铭心、毕生难忘的，还是在附中的这文革三年。当我在土窑洞中独卧静思，在建筑工地听林彪折戟沉沙、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老毛去世和四人帮倒台消息，在大学校园讨论时事，在汉中议论六四风暴时，发现后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无一例外打着文革的印记，都是文革的继续，都勾起我对附中文革三年的回忆，都促使我重新审视当年文革的起因和经过，试图从中悟出些许经验和道理。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褪去了当年的愤怒和激进，开始更加理性的分析当年事情发展的逻辑过程和其中的联系、规律。
说这场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没错。这么说，是指运动的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触及和死伤的人员之众多、时间之长久、过程之曲折、程度之惨烈、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之巨大、产生的恶劣影响之深远，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甚至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强加给国人的一场噩梦。至于说什么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文化领域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伟大革命，则完全是一派胡言，纯粹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我看来，文革是在两个阶层、三个领域内发生的。两个阶层是指上层统治集团和全国民众；发生矛盾、冲突乃至殊死斗争的领域是指两个阶层各自内部和这两个阶层的人员之间。
在探讨文革之前，先来看看文革之前的国内外情况。
1949年，中共以暴力夺得了政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国家衰败、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可想而知。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中共新政权，向往着能够过上老毛承诺过的自由、民主、富足的新生活，据说当时的国人，真个是党教干啥就干啥，热情极为高涨。然而，新政权令人大大失望了。建国以后，它首先选择了以杀人立威，首先向它想象中的敌对分子开刀。于是就有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按照人口比例杀掉千分之一以上的“反革命”的壮举。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实际数字只多不少）。须知建国之初人口才是五亿，被杀、关、管了300多万，占到了千分之六。善良的人总是以己度人，觉得杀掉了这么多 “敌人”，国家该稳定向好了吧，却不知这才只是开始。自“镇反”以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从未间断。抗美援朝、合作化、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四清、社教等等，不胜枚举，一直延续到了文革。有统计表明，自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到1966年文革之前，叫得出名称的全国性运动林林总总竟达到40种次之多。据相关档案披露，文革之前，全国“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超过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3%以上。如果从中国当时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五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 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五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五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五类分子计算，所以受牵连的人口肯定超过1亿，占到全国人口15%以上，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政治贱民，处于被“专政”状态。像我等没走上社会的年轻学生处境算是好的，没被专政，只是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上升通道被完全堵死，前途一片黑暗；处境差的如甘肃省夹边沟的三千被劳改、劳教的“右派”，在三年饥荒期间冻饿而死的竟达到两千多人，侥幸活下来的也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堪比进了人间地狱。
那么其他人的境况如何？
首先，人数最多的就是农民，他们也是最惨的一群。由于土改，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是好景转瞬即逝，到手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失去了作用。自1949年10月至1953年办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高级社，机构日益庞大。到了1958年全国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他们从自耕农地位转换成“公社社员”。随着全国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和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实际农民成了被牢牢禁锢在乡村本地的现代农奴。生产上没有自主权，如何种植、产品如何定价和出售、收益如何分配乃至怎么吃饭，全由上级领导做主；生活上只能靠挣价值低的可怜的工分，粮食定量被限制在将能活命的低水平；政治上他们受到中央政策和农村各级干部的严格管制，失去了任何权利，宣传上否认农村自古流传的宗族秩序和家族亲情，强调阶级斗争，按照“成分”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人为制造人群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以便于分而治之，实行专制统治。到了1959年，这种管制和压榨达到了极限，终于发生了59年秋至62年夏的三年人为饥荒，由于上级强迫、层层加码、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砸锅毁灶、封村设卡、禁止农民外出逃荒，全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几百万，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历史饿死人数量之最，甚至出现了“尸相枕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城里人也不乐观。能够脱离农村，留在城市的家庭，不少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所谓“历史问题”。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日益绷紧，昔日的“黑五类”队伍日益扩大，到了文革，专政对象已经发展壮大成了“21种人”。文革之前，慑于强大、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贱民”自然是俯首帖耳，丝毫不敢乱说乱动，有了这一大批待宰之“鸡”作为样本，不论是谁，只要是稍有“不轨”，被这二十多个圈儿中的一个套中，立马就会沦为专政对象。其他人又安敢越雷池一步？加之“人民”又被用不同成分、党团员和群众、干部和职工、积极分子和普通市民、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社会关系是否“复杂”、以往运动表现是否忠诚坚定等等各种标准加以重重筛分，被分别列入三六九等，鼓励揭发告密，提倡大义灭亲，人为制造了重重矛盾，互相监视制约，呈一盘散沙状，自然被分而治之，管得服服帖帖。经济上自公私合营以后，私人经济已经全部归为公有，全体成年市民都是“国家职工”，经济收入完全操控在统治者手中，统一实行多年不变的等级工资制。由于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生产热情无从调动，加之国家财政侧重军事、重工业、战备、援外等，忽视民生，生产力低下，物资供应紧张等原因，导致了吃、穿、用、住、行等民生必须品全面匮乏，除了货币，各种本、票、证、券主宰了市民的全部生活，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仅能勉强温饱而已。至于市民中的基层管理者、中下层干部，因为工资水平差别不大，经济上并无多大优势，只是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有限权力，在福利、待遇如就业、住房、评级、发奖金、涨工资等的利益分配中，获得较多的好处。他们基本都是党、团员，必须对党的各项举措表现出绝对忠诚和拥护，并且要坚决执行。否则会官位不保。
说完民众，再来看统治阶层。
一般认为，在24级干部行政级别划分中，13级以上算是高干。大概就是军队中的副师级或是地方干部中的副厅级以上，数量上是“一小撮”。行政级别划分本身就决定了干部中森严的等级观念，他们的组织原则是“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结构。表面上看，好像政权内部是铁板一块，同心同德，实则不然。由于师承马列、效法苏共、颠覆传统、推崇暴力，自然也就把列宁、斯大林集权专制的统治经验搬到了中共内部。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在对国人实行高压统治的同时，本阶层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整肃不断。于是有了对高岗饶漱石集团、彭黄张周集团、腐化变质分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黑线人物等的清算，并把这些整肃统统列入“路线斗争”范围，一旦老大表态打倒，其余在位者秉承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做法，蜂拥而上，口诛笔伐、互相攻讦、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唯恐整的不狠。一旦定案，则永无平反翻身之日。其实到了文革结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统统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原来他们大多如当年右派一样，也都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所谓“罪恶”，竟多为欲加之罪、不实之词，是集团内部、派系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经济上，由于毛泽东把自己的工资定为400元，加之当时国库空虚，这些高级干部薪俸不算很高，大约在300元左右，是顶级技术工人的三倍，但却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京的有各种常人不能享有的福利待遇，地方大员则拥有不受制约的种种特权。当然，身为权贵，只要想要，还少不了肚脐眼下面的那点特权和福利。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和获得进一步升迁机会，他们自然是严格遵守高层的种种“规矩”，迎合来自中央的种种意愿，忠实执行上级的各项政策，同时极力要求扩大本阶层的各种特权。其中一个重要特权是他们中很多人进城前后所生的子女这时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社会的升学、就业、升迁等等竞争领域。所以他们需要极力推行以出身决定人前途的所谓“无产阶级阶级路线”，论资排辈，借以抬高自己子女的身价，利益独享，排挤其他人群，特别是打击出身不好的“狗崽子贱民”。
这就是文革前的时代背景。
文革始于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以其诗人特有的浪漫和大国君主独具的狂傲，罔顾事实、不尊重规律，贸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把国计民生搞了个一团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为收拾烂摊子，实行了一些恢复生产、放松限制的举措，一定程度挽救了危局。在62年1月总结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间产生了分歧，毛感到权力受到挑战，领袖地位受到威胁，被迫“退居二线”的毛于是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经过几年舆论准备和实力摸底，先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对“走资派”进行清算，不惜把大部分文艺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以及千百万学校领导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帽子，打成黑帮。借此让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等人派出的工作组以及“红五类”子弟以“阶级路线”为武器，充当运动打手，批斗“当权派”、抓“右派学生”和“保皇派”、抄杀“黑五类”、在社会上破“四旧”，造下种种罪恶、广泛结下民怨。然后自己来至前台，“炮打司令部”，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倡导“造反有理”，假前期受压学生和被整群众之手冲击各地权力机关、打倒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造成全国夺权、 “天下大乱”、迫使全体当权者亮相表态，表示对毛效忠之势，导致全国生产停顿和破坏、教育中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后期的全国武斗，更是把中国引致内战边缘。纵观66至68三年的运动“成果”，“副统帅”林彪所说的“最大最大最大”的成绩，不过是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一小撮”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最小最小最小”的损失，却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空前破坏、倒退、几乎崩溃，社会剧烈动荡、各种矛盾的空前尖锐，堪比一场全国内战，无数无辜者、善良人丢了性命。
如果再把时间推后几年看看，文革干将陈伯达、林彪等人纷纷倒台，反对文革的陈毅被毛高度评价为“好同志”，经毛批准，身背“插手夺权”，“二月兵变”以及红军时期的“勾结敌特，叛变革命”罪名，已经被整死去的贺龙获得平反，“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主持了中央工作…至于老毛去世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不必说了。
折腾了十年，敌人在哪儿？全部消失！我只看到尸横遍野、一地鸡毛。说这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进而胁迫全民自相残杀的荒唐闹剧，不对吗，过分吗？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他这完全是在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试问：对于一个威望如日中天，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极权领袖，想整治几个用他自己的话说“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的刘少奇之流，只需几名狱吏足矣。犯得上花费三年时间，运动亿万民众，耗费近万亿官帑，牺牲千万条性命？老毛这么说，恰恰是想平息当时民间日益增长的这种疑虑和反感。当时我就想，这三年折腾，所造成的天大损失，能和靠着红卫兵打家劫舍、杀人害命抢来的那点金子相比吗？莫不是发了疯，又何谈必要性？这个国家再怎么说也是在你们的治理之下，用你们的话说那也都是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拼着性命换来的”，眼看着财毁人亡，真的就一点都不心疼？
这事令我百思不解，曾经和梁胖子专门讨论过。最后还是老梁的一句话，使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丝玄机。那就是：无后之人，做事也绝。
在我看来，老毛聪明一世，疏漏一时。最大失策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唯一可承大统的长子毛岸英涉险去朝鲜战场“镀金”，不料被老美燃烧弹击中丧命。及至年老，虽然屡战屡胜，打倒了一切政敌，大权在握，天下臣服，然而“储君”虚位，后继无人，挣来的偌大一份“家业”，将来交与谁来继承？审视自家，至亲子女中无人有能力可承大统，夫人江青虽然有当“红都女皇”之志，却是性格乖张、为人刻薄、树敌甚多且羽翼未丰，子侄辈中似乎毛远新有些能力，或许可委以重任，但传位于侄子却又不是自家骨血，心有不甘。故此迟迟举棋不定，但时光不饶人，虽然对外宣称身体无比健康，医生也说伟大领袖能活一百四十岁，可他自己清楚，那都是虚妄之言，当不得真。几年下来，自感已垂垂老矣。身体不行，心态也随之大变了。想到自己轮番整肃，已经把朝中本就屈指可数的正人君子、忠勇之士、干练之臣、可托之人几乎杀逐殆尽，剩下的多是些或深藏不露、趋炎附势、口是心非的老奸巨猾之辈，或只会摇唇鼓舌、罗织陷害、巧言令色的逢迎谄媚之徒。此时再环顾手下臣子，竟然个个都像是心怀叵测，背主求荣，随时想要谋权篡位的样子，再无一个可信之士、可托之人。怎么办？于是国人眼中看到的老毛，除了继续玩弄那套“三驾马车”的驭人手段外，逢事爱动大手笔，为达目的不计得失。视手中权力如性命，视国家资财如土灰，视百姓福祉如儿戏，视子民生死如草芥，整个是我的江山我独享，我的家业我挥霍，与其让别人得到，不如我把它败光，我活不下去了，临死也要拉上些陪葬的绝户心态。不这样看，他的一系列乖张举动又该如何解释？
当然他这想法也有些许道理。因为朝堂之上，轮番整肃之后，剩下的俱都是些趋利之辈、无义之徒，虽然口呼万岁，谁是真心？圣心难料，伴君如伴虎，平日里还要防备你朝令夕改，诿过下属，翻脸无情，中途换马，眼见你日渐老去，谁不想窥测风向、预留退路，及早寻找新的靠山？所以上下君臣互相猜忌，彼此防备，事端屡生，“奸党”频现，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每每被打乱，文革竟久久无法收官。
其实这样倒好，若是真的内斗中的一方早早取得了“彻底胜利”，那时节君臣齐心、上下合力，铁板一块、一致对外，腾出手来，祭出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法宝，在民间来一次深挖狠打阶级敌人之类的“秋后算账”运动，又不知会有多少“红八月”式的人间悲剧再度重演，如我等，想要全身而退，其可得乎？继续内斗吧，继续“其乐无穷”吧！挺好。
说过上层，再来看看民间的“文革”。
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被裹胁进来的。运动初期，京城学生先有动作，有内部消息和想得好处的权贵子弟闻风而动率先在文化领域，主要是在中学发难，平民子弟或出于正常认知，或出于靠拢组织，或出于反右警示，或出于临危自保，大多数选择了“保皇”或者观望。及至老大现身，支持“造反”，到了“红八月”，“宝盅”揭开，图穷匕见，按“阶级”站队。“红卫兵”在校内搞红色恐怖、唯我独尊，饱尝虐人之欢，到社会上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尽享嗜血之乐；贱民扫地出门、引颈就戮，或亲历丧家、亡人之痛，或饱受斗争、殴打之苦，谁都没得选择。其余人等，个别无良者，或助纣为虐、告密揭发，充当爪牙、打手，以求进身之阶，或“大义灭亲”、背叛父母亲友，妄图邀功自保；多数怕事者，选择随波逐流、缩首噤声，唯恐殃及自身；少数清醒者，或洁身自好、远远避开，绝不趟这浑水，或据理力争、以守为攻，甘当“众矢之的”（当然这种人那时少之又少）。
转过年来风向陡变，却原来机关还套着机关。老大设局挽套、嫁祸于人，忽然又批开了 “反动路线”。 “红后代”凤凰掉毛不如鸡，扭头成了钦定反革命“联动”，左奔右突、东躲西藏，唯恐落入敌手；学生中年前受压者绝处逢生，“屎壳郎变知了”，反倒加冕成了御封“造反派”，其中激进幼稚者，听命于老大和中央文革，积极参与全国夺权，只想报答“皇恩”；头脑清醒者，顺势而为，相机争取自身地位，却不肯被上层利用；“中间群众”再次选边站队，其中秉持正义者，痛恨“阶级路线”，同情受压“贱民”；老谋深算者，虑及将来，依旧逍遥观望；投机取巧者，昧心投靠、助纣为虐、鼓吹“四四、四一四”理论，为权贵张目。
“夺权风”刮至全国，民众自然分成两派。由于处境不同、见识各异，成分复杂的受压者急于改变地位，踊跃造反；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守成者虑及“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趋于“保皇”。初期有中央表态支持，总体上“造反派”势力大，“保皇派”被压。及至武斗风起，军方介入地方，名为“支左”，却大都偏向保守派，多数造反派明显转强为弱。两派都声称捍卫伟大领袖，互相攻伐，胜利者猛追穷寇、除恶务尽，落败者无处遁逃、血洒沙场。武汉“7.20”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受挫，老毛修改战略，军方势力大涨，造反派岌岌可危。在广西，“四二二”竟被集体剿灭 ，成了炮灰。全国武斗经年持续不断，老大又改变主意，抛弃了造反派，抬出“工人阶级”收拾残局，暂时稳住了局势。其实工人也是傀儡，也是被整对象。从全国夺权开始，就不断被整肃。又是抓“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67年1月毛泽东批示），又是派“军管会”进驻工厂，抓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 （67年2月），68年5月开始，更正式提出“在全国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
至于已经打入“另册”的“21种专政对象”， 更不必说，统治者对他们从没有过半点慈悲、一丝恻隐，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喘息之时，且队伍日益壮大，受牵累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湘桂两省，统治集团竟然祭起“阶级斗争”大旗，“官民协力”，公然斩杀“黑五类”，剜心摘肝、挖脑食肉，无比残忍，丧心病狂到连人家在外工作或上学的子女都要骗回来杀害，务求绝户灭门！
三年下来，回首盘点：老百姓中各色人等，竟没有哪些人善始善终。走马灯似的转了一圈，临了谁都没得了好，恰如做了一场过山车式的黄粱大梦。临了更有大量人家还都有子女被迫下了乡，家庭撕裂，人各东西。众人虽然常年被愚弄洗脑，消息闭塞、反应迟钝，可荣辱得失也还分得清。渐渐也都省过闷儿来，没了当初的“革命热情”。于是就出现了“曲解圣意、虚与委蛇”。老人家“最新指示”一来，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停工停产，游行“效忠”；回到单位，一切照旧，我行我素。到了运动后期，积极分子不再积极，落后分子更加落后，开大会无人言语，背地里怨声载道，消极怠工、私拿公物渐成常态，走后门拉关系日益盛行。也有那希望幻灭、铤而走险的“富农子弟”，制造西单商场爆炸（68年4月），害人害己，更有那挺身而出、主持正义的仁人志士，冒死直言，揭露声讨种种专制恶行。最后，借着周恩来去世之机，终于爆发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四五”天安门万民抗议示威事件，为害民误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丧钟。总之，受够愚弄、吃尽苦头的大众不再跟着上层的指挥棒走，开始了求生存、要温饱、谋发展的自我救赎和抗争。
又过了三年，1971年9月13日，老毛钦定的“二爷”林彪与伟大领袖分道扬镳，携全家出逃，却不料飞机失事，烧死在异域他乡，文革正确的神话随之破产，老太爷也遭受了政治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有人说，实际上当年进行着“两个文革”，我看说的有些道理。一个是上层的权斗，争权夺利、互相撕咬，打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铁板一块”，另一个是下层的逐步觉醒，一致对上、合力抗争，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再过五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过世。又没过一个月，10月6日，残存的文革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抓，文革彻底破产，大众开始了新的生活，国家迎来了新的契机，历史也转入了新的历程。
噩梦终于结束了！人间惨剧、累累暴行，去他妈的。




2016.11.13  于北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