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广举：“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北大“社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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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欲来风满楼（上）
　　　　　　　——“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北大“社教运动”

　　　　　　　　　　　　　　　　·丁广举·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浩劫，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民族痛史和灾难。有着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成为文革的策源地，也使北大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必须否定文革，批判文革，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文革制造了千百万亡魂，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那场浩劫在全国是怎么搞起来的？北京大学又是怎么卷入的？谁之罪？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我于１９６０年８月（我在阜阳一中读高二放暑假期间）在安徽老家（涡阳县）应征入伍，到海军旅顺基地当了一名海军战士；１９６４年根据当时高教部和国防部的联合通知精神，经所在部队推荐，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后不久改称“国际政治系”）录取，成为一名“调干大学生”。入学后不久，就赶上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或“社教运动”）。我曾以党员学生干部的名分参加过“社教”工作队在燕南园召开的座谈会，主持人是康生夫人曹轶欧等。因刚入学不久，什么都不了解，没有发言。

　　本文主要阐述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北大的“社教运动”，及北大是怎样紧跟中央部署，一步一步陷入“文革”泥潭的。

一、风雨欲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与全国“社教运动”

　　要了解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应从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说起。

　　众所周知：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三年“大跃进”和“一平二调”、“共产风”等，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以致数千万人（主要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为克服“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于１９６０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形势开始有了些好转。特别是１９６２年１－２月近一个月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后，可以说我国已基本渡过了国民经济的最困难时期，但还没有全面好转，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关于困难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大实话激怒了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己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党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半年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对他所谓的“修正主义”进行反击。

　　１９６２年８月，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８月６日，毛泽东就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理应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２４日，毛泽东又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并多次在一些同志讲话时作了插话，都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将会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些论断后来被党中央推崇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党的“八大”（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北京举行）关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判断，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扩大为所有方面和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党越来越深地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渊。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开始大抓阶级斗争。１９６２年冬到１９６３年春，许多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陆续开展了“社教运动”，亦称“四清运动”（２０１０年８月出版的《辞海》第六版对其解释为：“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实际上，时间应从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前）。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有关材料的批语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根据毛泽东上述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会议讨论和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称“前十条”）。该决定列举了社会上九个方面阶级斗争的表现（我还记得：这一错误论断，还成为１９６４年全国统一高考文科政治试题的重要考题），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断言“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落在了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因此，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杭州会议后，各地按照中央指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进行试点，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各地“社教”试点中提出的问题，讨论了农村工作和“社教运动”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后十条”），强调团结９５％以上的群众是团结９５％以上干部的基础；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分情况，分别对待；要求运动和生产相结合，要始终抓生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等。这些规定，在当时起了一些好作用，但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十条”一样，对阶级斗争形势都作了错误的夸大的估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１９６４年３月初，中共中央发出《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这样，“社教运动”即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１９６４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再次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反修防修和“社教运动”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认为“城市和农村大约有１／３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修正草案（即“后十条”），对形势再次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提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进行和平演变”。这样，又大大改变了原来运动中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要求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斗争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扩大“社教”工作团的权限，“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夺权斗争”正式展开。中央关于有三分之一政权已经“烂掉了”的估计及开展夺权斗争的指示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社教运动”中的有关问题。１９６４年年底之前，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农村的主要矛盾，制定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１９６５年１月初，毛泽东批评了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问题。此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会议又重新讨论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进行了重要修改，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存在的所谓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规定，如强调运动“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要搞神秘化，要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干部，他们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等重大问题。但是，“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其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新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刘少奇不同意“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毛、刘两位主席在全议上发生尖锐的争论，这成为在一年多以后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的一个所谓重要罪过。

　　到１９６５年７月，国营工交系统开展“社教运动”的企业单位有１８００多个，占总数的３·９％；到１９６６年春，全国约有１／３的县和公社进行了“四清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第５７８页）。全国成为阶级斗争的大战场，形势正在走向更大的政治风暴。

　　１９６４年２月７日北大校刊报道：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４年２月，全校有２１００多名师生分批到京郊平谷和通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同年６月１５日，又有４００余名师生到平谷县峪口、马坊等公社参加农村“社教运动”。１０月又派往北京市朝阳区７６４人；去湖北荆州专区江陵县８４３人（戈华副校长带队）。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北大校党委召开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布置工作时提到现有６３５９名师生在外参加“四清”（将近全校师生员工５０％的人在校外投入了“四清”运动）。其中有１５１１人在四川省的眉山县和彭山县（史梦兰带队）期间，在眉山县发生了物理系６２级女生汪静瑜遇害身亡的恶性事件，至今没有结论。从此可以看出：北大党委在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中对“教育革命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青年大学生们正在被训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二、黑云压城——从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到《五·一六通知》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著名明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认定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该剧本是吴晗为响应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４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鼓舞下创作的，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姚文元却把剧中所写的有关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情节，硬与１９６２年以来受到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实际上，这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真实的目的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这种作法是毛泽东当时同意的），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姚文发表后，因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未研究和讨论过姚的文章，北京的各大报刊未立即予以转载。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指示上海立即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因不明真相，也没立即订购。直至１１月底，《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转载姚的文章，并把其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这些，更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北京市委和刘、邓等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是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谈话中，把这一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他说：《海瑞罢官》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到１９６６年初，全国以致各地方报刊充斥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显然，毛泽东是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作政治批判，已下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

　　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１９６４年７月成立，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扩大会。会议针对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出现的上纲上线、人身攻击等不正常现象，为了对已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约束，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该提纲明确认为：吴晗的问题只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该提纲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未表示反对），于２月１２日发至全国。

　　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中宣部没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３月底，毛泽东又在杭州先后３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指出：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毛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一派封建帝王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做派。

　　４月１０日，由江青主持整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至全党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称“整个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次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江青、姚文元等制造的又一场严重的文字冤狱。１９６１年３月，邓拓应邀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的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到１９６２年９月止，共发表１５０余篇。另外，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起，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以“吴南星”为笔名，轮流撰稿，先后发表了５０余篇杂文。这些文章多数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也有就各种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或褒或贬，旁征博引，议论横生；还有知识小品、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等。也有些是针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作风，如浮夸风、共产风、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等的讽刺和批判。譬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伟大的空话》以及《专治“健忘症”》等。总之，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受到读者欢迎。《燕山夜话》还曾出版了合集。

　　但在《海瑞罢官》被作为政治问题批判后，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彭真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邓拓亦曾化名向阳生写文章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向“道德继承论问题”的学术研究方向。这些，被张春桥、江青等人利用，向毛泽东告了状，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决心“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中宣部。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２８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找康生谈话，再次明确指出：《二月提纲》是不分是非的，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也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些意愿）４月１日，张春桥便将他们炮制好了的《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意见》端了出来。４月２日、５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戚本禹、关锋等人批判所谓“要害”的文章。４月９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彭真在会上遭到批判。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时至此时，北京市委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北京日报》于４月６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进行了一些批判。但由于仍把这种批判限制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内，因而没有使江青一伙感到丝毫的满意。

　　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一报一刊，说它们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避重就轻，大事化小，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副标题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一反对《燕山夜话》的羡慕之情（《燕山夜话》出版后，姚文元曾一度很羡慕，并致函北京出版社负责人，称赞它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说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元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起而效尤，纷纷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高潮。很多地方也抓出一些当地的“三家村”、“四家店”，从而使不少人遭到迫害。４月上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停止工作。随之，北京市委也陷入瘫痪，邓拓以死抗争，于《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即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７日夜间，自杀身亡。

　　在４、５月份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邓拓时，惊动了在北大社教中挨整的“社教积报分子”。因为邓拓曾是１９６５年７月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副组长，主持了“整风会议”。整了那些给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哲学系的左派，他们觉得平反、翻身的机会来了。

　　可以说，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进入１９６６年后，更是寒风阵阵，狂风暴雨即将降临整个中华大地。经毛泽东提议，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虽未出席，但会议完全是按照他４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部署和安排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次会议开得相当奇特：会议的第一项就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但实际上并不“座谈”，而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５月５日下午和６日上午，康生在会上讲了约８个小时，传达了毛泽东１９６２年９月以来，特别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内容。最后，康生把毛泽东这几次谈话概括为两条：一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开展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５月６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１９６６年，矛头主要也是对着彭真和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

　　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进行认真讨论，就顺利通过了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由康生、陈伯达等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重要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时，只有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该《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列举其十大罪状，进行种种歪曲和指责。说它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该《通知》明确提出：在党、政、军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该《通知》还认为：要达到以上目的，“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这些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尖锐的话语，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为这场行将到来的“文革”风暴定下了基调，明确了斗争纲领。

　　会议还生拉硬扯地错误地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的“反党错误”，将他们撤职查办。这就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事件。

　　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文化革命５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将其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陈伯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不久，即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等（原还有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成员谢镗忠、尹达、穆欣，顾问陶铸等。不久，这些人因与江青、康生等观点不同，而被排挤出去，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这个小组逐渐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只受毛泽东一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部。这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会议期间，林彪于５月１８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引证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历史，大力宣扬“政变经”，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林彪在讲话中，还别有用心地狂热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天才”，鼓吹“个人迷信”。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的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文化大革命制定了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重新确立了领导“文革”的组织机构；标志着“左倾”错误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以说：由于《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达，使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这是文革的起点。

　　５月１９日晚，北大校党委开会传达中央中央文件，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聂元梓作为党委委员参加了会议、听了传达。《五·一六通知》如同晴天霹雳，把许多初闻者都震懵了。会后，聂元梓向哲学系“左派”传达了中央《通知》的内容。此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７名作者相互串连，在《通知》的鼓舞下打算给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北大问题；后经集体讨论，决定改为写大字报。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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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ｚｋ２００３a）

三、风雨如晦——“文革”爆发地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

　　北京大学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地。１９６４年７月在北京大学陆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谓是北大卷入“文革”的前奏。

　　什么是社教？我们体会：北大社教就是开展阶级斗争！怎么开展阶级斗争？在北大就是：人整人，开展整人运动。下面整上面，上面整下面，下面再整上面，翻来覆去地整，整，整，越整越激烈，来回“翻烙饼”，不断烧、烤、煎、炸。

　　第一阶段：工作队从“调查”到试点，掀起揭批高潮（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中旬。）

　　第一阶段的主线是工作队发动群众整领导（主要是校、系领导），给领导提意见，下面整上面，让群众“出气”。

　　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调查组１０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

　　８月２２日，陆平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哲学系党内整风问题。陆平说：哲学系党内过去对六个问题有分歧。１９６２年３月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了系党总支三位书记的汇报，同年９月，冯定同志代表校党委在总支全体党员大会上讲了话，说表面上没意见了，但没有真正一致。这说明校党委在１９６２年对哲学系的问题没解决好。现在根据磐石同志指示，经校党委常委研究，要充分发动党员把意见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思想一致，增强党的团结。每个人都要根据“九评”精神，考虑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自觉革命，过社会主义关。

　　８月２９日，张磐石向中宣部提交了《一号报告》。《报告》说：调查组７月２日到北大以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声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还说：“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

　　９月１日，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彭珮云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

　　１０月２１日，“社教”工作组拟定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草案）》。决定从１１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试点。提出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

　　当时，全国左的思潮已很严重。北大调查组显然戴着“左”的有色眼镜进入北大的，他们在训练北大积极分子时明确说：陆平已经烂了，是搞阴谋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一次哲学系助教、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孙蓬一到工作队办公室，谈到有些系里的问题一下子就捅到天上（指校党委），坐在一旁的张磐石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也快塌了。”这句话让两位助教吓了一跳，因此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３２期张恩慈发言。）

　　社教工作队在各系展开了细致的动员调查工作，整理出大量有关陆平及校党委在北大队伍建设、教学方针等方面的反面材料，在整个偏左的大环境中很容易引发教职员工的共鸣和愤怒。哲学系后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一次全系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工作队副书记庞达的指示，历数陆平及校党委的罪状，动员大家上阵斗争陆平，她大声问敢不敢斗？害怕不害怕？可以想像：场面情绪昂扬，得到与会者一致的应答声（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冯定篇，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出版）。

　　以上资料反映了北大社教初期中宣部工作队发动群众进攻党委、进攻陆平的激烈斗争气氛。

　　１１月５日，中宣部开始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由五人小组领导的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后由侯西斌处长参加）、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张磐石担任工作队队长。运动已在部分系开始。

　　１１月１２日，“社教”工作队杨××在机关总支党员大会上说：“工作组到北大以后，感到有一股阴影和工作队作对，搞阴谋活动……不相信工作组就是不相信党中央。”并点了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谢道渊的名。他把党委派人了解哲学系整风情况指责为与工作组“唱对台戏”，把书记们研究工作，请示上级，指责为“秘密活动”、“阴谋活动”。这次会后校内形势紧张，几位书记被孤立，许多干部不敢和他们接近。

　　１１月１４日，“社教”工作队写了《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的初步计划（修正稿）》，提出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一）搞清学校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教育方针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搞清学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状况，击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政治、思想、学术等战线上的进攻；（三）搞清学校各级组织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四）搞清学校干部和师生，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面貌和思想状况，整顿党、团组织，清理全校师生员工及其住校家属的阶级成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五）清查学校后勤部门和理科各系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另外，关于组织和领导方面，《计划》提出：在原五人小组之下建立工作队，成立工作队党委，由张磐石担任工作队党委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全校每个党总支都要配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在工作队领导下独立作战。

　　１１月１５日，“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召开全体队员大会。他向大家介绍了先前的调查过程及哲学、技物、西语、经济、地质地理、图书馆、政治和法律八个系的“问题”后说：“北大有几个（党）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他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再次表扬了聂元梓。他说：工作队的口号是“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时，绝大多数党总支已被夺权。

　　１１月２９日，张磐石以“调查小组”的名义，写了《北大调查组第二次报告》（即《二号报告》）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

　　１２月２９日，工作队统计：现北大“社教”工作队共２６０人，其中来自中央各部３０人，北京市８人，北大吸收４０人，其它各省、市１８２人；来自２２个省市、１０１所高等学校、１４１个单位；其中１３级以上干部１０２人，１７－１４级１０８人。

　　到１２月份，各系工作组在向学生宣讲“双十条”时，把党内揭发的“校系阶级斗争”情况在学生中公布。

　　１９６５年１月６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北大党委扩大会，到会６０多人。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刘仰峤作报告，他说：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已初步揭开，初步形成了一支积极分子队伍。现在，准备有步骤地把运动推向党外，发动大家揭发领导的问题。他还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的领导骨干中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学校里首先是校党委。他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集中力量打好阶级斗争这一仗。

　　１月１１日，张磐石队长召开全体工作队队员和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并报告说：北大全校总的斗争形势很好，十天来在全校２０个点上，全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过去谁是哪一派，斗人的是哪些，被斗的是哪些，看不清楚；斗争起来以后，斗争的阵营比较清楚了。在斗争的烈火之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的集团开始分化，被斗的人开始动摇、彷徨。北大“社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高潮已初步形成或接近形成。现在是极关重要的时刻，是决定胜负的时候，要抓住有利时机，乘胜前进；不能盲目乐观不再前进，也不能犹豫徘徊，坐失时机。这两种情况都是在政治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谁是革命者，谁是机会主义者，现在要大家抉择，一个礼拜内不前进就会犯错误。他表扬了几个工作组“斗争旗帜鲜明”，批评了几个工作组“斗争旗帜举得不高”，甚至“在斗争中还有倒退的”。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等主编，上、下两册，１９９８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述到此，特别指出：这个报告稿被中宣部一位领导看到后，感到“大为吃惊”，批评说：“斗争”、“斗争”，仅在第一部分就用了４０多次，“斗争一词前后还加了许多漂亮的形容词”。“斗、斗、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

　　这次“紧急会议”后，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有的党总支被定为“阶级报复”，有的党总支被说成“两面政权、内外勾结”，许多党总支书记被扣上“敌我性质”的大帽子。学校流传着这个单位烂了，那个单位烂了，“北大烂了”等说法。工作队骨干阮铭说：北大干部只见过江隆基、陆平这样的共产党，没见过真共产党，是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滚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聂元梓说：过去北大不是真共产党，现在才有了真共产党。有的队员对北大党员说：把一切倒过来看，才能革命，还把干部当书记就揭发不出问题来。还有的队员说：他们（指校、系被批判的干部）的成绩是假象，错误才是本质。

　　１月中旬，有１４个系的学生在政治学习中“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给校、系领导提意见；有物理系等三个系，给校、系领导贴了大字报。只有地质地理系，未涉及校、系领导。

　　第二阶段：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精神，纠正张磐石工作中的偏差（１９６５年１月下旬至４月底）。

　　第二阶段的主线是“转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彭真等借贯彻“二十三条”，批评张磐石搞错了，停止下面整上面，北大“社教”“刹车”。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２４日，陆平、彭珮云先后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精神的市委全会（扩大）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他们根据《二十三条》精神，联系北大“社教运动”，对北大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在肯定“社教运动”成绩的同时，对北大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他们指出：工作队把北大党委和大多数党总支撇在一边，没有实行“三结合”。对北大总的估计，特别是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北大过去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但正如中央估计“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北大也是如此，问题严重的干部只是很少数。不能因此就不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更不能由于干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就说成执行了资产阶级干部路线。对干部队伍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工作队领导对干部不是重在表现，而是过于重视成分、出身、历史，这就意味着“唯成分论”。中央指示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工作队领导也没有做到。对北大许多领导干部不经说服教育，就给扣上大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党委书记６人（除冯定外）斗了５人，常委１４人中批判斗争了８人，连党委书记、副书记向市委请示汇报，也被当作“阴谋活动”，“追逼交代”。他们说：各省、市高校都在北大试点，影响很大。希望中央对北大社教工作加强领导，很好地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真正把运动搞好。陆平还请参加会的北大工作队的同志把他的发言转达给北大工作队党委。

　　关于此次（１月２３、２４日）陆平、彭珮云在市委全会上发言的内情，有资料说：陆平、彭珮云在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萎靡，言词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可以看出：陆平他们已是背水一战，在政治靠山的暗助下，拼此一搏，以此来扭转自己一方即将缴械的劣势。陆平、彭珮云利用中央抛出冯定进行批判之机，对张磐石工作队进行反击，批判张磐石“批陆平大于批冯定，保护冯定，对抗中央”（引自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冯定篇，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出版）。

　　２月９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召开工作队党委扩大会，听取学校党委书记陆平对北大前一段“社教运动”的意见，各系工作组组长和学校党委常委参加会议。陆平基本上重申了他在２３－２４日中共北京市委全会（扩大）上的发言。

　　２月１７－１８日，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对２月９日陆平的发言进行批驳。工作队党委主要干部说：各系和机关（不包括常委）共揭发批判了５２人，占北大全体教职员党员的４％。一般说，这些干部或轻或重地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不论从方针方法上或从结果上看，是基本上符合《二十三条》精神要求的，没有发生斗争面宽的问题。有的工作组组长说：我们系揭发批判了４个人，如按全系干部党员（教职员党员）算，还不到５％；按全系干部（教职员）算，还不得２％。有的组长说：关于“唯成分论”问题，我们系的积极分子中有５０％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系“四清”领导小组１０人中，有６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因而也没有“唯成分论”的问题。有的说：我们只批斗了１个人，而且该斗；陆平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

　　２月２２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中宣部所属的各工作队作报告，结合《二十三条》，回顾前一段工作，讲了《二十三条》的形成过程和重要性。他指出：一部分同志认为自己的工作和《二十三条》完全符合，这种看法不好，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他说：“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夺权。即使在问题严重的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极少数。他特别讲到北大说：关于陆平，我问了许多人，要从大的方面看他，许多事都是做得好的。当然，他有缺点、错误，但总的看，还是好人犯错误。北大工作中的问题，似乎看成主要责任都在陆平？可是反过来想想，主要责任是否在我们，我们下边还有教育部嘛！对他的问题可能是定得过早了。现在搞成两肚子气。双方都要学《二十三条》，检查自己的缺点。他再次强调：不要以为过去的工作已经完全符合《二十三条》的要求了。

　　３月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的“社教运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对北大作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书记处会议最后总结时，邓小平总书记对北大“社教运动”作出了基本估计：北大的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发生了“顶牛”现象。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三结合”，这问题不只是北大，中央担了责任；一是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作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越搞越远；一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

　　中央书记处要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分头召集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干部会，按照《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做好工作。

　　３月５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及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讲解《二十三条》，批评有些同志说自己“从前执行的路线和《二十三条》符合”的说法“是不对的”，要检查一下有哪些是符合《二十三条》的，哪些是当时还没有认识清楚的。他说，当初有几条是符合《二十三条》的：（一）抓大是大非，抓两条道路问题，小是小非不要抓；（二）搞党内，不要搞党外；（三）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打人骂人、开斗争会等。他还说：今天主要不讲这方面，主要讲讲另外方面的问题。他强调了几点：（一）干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这一条很重要，“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极少数”；（二）《二十三条》规定：“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不是这样的单位就不能夺权，这一点很重要；（三）“三结合”问题，这一条非常重要。在《二十三条》以前，我们没有交代这个问题，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二十三条》公布已快两个月了，北大“社教运动”也要从学校到系都要搞“三结合”；（四）第９条讲对干部的态度，要“严肃、积极、热情”——干部有错误，要去帮助他，听他的意见，不是搞得人人小心谨慎、害怕；（五）第１６条，讲落脚到什么地方，“四清”要落脚到建设上，北大要落脚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六）“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七）第２２条，讲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他还指出：把北大“社教”的五人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珮云。由这个八人小组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

　　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从３月９日开始，北京市委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后称“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作报告，他说：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召开这次干部会，目的是要大家认真学习《二十三条》，按《二十三条》精神总结北大的工作，以便在自觉的基础上，配合中宣部派到北大的工作队，把北大的“社教运动”进行到底。他阐述了《二十三条》的基本精神和重点条款，着重讲了第１条“形势”和第２条“运动的性质”。在讲到第９条“干部问题”时，他说《二十三条》指出：对待干部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干部有四种：好的、比较好的，在一般情况下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如果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就没有好结果，后患无穷。他要大家好好学习《二十三条》，学习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关于党内斗争的文章。讲到第１６条“‘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时，他说，小平同志指示：学校要落实到教学改革上。他最后说：总之，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对人对事，要一分为二。认真执行主席指示，我们的会就能开好。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９６人。工作队负责人张磐石、刘仰峤出席。

　　３月１２日－１５日，万里两次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讨论情况，传达了中央书记处３月３日对北大的基本估计及对北大“社教”工作队的估计。他要求大家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总结工作，统一认识。

　　３月１７日，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常溪萍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反映张磐石不认错，不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意见。

　　３月１９日，北大党员干部会结束。万里书记肯定了会议的收获：很多人讲了心里话，作了自我批评。绝大多数同志表示了团结的愿望。绝大多数同志表示愿意把“社教运动”搞好，把北大工作做好。有些同志之间还交了心，心情比较舒畅了。他希望受批判的同志对工作队不远千里来帮助北大搞革命要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张磐石队长讲话：这次会很重要，家里（在校的工作队队员）也在总结。过去工作有缺点，《二十三条》讲，根本方法是“三结合”，不执行就要走到夺权。回去后，“三结合”一起总结，共同把运动搞好。

　　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张子意副部长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讲工作队的工作。他在肯定前一段“社教”成绩的同时，着重讲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约常溪萍谈话，并写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纪要》说：常溪萍认为张磐石的指导思想和许多做法是不符合《二十三条》和中央指示精神的，但他却独断专行，把一些正确意见视为“右倾”，并调动了几个系工作组组长的工作。常溪萍说：“因为事关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样板，建议中央派人检查。”

　　３月２１日，陆定一部长和陆平谈话。陆定一对陆平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一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名声不好了，这不要在乎，向同志们讲清楚就行了……你１９６１年后有点右，我们也右。你在市委的发言，我们看了，也了解你当时的心情（陆平向校党委常委汇报了以上谈话）。

　　３月３０日，邓小平总书记对常溪萍与中办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了批示，批评张磐石在北大工作中，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彭真书记也在该纪要上作了批注：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社教”问题）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

　　４月１日，“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与学校党委常委开会。张磐石讲，中宣部负责同志说：中央领导同志对北大“社教运动”很关心，周总理最近还问到北大运动情况。领导同志说：北大工作队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工作好坏还会影响到全国。中央书记处要北大作出个总结来，供全国参考……张磐石说：中央讲了，陆平同志是好同志有某些错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大家是有共同语言的。校内的工作要靠学校党委常委、陆平同志。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北大“社教运动”的经验，中宣部决定：自４月２日起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

　　４月２８－２９日，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扩大为全体工作队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干部参加。２８日，校党委书记陆平发了言，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讲话。２９日，陆定一部长和副部长张子意讲了话。三位领导人总结了近一个月来会议的情况，总结了北大“社教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工作队队长张磐石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对抗《二十三条》，拒绝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甚至引导工作队同中央“顶牛”。在组织上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陆定一部长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同志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由许立群同志任北大工作队队长。八人小组改为九人小组，增加常溪萍同志为成员。许立群为九人小组组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大“社教”第二阶段以贯彻《二十三条》为中心，否定以张磐石为工作队队长的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而后把北大陆平党委上升到“走资本主义的方向道路”、开展夺权斗争的错误路线；实为“转弯”，最后以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队长作为对北大前一段运动的结论。

　　第三阶段：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北大“社教运动”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１９６５年５月初至１０月）。

　　这一阶段的主线是：“烙饼”又翻过来了，给“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整风”，“上面整下面”。

　　北大“社教”第６６期《简报》透露了运动第三阶段的意图：陆平说这次整风很重要，应该把他们（指前段给领导提意见的“社教”积报分子）调回学校参加学习，接受教育；如果他们不回来参加，对他们也不好。另据阮铭提供的现场记录是，陆平当时插话说：“这些人要好好整整。”……谢道渊说：“要毁掉这些人。”（以上摘自两人提供的记录本）

　　５月５－６日，全体教职员及研究生党员大会，连续收听４月２８日陆平、许立群以及４月２９日张子意、陆定一在民族饭店北大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５月７日，工作队召开全体工作队队员和北大教职员党支部书记、行政科长以上及校党委机关干部参加的大会。由新任工作队队长、党委书记许立群布置工作。他说：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指示，５月４日九人小组开了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几条决定，队党委和校党委也分别进行了研究。现将九人小组决定的几件工作予以说明：（一）工作队与校党委要集中力量抓两件事：一是抓教学秩序。农村“四清”要落到生产建设上，学校“四清”要落脚到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上。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张磐石同志进驻北大八个月没有抓教学。现在，一定要好好抓一下，校党委多抓，工作队也要抓。二是贯彻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两个会议精神，使大家领会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前工作队的主要错误，就是不执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不按“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办事，使得北大党内团结受到严重损害。（二）坚持“三结合”的工作方法，系一级要吸收党总支的同志参加共同领导运动。目前，以工作队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党总支为主。（三）北大干部已吸收到工作队的，同意两边会议都通知参加，逐步过渡到回原单位……

　　５月１７日，校党委书记陆平召开汇报会，听取各系对中央关于北大“社教”问题指示讨论的情况。大家同意中央关于张磐石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指示，同时认为：“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被批判同志之间的隔阂还很深，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

　　５月２６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工作队队员和学校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和机关副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许立群队长报告工作。他说：上次会后，工作进展比较快。放过四个录音后，大部分同志认清了张磐石同志的错误，团结改进了，党的威信逐渐恢复。有些工作组向被错批的同志道了歉，同志们反映好，认为“到底是来革命的”。他还提出：高校“四清”究竟怎么搞？各地同志来取经，总得大家一起研究出一个条文来。

　　６月２９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工作队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他讲了八个问题：（一）北大形势好还是坏？我看北大形势好。（二）北大“社教”试点很有收获。正面经验是收获，反面经验也是收获。（三）当前北大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什么？工作队到北大后有一段时间主要偏差是一部分同志否定一切，一片漆黑。现在应该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北大可以万事大吉了。（四）从根本上把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好。办法是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五）解放思想，增强党性。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怎样，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标准。（六）高等学校“四清”必须密切结合教学实践并落实到教学改革上。前一段工作队最大缺点之一是没抓教学。（七）关于“重在表现”及如何看待历史、出身、成分问题。这是个战略方针问题。出身、历史要看，有烙印，但要“重在表现”。（八）健全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核心。对一些有德有才的，要破点格，提拔一些年轻人。

　　７月１日，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关于“社教运动”的部署。陆平书记说：九人小组开会研究，根据彭真同志的报告精神，为加快运动的进展，准备利用暑假，校、系领导干部集中清理思想，总结经验……各级干部，主要是校、系领导干部要清理思想，按“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自觉革命，别人帮助。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高教部的通知精神，７月２９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后称“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校、系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吸收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到会２５０多人。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高教部及原九人小组成员共１４人组成领导小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任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许立群作了如下说明：（一）为什么要开这个会？６月２９日彭真同志报告后，大家经过学习，有了初步提高，为了集中精力首先把北大的党整好，因此，三个单位一致同意召开这个会。要办好北大，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到底，当前深入开展“社教运动”，就要把存在的严重“四不清”（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问题，认真地系统地加以解决，其关键就在于党，要把党整好。参加会议的干部整好了，再帮助一般党员。希望每个同志自觉革命，首先清理自己，清政治、清思想，去掉资产阶级的东西，增强党性。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增强党性。能不能自觉革命，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是测量党性的重要标准。（二）怎样清理？对这几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如何？立场是否坚定？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是否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人对己是否一分为二？这次运动有什么经验教训？（三）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四）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邓拓也讲了话。学习文件主要是毛主席关于增强党性、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讲话和文章。

　　８月２５日，领导小组召开学习会全体与会人员会议。邓拓主持。首先由领导小组成员宋硕汇报学习情况。他说：经过学习文件，自８月５日开始“自我清理”，现在已有２４３位同志作了“清理”，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多。上周开始互相批评，吸取教训，大家感到收获不小：（一）党性有所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气氛有所增强；（二）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斗争方法及对北大党内的影响，认识有所提高，与他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划清了界限；（三）通过自觉革命，互相交心，互相帮助，运动中产生的隔阂减少了。他说：大多数同志自觉革命精神比较好，但也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摆脱个人情绪，极少数同志认识很差。８月２５－９月１日，陆平、戈华等７人在大会上作了清理检查，各小组进行讨论。９月４日，这次整风学习会举行全体大会，宣布大部分单位学习告一段落，可以回校。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和学校常委还需要继续学习讨论一段时间。

　　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无论是在工作队内部，还是在北大的干部、党员中，斗争都更趋激烈。

　　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做结论的界限；阮铭不服，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茨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怀心事，不知“社教运动”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在“国际饭店会议”驻地的房间里，情绪波动很大的聂元梓告诉系里“社教”积极分子说：小组召集人会议开得很晚，交锋激烈，万里拍桌子发火，不得不拿“王牌”（指中央书记处对北大运动的指示）压人。在随后的会议中，聂元梓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冯定问题展开的，拿出具体事例来论证为什么“社教运动”中没有批判冯定。她说：“批判冯定，调走冯定，也不能解决整个北大和各系的问题。”北大党委由此认为：聂元梓无非是说冯定问题不如陆平问题大，不如各系的问题大（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日第３６期《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重点是“整风”，实际上就是整人。人人“清理思想”，清算张磐石的错误，自我检查，人人过关。邓拓在会议上鼓动对“社教”积极分子“整风”，要敢于“刺刀见红”。聂元梓“文革”后曾对友人讲：“国际饭店会议上就是对我们进行批斗。”整人又翻过来了，这次是上面整下面，来回翻烙饼。但压而不服，“积极分子”们并不服气。

　　第四阶段：检查总结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北大工作，“社教运动”转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以后，校党委组织讨论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的检查总结。１０月２５日，校党委扩大会继续讨论。校党委认为：这些年来工作中发生过不少缺点错误，但总的讲，成绩是主要的。说北大党委“实际上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道路”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校党委用了较多时间检查讨论了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认为虽然大多数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不少人自觉改造的精神不够，但总的说来，北大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努力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工作是积极的。说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是在“唯成分论”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结论。

　　１０月份，全校各党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在党员大会上作了思想“清理”、检查。党员都在党支部生活会上联系个人思想检查缺点，以增强党性。同时，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和做法进行批评。校党委要求党员整风学习一般要争取在１１月２５日前告一段落。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４日，校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明确宣布：“社教”工作队不再回来了。这意味着北大的“社教运动”至此结束了！

　　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路线的影响已经蔓延，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裂痕岂能短时间弥合？！

　　此后，北大也跟全国一样，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武器，积极开展对《海瑞罢官》以及吴晗、翦伯赞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批判。

　　５月１５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了文化革命运动问题，决定积极投入文化革命，不再进行单独整风。

　　５月１９日，北大党委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聂元梓、赵正义等出席会议，听了传达。会后聂等七人酝酿写大字。

　　５月２５日，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７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张贴在北大大膳厅（第一学生食堂）的东墙上，引起全校的激烈争论。

　　６月１日晚８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７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该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全校震惊，全国震惊……

　　毛泽东６月１日在批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时，有个批语：“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毛泽东以北大为突破口，利用聂等人的大字报，从基层发动群众，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此，“烙饼”再次翻过来，并加大火候，下面整上面，整得狠上加狠；所谓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路线也越来越左，以致达到登峰造极！

　　６月１日当晚，也就是６月２日凌晨零点３０分，中共中央华北局就委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进入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全国转发了毛泽东５月７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后来又公开发表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武汉致江青的信、８月１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和８月５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随时发表很多很多“最高指示”，如８月１０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成为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金科玉律和尚方宝剑。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中华民族历经了十年浩劫。

　　中国人民在文革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生命的摧残，心灵的折磨，道德的践踏，文化的破坏，经济的凋敝。叶剑英在１９８２年９月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１）规模性武斗事件，４３００多件，死亡１２３７００多人；（２）２５０万干部被批斗，３０２７００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１１５５００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３）城市有４８１００００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６８３０００多人；（４）农村有５２０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１２０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５）有１亿１３００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５５７０００多人失踪。

　　众所周知：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然，在这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甚至小学生，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文革”。每个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经历，都该有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凡是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理应记忆犹新！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http://hx.cnd.org/2020/03/02/%E3 ... %EF%BC%9A%E9%98%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