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胜 宋扬之等：北京四中学生一九六四年底致陆定一的信（196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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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中学生一九六四年底致陆定一的信

　　　　　　　　　　　　　　·杨东胜·宋扬之等·


〔编者按：王复兴所撰《红卫兵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一文在本刊发表以后，（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０７２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有匿名读者向本刊提供了一份文件，据称是该文中所提到的１９６４年底北京四中学生中六名高干子弟致陆定一信的完整文本。现在刊登于下，供读者鉴别、参考。〕


敬爱的陆伯伯同志：

　　我校虽然是全国文教红旗单位，在北京市和全国享有盛名，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复杂的阶级斗争。这集中表现在争夺领导权和执行阶级路线的问题上。

　　在我校以屈大同（资产阶级出身，现任党支部委员、教导主任）、刘铁岭（副校长、副书记，出身资本家）为首的在本校入党的留校生形成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这里包括韩振东（团委副书记、总辅导员）、王修言（政治教研组组长、教师团支部书记）、王行国（行政负责人）、史会仁（原高二级主任、政治教员）等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出面。这些人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方针指示。放松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

　　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康校长，在校只管抓虫子、扫院子等杂事，而不能在学校行政领导、政治思想工作中占一席之地。有十几年党龄贫农出身的外交部调干王军老师也一贯受排挤，不能担任重要职务。可是反动家庭出身的史会仁（其父地主兼历史反革命，至今在狱中）却一再受到重用，历任政治教师、班主任、高中二年级级主任及民兵连连长。教导主任屈大同更是独揽一切大权，在学校形成了由他们说了算的局面。

　　二、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首先，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学生会主席吴铁生（父母为历史反革命、汉奸、特务、右派）身兼高三民兵连副连长，教导连排长（教导连是直接掌握有三十支枪的民兵干部）等职。学生会军体部长王复兴（祖父为官僚资本家，父亲是一极右派，曾经去北大荒劳改），幼年曾经旅居印度、日本、美国。他对自己家庭认识极不深刻，思想立场很有问题。同学提出意见，屈主任说：“这是为了争取他们。”“将来他们会感激的。”

　　与此同时，学校的一些地、富、资本家子弟对李新桅（李井泉同志的儿子）进行百般的人格侮辱。叫他舔饭盆，骂他是“猪”，拧他的脖子。而学校却大肆对外造谣，诬蔑说：“李井泉的儿子要杀共产党。”（事实上，他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说了一句：“我要是执政，先杀了你们这样的团员。”）

　　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学校领导更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质。发展大批家庭出身很不好，对家庭又无深刻认识的同学入团。例如发展了祖父是被我镇压的恶霸地主、父亲是伪云南省高等法院秘书官的王云凯，而他本人对党抱有极端仇恨，大学未被录取，到处散布反动言论。又如，周大地（父亲是大资本家，继父是大右派）只因为学习比较好而被拉入团内。此外，学校还极力培养和庇护偷过东西的刘志达（父为军统特务）。他本人因为父亲被镇压对党心怀不满。屈大同对他评价说：“他已经基本走上革命道路。”事实上毕业以后即因为偷东西而被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学校里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弟非常少（学校招收学生只看分数）。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志，学校也未给予应有的帮助和培养。例如萧云（萧华同志的儿子）志愿书填好二年才被讨论。李新桅至今未被列入发展计划。

　　不仅如此，学校还千方百计地设法叫出身比较好的同学下乡或者参加劳动锻炼。例如前年高三（一）班王新中（王宏坤之子）由于坚决反对发展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的同学入团，而未被保送军工（保送的人中，干部子弟不到三分之一）。

　　学校领导还歪曲和诬蔑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领导干部。副书记刘铁岭在一次党员会议上说：“虽然上级指示了不追求升学率，但是咱校不同，负责干部子弟多。虽然说他们也说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但是心里却不愿意要自己子女去。假若他们的子女考不上，咱们可担罪不起呀！”这和上面所谈到的实际做法构成鲜明的对照。

　　三、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甚至有人立场已经变了，存在着严重资产阶级倾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压制同学对这些错误展开比较尖锐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向一些无关轻重的枝节问题，象反对体育中的锦标主义等。去年被吸收入团的王家骥（高三）骗钱，旷课二百余节。两次高呼：“国民党万岁！”事隔半年，学校才派了团委委员于火（当时在场，但是未报告。王的入团介绍人，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对王进行“帮助”。高二（五）班周孝正向党支部提出系统的二十一条反动意见，其中头一条就是：“毛泽东是最大个人主义者。”事隔一年学校仍然未处理。同学去问，屈大同和刘文明（留校党员、政治教师）为其开脱说：“他说的是最大的共产主义者是最大的个人主义者。”高三（三）班曹小平（爷爷是伪警察局局长，他常说是“官”）写反动诗：
　　环珮系马头，仗义四海游。忠肝扶危主，侠胆济颠舟。
　　甲明龙蛇泣，剑红神鬼愁。何年斩奸邪，归隐故山秋。
　　诗已经交给学校半年，毫无音信。屈大同看了阎世宁（父为伪官僚，现在香港）的反动诗（“要学越王十年训，卧薪尝胆灭吴国。”）以后竟说：“这不是反动诗。”高三（四）班毕向明屡次说：“若铁托给我二十万卢布我就去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给我，我也去。”“我先到台湾，二十年在回来，两头拿钱。”老师、学校听若罔闻。总之，学校对这些带有政治立场的原则性错误长期不予处理，从不在同学中进行教育。屈大同说：“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这都是要毕业的“大鱼”了，试问，线要放到何时为止？

　　学校还有很多同学，道德品质严重败坏。例如高三（六）班卢存伟在公园中调戏妇女，被公安局押回学校，老师找他谈了两次，不了了之。并且老师不叫同学知道，否则“他今后怎么学习和生活呀”。高三（三）班宋方（父为托派。小学三年级写过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在北海劳动的时候，和资本家出身的女服务员勾勾搭搭，引起北海同志对我校不满。更有同班的阎世宁私下写了大量颓废下流的色情诗，屈大同把诗集要走以后，就完事大吉。对这些问题学校一直采取纵容态度，既不教育本人，更不教育群众。

　　但是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南自卫（父亲解放军军官）只因为推了小同学一下，就被停课两周，扬言要狠狠地处理并开除，最后记了一大过。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这和学校对那些有严重反动思想和道德品质极端败坏的同学不闻不问形成鲜明对照。

　　四、学校其他一些老师问题也很严重

　　由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员教师提出：“现在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应该着重把知识传授给工农子弟。”但是遭到理化组其他老师一致反对。他们说：“传授知识是没有阶级性的，应该平均分配。应该着重把知识传给一些有基础的人。”一位留美的英语教师向力在课堂公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教同学用英语唱黄色歌曲，给同学讲怎样交女朋友。政治教师史会仁在课堂上公开诬蔑说：“越南是民族利己主义，为了本国利益放弃原则。”在担任高二（六）班主任时候，极力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干部，先后提拔周大地（前面已经介绍）、欧阳白（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他还说：“解放以后加入民主党派的人也有先进的。许多思想很好的人由于一时入不了党，就先加入民主党派，准备条件然后入党。”

　　这方面学校领导肯定负有责任，同学也必定要受影响。

　　五、鉴于上述情况，高三（三）班同学通过壁报自发地对这些反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壁报贴出三天以后屈大同才到班上，并且把宋克荒教到一边说：“你们不就这三首反动诗吗？批判也没多大意思，教育不了人。现在你们把我们的线都弄断了。我看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个毒草当肥料了。”党支委石磊老师也说：“这三首诗有什么了不起，以前王云凯比这还严重，我们还没有处理呢！”第二天碰到屈，他向我们反复强调：“不许你们搞‘小集团’。你们要搞，别人也会搞。都打着学毛主席著作的招牌谁知道你们干什么。”并且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这个讲矫枉必须过正”，那个讲“大字报是新式武器”。他又说“有三项选择自由”叫学校怎么办！又劝说：“你们这样搞睡眠够吗？”屈大同不仅把阎世宁的反动黄色诗集压了一年之久，到现在还未处理，并且现在力逼高三（三）团支部交出他们所掌握的材料。他同时又利用党课对同学施加压力，强调党的铁的纪律和组织原则，“不许越级反映。”屈对这个运动一直压制。他说：“你们不要搞阶级斗争，党中央早有安排，早有重点。你们现在搞起来，就会把党的计划打乱。”还说：“我们学校要是个三类学校，你们找出一个一类学校给我看看。四中不好可以解散。全国的学校也可以解散！”党支部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没经允许如果贴了就给行政处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在刚刚向我们施加压力的同时，突然又把同学最有意见的史会仁“调去劳动锻炼”。实际上屈大同知道我们已经收集了史的材料。

　　我们看到、听到上述这些情况，心里感到无比愤怒。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了把我校搞好，为了对革命负责，我们决定把我校情况向党汇报一下（虽然我们知道不多）。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下来吧我校的问题彻底搞一下。

　　　　此致
敬礼


　　　　　　　　　　　杨东胜　宋扬之
　　　　　　　　　　　苏承德　钱乐军
　　　　　　　　　　　刘安东　宋克荒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四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