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江一真在河北平反冤假错案

reading · 发表于 2020-8-30 04:12:14

江一真在河北平反冤假错案

钟兆云

河北是文革的重灾区，“左”的影响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抵触，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燕赵之地难以贯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亟需一位贤吏加强河北工作，扭转严峻局面，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卫生部长任上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老红军江一真，就这样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点将，并获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支持，1979年4月担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坚定平反“伊玛尼党”案、力揭杨凤鸣案

河北省委班子成员，不少是文革旧人，十年中他们在台上整了一批人，之后仍是他们当权。让江一真赴河北平反这些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最终完成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难度之大自不待言。更为棘手的还在于江一真不是以中央工作组组长身份下去，而是下到省里当第二把手，如此这般，该怎样在泾渭分明的两派中“帮助”问题缠身的第一把手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使真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当“钦差大臣”，河北的事情也要费尽周折，就在1979年2月，宋任穷主持召开中央调查组关于河北丘县问题的汇报会，在“反革命事件”还是“冤假错案”这个定性问题上就遇到了严重分歧！

中央3月30日批准的《河北省汇报会议纪要》提出，“省委领导对过去抵制‘四人帮’这一面看得多，对他们给自己造成的内伤认识不足，带头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做得不够”。要肃清“流毒和影响”，在河北还是一项相当艰难且长期的任务。江一真到河北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后，并不局限于听汇报，看成捆成摞、写有“江一真同志亲启”的告状信，还自己安排日程，下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了解真相。建国后14个特大冤案之一，一个所谓的“伊玛尼党”案，就这样浮上水面。

开国之初镇反时，公安部轻信检举，把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丁氏家族当成“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妄图建立“回教国”的“伊玛尼党”、“反革命集团”。伊玛尼（IMAN）系阿拉伯语，意为崇奉伊斯兰教的人。丁家老大丁溪野被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丁溪野三弟丁铁石(当年曾任著名的回民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系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四弟丁坚（当年曾任回民教导总队宣传干事）也被审查或拘留，与案件有关的300余人纷纷“落网”。文革中，丁氏大家庭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对8年前已被迫害致死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伊玛尼党”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

江一真和刚调河北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王铮研究案情，认定这是一起特大冤案，应予平反昭雪，通过此案为河北的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一个缺口，,但以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张系当年参与酿造这起冤案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长）为代表的一帮人，就是顶牛，甚至在胡耀邦对此案作了迅速予以复查平反的批示后仍阻碍平反。江一真坚决主张立即撤掉张庆祥之职，今后如有人继续阻挠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也一律照此办理。

1979年6月9日，沧州地委作出《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因冤案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徒刑的受害者，陆续走出沧州地区各监狱的铁门。12月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了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的报道《祸及许多省市数百人的大冤案，“伊玛尼党”案情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至此，前后延续了28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江一真赴冀工作时，叶剑英曾谈及：河北的情况这些年弄得很乱，积下大量冤假错案，当务之急是要平反这些案子并落实好政策。叶剑英还专门谈了保定杨凤鸣的情况。在此前后，王震让秘书唐玉也向江一真介绍了杨凤鸣的有关情况。江一真到任后，有人相告，杨凤鸣是文革中保定最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其案很复杂，牵涉面广，碰了没好处。江一真却不信邪，专门前往保定调研。

文革中，保定武斗不停，动乱不止，各派势力都能通天。河北省委派去解决问题的人，非但没制止武斗，反遭围攻。随后，这个地区又连续发生多起抢劫枪支弹药和粮食等恶性事件，震惊全国，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江一真了解到，保定地市及多数县的领导班子及干部群众，几乎都分成两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恰恰在于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的关系上，一派拥护，一派反对，反对派占上风。省委第一书记无法在保定成立省革委会，只好拉了一批干部、几车东西“迁都”石家庄。反对派中素有“二杨一吕”之称的杨连甲、杨志昌、吕毅等人，对省委特别是第一书记的意见很大，认为第一书记把保定看成了“敌占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煽惑群众要坚决打倒省委第一书记，不打倒就不大联合、不停止武斗。在此情况下，省委的指示在保定基本不灵，各项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纷乱。省委无计可施，想着借助著名劳模、中立派杨凤鸣的力量，来稳定大乱不止的保定。在刘子厚亲自劝说下，杨凤鸣答应暂代保定地委第一书记之职，并试图以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力争把各派联合起来，以稳定保定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杨凤鸣成为“四人帮”的跟班，被限制了自由。1977年9月20日，邓小平在杨妻赵小仙辗转送交的申诉信上批示：“请秦基伟同志（按：中央委派解决保定问题的工作组长）交刘子厚同志酌处。”没想，河北接此批示后，对杨凤鸣管制更严了，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其老家雄县调查和发动群众深入揭批。1978年7月26日，叶剑英在杨凤鸣的申诉信上批示：“这封信在我处压了几天，今天一气把它看完了。暴露了党的领导干部确有不少恶劣作风，发现党的中下层领导班子中确有不少优秀干部。可惜好干部长期得不到澄清，估计不仅河北一省，值得十分重视。建议请耀邦同志调查清楚，严肃处理，用以教育干部，整顿党风。不知当否。”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在此件上作了圈阅。

8月6日，胡耀邦致函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把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主要反映刘子厚问题的杨凤鸣来信，派中组部工作人员随带前往河北，协助研究如何办理此事。中组部工作人员到保定、雄县调查的结果是，杨凤鸣与“四人帮”没关系。随后，新华社记者又受命带着相关问题，赴河北调查了半个月，得出结论云：杨凤鸣对“四人帮”有抵制，基本上是好同志、好干部，但有一般性错误，主要就是学大寨搞大队核算。胡耀邦听取中组部调查组汇报后，认为过去对杨凤鸣整得过分了，其问题既已弄清，可以到外地区当个副书记。但杨凤鸣被省委领导请回石家庄后，仍坐冷板凳，工作没着落，问题被高高挂起。

江一真在保定和各方人士座谈，并亲自找杨凤鸣面谈，回省里后坦率指出保定问题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妥善解决，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影响今后工作。

6月18日至7月1日，江一真赴京出席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里会外，不少老同志都很关心河北的落实政策问题。有人说连“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都落实了，就是河北还有这案那案搁着。在小组讨论会上，有的代表提出，河北省原副省长李子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现在粉碎“四人帮”都几年了，冤案为什么还不落实？江一真在会后马上打电话回省里，询问李子光的有关情况。省委书记王金山说：原来给李子光定的是叛徒，后来改定政治问题，他的材料已报中组部看过，有关情况得核对一下。江一真指出：得抓紧核对，否则死者不得瞑目，活着的人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冷血动物！

会议期间，江一真还收到了河北省直干部20多人希望早日治乱、支持正义事业的联名信。身在北京，江一真还听到何莲芝、于若木、于陆琳、曾宪梓等几位大姐级人物对杨凤鸣处境的同情和义愤。这些中央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都曾受到时任雄县县委书记杨凤鸣的关心和庇护，认为杨凤鸣为人正派，不可能是坏人。一些老同志也主动找江一真反映情况，说杨在文革时当县委书记、地委代书记期间，听我们在雄县、保定招待所骂过江青和王洪文，他如果要向“四人帮”通风报信，早就飞黄腾达了。

结合实地调查和外调，江一真对杨凤鸣“劳模”从政、从“走资派”到当权派、从抵制“四人帮”稳定保定到“四人帮”代言人这段脚印有了清晰的了解，经一番探究和分析，认为问题出在省委主要领导出尔反尔，以及杨凤鸣耿直的性格上。

落实政策连轴转，为的是让那些受冤屈的灵魂早见天日

全国人代会后，河北省落实政策以来最大的一次汇报会在石家庄召开。江一真在看了两天来的各地汇报记录和有关插话后，于7月6日到会讲话。他指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有些地方搞得不好，甚至参与制造冤案的人还在那里起阻碍作用，当然有些人能改过来，跟党中央前进，也有些人改不过来，在那阻碍着前进。在随后的莅会指导中，江一真再三重述邓小平宣布的“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并指出，要真正加快步伐，完满地落实好政策，一是要加强领导力量，领导班子很重要，不能削弱；一是要搞五湖四海，“办公室也好，领导班子也好，要搞五湖四海……办公室可以有一两个不同观点的人，为什么不去找一两个杨凤鸣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两个杨连甲的人？不仅省委、县委、公社班子要搞五湖四海，办事班子也要搞五湖四海。有对立面，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7月14日，江一真听取多家省直单位汇报落实政策工作情况。经委负责人汇报落实老干部政策和民主人士统战对象的安排时，江一真指出：要给老干部实权，民主人士真要让他干也要给实权，对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要订几条。得知省直单位冤假错案的底数至今不清，江一真来气了：为什么不大清楚，搞了一年多了，什么是冤假错案还不清楚！你说林铁算不算错案，也登了报纸，也平了反，林铁、阎达开、裴仰山、胡开明算不算？你们把底数要搞清楚。一位负责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定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算是审干，不算是冤假错案，江一真马上说：林（铁）、阎（达开）已定假案，为什么你们不算冤假错案？本来把人家搞了好多年，定什么走资派、叛徒、特务，不算冤假错案他能服气吗？林铁搞了那么多年，给他平了反，不是冤假错案平什么反，你们不算数行吗？

江一真的言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但也招致了当年制造或参与炮制冤假错案、至今仍高居庙堂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不快，认为江一真有意作对。

7月19日，河北省革委会召开五届三次全会，省委主要领导的讲话明白透露了信息，今后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平反和落实政策上，而应转移到抓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江一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包括落实政策在内的各项工作诚然都要服从这个中心，但并不是说落实政策就无关紧要了。全国各地都有不争的事实证明，做好了落实政策这项工作，就有了安定团结的基础，这样更有利于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而更利于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河北落实政策这项工作之所以至今未达“基本结束”，就是因为前一阶段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兄弟省市区，直到眼下仍有重重阻力。江一真的意见是，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以主要领导力量抓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分出一定力量善始善终地做好落实政策工作。

一些领导放出落实政策已近扫尾阶段的风声，是想着急于结束这项工作，之所以急于结束，就是因为再深挖下去的一些重案，与他们的“制造”有牵连。江一真当然不是考古专家，他一心想的是，让那些沉坠于黑暗中、活着或死去的魂灵，能够重见天日。

河北省委班子改组，在夹缝中艰难工作

江一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

省委主要领导先是“不合作”，继而召开常委会无理围攻江一真。江一真坚定地说：“我来河北，抱定了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的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河北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党中央不让我走，我就必须坚守阵地，决不退却，决不能让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事业半途而废！”会后，有人反复向中央写信告状，攻击江一真破坏省委团结、不维护第一书记形象、借平反冤假错案来提高个人威信云云。有人还亲自来京找中央领导，公然要求将江一真调离河北。

江一真知道后，不得不向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人写信，或当面汇报澄清事实，并提出，如果中央还要自己留冀工作，那就有必要调走几位宗派思想严重、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决议不力甚至有意阻挠的领导。

河北的事情闹到了中南海。邓小平指示：江一真不能走，调开河北几位省委领导。叶剑英和胡耀邦也支持江一真。叶剑英还扶病当面听取了江一真的汇报，叮嘱他要注意斗争的灵活性。

在河北省委人事安排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提议江一真接任第一书记，当初派江一真下河北，中央即有此意。河北主要领导虽知自己早晚得走人，但坚决反对江一真接任，并以此作为自己离冀的条件之一。中央有的领导为安定团结大局，建议派国务院秘书长金明赴冀，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一真仍任第二书记，同时调李尔重担任省长。

不曾料想，就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些风波。河北省委某常委之妻闻讯丈夫要调走，大哭大闹不说，还吃了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中央有的领导也就心软了，说那就算了吧，不要再动了。这样“算了”，另外两位原拟他调的省委书记以及其他常委也就原地不动了。如此这般，给河北的拨乱反正工作留下遗患。

中央定下河北省委新的核心领导后，专门召集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胡耀邦说，你们三个人的资格都很老，都可以做省委第一书记，但第一书记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精诚团结，共同把河北的工作做好，当务之急是尽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是关系到党心和民心的大事，促进“四化”的大事。胡耀邦还严肃地对金明说：“如果两年后发现你们那里还有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就要拿你是问。”

一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二抓经济建设，这是中央对河北工作的期望，也是江一真下到河北后的一贯主张。河北省革委会取消，改为省人大后，江一真兼任主任，提议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有效地监督并督促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

开春后，中组部派调查组帮助河北省委落实组织路线，《人民日报》也派员来冀调查并帮助落实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河北的关心。

1980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上，在汇报和讨论中，大家摆出了大量事实，说明河北省落实政策不是差不多了，而是与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会前，江一真准备了一个报告，在征求金明、李尔重的意见时，金明说，这个报告还是在大会上讲。李尔重也在征求意见稿上批道：“我看了很受教育，我认为很好。我也建议在大会上去讲为好。”

6月4日，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开了10天后，江一真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在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中，要解放思想；在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中，也要解放思想”，各地区和各单位只有结合实际，打破不符合中央三中全会路线的各种框框，才能真正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从而担负起党所交给的任务。

金明在随后的总结性讲话中，对过去省委主要领导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本来根据省委的既定方案，李尔重到北京，就过去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向宋任穷作了让其检查的请示，省委前主要领导也表示在一定时候做检查。这本来是个好事，但现任第一书记却突然改了口，还说：“我们不能仓促从事。因为有些问题省委需要研究，有些情况还需要搞清楚。”

事隔一段时间后，虽有中央领导的批准，但河北揭批省委原主要领导极“左”路线的动作还没有下落，由此使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步伐踟躅不前。在调整干部队伍上，“三驾马车”也出现了不同看法。

金明后来这样解剖自己：“我对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顾虑很多，抓得很不主动……片面认为，一调整就会引起许多人思想波动，就会使被调整的同志背上思想包袱，影响安定团结……由于我对交流和调整干部的工作抓得不够有力，使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三驾马车对问题的不同认识，把江一真逼到了新的夹缝里。

自1980年冬始，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之间的分歧问题逐步严重起来。在如何理解和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上，省委内部由争论发展到“争高低、论输赢”的程度。

1981年1月，河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会议把揭批河北省委前领导的错误作为一项内容。出人意料的是，金明在讲话中对此轻描淡写，强调对他要一分为二。广大干部所希望的把这次会议开成河北工作“转折点”这一愿望，明显落了空！

河北省委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两部分人不断向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河北问题。7月9日至16日，中央书记处主持在中南海召开河北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以及李先念、宋任穷、习仲勋、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都作了表态讲话。虽然中央高层对河北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基本调子是批评金明和李尔重，在批省委原主要领导的极左路线等问题上不够积极主动；也有人批评江一真在处理方法上比较急躁，不够稳健，有些讲话过了头，有欠妥之处。

在不合拍中黯然去职

1981年8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大会，批判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错误和极左路线，长期意见分歧的十几个较大错案得到迅速妥善解决，久拖不决的杨凤鸣一案也等到了说法，杨受命到衡水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

让人振奋的气象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牵涉到各色人等的利益，加上省委内部的不同看法，一些案件难以处理。“三驾马车”在团结一阵后，又开始在路线、方针、政策及相关事情上出现了磕磕碰碰，许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1982年6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与会。中央决定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均调出河北，高扬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此外再调离河北省委几位常委。

事后，邓小平对河北问题作出批示：金明、李尔重同志是原则问题，江一真同志是方法问题。即使三个人都调离河北，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要区别对待。

7月，河北省召开党代会，并选举河北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根据中央指示，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均作为党代表候选人。选举结果，唯有江一真当选，投票支持率接近90%，票数在所有党代表中名列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江一真离职前，河北已基本完成各项落实政策工作，共计平反纠正冤假错案49万件、102万人，另外还平反纠正了文革前错案12万件、13万人。在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政治上平反、经济上补偿、工作上安置的同时，对文革中“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作了清理和处理。

江一真逝世后，经中央审定的其生平简介称：江一真同志在河北工作期间，“衷心拥护，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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