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口述：一个道县大屠杀幸存者母亲的口述

Gowest

周群口述 陈秉安整理 苍天无泪：一个道县大屠杀幸存者母亲的口述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 ——（美）马丁，路德金


大屠杀幸存者自述
口述：周群
记录整理：陈秉安
口述地点：道县蚣坝区冲子口村
口述时间： 2011年11月25日





上图：被凶手扔到天坑里7天后死里逃生的周群，第一次自述坎坷的一生


我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同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蒋汉镇；一次是同中共党员、道县蚣坝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自贵。


一、我和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了。曾是湖南省道县蚣坝乡中心学校的教师。
我是道县兴桥公社人，祖父是个普通的农民，靠着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我的父亲叫周谟，抗日的时候，号召青年人上前线，他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宪兵科里当科长。


我于1936年出生在江苏省的镇江市。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马上要渡江了，政府里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逃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十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了。”又说：“道县那么偏，我想共产党总不会打到那里去吧。”


母亲叹了一口气，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一开始，道县还平静，炮火还在远远的长江那一边。父亲对我说，要是仗能不打就好了，咱们开个杂货店，你还是去读你的书。


哪知道，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


欧冠与我的父亲周谟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统战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1月5日，欧冠通電湘南27縣市起義，表示“接受人民政府領導”。


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了“礼遇”。１９４９年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的时候，我的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还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道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


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


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的5月2日，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个日子。那时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宣判什么人啊？猛然，我看见我的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五个人“死刑”!


父亲由几条枪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象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


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看来看去，显然，他是在找亲人有没有来。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有两大问题压抑着我们，第一是生活。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第二是精神压抑。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被关管杀亲属’，属于２１种人，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


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


真是雪上加霜，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那是什么“反革命组织”啊？弟弟与同班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


举报他们的人说那背心上的图案很象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的文字看不懂，是反革命接头的“暗语”。


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见了谁都害怕点头的小老头。


二、我组成的第一个家庭


好在这时，我中师毕业了，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个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总算是开了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


洪塘营是一个远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上山下山有几十华里。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峻岭中去教书，简直就同发配边疆差不多了。


但我能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像我们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唉，世上的事情难预料，谁知道在偏僻的瑶山中，我会碰上他，我的第一个丈夫蒋汉镇呢？


蒋汉镇是个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的青年人。那时在道县一中时，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也在舞台见过他，很有些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


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但就是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来教书。


那时候，洪塘营小学的老师不多，有些还是在当地有家的，所以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可谓“同是天


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依靠感，很快，我们就恋爱了。


那时，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为什么呢？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说，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他的思想很进步，他说，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


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了。1960年，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有一本流行小说，叫《林海雪原》，我那时正耽迷在小说的情境中，便给第


一个男孩取了个名字叫：林海。


1962年，我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叫雪原，当然是接了“林海”的意思。她还有个小名叫：小妹子。


1964年，我们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蒋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呢？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我们家庭的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镇反、反右也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


没想到，到1965年全国搞“四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情况就变了。


三、清退小路窝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１８岁，都不是地主分子，即使是父辈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也不是我们的罪，怎么都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


1965年的下半年，我们洪塘营学区的一百多名教师都被召集到区里集中，然后是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什么叫“自我革命”呢？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


为了让教师们能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了三项纪律，“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了自己的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


没想到，交了“心”后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


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普希金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


后来，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校门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嘛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的一句话让我茅塞大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利用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名叫小路窝。


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４岁的雪原。７岁的林海背着2岁的林松。一个教师，被迫离开他的学校、他的学生，心中有多难受啊。而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我看不到有一个人来送我们。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了人家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村里人就少分口粮，群众当然是不欢迎我们的，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并且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的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的大忙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白皮细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也都作了安排： ６岁的小妹子，到田里拾谷穗；８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４岁的小弟弟林松。


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要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的命运，哪能由我们来掌握啊？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５口，最后留下了我一个！


(四)生死七日


1967年的8月，道县的农村刮起了一股杀“地富反坏”的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都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杀人的尸体……





上图：２０１３年本文整理者与永州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小组负责人谢承年（左）采访后留影。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7年的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三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我的丈夫蒋汉镇已先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把村里的地富和子女押着朝山上走。


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才4岁，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


这时，我看见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一块大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死刑！”


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押到天坑边，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下面去。


我的丈夫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到名，一个民兵在他头上打了一棍，推下洞去。


我是第八个!


可怜的是我那三个孩子，知道妈妈要去执刑了，撕肝裂胆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等着死的到来。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才知道，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杆。





上图：周群撩起白发，头顶正中头骨明显下陷，显示为重物击打过的旧痕。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三个孩子，可怜三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一群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三个孩子都被抓起来，丢进了天坑。


这个天坑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真是老天有眼，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竟然都没死，爬到一起来，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


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好多具被杀的人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４岁的林松，他叫着、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汉镇先已昏迷过去了的，这时候，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梁，高梁，好多高梁……”原来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一声倒下，就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妈妈……”


听到他的话，我的五腑六脏都碎了！可怜的孩子，你才8岁啊！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







上图：周群手中唯一一张遇难者照片：当时林海5岁，林松1岁（遇难时，林海7岁，林松3岁）


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四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待死。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


没想到，头顶的洞口上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三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是去投奔她了。


真是世事难料啊，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五)、我为什么要嫁给李自贵


很多关心我的人都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一个大队支书？是不是为了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个苦人，他的老家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十岁就带着两个弟


弟讨饭。是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抱着一股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多次杀敌立功。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李自贵从朝鲜回国后，先被分派在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是，他当惯了农民，自己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

１９６２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蚣坝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很快，搞文化大革命了，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没有文化，就是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


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你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我在一份材料中，看到了道县处遗小组关于他的记录：


“1967年8月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珪、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他执行上面指示的同时，自己家中却出了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丈夫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耻辱”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羞辱难当，竟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


唉，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啊！这件事对李自贵的教育很大。


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就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


李自贵每次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都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为他做媒。

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但你们知道，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是什么原因吗？，是他的这个孩子：就是那时才两岁的玉新。他是个无辜失母的孩子，多可怜！而我呢，当时也刚失去了三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精神上玉新就是我的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就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你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软了。





上图：谁说阶级之间“你死我活”？一对苦难中建立感情的“敌对阶级”母子――周群和李玉新２０１３年在蚣坝学校留影。



(六)  冲子口穷人苦岁月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农妇。


每天，我上山看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三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阿尔巴尼亚是国家，怎么是革命导师呢？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是我最难忘的，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抓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冲子口村后山上的树都砍光了，烧火成了大问题，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旁边放一个红薯。挑柴路远，是很难的事。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的亲切难忘的回忆啊!


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娶）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


有一次支部会议上，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媛媛。穷屋里一下有了５个人，那是５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


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掌手背都是肉啊!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这嫁女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


那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只能补１０元。结扎女方就能补到２０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


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１９８０年，道县的大屠杀事件“平反”了，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没有再当大队支书了。我呢，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中。县里的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县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的时候，我发现自贵很不安，我知道，他有顾虑，他怕我一去不回了。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把老公孩子都抛弃了，又回了桂林。我就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七)最后的抉择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媛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照说，搭帮邓小平，生活一天天好了，他应该开心了。但是，我发现，他成天总是闷闷不乐的。晚上睡在床上，老是叹气。有时候还丢三挪四的。我知道他老记着的是那件事，就总让他忘记，开心、快乐。我说，老头子，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必老背着这个包袱啊？他也不回答，只是闷着头，抽他的烟，一支又一支……


他总是竭尽一切地对我好，对儿孙们好。该吃的舍不得吃，该穿的舍不得穿。让着儿孙，让着我。似乎要偿回他心中的“亏欠”。


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终于，２００８年的冬天，他病倒了。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还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却硬是要我听他说，眼里都快流泪了，我只好坐过去。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


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的，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


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


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11月，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４４年了，这里已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哽噎的哭声)





上图：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周群再来到丈夫和三个孩子丧生的地方，４４年了，这里已经是灌木丛生，难以辨认。周老师的学生用柴刀砍开荆棘，才找到洞口。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林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有很多人问我，你一生有过两个家庭，百年之后，你打算葬在什么地方？是枫木山，还是冲子口呢？


我说：“冲子口，同老李在一起——”


在我心中，什么都放下了。


活到今天，我算什么都活明白了。老李，他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他也是个受害者!




尾铭：
      我们嫁娶与我们战斗过的人
                ——加纳 :泰伦西（TELLEESI）族人谚语



【作者简介】陈秉安：中国著名纪实文学作家，著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大逃港》等。）




----转自《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