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广州文革日记 (1966-1969)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6:46:29

书生日记（转自天涯网站）

　　缘起

　　那年神游“牛荫岭”，出乎意料拾获两本日记本，只见残旧的封面里头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断简残编、错落有致，不知情者根本无法知道这里写的是什么。细细披阅，方才发现竟是两本罕见的“文革”日记。这些甲骨文似的文字几乎完整记录了“文革”最初3年的真实状况，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记录，简直像一幅文化大革命全景式画卷。比起当今那些回忆录更逼真、更深刻。
　　书生者，青衿一袭，诗书几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记的主人正是这样一介书生。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然而，他却在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3年只不过是一瞬间，为使这难得的“见证”不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在此披露出来，供同侪、后辈参考、研究。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第一部 1966

　　6月6日星期一
　　清晨，天气格外晴朗，湛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白云，空气像洗过一样清爽、明净。虽然夏季已悄悄降临，但微风吹过，使人觉得还是有点凉意。
　　像往常一样，这个时候我已骑着自行车行驶在上学的路上了。在这条砂石铺成的城市主干道上，行人稀稀落落，只有道路两旁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树给人以亲切和热烈。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毕业考试已经过去，接踵而来的是紧张的高考复习，只要努力学习，大学校门指日可待。然而，文化革命的浪潮也在与日高涨，“山雨欲来风满楼”，真的又是前程未卜了。既要备考，又要参加革命，孰轻孰重，难以权衡。自己是个共青团员，决不能落在广大群众的后面。
　　起伏的思绪随着车轮向前滚动，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校门口。站在校门外的石桥上往校园里望过去，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立即映入我的眼帘，使我为之震撼。本来今天我是提早上学的，想不到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比我更早来到学校，这些人全都聚集在正对校门口的那座教学楼前面的小广场，使这个平静的小广场立刻变得人头躜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嘈嘈嚷嚷，即使屏气凝神也无法听清楚人们在说些什么。
　　从校门口通往教学楼的道路两旁一夜之间冒出了两排简易棚架，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周边树木之间拉起的绳索也挂满了这些东西，教学大楼的墙壁则全部被占据，真可谓铺天盖地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写着：
　　“中国之大再也无法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教学大楼门口台阶的顶层摆放着一张学生书桌，犹如矗立的神坛，高高在上，俯瞰着脚下的小广场。人们争先恐后冲到书桌前面发表演说，仿佛“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只剩下喧嚣与骚动。
　　平时只在课间操时才播音的广播喇叭，这时已在不停地播放。一个陌生的女高音正以清脆的声音反复朗诵着一篇“告全校师生员工书”。其频率之高，足可以把人们的耳膜击穿。高亢、激越的声音响彻云霄，穿越古老的“牛屎河”①，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从而，在广袤的宇宙空间留下永恒的音符。
　　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切都还秩序井然，如今眼前的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带着满腹狐疑和恐慌，我急忙将自行车推进校门左侧的单车棚，走进教室把书包塞入书桌，然后匆匆向人群走去。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然而，切肤之痛的却是“落伍”②的感觉。刚才还在暗下决心努力争先，转眼就忙于自责了。自打听了北京大学的那张大字报③，心中就有预感了，为什么还按部就班，不知嬗变呢？
　　编者注：
　　①从这间学校旁边川流而过的护城河
　　②惟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是这一代人无法化解的情结。就像今天被边缘化一样令人心寒。也许正是这种狂躁心态令他们初始卷入这场风暴。
　　③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好不容易挤到神坛脚下，一张墨迹未干的巨型大字报赫然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至今还在反复播讲的新时代宣言书：

　　告全校师生员工书

　　全校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了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所到之处正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之大再也无法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倒批臭，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为了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起来，带领革命群众冲锋陷阵，我们决定成立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并决定从今天起停课闹革命。
　　107中学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
　　马克西舒兵白见平赵新东
　　邓子华严厉庄小苗黄鹏飞
　　1966年6月6日
　　仔细读着这张神奇的大字报，我感到既惊诧又困惑。挤在身边默默诵读的其他人，除了满脸的迷惘，就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马克西何许人也？舒兵又是何方神圣？除了同班同学白见平，这个发表了“告全校师生员工书”的校筹委会其他成员，我一个也不认识，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然而，这些人凭什么就成了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有什么权力宣布停课闹革命，并把平静的校园推向骚乱。虽然我已读完了高中三年级，可是我还想继续读书啊！
　　上课的时间早已过去了，可是上课的铃声一直没有响起过，授课的老师也不知哪里去了。小广场的人越聚越多，大字报也在愈益增多，旧的尚未看完，新的又覆盖了上去。我依旧在大字报的海洋中徜徉，雷同的大字报标题不断涌入我的视野：“文化大革命何去何从？”“党支部要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何处？”“申震东①镇压群众运动决不会有好下场！”类似这样的大字报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小广场。
　　我对学校党支部的情况不了解，也不认识申震东，写不出那样的大字报。但是，大势所趋，又不能不写。于是我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冥思苦想之后，把高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柯藻华写进了自己的大字报，据说解放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当我和同学于为民、顾铁军把这份拼凑的文章贴到小广场上去的时候，这个大城已经华灯初上了。
　　这是在我的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就像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震撼世界一样②，这一天也震撼世界，并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编者注：
　　①这间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②美国人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6月7日
　　按照平时的作息时间，我按时回到学校，校园延续着昨日的情景。我无意在这里滞留，直奔课室。一个悦耳的女声迎面扑来：
　　“昨天，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诞生了，这是全校的一件大事，我们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为了紧跟革命形势，今天，我们班也要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校筹委会领导下带领全班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校筹委会和白见平的指示，由我来担任班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组员有麻莉芬、黄建文、蓝德韦。”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①
　　踏着这个就职演说的韵脚，我跨入了教室的门槛。兴奋的演说家扭过头来气势汹汹地质问：
　　“书生，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
　　从昨日开始，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全被校筹委会废除了，可是，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三好学生”是不会迟到的。因此，我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幸好这位踌躇满志的牧人今天心情特别舒畅，她不愿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羊羔破坏自己的好心情、中断了洋洋得意的布道。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父辈跟着毛闹革命，流血牺牲打天下，建立起今天的红色政权。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红色后代，②我们绝不允许红色江山在我们手里改变颜色。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③的群众运动转入到揭发、批判本单位修正主义黑帮、黑线上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
　　简直就是王熙凤再生。当年凤姐初掌宁国府大权时也许就是这种神气、德性。我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当年的留级生竟然长进成这个样子。
　　编者注：
　　①《红楼梦》第十三回
　　②参阅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红卫兵秘录》
　　③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写了《海瑞罢官》。与邓拓、廖沫沙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
　　邓拓：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柳艳青这篇美妙的演说词大概也出自“大荒山无稽崖”，虽无“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提携，毕竟也让演说家耍足了威风，出尽了风头。这位脂粉队里的英雄，其头顶的光环①令人炫目，俏丽的容颜使无数才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多少年来她目空一切、睥睨众生、颐指气使，令我辈书生自惭形秽。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把人生所有的花环全都献给了她。在这个重读书、讲考试、看分数的年代里，她的考试成绩每每名落孙山，从而使她用了比常人多一倍的时间才读完高中一年级，上了高二之后也一直不见有起色。更令其耿耿于怀的是，从15岁开始，她年年递交入团申请书，可是，如今都快20岁了，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人们不知是出于正义还是心怀嫉妒，总说她不是娇生惯养，就是骄傲自满，总之，团支部大会上总是通不过。直至全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成为共青团员了，她依然还在这个组织门口徘徊，枉费了一个好出身。
　　幸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分数挂帅、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终于被打翻在地，这些被排斥、受压抑的“红色后代”才又一次翻身解放、扬眉吐气。复仇女神在她心中张开翅膀，自由飞翔，今天她如此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编者注
　　① 指家庭出身、家庭成份，以及在社会中的位置。那时称“阶级”，与当今的“阶层”大致相当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柳艳青的“解放宣言”为自己的战友同志们吹响了冲锋号，几位新晋领导小组成员立马精神振奋、喜上眉梢，以为“黄袍加身”、飞黄腾达了。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些昨天以前还在领导着班里文化革命运动的团支部书记苗仪桐、班长石晨曦心中又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了呢！写在他们脸上的是一种感觉到被出卖的表情，就像耶稣被犹大出卖了。
　　谁来领导班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对我的影响都不大，这里的乡俗有言：“做惯乞儿懒做官”，谁当“皇帝”，我都是一介“布衣”、一个“白丁”，既得不到多大好处，也损失不了多少利益。跟着潮流走就是了。只可惜停课了，大学梦破灭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令我感到最难理解的却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虽然我也不清楚“接班人”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九评”①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还在耳边回响，她就公然宣告，只有他们这些“红色后代”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曾几何时大家都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在说这是人民的江山，为什么今天她要这样说呢？②
　　为了忘却的记忆，今天我还要补记最近的一次团组织活动。

　　编者注：
　　①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载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节写道：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②“文革”中的两派，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伏笔。
　　长期以来学校都十分重视在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次请示过校团委，我们班团支部也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带领全班团员及青年到柳艳青家，拜访革命前辈，聆听革命前辈的教诲。
　　那天，柳艳青领着大伙从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进去，沿着幽幽曲径走到一座别致的小洋楼跟前。这是一座圆形的2层小楼，小楼前面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花园里青葱翠绿、繁花似锦，簕杜鹃和常青藤顽强地攀援在小楼的墙壁上，把小洋楼装点得生气盎然，使这里成为拥挤的闹市中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这就是柳艳青的家。进入屋里，迎面是一个圆形的大厅，大厅的面积足有40—50平方米，20余人坐下去还宽松有余。
　　柳艳青招呼同学们就座后，就到楼上请她父亲下来。这是一位50岁上下的现役军人，他亲切地和每个同学握了一下手，然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团支部书记苗仪桐恭恭敬敬向他说明来意：“我们是来向您学习的，想听您讲讲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
　　柳前辈谦虚地说：“我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啊！”
　　“请告诉我们，当初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同学们真诚地向他请教。
　　“那已是30年代（20世纪）的事了。当时我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有一天，一支军队路过我们的村子，村里的青年们都踊跃报名参军入伍，我也不甘落后，就到军队里来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您一定身经百战、英勇杀敌，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学们似乎觉得革命前辈讲得过于平淡，都希望能够听到引人入胜的战斗故事，因此，迫不及待地追问下去。
　　“因为我在家乡是教书匠，参军后部队领导就安排我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学文化，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一干就是几十年。”
　　老前辈惟恐大家不明白他的意思，便继续解说：
　　“部队文化教员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毛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是相当艰苦的，不可能有你们现在这样的校园、课室。我们的学校往往就建在战场上，课堂有时就设在阵地里，战士们的读书声常常伴随着枪炮声。随着战线的延伸，我们也时时行军、跋涉，不分白天黑夜、天晴下雨，几十年来我们几乎走完了大半个中国。”
　　柳前辈的话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我们深深感受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十多年来，我们所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对革命前辈无比崇敬，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出生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从小就受到这样的革命熏陶，柳艳青本该比寻常百姓的子女更先进、更优秀，可是作为先进青年的组织却为什么不接纳她呢？

　　编者注：
　　脂砚斋评述曹雪芹的艺术手法是“草蛇灰线”、“伏线千里”。而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确实是“伏线千里”、源远流长，为此，我们不得不要往前追溯。

http://bbs.tianya.cn/post-390-21952-1.shtml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6:49:20

　　书生日记（6月8日）
　　今天，顾铁军对我说，经过两天的调查了解，他基本上弄清了这次事变的来龙去脉。
　　原来，所谓“筹委会”的那班人，全都是省里、市里、以及军队里某些要人的子女。那位成天在广播喇叭里吆喝的女生，是一位跟随其父亲参加“四清”工作队，刚刚从农村回城的初三学生，名字叫舒兵。那位上窜下跳、气焰最嚣张的高一学生严厉，据说他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位领导。除了白见平，其余几位也都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容易便从其父辈那里打听到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凭着青年人敏锐的嗅觉，他们预感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强烈风暴眼看就要席卷这片土地了。于是，他们加紧串联、互相交换情况，并联络校外的同道中人。在发难前一天，刚好是星期天，他们结伴前往已经起事的师院附中取经、学习。回校后，连夜效仿别人发起骚动，造就了6月6日的那个局面。他们成了始作俑者，成了首先点燃学校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英雄。
　　顾铁军的母亲也在市委工作，所以他很容易便了解到这些情况。

　　编者注：
　　此事与《红卫兵秘录》所言如出一辙，发生的时间、采用的形式几乎一模一样。用当今的通俗说法，该不是心灵感应吧。岂不发人深省。
　　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学历最高的要数白见平了。他是在读高中二年级时随父亲工作调动，从北京转学来到我们这个班的。他学习成绩很一般，但能说会道，歌也唱得挺好，很得女同学青眼。只是在他身上可是见不到一点高中生的秀气，相反，从他那里散发出的却是傲睨万物、乖戾刚愎的俗气。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他都身穿黑色呢子制服。夏天，这里酷暑难当，就是穿一件衣服都会汗流浃背，他却可以继续穿着那件厚厚的呢绒制服，显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
　　由于与柳艳青出身相近、气味相投，他们很快就成了知交。有一次，学校搞文艺会演，要求每个班都要出节目。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们有了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柳艳青天生一副金嗓子，是一个天才的歌唱家，平心而论她的歌声完全可以和那些知名的歌唱家媲美，只不过生不逢时，埋没了她的才华。全班同学都很爱听她唱歌，在白见平到来之前，总是由她代表我们班表演独唱节目。这次，他们来了一个男女声二重唱——《逛新城》。虽然矮墩墩的白见平完全无法与亭亭玉立的柳艳青相匹配，但是，全校师生还是在文艺会演的舞台上惊喜地观赏到盛装的藏族父女载歌载舞的精彩表演。
　　“阿爸耶，快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
　　“女儿耶，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
　　“快快走呀，快快走……”
　　他们的轻歌曼舞令全校师生为之倾倒。
　　打那以后，这对父女的形象和悦耳的歌声不胫而走，当然，在人们的印象里并不是阿爸与女儿的关系，而是“天生的一对”。对人们的艳羡与传诵，白见平自然乐在嘴里、喜在心上；柳艳青心里可也是乐滋滋的，不是因为找到了如意郎君，而是因为名扬全校了。每次下乡农忙劳动的文艺演出，《逛新城》便成了不可或缺的压轴戏，这对金童玉女从此更是声名远播了。
　　他们之间虽然还说不上谈情说爱，但早已是亲密无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为他们的感情推波助澜。相同的地位、相同的出身，引发了他们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认识。他们认为他们理所当然是这个革命政权的接班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捍卫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又要在同一战壕中继续演绎新的“逛新城”了。
　　凭借北京的狂飙白见平成了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委员，柳艳青也成了班文革组长，一夜之间，他们都“顶戴花翎”、扶摇直上了。
　　在他们的鼓捣下，学校再也无法上课了。因为要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自然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学校里到处都是矛头指向教师的大字报，虽然还没有把所有的教师都划归地富反坏右行列，但是，批判他们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却总是有话讲的。因而，所有的教师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文化课是不用上了，可是，学生、老师依然是按部就班返回学校，回到课室、教研室学习、讨论、写大字报。校园里的大字报与日俱增，间或也有一二张大字报的矛头对准学校党支部，还可以见到“筹委会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大字报，对唯我独尊的“筹委会”提出质疑。“筹委会”无法左右运动的进程，只能放任自流了。

　　编者注：
　　“筹委会”连名字都与北京的一模一样，值得深思。

　书生日记（6月9日）
　　早上，我随着回校的人流走进学校大门口，行色匆匆的脚步尚未打住，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何霈华自杀啦！”
　　“何霈华卧轨自杀啦！”
　　“何霈华死啦！”
　　凄厉的喊声撕破了校园沉寂的天空，连“牛屎河”都为之震惊。校园里的人不顾一切地冲出校门口，朝着出事地点飞奔，我也跟着冲了出去。出事地点离校门口约莫有500米，这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脸上都笼罩着恐惧的阴影，一些人还用手捂住鼻子，好象那里已经散发出尸体腐败的恶臭。一列火车停在前面不远的铁道上，火车头还扑哧、扑哧地喷着白汽，好象在低声向人们诉说：“这不关我事，这不是我的过错。”一具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摆放在铁路边上，周围还散落着撕碎的布片以及冒着缕缕青烟的烟蒂。警察正忙着拍照，他们证实死者是107中学教师何霈华，是他钻进正在行驶的火车轮下自杀的。
　　“何霈华自杀”的消息犹如电闪雷鸣迅速扫过这间学校，使平静的校园掀起新一轮骚动，大字报、大标语以排山倒海之势立即覆盖了整个校园。
　　“何霈华畏罪自杀！”
　　“何霈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何霈华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何霈华的自杀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
　　充满血腥气味的大字报、大标语漫天彻地，揪斗“四类分子”的呼声一浪高似一浪。教师们成了众矢之的、惊弓之鸟，陷入了灭顶之灾。
　　何霈华和柯藻华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都有着等而下之的出身。俩人都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高中一年级时，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何霈华一直跟随我们到高三。柯藻华耿直狷介，“称呼人少，得罪人多”①；何霈华则沉默寡言、埋头教书。然而，他不想招惹别人，别人却要招惹他。从一开始他就是明星“运动员”了，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决心以“自杀”了断。“土改”时他“自杀未遂”，“反右”时又是“自杀未遂”，这一次他终于大功告成。其实，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还刚刚烧进校园，批判的火焰甚至还没有燃烧到他的身上，他太敏感了，所以急急忙忙走上不归路。
　　自杀之前，何霈华没有留下片言只字，人们也从未觉察到任何征兆，他匆匆走了，在身后留下种种疑团，无人能解开。人们武断地给他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看来，他确实是“畏罪”才自杀的。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有罪，有什么罪，谁也不知道，谁也讲不清，恐怕连死者本人也无法搞清。所谓“畏罪”不外乎就是怕“挨斗”、“挨整”，无法忍受屈辱的痛苦。
　　刚成立的“筹委会”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只能听之任之，任由公安部门处理了。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大字报的狂轰滥炸很快就失去了目标，转瞬就销声匿迹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何去何从又重新摆到了全校师生面前，“筹委会”也“无才可去补苍天”。②

　　编者注：
　　①本地俗话
　　② 这是白见平等人点燃导火索后，在这所学校炸死的第1个人。这个责任他们负得起吗？但是，对这个生命的消失，谁又逃脱得了干系呢？包括“书生”。

　　书生日记（6月10日）
　　工作组今日到校①，晚上在1号教学楼②4楼礼堂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号召全体共青团员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带头作用和核心作用。
　　大会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分支部讨论贯彻落实。沉寂多时的团支部好象又苏醒了过来，全班团员无一例外地回到课室参加支部会议，连神秘失踪了近一个星期的校“筹委会”委员白见平也出现在这个会议上。会议照例由团支部书记苗仪桐主持。经过这段时间的激烈震荡，所闻所思恍如隔世，每一个人的思想、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彼此之间还未曾发生过任何正面冲突，未进行过任何思想交锋，甚至还没有相互交流过。但是，过去那种革命同志之间亲密融洽的气氛没有了，嬉笑关爱之情也荡然无存了。
　　支部会议气氛极其沉闷，在座人员貌合神离、集苑集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各人发言都字斟句酌、莫衷一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着边际地重复报上文章、套用工作组领导的讲话，尽量避免无谓的冲突与争执。
　　然而，就是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位名叫谈伟枋的老团员这时突然倚老卖老地挑起一个敏感话题。他说：
　　“最近，我父亲单位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批斗极其凌厉、猛烈，群众批斗大会都要强迫这些批斗对象下跪，一有不从，冲上去就打。”
　　坐在谈伟枋旁边的石晨曦立即附和说：
　　“我母亲单位也是这样。”
　　我知道，谈伟枋的父母亲都在一家市属小工厂做工，他本人上学比较晚，高中一年级又多读了一年，到高三时便成了班上的老大哥。平时，对时事政治他漠不关心，但又总爱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架势，把同班同学当成了晚辈，是出了名的“老油子”。今晚，他惺惺作态、故弄玄虚，一方面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对“文革”的关心，而且还成了激进的“左派”，一洗“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坏名声；另一方面也是要在这班晚辈书生面前炫耀自己见多识广。
　　石晨曦则是另一种类型。深度的近视眼镜戴出他一副斯文淡定、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他父亲在市里的机关工作，母亲在工厂。以往，他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文化大革命来了，秀才造反，惟恐被人点中自己的死穴，赶紧附膻逐臭，还自以为附凤攀龙。

　　编者注：
　　①参阅《“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②一开始就见到的校门口正对的那座教学大楼
　　他俩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沉闷气氛，提供了争论的话题，人们低声议论、小心争辩，孰是孰非，无法定论。
　　我理解这两位同学的心情，但是，这几天的事情也确实来得太突然了，一个跟着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令人应接不暇。首先是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筹委会”，接着就是前无古人的“停课闹革命”，再就是教了我们3年语文的何霈华老师卧轨身亡，今天又突然来了个“工作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谜团缠绕着另一个谜团，“剪不断，理还乱”。①谁是谁非，如何分辨。不过，我总觉得他们讲的那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②但是，在这里武斗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总不能为了表现自己，而不讲党的政策吧。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党中央、毛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严禁打人。他们这样做违背了党的政策。”
　　“你说他们违背党的政策，为什么上级党组织还表扬他们这个行动。”
　　我一讲完，谈伟枋立刻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
　　“如果真的表扬这种行为，那岂不是提倡武斗、打人。”
　　我也毫不示弱，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地富反坏分子早已不是人了，打他们并不违反党的政策。”
　　石晨曦这样说。
　　我的心为之一震，原来他们是这样认识的，怪不得他们对何霈华的生命视若草芥虫豸，死不足惜，还要同仇敌忾倍加声讨。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石晨曦讲话的意思，他是说“地富反坏”分子不属于“人民”的范畴，就象“劳改犯”不再享有“公民”权利一样，因此，他们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民”。所谓“严禁打人”，是不准打“好人”；打“坏人”不在“严禁”之内。③

　　编者注：
　　①借用南唐?李煜《相见欢》（《乌夜啼》）词句
　　②出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③糊里糊涂，也许是偷换概念，总之大家都不明白。大概是今天人们讲的“人权”问题吧。但是，今天我们弄明白了吗？
　　一直默默无言的白见平这时突然开腔了：
　　“书生的这种态度是相当危险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你已经站到了地富反坏分子的立场上去了，并代表他们说话。如果继续坚持这种态度，必将落得与‘四类分子’同样的下场。”
　　白见平一出声就上纲上线，挥舞大棒，欲置人于死地。如今的白见平已不再是往昔那个能歌善舞、嘻嘻哈哈的“阿爸耶”了，今非昔比，他已是神圣的“筹委会”委员，是高高在上、一言九鼎、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救世主了。他的讲话无形中具有一种威慑力，比谈伟枋、石晨曦的讲话更有分量、更有杀伤力。
　　对白见平的恐吓，我不会惧怕，只有愤怒。
　　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帽子能压死人吗？上星期你和我一道去大会堂听报告，市委柏书记的报告表扬了这种打人的行为吗？”
　　白见平信誓旦旦地说：
　　“是的，我就听到柏书记在大会上赞扬了这种革命行动。”
　　我不明白白见平为什么要这样厚颜无耻、假传“圣旨”、瞒天过海、欺骗群众。第一次领教这位明星演员的精彩表演，我被气得哑口无言、险些噎死。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去听市委的那个报告，孰真孰假，有口难分。既然是群众运动，既然革命高潮已经到来，那么，矫枉过正的过火行动就成了天然合理的事情了。为了不给革命群众泼冷水，领导表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也是正常现象，况且白见平讲得有板有眼，不至于是生安白造①吧。大多数人相信了白见平的讲法，而且还被他的英雄气概所折服。
　　我一下子就变成了孤立的少数派。“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②虽然这种错误的观点，由于顺应了当时的狂热心态，便迅速占据了上风、取得了胜利。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决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更不会助桀为恶。不过，白见平的“立场论”也许会一言中的。如果不是立场不同，怎么会有如此严重的分歧，怎么会造成如此深刻的裂痕。然而，谁不在标榜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谁都认定自己执行的是党的方针政策。那么，又何来立场不同呢？
　　支部会演变成了辩论会，最终不欢而散。

　　编者注：
　　①本地方言
　　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白见平和我还是要好的朋友。由于家住同一城区，上学、放学常常结伴而行，相互扶持、互相帮助、纯真无邪、亲密无间。白见平来自京都，见多识广、满腹宫闱秘闻，加上他生性豪爽，喜欢露才扬己、自吹自擂，常常是口若悬河将其知道的宫廷秘史滔滔不绝向我倾箱倒箧吐露出来。虽然我属于那种死读书类型，但是，由于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好奇心重，因此，对他的诡秘见闻饶有兴趣。这样彼此便无话不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时有意见相左，也丝毫无损之间的友谊。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益逼近，我们之间的裂痕随之而来，并日趋加深。在他看来，即将到来的这场大革命，只不过是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继续，其目的依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从他们的“筹委会”宣言和柳艳青的就职演说我们已经领教过了。革命的对象当然也是那些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都力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一定要狠狠地打击这些阶级敌人，把他们彻底消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无法容忍我在支部会上的态度，他要和我彻底决裂。
　　在这次支部会议上，我们第一次摊牌，把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之间的裂痕继续加深，变成了无法弥合的大断裂。从此恩断义绝，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个人的友谊、恩怨竟是这样臣服于时代。

　　编者注：
　　文革的两大派就是这样来的。
　　白见平这一派已经大白于天下，基本已成型；“书生”还在摸索之中，还不见形态。
　　虽然之前有着“千里伏线”，要理清这条长线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情，只好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了。在此之后，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我们将会看到五花八门的“保守派”、“造反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实际上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的。而且还在不断延续，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书生日记（6月13日）
　　今天上午，工作组组长匡正来我班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这是继发动共青团员之后又一重大举措，他们要把各班级的学生和各科组的教师充分发动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在动员大会上，匡组长宣布撤消由“筹委会”任命的班“文革领导小组”，建立由白见平（副班长）、苗仪桐（团支部书记）、石晨曦（班长）、书生（团支部委员）4人组成的新的班文革领导小组，由白见平任组长。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①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刚刚决断又要牵手。幸好白见平眷恋着他的“筹委会”，对这个芝麻绿豆般大小的班文革组长职务不屑一顾。加之亲密战友柳艳青又被褫夺了权柄，这个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留恋了。自打那天晚上支部会议与书生彻底决裂之后，他再也没有踏足这个教室的大门。“筹委会”一开始就占据了1号教学楼底层的一间教研室，白见平在这个宽敞的教研里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办公地方，从此他就在这里天马行空、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上演更为壮观的“逛新城”。
　　新的班文革小组令苗仪桐、石晨曦的地位遭受空前的贬斥，刚刚调动起来的热情也被泼了冷水，各持己见、彼此相非、各行其是的团支部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班文革小组中组长缺席，其他组员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文革小组名存实亡。工作组的这一着并没有比“筹委会”前进一步，他们同样是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权威，都是从外部强加给群众的“紧箍咒”，不可能带领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

　　编者注：
　　① 杜甫《贫交行》

　　6月15日
　　在学生的革命热情消退的时候，教师的热情反而空前高涨了起来。工作组在教师的各个科室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由一些根正苗红的党、团员教师担当。
　　当我班开始的对数学老师柯藻华的揭发批判，因龃龉中道而废的时候。数学科的教师继承了我们的未竞事业，继续对柯藻华进行揭发批判。这些教师毕竟比我们学生经验丰富，也讲究斗争策略。他们以科室的名义召开了和柯藻华的辩论会，我与石晨曦、于为民、顾铁军旁听了他们的这个辩论会。
　　数学科办公室在1号教学楼附搂，由数学科组组长马士林主持的辩论会就在这个办公室召开。下午2时30分，辩论会正式开始，浅陋的办公室挤满了人，连门口外面的走廊都站着人。除了数学科的教师，其他科室的教师也来了，各个班级的学生也闻讯赶来。
　　辩论会有条不紊地进行，起初会场的气氛还比较温和，教师们心平气和地就一些鸡毛蒜皮问题对柯藻华提出批评，批评他“只专不红”、“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排斥其他教师”。柯藻华不同意这些批评意见，逐一进行反驳。会场逐渐升温，辩论渐渐激烈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会场嘈嘈嚷嚷，为了把喧嚷压下去，柯藻华直着嗓子干吼：
　　“现在究竟是开什么会啊？如果是开辩论会，就让我继续发言，如果是开批斗会，我就不讲了。”
　　“现在开的是辩论会。”
　　马士林坚持原定的宗旨。
　　柯藻华信以为真，便继续大声地说——他的嗓门本来就比其他人大。
　　“数学科的教师是在迫害我，这是政治陷害。”
　　柯藻华作茧自缚、惹火烧身，把自己推到刀丛剑树之上。
　　“你拿出证据来！”
　　在座的数学科教师顺势而上，把他逼进了死胡同。
　　“马士林（党员）、李诗厚（团员）是保皇派。科组选教职员工代表，只选落后的，不选先进的。卢启端（数学老师）有两个老婆，也选为代表。”
　　“啊！”
　　会场举座哗然，辩论会成了开锅的粥，马士林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控制住会场。这时工作组的匡正组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挥动双手，极力让大家安静下来。原来，工作组的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辩论会，不难看出，辩论会是由他们一手策划的，也许最初是想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料到这个柯藻华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关键时刻再不能袖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匡组长披挂上阵了。工作组竭尽全力使会场渐渐恢复了秩序，这时匡正郑重宣布：
　　“经工作队北片分团批准，今天的辩论会从现在开始改成批斗大会，会场从数学科教研室转移到1号教学楼4楼礼堂，继续对柯藻华进行批判斗争，并且改由工作组主持。”
　　这时已是下午6时30分了。
　　被激发起革命热情的人群，狂热得忘记了时间，忘却了饥饿，跟在工作组后面迅速拥入4楼礼堂。可容纳二三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后来者依然要站在大门外旁听。
　　一上礼堂，会场的气氛就骤然不同了。口号声此起彼伏，高亢的声浪撞击着礼堂的四壁、震撼着礼堂顶上的天空，在这个大城的上空激荡。
　　“坚决打击柯藻华的嚣张气焰！”
　　“柯藻华必须低头认罪！”
　　“打倒柯藻华！”
　　面对群情激奋，柯藻华面无惧色，声嘶力竭地呼号：
　　“我要上诉中央！”“我是革命派，我怕谁！”
　　柯藻华的喊叫声与会场的口号声汇合成一种奇特的和弦、奏出一曲奇妙的交响乐。
　　工作组没有让柯藻华继续讲下去，而是号召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一位貌似知情的学生站起来向他发起了进攻。
　　“运动开始的时候你拉拢过什么人？干过些什么勾当？”
　　“我去过李伟（数学老师）的家，找李翠云（数学老师）谈过话。”
　　柯藻华神态自若地回答。
　　“谈了些什么？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穷追不舍。
　　柯藻华置若罔闻缄口结舌。
　　当事人李伟忍不住站起来揭发：
　　“运动开始时，我对运动认识不清，没能积极投身于运动中去，讲了些错话，科组的同志们批评了我，我心里老大不舒服，思想有抵触。柯藻华就以为我是他的同道中人，不失时机地写了一个纸条给我，再三告诫我要看清形势，不要急于交代问题。晚上他还亲自上门来，假惺惺对我说：‘科组的人都批评你，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跟着别人落井下石。希望你能把那天在高一（2）班开会的情况告诉我。’我简单地讲了给他听。于是，他又说：‘是不是要交代历史问题？如果要，那就大家都摆出来吧！看谁有好果子吃。’临走他还谆谆嘱咐我‘千万不要将今天晚上我到你这里来的事讲出去，以免引起麻烦。’”
　　李伟讲完，有人立即讽刺他：
　　“又说你是革命派，谁都不怕，现在又怕什么了呢？”
　　柯藻华知道这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无言以对，只好继续保持缄默。
　　另一位在运动开始时被人打成“狐狸帮”①的当事人李翠云，这时也站起来揭发。
　　“我被人诬蔑为‘狐狸帮’的时候，他也以为我和他是同路人，写纸条给我，约我到文化公园门口见面，怂恿我想办法摸清领导小组的意图、了解‘狐狸帮’其他成员的情况，鼓动我尽力把他们争取过来。”
　　人群中有人高声质问：
　　“有没有这么回事？为什么要拉拢他们？有什么企图？”
　　按捺不住的柯藻华直言不讳地说：
　　“是有这么回事。但不是拉拢，我只不过是同情她们被诬陷成‘狐狸帮’的遭遇。”
　　柯藻华像一头好斗的雄鸡高昂着自己骄傲的头颅，洪亮的嗓音丝毫没有降低。几百师生和“狐狸帮”们自感衰庸阘懦，工作组也一筹莫展，只好号召群众揭发他的其他反动言行。对人们搜索枯肠揭发出来的东西，柯藻华或是承认，或是否认，果断决绝、挥洒自如。他情绪激越，与亢奋的会场气氛始终保持一致。
　　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30分。②

　　编者注：
　　①后文再详述
　　② 在动乱开始的那一天，“书生”们只是顺应潮流写了一张柯藻华的大字报，对柯藻华的批斗会是那些教师们首先发起的，当然，在他们的后面站着工作组，总之，不是这些乳臭未干的“书生”们首创。然而，当他们将“书生”“妖魔化”之后，硬是把历史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6:52:46

　　书生日记（7月26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的喜讯，《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紧跟毛到大江、大海中去游泳、锻炼，经风雨、见世面。伟大领袖毛以73岁高龄在波涛滚滚的长江破浪前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大地激励着我们“跟着毛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我们这个大城也有一条被前人视作“海”的浩瀚大江。每年这个时节，成千上万的弄潮儿都会奔向这里戏水、竞渡，场面蔚为大观。如今，在毛的感召下，人们更加踊跃、兴奋。
　　把这条城市母亲河誉为“海”的我们的先人们，透过这种称誉，一方面显示了他们“海”一样的襟怀，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这里沧海桑田的变迁。从地质勘探资料鉴定，我们知道，在2100年前的秦汉时代，这里还是碧蓝的海湾。直至今日，城里四处都还留下大海的痕迹。在老城区南面有个“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保存的是形成于6000年前的海蚀地貌；在城市东面，矗立着一座大白石牌坊，上面镌刻着“海不扬波”四个大字；在最繁华的市中心古巷里还深藏着“西来古岸”的石碑。相传南朝时天竺国高僧菩提达摩就在此处登岸，留下了至今还在使用的地名“西来初地”。
　　据记载，秦汉年间，这里的江面（海湾）宽达
　　2000余米，一眼望去烟波浩淼、横无际涯。如今城区河段最宽的地方依然还有400—500米。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游泳爱好者，游泳也是我们体育的必修课，每年夏季游泳池常常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堂。毛畅游长江的消息传来，我们更加按捺不住，等不及市里组织的万人竞渡，我们就出发了。
　　我和同班好友于为民、顾铁军、朱汝圣一齐来到这个被人称为“白沙河”的上游河段。这里江面宽约300—400米，江水滔滔、水流湍急，旋涡、暗流密布，比主河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市里组织的大江竞渡一般都不敢选择这里，而只能在主河道水流缓慢的地方举行。
　　河的东岸有一段漂亮的沙滩，沙子又白又细又柔软，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天然游泳场。“白沙河”的美称也许由此而来。有人在这里建了一座简易的衣物保管间，除了一个保管员，这里既没有救生员，也没有管理员，一切听其自便。到这里游泳的人只在河边游弋，极少有人敢从这里横渡过去。
　　我们虽然酷爱游泳，作为体育课科目的考试也算合格，可是，我们的水性实在很平庸，从来也没敢去大江大海里博击。如今，面对滔滔江水，的确令人望而生畏，可是勇敢跳下去之后，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起初，我们并没有打算横渡白沙河，我们只是想像其他人那样游离江岸几十米之后就返回去，我们还没有单枪匹马挑战大自然的胆量。因为从来的大江竞渡都要经过严密准备，做好安全措施，才敢举行。像我们现在这样几个人就贸然横渡大江，在这个大城里还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做。
　　可是，和波涛博击的快乐与兴奋，使我们忘记了游出的距离，当我们醒悟过来回头望去，发现身后已是渺渺茫茫白浪滔天，往前看也同样是茫无涯际。我问身边的同伴，是继续前进还是回头。顾铁军兴奋地说：“既然已经游到了江中心，往前往后一个样，不如继续往前游吧！”在我们4个人之中，要数顾铁军水性最好、身体最棒，这时他毫无倦意，依然精神抖擞、挥洒自如，游到对岸对他来说简直如囊中取物。于为民、朱汝圣也坚定地说：“游到对岸去！”于是，这些“浪里白条”继续破浪前行。我们前后呼应、携手并进。
　　越往江心游去，水流越是湍急，这里好象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波涛滚滚、浊浪排空，巨浪一次又一次把我们吞没，急流拼命将我们推向下游、推向危险的旋涡。下游不远处就是那座遐尔闻名的大铁桥，巨大的桥墩被密密麻麻的旋涡、暗流环绕，稍不留神卷进去，势必葬身江底。
　　我们真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与急流抗衡，我们决定逆流而上，向上游的一个沙洲冲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条通往对岸的直线。这种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迅速耗费着我们的体力，我们只能靠不断变换游泳姿势来保存自己的体力。
　　母亲河是这个大城的生命线，水上运输极为繁忙，尤其是我们现在横渡的白沙河，大小船只往来穿梭有如过江之鲫。这又给横渡者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撞到船上。大船一过，掀起的巨浪迅即将我们吞噬。大江博击的确是勇敢者的运动。
　　冲破“封锁线”，有如拨开迷雾见太阳，眼前展现的是风平浪静、碧波万顷。这时，我们好象才突然发现，原来，咆哮的江水竟是如此的清澈透明，无意冲进嘴里的江水也清甜爽口。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亲密接触，让我们真正体会人与自然无间交融的惬意。
　　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博斗，我们终于登上了对岸。后来，我们又从对岸游了回来。我们用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真正领略了大风大浪的滋味，在我们的人生画卷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编者注：
　　把游泳与“文革”扯到一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可是7月25日《人民日报》确实发表了这样的社论，可见之间还是有关系的。其意义大约与“忆苦思甜”相近。

　　书生日记（7月28日）

　　大自然沧海桑田格外垂青这片土地，至今还留有3条大江和1条河流在城下交汇。给这里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可也常常使这里洪水泛滥。这时恰逢汛期，河水上涨，从东边流过来的那条大江，洪水把上游河段的堤坝冲开了一个缺口，溃决成灾，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学校号召师生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抗洪抢险战斗，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文化大革命激起满腔热情的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抗洪战斗。根据市抗洪指挥部的指示，我校派出一支由120人组成的抗洪突击连队，我们班出10个人组成突击连的炊事班，我被任命为班长。立即开赴抗灾前线。
　　从火车上下来，站在铁路上向四处望去，所有的地方都被洪水淹没，整个大地变成了汪洋大海，我们恍若站在挪亚方舟之上见证了上帝耶和华对人类的惩罚。
　　我们头顶行李，蹚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摸索前行，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已经找不到了，只有公路两旁的树木还悄悄地告诉我们，路就在它们挺立队列的中间。就这样，我们在水中跋涉了好几里地，才爬上屹立在江边的大堤上。
　　大堤坝比淹没在水中的公路、稻田高出五六米，足有两层楼房那样高。整个连队就在大堤上安营扎寨，搭起简易帐篷。我们炊事班单独搭了1个大帐篷，一边住宿，一边作厨房。大堤上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一直向远处延伸，见首不见尾，其恢宏气势恰似当年刘玄德的七百里连营。
　　我在大堤上写下这些文字，权当火线日记吧。

　　7月29日

　　江堤崩塌的缺口有20余米宽，汹涌的江水像脱缰之马咆哮奔腾、势不可挡，从溃决之处冲向农田、村庄，冲向广袤的大地。江堤的一侧是滚滚江水浩浩荡荡；另一侧是被洪水淹没的大地渺渺茫茫、无边无际。我们的帐篷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轻舟。
　　抗洪抢险战斗已经打响，抢险救灾的大船源源不断向这里汇聚，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缺口堵上，否则，肆虐的洪水还会继续摧毁缺口两侧的堤坝，将缺口撕得更大。时间紧迫、间不容发。然而，堵缺口的材料又只能用船从其他地方运来。起初，运来的石块由于份量不够，抛入水中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湍流容不得它们在此停留，只有巨石才能抵挡得住湍急的洪流。抗洪大军日夜不停连续奋战，整条大堤、整个江面灯火通明。使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之战。我们学校这个突击连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炊事班负责全连120人的伙食，工作也是昼夜不分，整天就是烧水、做饭、送饭，忙个不停。厨房里打了3个灶，埋下3口大铁锅，1个煮饭，1个炒菜，还有1个烧开水。柴米油盐、蔬菜以及其它用品全都是用船从江中运过来，这是由市抗洪指挥部统一调配的，物资供应充足且有保障。煮饭、烧水、洗澡全都是用江里的水，由于洪水泛滥，江里的水看上去很浑浊，打上来却是清澈透明的，吃、用都不成问题。整个抗洪大军吃喝拉撒全在大堤上，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抗洪抢险战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工作、生活紧张、活泼、愉快，其乐无穷。

　　8月6日
　　几天来，我们在大堤上头顶烈日，面对炉火，两面煎烤，真有点像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一样，炼成了火眼金睛、铜头铁骨，①可是，我们又浑然不觉。因为是不分昼夜的连续作战，所有的按部就班的作息时间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么些天我还不曾正儿八经在床上睡过觉，热辣辣的灶台简直就是安身立命之所。一天煮四五顿饭、烧四五担开水，累了、倦了在灶台上打个盹、合一合眼，醒来接着又继续干。劳动量太大，胃口特别好，可是，吃下去的东西却无影无踪，七八天都排不出大便，肠子大概早已被烤焦了。
　　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昨天夜里大坝终于合龙了。大坝合龙的时刻是令人振奋的，当最后一块巨石投下的瞬间，肆无忌惮的江水像一条驯服的巨龙被锁回了原来的地方，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人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
　　今天我们胜利归来。②

　　编者注：
　　①《西游记》第七回
　　②面对灾难，“书生”们大义凛然、奋不顾身，他们是有担当的。他们默默为人民、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没有人给过他们荣誉，他们也从未向苍天、大地索取过任何回报。如果不是这几篇日记，此事早已湮灭在滔天洪水之中了。

　书生日记（8月9日）

　　当《鬼见愁》刚冒头的时候，我只是凭直觉感到它是错误的，由于自己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所以第1次公开亮相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为此，今天一大早我就急急忙忙和于为民、顾铁军一道前往市委上访、学习。
　　在市委文化大革命群众接待站，一位名叫韦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
　　我开门见山请教韦行同志：
　　“请问市委领导同志是否知道《鬼见愁》、‘对联’的事情。”
　　韦行回答：
　　“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那么，请问你们对这副‘对联’的看法如何？”
　　“我们认为这副‘对联’、这首《鬼见愁》歌曲没有阶级性，不讲毛泽东思想，不是好‘对联’、不是好歌曲。”
　　从市委接待站返回学校，我们立即着手写大字报批驳“对联”。
　　我们把韦行的意见、把我第1次演说的意思融入这张大字报，我们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对联”进行比照，还以毛著作《实践论》的观点对“对联”进行分析、解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对《鬼见愁》的态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字报，①经过商议大字报署名“红尖兵”，写好后立即贴到1号教学楼左侧墙壁上，与《鬼见愁》歌曲遥相对应。
　　这个时候，校园里辩论“对联”的大字报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了。然而，大多数人都是率性而为，像我们这样严肃认真的文章还是绝无仅有。因此，当我们把大字报一贴出去，便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人读完大字报后，干脆就用钢笔把自己的意见写在我们的大字报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论战就在我们的大字报上展开了。

　　编者注：
　　① 由于时代的局限，“书生”们还无法认识“对联”反映的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他们的批判是肤浅的。但是，他们毕竟勇敢地站出来，打响了“第一枪”，实属难能可贵。

　　8月10日

　　学校大门口小广场依然风景壮丽，我们的大字报又一次捅了马蜂窝，反驳、攻击、谩骂“红尖兵”的大字报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整个小广场，场面的激烈与火爆①，从我抄录的这两份大字报便可略见一斑、感同身受了。
　　第1张

　　“可敬”的“红尖兵”们：

　　你们挂着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红尖兵”。可是你们干的是什么呢？你们凭什么说我们的《鬼见愁》是毒草！我们再一次声明：我们的歌是鬼见愁！鬼见仇！鬼见愁！你们为什么对这首歌如此感冒呢？！
　　你们这帮资产阶级式的臭文人，没事找碴！我问你，“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为什么没有阶级性？那么“革命群众”、“革命的师生员工”……也不是没有阶级性吗？不也是不知道革谁的命吗？我们的老子就是革资产阶级命的英雄！今天我们就是要接我们老子的班，就是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好汉，把一切牛鬼蛇神踩在脚下！！“老子反动儿造反”，老子反动儿子还不造他的反，难道和老子同污合流吗？“要革命你跟党走，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对于那些花岗岩头脑抱着资产阶级僵尸不放的混蛋，不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里赶走，还留住干什么？江青同志说：“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开。”这句话和我们的意思没有什么区别。
　　你们对这首歌这样反对，胡说什么毒草，这并不奇怪。因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对于无产阶级的新鲜事物当然接受不了啦！因为你们是站在旧的立场上看今天嘛！我们骂混蛋，你们为什么说我们的革命歌曲是毒草，你们的观点才是混蛋的！当然不能肯定你们的观点一贯以来都是旧的，起码暂时是旧的！就是你们在写这张大字报（“鬼见愁”何愁？！）的时候是旧的！！！
　　以上是我们的观点。
　　红卫东
　　66.8.10

　　编者注：
　　① 本地方言
　　第2张

　　崽子们，你们心痛吗？
　　有同学对《鬼见愁》这首歌十分怒火，说什么是“毒草”、“低级趣味”……请问，这首歌是否骂痛了你的心？要不，为啥一听就暴跳如雷？非要灭迹不可。这首歌名叫《鬼见愁》，鬼见了就愁，你心中若无鬼，为何怒火冲天？你们说讲粗言是低级趣味，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是怎样的恨和狠，对着敌人，对着不革命的人，我们就要骂一千个、一万个“滚他妈的蛋”，“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给我们滚远点！见了这首歌发愁的、发怒的也给我们滚开吧！对着这些人用不着那样雅致！
　　资产阶级的崽子们，你们对筹委会是那样的仇视，要赶走他们，杀死他们；对“红旗”你们又是那样恨之入骨，借口不符合党重在表现的政策，千方百计要勒死这个新生的革命组织，对待革命歌曲你们又是这样的态度。请问，对待革命的东西，你们为什么激烈地反对，这么感兴趣“争论”？而对于揭发党支部却那么死气沉沉，一声不出，这就是因为“老子反动儿混蛋”，你们还是站在你老子的立场上看问题！！！
　　高一（2）班关金珠邓志庄小苗
　　66.8.10

　　编者注：
　　“书生”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自己写的大字报《“鬼见愁”何愁？！》原稿，却如实抄录了别人攻击他们的大字报，从而显得更为珍贵。
　　我一字不漏抄下这两张大字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敢丝毫改动。
　　第1张大字报显然出自白见平之手，虽然文章处处都流露出别人为他润色的痕迹，然而，正是由于别人的点染，才使他的文章略具文采。专横跋扈的语气和文风跃然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看来他也知道“红尖兵”是谁，彼此心照不宣。自从工作组进校的那天晚上翻脸后，今天这场捉笔为刀的白刃战，远胜于当初的唇枪舌剑。如果说，那天晚上团支部会上的争吵，还只是意气用事、谁是谁非都无关紧要。那么，今天的事就完全不同了。《鬼见愁》是他们号令天下英雄好汉的旗帜，岂容他人亵渎、污蔑。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博斗。
　　如果说这第1张大字报还给我留了一点面子，仅仅把“红尖兵”称之为“资产阶级式的臭文人”。那么，庄小苗等人的第2张大字报就毫不客气了，几乎是泼妇骂街似的将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崽子们”，而且还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寥寥数语便囊括了两个月来争执最厉害的3个问题：“筹委会”、“红旗”、“炮轰学校党支部”。
　　从校筹委会的《告全校师生员工书》中我们知道，这位庄小苗是鼎鼎有名的筹委会委员之一，当初我们对从天而降的“筹委会”提出过疑问，她当然一直耿耿于怀、记恨在心。然而，我们的意见却被证明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昨天我们才刚刚庆祝过《十六条》的公布①）《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②由此可见，没有经过群众选举的“校筹委会”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编者注：
　　① 参阅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页
　　②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九条
　　“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可参阅法国人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这里提到的“红旗”实际上是一个与“红尖兵”性质相似的学生组合、几个观点相近的学生凑在一起为写大字报而署的名号。把它誉为“新生的革命组织”，恐怕还为时尚早，据说它只不过是一位名叫李西泽的高一（2）班学生的化名。与写第2张大字报的这几位作者是同窗好友，怪不得他们对他呵护备至，也算是“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了。然而，白纸黑字却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大白于天下了。
　　至于“揭发党支部”，我们确实要甘拜下风了。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包括“红旗”在内的这帮麇集在《鬼见愁》大旗下的各路英雄好汉们风风火火、纷纷扰扰，写了不少有关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可是，他们到底揭发了党支部的什么问题呢？只有天知道。相反，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和党支部书记申振东、秘书仝芝全以及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一直关系密切、藕断丝连、沆瀣一气。虽然表面上他们气势汹汹、虚张声势、大轰大嗡，实际上是明批暗保，骨子里对申振东等人的爱护有加无已。本人一介书生，只知读书，“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当然没有他们那样的雄才大略。对这位一直养病在家、“文革”开始才突然现身的申振东简直一无所知，如何揭发，岂不勉为其难。把“死气沉沉、一声不出”的帽子扣下来，又能如何。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大字报围剿，所有的人突然缄默了，“鬼见愁”占据了所有大字报栏，整个学校笼罩在一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色恐怖之中。我们有如泰山压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编者注：
　　① 出自《桃花源记》

　　书生日记（8月12日）

　　当《鬼见愁》从校园向街头挺进的时候，社会上批判工作队、批判省委书记的大字报却悄然潜入了沸腾的校园，打破了《鬼见愁》的一统天下，展现了一抹曙光。我也尝试着写了一张关于工作组的大字报，提出要工作组向全校师生讲清楚他们在学校的所作所为。我们虽然知道工作组被撤销了，①但是，工作组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却不甚了了，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有必要让工作组讲清他们进校后的作为，然后再根据这些事实，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错误所在。我的大字报语气委婉、态度诚恳、实事求是。
　　然而，就是这样一张不温不火的大字报还是惹恼了柳艳青，她冲着我大呼小叫：
　　“工作组有什么错？你有什么权利要工作组向全校师生交底！”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觉得很纳闷，我不知道自己触犯他们那一条清规戒律，也不知道他们和工作组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说：“难道我连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是别有用心、心怀叵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的大字报一箭三雕，矛头既指向了工作组，同时又伤及了学校党支部和‘筹委会’。”
　　“原来是这样，你也算不打自招了。想不到他们三家竟是一丘之貉，‘一损皆损，一荣俱荣’。②但是，如果他们三者皆有错，难道不能批判吗？”
　　“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批判他们！”
　　“……”
　　对柳艳青的强词夺理，我无言以对。我明白这就是“鬼见愁”，柳艳青也是好汉一条啊！

　　编者注：
　　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于7月28日（1966年）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摘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04页
　　② 《红楼梦》第四回

　　8月15日

　　柳艳青恣行无忌，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脚步，批判工作组的热潮照样在校园中呈现。然而，今天早上校门口小广场又成了全校瞩目的焦点，小广场中央出现了一张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大字报：

　　宣言书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敢攀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今天，我们庄严宣告：107中学“红卫兵”光荣诞生了。
　　一、我们的指导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
　　二、我们的行动纲领
　　光辉灿烂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三、我们的革命目标
　　谁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管他妈的什么“权威”、“专家”。当前的主攻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保皇派。
　　我们要把旧世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四、“红卫兵”组织的性质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首创的革命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阶级队伍。凡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以及彻底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表现突出并为广大革命群众公认者（指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都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五、“红卫兵”的组织原则
　　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三八”作风，提高纪律性，服从命令听指挥，行动军事化。
　　“红卫兵”领导机构的产生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制。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毛万岁！万岁！万万岁！
　　107中学红卫兵
　　邓子华庄小苗严厉黄鹏飞辛国镛
　　薛良骥白见平舒兵马克西赵新东
　　1966年8月15日

　　或许是风云变幻过于急促，或许是大势所趋、潮流所至，对小广场上出现的东西，大家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这份红卫兵宣言书并没有在校园里引发特别的震动。其实，随着日益增多的传单、小报以及小道消息跨过牛屎河飘进校园，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的影子早已纷至沓来，“红卫兵”的名字也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了。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群众组织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虽然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但是，建立一个组织毕竟不象写一张大字报那样简单，是否还要履行什么样的手续，我们也不得而知。
　　今天这里冒出的这个“宣言书”，从署名看出，仍然是“筹委会”那班人的杰作，他们敢为天下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红卫兵”显然与“筹委会”不同，“筹委会”是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机构，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而“红卫兵”却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全校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要革命的人（青少年）势必都要加入其中。就像入党、入团那样，否则就意味着脱离革命队伍、脱离革命。这是摆在全校学生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申请加入这个“红卫兵”组织，接受这些人的审查、抉择；要么放弃革命，成为落后分子。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更成了一个痛苦的选择、屈辱的选择。
　　柳艳青、麻莉芬是“革命军人”的子女，响当当的“红五类”，当即就戴上了红袖章，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战士。作为工人子弟的黄建文、蓝德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现在，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天下者，‘红五类’的天下”。

　　书生日记（8月18日）

　　今天，我们从电台广播中得知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①毛的接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支持。这一天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和喜悦中。
　　一位名叫吕小平的高一（2）班学生兴致勃勃地对我说：
　　“你听见了吗？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啊！”
　　“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不过，我不知道北京的红卫兵是不是和庄小苗他们搞的那个红卫兵一个样。”
　　我疑惑不解。
　　“到北京去看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我们也能去北京吗？”
　　我不敢想象。
　　“毛接见的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吗？他们可以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这个和我一样戴着副近视眼镜的小青年，与庄小苗、严厉、李西泽等英雄好汉是同班同学。“文革”开始以来，这个班显得最为活跃，革命性最强，批斗教师就从这个班开始。吕小平也当属“红五类”，可是，“一龙生九子”，打一开始他就和庄小苗之流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以“红尖兵”之名写大字报批判《鬼见愁》，他以“纯真小组”的名义写文章对我表示支持。一来一往，渐成知交，上了同一条船。他的思想比我的更活跃，精神上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才会有刚才和我的那一段对话。
　　我们相约一道上北京。他还把高二（1）的许世杰找来共商此事，决心上北京探个究竟。许世杰也属反《鬼见愁》派，我们一拍即合，并立即分头行事。

　　编者注：
　　①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史称毛第1次接见红卫兵。
　　参阅《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8月19日

　　北京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尤其是“文革”开始以后，我每时每刻都注视着北京、天天都聆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特大喜讯传来，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象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北京，飞到了毛身边。
　　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向火车站，那里的人告诉我，要凭单位证明才能买火车票，还告诉我，在此之前，本地的大学生已经一批接一批往北京取经、学习去了，只是中学生还尚未见动静。经人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了。往后还要多到大学去看看才是。
　　买不到火车票，我只好返回学校。自从工作组撤销之后，学校一切权力重归“筹委会”，印把子就攥在“筹委会”主任舒兵手中。我本不知“印把子”的重要，只是看了电影《夺印》之后，才明白“印把子”非同小可，甚至生杀予夺。如今，为了开证明，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这位大主任了。
　　这位舒兵主任，我已是久闻其名、久闻其声，并在无数个大小场合瞻仰过她的尊容了。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十几岁的女生，干瘪黝黑的窈窕身材与叱咤风云的河东狮吼根本搭不上界。在这个年纪的大姑娘，如果发育正常，本应是体态丰盈、含苞欲放、楚楚动人，也许是操劳过度、穷竭心计，才令其失去了妙龄少女的风韵。
　　我对她是敬而远之，从来没有与她直接打过交道，如果不是因为她掌握着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大权，没有她开具的证明就买不到火车票，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与她打交道。
　　见面后，我说明了来意。这位主任大人心不在焉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脸上浮现出一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气，撑不开的小眼睛在眼镜片后面一眨一眨的，放射出既轻蔑又凶狠的目光，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们没有看到中央的文件①，也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没理由给你们开证明。”
　　说完她便倏然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把我撂在空荡荡的办公室置之不理。我无所适从、进退维谷。过了一会儿，她才回转来。抬头见我还站在那里，便很不耐烦地冲着我说：
　　“你想上北京，我都想去呢！”
　　说完，也不等我答腔，捧起一叠材料，转身又走了出去，好象忙得不可开交。又过了几分钟，只见她空着双手再次走进办公室，这时她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
　　“你是什么成份？我们‘红五类’、‘红卫兵’都还没有出去，怎么可能让你们先出去呢！”
　　“我是什么成份，你让党支部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吗！还需要问我。”
　　“党支部写的不算数，你还得回你父亲单位开证明来才行。”
　　既然能回父亲单位开证明，还找你们干啥！分明是有意刁难。我本想再据理力争，无奈主任大人已下逐客令了：
　　“你走吧！我是不会给你开证明的。”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我没有因此而泄气，而是立即拉上吕小平一道上市委接待站，希望在那里获得支持与帮助。刚巧我们早先认识的韦行同志在那里。我们喜出望外，以为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忙将心中的苦楚向他倾诉。韦行亲切地鼓励我们：
　　“你们的想法是正确的，青年人就应该敢想、敢闯。到北京去取经学习是应该的，我们支持你们。”
　　我见机顺着竹杆往上爬：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个证明呢？”
　　“这样吧，我把你们的情况和要求向市委书记汇报一下，你们明天再到这里来，我给你们一个准信。”

　　编者注：
　　①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
　　（《“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15页）
　　此时《通知》尚未发下来，大串联尚未正式开始。

　书生日记（8月20日）

　　上午，我和吕小平满怀希望如约来到市委接待站。可是，这时韦行已经外出了。
　　下午，我们再度前往。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韦行刚巧又去听报告了。我们忖度，听完报告他总该返回这里吧！于是，我们便在那里伫候他的归来，就这样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钟，还是不见他回来。这一天我们就在望眼欲穿中度过了。
　　8月21日
　　有了昨天的教训，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惰，大清早就赶到市委接待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遇着了正准备外出的韦行。见到我们，韦行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对我们说：
　　“我请示过市委柏书记，也询问过市委的有关部门，他们告诉我，按规定，市委是不能给你们开证明的，你们的证明只能由学校开出。”
　　我说：
　　“学校不肯给我们开证明啊！”
　　“那么，我建议你们去一下铁路局，找那里的领导摆明情况，看他们能不能通融一下。如果还不行，你们再打电话或直接来找我，我再帮你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韦行的诚恳与热情，使我们为之感动，虽然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心情还是舒畅的。
　　后来，我们真个按韦行的指点办法去尝试过，但是，依然碰的焦头烂额。

　　8月23日

　　几天来，我们像“无头苍蝇”①似的到处乱碰乱闯，尝遍了世态的炎凉和人间的白眼，奔波劳累，却毫无收效。证明开不到，车票买不到，外出的梦想眼看就成了泡影。也怪我们阅历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只好补上这一堂人生必修课。幸好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继续向前发展，而且是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没有放弃努力、百折不回，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四处碰壁之后，我们乖巧了许多，回过头来再找学校党支部，我们终于明白，这是一道翻越不过的樊篱。再见到仝芝全的时候，她说：
　　“档案材料全都交到上边去了，查不到你们是什么成份，无法给你们开证明。”
　　这时，党支部书记申震东刚好也在场，她接过仝芝全的话头说：
　　“他们的家庭成份没事的，给他们写吧！”
　　仝芝全又说：
　　“要写也得经筹委会同意才能写！”
　　吕小平即时回答：
　　“行！”
　　自作聪明的吕小平以为随便找个筹委会成员点头同意就解决问题了，他有一个相好彭得玺是筹委会委员，他便以为此事易如反掌。
　　我从未接触过申震东，也不了解这位党支部书记。“文革”之前，在全校2000余名学生之中，我默默无闻、微不足道；“文革”兴起之后，我又没能像白见平、李西泽那样出尖露众、引人瞩目，申震东怎会认识我呢？可是，刚才她的那句话却是千真万确、振聋发聩，令我既吃惊又感动，甚至对我日后思想的形成也可能会产生一种缓冲作用。当然，现在我只能根据潮流去思想：申震东是当权派，运动当头她必须顺潮流而动，争取群众、保护自己，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能讲出这样的话，说明她的头脑是清醒的，对运动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时机的把握也是准确的。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很好地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舍近求远，寄望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编者注：
　　① 本地方言

　　8月24日

　　我们很容易就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这个彭得玺是高三（1）班学生，也是一个“文革”活跃分子。“文革”前他是学校团委仅有的一位学生副书记，可谓是鼎鼎有名的重量级人物了。在这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他能站到这个位置上，足见他的家庭成份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只不过还够不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档次，得不到白见平、庄小苗等人的认同，攀不上“鬼见愁”的大船。因此，“文革”开始时他进不了“筹委会”的圈子。工作队进校后，硬是在“筹委会”里给他安排了一张交椅，使他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委员”。
　　在学校团委的几年浸润，造就了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加之与生俱来的精湛权术，使他在“文革”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对老朋友吕小平提出的请求，他深谋远虑地回答：
　　“我哪有权利同意你们出去啊！我都自顾不暇，还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搞证明呢！等我先行一步，你们缓一缓再来怎么样？”
　　我们一直把他看作自己人，也清楚他在“筹委会”里的处境，别看他长得牛高马大，其实也不过是“银样鑞枪头”①。他既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不便再为难他了。
　　神情沮丧的吕小平这时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
　　“啊！是了，昨天申震东不是同意给我们开证明吗？支部书记都同意了，秘书有什么权利阻挠呢！这个仝芝全真不识趣。”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我说。
　　其实，我们全都清清楚楚地听到申震东对仝芝全说的那句话，但弄不明白仝芝全为什么还说要经“筹委会”同意才行。
　　“我们再找她们磨蹭磨蹭，看还有没有希望。”
　　许世杰建议。
　　来到办公室，还没等我们开口，这位党支部秘书提起笔来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就给我们开出了证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此之前，她已经给“筹委会”的几位委员（包括彭得玺）以及其他几名学生都开出了证明，所以我们才来得这样顺当。
　　手捧上北京的证明书，我们欣喜若狂、心花怒放。15元1张的北京硬座学生票，几乎是我1个半月的伙食费了。吕小平家境宽裕，不觉得如何，我和许世杰就感到有点压力了。
　　火车票是9月4日的，离出发还有几天时间。

　　编者注：
　　① 出自《西厢记》

　　书生日记（8月28日）

　　正当我们为上北京的事情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白见平率领他的107中学红卫兵从学校杀向了社会，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掀起波澜壮阔的“破四旧”①狂潮，令诺大的城市处处充斥着“鬼见愁”。
　　这又是从北京刮起的风暴。“8.18”毛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以后，这个城市的“红卫兵”也不约而同地穿起了草绿色的军装，戴上草绿色的军帽，扎起2寸来宽的军用皮带，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一身戎装的白见平显得比以往更加威武雄壮，柳艳青则更显英姿飒爽、风情万种。他们就以这种姿态杀向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红八月”增光添彩。他们把矛头首先是对准“四类分子”，抄家成了他们“破四旧”的主要内容，然后才是冲击寺庙、文物古迹。所到之处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硕果累累、功勋卓著，为全校学生做出了英勇的表率。
　　傍晚时分，辅导班的钟朝、敬军和晓风跑来对我说：
　　“你看他们都去抄‘四类分子’的家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我们的班主任詹天涛就是‘四类分子’，我们准备去抄他的家，你也来参加吧！”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上北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外出串联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万事已备，只欠东风，时间一到，我们就出发。这些日子，虽然我一门心思在争取外出串联，可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个震天动地的“破四旧”运动，我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段乐章，甚至是一阙激越的乐章。我不愿置身事外，成为“多余”的人。②恰好这几天闲来无事，便高兴地答应了钟朝他们的邀请，跟随他们去抄家。
　　编者注：
　　①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最早见于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红卫兵秘录》第373页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转引自《史无前例的年代》第96页
　　② 借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詹天涛的家就在学校后面的教工宿舍楼里。晚上8点多钟，钟朝带着七八个人来到他家门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正是房子的主人詹天涛。霎时间见到这么多人，他立即预感情况不妙、凶多吉少。脸色刷的一下变得煞白，在幽暗的灯光下越发显得凄怆。他害怕得全身直打哆嗦，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破四旧！”
　　钟朝大声回答。说完就带头冲了进屋。一位中年妇女见状赶忙站过一边，不言而喻这是女主人了。正在写字的一个小女孩吓得“哇”的一声扑到女主人怀里，这个被吓坏了的小女孩显然是他们的女儿了。房子很小，显得极其逼仄，几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房间挤得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了。房里的东西一目了然，一张桌子，几张板凳，都是一些破旧不堪的家具。来人们四处翻了一下，见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四旧”，大家都感到一点失望。我跟在他们后面随手翻了一下小书架上的几本书，不外乎是些中学教科书，只是在一个角落有一本《三国演义》，人们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找到了一点“四旧”的东西。为了不至于无功而返，钟朝、敬军主张把桌子、凳子、缝纫机、收音机、电风扇以及床上的几张棉被没收拉走。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便把钟朝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这些东西不能算‘四旧’吧！”
　　晓风也支持我的意见：
　　“这些东西还是不要没收的好！”
　　可是，钟朝态度很坚决，他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反革命分子，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生活得那样舒适呢？”
　　被他这么一说，我也哑口无言了。当初团支部会上，石晨曦也说过“他们不是人”这样的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始终搞不清楚此话是对还是错。然而，我知道，这可是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啊！我和晓风都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于是，他们七手八脚就把那些东西抬了出去。至于失去了生活资料的詹天涛一家往后如何生活，他们就不闻不问了。
　　抄家历时近1个钟头，整个过程詹天涛都默默地站在一旁，神态木然，小女孩一直偎依在母亲怀里呜呜地哭泣。直到最后，屋里大部分财物都被搬走时，那位当母亲的才呼天抢地号啕大哭起来。其情可悯、惨不忍睹。我不敢存丝毫恻隐之心，因为“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抄来的东西被送到城市西边的一个体育场。这个本来是老百姓强身健体、进行体育运动、举行体育竞赛的大好场地，如今却用来堆放“破四旧”的战利品了。不知钟朝从哪里弄来一辆大卡车，一下子就将从詹天涛家抄来的东西送到这里来了。借助昏暗的路灯，我们依稀看到诺大的足球场上堆积如山的“破四旧”战利品，全是一些古董、家具、书籍、字画……应有尽有。看来主要都是抄家得来的。体育场的大门有人把守着，但送来的东西却无人接收登记，车马盈门、川流不息，实在也无法登记，只能任由硕硕战果乱堆乱放，似乎也暴殄天物了。钟朝这伙人是新手，尚且不知如何中饱私囊，一针一线全都如数交到这里来了。
　　完事后已是深夜了。

　　编者注：
　　这是书生在“文革”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不管后来他的遭遇如何悲惨也无法解脱。只有忏悔，才能获得救赎。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6:58:53

　　书生日记（9月1日）

　　这两天，在钟朝、敬军生拉硬拽之下，还继续参加了两次这样的抄家行动。毕竟对此类行为不感兴趣，而且心中尚存一丝怜悯，不愿良心继续遭受折磨，同时也确实搞不清“四旧”到底指的是什么。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书，那天晚上在詹天涛家里被当作“四旧”没收了。可是，这本书自己家里也有，从小我就爱读这样的书。毕业考试前的那个夜晚，突然心血来潮，竟用了一个不眠之夜将其重读了一遍，把第2天的考试都置之度外。既然现在要把这些书作为“四旧”没收，那么自己家的又该怎么办，总不能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吧！困扰着我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四类分子”吗？白见平之流一直都是这样主张，石晨曦、谈伟光们也是这样认识。然而，《十六条》明确告诉我们，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詹天涛不属此列啊！如今整个社会好象都遵循着白见平的意志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越来越糊涂了，赶快走吧！到了北京一切都会明白的。

　　编者注：
　　①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上面写了个批语：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八月卅日
　　周恩来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鼎、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16-117页。
　　显然他们是知道抄家的。

　　9月4日

　　初秋的夜晚，天高气爽、碧空如洗。天公有情，怜惜书生，给了我们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愉快出行。我和吕小平、许世杰如愿以偿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如梦如醉，直至火车开动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敢断定列车是否真的开往首都。①
　　车厢里沸沸扬扬、乘客摩肩擦背，人群中充满着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看上去都是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初出茅庐，和我们一样是雏鹰展翅，直冲苍穹。“莫叹儒冠久误身，鹏程万里终当奋”。② 列车是满载的，人们都按车票对号入座。火车启动的时候已是深夜，驶离万家灯火的城市之后，就进入了茫茫夜幕之中，黑沉沉的分不清哪是村庄，哪是原野，只有隆隆的呼啸声伴随着我们，朝着理想、希望与光明奔驰。
　　最初的兴奋激动过去之后，疲乏与困倦接踵而至，在有节奏的轰隆声中，人们昏昏欲睡。我们三个小伙伴挤坐在一张硬座椅子上，随着列车的颠簸，晃来晃去、摇摇欲坠。起初，我们以为打个盹睡意就会过去，后来，终究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轮番进攻，谁也顾不上车厢地板干净还是邋遢，一个个不知不觉地就从椅子上滑入了椅子底下酣然睡去，只留下年纪最小的吕小平在椅子上躺下。

　　编者注：
　　① 这天刚好是中央发出大串联通知的前一天。
　　② 明?杨珽《龙膏记?开阁》

　　9月5日

　　飞驰的列车穿过了茫茫黑夜，迎来了黎明的曙光。随着第一缕晨曦的到来，车厢又恢复了当初的生气。
　　经过交谈了解，我们知道这趟列车乘坐的几乎全是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来自我们这个城市。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各自学校里的问题带进了车厢，到处都有人慷慨激昂地演讲；到处都有人滔滔不绝的说教，人人都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谁也不愿放弃展示自己的机会。能够到首都北京去，对这些天之骄子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他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激动。当然，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进程与中学不尽相同，遇到的问题也不全一样。在中学校园里趾高气扬的“鬼见愁”并没有在大学校园横行霸道，①“破四旧”引发不了大学生的兴趣，对于从北京中学流传过来的“红卫兵”他们也满不在乎、不屑一顾。他们的眼睛牢牢盯住的是其院校当权派、工作组；还有就是盯住省委，甚至中央。他们心中同样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样有解不开的疙瘩、困惑和疑难。他们也会碰到困难、遭受挫折，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北京是智慧的化身、是力量的源泉、那里充满了阳光。
　　伴随着滚动的车轮，人们互相交换着各自的情况、阐述着各自的观点，既有磋商、探讨，也有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与辩论。大串连在这个奔驰的列车上就已正式开场了，就在这个流动的大课堂，我们已经学到了不少新东西，眼界也在迅速开阔。

　　编者注：
　　① 像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之类的人，在本地区的大学里似乎还很难找到。

　书生日记（9月6日）

　　到达北京的时候又是深夜了。首都像巨人一样张开宽广的双臂迎接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整座城市灯火通明，宽阔的街道显得庄严、静穆；安祥、大度。这座有着800余年都城历史的城市，到处都流溢出王者的气派，见不到一丝“风萧萧兮易水寒”①的悲凉痕迹。留给我们这些远方游子的只是梦一般的神秘，以及神妙莫测的童话世界。
　　我们顾不得旅途的疲惫，也不管汹涌的人潮流向何方，一出火车站就直奔心仪已久的天安门广场。一到那里，我们就被眼前的恢宏气势所震慑，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横空出世、无与伦比，令人肃然起敬、甘拜下风；天安门广场辽阔、浩瀚、无边无际，令人顿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②
　　虽然我们都是伴随着天安门的名字长大，无论是从书本上，还是从电影里，我们不知多少次与它相见、相拥，天安门一直萦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亲临其境，真正踏在天安门广场的方砖上，再也抑制不住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只觉得宇宙、世界的壮阔、伟大和个人的渺小、低微，相形见绌，个人的患得患失何等微不足道。站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心中的困惑也从此开始冰释、消融。

　　编者注：
　　①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北京古为燕地
　　②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9月7日

　　虽然这时已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们依然流连忘返，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初来乍到，也不知该往何处去。许多人解开随身携带的简易行李，席地而卧，天作被子地当床，把身心全都融入这片神圣的土地。
　　直至后来，一队值勤的红卫兵来到广场，热情地把大家带往其驻地，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这时的北京城，已不见“破四旧”燃起的硝烟，也感觉不到“抄家”引发的震动。这里的红卫兵与我们那里的迥然不同，不是那样飞扬跋扈、趾高气扬，而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这些领着我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种强烈的反差，立即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本来就是带着这个困惑进京的，我们要到这个红卫兵的策源地，考察这个新生事物，弄清其来龙去脉，拨开迷雾，看清其“庐山真面目”。现在不期而遇碰上这些首都红卫兵，我们怎会错失良机、嗟悔无及。我们不失时机迅速进入课堂，开始了认真的学习。
　　“你们是中学红卫兵，还是大学红卫兵？”
　　“我们是中学红卫兵。”
　　一位像是负责人的红卫兵战士真诚地回答了我的询问。忠实、诚恳的禀性溢于言表，憨厚、诚实的品格铭刻在我的心中。王者之邦确实不同于蛮夷之地。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性。
　　“你们同一间学校里是不是只有一个红卫兵组织？”
　　“不是的。我们每间学校都有几个红卫兵组织。”
　　我顿开茅塞，心中的死结瞬时解开。就这最初的几个小时已经不枉此次北京之行了。
　　“那么，你们的红卫兵组织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全都是我们学生自发组织建立的。”
　　“要经过批准吗？”
　　“我们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是按《十六条》的精神建立的，不需要什么人批准。”①
　　“你们的组织原则是什么？”
　　“‘巴黎公社’原则。”
　　一听此话，我就愣住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骤然涌上心头，来不及梳理、辨别，惟有继续向“先生们”请教。
　　“同一间学校几个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如何处理？”
　　“各个红卫兵组织都是平等的。有事就开会协商，求同存异，共同进退。”
　　可见他们这里还没有分成不同意见的两大派。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的两大派是文化大革命与生俱来的，参与者不可能铁板一块。②显然他们不是在粉饰太平，也不是有意抹杀矛盾。也许北京的情况与我们那里不同，或者是“教而知困”，“先生”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只好转换话题。
　　“你们的红卫兵组织都搞了些什么活动？”
　　“‘破四旧’！可以说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从‘破四旧’运动中杀出来的。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破四旧’，这一点相信你们从报上也会看到。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
　　无庸讳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破四旧”，只好请出尊神“红卫兵”。可见“红卫兵”也是应运而生啊！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无产阶级的金箍棒”，才成就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
　　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如此清晰地向我们勾勒出“红卫兵”的轮廓。尽管这些“先生们”只不过就事论事，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坦诚相告，在他们看来也没有阐明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大彻大悟了。如今，我们好象手执上方宝剑，心里踏实多了。

　　编者注：
　　① 实际上是《十六条》批准的。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从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所写的《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其父阿里?布托就是为此奋斗了终生。
　　② 可参阅书生前面的日记。
　　刚才那位首都红卫兵头领在谈话中提到他们的组织原则是“巴黎公社原则”，这句话无意中在我的心头激起层层涟漪。因为白见平的那个“红卫兵宣言书”也号称实行“巴黎公社原则”，遥遥2000余公里的距离竟然不谋而合，观点如出一辙。
　　这个“巴黎公社”就像一个幽灵，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回旋、游荡，眼看就要100年了，依然魅力不减。在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心中，“巴黎公社”就是平等与民主的象征。而当今这场文化大革命叫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因而最具吸引力。以往我们似乎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怪不得别人把我们说成是“沉睡的雄狮”，如今，这头“睡狮”好象突然醒了过来。尽管我们对这些东西的内涵还不甚了了，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已努力将其付诸实现了。
　　这位首都红卫兵头目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内部，头头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头头是整个红卫兵组织的核心、灵魂；但是，他们又是“普通一兵”，和其他红卫兵战士没有两样，他们还可能因为不称职而随时被红卫兵代表大会罢免。红卫兵的一切行动都由集体讨论决定，头头还要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
　　这就是我们到北京后上的第1课。

　　编者注
　　不敢说“书生们”一开始就有这种认识、诉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巴黎公社原则”却是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巴黎公社”的灵魂还是“平等与民主”。只要读一下法国人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以及《巴黎公社公报集》就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在这些热心的东道主的指点和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办好了北京市内免费乘车证，并正式在这间中学的接待站安顿了下来。
　　早餐后，兴头儿上的我们忘记了彻夜未眠的困倦，买了两个馒头带着当午餐就出发了。北京的馒头又大又香又好吃，5分钱1个，真是经济实惠。

　　书生日记（9月7日）（续）

　　我们的第1个目的地就是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这不仅因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也不仅因为她曾经点燃过“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还因为她又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毛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北京大学当成是取经学习的首选地方，革命串连就从这里开始。
　　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没有着意去寻找著名的“红楼”，也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美丽的“未名湖”。在我们眼中北大校园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弥漫着战火的硝烟。这里人山人海，肩磨踵接，就像过节一样热闹，但又没有寻常节日的喧嚣与骚动。人们默默地站在大字报前，认真地阅读、不停地抄写，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如果不是亲临其境，谁也不会知道这里竟隐藏着千军万马。从那些低沉的南腔北调中，不难听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是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学生。胸前别着“北京大学”校徽的人也不时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已经沦为稀缺族群了。据说当各地学生拥入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学生也冲出了北京，奔向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传播革命真经。
　　校园里的大字报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经历告诉我们，“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无可替代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现成的教材，难寻得当的老师，“大字报”便成了最好的教材、最明智的老师。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取经学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几乎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也全都是这样，除了读，就是写。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都带着厚厚的笔记本，和其他人那样，一边认真阅读，一边一丝不苟地抄写，就像饿汉扑到面包上，狼吞虎咽、迫不及待。
　　如下是我在北大校园抄录的第1篇大字报。

　　大乱一场好得很

　　一、目前形势（教师中的活思想）
　　1.王孝庭①乱批乱斗在新教反攻倒算的阴魂未散，有人只敢揭王孝庭之流死老虎的问题，不敢揭未定性人的问题，怕以后那些人不能定成黑帮打击报复。
　　2.怕揭问题涉及到教师，别人说自己压制群众打击报复，怕别人说自己是保皇派，有不同意见，不敢发表。
　　3.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混水摸鱼，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不实事求是、泄私愤。因此现在教师中冷冷清清，小组会上不说，会后嘀嘀咕咕，辩论会一边倒，教师中间形成一种神秘的互相猜测的关系。
　　二、化学系斗黑帮必须从乱开始
　　我们主张不管什么人，不管是不是当权派，只要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贴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来一个大字报的高潮，来一场大乱，把心里想的，把对一些人的看法全说出来，“从身边打起”。
　　三、乱的好处
　　1.乱才能触及灵魂。现在红卫兵冲击“四旧”的革命行动不是逼着许多人触及自己的灵魂吗？例如，有的人家里的四类分子被赶了，这些人就不得不大大触及自己的灵魂了。我们来一场大乱，把化学系的黑帮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彻底推翻，把黑帮的科研路线、阶级路线、教育路线的基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揭出来，也必将触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2.乱才能使左、中、右分明。
　　3.乱才能抓准黑帮。
　　4.乱才能全面开花。
　　有些人老是带着“区别对待”、“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框框，不敢揭发问题。我们认为不来一场大乱，你怎么知道谁个是，谁个非，谁个劣，谁个稍次呢？你怎么知道谁是敌人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会通过这场乱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消除顾虑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多多少少犯过错误，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还有点“修”，被人贴大字报是好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触动自己的灵魂，改正错误这好得很。
　　五、注意几个问题
　　1.我们要从乱中不求乱，乱是为了斗垮黑帮，不是转移目标，因此要避免无端争吵。
　　2.乱中全体师生要多听多看，提倡多调查研究，反对闭着眼睛瞎说一通，反对见风使舵，随大流。
　　3.乱是个大风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我们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让我们象红卫兵震动整个旧世界那样，把化学系黑帮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基础彻底砸烂！
　　化四（1）王郁馥何少琪周璟
　　66.8

　　编者注：
　　这样的大字报誊录稿在“书生日记”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果将其全都编入这里，惟恐过于冗长，但又难以割舍。
　　这些当年“书生”精挑细拣好不容易选出来的经典文章，都是当代顶尖学府精英们的杰作，比作为一个中学生的“书生”所写的“日记”更精彩，价值更高。这些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录，而且是无法复制的“文革”史料，堪称“存世孤品”。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小报一经发行，不管如何散失、损毁，总会有些存留于世，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称为“存世稀品”。和编入这里的大字报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大字报都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的创作，即便是大字报的作者也未必会保留其底稿。
　　海外那些形形色色的“文革”博物馆、“文革”史料研究中心至多只能搜寻到那些存世的传单、小报，又怎能见到这样原汁原味的大字报呢！然而，要准确把握文化大革命，这些资料是不可或缺的。
　　我把这些东西奉献给世人，也算是尽了一点义务。当然，编入这里的还仅仅是“日记”本中的一小部分，日后如果有机会再另编“文革大字报集”吧。
　　① 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党总支书记。

　　书生日记（9月8日）

　　今天再上北京大学，走进校门，只见许多人都在抄一份巨型大字报，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如何打人民战争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有充分放手发动群众、真正地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运动的始终都要活学活用毛著作，充分运用“十六条”，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完全、彻底、全部的胜利。群众运动在“一斗”①阶段具体体现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到底是怎么打，我想就如下三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如何动员群众
　　毛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思想发动
　　动员群众主要是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而最最主要的是思想发动，思想发动是否可以从下面二方面进行。
　　（1）激发广大同学对修正主义统治特别是陆平、彭佩云②黑帮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如果没有这种对敌人的仇恨，没有阶级感情，要想真正的打好人民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要动员广大革命师生一起来清算修正主义遗毒，清算修正主义对自己的毒害，控诉黑帮的罪行。清算本身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的教育，同时也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以进一步提高认识水平、阶级觉悟，从根本上提高广大革命师生的战斗力。
　　（2）为了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阶级感情，要进行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这有二种方法：第一请苦大仇深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来校，讲述他们的家史、阶级的血泪史、自己受剥削压迫的血泪史和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斗争史；第二可以让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进行忆苦诉苦，这不但教育忆苦者本身，同时也教育了广大同学，激发他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对新社会、对党和毛的无比热爱。这样一支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强烈的阶级感情的队伍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样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动派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动派。”

　　编者注：
　　① 参阅《十六条》
　　② 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不代表“书生”的观点，也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2.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
　　有了有觉悟的群众，还需要有组织。毛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这里可见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1）充分发挥红卫兵的作用，红卫兵队伍是完全可靠的，红卫兵应该第一不能脱离群众，而应深入于广大群众之中，团结起广大群众，以形成象毛所说的那样“在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第二红卫兵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一批非工农革干出身的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确是真正的左派，他们也纷纷要求加入这个革命的组织，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我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应该吸收他们加入红卫兵，这样对革命是有好处的。
　　（2）充分发挥广大党、团员特别是党员的战斗作用，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现在正是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战斗的时候，共产党员就是干革命的，如果不愿革命，就别入党。有些党员过去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这不应该成为包袱，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自己应该起来，触及灵魂，清算和揭发问题，同时也应该立即端正态度，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没有烂掉的党支部应该健全组织生活，不应为校、系二级党的领导烂掉而使支部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应该组织党员根据运动的情况，讨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活学活用“毛著”，充分发挥党员的战斗力，在临时党委成立以前，校、系二级文革，应该适当的召集党员开会，进行必要的动员和教育。

　　二、战略步骤
　　1.全校性的大型的斗争会为辅,以面对面或背靠背的中小型斗争会为主。斗争会可以是专题,也可以不限,根据前期运动的情况,我认为:
　　① 斗争会应该是揭发、控诉和批判相结合，不能光停留在揭发控诉上，应该在此同时，用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达批臭、批倒之目的。这样在斗争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活学活用著作好的人，可以把他们的讲演印成大字报，不断交流斗争情况、斗争经验。
　　② 批判斗争与专题定案相结合
　　很多中、小型的斗争会实际上完全可以进行专题定案，这种群众定案的方法比少数人垄断定案不知要好多少倍。当然需要有专题负责的人，他们的责任只是在定案会上负责详细的记载及会下整理，还有一些会上不能定案的，可由他们扫尾，这样才能速战速决。
　　③ 容许敌人有申辩权，但整个会议的主动权应该由我们掌握，真理在我们手中，不怕敌人抵赖，相反的，更能教育群众，也有利于定案工作。
　　这样就可以掀起一个人人揭发控诉批判的高潮。既能迅速斗倒、斗臭、斗垮敌人，又能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触及灵魂。
　　2.开大会斗争批判
　　大会不能多开，大会只能是交流各系的斗争情况、校系黑帮的罪行，大会还可以起到把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的作用。在大会上发言的必须是苦大仇深者，在中、小型会的基础上群众一致认为是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样就可避免过去那种少数人准备、多数人当听众的缺点，更可避免那种一点感情也没有的控诉。
　　3.斗争黑帮与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不能截然分开,因为过去的北大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专政,反动的“学术”权威是陆平黑帮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柱。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反动统治。如果把这本来是密切联系着的客观事物分开，则效果必然不好。所以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虽以斗争为主，但一斗和二批应有机结合以斗为重点，以批相辅之。
　　4.斗争陆平-彭佩云黑帮和各系黑帮及其爪牙之批判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校系一级黑帮实际上是密切相联，至于那些黑帮爪牙也应该揭发，在不同范围内进行清算和批判。因为这些黑帮爪牙是陆平黑帮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就是由他们直接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当然应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三、具体斗争方案
　　1.马上实行大兵团作战，把黑帮分到各班、各级让同学们监督他们。放在同学之中，不能再象现在这样，他们是不打不倒的，只有放在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斗倒他们。
　　2.师生马上结合
　　强烈呼吁师生迅速结合，立即改变师生迟迟不结合的现状，横扫一切阻力，真正革命的师生马上行动起来！
　　3.迅速掀起普遍大揭发阶级斗争盖子的高潮，在重点揭发校、系两级的同时，各教研室也得揭，需要一个大“乱”，在大揭大“乱”的过程中，群众会分清哪个最甚，哪个较次，群众自会区别对待，这样的大“乱”有如下好处：
　　① 有利于扫清陆平-彭佩云黑帮在各教研室的影响。
　　② 有利于触及灵魂、提高觉悟，更能揭深揭透陆-彭黑帮集团的罪恶。
　　③ 初看是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揭发各教研室的问题，实际上是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④ 可以让部分人更心情舒畅的上阵战斗，有的人心中有话不能不说，与其憋在肚子里，还不如说出来的更好。也有利于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卸掉包袱轻装上阵。
　　4.先开面对面的或背靠背的中、小型会，各人清算修正主义对自己的毒害，控诉揭发陆平黑帮的罪行，触及灵魂，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增强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增强战斗力，从根本上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
　　5.接着开各种各样的揭发控诉批判大会，可以是专题也可以是非专题，形成批斗的高潮。
　　6.对校、系两级黑帮轮番作战，只要群众认为准备好了，通知校、系文革即可拉出来斗争。一个黑帮分子一天之中可以被群众斗争数次。斗争应尽量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毛说：“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样对敌人来说是疲劳战、消耗战，而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是速决战。
　　7.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应让工农兵参加。可以有组织有领导的让一部分革命师生带着黑帮的材料下乡下厂，下连队与工农兵一起活学活用毛著作，分析批判黑帮罪行。斗争时让工农兵上台发言，他们一定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加速敌人的崩溃。
　　上述具体斗争方案之排列是有道理的，决非随便的顺序问题。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地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发动群众，真正打一场人民战争，则一定能把黑帮彻底的斗倒、斗臭、斗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万岁！
　　化六物化陆慕珍
　　66-9-6

　　编者注：
　　如果大字报署的是真实姓名，今天我们或许还能找到作者。

　书生日记（9月8日）（续1）

　　下面的这张大字报把我们进京当晚听到的言论变成了文字。

　　新北大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第一条

　　新北大红卫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的群众组织，是革命青年的武装组织。是一支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队，是一支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战斗队。新北大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新北大红卫兵的最高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第二条

　　（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二）关心国家大事，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①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创建和维护无产阶级新秩序，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四）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触及灵魂、改造思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三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切符合《十六条》的，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一切不符合《十六条》的，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第四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厉行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铁的组织纪律。

　　编者注：
　　① 《十六条》的内容。

　　第五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组织路线：第一要看成份，第二反对唯成份论，第三重在表现。新北大红卫兵以出身红五类的革命同志为骨干，同时也吸收其他出身的革命同志参加。

　　第六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每一个系、每一个年级、每一个班凡有新北大红卫兵战士五人以上者，均可建立基层组织。五——九人左右可建立战斗小队，二十人左右可建立战斗中队，四十人以上可酌情建立战斗大队。

　　第七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义务：
　　（一）活学活用毛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二）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三）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
　　（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五）团结广大群众。
　　（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八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权利：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提建议、出主意。
　　（三）批评各级工作人员。
　　（四）组织决议如有不同意见，除了无条件执行外，可以保留和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意见。
　　（五）随时可以声明退出。

　　第九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纪律：
　　（待全体红卫兵商讨决定）

　　第十条

　　新北大红卫兵的作风是三八作风。

　　第十一条

　　新北大红卫兵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协助和监督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二条

　　凡承认本条例、参加新北大红卫兵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本组织决议者，都可以成为新北大红卫兵战士。

　　新北大红卫兵
　　国际政治系战斗队订
　　1966年8月22日

　　书生日记（9月8日）（续2）

　　大字报反映了北京、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状况，对我们启发、教育极大。我们谁都不愿放弃这个学习机会，大家争分夺秒地抄啊抄，恨不得把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都抄进自己的笔记本。

　　论革命串联万岁

　　一、
　　陶铸同志讲，运动么就是要运、要动。坐在屋子里既不运，也不动，那叫什么运动。
　　革命串联就是要运、要动。班与班串起来，系与系串起来，校与校串起来，省与省串起来，市与市串起来，让文化革命的火焰烧遍全国，有什么不好！
　　全校、全市以及全国串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革命的人民眼界开阔了，革命的经验传播更广了！
　　全校、全市以及全国串起来，交流观点，交流思想，运用“四大”的范围更广了，我们的武器磨得更亮了！
　　全校、全市以及全国串起来，交流材料，交流情况，把隐蔽的黑线追到校外、省外、市外，一直追到底，黑帮的末日来得更快了。
　　全校、全市以及全国串起来，互相支援，互相鼓舞，革命的洪流更汹涌了，保皇派更害怕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因此革命派高呼：革命串联万岁！
　　有人吓了一跳：“这个口号没听说过！”
　　其实，革命的串联早就开始了。“五四”运动有，“一二.九”运动有，抗日战争时又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往延安，历次革命运动都无不有串联。而革命串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明确提了出来，并发展到空前规模。
　　革命串联的根本目的是交流革命经验，传播毛泽东主义。
　　正因为如此，一切革命的人，都热烈欢迎革命串联；一切不革命、反革命的人都十分害怕、百般抵制革命串联。
　　我们要欢迎革命串联，大搞革命串联。过去搞，现在搞，将来还要搞，一百年、一万年要搞。不但全国要搞，全世界也要搞。做为世界革命者，我们要将革命串联推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光辉下团结起来，砸碎旧世界！

　　二、
　　那些害怕革命造反的人，必然害怕革命串联。什么上街要开条子，什么进校门要介绍信，什么“三不贴”、“五不贴”，什么无论正确的、错误的东西都不能外传，以及一天三段时间死死安排，通通是谬论，通通是保皇派的逻辑！
　　革命的青年学生冲破了他们的盖子，造反了。中学生进川大了，川大的去工学院了，胆子更大的去了重庆，去了西安，去了北京。反对串联的人也不敢公开了，那些谬论说得更忸怩、更委婉、也更恶毒了。
　　一曰“北京容纳不了”、“北京不欢迎”。八月以来北京大学每天接纳几万人、十几万人，北大同学敲锣打鼓地欢迎，这是事实。北京新市委给串联的同学安排车辆、开辟食堂、组织活动是事实。中央首长多次接见赴京同学也是事实。那些胡说什么“不欢迎”、“容纳不了”的人，你们太恶毒了。
　　又曰“首都百万人大会有十三万多人是外地师生，接见了他们。我想，主要是动员他们回去。”好一个我想。请问廖井丹，听说天津同学步行赴京，立即派两列火车去接，你想了吗？百万人大会上，哈尔滨等地赴京同学在天安门发了言，长沙同学代表对着毛热泪直流，你想了吗？二十一日，陶铸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对西安等地同学表示欢迎，还说原计划呆一周的可改为两周。你想了吗？
　　又曰“如果以为自己的经验很高明，要去介绍，当然可以去。”我们说：用不着！既然火车票都不要，还要什么高明的经验！要搞革命串联，带一套毛选、一颗红心就足够了。企图用所谓“高明的经验”把串联的同学吓回去，办不到！
　　保皇派的谬论虽千奇百怪，却是一个结论：取消革命串联。用一道墙把学校同外界隔绝，把大字报关在屋子里，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压下去。如此用心，又何其毒也！

　　三、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造反，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正是为了这一点，为了向成都革命师生学习这一点，我们来到了成都，来到了川大。
　　短短的几天，成都同学对我们串联的支持，对我们深厚的阶级友爱，时时激动着我们的心。
　　许多同学不辞劳苦地介绍情况，给我们介绍经验，同我们并肩战斗；许多同学也对我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你们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给我们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你们在三个月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经验，值得不断学习。
　　在东方红礼堂战斗了一天一夜的战友们，你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你们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革命不能不干。”你们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一辈子。
　　成都的革命同学们，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有人还有“大北大主义”，有人乱发议论，也有人有意无意说了错话，不符合毛泽东主义的地方是不少的。许多革命同学提出了批评，我们一百个欢迎！这是对我们串联的热情支持。我们继续欢迎一切对北大和北京同学的批评。

　　四、
　　几天来听到各种议论，其中有一种人应该特别注意。
　　这一种人，革命同学造了他的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对此，我们必须回击。
　　“你们不是来串联的，是来捣乱的！”我们说我们是来串联的，也是来捣乱的。谁个反对和攻击毛泽东主义，我们就大捣其乱。我们就是要同成都革命同学一起，把资产阶级保皇派捣得乱乱的。如果不这样干，那还叫什么革命。不破不立，只有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北京来的红卫兵二十六日晚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奇怪！难道只许放毒，不许消毒？难道只许有人哇啦哇啦地反对毛泽东主义，就不许群众捍卫毛泽东主义？这到底是什么立场？“如果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那不成了自由主义、投降主义？
　　告诉你们，我们捍卫毛泽东主义是不分时间场合地点的，如果这叫哇啦哇啦，那么，不论是上车伊始，还是下车伊始，只要有人反对毛泽东主义，我们就要对他哇啦哇啦展开进攻，不管他职位多高，权力多大，格斗勿论！
　　“你们是探亲访友。”说对了，我们要探革命之亲，访阶级之友。革命人心连心，短短几天，川大同学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热诚的支持与帮助，说明了一个真理：爹亲娘亲不如毛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革命同学不分成都北京都是阶级兄弟，我们一道捍卫毛泽东主义，一道向一切资本主义势力开火。
　　“他们是喧宾夺主。”提得对，说得好。28日晚上的会，确实有喧宾夺主。名为川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为什么台上不见一个川大同学，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喧宾夺主吗？可是，有人想以“喧宾夺主”来堵我们的嘴，办不到。我们一直认为，川大的大事，由川大的革命师生决定；川大的文化革命工作，川大革命师生是主人。然而，捍卫毛泽东主义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每个革命者都是革命主人、捍卫毛泽东主义的主人。如果要干革命，又没有一点主人翁的态度，岂不荒唐。
　　类似的怪论还有不少，有人不明真相，我们解释；有人暂时受蒙蔽，我们等待。可是，对有人把群众运动中的缺点（或根本不是缺点的东西），拿来精心加工，肆意歪曲，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肆宣扬，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正告你们，川大的革命师生也会正告你们，谁个借此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北京同学和川大同学对立起来，那是妄想！谁个借此阻止揭发省、市委的问题，更是妄想！

　　五、
　　综上所述，我们的看法是：
　　（一）革命串联万岁！革命串联是以往革命中就有的、而这次又明确提出并发展了的新事物。
　　（二）当然，以搞本单位为主，但到外边是为了学习、为了交流，最后还是回来搞本单位，这样能把本单位搞得更好。
　　（三）各级领导必须积极组织串联，必须保证串联的自由与安全，必须为革命串联提供支持与方便。
　　（四）革命串联必须消除阻力，如果领导上口说支持而不支持、口说组织而不组织，那么，就可以造他的反。这时间，串联即使“无组织”、“无领导”也是合法的。革命串联有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这一代下定决心，努力奋斗，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串联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北京大学北京矿业学院
　　1463《红旗》战斗小组
　　《长征》战斗小组
　　《东风》战斗小组
　　66.8.28 于成都

　　编者注：
　　这篇大字报极为生动地描述了北京大学生到四川成都串联的经历，他们到那里传经送宝、煽风点火，却遭到当地部分群众的反对与抵制。
　　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北京学生冲出北京到全国各地去的情况，逼真、翔实。
　　大字报所使用的言语、词汇，（包括把“思想”称之为“主义”）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氛围与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无暇去评说其孰是孰非、正确与否。
　　后面还有“再论”，这里就不编入了。

　　书生日记（9月8日）（续3）

　　中央文革①首长
　　在首都红卫兵（大专院校）司令部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好！
　　我们今天有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司令部，哦，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来庆祝你们……（掌声）
　　我们一块儿来的同志都是军队同志，还有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
　　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来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也是支持你们的，我没有来不及征求他们的意见。
　　红卫兵，顾名思义是兵，是青少年组织，对不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亲自领导的、战胜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我相信你们会继承这个传统的。
　　最近，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干得好！干得对！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有把中学的红卫兵也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
　　我们五个人就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汪东兴同志（没听清）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作为你们的辅导员。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有些地方是需要红卫兵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的，不要被坏分子利用。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宾馆（此处未听清，可能有错）、公安部、监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人民解放军尖端科学机要部门（包括文件档案）、邮电大楼、自来水公司、水力、火力发电站、广播电台、外交部、外国使馆、领事馆（不要进里面去，外面是我们的事情）、各种仓库、银行、交通要害、机场车站，还有通讯枢纽部门，例如电话总机。现在不完全，你们再想一想，众人智慧大如天，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下面请杨成武同志给你们讲话。
　　（此大字报转抄自东方红大学，即清华大学。是8月27日下午4时30分在北京体育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国际政治系红卫兵
　　8.28

　　编者注：
　　① 1966年4月毛泽东批示：“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5页）
　　我们没有北京大学生那样的气魄与底气，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到全国各地散播革命的种子，点播革命的火焰，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只是初出茅庐的小学生，我们到这里来想到的只是学习、取经。虽然在北大校园中不时都会遇到“批斗会”、“辩论会”或其他什么活动的海报，但是，我们觉得自己人生地不熟，不了解这里的情况，看不懂、听不明，没有发言权，还不如多看点、抄点大字报。因此没有去参加这些活动，一心一意沉浸在大字报的海洋之中。
　　今天我们也算满载而归了，笔记本中抄下了10余篇各式各样的大字报，①有待我们回去慢慢消化吸收了。
　　回到接待站，吃过晚饭，我们就急急巴巴往外走。好象鬼使神差，街上的人不约而同地与我们走向同一个地方——天安门广场。像川流不息的江流汇入大海，人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这里，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站在广场的人们全都朝着一个方向，翘足引领、心驰神往，显得极其痴迷与执着。

　　编者注：
　　没有全部编入这里。
　　就在我们启程上京的前几天，8月31日毛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了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107中学的彭得玺和另一位高中二年级学生晁涪嵩在我们之前进京了，我掐指一算，他们准参加了那次接见，我们为之羡慕。来北京几天我们没有遇见他们，想来他们已荣归故里了。随着来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盼望见到毛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迫切、焦急。我们明白，只有见到毛，信心才能更坚定。要见毛的愿望压倒了其他所有的念头。我们有一种幻觉，总觉得毛随时都有可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如果那个时刻我们还是埋头只顾在学校里抄大字报，就会错失良机、悔恨终生了。于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成为虔诚的守望者。想不到广场上那么多人都与我们不谋而合想到一块儿去了。
　　天安门广场自然而然地成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最理想的集合地，成了各地学生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最好的地方。许多本地和外地学生到这里来散发传单、小报，发表演讲、发起讨论。然而，整个广场秩序井然，穿行在东西长安街上的车辆奔流不息，没有人在这里维持秩序、也没有人会去扰乱交通秩序或妨碍别人的正常工作与休息。我们在这里的收获不亚于大学校园，虽然见不到大字报，可是，传单和小报却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涌来。我们无暇顾及这些传单和小报的内容，只是兼收并蓄地将其塞入挎包，带回去慢慢咀嚼，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眼睛要紧紧盯住那十几层楼高的天安门城楼，不敢有片刻松懈。

　　书生日记（9月9日）（续1）
　　斗黑帮
　　运用思想，充分发动群众
　　到目前大庆大学共揪出9个黑帮，斗争分为9个战场：2个主战场（斗头目）；7个分战场（攻爪牙）。各个战场都有固定的战斗组，设有参谋部负责作战部署、专案、战斗组织等工作。群众直接参加战斗。每次战斗之前，专案组要向革命群众报告掌握材料情况，把武器交给大家；在战斗之后，要搞专案报告、战斗总结。斗争分为大会（全院的）、中会（100人左右）、小会（几个人、10几个人）。把黑帮分到各战场（各系、各班），斗争就由各战场负责：小会主要是追查，让黑帮讲，大家问，他们称之为“火力侦查”；中会则是追问，人比较多，可以提问，可让黑帮回答，可让知情人揭，也可让群众轰；大会则主要是揭露批判。
　　斗争以中会为主，目前他们已开过全院大会29次，中会94次。
　　群众全都参战，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如查文件、查历史事件、核对材料等。
　　专案组参加的人，主要是斗争中的坚定左派、及无问题的党员。并区别哪些材料可以用大字报公布于众，哪些需内部印发，哪些要在一定范围内阅读。全院成立院资料室，提供有关资料。

　　战斗部署
　　他们充分运用的战略战术思想，先把黑帮的问题“梳梳辫子”，划分几个战役，把它搞清为止。把黑帮的供词及有关材料综合研究、上纲。他们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准备的材料力求确切，要求人证、旁证，时间、地点俱全。当然，还要抓主要问题。所以，他们在一次战斗之前，准备工作是作得很充分的。
　　战斗之前，参谋组和战斗组周密地研究作战方案，具体到先问黑帮什么话，后问黑帮什么话，插话插什么话，群众呼什么口号，什么时候拿出人证物证来；先拿什么，后拿什么。这些作战方案，在战斗打响之前都向群众交流并经过讨论，然后定下来。
　　他们的战斗组总结了几条战斗经验，那就是“摸、揭、追、串、整”。
　　摸——摸黑帮的底，特别是黑帮想坚守哪条防线，要摸清楚。
　　揭——中心发言插话人（看不清），人证、物证的配合。
　　追——一个胜仗打下来，乘胜追击，不给黑帮喘息机会。他们常常一次大会开完，接着立刻转入中会、小会连续作战。
　　串——把揭出的各种问题、现象串起来上纲。
　　整——在适当时候动员群众，打威风、整态度。
　　在运动期间，大庆大学的革命群众敌情观念很强，他们不是让黑帮分子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自自在在地去没完地写检查，而是组织群众，一般为一二人，轮番去问，这样可以不给黑帮留有耍花招的余地。
　　他们准备把黑帮在北京斗完以后，再送到大庆去斗，让那边的同志也参加斗争受教育。
　　他们体会，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所以，他们至今开了200余次斗争会，没有…（看不清）或变相体罚等情况。

　　对知情人和未肯定是黑帮的人的态度
　　对于一些知情人、与黑帮有牵连的人、或一时尚不能肯定是否是黑帮分子的人，他们的态度是要区别对待。但在没有肯定其性质前，按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但在具体活动上与广大革命群众又有区别。这种人的特点是思想复杂，一般是“怕”字多。要向他们交代政策，针对他们的活思想做工作。这些人，一般学习也让他们参加，但也安排他们写揭发材料，写大字报，对于一些问题也要把他找来查问一下，在斗争黑帮会上也让他们揭，揭得好的，可以鼓励；揭不好就发动群众轰他，整他的态度，或者点他们的名。当然，绝不能把揭材料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种人不能担任文革中任何工作。

　　我们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大庆大学之后，深感到他们的运动有这样几个特点：
　　1.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著作活学活用得好。
　　2.……(看不清)
　　以上是我们从大庆大学访问来的经验，可能还很不全面。但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对我们将要进行的打黑帮和运动进一步开展很有参考意义，写出来供本校和外地串联的同学参考。
　　访问人：土建系王朝风林贤光竺士敏
　　66.9.7

　　编者注：
　　一代天骄激扬文字，孰优孰劣，见仁见智。看来应是原创，不会是抄袭。

　　书生日记（9月9日）（续2）

　　清华大学“前进战斗组”转抄的
　　陶铸讲话
　　……
　　二、什么是反革命
　　以前讲台湾来的、有电台才是。现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革命就是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四分之一革命，都要在这个运动中考验。过去是好人，现在就不一定是好人；这个好人也有阶级分析的。捨得革自己的命，才是真正的好人。
　　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党中央、毛，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同志，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反对（领导同志的姓名），只要他不革命，就罢他的官；他阻碍革命，就打倒他。现在，有的学校不只一个红卫兵，你们可以货比货，看谁红，红到底。不能只许我搞，不许你搞；不能说你们是真的，他们是假的。这是群众的组织，他们也可以组织。是革命的搞革命比赛，好的就会起来，坏的就会垮了。人家可以组织，你们也可以组织。真的、假的，拿到革命实践中就可以鉴别了。
　　66.8

　　编者注：
　　直至今日，我们都认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因而来自上面的讲话，对芸芸众生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像这样的讲话还有很多，基本上都是根据听者的记录而来，孰真孰假、准不准确，无从确认，只作参考。然而，这些讲话又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得不编入这里。

　　中央文革组员关锋8月1日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接待来访的大中同学时的讲话

　　口号对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有人问是不是江青说的。不是，江青说是一部分同学说的。对待这个口号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上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革命干部子弟让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有些工作组就是不依靠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或拉拢一批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打击另一部分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这些同学针对工作组的毛病提出，精神是好的。的确革命干部子弟在家受到很多教育，对党对毛无限热爱；另外一方面，地、富、资本家、反动派的子女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总多少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家里被镇压的大部分与我们对党的感情大不相同、甚至仇恨的。口号我觉得还是不这样提好。“老子革命儿好汉”，不全面，容易引起副作用。革命干部子弟自然受到好教育，但到底是不是好汉，还要在革命的暴风雨中锻炼，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著作。这个口号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成了公式，将来是不是这样，会影响他们提高，可能大部分是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提不太策略，不利于我们争取可争取的人，我们要尽量争取地富子女，要争取教育，地富子女与地富不一样。
　　学生分几派意见不统一怎么办？
　　办法有2条：1.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2.以大局为重，照顾大局。两派意见不统一也不能一直争论下去，辩2个月、3个月，黑帮在一边不高兴吗？非原则问题不一致可以保留，过一段时间，有经验后辩论，就可能明白。不纠缠在小问题上，在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团结起来，研究下一段文化革命怎么办，学校有无黑帮，有黑帮怎么斗法，赶紧转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自 704班
　　66.8
　　离开清华大学后，我们还去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123中学。

　　书生日记（9月10日）

　　有消息传来①，我们那个地区来京串联的学生要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誓师大会，向伟大领袖毛表决心。显而易见，这是那些想见毛都快想疯了的外地学生的黔驴之技。虽然成数不高，我们还是不敢放过。于是，我们今天就不去看大字报了，立即赶往工人体育场。
　　这是当今国内最著名的一座体育场，我们赶到的时候，偌大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济济一堂，少说也有好几万人。想不到光是我们一个地区就有这么多人来了北京。
　　我们揣摩大会发起人的原意，是开一个誓师大会，向党中央、毛宣誓、表决心，一定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做出一种姿态、造成声势，引起重视。这也是文革伊始的惯常做法。然而，事与愿违，大会刚刚开始，主持会议的人还未来不及宣示完会议的宗旨，会场就骚动起来了。整个体育场群情振奋，同学们纷纷提出要见毛。“我们要见毛 ”的呼声震天动地，此起彼伏，好像春雷滚滚而来。同学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等待着毛的到来。好象他们有约在先，又好象这穿云裂石的口号声会飘进中南海，伟大领袖立刻就会来到大家身边。上10万学生都怀着这同一个心思，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等到毛出来接见。

　　编者注：
　　① 那个时候各种消息满天飞。
　　我们知道，在来京的这些日子里，这样的群众大会已开过好几次了，每次的情形都和今天的差不多。起初，我们还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没有去参加这些集会，今天我们有幸参加了这样的集会，亲身体验和见识了那种狂热的气氛、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既天真幼稚、又虔诚执着的态度。当我们铩羽而归离开工人体育场的时候，北京城又是华灯初上了。我们依然赶回天安门广场，继续在那儿守望。
　　毛即将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不断传来，聚集到北京的外地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见毛，见不到毛，决不离开北京城。在此之前，人们都把见到毛当成人生最大的幸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毛的信仰与崇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的人都感到毛是他们的信心的基石、力量的源泉，大家都要从毛那里得到鼓舞和支持。此时此刻，要见毛成了这些来京串联的学生的唯一愿望，成了他们在北京唯一要做的事情。来京串联的真正意义就是要见毛。

　　书生日记（9月20日）

　　从北京回来，我有一种完成蜕变的感觉，好像蝉蜕去了一层壳似的，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和离开学校开始出去串连时相比，似乎换了一个人。如今，在我的眼里，学校里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运动状况，和北京、北京大学比起来简直就成了一出不足挂齿的小闹剧，白见平的那些红卫兵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喜剧小演员。
　　回到班里，于为民、顾铁军赶忙迎了上来嘘寒问暖，问这问那。老朋友久别重逢、喜形于色。言谈中不仅有羡慕，还有期盼。这时学校正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外出串连，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火车票已经不用钱买了，在接待站里吃饭也不用花钱。同学们都踊跃争先，希望尽快冲出校门，到北京去、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增长见识、增长才干。
　　我们从北京串连回来的消息也让一些人感到不快，若有芒刺在背。晚间就爆发了黄建文与吕小平的激烈辩论。这个黄建文如今已是白建平的那个107中学红卫兵（这时称为“老红卫兵”了）的一个小头目了，因此神气活现、盛气凌人。
　　“你们不在自己学校好好搞革命，擅自跑到外地串连，这种行为是逃避革命，有什么值得到处张扬的。”
　　黄建文首先向吕小平发起攻击。
　　“你这就讲错了。我们恰恰是为了搞好自己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才去北京学习、取经的。你们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自己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
　　吕小平奋起反击。
　　“你们没有经过学校筹委会批准就出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响应党中央、毛的伟大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连，错在哪里？你们阻止革命串连，才是压制革命。筹委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受到批判。”
　　“你们是‘非红五类’，是不能出去串连的。我们执行的是党的阶级路线，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党中央并没有说‘非红五类’不能去串连。”
　　两人唇枪舌剑，未知鹿死谁手，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我可是坐山观虎斗了，因为我对辩论双方的实力了如指掌。吕小平能说会道、伶牙利齿；黄建文才疏口拙、不学无术，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割鸡焉用牛刀”，何况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过，这样辩论一下或者能让不明真相的群众看清筹委会的丑恶面目，也是对北京串连的一次宣传。果然，没多久黄建文就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败下阵来。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①
　　反动的“血统论”无法阻挡革命大串连的滚滚洪流。
　　后来，柳艳青还试图找我再次挑起辩论，我也不屑理会了。

　　编者注：
　　① 杜甫《戏为六绝句》

　　书生日记（9月22日）

　　今天彭得玺跑来找我。他和晁涪嵩从北京串连回来已有一些时日了。晁涪嵩回来后就立即投入到校外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了；他没有晁涪嵩那样的胆识与人脉，只好继续在学校里游荡，知道我们回来，便找上门来了。
　　“在北京，你们大概也会看到，那里各间学校都有好几个红卫兵组织，而我们这里至今还在原地踏步，我们为什么不向北京学习呢？”
　　看来彭得玺北京之行收获不少、获益良多，过去那种畏首畏尾的样子一扫而空，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比我还更焦急、更激进。
　　“从前，我们学习《宪法》，知道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①。可是，我觉得这种权利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要去行使这种权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距离似乎才拉近了一些，也算是一次尝试吧！既然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尾随其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错！况且，周总理也说：你们有建立自己组织的自由②。现在看来，一间学校同时并存几个红卫兵组织也是历史的必然，是客观事实。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时还弄不明白，但是，我们总不能等什么都搞清楚了再行动，到那时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我把这段时间思考过的东西和盘托出。

　　编者注：
　　①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资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② 参阅此前的9月14日“日记”。
　　“那么我们合计一下，看看如何搞。”
　　彭得玺迫不及待地说。
　　“看来，‘老红卫兵’走过的那条路，我们是走不通的了。”
　　我说。
　　“为什么？”
　　显然，彭得玺只是急于求成，并没有深思熟虑。也许这正是他看中我的原因，因为我会替他思考。经过几个月的细心考察，他认定了我是他的同道中人，这一点我也早有觉察。虽然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②。也只能求同存异，不必求全责备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③。
　　“你是知道的，当初，他们这班人都是学校筹委会成员，手中掌握着学校的印把子，有权、有势、有经费，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再加上控制了宣传工具，更使他们如虎添翼。这样，一开始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小团体，后来组织红卫兵就变成水到渠成了。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而我们却是巨石下面的小草，不具备他们那样的条件。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到同道中人，因此无法像他们那样一蹴而就地拉起一支队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我所知，前几天初三级就有几个人发起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可是，没过几天就销声匿迹、烟消云散了。”
　　“目前的情况是，全市各间中学的红卫兵都还是白见平他们那样的‘老红卫兵’组织，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是本校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一枝独秀，别无分店。因此，如果有人想另立山头，他们肯定会出来阻止、破坏，甚至扼杀的。”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打出自己的旗号，恐怕也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很可能会这样，更何况我们的主张与他们不同。”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采取迂回战术。先到大学看看，了解他们是怎么搞的，或者干脆就加入他们的红卫兵组织，然后再从外面杀个回马枪，在自己学校竖起自己的大旗。”
　　其实，彭得玺足智多谋、老成练达、通权达变，许多方面都比我强。我们携手共进，正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我们一拍即合，当即奔往工学院，向那里的红卫兵组织递交了加入申请书。因为我们只是想找一块跳板，因此并不在乎那个红卫兵组织是怎么一回事。

　　编者注：
　　① 出自宋?戴复古《寄兴》
　　② 出自《汉书?东方朔传》
　　③ 出自《论语?卫灵公》

　　书生日记（9月24日）

　　昨天，当我们再次来到工学院的时候，便知道自己已被批准加入了那个组织，并且还领取了红卫兵袖章和红卫兵证。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初中学生试图效法我们，可是那里的人对他们说：
　　“你们去找彭得玺、书生好了，看看他们怎么办吧！”
　　彭得玺说：
　　“我们立即在自己学校成立一个‘工学院’红卫兵分部吧！”
　　“好吧！不过，我们可不能走‘老红卫兵’的那条路啊！”
　　我知道这正是按照“迂回战术”进行，便这样说。
　　彭得玺心领神会，他清楚我是坚决反对“血统论”的，因此他乖巧地说：
　　“为了站稳脚跟，并且能与白见平他们分庭抗礼，一开始还是尽量吸收‘红五类’比较好。”
　　“作为开始时的权宜之计尚且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否则我们岂不成了第二个‘老红卫兵’。要知道，我们是‘血统论’的反对派，正是为了与‘血统论’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组建这个新的红卫兵。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向“工学院”红卫兵头头作了汇报，他们很赞赏我们的意见，并立即将一沓盖了“工学院”红卫兵印章的登记表和家庭成分调查表交给我们，同意由我们自主决定吸收红卫兵、发展组织。
　　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我们可以放手发展自己的组织了。无须做任何宣传，也无须发布任何公告，那些到过工学院而又碰了钉子的人闻风而至，还有那些“文革”开始以来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人也找上门来。彭得玺把手中的两式表格爽快地发给他们，并嘱咐大家尽快填好交回来。

　　9月25日

　　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将加盖了公章的表格送回我们手中。为了慎重起见，我和彭得玺还是要分头下去调查、核实。我出行的第1站是何溪波父亲的单位，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告诉我，何溪波的父亲成份是工人，本人还是党支部书记，曾经担任过“四清”工作队副队长的职务。何溪波本人又是共青团员，表现也比较好。调查表所填的情况基本属实，根据这样的条件是可以参加红卫兵的。
　　我的第2站是敬军的父亲单位。敬军的父亲出身贫农，本人成份是工人，只是在30年代当过盐警。看来问题也不大。
　　彭得玺与我并驾齐驱、成就相差无几。回来交换过意见后立即前往“工学院”红卫兵总部领回袖章与证件，并当即发给这些新加入的红卫兵。
　　我们也算是追风逐电、立竿见影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学院”红卫兵分部就这样迅速诞生在“牛屎河”畔。没有喧哗、没有鼓噪，也没有蛊惑人心“宣言书”，它静悄悄地来到世间。我们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红卫兵花名册上记录了这样一些名字：高中三年级的尤树林、来国强、吴利新、于为民、顾铁军；高中二年级的许世杰、何溪波、邾东晖；高中一年级的吕小平；初中各年级的高锋、易永耀、孟云飞、钟朝、何勇成、敬军等。
　　第一批加入这个队伍的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中坚和骨干。

　　9月26日

　　今天，继续又有新的人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当中有几个初中学生对我说：他们找学校党支部要求开成份证明，党支部却告诉他们要到107中学红卫兵总部才能开，因为公章和学生档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便和他们一道来到107中学红卫兵总部——学校图书馆大楼（他们最先占据了学校的大楼）。在大楼门口我们就被挡住了进不去，我只好请求守门的向里通报。过了一会儿，马克西走出来问道：
　　“什么事？”
　　这位马克西就是那份红卫兵成立宣言书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有几个小同学想参加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党支部说要在你们这里才能开到成份证明。”
　　我开门见山回答。
　　“是的，但是学生档案材料太多，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找出来。”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
　　我谦卑地说。并且将这几个小同学的班别、姓名报给了他。
　　之后他便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手里攥着几张已经发黄的纸走了出来对我说：
　　“只找到几个，你把介绍信交来，我们才能开证明给你。”
　　我一听觉得有希望了，立即将盖有“工学院”红卫兵公章的介绍信递给了他。接过介绍信，马克西轻蔑地瞟了一眼介绍信上的公章，扭转身来又进去了。
　　我和那几个小同学只好站在大楼门口静心等待。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仍然不见马克西出现。这时，从大楼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一个熟悉的话音，然后就是一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我听不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一下子也想不起这是谁的讲话声音，只是觉得有一种屈辱和被伤害的感觉隐隐涌上心头，心头感到阵阵刺痛。好不容易听到有人下楼的脚步声，马克西终于现身了。起初那种谦谦君子的风度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副傲睨自若的样子。
　　“你让工学院红卫兵另外派一个政治可靠的人来吧！这些材料我们不能给你。”
　　“我就是工学院红卫兵派来的人。”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的政治不可靠。”
　　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毫无思想准备，既吃惊又气愤。我不明白“政治不可靠”是什么意思，虽然这种说法我也听说过，可是，把这顶恐怖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简直不可思议。根据我的阅历和以往受过的教育，我觉得这顶帽子只有戴在小说《红岩》里的甫志高头上还较为合适，或者是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人才可称为“政治不可靠”。而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在读中学生，甚至连“政治”是什么都尚未弄清楚，怎么就成了“政治不可靠”的人呢？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政治可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政治可靠”的人呢？显然，只有马克西之类的人才“政治可靠”。可是，马克西也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比我还低两个年级，十几岁的中学生，既没听说他们受过什么血与火的考验，也见不到他们创立了什么丰功伟绩，他们凭什么“政治可靠”？看来我们只有回到“血统论”那里去了。
　　对我的肆意攻击、污辱，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自然不能容忍我们的叫板，恨不得将我们赶尽杀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还是强忍住了满腔的怒火，若无其事地对他说：
　　“那么，你们就寄出去吧！”
　　“我们是红卫兵，是群众组织，没有那种经费。”
　　说完头也不回又进去了。

　　编者注：
　　“政治不可靠”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中学生的戏言。

　　书生日记（9月28日）

　　根据马克西起初的友好态度以及他拿出来的那些发黄的材料，我估计这几位初中小同学的家庭成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便当即答应接收他们加入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殊不知，没过多久，这几位新加入我们组织的初中学生走来告诉我：马克西向他们发出了通知，批准他们加入那边的“老红卫兵”组织，因此要求退出我们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受他们的影响，又有几个新加入的也退了出去。
　　原来，正当我和彭得玺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地发展自己组织的时候，白见平他们也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全力以赴与我们竞赛。他们联络了全市各间中学的“老红卫兵”同志，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老红卫兵”总部，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正式统一定名为“老红卫兵”，以区别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杂牌”红卫兵。显然他们一开始就清楚，他们的“老红卫兵”和其他后来才冒出来的“杂牌”红卫兵，虽然都叫“红卫兵”，但是本质上是不同的①，如今把自己的同类统一在一面大旗下，就是为了向世人宣示这种不同，从而吸引更多的同道者加入他们的队伍。
　　同时，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批又一批大规模地组织自己的“老红卫兵”外出串联，充分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优越地位，在学校造成轰动效应，把许多还在犹豫观望的学生吸引到他们身边。

　　编者注：
　　① 本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那么多“文革”史家都不知道这里的奥妙，以为是原来的红卫兵分裂了（当然，后来确实有少数人从他们原来的“老红卫兵”组织中冲杀了出来，这些人毕竟不成气候），或者改变了，变成“造反派”了。

　　9月29日

　　那些被“老红卫兵”排斥的所谓“非红五类”学生，既不能加入他们的“老红卫兵”组织，又没有勇气和力量像我们这样采取“迂回战术”公然和他们对着干，只好另辟蹊径，杀上文化大革命的大舞台。于是，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便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犹如群峰乱峙、山头林立。
　　李西泽拉起了个“红旗公社”，晁涪嵩、羿扬打出了个“罗霄山公社”，还有什么“延安公社”、“抗大公社”、“井岗山战斗兵团”、“星火燎原战斗队”……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瞬息万变。①
　　随着这些群众组织的诞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了一个“拉山头”结同盟的时代、一个“占山为王”、“诸侯割据”的时代。各个群众组织在打出自己的旗号的同时立即就占据课室或办公室作为据点，安营结寨、粉墨登场。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用回校上课了，许多人都外出串联了，各间课室空空如也，从而为各路诸侯提供了便利、化为各自的巢穴。之前我们已看到，“老红卫兵”早已为这些“后起之秀”树立了榜样。

　　编者注：
　　① 史家将学校中涌现出来的这些群众组织统称为“红卫兵”。如果真要这样定性，看来也只能算是“广义”的红卫兵。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面对眼前这种群雄割据、干戈扰攘的局面，我果断地对彭得玺说：
　　“现在应该实施迂回战术的第二步了吧！”
　　“是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应当立即扯起自己的大旗，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否则，我们将会自取灭亡。”
　　“尽快找尤树林、来国强、何溪波他们来商量一下，首先要为我们的组织定名，‘名不正，言不顺’啊！”
　　“就叫‘瑞金公社’红卫兵好了。”
　　彭得玺成竹在胸地说。
　　“行！公社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梦，我们就将其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吧！”
　　我兴奋地说。
　　我们迫不及待地抢占了1号教学楼的天台，用木头、油毛毡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屋，挂上“瑞金公社红卫兵”的匾牌。此情此景似乎又可附庸风雅，比附刘禹锡的《陋室铭》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之所以没有去霸占课室和办公室，是因为那里再也容不下我们庞大的队伍了，也只有这空旷的天台才能让我们的思想自由驰骋。
　　成立大会就在这个全校的制高点上举行。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诞辰庆典，举手表决选举出由彭得玺、书生、尤树林、来国强、何溪波5人组成的勤务组。会后就向工学院红卫兵总部作了报告。
　　彭得玺对学校党支部书记申震东说：
　　“申书记，我和书生他们搞了个‘瑞金公社’红卫兵，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现在向你报告一下，希望你能给予大力支持，并请你给我们开个证明，我们好去刻公章。”
　　申震东十分高兴地说：
　　“我支持你们，并且希望你们按毛的指示去做。我叫仝芝全给你们开个证明，再叫总务处给你们一点经费，好去刻公章、缝制大旗和袖章。”

　　9月30日

　　彭得玺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过去在校团委工作的经验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公章、大旗、袖章很快就制作好了。另外，他还从学校总务处领到一些纸、笔、墨，以及桌椅板凳等办公用品。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群众组织、红卫兵都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就像鱼离开水就会死亡一样。然而，这些群众组织又不是花瓶、不是摆设，它们只有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在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宣告诞生之日，我们就向自己提出两大任务：一是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二是立即组织外出串联。这样做既是响应党中央的号令，又能吸引更多的热血青年加入我们的队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勤务组成员进行了分工，除我留下来继续发展组织外，其余4人分4批带领自己组织的人外出串联。有了自己组织的公章，外出串联自己开证明就可以了，无须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彭得玺带领的第1支外出串联队伍很快就出发了。因为不是一下子就能弄到那么多火车票，尤树林、何溪波带领的队伍的出发时间只好向后推延，如今他俩都忙于奔走火车站。吕小平、许世杰因为刚回来不久，暂且不打算外出，于是他们重操旧业——摇笔杆子。这个时期学校的大字报主要是揭批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大家都以组织的名誉参战了，吕小平的大字报署的是“瑞金公社打狗战斗队”称号。发展组织的工作令我忙得不可开交。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02:56

　书生日记（10月3日）

　　尤树林、何溪波带领的串连队伍陆续出发了，彭得玺带去的人在北京接受了毛的检阅后，有的又去了其他地方串连，一时间还回不来。我的工作一刻也不曾停顿过。
　　今天，3个初中女学生结伴来到我们的红卫兵总部，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她们看上去都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①。在此之前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还只是清一色的男学生，我们并不是着意要这样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我们也知道南宋韩世忠军中有位巾帼英雄梁红玉，义和团里有个“红灯照”，可是，我们似乎还没想过我们这个队伍也应有另一半。如今，第一次有女学生出现在这个红卫兵组织面前，我顿时感到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我把红卫兵登记表交给她们填写，这才知道她们的芳名是：温玉玲、连喜、飘凌，并且知道她们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而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决心。我当即便同意吸收她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过没多久，又有5个年纪更小的女孩子走上前来要求参加红卫兵。原来她们刚才只是腼腆地站在楼梯拐角处，守望着连喜她们的行动，不敢贸然上来报名。现在见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功告成，她们便走来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几个女孩子比起前面那3个显得更加天真无邪，她们是连庆、黄小家、黄秀琳、大凤、陈国茜，全都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十四五岁的黄毛丫头。连庆还是连喜的妹妹。跟在她们后面的还有一位神情更显羞涩的初二女生竺慧君。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使这个原本只秉刚阳之气的红卫兵总部顿时蓬筚生辉、平添了几分生气。我毫不犹豫地将她们全都吸收入自己的组织。我心中明白，在当今这种形势下，我们这个刚刚破土而出的新生命还在隙缝求生，敢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的人还需要几分勇气，更何况女儿身。同时，我也明白，有了这样一批女性的加入，这个红卫兵组织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健全的有机体。

　　编者注：
　　① 《红楼梦》第23回

　　10月5日

　　我们这支草莽队伍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很快就发展到100余人了。我们让这些陆续加入进来的新人继续分批外出串连，那些新加入的小女孩也跟随年长一些的男生登程，来国强成了这些后续部队的头领。
　　这个时候，全国大串连方兴未艾，本地人纷纷冲出去，外地人纷纷涌进来，熙来攘往，攘往熙来，沸反盈天，好不热闹。学校设立了接待站，腾出许多课室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居住。
　　今天，来了一位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史东炜，他拎着一大捆传单、小报对我说：
　　“这是彭得玺托我带给你们的。”
　　我高兴地与他握住手说：
　　“辛苦你了。彭得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几十个人都住在我们学校。”
　　“他们都在那里干什么呢？”
　　“他们一边到各大中学校串连、看大字报；一边组织学习，整顿纪律，加强队伍的建设。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看来暂时都不会回来。那些后来才到达的人还在等待毛接见，先前那些人还打算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内蒙古等地去串连。”
　　我在之前已知道，后面几批去北京的人找到彭得玺他们，大家汇合到一起了。
　　“彭得玺还有什么交代吗？”
　　“他说这些材料都是他们最近在北京各处搜集到的最新资料，要你们尽快翻印出来散发。”
　　史东炜已经来过我们这里好几回了，和我们结成了好朋友，并义务充当了我与彭得玺之间的联络员。这次他是受彭得玺之托专程从北京赶来。这些从北京来的最新消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圆满完成使命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北京。

　　书生日记（10月6日）

　　送走了北京来的朋友之后，又送走了外出串连的红卫兵战友，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就在这时，传达室值班员叫我去听电话。拿起话筒，一个陌生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
　　“我们这里是医学院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我们准备召开一个全市造反派红卫兵联络会议，请你立即到医学院红楼参加会议。”
　　“我并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你来了就会知道的。”
　　我知道，还在我们揭竿而起，在这个世界初露头角的时候，白见平他们就凭着惊人的悟性，率先将自己的队伍融入了校外的世界，建立起全市性的“老红卫兵”总部。为了生存与发展，我们同样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因此，我不敢有丝毫怠慢和犹豫，放下电话，立即赶往医学院红楼。
　　一进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就迎了上来，凝神一看，原来是华侨补校的张壮省。他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
　　“来，来，来，我们正等着你来参加会议呢！”
　　这是我在工学院红卫兵时就认识的朋友。
　　主持会议的是医学院的大学生，他说：
　　“北京工业大学的反‘血统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打算在我们这里也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让我们把各间学校反对‘血统论’的少数派召集到这里来开个会，商讨如何行动。”
　　目前的状况确实如此，敢于起来批判“血统论”的人在各间学校还处于少数地位。当初，我因为写了批判《鬼见愁》的大字报而惨遭围剿，想不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校外却小有名气了。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原来这只是张壮省的“功劳”。不管如何，既然人家有这种想法，趁此机会把校外的同道们联络起来也未尝不可。
　　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代表强调：
　　“我们成立的这个机构，不但要有‘红五类’的红卫兵，还要有‘非红五类’的造反派组织。”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我们总不能用“血统论”去反对“血统论”吧！
　　到会的代表先后发言表示赞成他的意见，我也循例讲了话。

　　10月7日

　　下午，昨日的原班人马再次聚集在医学院红楼开会协商。
　　会议开始不久，8中代表首先发言：
　　“我们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已加入了全市性的‘南大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现在再加入这里的司令部，似乎不大合适。况且我们这里准备建立的造反派司令部又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大杂烩。我建议不如以‘南大门’为核心，把这里准备建立的机构变作‘南大门’的外围组织。”
　　听了他的发言，与会代表面面相觑，如堕五里雾中。我也觉得好像打翻五味瓶，不知什么滋味。这不又回到“血统论”上面去了吗？真是不幸被我昨日言中。既然所有到会者全都号称是反“血统论”的“少数派”，为什么一碰到实际问题又不知不觉地回到“血统论”的泥淖中去了呢！可见“血统论”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长盛不衰。
　　我忍不住站起来说：
　　“我们要明确，现在大家讨论组建的不是‘老红卫兵’或‘南大门’那样的红卫兵总部，而是包括‘非红五类’在内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然而，我刚讲完，就遭到15中代表的反对。他说：
　　“我不赞成107中学代表的讲法，建立那样的大杂烩组织毫无意义。我支持8中代表的意见。”
　　会场顿时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吵吵嚷嚷，协商讨论会转眼就变成了辩论会，并迅速升温为拌嘴吵架，会场一片混乱，会议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最后，还是张壮省振臂高呼：
　　“大家不要吵啦，我建议，愿意组建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学校代表明天下午再来协商，不愿参加的就别来了。”
　　全场同时发出“哦”一声，便作鸟兽散了。

　　10月8日

　　下午会议开始时，昨日参加会议的各间学校的代表依然悉数来到。显然大家还是赞成张壮省提出的意见，组建革命造反司令部。15中的代表换成了另一个人，虽然他仍然号称自己是“南大门”总部的，但是他已不反对在这里建立造反司令部了，好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会议一致通过了我在昨日提出的方案。可是15中的代表又说：
　　“还是不要急于成立这样的司令部吧！”
　　他的意见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都已经举手表决表示同意了，为什么放下手来又反对。与会代表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说：
　　“不要再等了，赶快成立！”
　　“那就先搞个联络站吧！”
　　我们不知道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觉得他后来的讲法还是比较稳重，有可取之处，便同意了他的提议，先期建立革命造反联络站。
　　为了给“联络站”找个落脚点，会后我便与张壮省直奔市委接待站，请求支持。

　　书生日记（10月9日）

　　上午，各校代表继续汇集医学院红楼商讨建立联络站的具体事宜。15中派了一位女代表参加，下车伊始她就郑重声明：
　　“我是15中新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我们这个红卫兵是刚从那个‘南大门’总部杀出来重新组建的组织。”
　　讲完后，她就大大咧咧地主动担当起会议的主持人。当今时兴‘大民主’，不会有人计较谁来主持会议，这位女中豪杰主动站出来主持会议，对大家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会议开始不久，财政学校的代表就说：
　　“现在看来，组建‘联络站’具体运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还不如成立‘司令部’干净利落。”
　　事实的确如此，一接触具体问题，“联络站”就不知道如何运筹了。如今经他这样提起，大家的思想又活动了。经过再次协商，大家认为还是成立司令部容易运作，因而决定重返原先的构想。并且决定司令部内设3个部：1.政治宣传部；2.组织联络部；3.监察保卫部。15中女代表毛遂自荐要求负责组织联络部。8中代表立马宣布：
　　“由组织联络部负责整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
　　他们俩简直是在演双簧，而且是赤裸裸的毫无顾忌表演。我的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几天来的情形像过电影似的从脑海中掠过，引起我的警惕。我说：
　　“还是由财政学校的代表临时负责吧！”
　　或者是与会代表也觉得15中的这位女代表过于张扬，便接纳了我的建议。
　　之后，会议委托“八一八继红中学”的代表起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宣言，写好后由我修改，最后大会讨论通过。
　　经过这些天的不懈努力，眼看大功告成，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具体执行了。这几天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进了这里，把自身的组织发展工作撂在了一边。如今艰难的创建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也该急流勇退了。恰好昨日来国强从外地串联回来，该他去当代表了。

　　10月12日

　　来国强①来自高三（2）班，是该班的团支部书记，善思索而讷于言，是彭得玺和我的好朋友。这两天都是他代替我到医学院红楼参加会议。从他那里我才得知事态的进展。
　　红楼的会议仍然由那位15中女代表主持，财政学校的那位代表性格过于软弱，抵挡不住强悍的女豪杰，只好任由她去自由发挥。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出头的椽子先烂”，既然她肯担当、敢出头，未必不是好事。可是，这位悍妇主持会议，并不是引导大家潜心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如何使这个新生事物健康成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极力鼓吹：重要的不是研究今后怎么办，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眼前这些人以前干了些什么。好像如今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人并不是原先认定的“少数派”，因此，她要求大家摆明自己的观点，看看是否同一个派别，然后才能共同研究日后的工作。听起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但是，我总觉得其中定有蹊跷。

　　编者注：
　　① 后来不幸英年早逝。谨以拙著告慰其在天之灵。

　　10月13日

　　为了弄明真相，今天我径自奔赴会场，顾不得往日的繁文缛节，单刀直入地说：
　　“我们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搭起这个司令部架子，至今还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为什么我们不是去匡扶补救、同舟共济，而是吹毛求疵、党同伐异、自毁长城。像这样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开会，何时才是尽头。”
　　“当然要相互了解清楚才能共同行动啦，‘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像有些组织既不敢造学校党支部的反，也不敢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也能号称为造反派组织吗？叫我们怎样和他们共同行动呢！”
　　15中女代表一语道破，撕开了几天来蒙住大家眼睛的神秘面纱。
　　这下子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蛊惑人心的煽动是针对我的。而且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的。我反躬自问，事情确实如此。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方才诞生，由于发展太快，工作毫无头绪，至今整支队伍几乎都还在外地。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借助串联整顿队伍，把这支“乌合之众”建成一支有纪律、能战斗的队伍。因此这段时间确实没有闲暇去写大字报，过去那些批判“血统论”的大字报也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的，与这个组织无关。即便是吕小平、许世杰现在写的也不代表整个组织。怪不得15中代表会有这样的指责，显然她是明察秋毫了。虽然她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但也是言之凿凿、无可争辩。
　　我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说也无用。虽然这个造反司令部不是因我而起，我也从未自封过“造反派”。当初我只是应别人之邀才来到这里，尽管为这个还在襁褓中的新生命尽了一点绵力、花了一些心血。可是，事态发展成这样，我也无可奈何。于是，我说：
　　“15中的这位代表讲得有道理，我无话可说。你们不走，我走好了！那些拿到手的房子（市委给的联络站办公室）就留给你们用吧！”
　　北京工业大学的代表自始至终都陪伴着我们，并且不断地给我们提出积极的意见，还和我一道走街过巷亲临各间学校了解情况。目睹了潮起潮落，“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迁。最后，他只好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说：
　　“俗话说‘强扭的瓜儿不甜’，看来你们这里造反派大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现在惟有耐心等待，只有到瓜熟蒂落时才会取得成功。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你们的。”
　　“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①。在人们还闹不清什么是造反派、谁是造反派的时候，就试图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的确幼稚可笑。因此，当这个“早产儿”夭折之时，我并不感到惋惜，甚至在内心深处还将此当成是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初次尝试。

　　编者注：
　　① 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冈诸烈士
　　黄兴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书生日记（10月15日）

　　校园外江湖险恶、诡谲奸诈；校园内也不是河清海晏、海不扬波。
　　于今，学校里大串连方兴未艾，有人凯旋归来；有人启程上路。来也匆匆，去也遑遑。校园里人欢马叫、热火朝天。“老红卫兵”头目辛国镛、黄建文正在1号教学楼前小广场指挥手下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这时，从校门口进来几个戴着“老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男生拦住他们的去路，领头的瘦高个严词劝说这些想往外跑的人：
　　“眼下正是两条路线生死博斗的关键时刻，谁也不能丢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外出串连，大家都要留在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刚巧把一批新进红卫兵送上火车归来，见是“老红卫兵”的正南进和他的“红心向着毛 ”战斗队在执行任务。幸好我们的人早走一步，否则一场荒唐的冲突在所难免。如今就让他们自己窝里斗好了。
　　不过，这位“反潮流”英雄正南进的行为确实令人费解。他本是高三（3）班的团支部书记，白见平、严厉之流在学校“放火烧荒”那天，他竟然跳出来试图扑灭正处燎原之火，为此还引发了我与苗仪桐的一场恶斗，至今还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工作队进校，他摇身一变成了学校工作队的一员①。堂堂团委副书记的彭得玺靠工作队扶持，才勉强混得个筹委会委员的职位，和这位工作队队员的位置相比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见他的“政治可靠”达到了何等程度。我也只是在今天，在“老红卫兵”头目马克西把我归入“政治不可靠”之列以后，才意识到冥冥中早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摆布。
　　工作队撤销后，107中学红卫兵急忙将他网罗进去，以壮军威。今天他带领自己的队伍刚从北京串连回来，下车伊始就迫不及待地跑来阻止别人外出串连，又一次逆潮流而动。一个工作队队员公然号召批判自己也参与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呢！

　　编者注：
　　① 至今还是一个谜

　　10月18日

　　正南进也算是“螳臂当车”了。他既挡不住大串连的滚滚洪流，也掀不起批判“资反线”的风浪，反而众叛亲离，使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老红卫兵”的宫廷里已经没了他的立足之地，只好带着那个“独立大队”反出“天廷”，落草“南大门”。
　　校园里的景致没有因为他的逞性妄为而改观，大串连依旧红红火火，批判“资反线”则不冷不热、苍白无力。
　　华侨补校的张壮省今天来访，告诉我，那个“早产”的“造反司令部”在我离开后还苟延残喘了两天便寿终正寝了。他还告诉我，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查清了8中、15中的那些人也像这里的正南进一样，是从“老红卫兵”反出来投靠“南大门”的。他们和“血统论”血脉相通、藕断丝连，和我们不是同路人。幸好及早了断，否则后患无穷。
　　老朋友专程来安慰我。“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是此事的始作俑者，最后弄得不欢而散，他觉得过意不去，便来帮我解疙瘩。他还不失时机地向我提出东山再起的宏伟大计，希望我重整旗鼓，继续与他一起奋斗。

　　书生日记（10月20日）

　　晚间9点来钟的时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正在自己总部办公室写大字报、印传单，突然，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从4楼冲了下去。在大楼底层，只见档案室门口围着一大群人。“老红卫兵”头目严厉、白见平、马克西正与“红旗公社”的李西泽、“罗霄山公社”的羿扬争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党支部的申震东、仝芝全也在场，还有一些陌生面孔。原来是“老红卫兵”头目把市教育局的有关人员拉了来，要打开档案室搜寻“黑材料”。①仝芝全严正声明：档案室里没有“黑材料”，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搜查档案室。
　　闻讯赶来的李西泽一干人，一听说档案室里藏有“黑材料”，劲头就上来了，提出要与“老红卫兵”平分秋色，彭得玺不甘落后，也要介入此事。
　　可是严厉坚决地说：谁最先发现就归谁，其他人别想沾边。
　　就像一群狮子在撕扯猎物，各方力量陷入了胶着状态。
　　我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各派力量的较量，陷入了沉思。这一次“老红卫兵”又占了先机、拔了头筹。他们怎么就想到了“黑材料”？怎么就知道档案室里有“黑材料”，而且还能调动上层力量为其服务。是来自他们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还是另有蹊跷。幸好彭得玺、尤树林率领的外出串连队伍及时赶了回来，否则还不知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

　　编者注：
　　① “文革”产物。指污蔑、不实之词。

　　外出串连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一群“散兵游勇”在外转了一圈就变成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经过大串连，这些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开了眼界、长了见识，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回来后纷纷进驻红卫兵总部。天台上那所简陋的棚屋容不下蜂拥而至的生力军，我们只好把总部搬至天台下面的4楼礼堂。
　　我们因陋就简用黑板、书桌把偌大的礼堂间隔成3个部分，西翼当女生宿舍，东翼为男生宿舍，中间是办公室和会议室。并在一起的书桌就是床铺，大家挤在上面就过夜了。其实人人都是夜猫子，常常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有时竟然通宵达旦，睡觉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我和勤务组的几个人早就以校为家，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二次。
　　所以，当“老红卫兵”叫嚣抢夺“黑材料”的时候，我们好像独具慧眼、早有准备似的。
　　正当我们暗自庆幸的时候，严厉又拉开了嗓门咋呼：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党支部就站到了革命群众的对立面。他们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生怕革命的烈火烧到自己身上，千方百计压制群众，企图把革命烈火扑灭。他们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暗中记下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整理成系统的材料，塞进我们的个人档案中，准备留到运动后期，进行‘秋后算帐’。这是一些诬陷不实的黑材料，必须清除干净。今天，我们把教育局的领导请来，就是要党支部当着这些领导的面，把那些‘黑材料’交出来，当众烧毁。”
　　严厉的煽情鼓动迅即感染了围观的人群，许多人跟着起哄，吵嚷着要党支部交出“黑材料”。他们对严厉的鼓惑信以为真，认定“筹委会”、党支部是一丘之貉，如今变生肘腋、衅起萧墙，同室操戈、自相残杀。“黑材料”是铁板上钉钉子确有无疑了。
　　白见平默默地站在严厉身后，凝神贯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视着各方面的动静。犹如三军统帅“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①
　　李西泽与严厉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几经沙场方才发觉，这伙同窗故旧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炫目的光环之下除了愚昧无知，还有丑陋不堪。他们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念各的经。然而，连他们这些血统高贵的“红五类”都被人整“黑材料”，自己肯定也在劫难逃了。因此，这位“红旗公社”的头目显得更紧张，受到压力也比“老红卫兵”们更大。
　　面对哓哓不休的混乱场面，我的大脑在飞快地旋转。我记得，学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兴起的第2天，工作队就来了。从那时起运动就在工作队和“筹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他们也曾公开宣布“党支部靠边站了”。既然如此，想必工作队和“筹委会”整的“黑材料”比党支部整的还要多。这样，所谓的“黑材料”就由3个部分组成了：1.党支部整的，2.工作队整的，3.“筹委会”整的。如今，“老红卫兵”取代了“筹委会”，“筹委会”整的“黑材料”自然也落到“老红卫兵”手中了，其他群众组织是无从问津的。现在他们制造事端，贼喊捉贼，目的是保护自己。
　　如果党支部真的把“黑材料”藏进了档案室，而仝芝全又硬是不肯交出来，几个群众组织虎视眈眈在这里僵持下去，看来也不是办法。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去追查工作队整的“黑材料”呢？只要掌握了“黑材料”，批判“资反线”的斗争无形中就打开了一个缺口。想到这里我好像顿时觉醒了过来。于是，便和彭得玺合计了一下，当机立断作出决定：留下彭得玺、尤树林继续在这里与白见平、李西泽对峙，我和来国强带上几个人立刻撤离这里去寻找工作队队长，追查“黑材料”。声东击西，出奇制胜。

　　编者注：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几个人骑上自行车连夜直奔市委党校。之前我们曾经听人讲过，工作队撤离学校后其主要领导都集中到市委党校学习。可是，当我们一溜烟赶到那里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值班人员告诉我们，那些工作队的头头脑脑们晚上都回家去了。不过，我们还是从电话里找到了他们。
　　派进107中学的第三批工作队队长王继兴是市棉纺织厂的党委书记，副队长栾波是这间工厂的副厂长。他们都住在自己工厂的宿舍。这家工厂建在市郊，距离市委党校足有五六公里远，进厂还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工厂简易公路，这里连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知难而进，磕磕碰碰硬是闯进了工厂大门。
　　王继兴和栾波睡眼惺忪地坐在工厂外宾接待室里等待着我们。眼见得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他们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分宾主坐下。我开门见山对他们说：
　　“三更半夜打搅你们了。为了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你们把运动中整的‘黑材料’交给我们。”
　　王继兴爽快地回答：
　　“‘黑材料’是要交出来的。明天上午10点钟交吧！不过，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单独交给某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
　　王继兴的干脆利落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他不像仝芝全那样矢口否认，而是直言不讳地承认“黑材料”的确存在，并且毫不犹豫地答应交出来。我们暗自高兴，以为旗开得胜。
　　“这是中央的规定。”
　　栾波补充说。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严厉、白见平会率先发难。
　　“那么，‘黑材料’现在放在什么地方？”
　　来国强急切地问。
　　“不知道！”
　　栾波断然说。
　　“既然都不知道‘黑材料’放在什么地方，你们怎么又敢答应明天上午10点钟交出来？”
　　我觉得他们的回答自相矛盾，便这样说。
　　“‘黑材料’都集中交到市委和工作队分团去了，因此，具体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大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随意交给你们。只有等你们各个组织意见统一了，才能交给你们。”
　　王继兴见隐瞒不住，只好这样说。
　　“如果各个组织的意见一直都无法统一呢？”
　　“你们回去和大家协商嘛！”
　　我知道胜利又成了海市蜃楼。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两位工作队队长自始至终都和我们使用了同一个词汇——“黑材料”。这就是说，他们承认文革以来，他们所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是“黑材料”。

　　书生日记（10月22日）

　　“喂，请问这里是王继兴同志家吗？”
　　我按照电话号码打电话到工作队队长王继兴家。
　　“是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我不大熟悉的声音。
　　“请你帮我叫王继兴同志来听电话！”
　　我非常客气地请求对方。
　　“你是哪里呀？”
　　对方很不情愿地回答。
　　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机是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传过来的声音都走调了，辨别不出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我只好自报家门，告诉他我是谁。可是，对方却不以为然，仍然漫不经心地说：
　　“你找他有什么事呀？”
　　我觉得他是存心刁难了，有什么道理听个电话都要来回折腾呢！我忍不住气愤地质问：
　　“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找人听电话！”
　　眼看敷衍不过去，电话的那一端只好说：
　　“我就是王继兴，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其实我也知道，电话机就摆在王继兴的床头，别人是不便越俎代庖的。
　　于是，我把成忠民提出的那个意见告诉了他。
　　“检查还没有写好！”
　　王继兴满不在乎地说。
　　“那天夜里，你不是说检查还差一点儿就写好了吗？几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写好呢？”
　　“即使写好了，也还要和其他几位队长交换意见，看看写得合适不合适，才能拿出手嘛！”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写好交出来？”
　　“我不敢确定。”
　　我知道这是一位疆场骁将，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也要知难而进、勇往直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下午答复我们吧！”
　　“下午厂里开会，我要主持会议，抽不出时间答复你们。”
　　“那么你说怎么办吧！”
　　我几乎对着电话机喊起来。
　　“下午3点钟之前答复你们。”
　　真是欺软怕硬。

　　编者注：
　　《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向全国发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潮流势不可挡，王继兴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下午2时45分，王继兴在电话中对我说：
　　“我们的检讨只能交给107中学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单独交给你！”
　　他们总算言而有信，并且提前践约了。毫无疑问，王继兴这样说是合适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是某些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我与王继兴、栾波个人之间的事情。他们写的检讨对我个人来说毫无作用、毫无意义，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充其量也只是废纸一张。对于这一点，作为市里一家大工厂的党委书记，他是心中有数的。凭着他的资历、见识和经验，他很清楚，他们的检讨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交给我个人的。他这样说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恨、打击和伤害这些妄自尊大的对手。
　　我默默地忍受着心中的刺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打完电话不久，王继兴和栾波就来到了学校，迅即将他们的检讨贴到1号教学楼楼下走廊的一个黑暗角落。检讨是油印件，用的是几张16开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错落不齐、杂乱无章、内容芜驳。可见，他们是存心不让人看，再加走廊的昏暗灯光，根本也无法看。百般无奈之下，我和彭得玺只好另外向他们索求，几乎磨破了嘴皮，方才得了一份。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有点成效。

　　书生日记（10月24日）

　　自从工作队贴出了书面检讨之后，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教师们率先写出大字报，对工作队的检讨逐条逐句进行解剖批判。大字报很快又遍布校园。教师们知道，是我们“瑞金公社”促成了这件事，功不可没。他们视我们是同盟军，主动上门与我们商议，以期共进退。
　　然而，就在这个运动的节骨眼上，白见平、马克西却带着他们的“老红卫兵”组织的12名主要骨干外出长征串连去了。当然，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无可厚非。①还在几天前，他们趁着月黑风高突然发起冲击学校档案室的行动，企图威逼党支部交出“黑材料”，只是由于党支部秘书仝芝全的坚决抵制，才没能得逞。可是，当工作队主动提出来校商议移交“黑材料”的时候，他们却不理不顾、置若罔闻，把工作队整的“黑材料”视如秕糠。如今，工作队贴出检讨，他们又避之若浼、逃之夭夭。
　　“红旗公社”的李西泽和这些“老红卫兵”依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对“瑞金公社”的行动也是嗤之以鼻、睨而视之，把工作队的“检讨”视如敝屣、不屑一顾。
　　我们并不在乎他们的态度和行径，我们踽踽独行于世、联合革命的教师们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坚定不移地打下去。

　　编者注：
　　① 《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2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

　　10月27日

　　白见平这帮人前脚刚走，黄建文后脚就带领另一帮“老红卫兵”喽啰砸了市教育局，夺了教育局的大印，然后远走高飞，去了郊县横江农场劳动。
　　黄建文的强盗行径震惊了整个学校，甚至在全市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事情的原由据说是这样的：他们见“老红卫兵”的主要头目都走了，留下的人谁也不愿意陷入学校大批判的泥潭中去，便千方百计找借口离开学校。他们跑到教育局要求开证明、派车，遭到了拒绝。一气之下就砸开教育局办公大楼，抢了大印，溜之大吉。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我和何溪波带了几个人迅速赶赴教育局。教育局办公楼是一座规模不大的3层楼房，位于2楼的资料室、档案室这时大门敞开，里面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文件、书籍七零八落、扔得遍地都是无人打理、看管。簇新簇新的书籍还散发着阵阵清香，久违了的情景（书香）令我心醉。“文革”爆发不久，学校图书馆就被“老红卫兵”那帮人占据了，宝贵的图书从此就遭了殃。那天，为了帮初中小同学开证明，来到他们的总部大楼前，从窗口往里张望，看见图书像废品一样堆积如山，我心如刀绞。如今，他们故态复萌、暴殄天物、践踏文明。我们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这些宝贵财富再遭厄运，这些书籍是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食粮、有力武器。我们就当一回新时代的孔乙己吧！“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我们尽可能将这些书运回学校，存放到我们的红卫兵总部，俨如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令硝烟弥漫的战场散发出书卷的馨香。我们运回的这批书中有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本《列宁全集》、几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著作、一套刚刚出版的《赫鲁晓夫言论集》、一本《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世界经典名著；以及《唐诗》、《宋词》、《三国》、《水浒》、《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等古今文学作品。“文革”开始以来，我们有多少困惑需要解开，有多少迷雾需要驱散。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提高我们的马列水平，提高我们分辨是非的能力，搞好文化大革命。

　　编者注：
　　当“大祸临头各自飞”之后，这批书籍就归了学校图书馆。这是后话。

　　书生日记（11月1日）

　　几个月沸沸扬扬的都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东西，我们至今还稀里糊涂；搞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要革谁的命，“走资派”也不知道在哪里。政治舞台上风起云涌、争妍斗艳，“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保不定哪一天大祸临头。随着时间的迁移，我们脑袋里的困惑愈积愈多，都希望能从“老祖宗”的著作里找到答案、释疑解惑。读书便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以往我们只读过单行本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如今我们可以攻读鸿篇巨制了。
　　然而，麇至沓来的事端每每打破我们的安宁、中断我们的学习。这会儿，楼下又翻天覆地般的吵了起来。仔细一听，竟是本组织的许世杰的声音，事不宜迟，赶紧冲下去。
　　原来，许世杰百无聊赖、无事生非，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个“老红卫兵”的袖章，戴在手臂上招摇过市、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气得路过的“老红卫兵”暴跳如雷，严厉冲上前来厉声喝道：
　　“你是哪路子的跳梁小丑，竟敢作贱我们的红卫兵袖章，还不给我赶紧脱下来！”
　　许世杰也毫不示弱，反讥道：
　　“瞎了你娘的狗眼，你不仔细看看，谁戴你们的袖章了！难道就你们有这样的袖章不成？别人就不许有吗？我就是不脱下来，看你能怎么样！”
　　怒火中烧的严厉带着他的那帮人冲上来就和他撕扯起来。幸好我们及时赶到，把他们扯开。许世杰气急败坏地把袖章扯下，扔到地上，再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为防止事态恶化，我们赶紧把许世杰拉回自己的总部。
　　我们对许世杰的行为都非常生气，彭得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正颜厉色地质问许世杰：
　　“昨天夜里你是不是带人去抄了初二（2）班同学的家？”
　　“想去，但没去成。因为写不到证明。”
　　许世杰漫不经心地回答。
　　“为什么不写好证明才去呢？”
　　彭得玺仁至义尽，还想找个台阶让他下来。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证明都不应该去抄同学的家。可是，许世杰不领他的情。
　　“我也不知道要办什么手续。”
　　“那么你为什么不和组织商量好就擅自行动呢？”
　　“有必要和你们商量吗？”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是手持盖有“瑞金公社”红卫兵公章的证明去作案的，而存放公章的资料柜在此之前也被撬开过。勤务组成员一致认为，许世杰的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行为，它严重损害了“瑞金公社”的名誉。许世杰坚持错误，并表示要和这个组织决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彭得玺只好请他退出我们的组织。
　　许世杰觉得正中下怀，转过身去就投入了何溪波的“北京公社”。
　　早先，何溪波、吕小平就不赞成我们对工作队采取的行动，不愿和我们共进退了。何溪波联合从“老红卫兵”队伍中杀出来的时保华、方圆圆，还有那位正南进一起成立了个“北京公社”，并立即加入了市里的“南大门”总部。吕小平习惯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从“瑞金公社”冲出去后，和高三（1）班的邹纪能搞了个“澄清”小组，专事写文章。

　　11月5日

　　尽管校园里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与日俱增，工作队的角儿依然匿影藏形、狐凭鼠伏；尽管群众的呼声日益高涨，工作队的爷儿们仍旧东风吹马耳、听而不闻。教师们对偏安一隅的那份“检讨”所持的异议有加无已。在多方的努力下，今天，两派教师组织联合我们“瑞金公社”，把王继兴、栾波请了回来，终于召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上的两大派日见分明，教师队伍也在分分、合合中前行，但是，教师队伍的派别不像学生那样泾渭分明、一目了然。① 运动开始的时候，工作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普通教师，使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和压制，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切肤之痛。因此，无论是“红教联战斗队”，还是“东风战斗队”，② 他们都对工作队的“检讨”极不满意，都赞成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作为工作队队员的正南进也被请来参加会议。
　　有趣的是，这个会场就是工作队进校之初批判柯藻华老师的场地，今天，却轮到他们在这里接受别人的批判了。历史好像给我们开了个玩笑。

　　编者注：
　　① 这是一个值得另行探讨的问题，因为当整个社会完全划分为两大派的时候（包括工厂的工人），中学教师似乎没有真正介入。
　　② 当时学校的两个教师组织
　　“红教联战斗队”队长利锡洪作会议中心发言。他说：
　　“正当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兴起之时，工作队就像消防队及时赶到，一下子就将熊熊的革命烈火扑灭。他们竭尽全力将群众运动纳入自己划定的框框，转移革命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广大教师、群众，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挑起群众斗群众。差不多所有的教师都被他们整了‘黑材料’，成了打击的对象。一时间全校教师人人自危、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许多历史情白、工作勤恳的教师挨了批斗，被打成黑帮，关进了‘牛栏’。今天，我们响应党中央、毛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将工作队制造的冤假错案推倒，为受害教师平反昭雪。可是，工作队的‘检讨’却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坚持错误。我们坚决不答应。”
　　利锡洪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许多受过迫害的教师激动得泫然泪下，争相揭发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申诉自己遭受的冤屈，提出平反昭雪的要求。一位名叫夏新明的教师声泪俱下地说：
　　“我只不过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普通教师，解放后勤勤恳恳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教书育人。可是，工作队来了之后就把我划归‘四类分子’，对我进行了反复批斗，还抄了我的家、将我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栏’，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断绝了我与外界的联系，使我的身心都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其实，我只不过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四类分子’。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强烈要求工作队为我平反、恢复名誉。”
　　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要求平反的“四类分子”。与会者为之骇然，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发起的反攻倒算，必须迎头痛击；有的人则主张让他讲话，因为从法律上讲，毕竟没有剥夺他的发言权。不同意见辩论了起来，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主持会议的“东风战斗队”队长张壮新没有让批判会变成辩论会，他平复了会场的骚动，果断地请王继兴表态。原本“坐山观虎斗”的工作队长无可奈何地说：
　　“由于我们平时不注意学习，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对文化大革命、对毛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认识不足、执行不力，犯了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自觉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伤害了一部分教师、学生和群众。我们感到很痛心，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党的培养和信任。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广大师生员工对我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
　　王继兴就这样以一个冠冕堂皇的表态结束了这场批判会。真是“撼山易，撼工作队难。”

　　书生日记（11月6日）

　　王继兴也是欺软怕硬，他清楚，这些教师搞的批判会不过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什么气候，“搓搓团圞捏捏扁”①，几句话就打发过去了。
　　俗话说“针刺不到肉不知痛”②，从运动开始至今，各学生组织的大多数人都不曾受过教师们遭遇的那种磨难，对“资反线”没有受害教师的那种切肤之痛，因此，对批判“资反线”就没有那样的紧迫感了。标榜受过迫害的“红旗公社”社长李西泽对教师发动的批判热潮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唯我独左的“北京公社”头领们也不冷不热、不紧不慢。还有那位和彭得玺一起最先冲出校门到北京串连的晁弗冲，回来后就在社会上冲杀了。其它形形色色的各种组织更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没有什么人真正介入对“资反线”的批判了。
　　此外就是那个“老红卫兵”了，在学校里它举足轻重，可是，其主要头目白见平等人长征串连至今未归，留下的人只会四处耀武扬威、寻事生非，对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毫无兴趣。这种态度就像他们的“自来红”一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性使然。
　　最后就剩下我们“瑞金公社”了，大约也是本性使然，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资反线”与“鬼见愁”如出一辙、同根同源。虽然“牛鬼蛇神”的帽子未曾落到我们头上，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来自那里的压力。张壮新、利锡洪老于世故、独具慧眼，批判会后还是相约上门来和我们共商大计。

　　编者注：
　　① 吴下谚语
　　② 本地俗话

　　11月9日

　　书生同学加战友：
　　今天，我们“继红长征队”像昨日一样，迎着朝阳，继续走在长征串连的道路上。我们行走的是一条简陋的砂石公路，公路两边尽是崇山峻岭。我们的脚早已磨起了个个血泡，如今又被尖砺的砂石戳破，每行走一步穿心似的疼痛。可是，大家都说：“要问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我们就是这样，用红军长征的精神鼓舞着自己，坚定不移地走向前方。
　　我们路过的地方是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村，沿途见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任何痕迹，既见不到大字报，也听不见大辩论，唯一见到的只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
　　走在长征路上的红卫兵扛着红旗、背着背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有些队伍与我们齐头并进，也有不少人和我们相向而行、与我们擦肩而过。每当遇着这些人，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我们就碰到一支北京23中学的长征队。见到从毛身边走来的革命战友，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他们是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出来传播火种的革命战士，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把火种撒遍祖国各地。我们的心早已飞到北京去了。
　　我们忘记了脚痛，忘记了疲劳，这一天又走了35公里。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顾铁军于为民朱汝圣
　　11月6日

　　在步行串连盛极一时的时候，这3个好朋友组成了这个“继红长征队”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漫漫长征路。这是他们在长征路上写给我的信。
　　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又令我大开眼界、增长见识。

　　书生日记（11月17日）

　　今天，“澄清小组”的一张大字报又在校园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天，李西泽从批判会上临阵脱逃后，当天中午就诡秘地对我说：
　　“‘老红卫兵’已经私下烧毁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黑材料’啦！现在，他们又在策划抢夺党支部的‘黑材料’了！”
　　我茫然不解，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谁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意放出烟幕弹，转移我们的视线。
　　昨日，他携一助手游弋于校园之中，放言要物色个地方充当“红旗公社”新总部（因为队伍不断壮大）。路过教导主任陆志坚住所，发现主人不在家，屋里没人。通权达变的李西泽突发奇想：陆志坚是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说不准党支部的“黑材料”就藏在他家中，趁他不在家，进去搜索一番，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向来胆大妄为的李西泽，这时更是忘乎所以，他当机立断、说干就干、刻不容缓，迅速从窗口爬了进去。他们在屋子里四处寻觅，就是见不到渴望已久的“黑材料”，然而，他们又怎肯“如入宝山空手回”呢！于是，便顺手牵羊拿了陆志坚放在书桌上的钉书机和胶水。这种“娄阿鼠”①式的举止刚巧被经过那里的邹纪能撞破。李西泽的行为，历来为邹纪能所不齿，这次又见他行此鼠窃狗盗之事，实在忍无可忍，一回去，他立即用大字报的形式将此鬼祟行为公之于世，从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下午，愤怒的陆志坚就跑到“红旗公社”总部痛斥李西泽，并向他索取被窃去的东西，一些学生和教师也跟着去为他助威。争吵中一些情绪激动的学生将挂在其总部门口的“红旗公社”和“中南海红卫兵”的招牌扯了下来，还撕毁了他们写的一张批判“鬼见愁”的大字报。一场群众斗群众的战火就这样在校园里燃烧了起来。

　　编者注：
　　① 昆曲《十五贯》里的人物。丑角、小偷、罪犯。

　　互相攻击谩骂的大字报代替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喧嚣的吵架声淹没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邹纪能以为自己捅娄子了，感到内疚于心，觉得有责任站出来平息这场骚乱。他想起了我，便拉着我一道去找李西泽，希望和解、共同对敌。他诚恳地对李西泽说：
　　“看来我们继续这样争吵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如大家联手重新搜查陆志坚的‘黑材料’吧！”
　　李西泽搜查过陆志坚的住所后，惟恐别人步其后尘，坏了他的好事，便在陆志坚屋内房间贴上了“红旗公社”的封条。为免再伤和气，邹纪能才提出这样的建议。
　　“你们这些正人君子也要和我们这些‘娄阿鼠’合作吗？就不怕辱没了你们的名声了！”
　　李西泽语带讥诮回答。
　　“都是小节问题，何必耿耿于怀呢！”
　　我想为他们打个圆场。
　　“你这么会当和事佬，去抱陆志坚的大腿不是更好吗？不是更有诚意吗？”
　　依然是刻毒的嘲讽，完全没有和解、合作的意思。
　　既然他不愿意合作，那么我们只好单独行动了。
　　下午，我和彭得玺便带着几个“瑞金公社”战士冲进陆志坚住所，在主人的带领下撕掉李西泽贴在门上的封条，进入房里，果然见到许多用档案袋和卷宗装着的材料，有的档案袋上还印有“机密”字样。显然，李西泽也见过这些东西了，只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并没有触动这些东西。可见，李西泽也是猛张飞，粗中有细、经验老到。这般情形，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鲁莽从事了。
　　我们当即与陆志坚商议：
　　“凡有‘机密’字样的文件，我们不动也不看，由你清理出来放在一边，等候处理；那些没有‘机密’标记的材料我们就要仔细检查了。”
　　陆志坚赞成我的意见，没有对抗情绪，心平气和，与我们配合默契。他默默地把文件一袋一袋搬了出来，让我们过目，凡是有“机密”字样的袋子就搁在一边，没有这种标记的就交给我们。我们仔仔细细检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材料，发现都是陆志坚写的大字报底稿，这些东西早已有目共睹，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黑材料”。此外，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信件，我们也没有必要窥视别人的隐私。被搞得纷纷扬扬的陆志坚私藏“黑材料”冤案，在我们手中真相大白了，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还了陆志坚一个清白。
　　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战斗，由于搜查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和机密，以至于搜查完毕撤出战场，李西泽和其他人都浑然不觉。
　　事后，我们立即写出大字报向全校师生员工宣布搜查的经过和结果。功败垂成的李西泽很不甘心，随之也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对我们进行大肆攻击、谩骂。我们自觉大功告成，就由得他骂了。

　书生日记（11月18日）
　　上午，彭得玺硬拽着我一道前往市13中学，参加“全市造反派红卫兵联络委员会”筹备会议。这些日子，彭得玺目睹白见平他们那个“市老红卫兵总部”搞得有声有色、气象万千，也想搞一个和他们旗鼓相当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与他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之前，在医学院红楼策划成立“全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时，彭得玺还在北京串连，体会不到此事的艰辛。我是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件事，个中辛酸与无奈，刻骨铭心。虽是呕心沥血，依然“竹篮打水一场空”。直至今日，组建这样的总部，时机仍然不成熟，再去忙活，徒费口舌。如果不是彭得玺生拉硬扯，我是不会去的。果然不出所料，到会之人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的就是公章啦，办公用纸啦，全是一些无关大局的鸡毛蒜皮事情，最后还是不欢而散、枉费心机。
　　无功而返，我俩信步走回学校。踏上牛屎河上的石板桥，只见校门口被人把守，内则蜩螗沸羹。守门人见是我二人，也不加阻拦。原来，李西泽正在这里指挥着“红旗公社”的人马肆行无忌地抢抄党支部的“黑材料”，还拉了许多外校学生前来助阵。这位李“社长”天性喜闹不喜静，历来做事都爱制造气氛、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①，谁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由于他虚张声势、装腔作态，结果尚未动手，校园里早已沸反盈天，各式人等闻风而至，党支部办公室（应是档案室了）门前重现白见平当日的盛况。人们争先恐后扭成一团，难分难解，谁也够不着“黑材料”。也许这正是李西泽希望出现的局面。
　　眼见争持不下，我们走上前劝说李西泽：
　　“横竖抢不到，不如先封存起来，过后再抄检。”
　　“我封起来，好让你们再收渔人之利吗？”
　　李西泽狠毒地朝我们叫嚷。
　　“那么，你动手吧！”
　　我们无奈地说。
　　可是这时他已身不由己，连靠近门口都不能了。只好同意我们的意见。

　　编者注：
　　①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

　　12月6日

　　搭乘大串连的末班车归来①，首先见到的就是在长征路上的顾铁军他们的又一封来信。

　　书生同学加战友：
　　告诉你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今天，我们来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我们伟大领袖毛诞生的地方，巍巍群山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地方，毛的故居就座落在绿水青山之中，一口清澈的池塘静静地依傍在故居跟前，一股清泉顺着弯弯曲曲的小溪从故居旁边穿过，曲径通幽，胜似人间仙境。
　　瞻仰毛故居，我们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站在故居前面，我们好象看到“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壮丽场面；好象感受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前来瞻仰毛故居的人群络绎不绝，那条通往故居的乡间小路有时竟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来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红卫兵，从而使这里几乎成了红旗和红袖章编织的红海洋。红旗上写着的长征队名称，让人很容易就看出，这些大大小小的长征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那种热烈场面一点也不逊于毛在天安门前接见红卫兵，只不过没有那样狂热而已。来到这里的人们个个都喜气洋洋、意气风发；人人都有一种满足感，好象实现了人生最大的愿望。那是一种精神的收获，一种心理的满足。一位北京“东方红”长征队的红卫兵战友为我们拍下了一张毛故居前的珍贵照片。
　　整整1天，我们都在韶山冲倘佯，这里看看，那里听听，样样都感到新鲜，事事都觉得意味深长。如果不是还有更远的革命目标，我们真的是不愿离开这个地方。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顾铁军于为民朱汝圣
　　11月25日

　　编者注：
　　① 中央通知11月21日停止大串连。
　　书生与来国强于11月19日启程前往杭州、上海、南京、武汉串连，并于12月5日回到自己学校。
　　美丽的西子湖、上海3分钱一个的烙饼、“中山陵”、“雨花台”以及武汉长江大桥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这里隐去不表。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08:49

　书生日记（12月8日）

　　随着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连的通知的逐步落实，外出串连的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自己的学校，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逐渐回归了正道。
　　今天早晨，第3批工作队队长王继兴匆匆忙忙来到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总部，像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
　　“你们早先不是说要处理放在我们那里的‘黑材料’吗？请你们尽快与其他群众组织商量一下看看如何处理吧！”
　　这段时间，学校里的各派组织都忙于“群众斗群众”，早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加上工作队一直都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守住那些“黑材料”不放。我们虽然作了极大的努力，仍然收效不大，也就心灰意冷、置之不理了。如今，既然他们主动上门，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有点诚意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依然真诚的欢迎这种转变。并且希望从此顺顺利利解决这个问题，为受害群众去除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们立即分头联络各个群众组织，邀请他们到“瑞金公社”总部来商议。包括“红旗公社”、“井岗山战斗兵团”、“北京公社”、“红教联”、“老红卫兵”、党支部……等等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派出了代表到1号教学楼礼堂来协商讨论。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工作队首先列出“黑材料”清单，分发各个群众组织，由群众去甄别哪些是真正的黑材料，哪些不是，然后才作出适当的处理。工作队接纳了大家的意见，并且赶在下午就把清单送到各个群众组织手里。从清单上很容易就看出，那些东西基本上都属于应当销毁的“黑材料”。

　　12月10日

　　转眼两天过去，工作队扔下黑材料清单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了。我们不知道个中原因，不知道工作队为什么不将此事继续进行下去。在此之前，彭得玺告诉我，在我和来国强离校的那段日子里，白见平带领“老红卫兵”背着所有的人砸了学校档案室，至今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抢走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当然不希望他们旧戏重演。我们觉得此事既然开了个头，就不要半途而废，否则有负众望。
　　于是，我们决心再次前往市棉纺织厂，直捣王继兴的老巢，敦促他们来校协商。这天晚上，我们又在那里一直折腾到深夜12点。出于无奈，王继兴、栾波只好答应8个小时之内将“黑材料”交到“瑞金公社”红卫兵总部。

　书生日记（12月11日）

　　上午8点半，王继兴、栾波以及另一位工作队副队长国强准时来到“瑞金公社”红卫兵总部。然而，他们依然是空手而来。他们再一次自食其言、言而无信。
　　其实，他们很清楚，“黑材料”不可能随身携带，何必要信誓旦旦作弄我们呢！当然，我们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无法与他们计较。既然他们依时来了，我们就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于是，我们又一次召集了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会议一开始，王继兴就迫不及待抢先发言：
　　“希望各个群众组织尽快达成协议。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将‘黑材料’交给你们中的某一个群众组织也可以。因为‘黑材料’现在就放在市委党校，而放在那里的工作队东片分团的材料几乎都让人抢光了，唯独你们学校的那些东西还侥幸保存在那里。希望你们尽快作出决定，迅速将那些材料取回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继兴的讲话无疑是向在座的所有人作出某种暗示：继续保留这些“黑材料”已经毫无意义了，销毁“黑材料”是大势所趋。如果这些“黑材料”继续保留在工作队手中，那么，工作队就永远脱卸不了干系。但是，如果各个群众组织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夜长梦多、情况瞬息万变，万一这些“黑材料”落到外人手中，工作队的责任就更大了。希望你们哪个群众组织立即去把这些东西取回来吧！
　　彭得玺和我很快就悟出了王继兴话里的玄机，我们知道工作队眼前正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他们盼望着那些该死的“黑材料”尽快脱手，从此了断这些关系，剪断缕缕烦恼丝；另一方面，又苦于学校的各个群众组织“各敲各的磬，各打各的铃”，总是扯不到一块去。他们又不敢违反组织原则，直接将“黑材料”交给某一群众组织。以致左右为难、无从下手。如今情况急如星火、一发千钧，他们再也顾不得那么些了，公然鼓动群众前往抢夺，只要及早将那些东西取回学校，便万事大吉了。
　　我们明知王继兴耍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但又惟恐“黑材料”流落他方，只好将计就计。为了文化大革命，明知他们在前面布下了陷阱，我们也要舍身跳下去。“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彭得玺急切地走近我身边，问道：
　　“你看怎么办？”
　　我一边主持会议，一边悄悄对他说：
　　“你去吧！”
　　于是，彭得玺悄悄地离开会场，带领“瑞金公社”红卫兵战士神不知鬼不觉直奔市委党校。我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协调各方意见。
　　中午时分，彭得玺一行顺利将“黑材料”“抢”了回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黑材料”随意扔在那里，早已无人看管，恍若敝屣，哪里还用得着“抢”呢！王继兴并没有夸大其词，倘若彭得玺没能及时将其取回学校，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大功告成，我们立即写出大字报、大标语，向全校公布“抢”“黑材料”的情况，并解释“抢”“黑材料”的原因，以及如何处理“黑材料”的建议。
　　下午，当我继续召集各群众组织代表开会的时候，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会议一开始，一位被打入过“牛栏”①的教师老洪井立即气势汹汹地冲着我说：
　　“我对‘瑞金公社’红卫兵抢‘黑材料’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你们一面召集大家开会，一面独自去抢‘黑材料’，搞的是两面三刀、阴谋诡计。在今后的运动中，如果再出现这些‘黑材料’，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

　　编者注：
　　① 把所谓有问题的教师打成“牛鬼蛇神”，然后关在一个地方进行监督改造。

　　老洪井的发言简直是歇斯底里的谩骂。他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遭受过无妄之灾，自然对这些“黑材料”心存余悸，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正想劝解他，“红旗公社”的代表却连珠炮似的向我发起了猛烈攻击：
　　“你们抢‘黑材料’是搞风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发作。我们坚决反对你们的这种行为！”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愤怒地提出抗议，反对“瑞金公社”红卫兵抢“黑材料”的行为。我顿时成了孤家寡人，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窘境。我只好以沉默应对这种狂暴，任由人们尽情地发泄，我知道任何辩白都无济于事。一轮失去理智的狂轰滥炸之后，会场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毕竟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求全责备也枉然。人们慢慢认识到，如今重要的不是无休止地发泄心中的愤恨，而是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黑材料”。对于这一点大家很快就统一了意见：既然断定这些东西是“黑材料”，是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晶，如果让其继续留在世上，将贻害无穷，只有将其付之一炬，让其烟消灰灭、一去不返。一致决定，立即当众烧毁所有“黑材料”。
　　一个大铁盆摆到了会场的中央，彭得玺当着上百双焦虑的目光（许多教师、学生闻讯赶来），亲手将“黑材料”一张一张投入熊熊烈火之中。红彤彤的火光映红了人们喜悦的面孔，紧锁着的眉头随着腾空而起的纸灰逐渐舒展了开来。这是胜利的燃烧。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竟然要用烈火燃烧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人民群众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真正的胜利。这是这个学校破天荒第一次当众烧毁“黑材料”，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人们的脸上都绽放出胜利的笑容，王继兴、栾波脸上也露出了解脱的微笑。我觉得这是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人们献出了自己微薄的力量，我感到心满意足，在此之前受到的误解与委屈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我也清醒的认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那些被打进“牛栏”的“牛鬼蛇神”们，亲眼目睹作为他们的罪证的“黑材料”在烈火中化成了片片灰烬随风飘上了天空，从此去除了悬在头顶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然而，那根扎在心中的“刺”还没有挑去，他们还要讨还“清白”、恢复名誉，要求“平反”，冲出“牛栏”，摘除“牛鬼蛇神”的帽子。

　　书生日记（12月12日）

　　那些昨日还冲着我叫骂的“牛鬼蛇神”，今天好象突然从梦中惊醒，一大早纷纷汇聚到“瑞金公社”红卫兵总部，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恳请我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平反”工作。他们好象终于明白，学校如此众多的群众组织，只有“瑞金公社”红卫兵才是真正热心这一工作的。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一位昨日叫骂得比老洪井还更厉害的老教师冯钦，一上来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地对我说：
　　“‘黑材料’已经烧毁了，我们很感激你们，希望你们尽快将‘平反’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继续为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贡献。”
　　这是一位被关进“牛栏”里的体育老师，曾经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和我还有师生之谊。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当然比其他人和我更亲近了。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会尽力而为。”
　　我坦然地回答了昔日的老师。
　　“不要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出头，我已经这么一把年纪了，那头也近了，‘平反’不‘平反’都无所谓了。”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会尽快与其他群众组织协商如何着手这个‘平反’工作。”
　　其实，对于如何开始这项工作我茫无头绪。
　　饱经风霜的冯钦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又说：
　　“我现在是‘市中教红旗’总部的成员，最近我还去帮助15中学搞‘平反’。那里的‘平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许多所谓的‘牛鬼蛇神’都从‘牛栏’里解放了出来，恢复了名誉，获得了自由与新生。可是，我们学校仍然是死水一潭，至今还按兵不动。许多曾经关过‘牛栏’的教师至今还被学生视为‘牛鬼蛇神’，思想包袱很重，抬不起头来。”
　　我心想，冯钦所在的这个“中教红旗”与李西泽的“红旗公社”一样，都是遐尔闻名的造反派组织，他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亲密战友。如今，为什么他不去找李西泽，反而舍近求远来找我。这里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不过，“平反”工作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也责无旁贷。
　　下午，我们勤务组组织“瑞金公社”红卫兵全体成员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平反工作的有关文件、指示，统一了思想，轻装上阵。

　　12月13日

　　上午，我再次邀请学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前来“瑞金公社”红卫兵总部共同商讨“平反”问题。第3批工作队队长、学校党支部书记也应邀出席。商讨会上，各群众组织的头头纷纷表态，赞成为错打成“牛鬼蛇神”的教职员工“平反”，并主张彻底摧毁那些所谓的“牛栏”。工作队队长、党支部书记也表示要解放“文革”中被关进“牛栏”的教职员工，但又牢骚满腹、忿忿不平。王继兴立即就说：
　　“把学校的那些教职员工打成‘牛鬼蛇神’，有一部分是我们搞的，有一部分则是第1、第2批工作队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搞出来的。谁搞错的就该由谁负责‘平反’，为什么他们今天不来参加会议？”
　　“解铃还需系铃人”。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接受了王队长的意见，表示往后的会议定将第1、第2批工作队队长们请来，共同搞好“平反”工作。会议最后决定：请党支部、工作队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将“平反”工作的初步方案拟定出来，并在明天的会议上向全体师生员工宣布。
　　那些被赶回农村的“四类分子”和“文革”中被关进“牛栏”的“牛鬼蛇神”闻讯后陆续赶来参加会议。他们对会议寄以厚望，期望着通过“平反”改变自己的命运。
　　几天来，学校的这些工作令我忙得晕头转向，错过了前天在省体育场召开的全市革命群众“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之后，只能从彭得玺口中了解会议情况，大会的召开更加坚定了我做好“平反”工作的决心。

　书生日记（12月14日）

　　会议在我们的红卫兵总部继续进行，各派政治力量都非常重视这个会议，几批工作队队长、党支部书记申震东都依时出席了会议，市教育局负责人程尊武也前来列席会议。
　　会议在严肃、庄重的气氛中开始。第1批工作队队长首先发言。他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达了改正的决心，愿意为被他们打成“牛鬼蛇神”的教职员工平反昭雪。同时，他还不忘揭发学校党支部的问题，并且指出市委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接着，第2批工作队队长也作了郑重其事的发言。之后，王继兴、申震东也再次表态。所有这些人的讲话如出一辙，那就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是错误的行为，设置“牛栏”是错误的措施，把无辜的教职员工打成“牛鬼蛇神”是错误的做法。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他们赞成烧毁“黑材料”、摧毁“牛栏”、为受害的群众“平反”。但是，如何“平反”、怎样才算是“平反”了，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不能“平反”，还是一风吹全都“平反”，他们也不清楚。总之，具体如何操作，谁也讲不明白。本来，昨日的会议要求他们拟出“平反”工作的初步方案，可是，他们“东风吹马耳”，漠然置之，行若无事，在今天的会议上没有交出片言只字。申震东还郑重声明：
　　“6月13日之前学校发生的事情由我们负责，之后出现的问题就由工作队负责了。”
　　因为第1批工作队是6月13日开始进驻学校的，（这个日期也许申震东记得不准确，或者他们之间还有什么默契，我们不知道。）从那一天起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党支部已经靠边站了。
　　本是列席会议的市教育局负责人程尊武听完申震东的讲话后，忘记了自己是会议的旁听者，当即站了起来说：
　　“不能把时间分得那样清楚，反正都是党支部和工作队负责，大家不要互相推卸责任了。”
　　程尊武的话音刚落，申震东和王继兴同时愤怒地跳了起嚷道：
　　“这是阴谋！”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申震东又抢先说：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市教育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请示过市教育局的领导。包括公布‘四类分子’名单、把部分教职员工划定为‘牛鬼蛇神’、并且将他们关进‘牛栏’。所有这些我们都请示过你们，得到你们的同意、批准后，我们才敢于实行。如今你们可好啦，把责任推到我们下面来啦！我们坚决反对！”
　　申震东是位敢说敢为的人，过去身体不大好，极少抛头露面，如今关键时刻她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着广大师生员工的面，毫不留情地和上级领导顶撞了起来。显然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得理不饶人”，并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
　　王继兴接过申震东的话头顺势而上地说：
　　“我们工作队的工作也是在市委的指导下进行的，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哪些人该关进‘牛栏’，没有你们上级的批准或默许，我们敢实行吗？现在的‘平反’工作理所当然也应该由你们负责。你们不同意，我们能给他们‘平反’吗？”
　　显而易见，王继兴讲的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确实也只是执行者，他们只是执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可是，今天程尊武的这个讲话无异为王继兴、申震东们打开了一扇赦免的大门，从此，这些直接的当事人、这些亲手残害无辜百姓的执行者洗净了双手、免除了罪责，可以逍遥自在了。该负责任的是那些位居其上的指使者、教唆犯。抚平受伤者的伤口、为受害者“平反”的工作也就不再是他们的事情了，这些事情理所当然要由他们的上司去完成了。讲了半天原来全都是废话，到头来谁也不愿意去为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他们唇枪舌剑、吵得不亦乐乎，把参加会议的所有人，连同那些满怀希望跑来旁听的“牛鬼蛇神”全都撂到一边。
　　协商会议再也无法主持下去了，我只好让这些“教唆者”和“执行者”悻悻离去。

　　书生日记（12月18日）

　　我终于看出，无论是工作队，还是党支部，都没有诚意为受害群众平反。同时，我也很清楚，“帽子”是他们给别人戴上去的，只有他们才能将其摘下来，其他人爱莫能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执掌着别人生死大权的人回心转意，真心实意搞好“平反”工作。
　　毛教导我们：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
　　于是，我们重新联络各个群众组织，把他们再次请到我们总部来商讨对策。不过，今天的会议，我们拒绝了工作队和党支部的人参加。
　　我把成立“平反”工作“监督小组”的建议在会上提了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由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去促成工作队、党支部完成“平反”工作。
　　我的话刚讲完，教师组织“东风战斗小组”的女教师李翠云立刻就说：
　　“成立‘平反监督小组’是个好主意，不过，‘红教联’是保皇派组织，不能参加这个‘平反监督小组’。”
　　李翠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被党支部和工作队打成“狐狸帮”，受到不应有的对待和摧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烈火烧毁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她揭竿而起，冲锋陷阵，成了一名勇敢的造反派战士。今天，她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她的发言振聋发聩，很有号召力。参加会议的其他“东风战斗小组”代表、“中教红旗”的代表、“千钧棒战斗队”的代表以及“红旗公社”的代表立即响应她的倡议，纷纷表示反对“红教联”进入“平反监督小组”。

　　编者注：
　　①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东风战斗小组”的头头张壮新进一步说：
　　“‘红教联’里一些成员过去是保党支部的。譬如，粟永昌就说过‘我死都不认为申震东有问题’这样的话，他还是打击‘狐狸帮’的急先锋。直至今日，他依然顽固地认定‘等到运动后期，李翠云少不了要当右派’，就这样坚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在暗中整造反派的‘黑材料’，例如周炳章就整了李西泽和另一位教师的‘黑材料’，至今也没有交出来，还要留作秋后算帐呢！像这样的人、这样的组织，有可能真心实意搞‘平反’工作吗？”
　　张壮新讲完后，正南进站起来发言。这位昔日的工作队队员，如今成了何溪波的“北京公社”的主要骨干。他反对李翠云和张壮新的意见，他说：
　　“‘红教联’里有一部分人过去确实犯过一些错误，‘人非圣贤，谁能无错’。但是，这些人的过错，都是他们在‘红教联’这个组织成立之前的个人行为，这笔旧账不能算在‘红教联’组织身上，更不能因此就说这个组织是保皇派组织。就是‘东风战斗小组’和其它一些组织里同样有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打‘狐狸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怪不得哪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掀不起打‘狐狸帮’的黑浪。至于所谓的‘黑材料’，可以说每一位教师手里都会有。那是因为运动初期，工作队要求教师们互相揭发，才产生了这些‘黑材料’。如今，工作队的‘黑材料’都化成了灰烬，散落在个别教师手中的这些东西，永远都只是一张废纸，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因此，你们提出的理由，不足以阻止‘红教联’进入这样的‘平反监督小组’。”
　　正南进从工作队、校筹委会破茧而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成竹在胸，掌握了许多外人不知的情况，照理他的讲话更有说服力。可是，那些急于要“平反”的“狐狸帮”、“千钧棒”（全由蹲过“牛栏”的教师组成的组织）无法容忍正南进的这种意见。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平反”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问题。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奋起反击，反对正南进的意见。会场立刻又陷入了混乱的吵闹声中。面对如此局面，我心急如焚，我不愿意大家因为这点小事而使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我希望像销毁“黑材料”那样，学校的“平反”工作在自己的努力下顺利取得成功。我力挽狂澜，用嘶哑的嗓音压住了会场的喧嚣。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赞成正南进的意见。根据大家摆出来的事实，我们不足以证明‘红教联’就是个‘保皇派’组织。这样的帽子还是不要轻易地戴在别人头上好！其实，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在运动初期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许多人都参与过批斗他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把两面都锋利的刀子、‘两刃剑’，它既毒害了批斗别人的人，也伤害了被批斗的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都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即使是‘红教联’的人也赞成为受害群众‘平反’。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吸收他们参与这个‘平反监督小组’呢！再说，只有自己或少数人承认的‘平反’算不上真正的平反，只有所有的人都认可了的‘平反’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可是，我的话尚未讲完，会场便发出一片唏嘘声，人们纷纷起身离去，会议不宣而散。
　　我觉得自己一片苦心可对苍天，可是人们却不买我的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书生日记（12月18日）

　　我终于看出，无论是工作队，还是党支部，都没有诚意为受害群众平反。同时，我也很清楚，“帽子”是他们给别人戴上去的，只有他们才能将其摘下来，其他人爱莫能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执掌着别人生死大权的人回心转意，真心实意搞好“平反”工作。
　　毛教导我们：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
　　于是，我们重新联络各个群众组织，把他们再次请到我们总部来商讨对策。不过，今天的会议，我们拒绝了工作队和党支部的人参加。
　　我把成立“平反”工作“监督小组”的建议在会上提了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由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去促成工作队、党支部完成“平反”工作。
　　我的话刚讲完，教师组织“东风战斗小组”的女教师李翠云立刻就说：
　　“成立‘平反监督小组’是个好主意，不过，‘红教联’是保皇派组织，不能参加这个‘平反监督小组’。”
　　李翠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被党支部和工作队打成“狐狸帮”，受到不应有的对待和摧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烈火烧毁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她揭竿而起，冲锋陷阵，成了一名勇敢的造反派战士。今天，她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她的发言振聋发聩，很有号召力。参加会议的其他“东风战斗小组”代表、“中教红旗”的代表、“千钧棒战斗队”的代表以及“红旗公社”的代表立即响应她的倡议，纷纷表示反对“红教联”进入“平反监督小组”。

　　编者注：
　　①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东风战斗小组”的头头张壮新进一步说：
　　“‘红教联’里一些成员过去是保党支部的。譬如，粟永昌就说过‘我死都不认为申震东有问题’这样的话，他还是打击‘狐狸帮’的急先锋。直至今日，他依然顽固地认定‘等到运动后期，李翠云少不了要当右派’，就这样坚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在暗中整造反派的‘黑材料’，例如周炳章就整了李西泽和另一位教师的‘黑材料’，至今也没有交出来，还要留作秋后算帐呢！像这样的人、这样的组织，有可能真心实意搞‘平反’工作吗？”
　　张壮新讲完后，正南进站起来发言。这位昔日的工作队队员，如今成了何溪波的“北京公社”的主要骨干。他反对李翠云和张壮新的意见，他说：
　　“‘红教联’里有一部分人过去确实犯过一些错误，‘人非圣贤，谁能无错’。但是，这些人的过错，都是他们在‘红教联’这个组织成立之前的个人行为，这笔旧账不能算在‘红教联’组织身上，更不能因此就说这个组织是保皇派组织。就是‘东风战斗小组’和其它一些组织里同样有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打‘狐狸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怪不得哪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掀不起打‘狐狸帮’的黑浪。至于所谓的‘黑材料’，可以说每一位教师手里都会有。那是因为运动初期，工作队要求教师们互相揭发，才产生了这些‘黑材料’。如今，工作队的‘黑材料’都化成了灰烬，散落在个别教师手中的这些东西，永远都只是一张废纸，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因此，你们提出的理由，不足以阻止‘红教联’进入这样的‘平反监督小组’。”
　　正南进从工作队、校筹委会破茧而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成竹在胸，掌握了许多外人不知的情况，照理他的讲话更有说服力。可是，那些急于要“平反”的“狐狸帮”、“千钧棒”（全由蹲过“牛栏”的教师组成的组织）无法容忍正南进的这种意见。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平反”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问题。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奋起反击，反对正南进的意见。会场立刻又陷入了混乱的吵闹声中。面对如此局面，我心急如焚，我不愿意大家因为这点小事而使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我希望像销毁“黑材料”那样，学校的“平反”工作在自己的努力下顺利取得成功。我力挽狂澜，用嘶哑的嗓音压住了会场的喧嚣。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赞成正南进的意见。根据大家摆出来的事实，我们不足以证明‘红教联’就是个‘保皇派’组织。这样的帽子还是不要轻易地戴在别人头上好！其实，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在运动初期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许多人都参与过批斗他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把两面都锋利的刀子、‘两刃剑’，它既毒害了批斗别人的人，也伤害了被批斗的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都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即使是‘红教联’的人也赞成为受害群众‘平反’。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吸收他们参与这个‘平反监督小组’呢！再说，只有自己或少数人承认的‘平反’算不上真正的平反，只有所有的人都认可了的‘平反’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可是，我的话尚未讲完，会场便发出一片唏嘘声，人们纷纷起身离去，会议不宣而散。
　　我觉得自己一片苦心可对苍天，可是人们却不买我的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书生日记（12月21日）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书生呀，千万不要泄气、不要中途而废啊！”
　　一进门，这位“中教红旗”的干将冯钦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谢谢老师的鼓励和鞭策。我只不过是学校里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介书生。在没有任何人授与权柄的情况下，为了替受害群众‘平反’，已经主持召开过那么多次全校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连工作队、党支部，甚至教育局领导都未敢等闲视之。然而，总是事与愿违，我也算是‘江郎才尽’了。”
　　“是的，《十六条》都说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你们推上了风口浪尖，使你们成为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勇士，这也可以说得上是‘时势造英雄’吧！只要你们把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搏，顺应历史潮流，认准革命的大方向，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为人民做点好事。就像你们前段时间主持销毁工作队的‘黑材料’那样，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平反’工作进行到底。”
　　“可是，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遭遇到强烈的阻梗，而且主要还是来自你的战友，从而使我们的全盘计划就此搁浅。”
　　“你应当理解这些受害群众的心情，要给他们时间，要有耐心。我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你说服他们，并将一如既往鼎力支持你们。”
　　冯钦的肺腑之言给了我极大的慰藉，使我知道，总算还有人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与无私付出。然而，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销毁“黑材料”似乎还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给遭受迫害的群众“平反”似乎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底线，我们也就鞭长莫及了。

　　12月23日

　　果然不出所料，形势又发生了急转变化。
　　今天，白见平在他们的“老红卫兵”总部召开了本组织成员大会，第一次高姿态地检查了自己过去参与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工作队队长们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前去旁听。作为学生组织本来也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检讨，他们这样做说到底不过是想在群众中改变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这种行为也无可厚非。然而，令人关注的却是王继兴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这位工作队队长在会上郑重宣布：
　　“根据中央的指示，工作队成员要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今后不能再到学校介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平反’工作将由市委负责。”
　　他们真的要溜了。
　　我们立即预感到，工作队一走，“平反”就成为明日黄花了。
　　我们心有不甘，还想作最后的努力。经商量后，我和彭得玺一行9人连夜赶往市委工作队总团副团长黄里的住所，这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黄里尚未回家，我们只好转去市委柏书记家。在这里我们同样见不到要找的人。夜愈来愈深了，我们依然不愿放弃，折回头来再次来到黄里住处。这次我们如愿以偿了，黄里刚刚回到家中，并接见了我们，也明确地告诉我们：
　　“王继兴讲的没错。按照中央的部署，工作队不再介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的‘平反’工作将由市委直接负责。市委正在研究准备重新派人到各校去开展这项工作。但是，主要还是依靠革命群众、依靠革命造反派来进行，我们不搞包办代替。”
　　这位总团副团长最后还承诺：
　　“明天下午我们总团的陈冬副团长就到你们学校去和你们共商‘平反’大事。”

　　书生日记（12月24日）

　　对于黄里的承诺，我们是极其重视并认真对待的。下午，我们便硬着头皮再一次邀请各群众组织代表到我们的红卫兵总部，等候工作团副团长陈冬的到来。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虽然对此事都半信半疑，但是毕竟还是派出代表来了。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陈冬的踪迹，我们的最后努力也泡汤了。

　　12月26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①
　　“平反”工作遭遇“滑铁卢”②阻挡不住我们的前进步伐。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这支红卫兵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走向成熟。酝酿已久的红卫兵小报，今天终于正式出版了。这份名为“云水怒”的油印小报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战斗旗帜，是“瑞金公社”红卫兵的喉舌。“云水怒”之名出自毛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③
　　其实，我们已是后进之辈了。早在全国大串连开始之前，那些先知先觉们就把传单、小报撒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犹如万紫千红的鲜花开满祖国大地。差不多每一个组建时间较长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都有自己的小报，有些小报甚至早产于该组织。白见平的“老红卫兵”就有一份全市性的小报——“老红卫兵战报”，而且是出自正规印刷厂的铅印版报纸。李西泽、羿扬、晁涪嵩的组织也有“红旗战报”、“罗霄山战报”。

　　编者注：
　　① 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② 1815年拿破仑在此败给了英、普联军
　　③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我们的行动虽然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我们浑然不觉，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个新生命的诞生。这是我们为自己铸造的一种人生斗争的武器，从今以后，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大字报表达我们的心声，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报纸阐述我们的观点与主张，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参与文化大革命。
　　“小报”《云水怒》是一份8开4版的印刷品，不定期出版。尤树林是这份小报的总编辑。为了创办这份小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这位校学生会昔日的宣传部长在这里又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从组织稿件到编辑排版、刻蜡版、印刷，他当仁不让一竿子插到底。“云水怒”3个字是临摹毛的手迹，心灵手巧的尤树林摹拓得惟妙惟肖，令小报大放异彩。报纸的边饰花纹和文章插图一应出自他的手，妙手丹青使小报图文并茂、美不胜收。
　　当然，创办一份报纸，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小报”实际上是整个组织的集体创作，来国强和我是小报的主笔，我为小报写了创刊词，来国强写了长篇政论文；吴利新、成忠民整理编辑了中央首长讲话；尤树林精心编制了学校及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简报，还别出心裁地辑录了好些小品文、小笑话、小知识……各种题材应有尽有，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小报”成了大家的兴奋点，成了整个组织的“神经中枢”，几乎所有人都围着“小报”团团转，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女战士们成了这项工作的主力军，连喜和竺慧君充当了尤树林的左右手，以黄小家为首的5个小女孩组成的“马队”也真的鞍前马后四处奔忙。整个红卫兵总部彻夜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就像过节一样。

　书生日记（12月28日）

　　出版“小报”成了整个组织的日常工作，大家同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办好这份“小报”各尽其能。身为“小报”总编辑的尤树林学识渊博，言谈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常常令人捧腹大笑，使枯燥的工作充满乐趣，革命的友谊也在笑声中不断升华。
　　一时，“小报”印好了，大字报写完了，书也读累了，大家意犹未尽，还要聚到一起谈古论今、交流思想。
　　今晚又是一个明月夜，一泓月色清澈似水，“马队”的姑娘们又团团围着我坐在月光下，七嘴八舌向我讨教，好像我这里是流淌不尽的智慧源泉。
　　“继续给我们讲讲文化大革命吧！”
　　黄小家用银铃般的声音代表她的伙伴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
　　是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些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中学生走到了一起。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连初中一年级都没读完的女孩子，从此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但是，她们的求知欲望并没有因此泯灭。如今，她们在这个革命的大课堂里，把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当成了继续学习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①。我虽不通，大略也还能与她们讲得几句吧。
　　“你们想让我讲点什么呢？”
　　“讲什么都好，讲什么我们都爱听。”
　　连庆真诚地说。
　　“就讲讲你为什么这样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吧！”
　　坐在一旁的竺慧君忍不住这样说。她不是“马队”的战士，谁也没有留意她什么时候加入了这个圈子。
　　我知道这是一个谁也无法绕过的问题，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

　　编者注：
　　① 《论语》

　　“其实，我和你们有着同样的经历，最初都是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卷进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凭着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情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直至今天，我仍然搞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难道就仅仅为了打倒那么几个人吗？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值得吗？我阅历太少，水平太低，无法领悟文化大革命运动发起人的意图。因此，我一方面奋不顾身地在这个运动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以亲身经历去体验文化大革命的真谛；另一方面，我又如饥似渴地钻进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去，以期破解谜团，找到正确的答案，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当然，半年来我的体会是深刻的，收获是巨大的。
　　然而，最大的收获却是逐步明白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坚定了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信念。我不知道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途未卜’。或者这个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春梦，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象，‘海市蜃楼’。一当春梦破灭，我们这些人终将身败名裂、片甲无存。就像‘红教联’的粟永昌预言李翠云的那样：‘到运动后期少不了要当右派’。
　　使我聊以自慰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一次这样的风暴，也不枉此生了。不管将来人们如何评论这场运动，我都会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那样：‘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①
　　“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的理想？”
　　竺慧君紧追不舍。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理想，我当然不希望它只是莫尔的‘乌托邦’。”②
　　我把这个话题留在了皎洁的月光里。也许我们就要在这样迷茫的夜空中告别惊心动魄的1966年。

　　编者注：
　　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②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书生日记（12月31日）

　　在这去旧迎新的重要时刻，勤务组召开了“瑞金公社”全体会议，对即将过去的一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趁此机会我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认识。
　　毛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①
　　通过这一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以及在斗争中活学活用马列著作和毛著作，对毛的这一论述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去的那种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因此，人人都是劳动者，社会上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分。由于城乡都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工人、农民也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但是，新社会是从旧社会孕育出来的，它必然带有旧社会的胎记。当今社会许许多多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如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不可能再按照他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地位进行阶级划分了。
　　然而，那些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希望东山再起，重新夺回失去的天堂。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每时每刻都可能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相当尖锐、激烈。在这个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搞得不好就会像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防修、反修。
　　以上的理解和认识显然是肤浅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编者注：
　　① 照录日记本，尚未查到出处。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09:08

书生日记

　　第二部 1967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①像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军的号角，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今天，我和战友们一起极其认真地学习了这篇“社论”，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通过学习“社论”，我懂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②
　　通过学习明白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广泛流传的原因，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
　　“社论”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老爷及其孝子贤孙的威风。
　　“社论”还指明了今后运动的方向，那就是下厂下乡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
　　“社论”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编者注：
　　①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 转引社论文字

　　1月2日
　　今天下午，几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国朋友到我们学校参观访问。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冲着文化大革命而来的。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但不知道我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如今，面对学校的情景，他们“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尤其是对我们的停课闹革命，更是困惑不解。他们通过翻译对我们说：
　　“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而你们现在却不上课了，学不到知识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我对他们说：
　　“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而且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们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知识比起以往十几年课堂上学到的还要更多。”
　　外国朋友不理解我的讲法，也不同意我的观点。然而，为了友好起见，我也不便与他们争辩。

　　编者注：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

　　1月3日
　　在校园里，我和“北京公社”的何溪波交换了对“元旦社论”的看法。“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感觉到像这样纸上谈兵似的学习，根本无法理解“社论”中提到的“下厂”、“下乡”的真实涵义。看来我们是该采取实际行动了。
　　我提出向于为民、顾铁军他们学习，走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到农村去，到全国各地去看看。于为民他们至今还在长征路上艰难跋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何溪波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主张到农村去找一个地方“蹲点”，扎下根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理解“社论”的真谛。
　　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对他说，下乡蹲点，解剖麻雀，进行社会调查，固然很好，然而，这种做法日后还会有机会。而长征串连这样的行动却不是时时都可以的，趁着中央还在号召红卫兵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赶快出去走走，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长征虽然不如“蹲点”那样深入了解情况，但是，长征能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更多的人、更多的阶级、更多的群众。况且，艰苦的步行串连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锻练，在困难中磨练我们的意志，坚定我们的信念。
　　何溪波最终被我说服了。于是，我们分头组织长征队伍、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书生日记（1月4日）
　　对于前段时间争夺“黑材料”的纠结，“红旗公社”的李西泽至今还耿耿于怀，虽然他们的“革命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指责、谩骂也未曾中断过，今天他又以“红旗公社呐喊评论员”的称号贴出1张大字报，颠倒黑白对我们大肆攻击。
　　我总想息事宁人，便与邹纪能再次上门向他解释，可是他硬是不依不饶。一气之下我还是写了1张大字报回敬了他。不过，我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细枝末节扰乱了大局，因为学校外面发生的事情正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
　　今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一致，夺得了文汇报社的领导权。并在《告读者书》中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好像从东方传来了一声闷雷。

　　1月6日
　　为了紧跟形势，上午我们勤务组立即组织全“公社”红卫兵进行学习。
　　我回应李西泽的大字报不知什么地方触犯了我们班的“老红卫兵”柳艳青、麻莉芬，她们像发出最后通牒似的，要我立即回班辩论。文化大革命都已爆发半年多了，这些“自来红”们依然浸泡在“红海洋”之中，浑然不知文化大革命潮起潮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和她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我向她们指出：运动之初你们利用反动的血统论伤害了一些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同学，今天应该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首先要向邓晔珊、慕容娟表示道歉。柳艳青有恃无恐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向她们道歉！”
　　这边厢彭得玺又要拉我一道去13中商讨组建联络委员会之事。真是要三头六臂方能应付得了了。
　　然而，我真正关注的是，今天，上海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又一声报春的雷鸣。
　　昨日，《文汇报》第1版刊登了上海11个群众团体②联合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编者注：
　　① 陶渊明《桃花源记》
　　②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38页

　　书生日记（1月11日）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以及上海“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在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早在1月6日《文汇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把“革命造反派”的大名推上了报纸的头条，如今，这个称号又堂而皇之出现在党中央的贺电中。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贺电对上海“工总司”的支持，意味着工人阶级从此正式登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
　　又一个革命风暴眼看就要席卷全国了。
　　然而，筹划已久的长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风暴中心了。
　　这是一支由12人组成的小型长征队，以何溪波的同班同学为主要骨干，包括了邹纪能、吕小平在内。

　　2月13日
　　长征归来①，立即赶回学校。离别一月有余，学校的一切变得异样生疏，举目四顾，心中顿发“洞中七日，世上千年”之感。
　　刚在校园驻足，就被同班同学邓晔珊、慕容娟拉回本班课室。还未等我坐下，她们就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倾箱倒箧向我叙说起这段时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她们说：
　　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不久就席卷了我们这座大城，全城上下纷纷掀起了“夺权”的热潮。我们学校也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红旗公社”的李西泽联络了“老红卫兵”首先发出“夺权”的信号。可是，还没等到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老红卫兵”就在1月20日秉承其市总部的意旨，率先独自夺了学校党支部的权，背弃了和李西泽签定的盟约。恼羞成怒的李西泽立马跟进，他迅速联合了教师组织“东风战斗队”，还有几个与他们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组成了一个什么“联委会”，把原来的老搭档“老红卫兵”清除出原有的联盟，号称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举夺了学校的大权。
　　如今，学校党支部的大印掌握在以白见平等人为首的“老红卫兵”手中；而学校的大印却装进了“东风战斗队”头目张壮新的背囊里。
　　然而，“夺权”之后，他们不是带领革命群众沿着毛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而是把那些与他们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当成了斗争对象，诸如教师组织“红教联战斗队”、“澄清小组”、“瑞金公社”、高三（4）班的“红尖兵”等等，把这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全都被打成了保皇派，挑起了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讲完了学校的情况之后，邓晔珊贴着我的耳根悄悄地告诉我：
　　“听说‘老红卫兵’与北京的‘联动’有关系。白见平还亲自上北京去联络他们。”
　　而后，她们还讲述了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眼前，全市都在争论“省革联”问题，而她们是反“省革联”的。

　　编者注：
　　① 这是书生在“文革”中第三次离开这个城市，虽然他的“长征日记”写得也十分精彩、翔实，只是此前已有过于为民、顾铁军的“长征来信”，这里的“长征日记”也只好隐去不表了。

　　书生日记（2月14日）
　　听说我回来了，“红教联战斗队”的沈耀程约了几个人下午就来登门拜访。在我们的“瑞金公社”总部，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座谈了两个钟。
　　沈耀程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学校没有什么权可夺。”
　　显然，他们对“一月风暴”还持保留态度。
　　我说：“《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得很清楚，当前的大方向就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
　　沈耀程听出我是赞成“夺权”的，他便又说：
　　“我们‘红教联’是受排斥的群众组织，没有机会参加‘夺权’。但是，你们‘瑞金公社’为什么也不参加他们的‘夺权’呢？”
　　“其实，我们‘瑞金公社’与你们的‘红教联’是一根藤上结的瓜，我们同样是被排斥的。然而，把这么多革命群众组织排除在外，可见他们的‘夺权’并不是中央所指的那种‘夺权’，充其量也不过是‘夺印’而已。”
　　“‘夺印’是‘夺权’的象征，要不学校还有什么权可夺呢？”
　　“根据我的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学校的权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曾经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后来转到了‘筹委会’、工作队。现在，工作队走了，‘筹委会’瘫了，党支部也撒手不管了。因此，今天就要把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确实也应该把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你说的这种‘夺权’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太抽象了，简直无从下手。”
　　沈耀程是一位青年教师，专职的学校团委书记，曾经是彭得玺的老搭档，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默默地、规规矩矩地走着一条笔直的人生道路，时至今日也不曾遭遇过任何挫折与磨难，虽然年纪比我长了几岁，思想甚至比我还更单纯、幼稚。
　　我只好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夺权的关键是大联合，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前，我们只有联合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权力机构，才能领导革命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和‘红旗公社’的这次‘夺权’，就是因为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巴黎公社’那样的权力机构，他们的‘夺权’得不到绝大多数革命群众的认可，没有人听从他们的使唤。因此，他们‘夺权’之后无法担负起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任，使他们的‘夺权’流于形式。更为错误的是‘夺权’之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也使你们产生了海市蜃楼似的幻觉。”
　　“你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你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①。这个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省革联’夺了省里的权，你又有什么看法？你们准备怎么干？”
　　沈耀程把话锋一下子转到了校外。
　　“我们没有参加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我们曾经两次试图组织一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联合体，但是都没有成功。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介入社会上的运动，再加上前段时间我又刚好‘长征’在外，对这里的情况不大了解，我们打算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据说过两天在省体育场有1个关于‘省革联’夺权的辩论会，你们参加不参加，我们准备去听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继续把学校的‘平反’工作进行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编者注：
　　① 清?徐锡麟《出塞诗》

　　书生日记（2月17日）
　　本以为在我离开学校的这段时间，学校的“平反”工作亦当行满功圆了。为了帮助那些被侮辱、受损害的无辜教师冲破藩篱，走向新生，我也算竭尽全力、鞠躬尽瘁了。可是，尽管我碰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到头来依然是徒劳无功，于事无补，毫无成效。本想借“长征”之机，出外缓过这口气来。想不到刚一回来，他们就追上门来了，好像这事是我的本份，非我莫属。原来，在我走了之后，学校的“平反”工作就完全停顿了下来，不再有人提起。人们都忙于“夺权”，热衷于“内战”，任由那些“可怜虫”在那里暗自伤神、以泪洗面。那些始作俑者也算是“推倒油瓶不扶”了。
　　禁不起沈耀诚们的恳请，我尝试着又组织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终究是回天乏术。
　　这个时候，学校外头正热火朝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外面的大社会。
　　今天，本地区的那份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一句话，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别扭，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一句反动言论。为了提高认识，晚饭后，我和来国强带着几个人前往军区群众接待站，请教解放军。顺便也想了解一下部队对“省革联”的态度。显然，他们是不支持“省革联”的。

　　2月24日 “省革联”
　　晚间，我们“瑞金公社”大队人马齐集市体育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关于“省革联”的辩论会。这是由“省革联”方面发起召开的辩论会，支持“省革联”和反对“省革联”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涌了来。
　　这个建造在山窝窝里的体育场别具一格，依着山势设置的观众席位足可坐下数万人，今晚这里座无虚席，连足球场草坪也几乎坐满了人。
　　“省革联”的人主持了大会。双方正式“开战”前，主持人先行约法三章：辩论会采取一对一的形式；不能起哄、不能打断别人的讲话；每次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
　　“省革联”的代表率先发言。他说：
　　“‘省革联’的‘1.22’夺权是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的，参加‘省革联’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因此‘1.22’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可是，通篇讲话没有讲明“1.22”夺权的详细经过、具体细节，也没有告诉大家他们夺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没有为“大方向正确”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接着是“反对派”发言：
　　“‘省革联’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急急忙忙就夺权了。参加夺权的只有15个单位，其中7个还是外地群众组织驻本地的办事处，本地区仅有8个群众组织参加，没有解放军的代表，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整个‘夺权’过程只用了20来个钟头，跑马点荒，极为草率。
　　“‘夺权’之后，他们不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指向持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制造了一个‘1.25’事件，把3000多公安干警打成了反革命；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冲击军区。公然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违背了最高指示。‘省革联’的所作所为证明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必须打倒！”
　　尽管“省革联”的代表再次发言，甚至不止一次打断对方的讲话，不惜践踏自己定下的“约法三章”。但是，他们始终无法驳倒对方向他们提出的指控，无法否定对方摆出的事实。使自己陷入不尴不尬境地。
　　凭着会场的唇枪舌剑，我们很容易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省革联”的夺权与我们107中学“老红卫兵”、“红旗公社”的夺权如出一辙。虽然我们不属于“夺权”或“反夺权”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滑到了“反对派”一边。这也难怪别人要把我们“瑞金公社”打入“保字号”冷宫。
　　“省革联”啊，想支持你都很难！
　　我的心不由得漫出丝丝苦涩。我知道，“夺权”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我们怎能不紧跟呢！

　书生日记（2月25日） “1.25”事件
　　上午，学校党支部召开了一个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协商会议，各个群众组织都派出了代表参加。代表们建议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校复课闹革命。
　　下午，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纪念“1.25”夺权1周月。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怀着“补课”的心态依时到会。
　　那些曾经被“省革联”打成“反革命”的公安干警向大会报告了“1.25”事件的有关情况：
　　“上个月25日，我们市公安局内的革命造反派向‘省革联’派驻公安局的监督小组采取了革命行动，从他们手里把权夺了回来。‘省革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们发起围攻，挑起武斗。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手挽着手，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守护着公安局的大门，阻挡住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击，为此，我们不少公安干警被他们打伤了。其中有3位同志被他们戴上高帽，挂了黑牌，并准备拉去游街示众。幸亏进驻公安局的解放军代表不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的企图才没有得逞。可是，他们不肯善罢甘休，仍然把这3位干警同志非法扣留了起来。从26日至29日，3位干警连吃饭、大小便都受到监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们通过控制在自己手中的那份《口口日报》歪曲事实、大肆宣传，公然把我们的‘1.25’反夺权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把我们几千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致使我们受伤的同志在医院里都得不到好好的治疗。”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1.25”事件的大致情况。
　　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上街游行。

　　2月26日
　　古语有讲“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回应“省革联”，那些反“省革联”的群众组织今晚也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了一个万人辩论大会。据说会议之前已向“省革联”的各个群众组织发出了邀请，可是“省革联”只派了1位武汉驻本地联络站的代表来参加今晚的辩论会。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学习机会。
　　不言而喻，辩论会肯定是一边倒的了。
　　市公安局的代表首先向大会详细介绍“1.25”事件的经过，他说：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市公安局内的群众组织分成了一、二、三等3个总部，‘一总’是造反派；‘二总’、‘三总’是保皇派。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之后，‘二’、‘三’总部提出要夺公安局的权，‘一总’认为要夺权，先要造舆论准备，召开全系统各单位的群众大会，掀起大字报的高潮，然后再夺权。1月22日，‘省革联’的人来到公安局，要求公安局夺权。‘一总’为了顾全大局便同意了夺权，并由‘一总’掌权（掌印）。23日，‘省革联’又来了1个名叫张国恩的人，叫‘一总’交出大印。24日，又叫‘一总’退出‘监督小组’（‘一总’有4个人在‘监督小组’，组长也是‘一总’的人），理由是‘省革联’还弄不清楚公安局里谁是真正的造反派，因此，要由‘省革联’来夺权。后来，公安局的干警不同意由‘省革联’掌权（印），于是，在25日又把权（印）从‘省革联’手中夺了回来。”
　　于是，便发生了昨天他们在省人民体育场纪念大会上所讲的那些情况。
　　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第1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个扑朔迷离的惊天大事，实际上，我们仍然无法分清到底谁是谁非，遗憾的是，“省革联”的代表没有站出来为自己洗雪。
　　接着电台军管小组的代表走上台来发言。会场顿时欢腾了起来，从会场的各个方向传来了“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支持解放军的革命行动！”的口号声。
　　电台军代表说：
　　“1月22日晚，‘省革联’派了接管小组到省、市电台来，要求接管省、市电台。可是，还在1月22日下午我们解放军代表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接管了省、市电台。他们来迟了一步，坐失了良机。他们心有不甘，于是，便勾结电台内的‘东方红公社’、‘红色广播兵’等反动组织丧心病狂地冲击电台军管小组、抢占广播大楼、电话总机，还非法绑架军管小组代表，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电台军管小组代表讲完后，“红旗工人总部”的代表也走上台来揭发“省革联”冲击军区的违法行为。
　　整个辩论会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反对“省革联”，完全听不到为“省革联”辩解的声音。

　　书生日记（2月27日）
　　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①听不到支持“省革联”方面的意见，我们只好迈开双脚走出去，寻找那些消失了的声音。
　　这里的广播电台位于宏伟的东风大厦背后，我们今天走访了这里。这是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在这里我们看到附近的围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显而易见，这里才刚刚结束了一场鏖战，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还赫然在目地贴在传达室旁边，这是解放军接管广播电台的命令。布告上写满了清晰可辨的钢笔字，“这是毒草”、“反动文件”的字句随处可见。和警备区司令部布告贴在一起的是关于电台问题的中央文件，上面也尽是钢笔字迹，其中也不乏“反动文件”的字样。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是22日晚间冲击电台的那些人所为。
　　电台军代表在礼堂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当日的情形，他们说的与昨晚在市人民体育场辩论会上说的大同小异。只不过今天他们进一步强调：当晚之后“省革联”的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冲击广播电台、挑动武斗。
　　我们还走访了广播电台内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则告诉我们：“电台东方红公社”和“红色广播兵”都属保皇派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亲属为骨干的反动组织，其组成人员大多也是电台内外的‘四类分子’的亲属。当日抢占电台电话总机的那4个头目，就全都是‘四类分子’的亲属。
　　“你相信他们说的吗？
　　回来的路上，竺慧君若有所思的问我。
　　我深有感触地回答：
　　“显然，广播电台是不允许冲击的，广播电台的权也不是可以随便去夺的。无论是外来的‘省革联’，还是广播电台内部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去夺电台的权。中央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否则为什么一下子就军管了呢？不过，像广播电台这样的要害部门，真的有那么多‘四类分子’亲属吗？你相信不相信？”
　　不管怎样，“省革联”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错就错在他们不明白毛的战略部署，不明白“一月革命”的真实含义。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编者注：
　　① 《资治通鉴》

　　2月28日
　　昨日走访归来我们已清醒认识，广播电台是不允许群众组织夺权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夺取广播电台权力”的消息。“省革联”的人也算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夺得广播电台的权。“狐狸没打着，反惹一身骚”。
　　但是，同样是宣传工具的报纸却有所不同了。因此，嗅觉敏锐的“省革联”一开始就夺取了市委机关报的大权，把这份全市规模最大的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变作他们的宣传工具和摇旗呐喊的喉舌。当初，把市公安局“1.25”反夺权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就是通过这份报纸实现的。
　　可是，好景不长，风云瞬息万变。今天这份报纸突然抛出1篇“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宣称由于反“省革联”的人搞变相罢工，报纸无法办下去了。
　　就在这份刊登着“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的报纸上街后的中午1时40分，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也贴上了街头，宣布从这一时刻起军队接管了这份报纸，奄奄一息的《□□日报》起死回生。
　　军队的布告一上街，报社大院立刻沸腾起来了。全市革命造反派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踊上街头，簇拥着来到报社报喜。
　　晚饭后，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也拉起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报社报喜。大街上报喜的队伍依然川流不息，报社大院里灯火辉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革命造反派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欢呼解放军接管《□□日报》，庆祝《□□日报》获得新生。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17:45

　　书生日记（3月1日）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学校教师组织“东风战斗队”向全校各个群众组织发出邀请，希望大家相聚一堂，共商复课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多数群众组织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他们召集的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明日召开一个全校性的群众大会，批判学校党支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这种形式把全校师生吸引回校，进行复课闹革命。
　　正当与会代表们全情投入、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会场，高声报告：
　　“我校‘老红卫兵’带着一帮校外人马，手持铁棒、水管、铁钳等凶器冲进了校园，要去砸李西泽的‘红旗公社’总部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喧嚷的会场戛然而止，与会代表愤然冲出会场，挡在了暴徒们面前。
　　“你们想干什么？”
　　面对杀气腾腾的暴徒，各群众组织代表义正词严、厉声喝问。
　　“我们要砸烂李西泽的‘红旗公社’总部！”
　　“你们凭什么砸革命群众组织的总部？”
　　“李西泽支持‘省革联’，带领‘红旗公社’的人冲击军区，他们是一群‘黑七类’、‘狗崽子’。李西泽的父亲又是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头目，在电影制片厂里横行霸道，欺压我们‘红五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砸他的总部！”
　　一位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的“老红卫兵”如此狂妄地叫嚣。
　　显然，他们要把社会上派别斗争的烈火烧进我们学校，看来学校再也不会是平静的世外桃源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坚决反对你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武斗！”
　　闻讯赶来的革命师生将这伙凶徒团团围住，眼看寡不敌众，这一小撮暴徒只好灰溜溜地退出了学校大门，一场一触即发的武斗在正义面前止息了。
　　然而，这事留在我心中的却是串串纳闷：“老红卫兵”是一个全市性的组织，据说还与北京的相关组织丝来线去、关系密切，照理他们的消息是通天的，他们的神经也是异常敏锐的。当初他们和“省革联”几乎是同时在这个大城、在各间学校发动夺权，大家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把不同观点的其他群众组织都打成“保皇派”。他们彼此好似同一战壕的战友，又像同一条藤上的两个瓜。怎么倏然之间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拳脚相加，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把这个昔日的盟友吃进肚里。并以一贯正确、唯我独尊的面貌成为打击“省革联”的急先锋，而且还如此的凶狠、刻毒。
　　还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更大的事情又降临了这个大城。
　　中午时分，有消息传来，上午，飞机在这个大城的上空撒传单了，我们都感到震惊。不久，我们“瑞金公社”的战友便把从街上捡到的传单带回了总部。这是一份省军区的“布告”。“布告”向全市人民宣布“□□战斗兵团”是一个反动组织，立即给予取缔。
　　“布告”罗列了“□□战斗兵团”的各项罪状：这是一个由地富反坏右分子为基本骨干组成的反动组织；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抢劫、行凶、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以夺权为名包围了□□区党委办公楼，夺取了□□区政府的权；在他们掌握了权力的□□区里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还盗窃党和国家机密，与境外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干尽了坏事。因此要坚决取缔这个反动组织。
　　据了解，我校教师老洪井就是这个“□□战斗兵团”的成员，他还在学校成立了“□□战斗兵团107中学战斗队”，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写过一些大字报。
　　我们感到事关重大，为了弄清情况我便和于为民、古铁军、梁苏华走访了省军区。在那里证实了传单中的内容，我们对军队的说法深信不疑，觉得对这种干尽坏事的组织确实应当取缔。我们表示坚决拥护省军区取缔“□□战斗兵团”的行动。

　书生日记（3月2日）
　　全校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今天上午如期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大多数群众组织都拉着队伍进入会场，许多不常见的“逍遥派”面孔也浮现在人群中，从而给会场增添了几多热烈的气氛。
　　许多受过迫害的教师都走上台来控诉这条罪恶的“资反线”，批判学校党支部执行“资反线”的错误。出人意料的是今天的大会，“老红卫兵”的几位头目竟成了耀眼的明星，他们跃跃欲试、轮番上台，揭露学校党支部书记申震东在和他们一起担任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职务时如何搞“经济主义”，如何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腐蚀他们这些革命青年，篡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鲜为人知的内部情况确实起到了哗众取宠的效果，全场听众为之哗然。
　　然而，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揭露、批判申震东的罪状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真实的打击目标却是我们“瑞金公社”。见不得人的丑闻尚未完全曝光，他们就迫不及待将话锋转向我们，倾尽所有的恶毒言语对准我们，把我们“瑞金公社”说成是死保党支部的“保皇派”，将所有的污泥浊水泼向我们头上，企图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群众斗群众的派性大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断送刚刚有点起色的大好形势，从而报昨日的一箭之仇。
　　我们识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对他们的无耻挑衅没有当即给予回击，拉起队伍退出了会场。
　　下午，又有好消息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接管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我们知道公安厅、公安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省革联”制造的“1.25事件”，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对公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是非常必要的、十分及时的，我们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公安厅、公安局的革命行动。
　　街上的报喜队伍又敲响了锣鼓。

　　书生日记（3月3日）
　　清晨，习惯早起的彭得玺像往常一样打开总部大门，眼前的情景令其大惊失色，只见两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贴在总部大门两侧：1条是“打倒申震东！”，另一条是“打倒保皇派！”。门口通道的地面上也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标语：“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保皇派死无葬身之地！”……整个楼道几乎都被这些恐怖的大标语封死。
　　如此密集、猛烈的炮火显然发自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摸摸、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以致我们惊醒之后都觉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
　　就像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昨日群众大会上“老红卫兵”的疯狂形象立即浮现在我们眼前。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已经忍辱负重、退避三舍，他们为什么还要紧追不舍，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这时，沉寂已久的楼下校门口小广场忽然间沸沸扬扬、吵吵嚷嚷。我们从窗口往下一看，只见一大群人正围着观看1张大字报，除了这张大字报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标语。人们边看边高谈阔论、拍案称奇。
　　大字报用了怵目惊心的标题：
　　“揭开《瑞金公社》死保申震东的内幕”
　　并列举了4大罪状：
　　1、《瑞金公社》的主要头目彭得玺、来国强、高锋等3人去北京串连是党支部给开的证明。
　　2、彭、高等人经常到申震东家接受黑指示。
　　3、申震东对彭、高封官许愿，答应日后让他们上大学、高中，介绍他们入党。
　　4、彭手中抓着申震东的揭发材料，但就是不肯交出来。
　　大字报甫一贴出，“老红卫兵”、“红旗公社”就如逐臭之夫桴鼓相应，纷纷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为之鼓噪，为之呐喊，投井下石、助纣为虐，欲将我们“瑞金公社”置于死地而后快。
　　暴风骤雨似的袭击把我们大家都搞得懵头转向、惊慌失措。我们知道“老红卫兵”亡我之心不死，一直都把我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昨日还在大庭广众羞辱我们。可是，今天这些事，显然不是他们一手挑起。李西泽和他的“红旗公社”也算是见利忘义、恩将仇报了。前天，为了保护他们的总部免遭“老红卫兵”暴徒打砸，我们奋不顾身、仗义执言。想不到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痛，才过了两天就翻脸不认人了。当然，看上去他们也不像是始作俑者。那么，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痛定思痛，彭得玺搜索枯肠在冥冥中寻找这个冤家债主。因为大字报抖出的是他的私密，我不知内情，爱莫能助，无法帮他排忧解难。虽然当初外出串连，包括我在内，都是经申震东首肯，由党支部开出证明。可是，大字报并没有把我列入它的黑名单。显然，此人与他们3人关系密切，是与他们3人都过从甚密的朋友，如今这个丧门星“食碗面反碗底”①了。他把高锋抬举成这个组织的头目，说明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组织，只是高锋的哥们，在这一点上他露出了马脚。彭得玺稍事排查，就把这个晦气包揪了出来。
　　原来，这出恶作剧真是彭得玺、高锋的哥们谈德昇一手炮制的。这位谈德昇是高锋初三（2）班的同窗好友，他们臭味相投、无话不说、堪称莫逆。平时读了一些中国古典书籍，只是一知半解，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也不屑于文革，梦想一日“隆中对”。瞅着彭得玺、高锋稍有闲暇，便拉着他们谈古论今、评头品足，俨然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化外之人。彭、高又毫无城府，毫不设防，谈到兴时，天花乱坠，什么东西都倾囊而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眼见着彭、高们搞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而自己却沦落江湖无所事事，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失落感，思前想后，想出这一损招，以期一夜窜红全校。

　　编者注：
　　① 粤语俗话
　　我尾随彭得玺、高锋前往探视这位世外高人。在一个偏僻的楼梯间，我们见到了蛰居在这里的谈德昇。想不到如此窘迫之地，竟然藏龙卧虎，真所谓“大隐隐于市”啊！
　　这时，他正在那儿与他的那班损友弹冠相庆，梦想着“天将降大任于斯”。见到我们他还嘻皮笑脸套近乎，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彭得玺强压怒火冲着他喊道：
　　“谈德昇，你给我出来！”
　　只见他讪笑着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还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脑袋瓜子。彭得玺把他拽到一个角落，压低嗓门厉声质问他：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是的。我只不过是想开开玩笑而已，何必那么认真！”
　　“你说得倒轻松，老弟，这是政治斗争啊！不是小孩子玩泥沙，能开玩笑吗？我被你害得好惨啊，亏你还笑得出来。”
　　“这样一来你不是更出名了吗？”
　　“我本来就已经很出名了，不需要你再给我造成这样的名声。你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自己出名。现在可好了，你谈德昇的大名响彻云霄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是化外之民，对你们的这些什么政治斗争根本就不感兴趣，出不出名对我又有什么区别！”
　　这位狂人狷士眼前虽然蜗居一隅，但他并没有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去做“逍遥派”，他只不过是在陋室观天，等待时机。“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①。如今，他以为时机已到，要出山了。这里他说的不过是违心之言。
　　“我不想听你的废话，你必须为我挽回名誉损失！”
　　知己知彼的彭得玺容不得他为自己狡辩。
　　“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必须立即写出新的大字报，郑重声明，你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翻，并对受害之人表示赔礼道歉。同时，另外写出公开申请书，申请加入‘瑞金公社’红卫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澄清事实。”
　　谈德昇如释重负，满口答应彭得玺提出的要求。

　　编者注：
　　① 《红楼梦》第一回

　　书生日记（3月5日）
　　谈德昇不折不扣地按照彭得玺的要求去做了，彭得玺也信守诺言，跟着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宣布，将谈德昇及其伙伴全都吸收进“瑞金公社”，从而迅速平息了这场熙熙攘攘的闹剧。谈德昇也适得其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了彭得玺的高参与智囊，如鱼得水，尽展才华，不再怨天尤人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开过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申震东本来也想站到前台，联络各群众组织实现复课闹革命，可是，她刚一出声，就被这样的批判大会吓了回去。“老红卫兵”又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没料到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谈德昇跳出来胡搅蛮缠，纷纷扰扰折腾了几日光阴，如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趁着这难得的间隙，昨晚回家换洗衣服、取些生活费，我已10多天未回过家了。
　　今天一早回校，立即约了几个同伴前去走访军区司令部。一路上看到许多大字报，有1份是刚刚贴出的警备区司令部“布告”，“布告”宣布解散“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布告”称它是一个不合法的组织。由于它冲击电台、冲击军区，干尽了坏事，所以要对这个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看到另1份“公告”，宣布对“大学红旗公社”的几位首恶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军区司令部大院围墙的外墙上，“省革联”冲击军区时留下的大字报、大标语还依稀可见。诚然，当时贴上去的那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被洗刷去了，有的则被新的东西覆盖住了。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请罪书”、“悔过书”。在“向毛请罪”的大标题下，有“□□大学东方红公社”、“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请罪书”，所有这些都是“省革联”所属的骨干组织所作所为。这些懊丧的忏悔与隐约可见的豪言壮语在这堵斑驳陆离的围墙上相映成趣、妙趣天成。
　　在“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请罪书”里，这些昔日的勇士信誓旦旦地承认“冲击军区”、“冲击电台”是错误的，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错误的根源是由于自己没有学习好毛著作，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绩和立下的功劳，躺在以往的功绩上睡大觉。他们也表示决心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觉得这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在评功摆好。然而，不管他们是自怨自艾也好，自不量力也罢，他们确实是噬脐无及了。就在他们昨天贴出的这份“请罪书”旁边，宣布其灭亡的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赫然在目。“布告”是今天刚贴上去的。至此，我们明白“省革联”没戏了。
　　路过省委机关大院，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开始这里也实行了军事管制，外界人士不得进去串连、看大字报了。

　　书生日记（3月10日）
　　“省革联”在不知不觉之中销声匿迹了，喧嚣一时的大街也归于沉寂，关于“省革联”的大字报、大标语再也难觅踪迹。我们本也拥护对“省革联”采取的行动，可是，今天当“省革联”真的消失了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反而觉得愈加沉闷。我们看到，已经敛迹潜踪多时的“鬼见愁”，像不散的阴魂重返街头倘佯，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原先我们以为“省革联”与“老红卫兵”同穿一条裤子，是一丘之貉，当会一损俱损，如今却彼消此长，确实不可思议。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不失时机堂而皇之又登上了学校大字报栏。霎时间天空仿佛乌云密布，大地飞砂走石、黑风飕飕，千钧巨石从天而降压在了我们的心头。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希望伟大领袖毛拨开乌云，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书生日记（3月11日）
　　上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作报告，向全校师生讲述“二、八事件”①前后经过，阐明他们对“省革联”的8点看法，分析了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以及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问题。

　　编者注：
　　① “省革联”冲击军区。

　　3月15日
　　下午，我们“瑞金公社”组织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关于建立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的问题，解放军、市复课闹革命指挥部派代表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鉴于目前学校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状况，我们认为还不具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健康发展，还是要建立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否则很难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本应3月1日开始的复课闹革命，如今半个月过去了，竟然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我们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像中央指示的那样，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通过各群众组织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俟条件成熟后再建立革命委员会。
　　然而，由于这个“临时领导小组”不是通过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的，而仅仅只是几个群众组织协商成立的，它无法代表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利益和意见，因此，这个“临时领导小组”不能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筹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代表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有消息说，晚上文昌路派出所要组织召开批斗晁涪嵩的群众大会，我们立即前往参加。
　　赶到会场我们才知道，是我们搞错了，这里批斗的不是晁涪嵩，而是“□□战斗兵团”的另一个头目。这家伙也显得非常顽固，对群众的批斗，他不屑一顾，当别人揭发他的罪行时，他只是轻蔑地冷笑。可见，敌人是不打不倒的。后来我们又听说，下星期才批斗晁涪嵩。
　　今夜看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整个大城早已沉浸在锣鼓喧天之中。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在今天成立了。

　　书生日记（3月18日）
　　大清早就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们，今天上午八点钟在文化公园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晁涪嵩大会。
　　还不到八点钟，我们就赶到了文化公园，这时，文化公园大门口早已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大部分都是晁涪嵩所在学校107中学的学生，足有二、三百人之多。隔着严实的大铁门，这些中学生踮着脚尖跷首以望，对校友的关切全写在了脸上。
　　“为什么不让进去？”
　　人群中有人提出质问。
　　“他们说只能让教师和职工进去，学生不能进去。”
　　大门外不知是谁这样回答。
　　“为什么？”
　　学生们不满意这样的答复。
　　“上级指示，今天大会的对象不是学生。因此学生不能进去。”
　　大门里面传出这样的声音。
　　“有什么道理要这样做！我们派两位代表去和你们谈判如何？”
　　大门外的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
　　“不行！”
　　大门里头的人断然回绝了学生的合理请求。
　　“不讲道理！”
　　不满的人群开始骚动，朝着大铁门推挤，时而将大铁门冲开，但立即就被里头的人顶了回去，将门重新关上。
　　“你们不要挤，再挤就把你们抓起来！”
　　里头的人威胁说。
　　可是，外面的学生对这样的恐吓根本不当一回事，反而挤得越发厉害。这时从大门里面冲出两员彪形大汉，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挤在最前面的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战士何勇成抓了进去。
　　“不准抓人，赶快放人！”
　　挤在人群中间的我见到自己的人被抓了进去，愤怒地提出抗议。人群中随之也响起一片宏亮的抗议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只好将何勇成放了出来。但是，接着他们又将挤在前头的另一名“瑞金公社”红卫兵战士黄桀雄拖了进去。大门外的人真的被激怒了，他们齐声高呼：
　　“不准抓人，立刻放人！”
　　守门人干脆将大门的铁锁锁上，任由大门外的人声嘶力竭，他们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时间就在呼叫声中慢慢淌过，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眼看进去参加会议无望了，人们开始逐渐散去，大门外也渐渐沉静下来了。可是我们却怎能跟着离去呢，我们还有战友被抓了进去。也许是见到人群逐渐散去的缘故，守门口的人答应我们再派一名代表进去和他们交涉，于是，何勇成再度踏进公园的大门。
　　他们把何勇成带到公园北部边缘的公园派出所，之前被他们抓进来的黄桀雄也在这里。
　　一位派出所领导模样的人对何勇成、黄桀雄说：“我们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大会，你们却企图冲击会场，扰乱会场秩序，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你们只有好好认识错误，写出检讨，我们才放你们出去。”
　　“你们斗争的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也不过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才要求参加会议，你们却不让我们进来，还抓我们的人，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你们的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检讨。”
　　何勇成很不服气地回答他们。
　　“你们既然不承认错误，那就在这里呆着吧！”
　　“你们无权扣留我们，请你们立即放我们出去！”
　　“砰”的一声，何勇成的话未讲完，门就被猛的一下关上了。何勇成、黄桀雄被关在派出所里出不来了。
　　我们站在大门外等来等去都不见他们出来，心里非常焦急，但又想不出什么可行的法子。孟云飞说：“附近派出所，我有一个熟人，不如请他来帮帮忙。”
　　于是，他迅即把这位朋友请来，带着我俩来到公园派出所。
　　这里的人见是同行，只好摆出友好的恣态说：
　　“今天斗争的是‘□□战斗兵团’的重要头目，根据警备司令部侦察到的情报，今天会有‘□□战斗兵团’的妄命之徒冲击会场，劫走罪犯。因此我们做了充分准备，防范于未然。后来，看见真的有好几百人围住了公园大门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怀疑是‘□□战斗兵团’的人来劫场了，立即向警司作了报告，他们指示我们不能让大门外的人进来。我们当然就不放你们进来啦！而你们又在大门外吵吵嚷嚷，你推我挤，乱烘烘的，我们怕事态发展下去不可收拾，才把你们的两个人抓了进来。现在既然讲清了情况，你们就把他俩领回去吧！”
　　我们见他们的态度还算是诚恳而且答应放人，也就作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不了解情况，乱冲乱撞，也有不对的地方。
　　这时斗争大会早已结束，参加斗争会的人也早已散去，我们只好向派出所的人打听晁涪嵩到底犯了什么事。
　　“晁涪嵩的问题是偷和抢，不过他不承认，非常顽固，现正在公安局九处劳改。”
　　派出所的人这样回答了我的询问。

　书生日记（3月19日）
　　随着警备区司令部的2份通告上街，我们似乎又嗅到了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第1份通告宣布：“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是一个全国性的非法组织，应该立即解散。
　　通告说：这个“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是由一些在外地串连的中学生组成的，其总指挥部就设在我们这个城市，同时在全国许多省、市都设有分部。他们在本市和各地对抗中央指示，干尽了坏事，因此应予立即取缔。
　　第二份通告则宣布：“老□军”总部是非法组织，应该立即解散。
　　通告说：所谓“老□军”，实际上是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和被赶下台的干部，他们纠合在一起成立了这个组织。他们对党不满，干了许多坏事，因此宣布立即解散这个组织。
　　这两份布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书生日记（3月20日）
　　为了响应党中央、毛关于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全校师生纷纷返回学校，走进自己的班级课室，共同商讨复课闹革命的事情。
　　我们班也不例外，有20余人回到了课室。大家坐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认识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是大势所趋，是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临时的领导小组，领导全班同学搞好自己班里的复课闹革命。经过酝酿、磋商很快就选出了一个“临时召集小组”，这个“临时召集小组”由石晨曦、黄建文、红桂云、肇汝谦（班主任）4人组成。蔡淳一提出把白见平也选进这个小组，我立即表示反对。
　　据了解，其他各班都不约而同这样做了。
　　整个学校同样也要选出这样的临时领导小组，领导全校的复课闹革命。
　　下午在4楼礼堂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队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进行了“临时领导小组”组成人选的提名。“北京公社”提了何溪波的名，我们表示反对，而我们提的成忠民也遭到何溪波的反对。这样，我们“瑞金公社”就没有一个人能选上。仝芝全提出无论如何也要留给“瑞金公社”1、2个名额。
　　会议不了了之。

　　书生日记（3月21日）
　　上午，我们“瑞金公社”进行了整风运动总结，选出了新的“勤务组”，为了培养接班人，这次选出的人都是非高三年级的学生。
　　下午将学校领导小组的缺额补齐了。学校的3个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
　　晚上，在市三十六中学召开批斗晁涪嵩的群众大会。这次的大会不再像上次文化公园那样戒备森严了。也许是觉得“□□战斗兵团”已经分崩离析，再也没有力量前来劫场了吧！或者认为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开批斗会比在其他地方更安全。
　　久违了的晁涪嵩被带到台前，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精神憔悴，头发也乱蓬蓬的，似乎很邋遢，但是，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放射出一种桀骜不驯的光芒。
　　批斗会主要由其总部人员上台揭发批判他的罪行。其罪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1.使用非法的手段，偷、骗、抢，攫取了许多不义之财，如自行车、油印机、钉书机、纸、笔、墨……等等；
　　2.强行霸占学校接待站变作自己组织的总部。
　　3.为其地主分子的父亲翻案。
　　4.加入了反动组织“□□战斗兵团”，干了许多坏事。
　　“这样也算罪行，那么我们早也‘十恶不赦’了。试问有哪一个造反派组织不是这样起家的，如果这样干了就要被批判、斗争，岂不是人人都跑不掉！”
　　坐在前排的孟云飞低声对着邻坐的何勇成说。上次在文化公园，他们吃了亏，这次他们很乖巧地在这里找到了位置。
　　“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地主分子，就硬说他为地主分子翻案。”
　　何勇成也表示出不满。
　　“仅凭这样的所谓‘罪行’，就将其打成‘反革命’、取缔其组织，真是莫名其妙。”
　　“也许‘□□战斗兵团’的其他组成人员都是地、富、反、坏、右吧！”
　　“其他人我不知道，至少晁涪嵩不是吧！他只不过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中学生。”
　　会场下面都在这样的窃窃私语，谁也不去理会台上人在讲什么，只是时不时响起几句干巴巴的口号声。

　　书生日记（3月22日）
　　上午回自己班商讨文化大革命问题，一位“十一红旗战斗队”的同学提出一个新问题：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要实现大联合了，原来的“山头”是否要铲平，各个群众组织是否要解散？
　　我说：
　　为了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群峰对峙的山头当然要铲平，各自为政的群众组织也要解散。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极其复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远未结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学校至今尚未进行过认真的批判，反动的血统论随时都会卷土重来，革命造反派任重道远，决不能匆匆忙忙偃旗息鼓。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时机尚未到来，只能等待瓜熟蒂落、让其自行消亡。
　　晚间，批斗晁涪嵩的大会移师我们107中学，平静的校园再次上演了昨晚市36中学的闹剧。
　　本校学生没有一个人上台揭发批判，台下的骚动比昨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窃窃私语，还有嗤嗤笑声。也许是我们没有阶级感情，路线觉悟不高，对“敌人”恨不起来。

　　书生日记（3月25日）
　　中午时分，有30多名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学校，他们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听说是准备来搞军训的。消息传出，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下复课闹革命有希望了。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21:18

　　书生日记（4月1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军训团牢记毛的教导，不是下车伊始就发号施令，而是分头深入各个班级、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今天，军训团两名战士来到我们“瑞金公社”向何勇成了解情况。何勇成兴致勃勃向他们介绍了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基本情况，讲述了这个组织的成长历程、战斗经历，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为了宣传自己，少不了自吹自擂、虚张声势。但也是八九不离十，决不是“天方夜谭”。
　　两位年轻的战士认真地听取了何勇成的介绍，还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点东西。他们只是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书生日记（4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一，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星期就要开始军训了。原来通知上午军训团要到各个班级调查研究，后来，据说要执行紧急任务，便改变了计划。
　　中午，我们也接到紧急通知，初三级以上各年级民兵紧急集合前往市人民体育场开大会。
　　体育场与我们学校不过一山之隔，转瞬之间我们就来到体育场大门口，眼前的情景令我们为之振奋，只见一排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冒着倾盆大雨整齐有序地屹立在广阔的绿茵场上，身上的绿军装早已被雨水浸透，他们好像浑然不觉。
　　出发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今天这里究竟要开什么会，只是如此气势却是未曾遇过。大会在大雨中正式开始，原来这里召开的是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解放军首长、工人、贫下中农的代表都发了言，红卫兵代表的发言更不用说是直接点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名字，还说他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激越、高亢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激荡着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要与暴风雨的喧嚣一比高下。
　　大会结束后在军队的带领下进行了示威游行。

　　编者注：
　　这次大会理所当然地载入了本地史册。
　　从日记可以看出，“书生”是被卷入这个历史旋涡的，然而他是心不在焉的，语气中还流露着调侃的意味。

　书生日记（4月4日）
　　今天军训团总算又分头下到各个教学班了。
　　下到我们班的是两名战士，一位是参军3年的老兵，之前他来过我们“瑞金公社”总部，何勇成接待了他。另一位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据说这个新兵将派到我们班当排长（编者注：每1个教学班为军训的1个排）。苗仪桐、田家杰向他们介绍了班上的情况。这段时间以来他俩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向了李西泽，并向着他的“红旗公社”靠拢。
　　虔诚的苗、田2同学非常认真地向来访者讲述文革以来班上发生的事情，可是“言者有意，闻者无心”，这两位“钦差大臣”对我的这两位同学的讲话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总是左顾右盼而言他，而且一直自说自话、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询问：
　　“班上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你们对‘老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你们与‘老红卫兵’之间存在什么矛盾？”
　　不言而喻，他们不过是上情下达、鹦鹉学舌。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军训团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间学校只有“老红卫兵”一个群众组织，或者说“老红卫兵”是这间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其他组织都是无足轻重、不值一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虽然那位老兵去过我们“瑞金公社”，还进行过座谈，如今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也视若无睹、犹如虚构。
　　座谈会开得很别扭。

　　书生日记（4月5日）
　　本来答应今天继续开座谈会，刚巧今天是“清明节”，学校“老红卫兵”要参加其市里总部组织的扫墓活动，军训团便也临时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原定的座谈会，和“老红卫兵”一道扫墓去了。

　　书生日记（4月6日）
　　被耽搁的座谈会延续至今天上午进行，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
　　下午军训团召开了初中二年级以上的全校师生大会，这次是指导员作报告了。他在报告里进一步阐明军训团来校的目的与任务是：“响应毛的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学校搞好大联合；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
　　这位指导员继续说：“通过几天的座谈、调查、研究，我们知道了学校里哪些组织是要整顿、巩固和发展的，比如‘老红卫兵’，他们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就属于这一类组织；而哪些组织要撤销、解散，相信大家也是心中有数、不言自明的。我们要学习延安中学的经验①，但也不一定照搬他们的具体做法。”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反动血统论是早已批臭了的东西，现在再提出来批判，那是一个阴谋！”

　　编者注：
　　① 所谓“延安中学的经验”，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三月七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批语：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50页

　　猝闻此言，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还是在他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就说过，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血统论。这是我对当前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看法，说到底也只是我个人的思想认识。如今，照此君的讲法，这种意见竟成了“一个阴谋”，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成了“阴谋家”、反革命了！再说，把其他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都解散，只留下一个“老红卫兵”，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真是不寒而栗。
　　我本能地感觉到这是冲着我来的，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我愤然离开会场，茫然地走向大街。幸好街上的气氛与我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反照。这里已一扫前段时间的沉闷空气，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辩论“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香花还是毒草。说它是大毒草的主要有“大学红旗”、“工学院红旗”等群众组织，他们认为“颠倒”（编者注：指上述那篇文章）是指向中央文革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信号弹”。
　　而“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以及“老红卫兵”等组织的大字报、大标语则声称“颠倒”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香花”。
　　大街上的热烈气氛暂时驱散了笼罩在我心中的阴霾，我把那位仁兄的讲话也暂且撇到“爪洼国”里去了。我看到街上有篇大字报写道：有人用军队的名义来压制群众运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航红旗发表声明：“大学红旗”、“八三一战斗队”是革命左派；“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是大老保。我获得了同感，受到了鼓舞。看来是冲出学校的时候了。

　书生日记（4月10日）
　　上午，军训团主持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的动员大会，副营长作动员报告，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批判刘□□，批判黑《修养》。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要和学校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我觉得这种讲法和《人民日报》的精神有出入，产生了怀疑。
　　高三（3）班有许多男生在李金荣（曾经是校筹委会成员，主持过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反线大会）的带领下，造反，不参加动员大会。
　　在广大革命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军训团和学校领导小组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安排下午时间让大家外出串联。
　　市中心的大字报又是焕然一新，大字报的言辞尖锐、激烈，许多大字报直接对军管了的省、市机关报提出尖锐的疑问：“为什么‘省革联’被压下去之后，斗争的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四大’不能很好地开展，而出现了‘红海洋’？”“为什么有许多革命的群众组织重新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为什么中学文化大革命出现夭折的征兆？”
　　有人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我觉得这些都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只是由于形势发展得太快，还来不及认真思考。
　　夜里12点多，有消息传来，在市中心中山五路、大东门、华侨补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据说“老红卫兵”用木棍殴打“三司”的人，制造了流血事件。据传凶手打人后逃进了市军管委员会，而其他人则被挡在了大门之外。
　　这是“老红卫兵”挑起大规模武斗的先声，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编者注：
　　书生产生过怀疑，并留意李金荣的造反行动，说明他并没有盲从。

　书生日记（4月11日）
　　我们天天都要阅读的那份《□□日报》，平时都是上午9点钟左右就来的，今天不知为何中午都过了，还不见报纸的踪影，我们好生纳闷。恰好这时有消息传来，这家报纸又被封闭了。为了探个究竟，我们立即赶往报社。
　　沿街的大字报海洋中最引人注目要算“工学院红旗公社”对《□□日报》提出的四点要求：撤换《□□日报》军管小组；在《□□日报》上展开对“颠倒”①的批判。
　　报社门口被潮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工学院红旗公社”的人紧紧地把守着报社的大门，阻断了汹涌的人流。保护了在大门里面静坐的学生，据说这些“工学院红旗公社”的学生从昨晚就开始在这里绝食静坐了。宣传车上高音喇叭的声音划破了整个大城的夜空，好像要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他们反复告诉人们事件的原委：《□□日报》篡改《人民日报》的指示精神，放了许多毒，尤其是在报道昨日省体育场大会情况时，歪曲了大会的精神。为此，我们提出了4点要求，并于昨晚派出代表与报社军管小组进行协商谈判，至今尚未见到结果。
　　我们总算多少了解到一点情况，感到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决不能隔岸观火、置之度外，尽快投身到革命潮流中去。回来之后立即成立一个“义和团”战斗队，连夜走上街头，到中山五路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支持“工学院红旗”的革命行动。

　　编者注：
　　① 指上述那篇文章

　　书生日记（4月12日）
　　我们这个千年商都不愧为一座不夜城，凌晨时分正当我们在大街上干得热火朝天时候，街头的高音喇叭突然叫了起来，兴奋的播音员向着被霓虹灯辉映得通明的夜空播放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央文革小组对《□□日报》事件表态啦！中央文革来电指示：驻《□□日报》军管小组不能撤换，革命造反派要维护解放军的威望。如果革命群众有意见，可以让革命造反派代表参加报纸版面的工作；同时，中央文革也指出“颠倒”是错误的，应在报纸上展开讨论与批判。
　　中央文革的这个指示是昨晚22时发过来的。
　　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我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拉起队伍向《□□日报》社挺进，加入了欢庆胜利的人流。
　　天亮后，有消息传来，驻本地区最著名的那所大学的军管小组公开表态，支持“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队”，称他们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是左派。
　　晚上，彭得玺带着几个人走访了军区，那里的接待员对他们说：“省、市军管小组的负责人是由中央指定的，是真正的左派，不容怀疑。但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四点指示，我们不理解，不知道‘颠倒’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军区早先已肯定了这篇文章。对本地区那所著名大学的‘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队’的看法，我们与驻校军管小组不同。”

　　书生日记（4月15日）

　　下午和几位战友探访了“大学红旗公社”。这里的人旗帜鲜明的告诉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和‘老红卫兵’是‘保字号’组织，‘颠倒’是毒草。但是，我们不大赞成‘工学院红旗公社’对《□□日报》采取的那些做法，应该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我们主张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当初我们整第三号走资派材料的时候就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和策略，那个时候我们是提着脑袋去调查他的材料的，好是惊险啊！结果，在北京的批斗大会上，第一、第二个上台发言的就是我们的代表，第三个才是北京大学的聂□□。”
　　他们在讲述自己走过的道路时，充满了自豪感。他们也坦诚地检讨了自己过错：“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例如在‘省革联’问题上就栽过了不小的跟头。当时，我们中了走资派的奸计，不知道他们耍的是一个假让权真反扑的花招，在还没有真正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进行夺权。而且，在‘1.22’夺权之后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带领革命群众对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群众，冲击了军区领导机关，冲击了广播电台。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们敬佩这些大学生的造反精神，也赞赏他们勇于自我批评的品格。总算对“省革联”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书生日记（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

　　上午我们组织了一次“瑞金公社”红卫兵活动：走访省军管委员会。
　　在军管会接待站，我们首先向接待我们的军管会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凝结在我们心中的困惑。这位老练的接待员听完我们讲述后，并没有急于为我们释疑解难，而是要我们先谈谈对形势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看法。然后他才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是，由于本地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当前，这里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
　　对本省、市实行军管是中央的意思，黄永胜、陈德是中央信任的，这里没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军管是好的。
　　他认为“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大学红旗公社”……都是革命造派组织，不能说哪个组织是什么“保守组织”。
　　他还说，本地区取缔的那6个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八一战斗兵团”、“战士歌舞团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赤卫队”、“珠影东方红”、“五湖四海造反总部”）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不能平反的。

　书生日记（4月17日）
　　学校的军训正式开始了。上午高中部学生队列训练后，全部集中到1号楼5楼礼堂听课，由军训团高中部负责干部给大家讲课，内容是批判反动血统论。他根据元旦社论精神，以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意，从理论上对反动血统论进行了批判，然后号召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在全校掀起一个批判反动血统论的高潮。同时他也强调，批判血统论的矛头对上不对下，不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
　　对于这第一堂军训课，我们觉得好生奇怪。刚好在10天前，在这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这个礼堂，同是这个军训团，那位指导员站在讲坛前向全校师生员工庄严宣告：“现在提出批判反动血统论是一个阴谋！”大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为何今天又说要在全校掀起一个批判反动血统论的高潮！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书生日记（4月18日）
　　上午部队一首长来说，由于战备的需要，军训团可能要撤走。据说本市不少学校的军训团已经撤走了。

　　4月19日
　　下午和战友们前往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听调查报告。街上贴了许多新大字报，传达了周总理昨日在本市作的指示内容。周总理说：本市的三面“红旗”（“大学红旗公社”、“工学院红旗公社”、“医学院红旗公社”）是左派组织；而“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是接近保守组织。还说“八一”中学要解散，要分化瓦解“老红卫兵”。认为“第一声春雷”是闷雷，不响，不能提倡。
　　我们看了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街上也出现了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说什么周总理下车伊始就乱下结论，随便就认定哪些组织是“左派”，哪些组织是“保守组织”。怎么能够说那些组织是“保守组织”呢！他们怀疑周总理有问题。我们看了极其气愤。立即返回学校写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击。
　　当我们重新走上街头刷大标语的时候，街上已贴出了许多新的大字报、大标语：“不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攻击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书生日记（4月22日）
　　上午学校又召开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小插曲：“钢杆红旗”的李西泽提出要与“红教联”辩论，双方吵得不亦乐乎。后因正南进操控住扩音器，阻止了这场转移大方向的辩论，才使批判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下午，“钢杆红旗”、“东方红大队”、“义务兵”、“井岗山红旗”、“金猴”……以及我们“瑞金公社”等十几个所谓造反精神较强的群众组织在以前的“牛栏”召开会议，提出要将全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会上“钢杆红旗”又提出要整“红教联”，我们表示反对，会议不了了之。
　　据说晁涪嵩前天已从拘留所放了出来。
　　晚上听说医学院“东方红公社”要传达总理的讲话精神，放下饭碗我们就急急前去。
　　大约7点来钟，医学院大操场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高音喇叭的呼喊声响彻大操场的上空，在整个大学校园回荡。赶来听传达报告的人早已填满了大操场的各个角落。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支支打着“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大旗的队伍高唱着“造反有理”歌，像潮水一样涌进大操场，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面对这些倏然而至的不速之客，“东方红公社”的组织者无可奈何的说，看来今晚的传达报告大会是开不成了，少不了会有一场大辩论、大骚乱。既然如此，我们也不愿惹事生非，与彭得玺商量后，我们决定退出会场打道回府。殊不知这时大门口已被蜂拥而至的人流完全堵死了，汹涌的人潮像洪水一样漫溢到校门外的大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何处冒出来的，交通早已中断，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好顺其自然、静观其变了。
　　人群中不断发生骚动，一群群工人围住一两个大学生，推搡拉扯、呼么喝六，气势汹汹，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①。
　　我试着问一个挤到我身边的工人模样的人：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啊？”
　　“不知道！”他坦率地回答我。
　　“我们要和‘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辩论！”
　　另一位工人这样回答我。
　　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怀疑他们是否找错了门，这里是医学院，不是□□大学，简直是南辕北辙了②。可是，那些满载工人的汽车依然源源不断向这里驶来，还不知道何时方能终结。
　　学院武装部办公室被密密匝匝的人群围困住了，里面不断传出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东方红公社”总部也被包围了，许多人挤拥着拼命往里冲，几个大学生把守着大门不让他们冲进去。于是，争吵便在门口进行。
　　“你们为什么抢我们的宣传车？”
　　“工人赤卫队总部”的人气冲冲地质问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学生。
　　“你们的宣传车在哪里？”
　　大学生反唇相讥地回敬他们。
　　“医学院‘硬骨头兵’是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属下的组织，他们的宣传车就是我们的宣传车！”
　　“他们辩论不过我们，把车扔在街上就跑啦，车子是我们医学院的，我们将它推回学校，这也算抢吗？”
　　“就是抢！你们立即把车交出来！”
　　“为什么要将车交给你们，你们又不是我们医学院的人。”
　　“你们再不交出来，有你们好看的！”
　　双方越吵越激烈，空气中充满着火药味，随时都可能爆炸。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无意中用手碰了一下对手的脑袋，大学生正想说声“对不起”，谁知话还没说出口，就听见“砰”的一声，一记响拳已经狠狠地打到他的脸上，眼镜被打飞了，眼镜片被打得粉碎。打人凶手是个理平头的大汉，他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退出屠场，而是趁势带着一帮恶棍冲进了“东方红公社”总部。这群暴徒像出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对“东方红公社”总部进行肆无忌惮的打砸抢。只见他们抡起椅子、板凳疯狂地砸向玻璃窗，砸向书柜、办公桌、油印机……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与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恨，都成了他们泄恨、摧毁的对象。大学生们奋不顾身地阻止他们的暴行，终归寡不敌众，眼巴巴看着国家财产毁于一旦。一个“娄阿鼠”③似的家伙，企图趁火打劫，乘乱扯断电话线，抱起电话机就往外逃，几名大学生见状追了上去，跑过几座楼才将电话机夺回来。
　　旗开得胜之后，这群匪徒乘胜前进，跟着又去砸“东方红公社”总部属下的“115师”战斗队队部。幸好“115师”队部是钢窗，他们的威风难以得逞。砸碎了玻璃却划伤了自己的手，这又给他们挑起更大规模武斗找到了借口，他们硬说是“115师”的人用刀砍伤了他们，武斗随之升级。混战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点来钟，警司来了十几卡车的人，才平息了这场武斗。许多大学生被打伤了，两名工人也流了血——被玻璃划破的。
　　我们从头到尾目睹了这场大规模的武斗，据称“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足足来了1万多人。由于事件发生得太突然、太迅猛，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只能当旁观者。

　　编者注：
　　① 引自《红楼梦》第三十回。
　　② 也许他们预见到34年后发生的事情。2001年后这里真的称为“□□大学”。
　　③ “娄阿鼠”是昆曲代表性作品《十五贯》中的人物。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3 07:27:52

　　书生日记（5月1日）
　　军训团撤离学校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进校1个来月，说走就走，说心里话，总感到依依不舍。虽然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对各个班级进行过几次军事训练，但是朝夕相处，还是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话别之际，征询了几位战士的意见，我问他们：“你们进校已有1个多月了，想必对学校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有一定的了解吧！既然你们是来支左的，你们看我们学校哪些群众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左派组织呢？”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间学校的各个群众组织都不是右派组织，至于哪个组织是左派组织，我们的看法和广大群众的看法是一致的，你看哪个组织是执行军委指示的，那个组织就是左派组织。”
　　不能明言的观点，却用实际行动向人们昭示。甫一进校，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与“老红卫兵”一道去扫墓，紧接着他们的首长又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批判“血统论”是一个阴谋。一路走来，他们为“老红卫兵”作学习毛著作辅导报告，为他们解剖武器，直至昨晚，他们还单独与市“老红卫兵”总部派来的第三宣传队进行联欢。他们把从“老红卫兵”那里借来的房子如数交还给“老红卫兵”，而把从其他群众组织借来的房子交还给学校。孰亲孰疏，一目了然。

　　书生日记（5月3日）
　　有消息传来，今日凌晨以“红司”“大学红旗公社”、“大学八三一战斗兵团”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在省公安厅静坐、绝食，要求为项明式的人平反。
　　进驻我校的军训团于下午5时撤离我们学校。

　　5月4日
　　今天，“红司”“大学红旗公社”、“大学八三一战斗兵团”的静坐、绝食行动还在继续。为了扩大影响，不防碍公安厅的正常工作，静坐队伍转移到烈士陵园门前广场。
　　几个公社战士竺慧君、黄小家、孟云飞回家吃晚饭，在返回学校时途经烈士陵园广场，目睹了那里的情景。回到公社总部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了当时的场面，情绪激动地鼓动我们赶紧参与进去。他们说“我们要做革命派，不当旁观者。”恰好在这时，静坐现场指挥部给我们总部打来了电话，呼吁全市造反派组织支援他们的静坐斗争。
　　我们二话没说，扛起“瑞金公社”大旗，拉起队伍立即从学校出发前去声援。这时，满街都是声援的队伍，就像汹涌的洪流向着烈士陵园广场奔腾。来到广场，街上的喧嚣在此嘎然而止。只见广场上静悄悄地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学生，只有林立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真是名副其实的静坐啊！
　　记得“大学红旗公社”曾经是不赞成“工学院红旗公社”用这种方式与《口口日报》军管小组进行斗争的，但是今天他们为什么又采取这一下策与公安厅较量呢？而且全市那么多造反派组织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们这个队伍，内里乾坤我实在弄不明白，我只为眼前这些造反派的大无畏精神所鼓舞，奋不顾身投入战斗。和彭得玺商量后，决定让我和于为民、邾东晖三人融入这静谧的行列。
　　“我们也要参加静坐绝食！”
　　竺慧君、黄小家、连庆恳切地向彭得玺请求。
　　“外面还有许多事要做，你们就暂时不参加了吧！”
　　我婉转地劝止了她们。
　　何勇成、孟云飞、钟朝也提出要参加。彭得玺一一说服了他们。
　　我们仨在人群的边缘找了一方净土，然后席地而坐，正式开始了静坐绝食战斗，“公社”的大旗坚定地矗立在我们身边，陪伴、守护着我们。广场异常寂静，除了路灯的光芒，夜空也明净如洗，广场周边婆娑多姿的大榕树像坚强的卫士为我们站岗放哨。整夜都不断有新人来到我们身边，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都默默地相互鼓励，虽然彼此都不曾谋面、素不相识，但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以我血荐轩辕”①，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连死都不怕。

　　编者注：
　　① 鲁迅诗

　　书生日记（5月5日）
　　不知不觉东方就露出了一线晨曦，蔚蓝的天空飘浮着片片鱼鳞般的云霞，迎着绚丽的朝霞，广场上的人们自觉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举行庄严的仪式：我们首先向伟大领袖毛致敬，接着唱《东方红》、《国际歌》。在广场四周负责保卫工作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仪式。
　　伴随着歌声、语录朗读声，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越过广场东边鳞次栉比的楼房，跨过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把金色的阳光倾泻到广场上，慷慨地沐浴着这群饥饿的生灵。有人站上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讲坛，满怀激情地向全场提出倡议：“我们不仅要绝食，还应该绝水、绝盐，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血战到底的决心！”
　　没过多长时间，简陋的宣讲坛便摞满了各式各样的水壶，人们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倡议。不断有人走上讲坛表示决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文化大革命牺牲算得了什么？”
　　可是，骄阳却真是要和这群勇士进行较量了。虽然这时才刚刚踏入5月，但是，日上中天，骄阳似火，酷烈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煎烤着这些倔强的生命。起初，汗水还能把身上的衣衫浸湿，不久，汗水被蒸发掉了，衣服被烤干了，身体排汗的速度比不上烈日烘烤的速度，汗水在体内干涸了。周边枝叶扶疏的大榕树不时向这些在烈日下煎熬的生灵发出强烈的诱惑，可是，没有一个人跑到那儿去寻求荫庇，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任由烈日的烤灸。
　　两个最早参加绝食的学生被饥饿和烈日折磨得昏倒了，战友们立刻用担架将他们抬进了医院。一人倒下去，更多的人却站起来。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人们认识到，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决不能坐以待毙。广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我战友！”“血债要用血来还！”在大家强烈要求下，静坐绝食的队伍离开了广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我们顺着广场西边的道路向市中心进发。又渴又饿，连腰都直不起来，好似一群残兵败将，然而个个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家互相搀扶、手拉手坚定地向前进。可是，走没多远，就有人晕倒了。沿途群众见此光景，许多人都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纷纷加入游行的队列。游行队伍艰难地走过两个街口就折返回来了。直至返回广场为止，据统计共有50余人晕倒送进医院，但是，绝食队伍却从出发时的600余人增加到1200余人。
　　这时，赶来声援的队伍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广场来了，许多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带来了文艺宣传队，他们登上宣讲台向静坐学生宣传演出，让奄奄一息的战士振奋精神、忘却饥饿。解放军的宣传队也来了，还带来了开水和饼干，苦口婆心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们诚恳地向他们说明绝食的道理，告诉他们，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同时也谢绝了他们送来的水和饼干。
　　凭着惊人的毅力，好不容易熬到太阳落到大榕树后面，可是，老天爷好象有意要和我们过不去，晴朗的天空骤然乌云密布，一场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朝我们头顶浇下来，好象要把这群顽皮的生灵全都吞噬去。整个广场瞬息之间就成了汪洋大海。气势汹汹的大暴雨没有吓倒这些虔诚的殉道者，虽然附近的搂宇都可以遮风避雨，可是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广场，离开过静坐绝食队伍。
　　时间就这样在烈日与暴雨中逝去，夜幕又静悄悄地降临这个苦难的广场。我和我的2位战友已经整整24小时滴水不沾、粒米未进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从此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饥饿。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渐渐地也感到有点支持不住了。在这漫长的1昼夜里，彭得玺、尤树林以及竺慧君、黄小家、连庆都轮流过来陪伴着我们度过这苦涩的时光，给我们带来信心和鼓励。可是，这时我的脑袋却像吹过大榕树的风一样空洞无物。我不知道这样的静坐绝食还要坚持多长时间，人的生命力是否有一个极限，在这个极限到来之前能不能取得胜利，准确地说，胜利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一切一概不清楚，脑袋一片空白。
　　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我们只好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书生日记（5月6日）
　　时间就在我们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悄然离去，直至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叫声，大家好象才从梦中惊醒，这时已是6日凌晨了。警司宣传车上的广播告诉我们，1个小时之前，中央文革向在这里参加静坐绝食的学生发来了3点指示，要求绝食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广播一结束，广场上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这些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造反派学生一致认为，中央文革的指示，表达了党中央、毛对我们革命小将的极大关怀、爱护，昭示着绝食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此我们应当无条件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停止绝食。
　　热情的解放军战士以及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造反派战友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送来水和食品，犹如久旱逢雨的禾苗，几杯水进口，立刻恢复了生机，顿时精神焕发。这时天已大亮，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黎明。为了向广大革命群众展示静坐绝食斗争的胜利，广场人再次举行游行示威，这时的游行队伍与昨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昨日笼罩在人们头上的阴霾，如今一扫而光，队伍中洋溢着欢乐和喜悦，再也不会有人晕倒在路上了，我们像胜利者一样凯旋而归。
　　在静坐绝食的72个小时全过程中，“老红卫兵”一直没有停止过干扰和捣乱，他们不断派出小分队试图冲击在广场静坐的人群，他们的宣传车围着广场团团转，高音喇叭刺耳的喧嚷一直没有停息过，他们的传单撒遍了广场周边的街道，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一时说我们在抢面包，一时又说我们在抢西瓜，总之绝食是假的。幸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的工人纠察队和大、中学校造反派纠察队一直守卫在广场四周，充当了静坐绝食学生的“守护神”，否则，在“老红卫兵”的野蛮冲击下，这些奄奄一息的静坐队伍早就溃不成军了。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身旁出现了一面“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的旗帜，我们好生奇怪。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的眼睛只是紧紧盯住自己的学校，对校外的情况疏于关注，更加没有留意对立派大本营的变化。我嗫嚅着问于为民“他们不会是‘老红卫兵’吧？”
　　“也许是从‘老红卫兵’中造反出来的！”
　　我感觉此事颇有趣味，值得一索究竟，便挪动身体，靠近他们，主动与他们攀谈。一位理平头戴眼镜的男生毫不掩饰的告诉我们：
　　“我们‘八一中学’有点像北京的清华附中，是本地区最早成立红卫兵的中学，当时就有800多学生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他们要改名为‘老红卫兵’，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便退出了他们的组织，建立1个新的组织——‘红色造反团’。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有100多人了。”
　　“据我们了解，‘八一中学’是‘老红卫兵’的大本营、策源地，估计也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你们怎敢与他们分庭抗礼呢！”
　　“确实如此，如今他们有700余人，人多势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①。而且他们根本不搞‘四大’，不屑于‘文斗’，一味热衷于‘武斗’。我们的大字报只要一贴出去，立刻就被他们撕掉，根本无法与他们讲道理。我们在学校毫无立足之地，百般无奈，我们只好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参与社会的文化大革命。”
　　怪不得以往很少听闻他们的消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敬佩，我对他们说：“静坐绝食斗争结束后，我们一定到你们学校看看，向你们好好学习！”

　　编者注：① 出自《庄子?盗跖》

　　书生日记（5月9日）
　　上午我和几位“瑞金公社”战友来到“八一中学”。这是一所崭新的、漂亮的学府，和107中学破旧的校舍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高大恢宏的学校大门矗立在一条宁静的林荫大道旁，显得格外庄严、高贵。一进校门，一股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迎面扑来，校园里到处都是被撕毁的大字报碎片，大字报栏上连象样的大标语都难得一见，一派凋零破败的景象与高大雄伟的建筑形成强烈的比照。
　　我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小青年打听“红色造反团”总部所在的位置，这人一听我的询问，立刻板起面孔，稚嫩的脸上瞬时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厌恶神情，他饱含讥讽地回答我：
　　“哦，你们要找‘饭团’吗？我不知道！你们大概也是哪里来的‘饭团’吧！”
　　说完哈哈一笑，扬长而去。无端被抢白，心中怒火起，正想反唇相讥，顶头又冲出几个一身戎装的“老红卫兵”，气势汹汹、凶神恶煞，拦住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感顿时涌上心头，我真有点悔不该来，可是既然来了，就要探个究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个“红色造反团”总部。所谓“总部”只有几张旧书桌，几条板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用之物了。屋子里乱七八糟，报纸、传单散落满地，一派溃败逃亡前的景象，显然是常常遭受打砸所致。这时“总部”里还有几个“造反团”的人在忙碌，那位参加过静坐绝食的理平头的小伙子未见在这里，在场的这几位与我们素未谋面，无法细说。问起他们，才知道这所屋子已被“老红卫兵”打砸过几十次了，特别是近来，几乎天天都被砸，连他们自己盖的被子都被“老红卫兵”泼了墨汁。在校园里“老红卫兵”还经常用砖头、石块袭击“造反团”的人，他们实际上已无法再在学校呆下去了。
　　我们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可是我们也没有力量去改变这种状况。

　　书生日记（5月10日）
　　有消息传来，5月8日晚间“铁中”、46中发生了武斗，城市上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今天中午我校“老红卫兵”突然将大量的桌椅板凳搬到他们总部上方，同时还运来大量砖头、石块，七手八脚抬上大楼的天台，还偷了学校的灭火筒一并搬了上去。安排就绪后，他们立即在学校刷出1条大标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总部门口则贴上“老红卫兵警备司令部”、“法院”的标识。
　　此外他们还把“血债要用血来还！”“老红卫兵的血决不会白流！”之类的各式血腥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老红卫兵”正在准备武斗了。他们扬言称校外有人要来打他们，砸他们的总部，所以他们才这样做的。

　　5月11日
　　《十六条》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眼下这个城市的武斗风暴却愈演愈烈，46中、铁中、48中、32中、28中……都发生了武斗，我校也呈现一触即发的严峻局面。为了制止武斗发生，上午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召开了一个禁止武斗的大会，一致要求禁止在学校进行武斗。
　　“老红卫兵”说市一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虐待46中受伤的“老红卫兵”。
　　彭得玺立即前往调查。了解到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回事，受伤的“老红卫兵”很快就转到陆军总医院去了，似乎还来不及遭受“虐待”。其余伤者还留在那里。晚上和“老红卫兵”辩论，激辩中，我们“瑞金公社”的成忠民险遭“老红卫兵”王宏生的老拳。

　　书生日记（5月12日）
　　一大早，我们一行几人就来到了46中学。这间坐落在大城郊外的普通中学当然无法与“八一中学”相比，可是，此时校园的场景和“八一中学”相比，那种凌乱、破败、萧飒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砖头、石块、木棒……甚至灭火筒遍布校园，教学楼的楼梯横七竖八地塞满了书桌、板凳，课室里也是这样。显然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恶斗，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大楼的墙壁都打出了裂痕。
　　我们在校园里转悠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遇到该校的1位学生，他告诉我们他不属于学校的两大派，算是中间派吧。他向我们描述了武斗当晚的情景：
　　5月8日晚间，“三司”、“红司”以及一些中学“红旗”（注：指那些尚未加入上述全市性“司令部”的组织），大约六、七百人，来到46中学，和该校的“老红卫兵”打了起来。
　　其实，武斗的导火索是由“老红卫兵”点燃的：5月3日“老红卫兵”刺伤了“三司”属下的46中“鹰击长空”的人，“三司”、“红司”要“老红卫兵”交出凶手和凶器，“老红卫兵”不肯，这样便打起来了。武斗的结果，双方都有人受伤，“老红卫兵”有5人住进了医院。
　　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希望能直接与当事的“老红卫兵”谈谈。偏巧一群“老红卫兵”向我们走过来，其中不乏受伤挂彩之人，有的额头缠着纱布，有的手脚被纱布裹住，看样子伤势都不会太重，大约是擦破了头皮，损伤了手足。我们和他们攀谈起来，这些残兵游勇一口咬定“三司”、“红司”来了1000多人，这些校外来人一进我们学校，二话没说，就动手打我们，我们猝不及防，被他们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吃了眼前亏。我们的总部是1间平房，他们冲过来就用砖头、石块往屋里砸，有人还爬上屋顶，揭开瓦面，用标枪往里插。至于为什么会打起来，这些英勇的“老红卫兵”就避而不谈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还是有准备的，当外校的造反派一来，他们立刻砸开学校仓库，取出标枪向着来犯者乱捅、乱刺，打到后来，砖头、石块打完了，他们便锄开屋里的水泥地板，用水泥块继续战斗。他们也承认“三司”、“红司”受伤的人比“老红卫兵”的多。
　　我们还了解到，“老红卫兵”原想血洗46中“红海燕”等造反派组织后，就冲火车上北京去。这事让“红海燕”的人觉察，抢先采取了行动，所以才发生了这场武斗。

　　书生日记（5月17日）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波诡谲，我们的头脑应接不暇。今天再去医学院“新一司”总部，请教这里的头头脑脑。他们告诉我们，有消息从北京传来，最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毛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配合他们的要求，北京“联动”也给毛施加压力，公开提出要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平反。最近，这里的“老红卫兵”频频冲击火车站爬火车上北京，就是要和北京“联动”取得联系，共同为“平反”大业摇旗呐喊。46中“老红卫兵”也是为了上北京，铲除绊脚石，才引发了这次大规模武斗。据说我校的白见平带领一伙人，在10号那天冲击火车站强行爬上一趟去北京的货运列车，去了北京。铁路上有人“放水”，他们走得很顺利。
　　“新一司”的这些头头是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学生，他们主张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要跟着大学生后面跑。可是，我们中学的造反派就是不争气。为此，他们曾2次为我们联络各中学造反派组织，试图发起成立全市性的中学造反派总部，可是都夭折了。百般无奈，只好成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中学校造反派总部——“新一司”，我们“瑞金公社”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一员。① 因此，这个总部也是我们的主要“消息部”。
　　他们提供的消息还是令我困惑不解。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军训团进驻学校的那段日子里，“老红卫兵”不止一次和军训团一道在学校召开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大会，有一次还冒着倾盆大雨和军训团一起，到省体育场参加由军管会、驻军、“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总部联合召开的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的万人大会。对毛制定的战略决策他们表现得那样坚信不移、忠贞不渝，对毛制定战略部署他们也步步紧跟、坚定不移。如今，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问题上与毛唱反调。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这个“老红卫兵”大有来头，决不可等闲视之。

　　编者注：
　　① 在此之前本校的“井岗山公社”加入了“红司”，“北京公社”加入了“三司”。

　　书生日记（5月18日）
　　上午和“井岗山公社”、“北京公社”、“东风公社”联合召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控诉“三月黑风”对革命造反派的迫害。
　　下午，我和本公社的战友一行9人来到“□□船厂”建在市内的专用码头，登上该厂交通船，前往这家造船厂了解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向工人阶级学习。
　　风光旖旎的母亲河像一条宽阔的绿色飘带，向着这座大城的东边逶迤流去。在东边临近出海口处有一座巍峨的大港口，港口的码头连着两座巨大的造船厂。这些大港口、大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骄傲。1座船厂建在大江的北岸，另1座则建在一个苍葱翠绿的江心岛上，隔着浩瀚漂渺的江面，两座庞然大物遥相呼应，一座座伸展着钢筋铁臂的大吊塔在两岸眉目传情。两座造船厂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工厂，从这里驶出的万吨巨轮，早已漂洋过海。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坐落在大江北岸的这家“□□船厂”。船厂交通船在大江上航行了1个来小时方才到达工厂码头，码头就设在船厂生产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巨大建筑物，硕大无朋的造船车间濒江而建，车间南面朝着宽阔的江面敞开，里面建有1个巨大的船坞，两条钢轨从地面一直向江水中延伸，钢轨上矗立着几层楼高的大船，许多工人在船上辛勤工作。到处都闪烁着电焊的火花，整个车间充满着机器的轰鸣以及钢铁碰撞、敲击的声音，生产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不是在高高的横梁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进了这里。
　　上岸后，我们要穿越整个生产区才能走到工厂的办公区和生活区。1条市政主干道将这家船厂分成了2大区域，公路的南面是船厂的生产区，北面是办公区、生活区。我们在生活区安顿了下来，便开始我们的工作。

　　书生日记（5月28日）
　　掐指算去我们进厂已经10天了，虽然说不上“洞中方7日，世上已千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也的确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留在总部的战友也三番五次催我们赶快回去。于是，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这里了。临别之际还需好好总结一下这10天的学习与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下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工人老大哥一起搞文化大革命。以往都是去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显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农村开展得好得多，完全可以与学校相媲美。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像学校一样也是潮起潮落、几经起伏、波澜壮阔。去年八月，当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时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但旋即便被“四清工作队”打了下去。这里也曾经有过一次“八.三一斗争大会”，把一批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这些“反革命”平反，工作队随之撤离工厂。“一月风暴”刮进工厂的时候，革命群众也试图向“走资派”夺权，可是由于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夺权流产，军管小组进驻工厂。“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厂的工人分成两大派，引发武斗。
　　工厂的造反派和学校的红卫兵一样头脑中充斥着困惑，搞了快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搞清楚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的人才够得上“走资派”。不过，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他们相信党中央，相信毛，认为只要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一定能取得胜利。
　　和学校现状不同的是，工厂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生产，贴在墙上的生产进度表，红色的箭头总是向上蹿着，新制造的大船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大海。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从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有所减少，相反，革命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大的物质财富。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本质吧！10天来我们受到的最大教育和鼓舞就在这点上。
　　编者注：
　　10天工厂日记从略。

　　书生日记（6月25日）农忙劳动
　　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片诚心，感动了上苍，总算拉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支农大军。上午8时从学校出发，前往郊县新塘公社小湴大队支援夏收夏种、农忙劳动。
　　每年这个时候，学校都要放农忙假，组织师生到农村去支援夏收夏种，今年，党中央毛也发出了号召，号召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搞好夏收夏种，为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可是，学校正处在无政府状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组织身上了。昨日，“井岗山公社”的队伍已先我们启程了。“老红卫兵”的队伍也出发了，学校党支部的所有成员（除去2位当权派）全都加入了“老红卫兵”的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以我们“瑞金公社”的红卫兵战士为主，加上“北京公社”、“东风公社”、“延安公社”的战友，以及一些“逍遥派”学生。学校1分钱经费都没给我们，乘车的那几毛钱车票钱还是几位好心的教师凑给我们的。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信心十足，我们把这些看成是革命造反派自己解放自己的实践行动。

　书生日记（7月9日）
　　中午我们从农忙劳动的小湴大队回到了学校，胜利完成了这次夏收夏种任务，以为学校会以鲜花和彩带迎接我们的凯旋，谁知眼前见到的校园却是一片狼籍，到处撒落着砖头、瓦砾，显然，这里已发生过武斗。我们不敢丝毫怠慢，大步流星地跑回自己的总部。果然不出所料，总部的大门已被砸开，里面的桌椅板凳被砸得支离破碎，各种办公用品撒满一地，再现了“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总部的场景。
　　“井岗山公社”的羿扬闻讯走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前两天才从农村回来的，一到学校就发现‘老红卫兵’在砸你们的总部，我们看不过眼，立刻冲了上去把他们撵了下来。为此，我们一位名叫李穗昆的‘井岗山’战士还被他们打肿了眼睛。”
　　正说着，楼下传来阵阵嘈杂声，羿扬脸色骤变，意识到事态有变，紧张地说：“‘老红卫兵’又在打人了，赶快下去看看！”
　　我们飞也似的一齐冲下楼来，只见一群“老红卫兵”象野兽般正围着李西泽撕打，他们一面疯狂地叫嚣“打死你这个狗崽仔！”一面挥舞着手中的木棍没头没脑地朝着李西泽打去。李西泽一只手护着脑袋，一只手阻挡着雨点般打来的木棍，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而另一位“井岗山”人莫栋良已被他们追打得跳下了“牛屎河”。正当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我们及时赶到。“老红卫兵”见对方来了救兵，而且人数超过己方，唿哨一声作鸟兽散，赶紧撤回自己的总部。整个行动轻车熟路、娴熟自如，说明他们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勾当了。
　　“‘老红卫兵’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备！”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李西泽捂着受伤的面孔对我和羿扬说。
　　“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构筑防御工事，防备他们的进攻！”羿扬说。
　　我们“瑞金公社”总部在1号楼4楼，“井岗山”的总部在4号楼，4号楼也是4层，两座大楼紧紧相邻，构成一个直角。
　　两个组织的人迅速将楼下课室里的桌椅板凳搬了出来，沿着楼梯垒起来，留下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通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晚上睡觉前就将那狭小的通道用大门板堵死。同时还运了许多砖头、石块到天台上。

　　编者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五类”岂容“黑七类”觊觎他们手中的“神器”。这也许是“文革”武斗的最根本原因。

　书生日记（7月10日）
　　已经是下半夜1点多钟了，万家灯火正渐渐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群众组织总部依然灯火通明，我们还在收拾被“老红卫兵”砸毁的家当。这时，窗外天台上突然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们还来不及辨别清楚那是什么声音，“老红卫兵”总部大楼上的高音喇叭这时也突然发出高亢的喊叫：“打死狗崽子李西泽！”“砸烂书生的狗头！”“杀死李西泽！”“杀死书生！”尖厉的喊声像利剑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把恐怖牢牢笼罩在“牛屎河”上空。
　　“杀死李西泽！”的叫骂声已经耳熟能详、恬不为怪；“杀死书生！”的叫嚣却是破天荒第一次。正在兢兢业业工作着的“瑞金公社”战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了一跳，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老红卫兵”要“杀死”的不是彭得玺，不是晁涪嵩，不是羿扬①，而偏偏是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一开始我也感到震惊，下意识地感到，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需要付出生命的关键时刻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转瞬间，我便释然了，反过来倒觉得“老红卫兵”抬举了我。
　　形势如箭在弦上，容不得我们有片刻犹豫。我们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冲出总部大门，跑上天台。只见石块、砖头呼啸着像雨点似的向我们飞来，打在总部的墙壁上、楼顶上、天台地板上，有些窗玻璃已经被打碎，破碎的玻璃飞溅到各处，木板门也被砸出一个个窟窿。我们根本无法在天台上立足，借助昏暗的路灯和明朗的夜光，我们好不容易才辨别清楚那些从天而降的东西究竟出自何方。原来“老红卫兵”占据了比邻的一座教工宿舍顶楼，居高临下向我们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座教工宿舍楼建在1号教学楼东边，之间被校园围墙隔开，咫尺之间相守相望，况且又是5层楼房，比我们总部所在的这座1号楼还高出1层。从那里向我们抛掷石块、砖头得心应手、易如反掌，我们反击难度很大，投鼠忌器，搞不好砸毁教师住宅，罪责就在我们了。为此，我们劝阻了李中朝、何勇成等小同学提出的反击要求。
　　正当我们在天台观战之时，楼下又响起了攻楼的呐喊声。原来“老红卫兵”也懂得“孙子”的“声东击西”。他们一面从教工宿舍楼向我们总部发动“炮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面从楼下发起冲锋，攻打我们的大本营。他们使用了从学校体育室抢来的2支汽枪，已经打到4楼的楼梯口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还击，从防御工事的通道，把石块、砖头砸下去，从而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而攻打4号楼“井岗山公社”总部，结果同样败下阵来。回过头来他们又来冲击我们，如此来回折腾，把整个地区搞得鸡犬不宁。一直鼓捣到凌晨4点多钟，警司来了，才暂时平息。
　　天亮之后，这些鏖战了一个通宵的“老红卫兵”勇士们余威犹存，他们一群群、一伙伙围坐在1号楼、4号楼门口，寻衅滋事、撩蜂剔蝎，对进出的造反派战士恶言相向，围攻谩骂，以期再次挑起武斗。我们也算忍辱负重了，对他们的挑衅置若罔闻，避免了无谓的冲突。

　　编者注：
　　① 如此恶毒的叫嚣，用“派性”是解释不通的，这里发泄出来的是一种刻骨仇恨。“老红卫兵”凭直觉知道，“书生”反对“血统论”，锋芒所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书生日记（7月13日）
　　连日来“老红卫兵”不断挑起武斗，而且愈演愈烈，昨晚攻楼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天亮之后，他们一如既往，继续在大楼门口撩事斗非①，而且越发凶恶、张狂，进出的造反派战士，他们见到就打。
　　教学楼里没有自来水，清早起来，竺慧君和连庆提着水桶到大楼外面的水龙头取水，一群在大楼门前游弋的“老红卫兵”男女好像猎豹窥伺到猎物，猛扑了过来，横行无忌抢夺她们的水桶。面对突然袭击，竺慧君、连庆奋起抗争，终究寡不敌众，打不过这些蛮佬②、悍妇。眼看自己的战友受人欺凌，岑本义愤填膺，单枪匹马冲入重围，要把被抢去的水桶夺回来。突然，“啪”的一声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岑本的后脑勺，他强忍疼痛，扭回头来，看见“老红卫兵”桑岗风正对着他的汽枪枪眼还在冒着白烟，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一下后脑勺，只觉得粘粘糊糊的，满手都是血。我和彭得玺听到枪声，立即飞也似的从楼上冲下来，只见岑本已经倒在地上，我们赶紧将他扶起，搀着他回到自己的总部，一面叫人请来校医，把血止住，把脑袋包扎好。
　　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西泽、羿扬走过来和我们共商对策，一致认为不能再姑息养奸、让暴徒继续逞凶了，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教训。于是，我们当即联合组织了二、三十个体魄健壮的同学，手持木棍一齐冲到那些正在作恶的凶徒面前，狠狠地把桑岗风等几个武斗分子教训了一顿，并把他们从1号楼门口赶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巢。

　　编者注：
　　①② 本地方言。

　书生日记（7月14日）
　　下午，军训团一位姓巴的副团长带着几名军人来到学校，召集两派组织头头开会，要求停止武斗。两派签定了停止武斗的七条协议。“老红卫兵”象征性地拆除了他们总部天台的一些工事，交出了2枝汽枪。我们造反派这边除了一些砖头、石块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武斗工具，因此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交出的。军训团见状，即时就把“老红卫兵”交出的2枝汽枪返还给他们，以示公平。
　　然而，从汽枪射出的那颗罪恶的子弹这时还埋藏在岑本头上，把汽枪发还给他们，是不是要鼓励他们继续作恶？一粒小小的铅弹令中弹者痛不欲生，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不要说如何处理，甚至连道义上的谴责都不曾有过。我们不忍见战友被痛苦煎熬，再次请来校医，恳求他为岑本取出那粒子弹。就在我们“瑞金公社”总部用旧书桌拼成的“床”上，校医为岑本注射了麻醉药，动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割开头皮及薄薄的一层肌肉，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绿豆般大小的铅弹钳了出来。幸好岑本的头骨坚硬，子弹没有伤及骨头，如果子弹射入骨头，校医也无能为力了。子弹取出后，疼痛才渐渐消除。

　书生日记（7月20日）
　　这几天，学校里的武斗似乎真的平息了，可是，学校外头却打得不亦乐乎，整座大城呈现出狼烟四起的景象。
　　或者是本校那群“老红卫兵”打手总算领教了本校对立派的利害，不敢在校内恣意妄为了，加上停战协议墨迹未干，暂且收敛一下吧！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在校外胡作非为。据传他们成立了一个暗杀队，目标首先对准本校造反派的几个头头，估计也少不了我。
　　昨日，我们“瑞金公社”一位名叫刁剑杰的战士回家路过“工人赤卫队总部”大门口，被盘据在那里的我校“老红卫兵”的“小白脸”（外号）认了出来，这个恶棍立即纠合了10几个党羽将他打成重伤，并抢走他的书包。今日捎回口信，告知要在家养伤，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又有传说，前天晚上“老红卫兵”再次砸了“工联”①总部，和造反派工人大打了一场，把“工联”总部砸得支离破碎、满地玻璃、瓦砾。
　　今天早上，华侨糖厂的两派工人组织也打了起来，据说还使用了步枪，打死了一名“工联”战士，打伤一位解放军战士。

　　编者注：
　　① 本地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书生日记（7月23日）
　　鉴于当前日趋紧张的武斗局势，下午我们勤务组的几位成员聚集总部研究对策，大家才刚落座，何勇成、黄桀雄就神色慌张地冲进来报告：“纪念堂外面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武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何勇成情绪激动地说，“据说今天下午本市各造反派组织准备在市体育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前天华侨糖厂死难的‘工联’总部工人，而‘老红卫兵’正好也准备下午在纪念堂召开市总部成立大会。中午12点多，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队伍开始向体育场方向进发，当队伍行进到纪念堂东侧的如意路时，遭到了早已集结在那儿的‘老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老红卫兵’占据了如意路周边的纪念堂、政府大楼和第20中学教学大楼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砖头、石块猛烈地向着这些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工人砸下去，行进中的工人队伍顿时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些还沉浸在哀思中的工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蒙头转向，被打倒在地了还不知道是祸从天降。一阵‘狂轰滥炸’之后，‘老红卫兵’手持长矛、匕首，以及削尖了一端的水管像猛虎下山似的扑向溃散了的工人队伍。”
　　说到这里，黄桀雄抢过何勇成的话头接着说：“我们刚好路过那里，目睹了‘老红卫兵’的野蛮兽行。他们七、八个人围住一个工人肆无忌惮地殴打、杀戮。我就看到一个‘老红卫兵’用长矛径直刺向一位工人的腹部，然后拔出来，鲜血象喷泉一样随着拔出的长矛喷射了出来，顷刻就染红了整条马路，被刺工人应声倒下，另一个‘老红卫兵’还嫌不够，跟着冲上前，用匕首插入已经躺倒在地上的那位工人的胸膛，顺势往下一拉，把肚皮都划开，肠子都流出来了。如此残忍的场面，我都吓得不敢再看下去，真的是惨不忍睹啊！他们把纪念堂变成自己的据点、大本营，抓住造反派工人就拉进这个据点，听说抓进去的工人都被他们活活打死，有的是用绳子吊死。
　　“后来，造反派工人的增援部队来了，‘老红卫兵’赶紧爬上纪念堂屋顶，揭起纪念堂屋顶的琉璃瓦继续往工人头上砸，许多工人试图冲进纪念堂里营救被抓进去的伙伴，结果被打了回来。”
　　陆续从外面赶回来的钟朝、孟云飞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并补充说：
　　“后来，军队来了很多人，拦住了企图冲进纪念堂的造反派工人，不让他们冲进去。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武斗还在继续。听说被打死、打伤的造反派工人不计其数。”
　　突发信息令我们感到震惊、愤慨，我们不顾一切地奔赴出事地点。只见几百米的如意路，以及相邻的德星路、齐福路依然人潮如涌，石头、砖块从头顶飞过的呼啸声、厮杀声、呐喊声，以及呻吟声混合在一起，振震天动地，显然武斗仍在进行。大批手持木棍、臂缠“工人赤卫队总部”袖章的人冲到了纪念堂门前，和军队汇合在一起护送满身血污的“老红卫兵”迅速撤离纪念堂。“工联”总部的造反派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刽子手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并消失在暮霭之中，留下血迹斑斑一片狼籍的大街在夜色中呻吟。

　　编者注：
　　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这座大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这里的文字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也许失于片面，但至今尚未见过与此相左的记录。

　7月24日
　　107中学的“老红卫兵”参加了昨日纪念堂大屠杀，据了解持刀杀人的凶手有梅光明、魏胜利、严厉、冯晋官等一大批人。今天，他们的家长纷纷来校认领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带回家。凡参加过昨日武斗的“老红卫兵”再不敢在学校露面了，一小部分没去武斗的人，回校时也要手持长矛、腰别匕首，全副武装，不久他们也在学校消失了。

　　书生日记（7月25日）

　　上午“井岗山公社”、“北京公社”、“瑞金公社”以及学校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大门口小广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七二三”大屠杀死难的造反派工人。为了防范“七二三”惨案重演，参加集会的人再也不敢赤手空拳了，人人都手持木棍、铁棒，随时准备迎接“老红卫兵”的突然袭击。
　　下午又在省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全市的造反派都全副武装赶赴会场。
　　“工联”代表在会上悲愤地呼吁：“既然‘联动’式的‘老红卫兵’已经举起了屠刀，杀害我们造反派战士，我们再不能那样天真烂漫，任由他们宰割。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流血的政治。我们要按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的那样‘文攻武卫’，立即行动起来，才能保住已经取得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捍卫中央文革。”
　　悲愤的人群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回应了工人造反派的号召。
　　下午5点钟以后，街上就自动戒严了，商店关门、食肆停业，公共汽车也不走了。十里长街静如鸦雀，一个行人都不见，偶尔之间会有1、2只老鼠从下水道里冲出来，冲过荒芜的街道，消失得无影无踪。偶然之间也会有1、2辆装备严整的吉普车呼啸而出，带着杀气，带着恐怖绝尘而去。位处中山路的医学院是造反派的大本营，医学院门前的整条马路便成了造反派的势力范围，一到这个时候，对立派就再也没有人敢打这里经过了，连一代枭雄似的“老红卫兵”也不敢轻易造访这些地方。在“工人赤卫队总部”、“老红卫兵”控制的路段同样是这样。整个大城都笼罩在武斗的恐怖之中。

　　书生日记（7月26日）

　　“老红卫兵”完全撤离了107中学，自此107中学以及附近路段完全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为了防备“老红卫兵”偷袭，“井岗山公社”和我们“瑞金公社”都加固了原有的防御工事，在1号楼和4号楼之间从天台上搭了1座人行天桥，将两座大楼从空中连接了起来，以便发生情况时互相支援和照应。晚上都安排人员值班放哨。“红旗公社”的几位干将还冲入生物楼，把“老红卫兵”的老窝给砸了。
　　这几天军训团拼命拉中间派学生搞军训，（我们都没留意军训团是什么时候进驻学校的）他们还是希望按班级进行军事训练，他们也曾经来我们总部，做我们的工作。
　　下午全市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1个欢迎谢□□副总理、王□同志胜利返京的群众大会，“老保”们也在省体育场召开了类似的大会。我们未参加。

　　书生日记（7月27日）

　　“新一司”正式批准我们“瑞金公社”成为其司令部的一员。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