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微言：清华园中的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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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中的纯真之爱



（1935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四为总编辑蒋南翔，后排左二为副刊编辑姚依林。笔者推测前排左一为书报评介栏编辑孙兰。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


摘要：革命怎么会“革”了自己正直、忠诚、优秀儿女的命？这些疑惑不仅让历经浩劫的韦君宜学长反思，更需要一代代青年追寻真相和深入反思，否则浩劫就有可能再次来临。


纯真之爱 悲愤之逝


“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


革命者不是孤寂的苦行僧，不是自虐的禁欲狂，有权利爱和被爱。


蒋南翔在清华的女生缘不错，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奋斗、共同的命运，让他在清华园不仅收获真挚的友情，也收获真挚的爱情。他的女友是师妹孙兰，原名韦毓梅，和他同岁，1934年转学清华中文系。家境丰裕，父亲韦维清是上海名律师。


孙兰在清华极其活跃，极其能干。她是蒋南翔的下级，也是蒋南翔的得力助手。在《清华周刊》，蒋任总编辑，孙任“书报评介栏”编辑；在清华地下党支部，蒋任书记，孙任支部委员，就是这届党支部领导了清华朝气蓬勃的“一二·九”运动。蒋、孙还是前后任的清华团支部书记。


作为清华女生的翘楚，孙兰是清华静斋“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也是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蒋南翔传》评论她，“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的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使全校108名女生的一半以上成为自卫会的成员”。


孙兰擅长写政论时评，笔锋锐利，用余平、姜平作笔名，所以女生爱称她“阿平”。蒋南翔秘密重建“社联”后，通过她在女同学中建立“社联”小组，孙兰任小组长，首批参加者有孙兰、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许留芬、鲁心贞、李立睿六人。“静斋”不静，“社联”真联。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翔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进行学习讨论。


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北大、燕京三所高校同时录取，她选择了清华哲学系。在清华，是蒋南翔介绍她入团，引导她参加“一二·九”，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当时清华学生进步运动的“笔杆子”之一。1988年8月，她在蒋南翔去世后的追悼文章中回忆，自己刚入学“几乎见了男同学都不敢说话”；刚认识的“老蒋”，“永远蓝布大褂”、“一丁点青年活泼劲也没有”；却很有本事，“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第一次把我对于男同学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


写追悼文章的韦君宜71岁，已历经人间沧桑，绰号“韦老太”。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回忆亲密战友和兄长蒋南翔，回忆当年六个女生每周在老蒋宿舍开会讨论的情景，心境有如天真小姑娘：“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他还告诉我们，有支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反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儿。”


和韦君宜同屋、同“社联”小组的女生王作民，也很佩服蒋南翔“时事分析”的洞见。她说：“南翔同志在听了我们的只有消息拼凑的读报汇报之后，倒是真的给我们来个‘时事分析’”，“我总是由衷钦佩──我怎么就串不起来呢？”（《蒋南翔传》）


顺便提一下，经济系1933级许留芬是清华首批女生“社联”小组“六朵金花”之一，如今年轻人知道她大名的不多，但其孙的知名度可不小，是台湾音乐人王力宏。许留芬曾和孙兰一起介绍其他同学入团，表明她已是共青团员。她不仅积极参加“社联”活动，而且不畏惧、不避嫌，曾和蒋南翔一起探望被抓捕的党员同学。蒋南翔回忆，1935年，许留芬和他“一同去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宪兵第三团的徐高阮（共产党员）和张宗植（共青团员）。”20个月后，徐高阮与蒋南翔政见严重分歧，迫使他们的上司刘少奇、彭真出面解决，那是后话。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事抗日和革命工作，奔波祖国大地，天天经受血与火考验，孙兰没有和蒋南翔走到一起。她1936年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工作，编辑多个进步刊物《妇女生活》、《小姊妹》、《上海妇女》、《妇女知识丛刊》等。宋庆龄很喜欢这个活泼干练的短发女孩，建议她将姓名“韦毓梅”改为“孙男”，最后定名为“孙兰”，姓与中山先生同，名取自花木兰。


在上海的孙兰仍然关注母校、关注男友，有时给清华姐妹们写信，用隐语叫韦君宜代问“南乡小姐”（指蒋南翔）好。


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继续留在上海，没有到武汉和蒋南翔汇合，此后去了新四军控制的根据地，33岁任苏皖边区淮安县县长。1964年，周恩来视察上海，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握住孙兰的手，诙谐地向其他同志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上海妇运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3页）


1946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曾发表专访女县长孙兰的文章，描述她“是一位端庄秀美的年轻女子”，“穿一身人们常见的新四军灰布制服，身材纤小而富有活力”，“在中国荒僻地区的一个县政府大院里，站在长凳上向穷苦的百姓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孙兰多年等着蒋南翔，多年保持单身。可惜在战争年代，两人杳无音信，更别说见面。“直到全国解放之后，她才见到多年无缘相见的（清华）男朋友”（韦君宜《思痛录·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


建国后，孙兰历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依然牵挂蒋南翔。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成立两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撤销黄克诚、谭政两人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借调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清华物理系1934级学生赵芳瑛，在北京听了八届十中全会传达后，返回上海市教育局报到，孙兰见到她，一把拉到自己办公室，室内无外人，“急切而神秘”地轻声询问赵芳瑛，“全会上点了谁的名”，还问，“是否知道蒋南翔的情况”等等（赵芳瑛《忆孙兰》）。


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孙兰遭受折磨也接二连三：因反右运动中的“右倾”态度岌岌可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丈夫离婚；（孙兰之子孙小平《关于〈“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的澄清》）文革又被戴上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帽子，连续被造反派批判、游斗，打得她遍体鳞伤、新伤盖旧伤，辱骂的标语就贴在她身上；66届高中毕业的大儿子被打成企图叛国的反动学生，造反派逼迫孙兰划清界线、揭发自己的儿子（彭淑玲《清华才女孙兰的一生》。她彻底绝望了。1968年4月8日，在上海繁华市区跳楼结束55岁的生命，“胳膊和腿都被马路旁的电线杆挂断”（韦君宜《思痛录·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


1978年11月，孙兰被平反昭雪。1980年12月7日，韦君宜在《文汇报》上撰文悼念：“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前，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你把我引上了这条路，而你自己却惨不忍睹地死在这条路上了。”（转引自秦永明《女县长孙兰》）


蒋南翔没有忘记烽火岁月中的大学恋人、革命战友。重病住院，委托韦君宜女儿设法打听孙兰的孩子后告诉他；辞世前再三追问韦君宜，“你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以致韦君宜这位蒋、孙的共同好友直言不讳地说：“在蒋南翔将向人世告别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她（孙兰）。”（韦君宜《思痛录·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


文革期间，韦君宜一家和无数中国人一样，饱受摧残。她自己精神失常三年；儿子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丈夫杨述是“一二·九”战友、《清华周刊》文艺栏编辑，被划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毒打。她在文革未结束就冒着生命危险开始秘密创作的《思痛录》，与巴金的《随想录》比较，不同之处似乎是浅显细腻后者胜于前者、沉重犀利前者胜于后者，共通之处是都写得真诚痛苦，字字是泪、句句是血，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解剖自己和社会的良心之作、反思“左”祸的勇猛之作。这两本著作不仅每一个清华学子应该阅读，而且应该推荐给我国所有大学生、高中生阅读。


孙兰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清华才女、英姿飒爽的红色县长，怎么会备受侮辱被迫自杀？革命怎么会“革”了自己正直、忠诚、优秀儿女的命？这些疑惑不仅让历经浩劫的韦君宜学长反思，更需要一代代青年追寻真相和深入反思，否则浩劫就有可能再次来临。


（2017年8月8日01:10，【山水微言·149】。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青运篇，连载第5节。“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红专篇《“大清治国”的密码》，暂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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