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华：我们曾经接受过的复旦附中教育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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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接受过的附中教育及其影响


复旦附中 68届2班   朱文华


1949年以后的复旦大学，开始创设附属中学的教学。起初，主要是为了执行落实“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新教育路线，所以名为“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主要招收培养一线的工农干部，使之具备一些起码的文化知识，据说有一定的成效。


但在50年代末，由于国内的普通中学教育的发展以及正规化水平的提高，原“速成中学”正式改制为“附属中学”，并被确立为上海市重点中学（高中）之一，并实行住宿制。其招生办法是：面向上海全市各区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自愿报考，参加全市统一的高中（技校、中专）升学考试，择优录取(各区县的入学名额大致是平分的)。可能主要是受住宿条件的限制，学校每年（每届）仅招生近400人（每班40多人，共8班）；相对全市每年每届的初中毕业生总数（至少十几万），所以，如此的入学门槛录是很高的，换言之，被录取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也是较为突出的。


应该说，在教育资源的配备上，复旦附中与当时市内的其他普通中学相比，明显地得到了倾斜，且不说硬件设备（如标准的教学大楼、操场、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以及不算太单调的学生书报阅览室等），单是一支教师队伍，绝对是值得尊敬与信赖的，不论其年长年轻，从校长到班主任和普通任课教师，大都是学有专长，且又富有敬业精神，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由此，复旦附中尽管也使用全国全市的统一教材，但由于有高水平的教师执教，自然为学生开辟了新的教学境界。更何况，由于学校与复旦大学本部的天然联系（大学部的副教务长兼任附中副校长），能够经常请来大学部的优秀教师为附中学生开讲座，作报告，由此使得附中学生大开眼界，有的居然也有了一点“学术眼光”。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的综合，复旦附中的学风自然是严谨而扎实的，教学质量之高也是必然的，以致校长在学校内外各种场合多次得意洋洋的宣称本校毕业生的高考录取比例总是在95%之上云云。


在今天看来，从办“工农速成中学”到办通常性质意义的“附属中学”，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历史的进步，表明了对于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于老祖宗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认同，这多少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例如，对于当时的上海全市的初中毕业生来说，能否争取获得一个较好的高中学习的机会、环境，如进入“复旦附中”，主要看你个人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情况（由考试成绩所反映出来的水平、能力），这多少有点“知识决定（改变）命运”的意味。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复旦附中也就被批判为所谓“贯彻”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其实，尚在60年代初，国内“左”的一套东西已经开始明显作祟，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教育领域，波及到复旦附中。譬如讲究贯彻“阶级路线”，看重学生的“阶级出身”之类，由此排斥了一部分所谓“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入学，即使已经侥幸入学的，也会在同样洋溢着“阶级斗争”气氛的校园内感受压抑与孤独，譬如，当班级团支部正在组织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举办什么“忆苦思甜”活动的时候，个别“没有资格”与会的非团员学生只能在空寂的操场上默默的彳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当时的学生中，干部子弟的比例较高。但实事求是的说，所谓“干部子弟”中，真正出身省部级“高干”家庭的只是少数，大都不过是“县处团”级而已，而且，同学们事实上也都承认，他们本身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显然不是单凭家庭出身背景入学的。不过，他们中确实有人也多少表现了某种优越感，有意无意的形成了小圈子。


上述情况的揉合又表明：60年代时期的复旦附中，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上构成了一种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案：在办学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既有对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接受与贯彻，又有自觉不自觉的对于中央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的曲折回应；在具体的办学内容与方法上，既有遵循教学规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观愿望的一面，而实际上又不免有偏离正常的轨道而趋时、追风、赶潮流的一面；至于学生主体，某种程度的“贵族性”与某种程度的“平民化”，虽有所对立的呈现，但又毕竟尚未达到出格的地步。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当时的复旦附中与北京同类学校（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的区别，促成了复旦附中学生在稍后的“文革”中的整体表现的特点（如：积极热情参与运动而不过于狂热；学生组织之间虽有尖锐的对立，而主要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顽固“派性”，而非诉诸真刀实枪的“武器的批判”——武斗）。


还应当说，当年的“复旦附中”的最后一批学生，即在1963年秋、1964年秋和1965年秋分别考入的（在校期间分别被称为“高三”、“高二”、“高一”，大致从1968年秋冬开始“被毕业”、“被分配”离校，史称“老三届”），他们所经历的附中教育的时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由于共同经历了“文革”，这就足以使得他们在满怀惆怅离开母校之后的日子里，无论处于何种艰苦的社会环境，也大都能够凭着对于“附中教育”的特色的体认，并且约束自己通过自觉接受如此教育的影响，从而清醒的面对现实，战取生活，直至做出一些本应早就完成而只是被迫耽误了时日的成绩（贡献）


那么，如果从纯粹的教育学角度来考察，所谓“附中教育”的特色究竟是些什么，它们又是如何施积极影响于“老三届”那些非典型（由于在“文革”中“毕业”，也属于非常规的）的“毕业生”的呢？


本人作为复旦附中的老三届的一员，尝试作初步探讨，主要是想提出如下两点：


首先，关于实行“精英教育”


从教育学角度说，“因材施教”是基本原理之一，由此出发，如果对于学业基础原本较好的学生，快马加鞭，着意进一步激发其在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先把他们视之为“精英”，以此引发出他们的自尊、自信、乃至某种自负、自诩以及虚荣心之类，再课以高标准的要求与相应的严格训练，使之扬长避短，择善而从之——这是我所理解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大致模式。


具体来看当时以姜拱绅校长为首的学校领导层，无论他们自身是否意识到，但从实际情况看，乃是推行了如此的“精英教育”的一套，即：从学生进校的那一天起，校方（从校长到班主任、任课老师）无不以自豪的口吻反复向学生宣传：既然复旦附中是难得考进来的市重点高中，你们学生当然是全市的初中毕业生中最出色的最优秀的一部分，而学校每年的95%以上的升学率，则表明你们一进入附中，也就等于另一只脚跨进了大学之门，所以你们这些人是能够成才甚至是必然会成才的。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校方还得说一些套话（如 “为革命而好好学习”之类 ），但归结点还在于督促、期待并相信学生们在学术文化上“成才”，以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为学校增光。


而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也是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学校就执行严格的教学纪律，在学业上又对学生提出最严格的要求，予以最严格的训练（如入学注册那一天安排的“外语摸底与分班考试”就是对学生的下马威），即使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已经兴起的“突出政治”的气氛中，大致也没有什么放松，例如，学校规定每周日晚间学生必须返校，而平时每天的早自习与晚自修确实是雷打不动的。


依据心理学的原理，如此的“精英教育”，即不吝啬于对学生的近乎“吹捧”式的肯定、赞扬，对于广大本身已具有较好的知识文化素质的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切实的激励，对于他们的成长，无疑会起一种导向作用，即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学生获得某种“身份认同”，进而为这种已认定的“身份”的落实而作自觉的努力。在这里，所谓的“身份认同”，就是附中的绝大部分同学在校期间逐步滋生（形成）的某种“精英意识”,其核心乃是认定自己作为“中学生”中的“精英”-“准大学生”-候补的“天之骄子”，天然的具有“知识报国”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努力追求“成才”也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别说是辜负了家长和学校，也是对不起自己。事实上也大致如此，例如，在入学之初听了校方的“恭维”之后，当时尚带稚气的学生们往往感到一阵心热心跳，豪气与得意之情一并油然而生——平实一点的，可能会在独自踏步操场时轻声吟诵李白的有关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之类），张扬一点的，则可能由此立下宏志大愿，如有一位后来在“文革”不幸遇害的校友曾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当“中国科学院院长”。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附中的学生中也伴随产生过某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即看不起其他普通中学的学生，开口闭口“他们学校”、“那些学生”，不过这并非主流现象，从整体看，附中学生的“精英意识”的流露与体现还是矜持的、内向的，即以自我励志为主，至多是两三个知心同学之间，玩笑般的重复“煮酒论英雄”式的话语。


然而，这种“精英意识”一旦形成，的确使得老三届的学生们早早获得了一种可贵的思想精神动力，以致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实际上又几乎整体的处于逆境中），能够勉励自已振作起来、战胜环境、期待命运的转折——其基本的思想无非逻辑是——因为我毕竟与周围的同龄人不同，我是“复旦附中”出来的，理应走不同的人生道路。试想一下，当年在被赶到贫瘠的土地上与处于半饥状态的农民争食的“知识青年“中，为什么有一批”“复旦附中”的“老三届”人，那么看重并争取成为、事实上也被纷纷推举、录取为“工农兵大学生”？（不幸后来竟被人耻笑与冷落）又为什么当“文革”运动破产后全国恢复高考之际，又是“复旦附中”的“老三届”人（无论是否已经“回城”）大都无不轻松的上一回考场后再入读各家著名高校，稍后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乃至“成功者”？其根本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曾在复旦附中接受过一种“精英教育”，尽管时间不太长。


其次，关于复旦附中老三届学生的“精英意识”的基本要素


应该说，在当前社会，“精英”已是一个廉价的名词，甚至构成嘲笑的对象，但是，在60年代初，在当时的复旦附中的学生中，他们虽然未必熟悉“精英”那个词的内涵意义，但由于他们事实上滋生（接受、形成）的那种在今天可以被理解、界定为“精英意识”的思想理念，却是相当纯净的。从另一方面说，在当前的社会里，各种类自诩的或被吹捧的“精英人物”多多，而对于“精英”的内涵意义的理解，则是五花八门的，有的甚至相互抵触。回头去看当年体现在复旦附中的老三届学生们身上的“精英意识”，其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需要明确：这是属于高中学生层次的思想观念，不免残留某种稚气，与大学生研究生，或者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或者已处于功成名就阶段的人们的“精英意识”是根本不同的；重要的还在于，虽然尚是高中学生层次的思想观念，但由于最终的着眼点在于“成才”，所以其围绕与关注的中心乃是“如何争取成才”的方法与途经，这是抓住和抓准了问题的核心。据我个人对若干校友事迹的考察分析，可以认为，这种“精英意识”在涉及成才方法、途经的问题时，其中体现的基本要素在于提醒自己把握三点：一是必须始终保持强烈旺盛的求知欲，不因所处社会环境（个人境遇）的改变而改变；二是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包括注重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善于学习；三是追求学以致用，并崇尚创新与发展。显然，这三点是践行“成才”的总目标而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统一整体。


不妨说，以上那几点，在附中的正常的教学阶段里，在校长的报告中，或任课老师的课堂上，未必曾经如此系统而明确的作过训示或点拨，但是，附中的老三届中的不少同学，却是如此的实践了。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客观上的社会时代环境的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的刺激与诱导之外，归根结底，又正是因为附中的领导和教师，曾经那么切实的向学生们施行过“精英教育”，而由此深切的接受了“精英意识”的附中的老三届学生，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有如此的表现，不过是一种教育学意义上的积极的正常反映而已。


总之，现在我们肯定的说：当年复旦附中事实上曾经实施的“精英教育”是成功的，我们这些附中的老三届学生，面对历史，否定“文革”，在整体感叹“蹉跎岁月”的同时，大概只有在回想我们曾受过的附中教育这一点上能够说一句“青春无悔”。当然，换来这句话的代价是及其巨大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以致我们个人，无不如此。


最后不妨啰嗦一句：当年复旦附中作为中国现当代中等教育史上的一个意外的个案，其施行过的“精英教育”的深浅得失，似乎值得引起教育史家们重视；与之相适应，目前国内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不限于“大学附中”之类，但当然包括今天的“复旦附中” ），是否可以 有意识的再作一番试验？


（附注：本文写于2013年元旦假期，写作之前曾与校友林建国、龚国华、余元恺晤谈，文中吸收了他们的一些宝贵的意见。）


【作者简介】


朱文华，男，浙江省鄞县人，1949年生于上海市。1965年秋由上海市南市区考入复旦附中，原高一（2）班。


  “文革”期间“毕业”离校后赴淮北农村插队，1973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1976年毕业后留校服务，现为该校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等）十余部，代表作有《胡适评传》、《陈独秀评传》和《传记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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