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昌：《非常年代--我的“文革”十年》一书摘录选摘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46:25

文化大革命

—我的亲历

本文写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最高指示、首长讲话、工作组、革委会、红卫兵小将、造反派、保皇派、文攻武卫、打砸抢、军队支左、革命委员等，还有红宝书、破四旧立四新、牛鬼蛇神、走资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会、声讨大会、大游行、大串连、领导接见、“红头”文件等等。这场运动从1966年5月16日正式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截止，经历了十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时我还年轻，始终处在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于一隅之地，亲历了全过程。当下50岁以下的人，对他们来讲“文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了，只有60岁左右以上的人，还能保畄一个比较沉重的记忆。

这篇故事，是以一个岀版单位为平台而展开的，涉及到一个省市乃至全国，勾画了一幅比较完整的“文革”面貌。在此文中，我是按照当时对毛主席号召的理解，紧跟中央的战略布署，以自我在这场运动中的亲历为基源，写出了“文革”中派性斗争的狂暴性，还有群众自发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以及特殊年代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了追求自认为的历史真实，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语言运用诸方面，存有局限与片面是在所难免的，我愿意倾听读者的批评意见，以便将来改正。

目    录

一开篇序

二一封电报

三山雨欲来

五一株毒草

六冲突骤起

七自我叫劲

八工作组来

九八百万册

十斗走资派

十一  锣鼓响起

十二  选革委会

十三  工作组走

十四  大批黑书

十五  批当权派

十六  社会万象

十七  下乡秋收

十八  首都来讯

十九  工作安排

二十  批判“资反”

二十一进京敬见

二十二撤“革委会”

二十三两派之争

二十四分歧加剧

二十五强揪武斗

二十六夺权空话

二十七转移材料

二十八党籍处分

二十九三点意见

三十  外调渡黄

三十一建省“革委”

三十二办学习班

三十三五七干校

三十四结合入“革”

三十五外出取经

三十六积极备战

三十七思想爬坡

三十八出版会议

三十九总理接见

四十  批林整风

四十一被撤下台

四十二龙江之访

四十三批林批孔

四十四反击“回潮”

四十五悼念总理

四十六追查“谣言”

四十七奇书之殇

四十八噩耗传来

四十九除“四人帮”

五十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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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47:05

王德昌 1936年阴历八月初八子时，生于辽宁省西部建昌县岭下山咀子屯。

1946年春至1960年7月读书。初小参加儿童团，高小参加少先队，初中参加青年团，高中参加共产党，大学是学校、系、年级和班级的学生党、团干部。

1960年7月至1996年9月23日，在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委会、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春风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和各级的党组织及行政的领导工作，并获得了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职称。责任编辑173种图书出版，共印制2356，4万册。复审和终审出书1695种，还审批各类图画出版455种。

1962年末，我参与编写和责任编辑了《雷锋的故事》，该书是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指导下出版的，在近50年的学习雷锋活动中，起到了“教科书”式的作用。我在多年的工作中，一直关心宣传雷锋书籍的出版，陆续编写、责任编辑出书11种，为几十年的弘扬雷锋精神活动，做出了自已的努力。

这期间，1966年5月至1969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停止编辑业务工作，我同全社同志一起，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又到盘锦农村“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我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是我一生中非常光彩的一页，在《非常年代》一书中有着详细地记述

1990年，被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表彰为辽宁省新闻出版界先进人物。

1991年，被辽宁省省委直属机关工会评定为省委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

1996年9月23日退体，开始健身、练书法、学摄影、上互联网。近三、四年又拿起电笔来写文章，现己写出《<雷锋的故事>五十年》（散文、纪实、书评，十二万字）、《非常年代》（纪实文学，十八万字）、《老迈忆童年漫笔》（散文，二万多字），还写有一百三十余首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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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47:46

三  山雨欲来

几天里，通过对江青的“纪要”和解放军报几篇关于突出政治社论以及其他一些文件的学习，使我更加提高了对政治的认识，政治是高于一切的，它可以冲击一切，所以我们必须搞政治挂帅，才能做好各项工作。突出政治就是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中央领导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最强大的武器。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建国十七年来存在的文艺黑线专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1966年5月9日，中央电台广播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接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进行了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及其支持者的反动言行，和《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其后台北京市委的所谓“反党阴谋”。一般人对文章的作者并不了解，对所点击的人物情况也毫无所知。但媒体给人们带来的讯息是“山雨欲来”的形势，一场“风满楼” 的阶级斗争即将开始了。

1966年 5月12日，辽宁省文化厅召开了文艺界1400人的声讨邓拓、反革命黑帮大会，随后各有关单位都用大会的形式进行了声讨。领导让我在会上发言，除报纸上的词外，我也是无新意可讲，只有用一首口号诗，作为表态了。

                     《声讨邓拓》

                  我是劳动人民的后代，

                  我是贫农的儿子。

                  党把我这个讨过饭的苦孩子，

                  培育成一个共产党员，

                  成为一个革命工作者。

                  党就是我的母亲，

                  毛主席就是我心中的红太阳。

                  邓拓这小撮反革命分子，

                  诬蔑我们伟大的党，

                  诅咒我们最敬爱的领袖，

                  我们决不允许他们的猖狂进攻，

                  要坚决打倒他们！

                  我们不能忘记阶级苦、民族恨，

                  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大地，

在大地上长满的鲜花，

                  决不让敌人再次遭踏。

                  他们企图推翻我们的党，

                  让广大劳动人民再再受二茬罪，

                  这是痴心梦想，

                  绝对办不到！

                  不捣毁“三家村” ，

                  不砸碎“四家店”，

                  不把文艺黑线彻底挖净，

                  我们绝不罢休。

                  在与阶级敌人战斗中，

                  党给我枪，

                  我敢冲锋，

                  敢于刺刀见红。

                  党给我笔，

                  对形形色色的敌人，

                  我敢批斗，

                  定叫他们最后灭亡。

                  为了保卫党，

                  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党指向哪里，

                  我就战斗到哪里！

当时听电台广播，看报刊上的文章，火药味都非常十足，好似要如临大敌了。比如：“要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要批判文艺界十七年黑线专政” 、“要打倒邓、吴、廖的‘三家村’” （注）、“要粉碎彭、罗、陆、杨的‘四家店’” （注）、“要揭露打着‘红旗’ 反红旗的阴谋家” 、“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等等。党中央告诫和号召我们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 、“坚决粉碎‘三家村’ 和‘四家店’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党阴谋”，“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等等。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公布，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宣言书，是一个纲领性文件，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文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睡在我们身边赫鲁晓夫那样人物。文件还写道，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由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党中央号召广大群众，要“敢”字当头，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勇当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各级党委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辩别是非，分清敌我。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政治形势如此迅速的变化，我一时很难理解，平常我对社会情况了解的很少，至于在党内，除了所在支部外，对上一级党委便一无所知了，更何况是省里与中央了。说到“党内有党有敌人”的问题，我是从来就没想过。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我这个旧社会的苦孩子，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培养成为共产党员、大学毕业生、革命工作者，为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我要永远读毛主席著作，不断增长自身本领，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生。毛主席就是我心中的太阳，共产党犹如母亲一样。母亲只有一个，怎么会有两个呢？说党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可能呢！我一直认为各级党组织都是代表党的，上至党中央，下到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就应该是党的代表。现在讲党内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修正主义者，有举着”红旗” 反红旗反革命分子，还有赫鲁晓夫这类人物还睡在我们的身边。这叫我一时很糊涂，思想上还真有些发懵。虽然在大小会上，我也按照报纸上的词讲话，也随着大家一样喊口号，但实质内容并不清楚。凭着对毛主席的敬爱，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自己暗下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为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要积极投身于运动中去，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遵照毛主席的指引，紧跟党中央的战略布署，舍得一身剐，也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注：（一）、所谓“三家村”，是因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而得名的。此专栏作者有三个人：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该专栏从1961年10月办至1964年7月，共发六十多篇，其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黑文〔评‘三家村’〕，把它统统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二）、所谓“四家店”，既当时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说他包庇吴晗，搞独立王国，反对文化大革命。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部长，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搞大比武；二是反对林彪，想夺军权。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说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支持夫人反对林彪。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说他私自安装窃听器，泄漏了大量党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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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48:15

四耳闻目睹

1966年5月18日，省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办公室，我被抽调到那里做一名工作人员，到下边各单位去巡视和了解运动情况，要及时进行汇报，要求我们当好省委的哨兵和耳目。还给我们规定了几条纪律：（一）、到各单位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以及与个人谈话了解动态，都不要发表意见和下达什么指示。（二）、不接受任何人和单位的款待，做到自清自亷。（三）、遵守保密制度。每人发保密手册一本，用后收回，注意保存。交给我们的具体任务是：第一，了解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第二，有关单位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第三，有关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动态，职工干部状况（重点是左派的表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到市内几座大学和几个文艺单位听取情况，具体有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歌剧院、辽宁戏校、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还有在朝阳地区的沈阳师范学院。接受任务后，我几乎每天去一两个地方，找所在单位党委听取汇报，浏览和抄写大字报。马不停蹄的20多天，才刚刚跑了一遍。1966年6月10日，我参加了省“文革办”召开的工作会议。省委领导讲，自从去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之后，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高潮，其势头很猛，解放以来所未有，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是个极大的冲击，对粉碎文艺黑线专政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我们省的形势是慢了一些，但总的看也是很好的，我们还是步步向前，紧跟全国形势发展的。省委领导告诉大家对《人民日报》的社论，一定要认真阅读，仔细研究，它是指导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文章。为了搞好这次运动，还宣布了几项规定：

（1）大字报点名问题。点本单位人，无论领导和群众，谁都可以。点上级与领导干部的名，要经商讨后再定。

（2）对中央和大区领导提意见，要写成小字报，送交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3）开大会能否呼口号，要注意研究是否合适。

（4）对个人历史与男女关系问题，不贴大字报，要写成小字报，送交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5）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批判，要搞深搞透，严禁骂人打人。

（6）各单位与个人，不要互相参观大字报。

（7）注意保密工作。

（8）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

这次会议还决定，要向六个单位派出工作组，有辽宁艺术剧院、辽宁歌剧院、辽宁青年评戏团、辽宁戏校、辽宁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二天，我就被分配与省文化厅一位领导同志，还有一名女同志，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了辽美社，开始进行摸底工作。首先要搞清人员的政治思想状态，尤其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以及图书出版业务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仅有十天，又被调回原单位——辽宁人民出版社参加运动。就是这十天的经历，后来美术社批判工作组的反动路线时，还勒令我到那里接受五天的群众批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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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49:22

“年代”8.9.10.11.12.13 (2013-02-12 16:59:36)转载▼
  八  工作组来

这两天省委组织两次大会，要求出版社全体职工都去参加。第一个是声讨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周言的大会，批判他执行的文艺黑线专政和重用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第二个是声讨原中央文化部长周扬的大会，批判他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思想、大搞黑线毒害革命文艺工作、把文化部变成了裴多芬俱乐部的罪行。两次大会过后，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向出版社派来了由五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他们都是由省里有关单位抽调的，为首的组长是一位女领导，名子叫做季任众，现任省机械厅长。工作组来社后，先同编委会成员见了面，叫他们做好自我检查，彻底交待问题，争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随后又与党总支委员们开了见面会，工作组听取了吴立国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征求了每位总支委员的意见。

三天后，在全社职工大会上，季任众同志把自己和四名组员，向大家作了简单介绍，她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出版社广大职工表现积极，作出了较大成绩，我们工作组表示钦佩。从今天起出版社的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各种业务工作仍由社编委会负责。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用大字报、大小会、个别谈等各种方式，进一步掀起一个大揭发高潮，然后再梳成辫子，归纳几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再搞大辨论、大批判。在大揭发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不漏一句黑话、一件黑事、一本黑书、一个黑人，让大字报遍地开花，使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在我们这块出版阵地上，使我们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大会上，我还代表群众对工作组表示了欢迎，说工作组是党派来的，我们要紧跟工作组，把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大字报贴了一茬又一茬。哪个人常讲阴暗面，好传小道消息；哪个人讲过领导的坏话，思想很落后；哪个人对工作不满，牢骚满腹；哪个人参加过反动组织，是阶级异己分子；哪个人有过变节行为，是一个叛徒；哪个人发表过黑文章，反对党的政策；有人编辑的书中，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的领导重业务轻政治走修正主义道路；还有历史问题、海外关系、男女关系等等，通通被大字报揭了出来。被点名的人达四十多人，占编辑人员和干部总数的一半。每个人都担心，现在没有被点名，过一会就可能有大字报出来，当时出版社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局面。

不少同志看到，工作组来了之后，己经靠边站的编委会又复活了；原来快要瘫痪的党总支腰板又硬了起来；给当权派贴的大字报减少了，一般群众却被揭出来一大片。有的人写大字报就质问：“是谁决定被批斗过的编委，去参加省的毛著印制会议的？”还有的同志贴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党总支是为谁服务的？”严厉地批判了党总支变成编委会推行文艺黑线的事实。在座谈会上，不少人向工作组提出意见，对群众不相信、不依靠、不放手，把揭发的重点不是放在当权派上，而是一再强调横扫，搞什么“遍地开花”，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还有的面对工作组，直接了当地说：“没有工作组的领导，我们自已也能搞好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以季任众为首的工作组，听了大家意见后，觉得问题比较严重，马上跑到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汇报，她说：“出版社有些人搞极左，目空一切，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的严重错误倾向。”

这时，正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发表了全会公报，中央政治局重新进行了改组，林彪名列为第二位，成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原来第二位的刘少奇，降格为第八位，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从此不再提及。会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或叫做《十六条》），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性文件。为摧毁反动资产阶级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大会期间，于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际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据讲在8月4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害怕群众的问题，刘少奇当场进行了顶撞，他说：“我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吗？！”毛主席又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抗辩道；“这怎么能叫资产阶级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最后刘少奇气愤地对毛主席说：“无非是下台，我不怕下台！”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和毛主席正面冲突。结果第二天，毛主席就发表了他的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明确地提出了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为夺取全面胜利吹响了冲锋号。毛主席在8月10日中央接待站，还亲自接见了广大群众，号召大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与受接见的群众紧紧握手，并不断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８月１３日，出版社全体职工在学习党的公报、《十六条》和毛主席最新指示时，觉得心明眼亮，对搞好运动充满了信心，大家的情绪非常兴奋，纷纷要求上街游行，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胜利。六、七十人的队伍每个人高举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行进在大街上，振臂高呼：“热烈祝贺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  八百万册



1966年８月２６日午夜，我在单位办公大楼一楼的独身宿舍里，正在酣睡，朦胧中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我猛然起床急忙去开门，原来是工作组长季任众站在那里，贴近我的耳朵对我说：“赶快穿上外衣，有事！”看到季组长紧张的样子，觉得有什么大事了，我二话没问，回头穿上衣服，蹬上裤子，边结扣子，急速来到楼门外，见到有辆黑轿车停在那里，季组长站在车外在等着我，季组长见我来了，她又到收发室去，告诫值夜班的同志，今晚的事要保密，不许向任何人讲。车上司机的右座，还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同志，车开出大门后，他告诉司机，不要直奔省委，要绕路走。车子先向北，再向西，当车子向南开时，远远望见马路湾处路灯下，有十几个人聚集在那里，不知是干什么呢！那个男同志向司机说：“要加速冲过去，如果被拦劫，就说我们是交通厅的，有急事要办。”车子到省委大院后，他们领我到大礼堂，看了一张贴在讲台地板上的一大张字报，题目是《愤怒声讨东北局、省委某些负责人，包庇这一起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坚决揪出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

原来在昨天，８月25日下午，在市政府广场召开的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上，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控诉了省委某些领导人，决定销毁八百万册毛主席著作单篇本的罪行，并写成了大字报贴在了此处。省委、东北局的领导知道后，觉得问题比较严重，担心像一些外地群众对省委进行大包围、大冲击那样事件的发生。于次日上午（８月26日），一些省里领导来到北陵干休所商讨对策。参加人有：黄欧东（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荒（省委书记、管文教工作）、仇友文（副省长）等人，经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负责处理该事件，委派杨之舜（省监委第二书记）进行领导。当日下午，杨之舜就用文化厅、省书店、出版社三个单位的名义，组成了一个“联合专案组”。

东北局和省委领导唯恐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这件事搞大、闹乱，在辽宁大厦小会议室又召开了更高规格的碰头会，再次研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次参加人有：东北局第一书记宗任穷、书记强晓初、候补书记喻屏，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黄欧东、省委书记李荒、白潜等。这些大人物，可谓是东北地区、辽宁省最高决策者，可见“八百万册”事件，它的重要程度如何了。夜十一时许，杨之舜应召而至，汇报了成立“联合专案组”的情况之后，强晓初对黄火青说：“现在看形势比较紧张，估计明天就有可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人包围省委，八百万册是一个大题目呀！”李荒接着说：“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大会上揭发这个问题时，非常气愤，很有煽动性，发言后还写成了大字报，贴在省委礼堂主席台的地板上。”然后强晓初和黄火青就指示杨之舜，说：“你今晚找到专案组的同志，到东工大院去，找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最好还能找到昨天在大会上发言那个学生，告诉他们，我们省委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到专案组来谈，专案组要和他们一道搞清楚这件事。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和青年学生对着干，我们要顺着办，把他们的火气慢慢地平静下来。”

杨之舜同志对领导的意图，心领神会，惟命是从，马上找到季任众（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长），杨之舜说明情况后，季组长觉得问题严重，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负担不小，思想立刻紧张起来，决心要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争取东北局和省委领导的信任。随后他俩又来到出版社找我（工作组来社之后，在各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六个小组，我被为选文艺编辑室小组组长兼任六个联合小组的组长，还负责主持出版社的大会），到省委礼堂看完那个大字报后，我们来到省委机关大楼的一个办公室，杨之舜给我一个东北工学院的电话号码，叫我给东工挂电话，找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写的大字报，已经看过了，我们非常重视，出版社己经成立了专案组，一定要和他们共同揪出罪魁祸首，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今天晚上，我们想找他们谈一谈，看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争取尽快查清此案，惩办有关人员。杨之舜说完之后，我拿起电话就打，连拨三次都通了，就是没人接，这时己是夜间一点多钟了，杨之舜对季任众说：“就这样吧，明天再说。”结果东工没有去成。杨之舜特意告诉季组长：“从明天开始派专人，每天到东工大院去，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取得联系，向他们做好工作，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在校园之内，想尽一切办法决不让他们围攻省委。”

季任众组长没有回家，同我一起回到出版社大楼，在她的办公室里稍许休息一下，清早六点钟左右，主持召开了出版社部分职工紧急会议，她说：“前天市里一个群众大会上，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揭发了八百万册毛著单篇本被毁的问题，并写成了大字报贴到省委大礼堂，要求揪出罪魁祸首，并声言要包围省委，我们出版社有义务承担这个问题的责任，我们一定尽全力保卫省委的安全。我们常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捍卫党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已，过去我们只是口头上说，现在我们就要付诸于行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次行动中，一定要冲在前边。经省委有关方面研究，要成立一个专案组，由省文化厅、省书店和出版社三家各出二人组成，在出版社办公，今天上午就开始工作，全社都要大力支持他们。另外，出版社还要建立一个有二十人参加的红卫兵，马上赶制袖标，尽快地带上，由王德昌同志做召集人。如果东工红卫兵来我们出版社查问此事，我们就说专案组正在调查，因为情况复杂，几天后就会出结果。红卫兵小将要游斗我们出版社当事人张总编的话，我社红卫兵就要与小将们一起上街，保卫张总编的人身安全。”

会后，按照工作组长季任众的意见，我同几位组长共同商定了，由二十人参加的红卫兵人员，年令都在三十左右岁，这在我们出版社里就算最年轻的了，要与学校相比的话，我们就算老红卫兵了，红袖标也很快地做好了，大家都戴在手臂上，在出版社突然有了一条新风景线。对红卫兵们要求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每天都要上班，在机关收发室里要有两名红卫兵轮流值勤，以防东工红卫兵来时，予以临时应酬。因怕东工红卫兵冲击，大家都处在一个紧张状态中，单位大门黑天白日都关闭着，来人要在门外喊话报名，才能打开锁头准进。一个多礼拜过去了，经探听没事了，才恢复了正常。

原来是，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到首位，随之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出版社根据形势预测，经上级同意，大量印制了毛主席著作单篇本，交给书店发行一部分，大部分积存在仓库里。1964年11月14日，省委宣传部接到旅大市委宣传部反映，一名读者从书店里买了两个单篇本，正文却是革命故事的内容，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宣传部文副部长召开了文化厅陈副厅长、出版社张总编、省书店刘副经理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单篇本”的问题。与会的几个人都认为这批“单篇本”用纸、印刷质量都很差，文字内容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一致的意见，是将库存的八百万册“单篇本”全部报废。文部长认为这个意见可行，指定出版社和省书店提供材料，由文化厅办公室形成报告，请省里领导批示。报告写成后，经李荒、周桓两位省委书记，副省长王堃骋批准同意后，这样八百万册“单篇本”就全部销毁了。

十  批张总编

由于毛主席著作单篇本八百万册被毁的问题严重，使得工作组非常重视，决定开大会批斗张总编，大会首先由专人介绍了事故的全面情况。

1964年11月14日，省委宣传部根据旅大市委宣传部的反映，关于两册“单篇本”正文装错的问题，通知出版社和省书店对库存“单篇本”，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结果发现问题不少：正文内容装错、封面未套色、双封面、无封面、缺少正文、正文缺页、正文重复、未装订、内文倒装、未切齐、油污、破损等等，还有了相当大数量的“单篇本”，是使用黑纸印制的，纸张粗糙，字迹模糊，让读者很难辨认。省委宣传部为了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文副部长于1964年11月17日，召集了省文化厅、出版社、省书店、新华刷厂等单位负责同志开会，文副部长严正地指出，这是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四个单位必须进行深刻检查，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在会上张总编发言说：“对毛主席著作的印制质量，国家出版署却有严格要求，1960年任务紧，印的快，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有责任，应该检查，吸取教训。”最后文副部长有三条指示：第一、各有关单位领导同志，要立即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找出发生事故的各种原因，并向全体职工进行教育。第二、对正在印制，或未出厂的各种毛主席著作，要搞一次全面检查，对有质量问题的，要查清责任。第三、对各地新华书店的毛主席著作的库存书，要一本一本的检查，凡有质量问题的，绝不能摆上柜台卖给群众。

张总编对这次会议精神，既不告知编委会，也没有向职工传达，他只是和出版科的负责人个别交谈几次，所以全社人都不知道情况，至于检查事故，教育大家的问题，更是没影的事了。1964年11月27日，文副部长再次召开会时，张总编极力主张，将1960年印制的八百万册“单篇本”，全部做报废处理，以免再出问题，经济损失可由出版社负担。根据张总编的意见，写成的报告，后经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批准同意了。

介绍情况后，在大会发言中，有的人说：“在销毁的‘单篇本’中大部分质量是好的，完全可以挑选一下，不能叫几条鱼搅一锅腥，好的坏的一齐处理掉。在刚得知这个销毁决定时，我们就提出过意见。张总编讲，这件事省里已经同意，领导己经批准了，以免再出问题，不用再麻烦了。因为张总编的错误态度，结果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不少同志对此有意见，张总编却反驳说‘经济要服从政治’，轻而易举地浪费了国家大笔资财。”

还有的同志发言：“1964年的春天，全国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到年底己经形成高潮。就在这个骨节眼，出版社销毁了八百万册“单篇本”，致使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书本的奇缺，如果我们把好的那部分留下来，至少能有五、六百万册，就不会出现那种缺书情况了。这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张总编你所讲的要服从政治，到底指的是什么政治!”

社财务科长站起来讲道：“报废‘单篇本’这样大的问题，张总编你为什么自行作主，不通过编委会讨论，更不征求职工的意见，也听不进一些同志合理化建议，就大笔一挥，给八百万册下了判决书，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并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八百万册’单篇本，共用纸250吨，要装10个火车皮，用解放牌可拉80汽车，从火车站到社纸库，要运输20多天。这八百万册书，从纸浆到纸张、印成书，得需要多少工人的汗水呀！单算成本就给国家造成150多万元的损失。身为总编辑为什么不考虑这些问题？”

政治编辑室的同志发言讲：“在1964年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辽宁省和各市地相继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政治编辑室的同志从各次会上，搜集了上百篇文章，从中选出17篇比较优秀的拟出一本书。张总编不去参加会议，又不下去调研，对我们编辑的书稿，却进行百般挑剔。这篇太简单，那篇净理论，这篇质量不高，那篇怕有副作用等等，一直拖着不让发稿。对待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那些修正主义者一样，举着三根棍子（即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乱抡一气。后来其中有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张总编才被迫同意发稿了，竟然拖了半年之久。美术科为了出好这本书，大家设计十五个封面图样，张总编是又摇头又撇嘴，一个也不中意，总是让美术科一再设计，又拖迟了两个多月，最后他竟选用一个有严重问题的封面，画面上的葵花背着太阳立着。在党支部会议上，有的同志对张总编提出批评，他生气地说：‘我看稿要求并不高，有人觉得我是绊脚石，那就把我搬开吧！’”有的人听到这里非常气愤，猛地站起来，将桌子拍得山响，钢笔水瓶被震到地上，摔得粉碎，他振臂高喊道：“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好下场。坚决打倒走资派张总编！”

十一  锣鼓响起

1966年8月下旬，全社职工在省委礼堂，收听了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于1966年8月3日，关于撤消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录音讲话。同时，又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关于《五.一六的通知》，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了文化大革命性质和任务、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目标，增强了信心，更加鼓舞了斗志，全社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社内当权派和文艺黑线流毒，季组长说：“开大会要有充分准备，要写出发言稿，经过审核后才能拿到大会上，匆忙地开大会不好。”总支副书记吴立国说的更清楚,“开大会我不反对，但不同意开以前那样的大会，名义上不是斗争会，实际上就是斗争会。上次大会有人拍桌子，高喊口号，把我吓了一跳，手一哆嗦，钢笔都掉到地上了。要开会必须准备好，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光喊口号，这样搞不解决问题。”由于同志们的正当要求，受到工作组和党总支的阻挠，不少人觉得有了压力，大字报贴的开始少了，各小组会发言的人也不踊跃了，工作组和党总支找人个别淡话，大家也不愿多讲了，使近来出版社的运动，又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

出版社的职工都看到，前个阶段经过大字报炮轰和会议批判的编委会，己经靠边站了，怎么有些人又就职上岗了？这不等于全面否定了业已取得的运动成果吗？大家觉得这和中央公开的文件精神背道而驰，向工作组提出了意见，认为工作组立场有问题，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而是站在当权派一边。不是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群众把运动搞糟搞乱，左指责右挑剔，束缚群众的手脚，工作组总认为自已是诸葛亮，而把群众当成了阿斗。他们在出版社这里，正如中央领导说的那样，已经变成了消防队、灭火队，压制了广大群众积极性，对已经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热潮，泼了冷水。所以出版社有的同志，就尖锐地指出：“工作组己变成了我们出版社运动的阻力，没有工作组在，我们会把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工作组听到这种意见，感到非常紧张。一方面给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写报告讲，出版社有些人否定一切，出现了要赶走工作组的严重问题。另外，工作组随即召开了党团生活会、部分人座谈会、职工大会等，最后工作组把群众的意见，归纳几个问题摆出来，让全社职工讨论，以便统一认识，统一思想。

（1）我们工作组来社后，大方向是否有问题？

（2）我社工作组是不是和北大工作组一样了？

（3）我社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否被搞得冷冷清清？

（4）应该怎样看待冷和热的问题？

（5）党的政策是否会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6）现在我们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是不是有利？好不好？

（7）光用大字报揭批，是否少慢差费？

（8）当前出版社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9）我社是否应该提革命群众与编委会的矛盾？

工作组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进行讨论，实质上是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压制。如果纠缠在这些问题上，会争论不休的，必然要贻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把运动引向歧途。为了冲破工作组的阻力，打破最近出版社的沉闷政治空气，我们必须采取一次革命行动，敲一下警钟，鼓舞起群众的斗志，打开一个新局面。

一天大清早，我串联几位“敢”字当头的同志，有老顾、老孙、小佟、小盖、静宜、巨林等人，一起商议在上班后，要给社长、兼党支书记姜丙坤敲一通锣鼓。因为工作组来了之后，又把他扶上马，照样抓起工作来，这样给群众带来了思想压力，对进一步深入揭发和开展大批判是有阻碍作用的。大家取得共识后，上午八点一过，单位职工基本都上班了，在一楼进门大厅处，突然间响起了锣鼓，大家不知怎么回事，都从各个办公室里跑了出来，围成了一个大园圈。这时我们把姜社长叫来，告诉他：“我社群众一致要求，今后你再不能领导毛主席著作印制和其他工作，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深刻检查自已所犯的走资派的错误。”

这通锣鼓，使工作组觉得这是对他们一次间接的批评，使他们很不自在，也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规划，他们原拟把姜社长定为二类干部，尽快“洗澡下楼”，准备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无奈的只得往后放一放了。同时也让工作组看到出版社群众，自已解放自已和自已教育自已的主动性。全社大多数人对敲姜社长的锣鼓，都认为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党总支副书记吴立国却觉得很反感，他向人散布说：“这是杀鸡给猴看哪！文化大革命运用的是‘四大’，而不是敲大鼓呀！这纯粹是标新立异显大眼儿哪！”

十二  选“革委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是通过收听中央人民播电台的广播，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耳闻外地情况，观察当地动态，来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战略布署的。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就有力地批驳了所有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个人都是代表党的谬论，同时也批判了“驯服工具论”和“奴隶主义”的烂调，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勇气。这时北京大学红卫兵，张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大字报，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开群众大会批斗了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对于这种“造反有理”的大无畏精神，各地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纷纷效仿，他们冲进省、市机关，到处抓拿当权派，有些小将也不懂官级的大小，认为肚子大的官就大，扑上去就逮，结果将厨房的伙夫抓住不放，闹出不少笑话。在这种的形势下，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下令撤消所有派出的工作组，但要留下一两人作为联络员。要求各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要把所在单位建立起一个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它是我们党同群众联系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机构。”随后几天，出版社六个革命小组，就机构名额、人员条件、候选人名单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革委会”名额，五至七人比较合适。对参选人的条件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二）敢字当头，有较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三）有群众观点，一切走群众路线。

（四）文化大革命以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

（五）政治历史清楚，出身好。

根据以上大家通过的意见，先由各小组讨论提名，集中到大会后，再反复讨论，对参选人可增可减，直到全都满意为止，再像巴黎公社那样进行海选，以票数多少取前七人。全社职工参加选举的七十六人，我全票当选，其他六名委员一致推举我做革委会主任，其中有两名副主任，四名委员，组成了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我们是采取集体决策，分工负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工作的。

选举结束后，我在大会上讲了话：“大家推选我们七名同志，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要求我们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大家一道学习好、运用好《十六条》，坚定地把我们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争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决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希望，一定尽全力为同志们服务，做好各项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我们还很缺乏搏击的本领，跌倒和犯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不断帮助，时刻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们同舟共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十三  撤工作组

第二天，革委会召开六个小组长会，传达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意见时，工作组长季任众缓缓进门来，坐在我的身边，她对大家说：“根据省委宣传部和省文革办的指示，出版社的工作组要撤走，有的同志不让我们马上离开，要接受大家的批评；有的同志允许我们撤走，不用接受批评了，一走了之。我们一定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再走开。请最近开个大会，我们工作组要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工作组撤离后，还要留两名联络人员，但性质要改变，只起上下联络作用。”她告诉各位组长，要把这个消息传达到全体职工，希望大家给工作组提意见。

通过六个小组的一天的讨论，汇集起来，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肯定的和否定的参半。好的方面：（一）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比较紧；（二）组织了一次大字报高潮，动员群众写了三百多张大字报；（三）作风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有些工作组员和出版社职员一起，打扫卫生、刷厕所、到食堂帮厨、撒宣传单、参加游行等等。问题方面有：（一）工作组思想有框框，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本来经过大家批判的姜社长，已经靠边站了，工作组进来不几天，就起用叫他主抓业务工作，向群众泼了冷水。（二）有求稳怕乱思想，不准开大会揭批，让编委们闭门自查。提出了“全面开花”和“四不漏”（黑书、黑人、黑事、黑话）的口号，大字报上点了四十左右人，搞得人人自危，弄成敌我两类矛盾不分，大是小非混淆，模糊了斗争的大方向。（三）联系群众，工作组中有的人好些，有的人差些。多听组长和少数人反映情况，对一般群众接触很少，深入下层很不够。（四）东工红卫兵给省委贴大字报那件事，季组长惊慌失措，在那几天，把出版社的空气搞得非常紧张，现在看有些多余了。她把革命师生视为洪水猛兽，根本对他们不了解。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东北局、省委的领导，有怕字当头的问题，他们怕群众，惧怕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革委会召开六个小组汇报时，工作组长和两名副组长都来参加了会，听完各组提的意见后，季组长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运动，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仓促上阵，缺乏经验，用“四清”（即农村的‘四清’运动，指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工作的条条框框，来搞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很不得力的。诚恳欢迎大家对我们工作组的批评。下边说明几点：（一）我们来社后，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兼人事科长吴立国同志，多次向工作组介绍情况，使我们对姜社长有了不正确的认识，既然姜社长是一个比较好的干部，就让他抓业务和“毛著”印制工作了。（二）我们有机关化的作风，习惯于开会、听汇报，不是依靠广大群众，倾听各种意见。（三）我们有怕乱思想，敢字当头很不够，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把运动搞得比较冷清。（四）对东工红卫兵给省委贴大字报那件事，当时我们是比较紧张，怕红卫兵包围省委，冲击出版社。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是想水不来先叠坝，把工作做到前头，以防万一。”

接着在全社大会上，季组长又作了告别讲话：“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来到了出版社，现在又要走了，和大家共同搞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十左右天了，在这段日子，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受的教育是深刻的。方才组长汇报会，大家对我们的肯定，提出的优点，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大家对我们提出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要虚心接受和认真地检查。在我们即将撤离的时候，向大家提几条希望：（一）全体职工要高举毛泽东思伟大红旗，并要在我们的大脑中扎下根子。（二）要高举《十六条》，学习好，理解好，运用好。（三）要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加强团结，孤立少数，打击走资派。（四）工作组撤离后，还要留两名联络员，是谁？要由省委宣传部决定。”

最后，我代表出版社革委会讲了话：“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布署，工作组撤离我社，我代表全社职工表示欢送。撤离工作组，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高度相信，相信我们广大群众，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自己能够教育自己，能够识别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个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做一个敢闯、敢干的无产阶级战士，坚决把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最后，我提议大家共同唱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

这次全社职工大会，在高亢地《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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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55:20

十七下乡秋收

转眼间，1966年国庆节就要到了，省委办公厅向各直属单位下达指示，要求各单位“十、一”后，要到乡村帮助农民进行秋收。出版社劳动的地点，是清源县弯甸子大队，距县城四十多华里。我们革委会安排六十人参加秋收，其余的人留在社里，坚持日常工作，另派两名同志（有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去北京了解运动情况。10月5日，我们从沈阳北站上火车，下午到了清原县火车站，当日住宿在县招待所。六日晨，晴空万里，我一行六十人，高举红旗，唱着革命歌曲，鱼贯行进在崎岖起伏不平的一条土路上。眼前的庄稼一片丰收景象，高粱晒红了米，谷穗黄灿灿，鼓鼓的黄豆角，玉米棒子沉甸甸，哪！我们来得正好，它们都在盼着我们去收获。远山近岭的松柏林，青翠夺眼，中间点缀落叶松的黄黄颜色，显得格外美观。中午时分，我们到了目的地，生产队干部和众多乡亲们，早已等在村口欢迎我们。我们在大队部饱餐一顿高粱米饭、大豆腐后，被分别安置在各个农户家里。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位老农，给我们的任务是头三天割豆子，后三天擘苞米，最后四天修梯田。我们这些人长期不参加劳动，大部分都不会干农活，手磨破出血的，胳膊大腿划口子的，累得腰酸腿疼的，是普遍现象。地头休息时，还要抖擞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唱“语录歌”，大家都知道艰苦的条件，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所以谁都不甘落后。早晨起床后，我们学当年老“八路”的样子，给老乡担水，扫院子，帮助干些农活。我们的集体食堂设在生产大队部，吃的都是农家饭菜，每顿吃剩下的东西，都送给左右邻居。老乡们对我们这伙人都比较满意。

在秋收劳动三、四天后，我们在大队小学校里，请老农讲家史和当前农村情况，给我们上一堂阶级教育课。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庆林讲，你们这些城里人，都是文化人，来我们农村帮助秋收，实在是不容易。你们来的这几天，不怕脏、不怕累，对老百姓和蔼亲近，老乡们反映都很好。在我们农村农忙季节，主要是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阶级斗争观念。我们大队有十三名党员，都是文盲，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都叫小学生给我们念，我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面越来越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干工作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不然就要走瞎道，搞的就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封建的旧农村。我们大队现有二百五十三户，家家有毛主席像，户户有语录板，人人有毛主席的书，在山口、道口都设立语录牌，到处都能看到毛主席的教导，哪里都能听到毛主席的语录歌。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第一，立足点高了，眼界宽了。我们种地不仅是给老婆孩子吃饭，也要为国家做贡献。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脚尖前的，还要放眼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第二，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高了与“四旧”斗争的本领。第三，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人人争取多做好事，人与人的关系、干群关系、邻里关系都有好的转变，社会治安情况有了显著好转。第四，把学习“毛著”和忆苦思甜结合起来。通过讲用会的形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第五，党员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一带就是一大片。现在全大队学毛主席著作的形势，是一浪高过一浪，蔚然成风。

书记讲完后，由大队长崔永元讲家史。他说：“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没文化，原籍山东，今年四十二岁，我家三辈都给地主老财扛活，都讨过饭。我父亲十八岁那年，死逼无奈闯关东，来到此地。康德二年二月，县里一个王署长，来到我们屯，说我们屯子与“抗联”有关系，硬安上“通匪”的罪名，共抓去一百多人，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给我父亲上电刑、灌辣椒水、上大挂……打断了三根肋骨，逼供不招，又押到县警察署过堂，把父亲扔到狼狗圈里，活活地被狼狗咬死，把尸骨扔进了“万人坑”。抓去的一百多人大部分被折磨死了，剩下的少数人，押到抚顺煤矿，下井当苦力。我们家这次被吓坏了，又逃回了山东老家，住在牛棚里，睡在草堆上，靠讨饭和挖野菜度命。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日本鬼子去招工，又回到抚顺煤矿，下井挖煤，赚点血汗钱。弟弟当时十几岁，因家里没柴火烧，有时就去偷煤，如被逮着，就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好象进了阎罗殿。那时吃的都是橡子面，根本买不起菜，就到菜地捡菜帮子、干菜叶子，能够吃到豆腐渣子，那个香甜劲就别提了。在抚顺城里一年多，还是过不下去，我和母亲、弟弟三人，一边走路一边讨饭，四十多华里的路程，我们走了三天，又一次回到弯甸子，先落脚地主王川江在村头的一个小破空房里，他开始坚决不让，把我们烧水用的铁壶扔到了大道上，一连赶我们三次，我妈妈跪地求情，才勉强允许住一宿。第二天我和母亲弟弟到邻村要饭，讨到地主韩金龙家门口，他和妈妈讲，叫我给他家当长工，叫我弟弟给他家放牛，可以让我们住在他家的破牛棚里，一年给我四十升粮，四十升豆子，虽然是明明地剥削人，很不公道，妈妈还是忍心答应了，总算有一个落脚之地。给地主干活，不仅贪黑起早的受累，还经常挨打受骂，到冬天没鞋穿，只用脚尖走路，用牛粪暖脚。一件破棉袄，黑天白日不离身，虱子非常多，很难熬。我弟弟放牛，冬天没鞋穿，就撕两块破布缠在脚上。几个月过后，妈妈病倒了，嘴吐血沫，根本没钱治，很快就死了。共产党来了，我们翻身得解放，分了房子和土地，别提多高兴了。建国后我一直当村干部，1951年我们家种五十亩地，治一挂大轱辘车，那年打八十多石粮，后来农业合作化，由个体到集体，土地归公，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也有可能当上地主了。目前我有四个孩子，有的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了，不愁吃穿的问题，我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我们这些在座的听讲者，由于出身不同，没有和崔队长的相似的经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解放后的十七年，农村老百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这一点感动，社革委会动员去秋收的每位同志，把多余的衣物，不要再带回去了，都集中起来，分赠给这里的几家五保户。

十天的秋收任务完成了，十天的劳动，十天的与老乡同住，十天的农村生活，十天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新的感受多多，收获也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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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55:48

十九工作布置

秋收回来搞完总结后，革委会对当前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安排。我事先作了准备，头一个发了言。

（一）运动方面。对出版社领导和编委会成员，都要有专人准备材料。被揪出的其他七人，叫他们自己写检查。他们这些人都要在大会或者小会上，进行交待问题和接受批判。对于这些人，我们要选派两名监理同志，负责管理他们的日常事务。有人提出要给他们降薪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国家政策，我们要向大家说明，暂不要这样做。对社里的当权派和大家在前期揪出来的七名有问题的群众，我们只能叫他们为“重点人”，这个偏中性的称呼，而决不能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前些日子，咱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大凯，负责这些重点人出勤和劳动工作，叫他搞一个清扫楼道轮流表，他竟写成了“牛鬼蛇神轮流清扫楼道表”。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指问他：“你怎么随便把自己写成‘牛鬼蛇神’了？叫他赶快改过来。”这样影响了出去，就叫开来了。有人还在食堂写上“牛鬼蛇神”桌，我把牌子撕掉了。这些做法都不好，谁是敌我矛盾，谁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都不清楚，最后都可能就是一个错误大小的问题。中央领导指示我们，要把人的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要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有人一概把十七个重点人，叫做“牛鬼蛇神”，我们要向大家讲清楚，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不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大多数。

还有的同志提出来，对当权派中的顽固分子，给戴上高帽（纸糊帽子）游街示众。根据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才对。对“重点人”批判时不能打骂，不能搞污辱人的做法。搞大批判大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才算是正当的。

（二）生产方面。前两个多月，党中央关于加速赶印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要求要在两年内，印制《毛泽东选集》三千五百万套。我们出版社分担三百万套的任务，《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甲乙两本各印二百万部，这项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我们一定要坚决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为此，我们要抽调人力，在两三天内就组建成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领导小组，和生产班子一样，同归革委会领导。

（三）战备问题，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准备打仗”的指示，国家在大西北搞了个大三线，我们辽宁省在辽西地区又搞了个小三线，要把省会沈阳的一些单位和企业的一部分，迁移到那里去，新华印刷厂在那里建了分厂，我们出版社也必须在那里建立纸库，给印刷厂提供纸张，现在我们就要派人去朝阳，到那里进行筹备工作。选派的人员条件要求比较高，出身要好，政治上要可靠，工作能力要比较强。经我和党总支研究，拟派革委会委员麦福来同志，到那里做负责工作，所需其他人员最近也要定下来。

（四）学习问题。最近几天的学习内容，是林副统帅在国庆节大会上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题目为《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讲话和社论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更加深入，更加复杂的关键时刻发表的，是更进一步动员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否贯彻《十六条》，能否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关键，所以我们全体同志必须认真学好、学深、学透。我们先安排两天自学原文，后两天以小组为单位，结合出版社情况进行研究讨论。革委会还研究了民兵三落实（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文体活动及保密工作等项工作。

正在我们研究工作安排时，皇姑区北陵街道居委会，给出版社送来了大字报，揭发出版科职员刘宝中，在家的密室里，藏有国民党证及国民党徽，土改时的地契和变天账等物。我和两名革委会的同志立即去了刘宝中家，他家己经被街道红卫兵抄过，家俱、物品被扔得乱七八糟，房子的前后左右，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我们没停多久就回来了。当日下午，急忙召开一个全社大会，对刘宝中进行了批斗，因全社职工还要到省委听传达，批斗大会开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刘宝中是属政治思想反动的问题，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所以就先挂起来放在一边，留到运动后期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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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56:39

二十一北京接见

1966年11月中旬，我们出版社从传闻中得到消息，本月末毛主席要再次接见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全社同志纷纷要求到北京，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版社“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留一部分人在社里坚持日常工作，有五十人分两批进京。第一批十人，于11月18日先行，到北京联系好食宿问题后再通知在沈阳等候的同志们。

11月23日，接到先遣在京同志的电话，让我们可以动身了。我们这四十人，当晚就在沈阳南站集合，大家背着简单的行李，心情非常兴奋。在候车室里，到处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中学生，我们这些大人和他们一起唱“语录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北京有个金太阳”等，还同他们一起振臂高喊口号，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过往的旅客有的驻足倾听，有的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这四十人，都坐在一个硬卧的车厢里，已经十点多钟了，谁都难以入睡。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谈论着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特别是自已出版社内部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的，一下子就到十二点多了，大家才抓紧睡一觉。次日凌晨三点钟，火车距北京站还有两站地因故停了下来，我们这些人下车后用了四个多小时，才辗转到了北京图书馆。给我们住宿的这个大房子，地上铺满了草垫子，还有简单的被褥，就是没有枕头，这原来是接待来京红卫兵的临时宿舍，我们到北京能有这样一个住处，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我们在大食堂里吃了早餐，有馒头、大米粥、大咸菜，不定量随便吃，大家觉得很有滋味。餐后我和几位同志，急忙去天安门广场看看，这是我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但从没有机会来过，这次能身临其境，心扉顿觉开朗。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这里发生；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这里传遍了全世界；1959年国庆十周年，海陆空三军仪仗队，挺着胸膛从这里走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已经六次接见过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号召大家“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各族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高呼过“人民万岁”的地方。

1966年11月24日，星期四，这天风和日丽，天安门广场格外的宽阔，巨幅的毛主席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悬挂着，好似注视着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空中的五星红旗，随微风徐徐地飘扬，好似向我们这些人不断地招手；广场上的人非常多，有不少红卫兵分队，在解放军叔叔的带领下，在操练步伐和变换队形，同时喊口号和高唱歌曲，我想这可能为毛主席接见做准备吧。我从兜里拿出语录本，捧在胸前，请同来的老刘给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和高耸的烈士纪念碑下，分别拍摄一张黑白照，以表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晚饭后，先遣的同志向后来的四十人汇报了情况，大家讨论了活动计划，同时还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见面会后，我由于劳累了一天，身体觉得疲乏，九点多钟就躺下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大约在十点钟，老刘叫醒了我，他说：“四川话剧团已经列队去天安门广场了，听说明天毛主席要接见。”我马上起床，困意己云消雾散，顿时精神起来，老刘和我想找革委会其他委员合计如何办，这时候社里来京的五十人，闻信都起来了，一致要求非去不可，于是我们就列队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到国旗杆处队伍停了下来。随即派出三名同志去国务院接待站，申请参加明天毛主席的接见。半夜十二点，三个人急匆匆地回来了，说接待站已经同意我们的申请，我们的位置就在此地，大家高兴极了，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北京11月下旬的后半夜，冷风习习，吹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觉得有些凉意。由于兴奋，大家精神抖擞，疲乏和困倦都早己不在了，谁都不想离开这里，大家一致要求就地等待黎明，以便旭日东升的时候，敬观国旗的升起。同志们有的站着畅谈，有的拥坐在一起哼着歌曲。天安门的灯光照亮了我们的视线，金水桥巡逻的战士使我们感到十分的安全。小汽车不时在我们身边驶过，长安大街的路灯犹如天上的星河。不夜的北京，不夜的首都呀！

天渐亮了，太阳冒红了，人民解放军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走出来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威伍雄壮立定在升旗台两侧，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我的心激动得很，眼眶一酸泪水就流了下来．为了这一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的人民的军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无数牺牲的烈士，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国旗，使祖国大地长满了鲜花！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抛头颅和艰苦斗争得来的，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爱护它、捍卫它、发扬它。国旗升旗的仪式结束了，当五星红旗在高空飘扬的时候，参加会见的各路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涌来，上午九时许，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旗帜如彩云，歌声如波涛。从东单到西单这段长安街两侧，每隔两步就有一名哨兵站岗，金水桥前的这段大道两侧，坚守得更加严密，增加到了三层岗哨。解放军每个战士都戴着白手套，威仪雄壮的样子，使大家肃然起敬。

1966年11月25日11时30分，《东方红》乐曲从所有的麦克风里响起，毛主席走在最前头，随后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陆续地登上城楼，来到天安门上检阅台。倾刻间，汇集在广场上的来自全国，六十多万红卫兵和广大群众，欢腾跳跃，“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象春雷滚滚，震天动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宣布大会开始，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向革命小将及广大革命群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他说：“毛主席接见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讲话后，盛大的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开始，从东单经天安门向西单行进。参加检阅的基本上都是红卫兵，他们高举《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口号，一个方队一个方队的从天安门前而过，接受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检阅。周恩来总理同毛主席都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总理在城楼上挥动着语录本，指挥着游行队伍不断前进，舞动着拍子同大家一起歌唱。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每接见一个小时，就到身后的休息厅坐半小时。每次重新见面都是雷鸣般的掌声，冲破云宵的欢呼声，无数的红旗飘舞，六十多万人手中的语录本不停地挥动，真好似一片欢腾的红海洋。每个人的心都向着天安门，每个人的眼光都注视着毛主席，这对我们每个参加接见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都是一个金光的时刻。

下午三点半宣布大会结束，广场上六十万人齐向天安门涌去，人挤得不得了，手举起来放不下，有的鞋被踩掉了，有的帽子挤飞了，都不能去拾，如弯下腰的话就很难再站起来。人群越拥越紧，直到金水桥边，才被解放军人墙拦住。毛主席从城楼中央走到东角楼，又走到西角楼，把军帽摘下拿在手中，高举着不断挥动，又回到主席台上，对着扩音器高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下午四点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才稳步离开了检阅台。

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图书馆接待组来招呼我们，叫我们马上起来准备参加再次接见，我们五点列队出发，七时半步行到复兴门处。这时大路两旁各排三层解放军战士，在他们的后边是红卫兵和广大群众，人们在拉歌、唱歌、呼口号，都在等待毛主席的到来。

下午两点半钟，广播喇叭突然响起《东方红》乐曲，大家的声音立刻停了下来，都紧靠军队的后边向东注视着。两点四十五分，四辆军车成两排驶过，接着是两辆小轿车，随后是几十辆摩托车，又是一辆军车驶过来了，毛主席高高地站在上边，身着军装，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不断向两旁欢呼的人群着手，大家一定神的瞬间就过去了。之后便是八辆军车一一而过，站在上边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热情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就在这三个多月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一番较大的改组，最明显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由原来第二把手降到了第八位，这次刘少奇主席也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坐在一辆军车上，这就给人们一个很明显的即将被打倒的印象。

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和广大群众共计1100万人次，这对推动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久，在这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规定：从本月21日起，大中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乘坐交通工具要付费，住宿和吃饭要交款，各地所设串连人员接待站也随之取消，从此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布署，又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二解散“革委”

我们接受毛主席两次接见后，出版社来京的同志自由结合成小组，去大专院校或国家机关单位看大字报或串联。我和几位同志到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清华、北大、北航、中科委、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参观大字报或有机会找人随便谈一谈。

11月28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两万人的坐位座无虚席，这是中央召开的文艺界大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全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周总理致开幕词后，江青作了报告，她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手拿着讲话稿，慢慢走上讲演台，对着扩音器说：“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首先她讲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并以北京市京剧一团为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讲出了她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和发展的方向。最后她领大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大会在掌声中结束了。夜间十二点，北京华灯璀璨，行人车流不断，黑夜并不亚于白天。这次大会晚八点正式开始，我六点就入场了，利用会前这段空档，我把楼上楼下及左右走廊看个遍，从内部欣赏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与壮丽。

1966年12月2日夜11点45分，我们来京的五十人，除两人驻京做联络工作外，其余四十八人，从西直门乘火车回沈。在火车上出版社新成立的“井冈山”和“东方红”两个战斗组的人，很少互相攀谈，在北京后两天，“井冈山”战斗组十几位同志，一直秘密地讨论撤消革委会的问题。虽然我得知此事，也不好过问，更不能去干预他们，这是人家的意见和观点，有自由主张的权利。第二天下午三点半到了沈阳，这天是星期六，我担心在社的同志下班回家，急速地赶到到单位独身宿舍，放下行李后，立刻找到留守的负责人，进行了解这十几天社里的情况。

我们回来的第四天，我接到了被打成“重点人”的陈经国写给革委会的一封信，要求解放，恢复名誉，要求享有正当公民的待遇。次日革委会召开全社大会，井冈山战斗组因对平反有看法，拒绝参加，只能把陈经国的信读给来参加会的同志们听，让大家讨论如何办？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重点人”中的七名群众，除刘宝中（有严重历史问题）一人外，其他几名群众都从“重点人”里划出来，其存在的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可以与同志们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井冈山战斗组的同志，之所以拒绝参加今天的大会，除他们有意见外，更主要是他们正在研究一张重要的大字报，下班前他们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了走廊比较显著的地方，全文如下。

                  严正声明

一、       我社革委会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工作组撤走前，在幕后操纵匆匆忙忙选举出来的。

二、革委会产生后，仍然继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革委坚持定调子、划框子，有的革委坚持打击革命同志，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革命同志之间的分裂。

三、革委会内部也是分裂状态，他们根本不能形战一个统一领导集体，因此他们己不能代表全体革命同志的意愿。

四、有的革委利用合法的身份，进行不正当的活动，表面上对新成立的战斗组一视同仁，暗地里支持一方，排挤另一方。

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有的革委不积极揭发问题，不引火烧身，没有自我革命精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革委会己不能代表全体革命职工的意愿，不能正确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它自身的情况，否定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因此必须予以解散，否则，我们将不再承认革委会的领导。



   井冈山战斗组

12月7日

井冈山战斗组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出版社的同志议论纷纷，争论不休，三天后（1966年12月10日），东方红战斗组同样张贴出一张大字报《严正声明》，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严正声明

一、井冈山战斗组提出解散革委会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革委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根据是什么？笼而统之，乱扣帽子，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我们认为革委会是不能解散的。

二、革委会的问题应按《十六条》规定，当选的文革成员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对他们的问题应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并在讨论中提高群众的认识。

三、我们对革委会的观点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王德昌、潘亚明、吴学江、孙志勇、麦福来等同志，是革命的左派，他们在前段运动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都是革命的闯将。他们虽然不同程度的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革委会成立之后，他们同群众一道冲锋陷阵，把执行修正主义的编委会里的核心人物姜、陈揭露出来，群众和他们一道在斗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是不容抹杀和低估的，也是不能随意加以歪曲和否定的。

四、井冈山战斗组在声明中说：“我社革委会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工作组在幕后操纵匆匆忙忙选举出来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井冈山战斗组的决策人，至今还没有把事实摆到桌面上来，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在混淆是非？

五、革委会是在运动中产生的革命新事物，它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最好的最新的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正确估计它的成绩和错误，是关系到我社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和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对待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热烈的希望全社革命同志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认真地讨论。



东方红战斗组

                                                12月10日

两个声明，两种观点，群众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对立情绪越来越表面化，争论、争吵、相斗的事情经常发生，革委会开大会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个别交谈很难说到一块，要做什么工作很难办成，为了减少矛盾冲突，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群众积极性，我召开了革委会的全委会，经大家讨论后，一致同意解散革委会，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这也是《十六条》的要求。会后张贴出公告，全文如下。

                        公          告

根据革命同志的意见，经社革委会研究，决定从今日起，革委会宣布解散。文革办公室也同时停止办公。所有运动中的档案材料，一律暂时封存。生产班子在群众没有要求撤消之前，继续工作。



辽宁出版社革委会

                                          1966年12月15日

二十三两派之争

   革委会解散之后，东方红和井冈山两个战斗组，展开了“革”与“保”（既革命派也叫造反派，保守派也叫保皇派）的论战，没有参加这两个战斗组的群众，也如雨后春笋般的，仨一伙两一群的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组．诸如：十六条、大无畏、游击队、延安、红卫、红旗、燎原，还有星火、卫东等等．战斗组的名号虽多，但他们的各自观点只有一个，不是靠近“井冈山”，就是倾向“东方红”，只有出版社的当权派和一些各科室主任，还有革委会主要成员及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没有建立与参加战斗组外，全社所有职工都席卷到这场“革”与“保”的争斗中．焦点是对待社编委会、党总支、工作组、革委会四者的观点和态度，尤其在革委会的问题上，每个人都说自己坚持的是革命路线，自封为革命派，而说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两派群众的劲头从未有这么足，情绪从未有这么高，行动从未有这么自觉，他们改变了以往上下班的习惯，每天早来晚走，甚至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汇集材料，研究问题，出谋划策，书写大字报等等。大字报在当时是大家进行申辩和批驳的最好工具，为了气势盖人，用辞之尖酸，文笔之犀利，可谓登峰造极，只要能打击对方，不惜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

一阵大字报狂轰乱炸后，又增加了铅印传单杀向社会，每个战斗组都申明自已是革命造反派，挖空心思给对方戴上保皇派的帽子，就这样你来我往，越演越烈，越战越凶，两派人本来都很熟悉，见面也不说话了，吐唾沫、横瞪眼、嗤之以鼻，甩头呸的一声，甚至互相辱骂和吵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虽然这些不是正经八百的论战，只是用它来出出恶气，也能使人痛快一些。这些同志原来有的关系都比较好，有的过去交往还比较密切，也有少数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背地里说三道四，长期以来互不搭理，隔阖较深。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人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好朋友变成了对立面，原来互相对立的现在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战斗组，这些是屡见不鲜的。人们由于在出版社内职务不同，地位不一样，与领导关系有差异，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同，出于对社内矛盾的观点和社会上斗争的看法，以及对自已前途的考量，有的人站到了这一派，有的人站到了那一派，这都是由于每个人本身因素促成的，虽然也有个别的同志受到别人的影响，但绝对是每个人都是源于自已志愿的一种抉择，外界的干预因素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如果把这场运动，比喻成一个大舞台的话，谁都可以上去进行自由地表演，你可以对其表演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人家只要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毛泽东思想，谁也不能限制人家的所作所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用毛主席语录论战是最常见的事，大字报、传单中有语录，发言要念语录，墙上要贴语录，在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饭前要念语录，报刊篇篇有语录，语录无所不在。同一条语录，由于使用者所说的内容不同，它的指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里皇帝一词，在社会上本单位内，各派就有各自的观点了。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由于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阶级的观点和对斗争的态度那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在同一场合，就经常见到两个人，引用的同一条语录，却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各自拿着语录本，背道而驰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可能因为人的语言和人的思维不同的缘故吧，我们通常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自我思想的表达，但人的思想更实际、更具体、更生动，对同一事物的观感和认知程度，是绝对不会一模一样的。语言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形式的表现；而思维是内涵，是内容的存在。所以同一条语录，有不同的理解，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一般地讲语言是落后于思维的，人在孩童时是用语言来启蒙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思维的发展与丰富，语言有时就显得后滞了。有人有时说：“这种情景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为此，我们虽然持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汉语，也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汉字数目上，随着时代的继续进步和人类的不断发展，我们就要与时俱进地更新语言，使其更有活力，更能表达人的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

出版社的两个大战斗组，都自诩为响当当的造反派，由于他们对党总支和革委会的观点态度不一样，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一时间是无法调解的。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三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吴立国，还有一个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王光荣，再就是文艺编辑室编辑、现在的革委会主任王德昌，两个战斗组的群众的大字报，基本上揭批的都是这三个人的问题。

作为出版社领导，算是当权派，运动中群众起来揭批他们，他们要反对要抵制，这是自然的事情，可是王光荣刚提上一个副主任，为什么给姜社长提意见的人，他就要对人家进行警告；为什么给党总支领导写大字报的人，他就要组进行围攻人家；为什么要给对姜社长领导运动有意见的人，他就给人家写小报告说人家极左、没党性、立场反动，并召开党的组会，对其进行突然袭击和斗争呢？

王光荣现年四十岁左右，他1954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做一年多农活，就当兵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由于天灾人祸，我们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时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国内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帝、修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演出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这种大雪压青松的形势下，党内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动摇了，王光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反对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说中央北戴河决议成立人民公社错了，与1935年斯大林办集体农庄一样，我们是盲目跟着斯大林走了错误道路，他还借用农村老百姓的嘴，说出了咒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他明知这是违犯党的纪律的，所以他声言他什么也不怕，不怕开除党籍，也不怕开除军籍。对于他这种政治立场上的严重错误，部队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热情的帮助后，于1961年底，王光荣带着少尉的军衔，转业到出版社做了人事工作。人事科长吴立国兼出版社党总支专职副书记，是1959年带着大尉军衔转业的，两个人过去虽然不认识，但来自同一番号部队，自然增添了几分亲热。王光荣在科里工作积极肯干，对领导百依百顺，叫干啥就干啥，两年后就当了校对科长，又两年多年就被提拔到文艺编辑室当了副主任，在吴立国的建议下，编委会还把王先荣拟定为后备干部，作为出版社的接班人来培养。文化大革命刚要开始，1966年的４月，王光荣来到文艺室任职，当群众起来揭发十七年文艺黑线，上挂社编委会领导，下连室内领导及有关编辑进行批判时，王光荣马上表态说：“文艺室的黑线是两条路线斗争，而编委会是犯了错误，一个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但不够坚定，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混淆。”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群众，袒护了编委会领导。由于运动进一步发展，多数群众贴出大字报，认为姜社长在出版社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继续领导运动是不利的，应该靠边站，这时王光荣又站出来，在社大会上激动地说：“姜社长不是黑线人物，我们要坚决拥护姜社长的领导！”

文化大革开始后那段社会形势，可以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说明，更可以用“瞬息万变”这个词形容。当大多数群众纷纷要求解除编委会对出版社运动领导时，王光荣见大势已去，趁机贴出了一张《解散编委会》的大字报．他说有的编委有历史问题，有的编委有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失掉了群众的信任，应该立即解散，要由党总支领导全社运动。他讲：“姜社长和陈振兴（工农编辑主任、编委、兼党总支副书记），应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群众一边，向牛鬼蛇神开火，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编委会解散后，党总支应理直气壮地担负起对运动的领导权。”再一次为姜社长他们打气助威。

王光荣在出版社里，平时是很少和别人交往的，特别是编辑部的编辑，有些人连一句话都没有和他说过，没想到运动以来表现这样积极、这样突出，变成了和群众对着干的急先锋。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些同志猜想，一是为了维护自已的既得利益和将来的梦想；二是按照领导的授意，由领导所指使的。王光荣参加革命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使他认到权力的重要性，紧跟党的领导，结果就会好；反对领导，结果一定糟，这是他历史的教训。这次运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直接对着姜社长和党总支，他觉得靠山受到了动摇，他的当官的美梦遭到了威胁，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带领一帮人，向一些起来揭发批判领导的群众，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二十四分歧加剧



1966年10月１日，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第四次接见了去京串联的各地师生、红卫兵小将，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接着，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称：“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虽然由林彪提出，但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周总理曾向毛主席提过不同意见，可是没有被采纳。同年10月９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主要议题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在全国就掀起了批判反动路线的高潮，各地方的党委和各单位成立不久的革委会都被揪斗，有过工作组的也被原单位拉回来批判，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遭到了冲击，许多知识分子和群众受到了皮肉之苦，被抄家、非法设立公堂进行残酷折磨的人不在少数，被武斗致死致残的也不是个别的，当时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

1966年11月下旬，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原党委、工作组、革委会都执行了反动路线，阻止和镇压广大群众，批判和揭发走资派的革命行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整个战略布署的变化，我觉得这次自已又要陷入困境，说自已是造反派吧，还当了革委会主任，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说自已是保皇派吧，又没有保过编委会，也没有保过党总支，对工作组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过，但一些意见分歧还是蛮大的。身处这样的大形势下，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我想原来保过编委会和党总支的那些中层干部和所谓“红人”，一定会利用我在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会对我来一场不可避免地攻击。自已告诫自己，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勇敢地去迎接这次艰巨的挑战。

不久，全社就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出版社两个大战斗组，虽然都有个自的主张，因为革委会的存在，还能在一起开会。在一次大会上，讨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出版社表现哪些方面时，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康彩凤就站起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５月中旬至６月７日编委会领导时有，６月８日至７月13日党总支领导时有，７月14日至９月５日工作组领导时有，８月27日至今革委会领导时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对革命群众进行压制，反对群众积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我要问革委会主任王德昌同志，你有没有写过王光荣是假左派的黑材料？请回答！”

   我马上说：“我写过，但不能叫黑材料。”

   康彩凤又问：“你为什么说不是黑材料？”

我说：“７月初王光荣同志给党总支打报告，说我是“极左派”，丧失了党的立场，并登了出版社三期的《运动战报》上，上报了省委宣传部和省文革办公室，他还召开了有总支吴副书记参加的党小组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王光荣是假左派》的材料，交给了党总支。那时王光荣同志是文艺编辑室副主任，我是一个普通群众，通过组织给他提意见，怎么能叫黑材料呢？”

   康彩凤接着问：“那么为什么工作组看到你那份材料后说，王光荣是不是假左派，值得考虑，要提高警惕？”

我也接着讲：“工作组怎能看到我的材料，我不知道。我说王光荣是假左派，是有几条事实作依据的。工作组怀疑王光荣是不是真左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不知道。”

康彩凤又问道：“现在你自已看，说王光荣是假左派，是不是错误的？”

我又接着说：“我没有捏造进行诬告，就没有错。当然也可用不同的方式反映意见，只是他给我写了小报告，还召开党小组会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很气愤，才给王副主任写的。”

康彩凤又问：“王光荣同志是转业军人，在出版社几年来，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今年４月又提为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非常积极，对这样的好同志该不该平反？”

我回答说：“对王光荣同志的问题，没有任何组织给他定什么性，我不知道有什么反可平！当然你说要给王光荣平反的问题，也可以让全社同志去讨论。”

这时党总支副书记吴立国坐在那，感情十分激动，他流着眼泪，在大会上说：“王光荣有为运动牺牲一切的高贵品质，他形象高大，我们应该远学雷锋，近学王光荣同志。我不如他，我要向他学习。说王光荣是假左派，我心里难受，这是我个人的感情，不强加任何人。我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编委会、党总支、工作组、革委会都有。但我要说明一点，编委会时我不是社领导，党总支我也不是主要负责人，工作组来时我靠边站了，革委会里我是一个副手，我不是推托责任，只是摆明情况。我承认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德昌作为革委会主任，我同样认为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有就应该批判谁，都应该肃清流毒。”

吴副书记这番讲话，加深了群众进一步的分裂，一部分人认为我打击王光荣，对他进行了政治陷害，为王光荣鸣不平，会后成立了以王光荣为核心的井冈山战斗组。这些同志大都是社领导的“红人”，多数中层干部虽然没参加，但在思想上都靠近这个群众组织。谁都晓得井冈山那伙人，都是死保党总支的，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演的是双簧戏罢了，王光荣就是一个幕前幕后的牵线人。

另一部分人，认为王光荣的形象并不高大，吴副书记说他有为运动牺牲一切的高贵品质，也就是王光荣在运动以来，为保护姜社长、吴立国他们这些出版社实权派，对待革命群众，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用大字报、小报告围攻，大会批、小会斗、个别警告、贴语录攻心等等进行地各种打击，实质上他真正是一个铁杆的保皇派。吴立国运动以来，参与编委会领导，主持了党总支的工作，是工作组的高参，在革委会是副主任，人们都说他是“四朝”元老的人物，已经成为运动以来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代表着一股顽固的势力，应是出版社批判反动路线的重点。这一部分人则认为革委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王德昌代表的是正确方面，吴立国代表的是错误方面，对革委会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王德昌虽然也受到了反动路线的影响，但运动前期是一个真正闯将，大造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对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井冈山战斗组表面上讲，编委会、党总支、工作组、革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形色色表现都应批判，实际上他们把批判的重点，都放到了革委会主任王德昌身上，他们利用有人在运动办公室的方便条件，翻记录、查材料，把王德昌在大小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不管是不是原则问题，一股脑的都用大字报公布出来，给群众提供批判的靶子。相反，他们对吴立国则进行百般的袒护，说“吴立国对姜社长错误的认识有待提高，已经表示要进一步检查，态度还是好的。吴立国在工作组阶段和在革委会阶段时，已经靠边站了。”实际上吴立国在出版社具体管党务和人事，从来就没有靠边站过，确定批斗对象，给群众排队划左、中、右，主持开党员大会，召集积极分子会，布署工作，向公安部门报告动态等等，哪项都离不开他，怎能说他还有靠边站的时候！至于吴立国有一年在农村蹲点时，包庇地主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向巫婆下跪求神问卜的迷信活动，井冈山的同志们就连一个字也不提了。

这次对我的批判会，井冈山的同志们没有把我批伏、斗倒，觉得很不是一个滋味，他们心里都很恼火，决定对我再来一次强力动作，以解运动以来对我的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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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57:22

“年代”25.26.27.28 (2013-02-12 16:36:34)转载▼
二十五  强揪武斗

1967年１月上旬的一天，刚上班不久，井冈山的同志，陆续地不声不响地进了出版社三楼大会议室，等大家坐齐后，头头康彩凤带领着本战斗组两名男战士，来到隔门的王德昌办公室，勒令我立即去参加他们组织的批判会，要清算我在革委会领导时的“罪行”。

我说：“我早就公开声明，半个月前就用大字报贴出去了，为了全社同志们的团结，我不能参加某一群众组织的批判会，如果是全社职工大会，不用你们来请，我一定会积极参加检查和交待自已的问          题。”

康彩凤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时是一个文工团员，二胡拉得很出色，几年前转业到出版社做戏曲编辑。她黑脸膛，有两个大眼睛，长的人高马大，三十五岁左右，站在我的面前显得很蛮横，她说：“你要不去，我们可不客气了！”

她叫两个男的分别拧着我左右胳膊，她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揪到会场，令我在前边站着。在坐的有三十来人，头头王光荣没有来，吴立国也没有来，我就知道了这次会的意思了．面对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他们这时都翻脸不认人了，对我好似仇敌一般，有些人咬牙切齿的样子，恨不得把我扯个稀巴烂。

康彩凤指着我的鼻子，喊道：

“你说，你为什么给王光荣写黑材料，把他打成假左派，进行政治陷害？你今天交待不清楚，绝不答应你！”

我上前一步，指着康彩凤的脸，大声说道：

“你们今天用武力把我绑架来，是严重违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你们必须承认错误，必须要进行深刻检讨！其次，你们对我使用武力，这是对我人权的侵犯，是对我人身的侵害，你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还有，你要问的，你在昨天的大会上已经问过，我也讲过，不是全社职工大会的话，我是不能再重复的！”

周广信从后排站起来，大家都俗称他周大个子，运动前两个月就调到省文化馆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保领导，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听说这几天杀回出版社来，参加了井冈山战斗组，现在我还是头次见到他。他大声对我说：

“王德昌你是共产党员，又当过革委会主任，还支持““八三一”观点，这在沈阳市你是独一份，在全市象你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在运动中，攻击党的领导，反对解放军，小心你要成为反革命分子！”

这时江德纯猛地站起来，高举手臂喊：

“谁执行反动路线就砸碎谁的狗头！王德昌顽固下去绝没有好下场！”

江德纯四十左右岁，是沈阳市郊区有名大地主江三霸的二儿子，解放前二十来岁，打骂过长工，强迫佃农交租，还奸淫过妇女等等，解放前夕在沈阳市里读书时，参加了进步活动，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出版社搞了多年的编辑业务工作,平时表现沉默寡言，服从领导，不多言不多嘴，从不和任何人谈心，每天上下班独来独往。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看到井冈山这伙人，党员多，中层领导多，又受到党总支和编委会主要领导的支持，紧跟他们定会有好处，也是他表示靠近党的好机会，所以一反常态，活跃起来。我觉得他向自己喊口号，有些愕然，还击他说：

“你的叫喊什么,说话要文明一些，不要总带着你地主阶级的恶劣野蛮的本性！”

康彩凤拍桌子，又站起喊：

“王德昌你要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你要向被你政治陷害过的王光荣请罪！”

我反驳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罪，只有错，我没陷害过任何人。”

康彩凤气呼呼地走上前来，用双手使劲地摁着我的头，强迫要我低下头来，我急忙抓过康彩凤的手，两个人正在撕扯时，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闯进五六个人来，都是东方红战斗组的战士，在运动中都是敢冲敢闯的人物，为首的赵坤秀是四十左右岁的女同志，她高声喊道：

“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搞武斗就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王德昌是造反派，是革命闯将，打击造反派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另一位彪形大汉顾庆同，激动地向在坐的井冈山战斗组的人讲：

“王德昌的革委会主任，是大家投票选的，他有什么问题，要向全体出版社同志交待，你们单方面的揪斗他，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你们用武力对待他，你们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家对哪个当权派、走资派、对哪个人这样过？你们不觉得这太过份、太过火了吗！不觉得这是严重违犯中央“十六条”的精神吗！”

顾庆同讲完后，他们五六个人就把我拥出了会议室。我回到自已的办公室后，立即写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声明井冈山战斗组对我进行的武斗，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井冈山战斗组的头头们，觉得在社内很难将我斗垮，就派人到辽宁美术出版社串联，找到同样社会观点的群众组织，鼓动他们将我拉到那里进行批斗。因为运动初期，我在辽美社当过十天的工作组，刚开始摸底了解情况时就被调回来了，由于井冈山去人挑动，他们很快就给我送来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出版社一进楼门最显眼的地方，全文如下：

王德昌，你立正站着，仔细听着：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运动一开始，就来我社巡风了哨，来无影去无踪，作了反动路线的马前卒，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你回本单位后，根据什么散布说：“辽美社没有一个左派，只有一个转业军人，还是新来的（注：此人严重抗拒军委指示，已被揪出）。你还扬言：“了解来了解去，辽美社没有一个好人！”这些话何其毒也！

王德昌，你把辽美社120多名革命群众，置于什么地位了？你宣扬这种谬论，目的何在？警告你王德昌，必须老实交待你在辽美社所犯下的罪行。令你，在本月15日上午９时，到辽美社报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辽美社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１.１４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风吹浪打的。我第二天清早起床，洗漱完毕后，到食堂吃完早餐，就到大街上乘上有轨电车到了辽美社，他们召开了全社大会，叫我在众人前边站着，要我交待为什么说“辽美社没有一个好人？”我说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是有人栽脏，有意挑拨离间。在场的辽美社几十人我都不熟悉，有几个人我是见过面的，半年多过去了，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看到他们有的气愤，有的狐疑的样子，使我感到并不是辽美社“广大群众”，对我都有仇恨情绪。

这时有人走上前来，举着“红宝书”，对我比划着说：

”你诬蔑辽美社广大群众，还不肯承认罪行，你是逃不过去的！”于是就带头喊起口号来：

“耍赖绝没有好下场！”

“打倒反动路线的马前卒！”

“我们要坚决批倒斗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们为了难为我，叫我背念《毛主席语录》某页某条的语录是什么，如果背不下来，就讥笑我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对毛泽东思想不热爱。我已经陷入了暗算的圈子，面对着这种无理取闹的局面，我必须压住心火，不能说错话，叫他们抓住把柄，找茬批斗我，和他们这样周旋下去，靠磨时间，他们这么多人是耐不住的。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对我的批斗题目，就这样对我空斗的第四天，他们好像觉得也很乏味，就告诉我先不要去了，但要求我随时听候他们的通令，时刻准备接受他们再一次地批斗。

二十六一月夺权

1967年１月８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带领下，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开始在全国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在许多单位夺权斗争中，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全国各地又呈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毛主席对此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死了张屠夫，不吃活毛猪。”

１月22日，在沈阳，这是一个干冷的日子，王光荣在上班途中，脑子里一直响着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那高昂的声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王光荣觉得运动几个月来，编委会垮了，失去了他得势和再晋升的条件；党总支现在不起作用了，他也没有了靠山；工作组在时，他也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革委会时，还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评；当前出版社群龙无首，他也没有什么权威了，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产生了一种压抑和烦闷的情绪。他到单位后，急忙忙的把井冈山几个头头找到一起，他说：

“大家今早都听到中央台广播了吧，人民日报社论说中央号召我们造反派联合夺权，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的人讲要联合夺权，我们单独干的话，东方红战斗组要反对，怎么办？

康彩凤说：

“趁着‘一月革命’的风暴，这是大势所趋，中央又号召夺权，机不可失。我们井冈山也是几个战斗组的联合，这就是造反派大联合，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改一个新名称，叫做井冈山造反团。我们要事先和省里的大联委联系好，争取得他们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就是不久的省革委会。东方红战斗组有意见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保字号，没有资格参加夺权。”

几个头头统一意见后，王光荣建议由康彩凤来领导夺权这件事，康彩凤也很愿干，这也是大显身手的机会，不能错过。经过几个人研究安排后，分别通知所有的井冈山战士，晚八点前到康彩凤家开会。晚上八点整，康彩凤家里人挤得水泄不通，集体收听了早晨中央台新闻的重播，经过简短的议论后，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康彩凤宣布了作战布署和战斗组改名称事宜，大家听了都显得很兴奋，精神立刻抖擞起来。是夜十点整，他们坐着出版社唯一的大卡车和唯一的小轿车，从家属宿舍来到单位，首先把收发室的电话控制住，然后在大楼各层布置了警戒，在院内和大门口都有放哨的，最后搭上梯子，叫人从门的上方活页窗处，爬进了社办公室，将己经封存的各种公章取出来，这就叫做夺权了。

他们拿走的这些出版社图章，社革委会解散后就集中封存了，屋门和保险柜的钥匙，都在井冈山人的手里，他们要拿这东西，随时随地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拿到，之所以这样故弄玄虚，一是给自已人看夺权是不简单的，二是作戏给东方红战斗组和其他人看，证明他们已经正式夺权了，出版社的党、政、财、文大权已由井冈山人掌握了，他们又可以指挥社内一切了！在权势范围内混久的人，当权势失去的时候，就象丢了护身符一样，感到无助、无奈和困惑，千方百计寻找时机，要捞稻草，要攫得权势，这就是他们这样一些人的思想行为的习惯性。

我住在单位大楼一层西侧的独身宿舍，已经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发生的这件事，睡梦中被人们的密集脚步声惊醒，我起床要去厕所，推开门顺便要看看究竟，没有想到在我宿舍门前还站着两三个人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告诉我：

“现在有事，等一会！”说话的这个人是井冈山战斗组的老徐，这可能是他们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我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在纳闷：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时走廊里有些人喊：

“打倒保皇派！”

“反对假夺权真保皇！”

“假夺权，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这些喊声都是东方红战斗组战士们喊的，声音我都很熟悉，没有听到井冈山战斗组有人反对的声音，然后有些人开楼门走了。还有一些人上楼去了。不久出版大楼和院里就恢复了平静，我穿上衣服，到收发室向值班员了解情况，原来是井冈山战斗组夺权来了，他们把出版社的公章都拿走了，现在井冈山有五个头头坐着轿车，到几个当权派家去了，叫那些人在夺权书上签署交权声明。后来又听说，有的当权派认为单方面夺权不符合政策，那几个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就进行百般的威胁，那个不同意夺权的当权派也只好签字了。值班员还告诉我，井冈山他们贴完夺权《通令》后全走了，东方红战斗组，有十多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1967年１月23日，出版社职工一上班就惊讶地发现，井冈山造反团贴在进楼正面的《通令》第一号，全文如下：

我们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时代开始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己经到了！

   我们高举鲜红的毛主席语录，以最激动的心情，热烈响应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新的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誓死要把被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一切权力统统夺回来！我们，辽宁出版社井冈山造反团，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斩钉截铁地庄严宣告：

一、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零点起，辽宁出版社内及一切对外党、政、财权归井冈山造反团牢固掌握；

二、原编委会一切成员肃立听令：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有违抗，即以反革命论处；

三、原党总支副书记吴立国肃立听令：撤消你的一切职务，立即交出你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只许你老实反省，听候我们一切命令，不得违抗；

四、原政治编辑室副主任王连凯，犯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诬蔑革命造反派等罪行，你要肃立听令：撤消你的一切职务，只许你老实反省，听候我们的一切命令，不得违抗；

五、社内其他所有一切人员，一律坚守原岗位，服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切指令；我们欢迎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者到我们方面来；任何人如有反抗言行，消极怠工，定将受到严厉惩处。

此通令即时起生效。

                        辽宁出版社井冈山造反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时

这张夺权通告是井冈山造反团昨天半夜贴上去的，两天后又经过文字渲染，还登到了《辽沈晚报》上，大肆张扬井冈山的夺权声势。今天一上班，井冈山就有三个头头到省委大院找大联委寻求支持去了。这个大联委也是不久前组建的，全称叫做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它是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在中共东北局宋任穷第一书记的策划下，由几个群众组织拼凑而成的，拟以此为基础成立新的政权--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所以这个组织，自认身份特殊，胆壮气粗，不是决定这个，就是宣布那个，不是要打倒这个，就是要搞垮那个，俨然以掌权者自居，那时辽沈的大地，好像六月雪似的，一片白色恐怖。可是好梦不长，他们向中央打的成立省革委会的报告，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结果耀武扬威两三个月后，就灰溜溜的瘪气了。还在大联委招兵买马兴隆之际，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们，想靠这棵大树，虎假虎威，一鼓劲就夺了出版社大权，他们觉得有大联委的保障，行使权力来也有权威，所以要求得他们的恩许，是最好不过的了。三个头头与大联委某两个头头一见面、一碰头、一拍即合，合谋出了一纸公文。三个头头如获至宝，回到单位，马上用大字报公布出去了。很快就要午休了，他们认为人们看到后，一定很震目。

   关于接管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通令

   辽宁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零时起，由省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式接管。

   接管后，责成原夺权单位辽宁出版社井冈山造反团组成接管小组，在大联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行使各种权力。

出版社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消极怠工和进行破坏活动。如有违抗者，均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特此通令。

                              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当天全社职工看到井冈山这两张大字报，不少人都很气愤，认为中央精神是只有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才能够夺走资派的权，不然就是一句空话，他们单方面的偷偷夺权，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红战斗组与燎原、星火、红旗、烈火、卫东等战斗组自动地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叫东方红造反兵团的群众组织。大家经研究后共同决议：（一）不承认井冈山造反团的夺权，要写出一个严正声明来。（二）要采取相应的对策，由几个人负责计划具体实施。就在东方红等几个战斗组进行联席会议时，有一名东方红战士写了《童谣新意》的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井冈山夺权公告的旁边，讽刺井冈山夺权是“放个屁，白拉倒”，井冈山造反团的一些人，马上围攻上来，说作者是抗拒党中央号召，是现行反革命，要作者去公安局自首，免得来人强制逮捕。他们对这张《童谣新意》大字报无限上纲，进行了百般的威胁、恐吓。

   正在井冈山好似大权在握，趾高气扬之际，出版社有些中层干部为了示好，有八个签名联署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热烈欢呼出版社的新生》，全文如下：

我们坚决支持省大联委接管出版社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这是革命行动，好得很！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支持我社井冈山造反团的一切革命行动，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坚决大造走资派的反！大造反动路线的反！大造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反！

我们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接权小组的领导下，一定坚守岗位，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汪海洋范继莹乔加木    陈文忠

               王笑天宗广仁孙书友    张之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东方红造反兵团也写好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严正声明》，与八个中层干部的大字报，并摆贴在走廊上。原文是：

党中央号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事实证明，井冈山造反团表演的夺权丑剧，是不折不扣的假夺权、真保皇！是修正主义接班人的夺权，是反动路线的一次新反扑！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通令》，是他们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暴露！我们东方红造反兵团全体战士，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坚决粉碎他们这个大阴谋，并且严正声明：

１、       坚决不承认井冈山造反团的夺权，他们所发的一切所谓的《通令》和《指令》，一概反对。

２、       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积极完成以印制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光荣政治任务，认真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与井冈山造反团的《指令》毫无关系。

３、       本社一切承认井冈山造反团夺权合法的部门或领导干部发出的指示，我们有权拒绝。

４、       井冈山造反团没有资格以出版社掌权者的身份动用公章、开支公款、使用公物、对外联系等。如未经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协商同意，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我们保留追查的权利。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进行的这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根除修正主义的大博斗，对于出版社内一些保皇派所策划的假夺权，我们一定与之战斗到最后胜利！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东方红造反兵团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  转移材料

东方红造反兵团经过闭门研究，决定采取反制井冈山造反团的措施, 决定接管运动以来的所有材料, 以防他们一团独占,进行任意篡改、复制以及销毁, 为了保护这批材料的完整和安全, 所以东方造反兵团决定采取了这个转移材料的行动。

下午五点下班后,天渐渐黑了,人们陆续地离开了出版社。大约在晚七时, 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吴学江等五人开始了秘密行动, 为了避免现场发生冲突, 在材料室所在的楼梯口, 安排五六个东方红造反兵团战士, 佯装议论事情, 挡住上下楼梯人的视线, 必要时强力阻止到材料室去的人。吴学江原本是革委会成员, 专管材料的整理工作, 虽然材料柜和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了, 但这些锁匙还都在他的手里。

吴学江开门后又打开柜门, 五个人迅速地把所有材料分装两个麻袋,很快背到了楼下,由两台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驮走了。在楼梯口掩护的那几个人, 用锤头将材料室的门及柜锁砸坏, 制造一个强抢的假现场, 这出戏的第一幕就算演完了。

材料转移到何处, 除吴学江等几个人知道外, 其他人一概不晓得。随之, 东方红造反兵团贴出了告示, 声明他们已经接管了出版社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全部材料。井冈山造反团的同志第二天一上班得知后,气得怒发冲寇的样子可想而知了, 有的拍桌子, 有的干瞪眼 , 有的跺脚,还有骂咧咧的, 头头康彩凤说:

“他们真是胆大妄为，竟敢转移运动时的黑材料，非得治治他们不可,叫他们一败涂地！”

于是井冈山造反团就写出了一张大字报，先在社内张贴，待铅印后又向社会散发。题目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内容是这样的:1967年1月23日零时,我们出版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井冈山造反团，夺取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所掌握的出版、党政、财文大权，这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伟大号召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夺定了!

但是,我们这一革命行动却遭到社内一小股顽固保守势力的疯狂反对。1月23日夜, 我社东方红造反兵团部分人员, 在其幕后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人物唆使下, 在前革委会主任王德昌（犯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的怂恿下, 竟然下手窃取、转移了黑材料。他们首先把我团住在社内独身宿舍的两名同志反锁在室内，然后由前革委会委员、原美术科长、材料组成员吴学江带人进入材料室，将所有运动以来的材料装入若干条麻袋中，乘黑夜转移窝藏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为了掩盖吴学江开锁和启封的罪责，故意把材料室的锁头砸坏和拧掉了，制造假现场，企图欺骗革命群众。对此严重政治事件，井冈山造反团发表严正声明，一定要追查水落石出，一定要揪出罪魁祸首，一定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

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同志看到严正声明后，随之也写出大字报进行驳斥，贴在他们的大字报的旁边。基本内容是这样的：1967年1月23日零时，井冈山造反团在修正主义编委会选定的接班人王光荣等人的策划和带领下，演出了假夺权、真保皇的一场丑剧。我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方红造反兵团, 及时地戳穿了他们的阴谋, 断然否定了他们的夺权之举, 并在1月23日夜接管了出版社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一批材料,  给保皇势力新反扑予以一个迎头痛击！

长期受旧编委会信任重用的绝大部分中层领导、党总支委员、要害部门人员都在井冈山造反团方面,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直是明保暗保, 知情不揭, 充当旧编委会、党总支、工作组，迫害、压制群众的帮手, 炮制和呈报黑材料的也是他们这些人。他们至今不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不作触及灵魂的检讨，还耍一个夺取本来就在自已手里“权”的把戏，妄图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既然要霸占出版社的大权，对运动以来的材料，他们就可以任意留什么、毁什么，以保护走资派和执行反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关；同时，整群众的材料落在他们手中, 就可以随便取舍, 摆脱他们参与制造这些黑材料的罪责, 或留下秋后算帐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 东方红造反兵团为了把走资派批倒、批透，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为了使被迫害和压制的群众得到解放，为了把斗、批、改进行到底, 所以他们才采取了接管材料这一革命行动。这是革命造反派的胜利, 它给保皇势力敲响了警钟。这使一小撮保皇势力感到切肤之痛, 他暴跳如雷、惊呼大叫、要进行污蔑、恫吓和威胁, 都是必然的。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同志们，也随时准备好痛击他们可能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

原东方红造反兵团战士，前社革委会委员，出版社美术科副科长吴学江同志，早在两个月前就退出了革委会，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用大字报曾作了认真地检查。谁都知道吴学江同志曾对编委会和党总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所以一小撮保皇势力对他一直恨之入骨，就想抓住吴学江参加接管材料这件事不放，企图对他进行迫害，借以打击东方红造反兵团的气焰，消除其斗志，最后使其瘫痪。东方红造反兵团全体战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誓言要保护吴学江同志不被井冈山造反团所侵犯，一定要与井冈山造反团坚决斗争到底!

至于说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是受了前革委会主任王德昌的“怂恿”，以及井冈山造反团的两名战士，被反锁在独身宿舍内等等，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不值一驳。在他们的大字报和印发的传单里，这样的作法已经是一点也不为怪了。

井冈山造反团在他们的大字报和传单里，把东方红这次革命行动，硬往革委会主任头上拉，作穿凿附会的欺骗文章，无非是想继续制造造反兵团保革委会的鬼话。这样的谣言，在出版社内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市场了，但他们仍闭着眼睛制造这种舆论，就是妄想蒙蔽和欺骗社会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为了以正视听，东方红造反兵团正在准备予以揭露和进行强而有力地驳斥。



二十八党籍处分

井冈山造反团以掌权派自居，根本不理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反对，将吴学江非法绑架到省委直属机关党委，进行了残酷斗争，逼迫他承认窃取档案材料，是违抗中央有关规定的罪行，要求党委立即开除吴学江的党籍。东方红造反兵团闻讯后，有七八个战士急忙赶到，与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顾庆同气愤得拿起水杯往桌子上一礅，溅得组织部宋部长等人满脸水珠，宋部长气得声音颤抖地说：

“大家都要冷静点，要文斗不要武斗！”

顾庆同接着说：

“只要你不放吴学江同志回去，我们就和你们拼到底！”

宋部长觉得要对学江进行党籍处分，井冈山造反团也没有写一个材料，就凭嘴讲是办不了手续的，继续下去只能是空斗一场。如果两方再僵持的话，后果一定不会好。所以宋部长就把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叫到走廊，劝他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以后再议。井冈山造反团虽然这次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可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是1967年2月7日，已经立春了，但天气还是那么干冷。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王光荣，虽然不是党组织负责人，却召开了处分吴学江党籍的党员大会，他们把党员一一拉进会议室，要求表决对吴学江的处分。东方红造反兵团的战士实在忍耐不住，几个人就闯进会场和他们辩论，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们竟暴跳如雷，大叫：

“你们不是党员，快滚出去！”

顾庆同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不是来参加会，是来警告你们的！如果你们给吴学江党籍处分，我们要与你们斗争到底!”

顾庆同说完话就退出了会场，井冈山造反团那些人在会上，不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也不准吴学江本人申辩，就匆忙要进行举手表决,有些党员对此表示抗议，随即退出了会场，结果二十一名党员，仅有八人同意给吴学江党籍处分。会后，他们马上打电话给外地出差党员,又征得一票，也没有超过半数，按照党章的规定，吴学江的党籍处分是不能成立的。但他们仍坚持写成报告，要求省直属机关党委批准。对此，原东方红造反兵团的老党员王连凯，他原是政治编辑室老主任,他对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们目无党籍、无视国法的行为，在会上提出了严厉批评。井冈山造反团的几个头气急败坏的抢夺了他手中的笔记本，并强行将他撵出会场。会后,井冈山造反团还派人，抄了王连凯同志的家。

没过几天，省直党委来电话和东方红头头讲:“只要交出材料，就不给吴学江党籍处分了。”东方红的头头认为这是拿原则做交易，当即驳回，拒绝接受。井冈山造反团又通过熟人对党委宋部长进行游说，致使直属机关党委盖了公章，作出了开除吴学江党籍的决定。听到消息后，第二天，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几个人就赶到了直属机关党委，和宋部长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在事实面前，宋部长不得不承认错误，又作出了撤消关于吴学江党籍处分的决定。

井冈山造反团的头头们并不甘心，又派人到直属机关党委找人，经过活动后，宋部长出尔反尔，又作出撤消《关于撤消吴学江党籍处分的决定》的决定，但遭到其他党委委员的反对，没能盖上公章，所以不能生效。至此，井冈山造反团企图迫害吴学江同志，用以搞垮东方红造反兵团的阴谋完全彻底地失败了。

在这次事件中，省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宋部长，带着派性观点，公然不遵守党章，不按党组织原则办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错误，东方红造反兵团也给予揭露和声讨，还铅印了一个海报向社会进行了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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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2-13 18:57:58

“年代”33.34.35.36 (2013-02-12 16:18:57)转载▼
三十三  五七干校

1968年国庆节刚过，10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省革委会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定把原省委机关干部学习班，搬到盘锦地区农村去办。接着各个连队就进行了积极动员，要求大家做好一切准备：行李自已带，食堂自已办，劳动工具自已拿。出版社有二十几名老弱病残者，组成一个小型连队，留守在沈阳后方。大部分人八十多名，都要到前方盘锦去。

1968年11月14日，原省委机关干部学习班（编号为十二大队），共有一千多人，从沈阳火车站坐上专列，到了沟帮子车站下车，十八个连队各个高举着印有“辽宁省一0五干校”的红旗，迎风招展，奔向各自的驻地。每个连队集中住在一个自然村里，有的是公社、大队办公所在地，多数是在一个生产小队，也就是一个自然村驻下。我们十四连走了五十多华里，来到胡家公社后塘坊生产队落了脚。这是一个五六十户的小村庄，我们每三、五个人一伙，就住在农民腾出来的房子里，都有火炕，睡觉没有大问题。连队食堂设在村东头的原生产队队部，五间房子，有压水井，有猪圈，还有一个大院子，条件很不错。

盘锦这个地方，在沈阳的西南方，辽东湾的正北边，远古时是一片海洋，沧海桑田变成了滩涂，又慢慢形成盐碱地，又经一二百年的经营，就成了现在一片片的稻田。这里河沟港汊较多，大大小小的芦苇塘到处可见，小道两旁柳条丛生，高大的树木极其稀少。雨季来临，道路非常泥泞，走路很困难，经常把脚陷进泥里，由于泥土粘极了，鞋子都会被拔掉，只有光着脚板走路才会好一些。俯视盘锦全貌，一马平川，很少人烟。这里在旧社会，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有名的绿林好汉张作霖起家就在这一带。北有医巫闾山，挡阻了冬季的北风，南边的辽东湾的海风，可以徐徐地吹来，所以气候比较宜人。这里石油储藏比较丰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的经济水平仍然还是比较落后的。

不久前，中央直属机关在湖北成立了五七干校，为了统一名称，我们就改名为“辽宁省五七干校”了。“五七”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来，那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基本精神就是工、农、兵、学、商各界，在以本职工作为主的同时，要亦工、亦农、亦军，也要兼学别样，军事、政治、文化等等，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我们十四连在后塘坊安顿好后，第二天就开始上工了，白天劳动由生产队分配，晚上十点前要抽出两个小时搞运动，雪雨天不能出工的话，就由连队统一安排。搞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在城里时大体一样，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批判走资派、消除派性、解放干部、搞好斗批改；继续清队和整党，纯洁阶级队伍，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每个人一天总是很忙碌，体力和脑力总是闲不着，饭量也大了，睡觉也香了。经过半个多月的锻炼，体力大都增长了，干起活来，再不像刚来时那么发怵了。还有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受过批判，觉得委屈，再加上来自社会上的一些压力，就产生了活思想。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把我们出版社这些编辑们，看成是资产阶级人物，称为是“臭老九”，有些人就觉得当一个知识分子，背的包袱太大了，挨批没完，检讨没完，感到前途渺茫，思想总是灰溜溜的，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当知识分子，不如做一个农民、做一名工人好些。我那时也有自己的小盘算：四五个月前，我在沈阳娶妻成家了，爱人是一个工人，后期我能争取进工厂当一个学徒工，是再好不过的了。能和爱人一起上下班，一起过日子，一起抱孩子，该有多么惬意呀!但是，静静地想一想，如果就这样消极下去，我怎能对得起共产党和毛主席，怎能报答国家对我多年的培养，我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坚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意志，与时俱进，勇往直前，永做祖国和人民的卫士，争当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农村打完场，就到冬天了，盘锦地区革委会决定交给我们十二大队修筑一个大坝的任务，地点在后塘坊南边几十里，距海滩不远的地方，要筑起东西长几十公里的大坝，可做到一举三得：一是大坝可以挡住涨潮的海水，扩大耕田面积。二是坝上开水渠，把辽河水引过来，能灌溉几干亩的盐碱地，把它改造成盛产大米的良田。三是在坝旁修一条公路，会使沿海一带交通得到较大的改善。为了完成这项造福于盘锦人民的光荣任务，各连队都把强劳力调到坝上去。那里没有村落，没有可借住的房子，就自已动手搭建地窨子，要挖地一米多深的长沟，大约两米多宽，用三米多长的木杆，北搭沟沿上，在南边的沟沿上，竖起一米高的木柱，把长杆的这一头，固定在木柱上，如此类推一大长排，再加一些横梁，房架可算完成了，上边再铺一厚层芦苇，压上一层土，这样房盖就得了。棚子的前边用塑料围好，就是窗户了。棚子里北侧搭上长长的火炕，放上一层稻草，铺上行李，就是床了。因为地窨子比较简陋，不能完全挡住外边的风雪，所以人们晚上炕时，身上的棉衣根本不脱，皮帽子也不摘，混身地钻进被窝，才能勉强的睡上一觉。工地上没有条件洗澡，用冷水洗衣服也很困难，为了怕生虱子，我准备两件内衣内裤，把换下来的衬衣，放到户外冻一宿，就可以消毒了，虱子也会被冻死了。这个方法有人认为很好，还照我学呢。

一个地窨子里，可住几十人，男女之间，在炕上用芦苇隔上就行了。住处距筑坝工地，有四、五里路，工地夜间不停工，每个连的人，都分成黑白两班，轮流着上工。那时在工地上根本没有挖掘机，根本没有载重车，机械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挖土就用铁锹和镐头，运土就用独轮车和土篮子。用独轮车时，由一个人在后连推带掌舵，前边有一人或两人牵绳子用力拉，用土篮子就由一个人挑，用大筐的话，就由两个人抬，那时大型劳动，就是人海战术，别的什么都没有。在工地上参加劳动的十二大队，有五、六百人，都是原省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有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厅局长、处长、科长，在一起劳动中，大家都一样，分不出哪个是官，哪个是老百姓。资产阶级特权的影子，在这里看不见，平等的思想，在这里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每移动一个挖土面，地表的冻土层，都要用铁钎子砸成洞，再放进炸药，安上引芯，挂上导线，爆破后成了个深坑，就好开始作业了。半夜一两点钟，连队送来夜宵，大家升起了篝火，席地坐在一起，一边啃苞米面大饼子，一边大口喝着萝卜条汤，大饼子虽硬觉得香，汤虽凉也有滋味。我们晚上是顶着星星来，早上要迎着太阳归，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领导上要我们想想“两万五”（指万里长征），干的活计累不累呢？叫我们想想旧社会（即想一想劳动人民的过去苦难）。经过这样的想一想，也觉得不累不苦了，还认识到能有这样一个艰苦条件，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能够向革命先辈学习，用此来说明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还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所以大家劳动积极性都比较高。在筑坝工地上，白天北风朔朔，寒光袭人，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夜晚灯火通明，虽受刺骨的阴风偷吹，但歌声不断，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高亢的劳动旋律在黑朦朦的夜空中一直在飘荡。

为了赶超筑坝工程进度，十二大队决定移风易俗，新年、春节不放假，在工地上辞旧迎新。1968年12月31日，年末最后这一天，我们从工地上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回到地窨子我们的家，炊事班增加了几名女同志帮厨，为大家做好了水饺，改善了生活，都很高兴。水饺随便吃，我一个人就吞下两大盘子，啤酒随便喝，我嘴对嘴地灌下了两瓶。我是从来不喝酒的，两瓶酒下肚后，却毫无酒精反应，我很纳闷，什么原因呢？不管它了。大家酒足饭饱之后，自动地聚集在地窨子前冻土地上，有人拿来录放机，音乐响了，大家在夜幕中就狂欢乱舞起来。这种自我陶醉，确实是舒缓艰苦所造成压力的一个最好方法。

   这年的冬天，是特别的冷，我们坝南边的海面上，己径冻得死死的，整个渤海湾全部被封冻了，就连号称不冻港的青岛，也被巨大的冰块覆盖着，使多艘外籍货轮不能进出，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冻的冰厚可达八十厘米，冰块堆积最高处可达九米，足有三层楼高。进出塘沽港一百二十三艘客货轮中，就有五十八艘被冰块夹住，船体大都被压变了形了，有的船舱还进了水。航道灯标全部被冰块卷走，不知去向。海上的两座石油平台，均被大冰块掀翻。这种百年不遇的恶劣冬天，也叫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摊上了，地窨子里的温度是真冷、极冷的了。

1969年2月14日，我们要回后塘坊驻地过大年，从工地走到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坐车回到了后塘坊连部，第二天就是辞旧迎新的日子，戊申年即将过去，已酉年即将到来了。这天晚上没有开会，大家睡了一宿好觉，身上轻松了许多，吃完早饭后，连队组织大家修村中的街道，清理厕所，打扫庭院等等。因为这天要过年，早晨食堂还杀了一口大肥猪，下午三点钟就开饭了，大米饭一大盆随便吃，老白干一大桶随便喝，猪肉炖粉条子一大锅随便呛。大家见到这样的好吃喝，情绪自然地兴奋了，很快就推杯问盏起来，大家互相干杯，大喊大叫“哥俩好”的行酒令，我不觉不由地喝了四、五大碗白酒，只觉头有点晕，脚有点飘，觉得不好才放下杯子。

饭后，太阳快压山了，我到连部去值班，还有几个呕吐的在家休息，其余的人都到公社看电影去了。在队部和我一同值班的，还有一位老刘同志，他问我喝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喝酒的潜能，不知有多大？”

正月初一的下午，我们又回到了胜利塘工地，又钻进地窨子里，准备次日战天斗地了。元宵节那天，白天下了一场大雪，俗语说得好：“八月十五云遮日，正月十五雪打灯。”这预示着当年将有一个好收成。落日时分，天开始见晴了，我们在地窨前站好队，报数后向工地出发了，队伍走在荒原的雪地上，脚下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很悦耳。天上的圆月亮亮的，大地白白的，月光与白雪在我们周围交汇，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境界，我们好似在偌大雪场上滑，又好似在光海中航。我们高唱着歌曲，在这朦胧的夜空中，不知能传到哪里。此刻，只有感觉和心境是自身的，其余的就好似都不存在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还有宣传员，打竹板敲着铜锣，给大家讲山东快书，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我那时也忍不住，即兴吟诗两首。

               （一）

   雪地月光分外明，筑坝场上炮声隆。

   红心迎来辽河水，稻田地里飘歌声。

               （二）

   月色辉辉修渠忙，推拉担抬坝高长。

   万丈巨龙从天落，吐出甘水育苗秧。

三十四结合入“革”

1969年3月末，我们在胜利塘的筑坝任务，终于完成了，回到了住地后塘坊。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后，座谈讨论九大文件，进行“兴无灭资”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要使每个人都懂得，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清除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那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任务。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还要继续搞，过若干年就要来一次。在九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接见了，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同志，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要准备打仗！”

在学习九大文件后，我们十四连又接到筑坝任务，这次是在盘锦北部田水一带。我经过胜利塘几个月的劳动锻炼，体力增加了许多，别看我个子不算高，体重比较轻，才一百一十多斤，但劲头不小，满满一草袋子土，能有一百四五十斤，两个人抬到我的肩上，我一口气小跑三四十米，还要把它扛到三米高的坝顶上，谁也不敢与我较劲。这次在田水劳动条件好多了，天气转暖了，不再那么冻手冻脚。住在老乡家里，有火炕睡，吃饭喝水都比较热乎。我的饭量也大增了，每顿两大碗米饭，两大碗菜汤，才可填饱肚子。

有一天，一个着军装和一个穿便衣的两个人，由我们秦指导带领着，来到了我们工地，看了一会就走了。不一会邵副连长来到我的身边，比较神秘地告诉我一件事，他说：“省革委会已经决定，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和省新华书店三家，合并成一个单位，名字叫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最近要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有群众代表参加，方才走的那两个人，是到咱连征求意见的，咱连部提的候选人中，还有你王德昌呢。”

我随后说：

“我运动中站错队，还需继续检查和改造思想呢，那哪行呀！”

邵副连长讲：

“沈阳那边前一个月，就来过两个人，听取连队意见，这次来虽然有了倾向性人选，但还不是最后定案，你老兄也不要高兴太早。”

经过半个多月的劳动，田水的筑坝任务胜利的完成了，我们于六月五日，又回到了住地。有两天让大家整理内务，搞个人卫生，六月八日那天上午连部开大会，要求大家准备好，根据生产队的安排，第二天全体同志就要下水田，投入春季插秧劳动了。当晚九点我正在洗漱，正准备要睡觉时，有来人通知，要我赶紧到连部去一趟。我急忙披上外衣，一路小跑，进门一看，连部几位领导都端坐在炕上，秦指导员向我说：

“连部刚才接到大队部的通知，说新华书店成立革委会，你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后天在沈阳开成立大会，明天上午八点，大队部有卡车去沈阳，你随车回去。今晚大家给你提提意见，搞一个鉴定。”

   我听到后，感到很惊讶，不知说什么好，就连说：

“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随后大家就给我谈意见提希望，说我这次入革了，要做领导了，不能象当群众和造反派那样了，一定要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走群众路线，团结大多数，倾听各方面意见，态度要谦虚，要注意防止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表现。说我这次所面临的是一个新环境，要戒骄戒躁，不要下车一始，就指手划脚，要多听、多思考、要实践后，再发表自已的意见和主张。

我从内心里，感谢大家的忠告，带着同志们的热切的希望，九日近午时到了沈阳老家，见到了爱人，她笑哈哈地问我：

“这次回家有什么事呀？”

我想卖一个关子，对她说：

“打算回家休息几天。”

她收住笑脸,向我说:

“别唬我了,你的事，在咱大院出版社家属中,早就传开了,不用瞒我了。”

在家吃完午饭后，穿戴都没换，就去省新华书店报到了。穿的衣服有补丁，胶鞋也露了洞，戴的是飞边的酱斗式草帽。我一进大门,收发室两位值班的女同志，急忙叫停我，问我:

“你有啥事？”

我告诉她们:

“我是来报到的。”

然后，她们拿出登记簿，叫我写上姓名、来店时间、从何处来、办何事等等，我正在填写时，她们打电话不知问了谁，才叫我停笔，不用填写了，并用手指着告诉我，要我到哪楼、哪层的政工组办公室就可以了。我一进政工组办公室的门，有一位解放军中尉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明天上午九点，在附近某部队礼堂，开省书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要我准时参加，临走时，他还发给我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笔记本。

晚上，出版社有的老同志来家看我，问起两社一店为什么要合并的原因，我也是说不清楚，很难作出回答。不久，我看到了一份筹建省书店革委会的文件，这是在1968年底，省革委会给中央写的报告（草案）,从中可以找到正式的官方答案,并能看出当时新生的省革委会，对砸碎“两社一店”的态度和观点，现全文抄录如下:

   关于改革出版、发行机构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送上改革辽宁省出版、发行机构的报告，请阅示。

一、       辽宁省出版界的历史情况

辽宁省原有两个出版社，即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有一个总发行机构，即辽宁省新华书店。这两“两社一店”从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出版发行大权就被辽宁省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把持，成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极力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十七年来，他们疯狂地破坏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的出版和发行，大量出版发行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原辽宁人民出版社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共出版二千八百六十二种书，印制了一亿五千一百一十四万册，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毒草。以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为例，《毛泽东选集》只印五十万部，仅占该社出版总数的百分之零点零一三，工农兵群众反映：我们请一部《毛泽东选集》比登天还难。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一九六二年他们一本毛主席著作也不印，却印制了二百多万册“黑修养”（作者注：即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辽宁美术出版社十五年来出版大量封资修的毒画和小人书，达二亿三千四百三十余万册（张），毛主席像在群众强烈要求下他们被迫仅出版约一千万张，仅占出版总数的百分之零点零四。这个“两社一店”在原省委、省人委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下，极力贩卖刘少奇的“黑修养”、陶铸的“黑理想”（作者注：文化大革命后任过中宣部长，著过《和青年谈理想》一书）、邓拓的“燕山黑话”（作者注：即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扎记》刊物专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对个人崇拜》，宣扬赫鲁晓夫丑恶形象的毒画，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背纤》，鼓吹阶级调和的《兵临城下》，散布封建毒素的《多寿图》、《点秋香》，还有《皂画》等等，把毛主席著作长期压在仓库里，有的甚至被销毁。

十几年来，刘少奇和他安插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利用他们所把持的出版发行大权，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及封资修黑货塞满了辽宁各个角落，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向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专政。实际上已经成了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出版社和书店。

二、       省革委会成立后在出版发行上的改革

省革委会成立后，首先狠抓了这些部门的阶级斗争，揪出了一批安插和隐藏在“两社一店”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彻底夺回了出版发行大权。于六月一日成立了在省革委会直接领导下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考虑到原“两社一店”十七年顽固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出版、发行路线和阶级队伍较复杂的特点，遵照毛主席“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把原“两社一店”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把他们的全部工作集中到毛主席著作办公室。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组织各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学习材料，另外还负担了过去没有做过的毛主席像章敬制工作。十月中旬，又进一步恢复了延安时期的革命传统，把“两社一店”的出版、发行、财务、物资工作实行合一，从根本上切断了同旧机构的联系。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人员从五人扩充到二十几人（其中工人六名，解放军一名）担负起原“两社一店”四百余人的出版发行工作。五个多月的实践证明：人少了，事情办得却好了。

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短短五个月，就出版了各种版本毛主席著作二千二百零九万册，其中仅《毛泽东选集》一项，五个月的出版量就超过了旧省委时期十五年的总和，从供不应求，达到了满足全省的需要；《老五篇》出版九百七十万册，也已满足需要；出版了群非常喜爱的《毛主席语录》（一百开本）四百万册，全省已发农村每个生产队贫下中农二十五册。目前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平均以每天出版十五万册的速度大量发行，以进一步满足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迫切需要。还出版了毛主席像和张贴语录三千七百三十七万张，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的三倍多；敬制各种毛主席像章二千一百七十四万枚，向省内贫下中农发行了一千六百六十八万枚，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二。

五个多月的实践证明，砸烂原来的旧出版发行机构，重新组建新的出版发行合一的机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三、对出版、发行机构改革的意见

我们准备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建立新的机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毛主席红宝书和毛主席的光辉形像，同时作好学习材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课本及其他书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出版战线上的更大跃进。

新机构的名称拟叫“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或“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归省革委会直接领导。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工人三名，军代表二人，革命干部一人，群众代表一人。设五个组（政工组、编辑组、出版组、发行组、后勤组），新机新人员为七十人左右，代替”两社一店”四十六个科室(组)计三百二十八人的工作,精减人员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距离这个报告已经整整过去了半年，重新组建省书店革委会过程中，在组织机构这方面虽有一点变化，但通篇内容一点都没有变。所以从这份报告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省革委会为什么非要砸碎“两社一店”，非得组建一个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的原因了。

         三十五  外出取经

1969年6月10日，我按照昨天报到时的通知，当天上午九时要去参加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委会成立大会。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就随大帮进入了会场，坐在靠后的排座上。早晨特意叫爱人把过去工作时穿的中山装找出来，把昨天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穿的破烂衣服换掉，戴上兰咔矶的中山帽，蹬上了新打完油的黑皮鞋。我坐在大厅里正在东思西想的时候，向我走过来一位军人，正是昨天接待过我的政工组那位，他低下身对我说：

“王副主任，请到主席台上就坐，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站起来对他说：

“这里也一样，我就不上去了。”

那个军人认真地说：

“吕政委，咱革委会主任叫我来请你，还是去吧。”

我不能再推辞了，我就随他走上了主席台，找一个位子又坐了下来。不一会就有几个人走上主席台来，有着军装的，有着民装的，在主席台最前排落了座。听说这里有省革委会副主任，有省政工组领导，还有省书店革委会的新领导，这些人我都没有见过。再看看台下一片面孔，他们主要都来自原省书店、新华和辽美两个印刷厂的职工，也一位不认识。我坐在那里发呆，觉得很陌生，有一点孤立感。

大会开始了，首先宣读了省革委会批发的关于成立辽宁省新华书店革革委员会的6989号文件，然后省领导讲话，接着是工人、干部代表讲话，最后吕政委代表新领导班子发言，表示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把编、印、发等各项工作做好，决心带领新华书店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深批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吕政委讲完后，大会就宣告结束了。

当日下午，召开了省书店革委会的常委会，人员就是一名主任和七名副主任，会议由吕政委主持，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先各自介绍一下，以便大家互相熟悉。

主任吕开启，44岁，共产党员，原本溪军分区副政委，高小文化，中校军衔。

副主任赵顺来，35岁，原新华印刷厂五级工，高小文化，运动中是辽革站派观点。

副主任王戈涛，34岁，原辽美印刷厂五级工，中专文化，运动中是辽联派观点。

副主任李传义，39岁，共产党员，原省人委机关共青团书记，初中文化，运动中是辽革站派观点。

副主任张堃生，56岁，共产党员，原省哲学研究所所长，高中文化，运动中未站队。

副主任高士杰，43岁，共产党员，原省文化厅出版处副处长，高中文化，运动中是辽革站派观点。

副主任王德昌，34岁，共产党员，原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学文化，运动中是”八三一”派观点。

副主任高福才，36岁，共产党员，原辽宁军区某部后勤管理员，初中文化，上尉军衔。

省书店革委会除以上八名常委外，还有十五名委员，也有军、干、群三种成分，也有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基本都是原“两社一店”和新华、辽美两个印刷厂的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据我所知,辽宁省”八三一”派群众代表,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我的职务是最高的一个。

互相介绍情况过后，吕政委讲：“我们新华书店革委会的八名常委同志，来自四面八方，在运动中都有各自的派性观点，为了一个任务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一定要克服派性提高党性，搞好团结，共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交给我们出版发行事业搞好，争取更大的光荣。”

吕政委接着说：“今天上午，省革委会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要求省直属各单位，除留下少数人值班外，都要到盘锦地区插秧，争取今年粮食大丰收。我们单位劳动的地点是田家公社马圈子大队，准备明天向全体职工动员，后天出发，大约要用二十多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插秧回来后，再开全委会，准备学习和讨论五个问题：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开展革命大批判。3、编辑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4、政权建设方面的问题。5、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工作分工等等。”

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并不是因为自己被结合入了书店革委会，重新有了工作，而是想到还在盘锦五七干校的几十位同志们。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性比我高，做出的成绩比我大，工作能力比我强，因为他们没有碰到机遇，仍然留在下边进行着艰苦的锻炼，而我得到了机遇被调上来了，按道理讲这是不公允的。所以在我的思想上有了一种内疚感，内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思来想去，我只能谦虚谨慎，努力学习，用自已的优异工作成绩，来回敬我的那些相处十几年的老同志了。

经过二十三天插秧劳动，回沈阳后又接着召开书店革命委员会全委会，用了四天时间，男女老少二十三名委员全部出席，确定了省书店目前的工作任务和长远规划。会议刚一结束，吕政委就带领我和有关出版、发行、物资管理方面的四个人，于7月18日晚启程，去京、沪、鲁学习经验。

我们到了北京，首先向中央毛主席著作办公室（即国务院出版口），进行了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们向我们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关于出版机构改革问题。中央对国家各个出版社如何设置，还在考虑中，有些省市的出版机构怎么办，都在研究阶段，现在中央毛著办还没有一个成型意见可谈。

二、关于毛主席像的问题。毛主席像的印刷与发行，过去和现在都要经中央批准。每家每户挂与不挂，挂几张，要由群众自愿。我们要求家庭要挂标准的毛主席像，而不是毛主席的生活照。毛主席像出版印刷要有一个计划，先要搞调查，需要多少，就印多少。调查对象不光是书店，要包括供销社、商店等等。

带有毛主席像的印刷品，己经印了的，不损伤光辉形象的，可以继续发行，以后就不要再印制了。北京市书店，已把带毛主席头像的书签收集起来，大约有五百多种，拟统一保密销毁。

今后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统一叫“最高指示”，不再加毛主席的冠名。

三、关于毛主席像章问题。广西自治区把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要还我飞机”。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今后就不要再做了。

全国已制出毛主席像章二十多亿枚，都要追求特点，出的比较乱，质量上有些也很差。还有六百万枚正在制作中，完成后要全部送往边远地区。二轻部管像章的机构撤消了，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也一律停止，今后像章发行工作，全部归新华书店。

毛主席的台像、塑像如何处理，中央毛主席著作办公室的意见，要统一由新华书店收回销毁。

四、毛主席著作新卷本（平装三十二开）问题。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中央还没有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办？首先态度要积极，要做好思想和物资上的准备。新卷本共有两册，不能同时出版，今年底前很可能要出版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印了两亿册，新卷本第一册印多少，要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准备工作。周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到新卷本的问题，他说军委正在编辑，各地可做好出版准备。《毛泽东选集》六十四开合订本，全国已印一千万册，1970年计划如何，现在还定不下来。

五、新闻纸问题。我国新闻纸都是用进口纸浆做成的，中央没有新闻纸资源。中央只保证国家一级报刊和省报的用纸，市级报刊可考虑使用其他品种的纸张。

我们听完国务院出版口指示后，在北京我们走访了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市新华书店等十个单位。到上海，我们走访了上海市出版系统革委会筹建小组等十九个单位。到山东济南市，我们走访了省出版社和省书店两个单位。我们在京、沪、鲁三地有关单位，共计学习二十天，收获是很大的，取得了以下的经验：

（一）出版机构改革问题。上海有十一家出版社和一个新华书店，现在统一成立一个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家出版社和书店也都有自己的领导班子。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告诉他们，关于机构改革问题现在不要考虑，所以上海市的出版社和书店基本没有变动动。

（二）编辑队伍的改造问题。打算成立一个五七干校，但现在还没有动手，人员仍在上面。他们现在已组成七个调查研究小组，正深入到各个基层搞调查。将来打算把编辑派到工厂、农村、部队去，要与工农兵结合，一起审稿、编书，把工农兵中比较好的作者，调到编辑部来掺砂子，把他们培养成骨干编辑。要使出版社有一支由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的、革命化的编辑队伍，他们的想法是：

（1）在人数上，工农兵要占主导地位，原有的编辑要下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2）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编辑人员。

（3）出版社还可以从工农兵中物色一些不脱产的编辑，请他们审稿、编稿，提出书意见。

（4）出版社要向报社学习，建立一支工农兵通讯员和土记者队伍。

（5）上海市十一家出版社，有二百六十多名校对人员，都要下放到印刷厂去工作。

（三）关于出书的指导思想。

（1）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

（2）毛主席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形像；

（3）毛主席诗词解释；

（4）毛主席哲学思想读物；

（5）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材料；

（6）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

（7）继续革命理论的通俗读物；

（8）建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史；

（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10）反映现实的文艺作品和报告文学，比如：工农兵先进人物，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珍宝岛军民共同抗修的英雄事迹；

（11）出好配合技术革命的科技书和面向农村的医学方面的图书。

（四）旧存书处理问题。上海市把旧存书分成三类：好的，比较好，不好的。好的，积极销售；比较好的，仍在封存，待进一步审查；不好的，一律报废。而北京市书的店对所有旧书都在封存，待审后再处理。

上海市新华书店仍搞计划发行，还保留发行员，各处都设有售书亭。

（五）印刷方面。北京、上海的新华印刷厂，都在搞大批判，进行技术改革。他们的连动装订机、电子雕刻机、铁皮板胶印技术，都比较先进。厂房使用天车，在生产中起到了较大作用。上海书库实现了机械化，自动装卸货物，节省了不少人力，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担。

通过对两市一省编、印、发三个方面的考察了解，使我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三年来，出版社停止了编辑业务工作，至今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国务院出版口对此正在讨论研究中，还不能出台一个有指导性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辽宁省搞起来一个新华书店革委会，上海市成立一个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北京和山东还是老样子，机构上没有任何整改。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界出现的极“左”思潮，也就是否定一切的思想表现还是很严重。一是轻视和排斥原来的编辑队伍，要他们走五七道路，接受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二是出书只能是毛主席著作、样板戏、学习材料，以及计划出版反映现实的一些作品。翻译外国优秀作品，中国古典读物，反映历史题材的和社会广泛生活的创作等等，对这些还没有人敢大胆地提出来。对文艺创作的内容，行政规定的禁区那是不少的；对于创作方法，提出的行政要求更是多多的了。三是表现在编辑队伍的建设上。编辑出版这是一项学术性和技术性较高的工作，有的提出要把工农兵调进来掺砂子，建成一个由工农兵与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编辑队伍，把专业性较强的编辑事业，与机关企业单位完全混同了。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比比皆是，纸印的、铝制的、瓷造的等等，如有人稍不注意，损坏了毛主席像，就可能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另一方面也给国家资材，造成了很大浪费。就拿制作毛主席像章一项，就消耗铝金属几亿吨，影响了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党中央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明令禁止了，但有禁不止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四）印刷和发行工作，是出版图书的后道工序，编辑这里工作没有启动，或有个别的刚刚起步，怎么去谈印刷厂和书店的改革呢，印刷和发行这两部分，只能是观望和处于停滞状态了。

三十六  积极备战

辽宁省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它是一个崭新的机构。它把原来文化大革命前的辽宁人民出社、辽宁美术出版社、辽宁省新华书店，还有沈阳新华印刷厂、辽美印刷厂、朝阳六六七印刷厂，这些编、印、发业务各自独立单位，统统地捏合在一起，变成了工作流程的一条龙，对“两社一店”这部分来讲，减少了科室和人员，避免了许多扯皮问题，既精减了机构，又便于统一领导。但在经济核算方面，容易产生大锅饭的问题，这就是新机构存在的潜在问题。新组建的省书店革委会，一切工作都需要开展，一切业务都需要重组，一切岗位上的人员，都需要从五七干校上调。省书店日新月异的变化，规模一天天扩大起来，老书店的办公楼已经不适应了，于1969年9月，就把办公地点搬迁到原省文化厅大楼。在这里政工组、办事组、出版组、发行组、储运组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编辑组又分设政教、文艺、美术、校对四个小组，也都有各自的办公室。编辑组，在编印发一条龙中是一个龙头部分，得到了书店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共识，省革委会有关领导也很重视，当时给人员编制就是五十多人，占全店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一位老干部和我兼任编辑组的领导。经过我们编辑组讨论、店革委会研究、省政工组批准的编辑工作的方针任务是：

1、毛主席的光辉事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人物。

2、革命样板戏的出版。

3、时事学习材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两报一刊为主。

4、学生课本和课外读物。

5、宣传画和革命歌曲。

6、政治思想和科技读物。

要求编辑组要搞好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革命大批判开路，首先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编辑队伍，只有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带动工作的革命化。其次要求在编写各种图书时，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争取高质量高标准，宁缺勿滥。

当时，书店革委会不仅工作任务重，战备的要求更是紧张。当时的假日和礼拜天都不能休息，平时也要加班加点，我们作领导班子的，通宵达旦的工作，更是常有的事。

自从1969年3月2日—17日，苏军多次入侵我国东北珍宝岛，被我们的边防军击败之后，他们贼心不死，接着在我国黑龙江和新疆边境，进行了频繁的武装进犯，我国政府曾提出多次强烈抗议，都无济于事。党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族人民提高警惕，作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根据省革委会的统一布署，我们书店的人员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要留在沈阳市内坚持工作，大部分人员要转移到辽宁东部山区，全部家属都要分散到农村去。这样战备点就要去采，战备物资就要去准备，人员疏散就要具体落实，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做好。根据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伟大号召，在备战期间，我们书店在自已院子中间，挖了一个大防空洞，一个竖洞打下去，再斜掏到办公楼楼基底下，开辟一个长方形的地下室，足有三百平方米左右，经过修缮通上水电，操练过两次防空演习，后来就改造成机关澡堂子了。

在我们搞完防空洞不久，我夫人原静芬所在的单位沈阳冶修厂，要在西北大三线建立一个分工厂，要抽调一部分职工去那里工作，其中就有她一个。她己经怀孕两个多月了，当时妊娠反映很厉害，很难吃东西不算，还不断呕吐，身体十分虚弱，因为工作任务重，还得坚持三班倒。有一天车间主任突然找她谈话，说组织上已经决定要她去大三线，她当场讲出了自己的困难，请求领导予以照顾。主任讲：

“这次调人调设备到大三线，是国家战备的需要，有严格的要求，有铁的纪律，领导定下来的事情，就是板上钉钉，谁也不能更改，都要无条件的服从这个大局，你有什么困难，都要自已想办法克服，如果不服从的话，党员开除党籍，工人要开除工职。”

主任还告诉她：

“我们考虑到你个人去有一定困难，厂部人事科过两天派人，到你爱人单位协商一下，他能否跟你一起去大三线，这样你们能互相照应，可能更好一些。现在你爱人是省书店革委会副主任，咱厂党委经过研究，你爱人去的话，可担当那里副厂长的职务。”

静芬当时无话可说，下班回家后，躺到床上不住的流泪，她早已听说他们要去的大三线，在甘肃以北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大沙漠，距城市很远，交通很不方便，物质极端匮乏。现在天气又那么冷，那里的风沙又那么大，她很可能挺不住吃不消。

我当晚加班，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静芬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我感到很愕然，我们俩议论了一宿。叫我非常担心的是，她要去大三线的话，可能要丢掉两条性命，她本人和怀孕的孩子，最后我告诉她，车间主任再找你的话，你就说有困难不能去，看他们怎么办！如果书店领导找我谈这件事的话，我也这样回答。真的有一天，我们被开除工职的话，也不要怕，那时我就买一条小毛驴架小车，到郊外垃黄土卖（当时每家都烧煤，要用黄土合泥打煤坯），我们完全可以维持生活。

就在车间主任和静芬谈话的第二天，工厂就派来两个人到省书店，找到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吕主任，谈要我同夫人去大三线的问题，吕政委讲：

“建大三线搞战备，这是国家的大任务，我们理应支持，但我们新华书店革委会成立不久，班子里做过编辑工作的，就有王德昌一个人，从工作上看很需要，他暂时还不能离开，请你们能够理解才好。”

就这样静芬去大三线的问题，不了了之了，车间主任再也没有找静芬谈过话。

后来备战形势就慢慢趋向缓和了，听说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契机呢。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从越南归国途中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会晤，双方坦率地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事宜，就中苏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谅解，双方共同商定于同年10月，在北京就恢复两国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会晤结束后，周总理设晚宴招待了柯西金，在餐桌上有一道北京烤鸭，柯西金一边吃不断地咂嘴，一边不断地称赞：

“很好吃！很好吃！”

周总理看出他很爱吃，就问道：

“柯西金同志，还需要吗？”

柯西金也很实在，毫不推辞地说：“很好吃，还需要。”

于是，周总理一面命令将启动的飞机停下来，一面叫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再送来一份。客人们酒足饭饱后，都非常高兴，图104客机在曙光中起飞了。从此就有人把全聚德烤鸭，叫做“柯西金鸭”了。由此可见，国际、国内、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大小问题，都会因为一件具体小事处理的得当，而扭转势态发展的。这就是太极拳中的“四两拨千斤”原理，“柯西金鸭”是这样，过后的乒乓球外交，“小球转动了地球”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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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昌：《非常年代--我的“文革”十年》一书摘录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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