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励：广雅五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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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五公子
在广东广雅中学高三级1965届毕业生中，有五位颇引人注目的“公子”，他们是，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大公子赵大军；省委书记尹林平的大公子尹升平；广东省委两位副秘书长欧初和杨应彬的大公子欧伟明和杨小斌；以及广州市文联主席华嘉的大公子华小明。


把这么几个人凑在一起，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革命干部子弟”的背景，也因为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彼此间很有些渊源。尹升平，欧伟明和杨小斌都考上了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赵大军和华小明则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不必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高干子弟”身份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到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又比平民出身的同龄人有更多的机会。赵大军，华小明和杨小斌先后负笈海外，欧伟明则到香港出任广东粤海发展公司的高层主管。我有机会在他们都还年青的时候与这几位校友有过近距离的交往和观察，写此短文，侧记那些岁月。 当赵大军的太太王小霭怀孕时，杨小斌和我曾到他家探访过。当时他们住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米，一厅两居室的单元。厅不大，小霭在卧室床上养胎，大军待客，话不多，言简约，给我一个沉静，腼腆和清高的印象。我还听杨小斌说，大军中学时，为加入共青团颇有波折，直至高三才得以入团。为此，大军母亲很是操心，甚至跑到杨小斌家向杨母求教“育儿经验”。当时“政治不开展”是顶挺不轻的帽子，赵母实不愿儿子有此负累。而杨小斌对大军的这个麻烦，则认为是“不擅交往”所至，不是“政治” 层面的原因。


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1965年入大学的最后一批文革前大学生是热潮的重要源头。赵大军计划到美国自费留学，当即准备各种文件，需要用英文打字机。那时国内拥有英文打字机的人不多，我却有一台，是托香港亲朋买下带回的。大军于是相借，用了几日后归还。他询借与归还都通过杨小斌，我并未放在心里。几天后，我下班经东山庙前直街回家。突然，眼前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我面前把腿撑到地上，立时停住，挡在那里。我正狐疑是件什么事，把眼睛往那脸上瞅去：“哎呀，是你呀，大军。有事吗？”我惊奇地说。我一点都没想到在那么拥挤的路上他会认出我还停下来。大军瘦高的身子坐在车上，脸上有浅浅的但真诚的笑容，说道：没事；谢谢你借打字机给我。我朝他身前身后看了看，没见其他人。他真是为了这件小事，特地停下道谢。他要是飞车而过，我肯定不会察觉。我心中不免一动，以往对他“为人清高”的印象彻底动摇。我答道不必为这件事客气。大军看来确是个不擅言辞交际的人，我们之间也没有其他的话题，双方寒喧了几句，他便骑车走了，我也继续行程。


后来，一位与大军在文革时期有交往的朋友(他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位领导的儿子)告诉我，文革时大军与小霭相恋，而父亲被红卫兵斥为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派，令他很忧闷，不时与这位朋友诉说相思的苦楚与家庭的困惑。 大军在美国仅留学了一年多，当他“中国政坛重要人物之子”的身份被传开后，各种人纷纷环绕身旁，其中还有台湾的可疑人物。大军重家庭亲情和不喜交际的性情，使他深感周遭环境过于烦恼，于是打道回府。出国前大军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回国后转至深圳特区，任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来大陆投资的基本是港澳商人，还是投机成分居多。他对朋友总结说，上门来讲“投资”“合作”的人太多，只要能守住就好。意思是不要轻易签约而掉入陷阱。这些事，都是听杨小斌讲的，但从大军的性情看，倒也合拍。


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杨小斌，华小明，邓李刚，陆祖英和我，都是广雅校友，相约齐到广州农林上路王小霭的家中探视，尽显同学情义。与文革时人们因担心受牵连而远亲朋的时候相比，世态还是大变了罢。 我与大军夫妇，因杨小斌的关系，还算有交往。对尹升平，则只有观察。印象最深的是上山下乡时期七十年代初，与杨小斌一起，到新河浦升平当时的住处造访。那时，高干子弟都因父母受文革冲击而遭厄难。升平父母的原住处已被收去，几位子女被中共广东省委另行安排，与其他几个家庭共住在一栋楼宇的第一层，只有分散的两三个小房间。我们走进去，升平的小间又挤又暗，房里摆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前一把椅子，就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转动了。升平正坐在那张椅子上学修手表。看见校友来了，便摘下右眼戴着的修手表的放大镜，与杨小斌交谈起来。当时他们这些人最关心的便是父母亲的审查进展与结论。由于自小与担负领导职务的父母生活，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平民高，对中共党内斗争的看法较为直接深刻，表现为，从报纸新闻的用词排位，从自己与省委干部的日常接触中，就能揣摩出父母的案子是否有了转机。他们那时交流的父母情况话语，我已经不记得了。当然，他们的父母后来都被“解放”，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只是尹升平那时的一脸落寞无助，黑暗小间的狭小局促，还有他在困顿时以学习一门技艺支撑岁月的淡然处世，却令我记忆犹深。这也源于我曾去过尹家前宅。 那是一栋外墙刷成淡绿色的三层楼，被一个小院环绕，院里栽有高大茂盛的白兰树，夏天开花时清香飘出院外，在新河浦的街上，很是惹眼。我去那里时是文革的 1966年末或1967年初，尹家已被红卫兵占领了。进去后才知道，院里除了有三层主楼，后面还有秘书们住的二层辅楼，侧旁还有一排平房。各个房子里住满了红卫兵，地铺一个接一个。即使在当时，我也对同龄人的无法无天感到吃惊。有这层记忆，看到尹升平屈身小间内，深深感到他们从天上到地下的巨大落差。 升平在哈军工读的是船舶制造专业，后来被分配到广州船舶设计院。到八十年代末期，听说他已被提拔为该院院长。我把那个揣摩修理手表的尹升平的印象，迭印到一个设计院长的近景上，深信他是一个胜任的专业人士。


我对欧伟明的印象斑斑杂杂，搀进了不少其他人的投影。比方说，欧伟明的太太杨绮阳，是当时广州“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的女儿，是欧伟明的广雅同班校友。杨绮阳有个弟弟叫杨旭阳，与我是初一乙班的同学，还曾是前后坐。杨旭阳那时高个大眼开朗直率调皮又没有心计，常会转过身来与后排的我们说些无足轻重又引入发笑的闲话。我对欧伟明的弟弟也留有印象。他有好几个弟弟，其中一个，好像是叫欧伟雄的，喜欢写作，在八十年代写出描写广州开放改革的小说“商界”，还被拍成电视剧，一时间颇为出名。但我记忆中留有一个欧家兄弟的印象，近似杨旭阳的促狭。究竟是那一个名叫“伟X”的弟弟，就记不起来了。记忆是知青时期与杨小斌走访欧家，那时欧家也受冲击，住到农林上路一栋楼二楼的几个小房间里。空间有限，再被一些家具一占，就更狭小。我记得我们与欧伟明的一个弟弟围着小桌相对而坐，他与杨小斌谈话，却手拿一本杂志，竖在朝我的一边。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倒也罢了，还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他，连带着也看不见其他东西。我忍俊不禁又不便说穿，只是把头扭转九十度，看杨小斌的反应。他似乎没发现这促狭伎俩，神态自然的与欧家小弟交谈。


而欧伟明给我的印象是与这些调皮促狭的举止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在意的人，有抱负也有城府。记得八十年代初某年广雅校庆，他提议以班的名义组织同班校友捐钱给母校；如果捐款超过某一定额，学校在某处刻上该班名字纪念。他建议杨小斌也花力气组织同班校友的捐款，还说他在自己的高三同学中已捐够了这个定额，言辞间颇为自得。当时我便意识到杨小斌感觉到竞争比拼的压力。我还记得另一次偶遇，发生在我于八十年代中期任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期间。那时欧伟明是广东粤海发展公司的总经理，他是香港出生的“港人”，又是高干子弟，在香港商场活动，在那个年代自有一份特别的自由和方便。面临1997年香港回归，港人当时已对大陆人赴港颇多议论，更不必说中国大陆的资金把香港地产抬至天价；而粤海发展恰在搞香港地产，且颇有斩获。在一个场合我遇上欧伟明夫妇，随口便调侃道：听说你最近可赚了不少钱。话刚落音，欧伟明便正色说道：但我们都是很辛苦得来的；我们工作得很辛苦。他这么认真，弄得我也无话可说了。其原因嘛，一来我与他不熟，来往是看在杨小斌份上而已；二来他比我大了几年，是学长，我在心中还认着兄长辈；三来，这是最重要的，是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港人对大陆高干子弟以“港商”身份经商有那么多议论，他很在意建立一种自己是以“辛苦工作”经商赚钱的形象。然而我对大陆的权力体系有第一手观察，他这么辩白，只是让我觉得他有心防，难以坦率罢了。他很可能只是对外人如此防备。记得杨小斌1981至1984年间在法国留学，欧伟明参加了广东省的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在巴黎俩人约聚。杨小斌以主人身份问老朋友想看什么，欧伟明说“看些社会主义没有的东西”。不难想到那是些红灯区一类。现在国人应该对此好奇不再加无限高的责难；我的感觉是，在欧伟明世故和城府之下，还有猎奇，有对老朋友的流露心迹，毕竟还有真性情啊。


华小明算得上是个熟悉的朋友。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赴美前，大家都为广东省气功协会操心，接触频繁。在我看来，他们这五个人，欧伟明和杨小斌性向近似，比较热衷政治，长于管理，擅交际；用中共的术语说，是“红”与“专”的一对矛盾中，偏“红”的人。而赵大军，尹升平和华小明则偏“专”了。大军升平可能以技术为长，而学术上则以小明为突出。他在八十年代初，考上美籍华人学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美国大学联合招收中国物理研究生)第二批的名额赴美留学，得物理博士学位，实至名归。


小明在中学毕业前，听广雅同年毕业就读新五级的陈湘湘(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之女)描述参观北京工业展览会的见闻，令他对激光的神奇功用心驰神往，考大学时就选择了光学专业强但建校历史短的北京工业学院。文革时父母受磨难，连累小明毕业分配到广西一个研究院工作。厄运却未改他身上的学者气，他依旧阅读国内外科研期刊，思考学术问题。因其勤奋，当“四人帮”被驱离中国政治舞台后，大学再招考硕士研究生，小明以出色成绩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读研，继而考取“CUSPEA”读博，然后在美国做了几年博士后，1988 年夏回国，在中山大学物理系任教。 论理说，华小明有学术专长，自身也有学术研究的素质，挟留美博士后头衔，从此应天高地阔，纵横驰骋。但人生的曲折，不仅仅是文革的极端政治，也有中国实行开放经济改革后人人经商的狂热。小明也是在香港出生，在奋力投身商海的浪潮中，港人身份是非常令人艳羡的资产。他的朋友们都窜掇他赶快办妥香港证件，赴港居留。我时在香港，帮助朋友责无旁贷，恰是亲手操办的一个。我当时已三十余岁，当然不是上山下乡时期的黄毛丫头；更在香港工作三年，对资本主义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颇为理解。我对小明的学术造诣当有信心；但他沉潜内敛，厚积薄发，能否为市场导向以朝夕盈亏论输赢的香港所容，我并无把握。我曾向小明提议，如果不能在香港学术界中谋取到教职，不妨也当当销售经理一类。他以一笑回应，说是“没想过”。那时香港的物理博士后不多，我们都比较乐观。小明赴港后第一年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教书，是个临时性的教席，在第二年就因学院预算金额的原因而被裁减。此外，香港是个公开且充分竞争的环境，学院的教席非常抢手，“买方市场”，雇主可以用异常挑剔近乎完美的标准选人。小明后来到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工作。转眼至今，他不在学术界展示长才，已有十余年了。那些因文革蹉跎岁月而至今怨愤难平的人们，对类似华小明这种人生波折又当作何议论？


因为我是到香港移民局给小明办理证件的人，反省自己在那个阶段的想法，我承认自己是随大流了。尽管我领悟到个人的专长与世俗的制约会有冲突，历史也不乏象曹雪芹那样终生怀才不遇的例子；在港工作期间，我接触过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文鸿，浸会学院的刘佩琼，邓树雄等学术界人士，观察到他们都有一个与大陆同行迥异的特点，即擅于交际，比较地长袖擅舞，源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小岛的商业世界中。但我没有因这些感觉而对小明赴港持旁观，只是提出“销售经理”一说，而我亦明白这没有成为小明的选择。我当时随大流的根本原因是，我亦同意一张香港身份证高于一切；华小明值得为此放弃在广州中大的教学研究工作(尽管当时未必那么理想)，而去在世俗看来高于中国内地的香港。我没有对华小明说，以你的气质专长爱好，还是教研为适合；我象绝大多数人一样说，去冒险吧，香港比内地好，机会多。也许香港霍英东基金会也是个不错的侧身之所，可能也有许多人对此职位虎视眈眈；但我觉得华小明如果继续搞物理理论科研，更为理想。 小明想来是不会因此而责备我的。我有这种自责，是我觉得这里有个取利还是取义的选择。我记得“史记”中有个“赵氏孤儿”的故事。赵国君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为救赵国君遗孤，讨论生死。公孙杵臼问：立孤与死孰难？程婴答：死易，立孤难。公孙杵臼说：赵国先君待我恩厚；你做难的，我做易的，我先赴死。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中，舍生取义的事例举不胜举，但以此则最经典最为感人。到我们这一代，以死为易以生为难的忘我境地已然不存；就连在待友之道中，也夹杂着许多的利益考虑，人生道义还占有什么地位？虽然我不敢说，即便我当时持反议，就能有多少影响；何况我自己在香港工作，若反对别人赴港，很可以说成是虚伪。但我觉得，如果能对一些纯净的选择表示支持，其实很有必要；因为原本比较纯净的心灵，在尘世中难免会逐渐地俗化；我们都需要不时的道义提醒。


杨小斌曾经是我最熟悉的人。惟其熟，反而不容易三笔两划地勾勒出个轮廓。当然，更不愿意授人以口实，我明白什么叫蜚短流长。就让我简略地写上几句。 杨小斌在广雅中学时曾是五公子中锋头最劲的一个：广东省模范中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在中山纪念堂作报告，都是津津乐道的过往光荣。大学时当十来人小班的班长，文革时当班上红卫兵组织“冲锋队” 的头儿；及至因父母受审查而降“密” 级分配(当时中国的就业有“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杨小斌在哈军工读的飞机制造专业是“绝密”级的)，分到粤北山区连县，安排去中学教体育，要“走后门”才去了连县农机厂。其间的荣耀屈辱，可说一言难尽点滴在心。他的父母抗战时是国民党第三厅抗敌演剧队的，受周恩来主持的中共长江局领导，文革被整与江青倒周有直接关系；后来也是因周恩来口授邓颖超书写的证明而被“解放” 。文革和上山下乡期间，杨小斌对父母的情况非常关心，一旦回广州，常是到处奔走，打听其他相似家庭的近况。幸得那时他的祖父母和姑姑，仍在广州，又是贫农出身，令广东省委无法用搬迁一法，只是在他们的住房中，拿走了一间另行安排一位单身省委青年干部居住。他的已有七十高龄的爷爷奶奶，忙接来在广州读中学而父母在“五七干校” 的重外孙女，以免余下那几间房间再被蚕食。 记得一次与杨小斌和大弟杨小青到省委留守处给父母送衣物，受到留难。当时的人们思想简单，觉得某人父母受审查，必是坏人，态度常是严峻挑剔。杨小青感到委屈，可能亦因父母遭遇屡遭冷眼，一时就激动起来，在办事处大吵，还拍了桌子掉了眼泪。杨小斌还冷静，一旁劝弟弟；我则感到震惊。我觉得小斌的冷静是压出来的，他意识到自己是大哥不能跟着弟弟吵；我的震惊是亲眼目睹称为“省委干部” 的这些人也不具备令人服膺的品质；亲眼目睹所谓“黑帮子弟”有那么深的委屈。小斌那种修养，使他在父母尚未完全“解放”期间慢慢地爬升，自车间主任到副厂长并入党；而到父母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便是当厂长和县的计委副主任了。


1976 年“四人帮”的倒台，是这些老干部子弟们的春天。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都在奔走调动，回到省城父母们的身边，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杨小斌先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后到法国自费留学。留洋两年多后回国，先在广东省外经委，后到外经发展公司，再到华星汽车合资公司。相对比文革时的磨难岁月，这时已是歌舞升平的时代，然而我们都在追寻。在文革中领悟和沉淀的智慧，并没有显示出力量，起码没能防止我们不作错误的选择。每当我在心中回放那些文革折磨片段时，回放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作为时，我就感到，即使是聪明人，要与时俱进，要作出合乎时势又符合自身实力的决定，都是不易的事。如果不幸是心气浮躁的，将使情况更难；想指望成功，唯有运气眷顾。杨小斌当是个聪明人，就是难耐寂寞。


“高干子弟”这个名称，应该是个时代产物。在中共夺取政权前跟随毛泽东搞革命的那批老共产党人，大多已谢世；他们的子女，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尽管中国继续产生高层领导干部，但他们的影响和能量都与毛泽东时代的高干们不同；他们的子女也没有那种“自来红”“继承父辈革命传统”的精神了，也就是说，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派头。中国现在的权贵子女，也就像西方那些富人后代那样，住豪宅开名车腰缠万贯。今天的中国被人们公开谈论的是权力与金钱，而不是“老红军”或 “39式”那样专注于参加革命的资历。仅仅是那么几十年，在我们这些红卫兵们壮年的时候，中国的领导层已趋向平民化。这一段历史，走得多快啊。 上溯二十年，就是尹升平埋头广州船舶设计院，华小明换取香港身份证的时候。那时广雅校友圈中，当是“扬明而抑平”，不会羡慕一个“辛苦命”的大陆单位领导职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到回首平生，尹升平觉得自己的经历更为丰满？而令人更为起敬？


黄小励写于纽约，2004年10月 （美国加州校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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