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谈六七暴动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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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文摘】群眾利益是幌子，奪取政權是實質（程翔）



最近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暴動罪成被重判入獄六年，社會輿論譁然，因為同1967年的暴動相比，梁的刑期明顯地過重。然而，更令人不齒的，是工聯會兩個「人辦」的講話。其一是榮譽會長陳婉嫻，她在《am730》的專欄中說：「是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則沒有包容的餘地」。陳婉嫻之後提到，看不到今天「暴動」這兩字的背後意義，能跟「那些年」相比。她說，「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着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其二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他在其臉書上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好吧，那就看看不是反對派的中共領導人的話吧。
即將出版的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將提供大量的資料讓陳婉嫻、郭偉強這種毫無懺悔反省精神的人，認識一下他們眼中的「前輩」是如何策動1967年的暴動以圖奪取港英的管治權。所謂「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只不過是奪權的一個幌子而已。
吳荻舟曾經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香港地下黨的第一號領導人（繼黃作梅之後）。他遺留下大量的文稿讓我們看清67暴動的本質，有力地駁斥了陳婉嫻等人所接受的傳統左派的宣傳，更讓少不更事的郭偉強不能再以自己未出世就裝糊塗。根據吳荻舟的記載：
一，早在1958年，香港左派就汲汲於取代港英政權成為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這個企圖促使他們在香港發動「十大鬥爭」，包括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教育」，幸好遭到周恩來、陳毅的制止。這些「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嗎？抑或一己權力之私？
二，在1966年（即暴動前一年）工聯會派人赴京陳述港澳同胞希望「早日解放」的訴求，迫使吳荻舟要苦口婆心地解釋「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的道理。當年香港同胞中約有三分一是逃避共產主義災難來港的（這是吳荻舟的估計），他們會有「早日解放」的訴求嗎？顯然工聯會是藉口香港同胞的要求，以遂「早日解放」的目的，因為「早日解放」後他們就能順理成章地掌權。
三，吳荻舟在他的《六七筆記》中記載了周恩來怒斥香港左派謊報軍情藉以「迫中央上馬」的情節，周恩來擔心這樣做「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局面。他更告誡香港左派不能試圖仿效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的奪權。
從吳荻舟這些記載，讓人們看到，香港左派發動暴動的目的就是奪權，完全看不到所謂的「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
筆者希望香港左派的朋友們能夠平心靜氣地閱讀一下這位中共領導人遺留下來的文稿，進而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否則由他們來掌權，本身就成為香港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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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長期從事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領導工作。1948年時在中共華南分局港澳工委書記章漢夫領導下和1949年前後在饒彰風領導下，負責輸送幹部到大陸的工作。1949年港澳工委撤銷，香港地下黨改由廣東省委領導，在當地則設立香港工作組，工作組共三人：張鐵生（組長）、溫康蘭和吳荻舟。1950年張鐵生調回國內，改由黃作梅任組長。1954年黃作梅犧牲，改由吳荻舟出任組長，仍然是三人小組：吳荻舟、溫康蘭、譚幹。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梁威林是書記，吳荻舟是委員、常委。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港澳組副組長（組長缺，另一副組長是孔筱）。在香港工作期間，他直接參與了雲南起義、兩航起義、招商局起義、西藏和平解放等工作，對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並穩定當時的局勢作出不少貢獻。
由於他長期處於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地位，掌握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他的文稿反映了當年中共在港的活動，因此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雖然中國早在1988年已經頒佈《檔案法》，規定官方文件要定期解密。該法第19條規定，官方檔案保密30年後需要解密，經濟性的可以短於三十年，涉及國家安全的可以超過三十年。雖然有此明文規定，但實際上幾乎所有政治性檔案都沒有被系統地解密。文化大革命（以及由它派生的香港六七暴動）距今已經五十年，早就到了解密時候，但事實是，迄今尚未解密，所以人們對文革的研究除了一些當時已經公佈的資料之外，就只能仰賴於當事人的記錄及回憶。在這個意義上，個人的記錄和回憶便構成了相關歷史的重要文獻。吳荻舟的文稿，其歷史價值也就在此。
具體到「六七暴動」這個問題，在官方資料尚未解密的條件下，吳荻舟的文稿提供了暴動期間中央應對處理此事件的一些內情。從他提供的線索，讀者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暴動的「左傾」思想根源、發動暴動的動機和目的、暴動的組織指揮系統、以及周恩來在暴動中的角色等，還可以看到他對整件事的反思等，這些都是珍貴的歷史文獻。
在強調吳荻舟文稿價值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其文稿並不能涵蓋整個六七暴動全過程，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當然，這不是他的錯，而是他的工作分工和個人遭遇造成的缺陷。
在注釋和解讀吳荻舟筆記的過程中，筆者對六七暴動有幾項新的發現：
第一，在六七暴動的成因中，香港左派長期來潛存着一股「渴望早日解放」的心情可以視為造成暴動的一個深層次的因素。筆者發現，早在1959年，陳毅就告誡香港左派不能設想提早收回香港以便奪取港英的權，繼而是吳荻舟在1966年詳細解釋為什麼不能夠提早收回香港，而在1967年暴動期間周恩來多次擔心左派想「迫中央上馬」、「提前收回香港」，到1978年撥亂反正時廖承志直接指出暴動目的之一是迫中央提早收回香港。這個因素可以說是六七暴動研究中一個全新的發現。
第二，早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中共就同英國達成秘密協定：中共不反對香港由英國接收（而不是由當時的中國政府），並主動把它在香港的武裝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撤出香港，以換取港英當局允許它在香港有一個半公開的身份。而中共承諾，這個半公開的組織將不從事推翻英國統治的活動。由於有了這個承諾，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屢屢告誡左派在香港活動要保持低調。而事實是，每當左派在港活動轉趨高調時，港英就會予以限制。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左派經常抱怨港英頻頻打壓他們。
第三，中共原來一直在香港保存着兩個地位平行的地下組織，一個是已經半公開的「香港工作委員會」（其公開身份就是1997年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和1997年之後的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另一個是迄今仍然保密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對這個「城工委」外界一無所知）。此外，還有很多所謂「二、三、四線」的組織。這種地下組織的情況在六七暴動期間部分曝光了。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兩個平行的組織則有待知情人士去分析。
第四，沙頭角槍擊事件，是百分百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部署、由解放軍正規部隊（7085部隊）執行的。在過去，無論中、英、港共、港英兩國四方都不約而同地說成是民兵一時衝動所引發，與中央無關，大家的目的都是盡量淡化事件，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筆者新書有充分證據說明這是一宗由中央軍委部署、有組織、有預謀、並由正規軍執行的軍事行動。
第五，在應對六七暴動的危機中，英國及港英的策略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危機管理學」的成功範例，值得這方面的專家去認真研究的。特別是當年港督戴麟趾面對「維護英國尊嚴」和「對香港的道德責任」兩個矛盾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作者按：本文摘自即將出版的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吳荻舟的《六七筆記》作注釋和深入的解讀。吳荻舟自己並沒有這樣命名他的筆記，這是他女兒吳輝在整理其父親遺作時發現的一本筆記本，裏面記載的都是香港1967年暴動期間中央的內部討論，所以她便給它冠以《六七筆記》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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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1967年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向香港延伸的結果。這個定性，對五十年前身處其中的當事人來說都毫無懸念，即使是香港左派人士也不能否定這一點。
內地「文革」結束後，中共在1978年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時，就對這場暴動作出如下結論：「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1981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並將其定性為：「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決議雖然沒有提及香港的暴動，但邏輯上，既然對文革作出徹底的否定，則作為文革的派生物（或延伸體）的香港暴動，理所當然地也應該被徹底否定。
對六七暴動作出徹底的否定，既是中共最高層的認知，也是1997年之前香港社會的共識。但是在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當年策動暴動的人，成為今天政壇上的主導者，他們就有強烈的動機要改寫令他們尷尬或者不光彩的歷史。2001年，特首董建華把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頒給策動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卻把次一級的「金紫荊勳章」頒給反對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林彬──所服務的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這裏帶出的政治訊息明確無誤：暴動者得最高榮譽，反暴動者得次一級榮譽。這就完全顛倒了香港社會原來的價值觀和是非觀。在特區政府帶頭下，香港社會就出現一股要求為六七暴動翻案的暗湧。
這股為「六七暴動」翻案的暗湧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1.改變對暴動的定性，例如特首董建華頒最高榮譽給楊光；
2.否認暴動期間的血腥事件，例如左派立法會議員公開表示兩大血案——炸死清華街兩姐弟以及燒死林彬——是港英插贓嫁禍而不是他們所為；
3.修飾淡化一些不容否認的事件，例如警隊網頁修改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敘述；
4.改寫歷史，例如強調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發展是由於暴動促成的；
5.混淆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的本質差異，以便將市民對後者的同情和支持折射到前者（在這方面很多學者、文化人是不自覺地參與了這個漂白工作）。
更令人擔心的，除了香港出現改寫歷史的暗湧外，在中國大陸近幾年也開始出現為已經被中共中央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翻案的趨勢。2012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第一任伊始，就提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說法，這就等於推翻了上述1981年中共中央的決議對「文革是錯誤的」這個定性，為「翻案文革」走出第一步。2018年初，習近平第二任伊始，就通過新版教科書來美化文革，把原先定性為「災難」的文革，美化為「艱辛的探索」，並以「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這一說法來淡化這場災難，這等於為「翻案文革」走出第二步。這使人想起2012年三月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他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2012.3.14）上憂心忡忡地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溫家寶在他總理的高位上，必然知道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他出於責任感不得不承認有這個危險。很不幸地，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在大陸和香港都同時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出現為文革翻案、為暴動翻案的逆流下重溫吳荻舟的文稿，就顯得很有現實意義。吳荻舟長期在香港領導各方面的工作，參與策劃及領導「兩航起義」、「招商局起義」、「雲南起義」等重大事件，因此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六七暴動時，他直接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不但與聞其事並曾親身制止極端的行動（例如私運武器到香港），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不幸的是，在文革的時空裏，這恰恰成為他立場不夠堅定（實質是不夠「左」）的證據而被「隔離審查」，並被視為「敵我矛盾」而遭「下放幹校勞動」十多年的厄運。讀他的文稿，對於當前出現的翻案逆流，能夠起到暮鼓晨鐘、孟春木鐸的警示作用。他的文稿提醒人們要十分警惕目前在大陸和香港出現的這種美化文革、美化暴動的逆流，這是筆者決定為他的《六七筆記》作注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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