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科员：省文化局机关的文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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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局机关的文革运动

源自作者博客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有关文化革命的通知，这个文件迅即在党内往下层层传达，厅局级、处级干部刚听罢文件就集中进行学习，同时召集了省文化局直属机构的科级党员干部在省新华书店楼上的大会议室传达这个文件，局党组指派孙策处长召集和主持这个会议，他是要省文化馆的黄世敏同志宣读文件的，这个以后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中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每一个人都极为震惊，它预示着一场狂风暴雨的政治斗争已经来临。

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1966年6月，省委派出工作队进驻省文化局和省直文化单位，队长是湖南省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宫秋云，副队长有李青同志，另一位是湘潭钢铁厂的工会主席，队员有省军区的军官，有湘潭钢铁厂的干部，有从其他机关抽调的干部，还有省师范学院毕业班的学生等。工作队在机关进行了动员，组织和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职工代表委员会，周国喜和张惠和为正副主任，计财处有林秀枫被提名为委员，是因为她的出身好，工作队还张榜公布了积极分子名单，我榜上有名，实际上这都是“钦定”的。

省委工作队进驻省文化局后，很快地就按省委的意图宣布副局长张瑞同为工作队的结合干部，要张副局长参与领导运动和管日常工作，也是按省委的意图，宣布局长胡青坡停止工作接受审查批判，刘斐章、胡代炜、铁可三位副局长因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他们都执行了“封.资.修文艺黑线”，将被在第二轮、第三轮进行审查批判，还有一位从商业部门调来的副局长徐侃，虽未执行“文艺黑线”，但也没有被工作队结合，算是“半靠边站”了。“文革”伊始，省委就对省文化局六位正副局长作了这样的划分和“定性”。

批判局长胡青坡的主要内容，是一本他写作的题为《草子集》的书，这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已交付印刷，正文已装订，只需加上封面即可出版发行的半成品，是作者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文艺评论、杂文、报告文学和散文等等结成的集子。作者在〈前言〉中还对《燕山夜话》那本书倍加赞赏。

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指向北京市历史学家吴晗，武断地指其影射彭德怀罢官，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这三位高级干部又是文化界、史学界的名人，可说已被置于死地了。省委工作队进驻省文化局机关后，大部分上班时间是安排学习和搞运动，工作队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报纸上批“三家村”和批《燕山夜话》的文章，因为胡局长在自己的《草子集》中有对《燕山夜话》的赞颂，于是，北有《燕山夜话》，南有《草子集》成了话把，“理所当然”地成为靶子，这半成品的《草子集》被从省新华印刷厂取了出来发给局机关的干部人手一册，所谓批判，无非是模仿报章上批《燕山夜话》那种语调，牵强附会，歪曲原意，主观武断和无限上纲地整人，局机关和省直文化系统都按工作队的布置写了批判《草子集》的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在各单位院子里的墙上。

这期间又对副局长刘斐章进行审查批斗，主要内容是审查其二十年代在北平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以及抗战期间在“抗敌话剧六队”的活动。(“文革”结束，组织部门对其审查是维持原先早已做出的结论。)

第三个被审查批斗的是副局长胡代炜，他是抗日战争期间通过新四军长沙办事处的介绍投奔革命的，审查期间，曾派人对其历史做过外调，外调结果认定其历史清白，立场坚定。但对其在1965年率“中国木偶皮影戏代表团”（由湖南省木偶皮影团的演职人员组成）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国际傀儡艺术节”的工作和率团访问越南的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审查批判，主要是批判他对下属管理不严；对东德修正主义斗争不力；更有一个“大件”是，在越南党中央所在地“巴亭广场”演出前致词的“喊反动口号事件”，他把“越南必胜 美帝必败”的口号喊反了。这些问题原本已于当年在北京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主持的会上作了总结，把口号喊反了是因为胡代炜没经历这么大的场面，是由于紧张造成的口误,“文革”中又翻出来批斗他。(“文革”后这些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仍按当年对外演出公司的结论不作追究。)

此前，处里的黎启义同志已临时抽调到省的“毛主席早期革命纪念地建设办公室"工作，这在当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谁也不能去干扰的，此机构是设在“船山学社”院内，工作人员是经过审查从几个单位抽调的，黎启义在处里分管的业务便交我承办。一天，他私下里向我征询他应该如何参加运动，我为他出主意说，工作队不过问你就不理会，你可看看大字报，在赞同的大字报上签个名就是了。从此他只是回机关走走，始终不曾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启义同志是广州人，后调到位于邵阳市的省新华印刷二厂任财务部门主管，1978年又再调回计财处，1981年，他们夫妇双双调到了位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在全国都要清查从外地调进的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时，华南工学院发文给人事部门函调，人事处要我起草对他的这份鉴定，我给他作了很正面的评价，不久华南工学院任命他为财务处长，这都是后话了)。

为了给胡青坡局长施加压力，也防止被机关之外的人来乱批斗，又怕他想不开出问题，我被工作队指定当组长，同谢景春、谢子光等同志去对面局关祠巷子里胡局长家日夜值班，工作队交待我，1959年胡青坡是在武汉工作，“反右倾”运动批斗他时，他曾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未遂。开批判他的会议时，要接送他往返会场，注意不能让他在穿越马路时撞上汽车，长沙市第一中学的书记在运动中自杀后，我也很担心，还假装向胡局长借剃须刀把他的刀具和一小盒新刀片要到手，说是您刮胡须就向我借，这般喧宾夺主的蛮横做法引得他苦笑了，他忙说：“老罗.不会的”。有一天，胡的爱人叶颖向我诉说和辩白，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无力回应的，但我立即表示，她对胡的问题应采取“回避”的态度，更是正面地告诉她不要再向我或他人诉说，如果我向工作队汇报，你就会被认定为与胡划不清界限挨批评，我或其他人不向工作队汇报，则也会被认为是“对敌斗争立场不坚定”。

胡家有两个男孩在读初中，一个女孩上小学，我们常同孩子们在凉台上谈天说地，以营造平和的气氛。按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级各地派到各个大、中学校和文化等机构的工作队，都因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阻碍群众运动”一律撤出，有的还反过来被群众组织揪回去作“检查交待”，运动很快失去控制。省委工作队进驻省文化局系统是1966年6月初，8月间就匆忙撤出了，对胡青坡局长的批斗也停了下来，我也卸了责任无需去胡局长家值班了。省委工作队撤出后，省文化局机关和直属单位“无政府”了，有好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任意来揪斗胡青坡，任意到胡青坡的住宅抄家，机关的群众组织还强行把胡青坡全家搬到机关院内的一间旧仓库内居住，这位局长的住宅则被机关艺术处的江连茂和社文处的王克宽占作了新婚住房。

不久，省委又改变了形式，派了原工作队副队长李青同志到省文化局当“省委文革领导小组联络员”.实际上仍是在领导运动，因为工作队进驻后迅即对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青坡进行批斗，对三位副局长也要进行批斗，原来的“局党组”已不复存在，原来的“中共湖南省文化局直属党委”也不复存在，虽然都没有任何免去职务或改选的手续。

10月5日，省委发出147号文件，决定成立省文化局临时党委会，任命李青为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委员有张瑞同、徐侃、孙渊、戎征士。这期间，我又曾被指派去管被批判的四位正副局长的学习，那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大多请他们自己念文章，到点散会；谢子光被指派去安排他们的劳动，主要是打扫院子和食堂的卫生。

运动越来越混乱了，无论是机关内还是社会上的人们，对运动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尖锐对立，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机关内部先后成立有“造反有理战斗队”.“革命造反战斗队”.“烈火金刚战斗队”和“燎原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另有由徐侃副局长和孙策处长等发起组成的“焦裕禄学习组”，后来“焦裕禄学习组”被认为是徐.孙干预机关运动，是运动的阻力，组成不久就被冲散了。有一天，我在资料室翻看报纸，艺术处的江连茂在大桌台上用大毛笔字写“关于成立 ‘ 革命造反战斗队 ‘ 的声明”，我在一旁看着他写，他问我愿否参加他们这个组织，我说我早已参加了一个组织，他忙问是什么组织，我说我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了，江连茂同志不是党员，忙说：“那是.那是”。此时社会上有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红旗军”，这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社会组织，观其言行，有很浓的极“左”色彩，与其相对立的还有一个“八一兵团”，有人试探性地问我愿否参加，我拒绝了，我是两年多前从部队转业的，是正正规规在册的“预备役军官”，我为何要“钻”进那些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的这个什么“军”或那个什么“兵团”，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人，在政治问题上我不愿意跟着别人起哄。此期间，处里有俩个人参加了上述“革命造反战斗队”，另有一人和机关其他几位转业复员军人加入了八一兵团。“文革”的最初约两年的时间里，机关处于半瘫痪和无政府主义状况，省革委会尚未成立，人们各自为战，处里的同志对运动有不同的观点，处领导还是亮相干部，支持造反，但全处没有发生过争斗或争论，没有影响工作，没有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应是少见的了。

因为我是由工作队或临时党委的指派去管胡青坡，又去管胡青坡和另外三位“靠边站”的副局长的政治学习，我处在某种“优越”的位置，但我对待被批斗的胡青坡局长，对待另外三位“靠边站”的副局长，从来没有讲过半句“造反”的语言，没讲过粗野的话，在处里，也没有因为处领导是支持造反观点的“亮相干部”而同他有过冲突，我从来就认为，对人的定性要以上级组织的正式结论为准，不能依群众组织的意见去办。在以后的“斗.批.改”阶段，省直文化机构撤并，干部下放，在清理撤并单位的财务账目时，我要求有关单位把扣发“被审查对象”的工资一律发还本人，实在争议很大的，就上缴到我管理和经办的省文化组的财务账内，不久，也都由我一一通知他们本人领走了。

“文革”中，上级派驻下属单位的工作组的干部被揪回去“检查交待错误”是见怪不怪的事了，李青同志也未能逃脱被揪回来作检讨的命运，省直文化单位的某些群众组织仍纠缠他，追究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责任，临时党委也不能正常运转。

1967年3月11日，省委免去李青的临时党委副书记和副局长的职务，过了不多久，群众组织也就不再纠缠他了，李青同志才脱身了。

我梳理了这个阶段省文化局的运动状况，发现一个这样有趣的现象：

1966年6 月“文革”伊始，省委派驻省文化局的工作队按照省委的指示，确定张瑞同同志是唯一被结合的局领导人；8月，工作队撤出了，张副局长不得不独自支撑应付运动和工作；

不几日，李青同志被改换为“省委文革领导小组联络员”的头衔又回省文化局，张副局长又同联络员李青同志共同管运动的事；

10月5 日，李青同志被正式任命为省文化局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张瑞同、徐侃、孙渊、戎征士等被指定为这个临时党委的委员，在副书记李青领导下管运动，其实，徐、孙、戎也只能是徒有虚名，并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那时候，谁管运动的事谁就会“引火烧身”；

1967年3月11日，省委免去李青的副局长和临时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但没有再任命新的书记或副书记，也没有明确是否撤销了这个临时党委会，这个并没有正常运作的临时党委实际上也不存在了，糟透了的烂摊子又由张副局长无可奈何地独自支撑维持残局。

有一次，张副局长被省直文化单位的群众组织追着交待省委如何开会布置搞运动的，几个回合下来，张副局长参加开会的记录被搜了出来，这个事件后，张瑞同被认定是政治立场不稳。

“文革”运动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各个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或群众组织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大多是若干人或若干群众组织集体发表意见，支持某个群众组织或某个派别，谓之“亮相”。1967年9月，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后，对全国的运动作了“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的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就全国运动形势所作的这般评说，我和很多人感到茫然，也有一些人欢呼，随后“干部亮相”和发表声明更是司空见惯地多了起来，张副局长和我们计财处的领导黄英华等同志也有这样的“亮相”，可我是始终不予认同的。

运动每有大的反复，张副局长都曾被轰下台来，不久又重新“执政”，时而台上时而台下，他是唯一没有被官方免职始终在主持运动和管工作的局领导，省文化局下面有25个直属单位，像这么一个大摊子的厅局，原有六位领导人，而在“文革”伊始，就由省委决定批斗四人，另一人半靠边站，仅结合的一位副职，他既管运动又管业务工作，这样的例子大概是少而又少的了。此时的运动已极其混乱，省文化局已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又五个月，主导省文化局机关的运动已大权旁落，被机关内部最激烈的群众组织所左右。

在“文革”运动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时发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或“个案”的指示传了开来，中央的这位首长或那位首长的讲话通过正道、小道传播到全国，上边的政策多变，运动不时反复，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被冲击垮了，按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湖南省军区主持湖南省的“文革”运动，曾几何时，湖南省军区也被冲垮了，又按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第47军主持湖南的运动。可否设想，如果有一个始终在主持运动和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被冲垮和不犯错误，那是极难极难的，甚至可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张副局长在独自一人负责维持和支撑这样的局面时，他没有主动组织批斗胡青坡局长，也没有组织批斗另外三位副局长，当然地也无权解脱他们，在这般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干工作是很困难的，他进退维谷，从对组织负责的角度考虑，他既不能向省委请求免职，更不能自我解职甩手不干。

回眸“文革”运动的这个阶段，即从运动开始到省革命委员会撤销原省文化局组建文化小组为止约两年的期间，省文化局的业务工作是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况，处于“无政府”状况，人们如何对待运动，愿意参加那一派群众组织，或者拉个班子自己当司令或当“勤务组”领导，是否干点工作等等，都悉从尊便，人们被笼统地划分为“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我不属其中的任何一派，当时有一个响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我在局领导、处领导不主动管业务工作的情况下，抓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和新华书店邵阳发行站、人民出版社纸库等配套工程的建设，主动地揽了解决全省电影企业和图书发行企业因文革运动造成的困境等工作，向省财政厅汇报工作，争得到了较多的拨款，造访财政部，修订制度等，甚有成效，我还参加了接待“红卫兵”和跟随孙渊同志去岳阳搞征粮的工作，我该划属到“抓革命.促生产”派的了。在这个期间，我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没有与机关内部的哪个群众组织或个人发生过正面冲突，也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或个人干预过我“抓革命.促生产”，回想起来，这是最为明智和幸运的了。

1968年4月6 日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随后分别组建省革委会下属的各个机构，撤销了原有的省级各部、办、委、厅、局等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除调到新设置的省革委会的机构或调往其他单位的人员外，都集中到河西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原各机关内部的群众组织也不复存在了。

1968年8月2日，省革委会撤销原省文化局，成立了省革委政治工作组宣传组之下的“文化小组”，只从原文化局拉出一个“小班子”，设在原省文艺干校的一间大教室办公，“小班子”成员包括张瑞同副局长；人事处王秀山处长、人事处的周国喜；艺术处的仇武成、江连茂；社文处的王克宽；电影处的王启灿；计财处的罗奇玉等，在选调和协商文化小组的人选时，当时势力较大的造反派组织辽原战斗队的头头徐某参加了讨论，选调人员中也有其人，但正式拉班子时，军宣队决定要他同文化局机关的其他干部先去省革委五七总校四大队参加学习，后来也末调文化小组工作。1969年3月，省革委又将“文化小组”改为与宣传组平行的“文化组”，同“国务院文化组”相对应（对口），是省革委会政治工作组内的正式建制，并搬迁到原政法干校院内省革委大政工组使用的一幢楼内办公，后又搬到省委大院一办公楼一楼的西头办公，在此期间，江正楚从宣传组归队到文化组，又从电影修配厂调来了刘青云，从演出公司调来章麟清，从局机关临管小组中调来李可庄，从文化馆调来黄世敏，以后又有调出调入的。

文化组的组长是“军队代表”王庆章同志（47军文化处长.后又挂职零陵军分区副政委），张瑞同副局长被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任命为副组长，湖南制药厂的技术员唐登敖是作为“群众组织代表”被任命为副组长(他零星上班共数月)，以后又任命有三位“军队代表”，其中，雪晓任第一组长（原在部队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孙继超、张矢为副组长，张矢同志调出后再调来李浩普为副组长（在部队均为科级.副科级干部），这是以“军队代表”为主的“三结合”的模式了。文化组的编制为12 人，实编16 人（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史资料》1949-1987.12.第二册P.257）

1973年全省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对“文革”中的某些人的问题进行了清查，张瑞同副组长曾被令离职审查，问题查清楚后又官复原职。

1973年4月29日文化组又改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雪晓，孙继超、李浩普调回部队，王庆章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全面主持工作，周季平、张瑞同、柯兰和徐千里被任命为副局长，省编委下达“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制为54人（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史资料》1949-1987.12.第二册P.257）。并由省机关事务局拨有基本建设投资，在“文革”前原省文化局旧址教育街扩建办公楼和新建住宅等，机关成立了临时的基建办公室，王局长指定我当主任，这是当时的大事，机关从剧团后勤组借调了龙松柏、黎建民，从省新华印刷一厂借调了水电工陶幕秋、木工李师傅，司机小彭等同志抓机关基建，局机关的老司机陈仰吾同志也参与了基建工作，他驾驶一台解放牌大卡车，忘我劳动，常起早贪黑抢运红砖和基建材料,局行政科的谢子光同志和食堂的王玉和、黄爱英师傅都在为机关的基建辛劳，这些同志功不可没。

1974年10月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省委农村工作队在隆回县搞了一年的农村工作，也卸去了机关临时的基建办公室主任之责。

1975年11月，副局长张瑞同、徐千里被派遣带队到泸溪、吉首搞农村工作，我们计划财务口的李升云同志也报名参加。

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先后去世，又发生了唐山地区大地震，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时，“四人帮”磨刀霍霍，就在“四人帮”要发动反革命夺权的时候，以华国锋同志为首，包括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作出英明决策，将“四人帮”一举粉碎，党和人民夺取了十月的胜利，也就结束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就在省文化局工作，又是“文革”中的“文化小组”.“文化组”和“文革”后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的机关干部，一天也不曾间断地参与和见证了这全过程的，唯有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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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篇写就之后，还应对篇中的两位主人翁的归宿作些叙述：

张瑞同，祖籍山东莱芜，1940年1月，他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时便参加了革命，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正是侵华日军疯狂进犯的年代，是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年代，他在八路军领导的《泰山时报》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以后当了干部。1949年，他随金明同志领导的南下工作团到湖南工作。1960年2月，他从省新华书店经理的岗位被调到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党组成员。

“文革”伊始，张瑞同是原省委唯一信任的省文化局领导人，被省委工作队结合领导运动和主持工作；工作队撤出后不久，原工作队的副队长李青改称为省委文革联络员的头衔回来领导运动，张瑞同仍在李青的领导下管运动管工作，再后来又是省委发文组成以李青为副书记兼副局长的五人临时党委，张瑞同是这临时党委的委员之一。曾几何时，文革运动越来越失去控制，李青被省直文化系统的群众组织指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和追究，省委又发文免去李青这个临时党委副书记和副局长之职，李青从此脱身了。但省委或“有意”或“无意疏忽”不明确这临时党委是否“存在”，从此省文化局成为被省委“遗忘的角落”，张瑞同作为原来的副局长，无可奈何地支撑着这烂摊子。

     全国的运动一片混乱，最高层和“中央文革”仍在鼓动造反，支持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对全国运动的评价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这表态使人莫衷一是，也使很多人失去方向，此时，张瑞同选择的是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便有支持造反的“亮相”；在江青等人拿《园丁之歌》做文章，发文在全国搞批判，张瑞同又是持拥护江青等人的观点，与省委、省文化局肯定《园》剧是好戏的认识相左；1973年7月间，毛泽东同杨振宁谈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称赞法家，江青等人和他们的“中央文革”更是把“造反派“认定为法家，在全国掀起所谓“儒法斗争”，张瑞同又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机关搞所谓“运动办”，事后证实那都是错误的。

“文革”后张瑞同被省委组织部门审查定案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经个人申辩，后又改为“犯了严重的错误”，更是把张瑞同从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降为省新华书店副经理（副处级），张瑞同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相比之下，“文革”中，省委把胡青坡打成混进党里政府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刘、胡副局长，因为源头是执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而不追究责任。张瑞同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讲了错话，做了错事，源头也是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错误指示，但并未乱批乱斗好人，更没有杀人放火，为何不是执行允许犯错误和治病救人的方针，更为何要连降两级？这时，“文革”中代表省委三遭到省文化局搞工作队副队长、当联络员和临时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李青已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审查张瑞同的专案中，李副部长为何不替他做些申辩啊。

胡青坡 原籍河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他于1938年参加革命，9月加入共产党，是资深报人和作家，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但也因文获罪。1959年那场“反右倾”运动中他曾遭错误批判。“文革”伊始，被原省委（通过工作队）划定和打倒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在省“五七”总校被长期审查，后被宣布“解放”,却又下放到省革委的所辖零陵福田“五七”干校五连“劳动锻炼”，但福田“五七”干校仍将他作为专政对象管制了三年，好不容到1972年12月才核实，由总校通知解除“隔离审查”允许他回长治病。当年，解放干部落实政策尚不到位，他在党内的组织生活也未恢复，重新安排工作更是遥遥无期，一直到张平化回湘工作，他找到同在福田“五七”干校五连的学员现住在省委大院的金敬逸同志（她的先生梁志涛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领着进到省委大院，又找到平化书记的宅院，先是与平化书记的夫人唐慕兰同志见面，再得到平化同志的接见，平化同志听取了他的申诉，才重新启用任命为省社会科学所副所长（此职务似可由正厅局级干部担任），再后来被中宣部调京参加恢复全国文联的筹备工作，筹备领导小组有17位成员，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胡是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又兼副秘书长。

有一次胡青坡同志的夫人叶颖打听到我要去文化部参加会议，便找到我说：他们家有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但湖南的电视台初办，节目少，用户都用自备的天线接收信号，视听效果很不好，老胡带着女儿嘉平住在北京，生活很单调，想托我把电视机捎到北京去，这对我只是举手之劳，便请叶大姐把电视机包装结实了交我带去，到京的当天我便找见了在《红旗》杂志社大楼内上班的胡老，他约我傍晚把电视机拿到他临时住所“和平宾馆”后侧的一处小平房内，那天胡老还特意弄了两张次日的内部电影票送我。他谈兴甚浓地讲到“文革”初期最混乱和批斗他那段日子，省委工作队指派我去对面巷子他家的住宅“看管”他，也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免遭机关以外的造反派冲击，使他反而有安全感。胡老说我为人正直，表示对我的感谢,不久叶颖大姐也调北京工作。

大约在1989年，胡、叶都已离休，他们夫妇回湖南访问和旅游，省委组织部门按例接待了他们，两位老人传给我此信息，胡老提出要我陪同到一些他熟识的老同志家走走，我向谢作孚厅长建议，买些水果烟茶摆放在小会议室，设茶话会与老局长集体会见，此议得到谢厅长的赞同，便由行政科办理，我则一一通知有关同志到会议室与胡老和叶大姐相见，胡老还执意到了徐老（千里）和老司机陈仰吾遗属家里看望，很是亲切。

胡青坡是一位文化人，“文革”伊始被原省委错误定性批斗他，就是拿他那本《草子集》开刀，“文革”结束后，胡青坡又对他的《草子集》重新编辑，改书名为《拾花集》出版发行，叶颖大姐也出版了她的一本《影踪》，两书都签名赠予了我，在寄书的信中留有通讯处和电话，并与我通话叙旧。在“文革”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时期，我没有头脑发热地标榜自己如何“革命”去乱批乱斗，我庆幸自己没有随波逐流去伤害胡青坡、刘斐章、胡代炜和张瑞同这些革命老前辈，并赢得了这几位领导和我这下属之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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