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砍滥杀谁之过？
——请看C政委支左记
邵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可谓不严重。但到底是怎么搞起来的？主要责任者是谁？许多人都想弄个清楚明白。在前文的字里行间也曾有所透露。在全国“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原县人武部C政委的首要责任,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推不掉的。因为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文革盛期，他在“文革”中负责“支左”,先后任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委副主任、主任和县委书记（73年冬改任副书记）。他虽然也曾干过副手,但因在县里工作时间较长, 人熟地熟情况熟,属土皇帝、土地神之类,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所以,无论好事坏事,他都有份。
他在任职期间,有两件事尽人皆知：
1、1971年利用“一打三反”得的钱，建成了塘渡口大桥,从此结束了部份人民进城出城靠摆渡的历史；
2、与“三线建设”（即当时的七机部807、813国防工程）相结合,建成了渣滩电站。集修桥、筑坝、通车、灌田、发电为一体。有效地缓解了全县工农业生产、生活用电的困难。所谓“斗水塞坝”指的就是这码事。
这两件事,是以他为首的县委领导集体决策的。
说他有过,主要是指在“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中,他比较顽固地执行了“极左路线”。对穷凶极恶的“黑杀风”放任自流,大开绿灯，致杀人如鸡,日月无光；
他谨遵省军区“南岳会议”的精神,先后三次组织12万农民进城“刮24级台风”,乱抓乱打乱杀,死伤惨重,生灵涂炭；
“清理阶级队伍”,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处理回乡,劳动改造,苦不堪言,使广大职工如惊弓之鸟；
“一打三反”更大施挞伐,将一大批职工群众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还有穷凶极恶的大抓“五、一六”，清查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等等。
总之，在他任期内，在他的“极左”思想指导或亲自指挥下所产生的冤假错案虽早已平反昭雪,沉冤告白。但如此暗无天日,胡作非为,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是极为罕见的。时过三十多年,每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与全国各地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分轻重不同而已。他在职期间,对县域的发展的确有所建树；但反复比较,功不抵过,恐怕连他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他曾经说过：“‘抓黑杀队’制止不力？！‘刮台风’、‘一打三反’有执行的责任”。
他老家东北,农民出身,南征北战,艰苦奋斗,想干一番事业。但他先天不足,文化偏低,认识偏狭,方法偏激,唯上唯书难唯实。自认为是毛主义的坚强卫士,只知道死记硬背毛著中的某些论点,生吞活剥,死搬硬套,却不知道毛著中也有某些局限性,不无商榷之处。如四十年前的农民运动“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观点,对于已经改造了十多年的地主、富农，是否完全适用？能否照抄照搬？土改法划地主也只以解放前三年为限，为什么对待己经改造了十多年的地主、富农还要死抓不放，如此残忍呢？他自认为具备了一份原始扑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却不知道这份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在新旧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是否应该有所区别？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过去和现在,能否等量齐观？他只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却不知道就正义和非正义等诸多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加之他在县里工作时间较长,对历来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习以为常。更何况在整过文革期间,极左路线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越闹越凶、无法逆转的地步,他亦步亦趋,支左支派,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本来,在执行过程中,只要能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不过头,不加码,不争先恐后夺头功,或知错即改，悬崖勒马，也就无可非议。可惜他恰恰相反，越走越远。
一、跟林彪搞极左，越跟越紧,五体投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几乎逢会必吹林彪。在1968年3月的区社武装部长会上说：“林副主席很谦虚,是最理想最可靠的接班人”。他还多次在县委常委会上说：“以前宣传林副主席不够,以后要在各方面多宣传”。68年9月他又说：“过去武装部长有职无权,做什么事都得请示书记,现在我们掌了权,当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这个权是谁给的？还不是沾了林副主席的光,不掌好这个权,对不起林副主席”。他还说：“林彪当了副主席,我们就犯不了大错误,他直接指挥“三支两军”工作,给我们撑腰。林副主席说,武装部长就是土皇帝,我看这话不假,谁不听你们的？”到1973年4月“批林整风”时他还说：“过去拥护林彪是对的,现在反对林彪也是对的”。“对湖南的形势我还没有看准”。对“批林整风”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以上言论,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作为他的思想发展根源，联系到他在邵阳县的种种倒行逆施，所作所为，再和以后林彪反革命案所发生的许多严重问题联系起来，就不是一般性的现象而值得深思的了。
二、疯狂报复群众,残酷镇压群众。1967年2月为首镇压群众组织“湘江风雷”,8月,“湘江风雷”平反,他被群众抓住戴高帽子游街而怀恨在心,68年贯彻省军区“南岳会议”“刮台风”,他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也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这个时候不抓阶级斗争是要呷亏的”。他高喊：“农民不进城,天下不太平,老保不但要翻天,而且要掌权”。在这里他把自己打扮为“老保”（即保守派）。但他又说：“过去说是革与保的问题,现在是革与反的问题了”。在这里他又自己承认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反革命”。1968年9月“刮台风”,一个月内连续三次组织十多万农民背起梭标、鸟铳进城,冲击县党政首脑机关及直属企事业各单位,大搞捆绑吊打,私设刑场监狱。使“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几套锣鼓一齐打，运动中活埋、沉河、铳决、火烧等种种惨刑,闻所未闻。他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他说“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不要泼冷水”，以致7、8、9三个月全县乌云压顶，杀人如麻，鬼哭狼嚎。1970年“一打三反”再露狰狞，抓人几万,吊打几千,死人几百,挖出近百个反革命组织几乎全是假的。
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县委领导班子陷入瘫痪,他奉命“三支两军”,成为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连区、社、大队也都先后由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当家作主,上下一体。从此“朕即国家,君临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高举“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大搞招兵买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只要与他同观点,支持并拥护他的,不管他有能无能,有德无德,有才无才,一律笑纳门下,破格录用,委以重任。
有个农村小姑娘,只因在别人的帮助下写了几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而走红,他曾偕省军区某领导亲访其家,受到热情款待,从此便认定她是理想可靠的接班人,曾多次要求该大队党支部发展她入党。无奈支部大会就是通不过。因为她父亲在土改时曾放走一个恶霸地主,她本人觉悟也不太高,能力也不太强,平时表现也不太好。可是C政委执意要办,最后被弄到县委常委会上专题讨论通过,作“特殊情况”批准入党。入党后立即吸收为国家干部,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委员,县革委副主任,中共邵阳地委委员,真是“一步登天”。可惜“稀牛屎糊不上壁”,她既不会讲,也不会写,又不会作,连安排、督促、检查工作都不会,只好放到新华书店去卖书。人虽未用上去,但C政委的用人之道,却使许多投机钻营之徒,如蝇逐臭，趋之若骛。
县粮食局保卫干部黄xx,就是在他的亲手扶植下青云直上作“三种人”处理的。此人最善投机钻营,“湘江风雷”打倒后,他立即拉拢一批人马,夺了局领导的大权,整死了工会主席覃xx。覃解放前被抓壮丁,解放后入党、提干,转业后任九公桥镇镇长、县总工会副主席,59年参加接待越南统计工作代表团访邵后,调任粮食局工会主席,文革中被追查所谓“国民党特务罪行”被迫悬梁自缢,成为“文革”中县直机关的第一条命案。在粮食局“造反”得手后,又串通了县直属机关、单位的部份群众组织搞“联合”,被县支左办看中,从此声名鹊起,备受青睐。立即被批准从县人武部的基点—沙坪大队,带基干民兵砸县公、检、法。将县公安局副局长李xx等三人打得吐血卧床,公、检、法瘫痪,积案如山。他打人有功,被任命为县粮食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委常委,专抓“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全县开除清退干部职工一千多人,酷刑垒垒，冤案沉沉，都是在C政委授意下由他一手经办的。他从此红得发紫,官运亨通,由粮食局长而区委书记,而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至县政协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他的严重错误迅速暴光,1985年整党，被定为“三种人”之一的“造反起家的人”开除出党。九十年代初患脑溢血而死,时年56岁。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均指着他的尸体,咬牙切齿地骂：黄xx,谁知你也有今天！
C还有个亲密战友,据说其父亲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被镇压。他隐瞒了父亲的罪恶历史,参军、入党、提干。后败露,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转业到邵阳县某公司当副经理。文革中积极造反,并向C政委大献殷勤,调招待所当所长,他又借招待所扩建,给C政委等几个主要领导人每人敬献了一份木材。其时,木材属计划供应的紧俏物资,C等人异常欣喜,认为他是把干才,有能力,会办事,调某局任副教导员。从此鞍马随镫,成为C政委在某系统的总代理人,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县生资公司共产党员、原志愿军转业军人谢xx,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隐瞒自己父亲的罪恶历史能参军入党吗？你不靠溜须拍马能有今天吗？这话深深地刺痛了他。1977年4月,粉碎“四人邦”后“大清查”,他凭借手中的权力,立即将谢宣布为“四人邦”的残渣余孽进行“隔离审查”。谢深知此行不善,趁看守不备,走出囚宠,从塘渡口大桥上翻身落水,投江自尽。死后反被陈尸桥头,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如此胆大妄为,皆在C政委的庇护、怂恿之下。后因劣迹昭彰,在县里混不下去了,调邵市某厂,又因贪污腐败,厂被搞垮,职工联名上告,被从重从严处理，后抑郁而死。
C政委就是依靠这班铁杆兄弟,才能使他在文革期间，在邵阳县得寸进尺,一统天下,畅通无阻。然而这般人只会搞派性整人占地盘,不会抓经济管理,致使连年遭灾,工农业生产大滑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为了掩盖灾情,又弄虚作假，虚夸假报,以致灾情日重,曾发生多起逃荒外流事件。杨荫甫任县委书记后,深入调查,明查暗访,摸清底细,向地委要麦麸子救命,却遭到C等人的极力抵制,说是“诬蔑大好形势”。
四、以派划线,排除异己。1968年9月,县革委刚成立,在75名革委委员中,有7人持不同观点,四大组的174名工作人员中有9人不同观点,都被以“炮打三红”的罪名清除出去。县以下各级革委成员中因观点不同,清除达20%以上。
对党政机关原有的干部,绝大部份不予任用。原县委正副书记、部长、主任、17人,有15人被扫地出门。原县委组织部、监委、人事局39名骨干,有36人被扫地出门。原县公、检、法37名骨干,有30人被扫地出门。被扫地出门者,或批斗,或审查,或下放,或清退,或开除遣返。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县共清出的国家干部职工达一千余人，严重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对待外来人员,不管是调任的,还是受上级领导机关委派来帮助、检查、指导工作的,凡是思想观点不同,触及到他的帮派利益的,都不受欢迎,坚决排斥。
1971年冬,省革委派教育组杨明显副组长来县落实教师队伍的政策,拟召开现场会,以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强调维护“文革”伟大成果而特别反感,借口“杨是部门来的，怕引响全局”,不仅不支持配合,反而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 软磨硬抗。省、地领导多次电话指示并加派力量,他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迫使杨含泪而别,现场会告吹。
县肉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朱xx向中央写信,反映他在县里的种种倒行逆施,被视为写匿名信诬陷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3年上级派老县委书记杨荫甫等人来县主政,C退居副职,因与他观点相左,又触犯了他的既得利益,便大唱反调。到处散布说：“杨原在邵东县当书记是犯错误的”,“是搞派性的头目”,“是反党乱军的”,等等。工作上不仅不努力配合,反而依靠帮派势力,到处大造舆论,层层设置关卡。杨落实干部政策,把“文革”中被错误开除清退的干部职工收回工作,他说是“为牛鬼蛇神翻案”；杨经省委、地委同意,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对“刮台风”、“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中的“乱杀人事件”进行调查摸底,他说是“右倾翻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县委常委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并依靠帮派骨干,挑起事端,制造派性斗争,使不少单位,重新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还暗地指使人以贫下中农名义向省委告状。到1975年5月,硬把杨荫甫等“眼中钉”全部挤走。
谁知事与愿违,杨走后,由封xx接任,他依然原地踏步。封知道邵阳县的派性斗争极其严重残酷,老虎屁股摸不得。便经常下乡蹲点,突出抓农村工作。但因他是县委一把手,许多受害者依然慕名求见,申诉不停,上访不断。封对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但又怕触动C而不敢表态,C怕封xx又象杨荫甫一样出面干涉,便千方百计对封施压。正好这时“四人帮”被粉碎,要“清查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省委深知邵阳县是“文革”的“重灾区”,派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本来,粉碎“四人帮”就是否定“文革”和“极左路线”,C是邵阳县执行“极左路线”的突出代表,理应纳入清查范围。然而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帮派势力的班底,接过清查的口号,借省委工作组的支持和协助,摇身一变而为批斗“四人帮”的英雄。硬说“1974年杨荫甫主持对“乱杀人事件”的调查与‘四人帮’有牵连”。于是,凡支持或参与调查的人员大都被打成“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或残渣余孽。有的隔离审查,深斗狠批,有的打入牢房，备受折磨。再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封xx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不敢表态,C深怕封插手干扰,决定先下手为强,依靠自己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帮派势力,以与“四人帮”划不清界线,怜悯同情“四人帮”残渣余孽为名,多次组织“批封”会议,迫使他不敢有所作为,以致大权旁落,甚至连省里召开的县书会议也不让他去参加,到1977年8月,封xx又被挤走了。
C为了维护自己在邵阳县的“极左天下”,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孰知同年12月,也被一纸调令离开了邵阳县,几经辗转，回到离开了四十多年的东北老家去了。
纵观C在邵阳县“文革”期间“支左”的所作所为,正如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喜欢垒山头,搞小圈子,搞宗派,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弄走”,“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这就是邵阳县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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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1: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