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巾工程师：长篇纪实我的文革（保定地区一中学）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2-7 06:39:40

我是1951年出生的，我们那代人，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4年，我的父亲从天津市调回了河北老家，我也就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转学了。

应该说，那完全是一个田园式的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不小，可是教室不多，一共才有两排房子，四周的围墙都是高班的同学用土打起来的。教室的前后左右都是桃树，春天，满园的桃花和麦苗，绿柳中喳喳乱叫的小鸟，令我这个城市里来的孩子倍觉新奇。

这里同学们都很朴实，对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也很欢迎，我一口的天津话，逗得他们嗤嗤笑，我也看着他们也笑，因为，起码有5个同学长着虎牙，笑得时候就露出来了。男同学们大多数穿蓝色粗布褂，只有少数的穿学生蓝的卡其制服。女孩子则是兰花花或者粉花花的上衣，每人都有一个围巾，条件好的女孩还有纱围巾，系在脖子上，映衬着红红的嫩脸，见到我这个陌生人的时低着头，用手搓着衣角，偷偷的撇着我。和城里的孩子迥然不同。

开始，我真的分不清韭菜和麦苗，也分不清玉米苗和高粱苗，一担水别人能够挑起来走，可我却压得动摇西晃的。但我真的很喜欢农村，慢慢的，我融入了家乡生活，融入了家乡的方言，融入了家乡的孩子们。加上我在天津市上学教育质量显然要比农村学校好一些，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数一数二的。自然招来了同学们的好感。当上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大概是1966年的6月一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会议，来两个人，说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宣布停课闹革命，工作组的人一个叫做刘钟岩，一个叫做李兰玉。

就这样，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就算开始了。

从那天后，学校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取代了原来学校的管理机构。各班成立了文革小组，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原来的班干部。
不上课了，干什么呢，天天上午学习，下午讨论。后来，学校组织了一次歌颂英雄的诗歌朗诵会，我的一篇《生命，怎样才能永恒》夺了头名状元。这篇文章原稿已经遗失了，我脑海里还记得一些：

生命啊/
怎样才能永恒
生命啊/
怎样才能更富有生命？
千万年/
发光/
燃烧/
像一团烈火，
像一颗恒星。

在祖国的沃野上，
点燃了/
一团团的烈火
在祖国的夜空中，
升起了/
无数颗生命的恒星
啊--
这是英雄的生命
这是生命的永恒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峡谷里
又有多少个/
这样的英雄！
。。。。。。。

也就是在这次赛诗会结束时，工作组宣布作息时间改为上午学习，下午写大字报，给校长和老师提意见。

通知下达后，大字报寥寥无几，大家都不好意思的，基本上是抄抄报纸，写写学习心得体会。你想啊，和老师们朝夕相处，谁好意思贴大字报提意见啊。再说了，农村都是穷孩子，有的连作业本都舍不得买，那么大的纸写大字报，真舍不得呢。

没多久，工作组又召开会，说同学们不大胆，要联系实际，并且宣布成立红卫兵。当选红卫兵的程序是社会关系调查，政审，群众评议。

我没有当选红卫兵，原因是说我父亲档案里有包庇右派的历史问题。最初一个班仅有七八个根正苗红的同学是红卫兵。红袖章一戴，又漂亮有神气，让我们这些组织外的人好羡慕。

自从有了红卫兵组织以后，我们学校的大字报开始多起来了，矛头开始直指校长和老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工作组还组织红卫兵去社会上搞活动，抄地主富农的家，烧黄历，古画，老书，牌匾。我也不知道这些到底对不对，但是，总觉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不会错吧。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厄运居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一个年仅15岁的孩子，却成了反革命，遭到了围殴，批斗，拘禁。。。。。。

毛巾工程师: 更正：原因是说我父亲档案里有“包庇反革命和右派”的历史问题

1966年的7月8日，是一个星期五，一个黑色星期五，我一生刻骨铭心的痛。。。。那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工作组李兰玉在大会上公布：本校文革运动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不仅揪出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杨涛（我们的校长）而且还揪出了心凡（本人，暂化名）,崔*乐，陈*安三人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小集团！

那么，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了呢？听我一一道来：

我的问题是所谓的反动言论，那是在一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讨论会上，我的一次即兴发言，我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发展了马列主义，若干年后，还会有人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唯物论。”就因为我这句话，被定性为反动言论。

至于陈*安和崔*乐的问题更是滑稽可笑，他俩给其他同学说在中国青年报的封面草丛里面找到了反动标语，拿着笔，边讲边在板凳上写给大家展示：“你们看，这个草丛里面的字是蒋，后面几个字是介石，在后面是万岁”，写完后，他们也没有擦去，这就成了书写反动标语的证据。

宣布我们是反革命这个大会散会后，我们三个被留下来了，分别关在老师的宿舍里面等候处理。晚上，也没有让我们吃饭，其实，就是让吃，怎么能够吃的下呢。

县里的公安局来了三个人，审我的是一个姓黄的干部，用手铐指着我说：你们的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了，你必须老老实实的交代你们的反革命组织内幕，不许隐瞒！

我委屈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除了哭，还能有什么？我没有红岩里面革命志士的那种坚强，我也没有什么义正词严，我就是哭，哭的好伤心！我觉得，我一个自幼就忠心耿耿的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孩子，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那天晚上，很晚很晚才放我回家，回家的小路上，正好经过一个菜地，菜地里有一口水井，我坐在井边哭，哭得发不出声了，我不想活了，我想死。。。。。

其实，人在寻死的时候，还是很犹豫的。

那是一口很大的井，黑洞洞的，对着井口哭泣，会有很大的回声，漆黑的夜里，很是瘆人。在井边，我无力的坐着，想了很多，很多。。。。母亲，父亲，弟弟，玩伴，还有一位很要好的女生华兰（化名）。。。。

忽然，我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抱住了，回头一看，是学校驻地的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吴大伯，夜里的哭声，惊动了刚刚散了支部会的他。

吴大伯，外号“铁脖子”，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吴大伯和爸爸是战友，抗日战争时候，村里成立“青抗先”，吴大伯是队长，爸爸是指导员。日本鬼子扫荡那年，吴大伯被抓了，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7个人，被集体押在村中的孝义河边滩上砍头，其他的七个人被砍死了，而吴大伯没有砍死，但脖颈上留下了一寸多深的伤口。听人说，吴大伯没有被砍死是因为他是第八个被砍的，砍人的鬼子力气乏了，没有砍透，还有人说，绑在吴大伯脖子上的麻绳粗，救了他一条命。从天津回来，爸爸就带着我去过吴大伯家，所以，他认出了我。那天晚上，是吴大伯把我送回了家。

回到家里，弟弟们都睡了，灯光下，妈妈还在纳着鞋底，等着我。。。。第二天，爸爸从县城的工作单位赶回来了。爸爸是个久经沧桑的“运动员”了，从1953年的三五反，到1957年的反右，和64年的四清运动，每次爸爸都做检查，只是因为刚解放那年，爸爸给一个曾经是我党地下关系的伪保长开过一次路条，后来查出那个伪保长有反革命嫌疑，爸爸从此背上了包庇反革命的罪名。

或许是爸爸经历的太多的缘故，听了我的哭诉，反而笑了，他告诉我，这是运动，难免伤害无辜，但是，最终会有一个纠错的时候。历次的运动都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究”，应该相信党和政府，自己没做亏心事，就不怕。

爸爸的一番话，使我恢复了勇气。我依然昂着头，挺着胸，不在乎同学们都躲着我的孤独，也不在乎满墙批判我的大字报的尴尬。但是，一次批斗会的屈辱却让我终生难忘。。。。

1966年的7月25日，农历六月初八，学校召开批斗校长杨涛，吴*艳大会，说杨校长是修正主义路线，吴老师则是因为她爱美，穿戴洋气，资产阶级作风。他（她）们都被戴了高帽子。会议途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把写反动标语的小反革命们揪上台去！”，人群顿时一场哄乱，但主持会议的高班文革主任王*敏没有理会，我才万幸没有被揪上批斗台。

但是，厄运还是没有躲过。散会后，几个闹字号的同学把我团团围住，在广场上批斗我，人越集越多，我被包围在一个小圈里，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推来搡去的，我除了抱着头任凭他们搡来搡去的，就是紧咬着牙关，绝不掉一滴泪。。。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又把我押在了14班的教室里，围成一个圈子，新的一轮批斗又开始了，我依旧是抱着头，紧咬着牙关，突然，一口浓痰被啐在我的脖颈上，我掏出了手帕，擦掉后将手帕狠狠的摔在地上，一声喋血的狮吼：“狗屎！！”。。。

终于班里的批斗会结束了，空荡的教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整理着满身是土的衣服，用手梳理凌乱的头发，再也止不住的泪水滚落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她进来了，都放学了，她还没有走，她是华兰。。。。

华兰，一个漂亮的女村女孩（当然现在老太婆了）。从天津转学后，我第一个叫上名字来的女生，也因为她那时是班长。

一次播讲课上，我上台演讲《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无意中发现，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在盯着我，当我俩的目光相对的一瞬，她异样的眼神不知所措，脸颊绯红。后来，我知道她也酷爱唐诗宋词，就用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用工整遒劲的魏碑体给她抄了大概有几十首古诗词，用一只印花的手帕包着，偷偷的送给了她。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因为，那时候农村交通不便，想买书就要进城，没有公交车，没有自行车，要步行40多里地，何况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家里大人舍不得给孩子买课外书籍的。而我是从城里来的孩子，回乡时，天津的同学们送给我几本唐诗宋词的书。

那时候我们的午饭都是自带干粮，学校食堂在11点钟的时候由各班的班干部收集同学们的干粮加热，然后，根据包干粮手帕的名字，物归原主。一天，我的干粮包加热回来后，多出来一个咸鸭蛋，抬头看到她不容置否的眼神，我也就狼吞虎咽了。没人的时候，我问她，你给了我，你吃啥？她笑着说：我带得多，给你一个，我还有。终于，我在一次课间活动时候，偷偷的看了她的抽屉里那小手绢包着的午饭，分明是仅有一只咸鸭蛋！这天，我没有吃我多出的那只鸭蛋，傍晚放学的时候，我拿着那只鸭蛋，执意要还给她，争执中，我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顿时，心跳加速，两颊绯红。。。。

可现在，华兰走进来，不是安慰我的，她是和我断绝朋友关系的。她缓缓的从书包里掏出了那本包着手帕的古诗词手抄本，放在我的桌子上，“把它烧掉吧，封资修的东西。”然后径直的离开了。。。。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在滴血，我们那个时候思想真的很纯洁，不懂得那隐隐约约的情感是什么，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我不怨恨她，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她不设法自保又能怎样呢？

转眼间，暑天到了，按照农村学校的制度，是不放暑假的，只放秋假和麦假，都是在农忙季节。夏天的蝉声阵阵的啸鸣，一首古诗跃然心头：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至今对这首诗独有情仲，是因为这首诗激起过我强烈的共鸣。

大概是8月11日那天，陈*安有意无意的把一篇人民日报放在我桌前。映入眼帘的一行大字《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不下十遍，激动，除了激动以外还是激动，又一次流下委屈的泪水。

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我隐约感到，我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接着，我又看到了毛主席公开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我那时侯读不懂更深层次的内涵，但是感觉到了字字珠玑，句句震撼，是那样的亲切，耳目一新。隐隐的感觉到，中央里面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整教师和学生的。

不瞒你说，在我挨整的日子，我曾经怀疑过共产党，怀疑过毛主席，甚至痛恨过毛主席。看了16条和毛主席的大字报后，心中的怀疑逐渐的烟消云散了。

在今天，在这里原文转帖百度搜索内容，这些过去我们不了解的内幕，或许更有助于解读当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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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索：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背景：
......
“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在当年6月初召开中央会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工作组的镇压在各基层单位引发了不满情绪，不久这些工作组被毛泽东撤销。”

2，事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开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3，影响：

大字报实际宣告，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炮打”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邓**曾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而此后刘**、邓**虽然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降至第八，林彪则由第六升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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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的人指责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迫害了刘**和邓***，可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大字报，那么全国得有多少类似我这样无辜的学生和教师遭受迫害呢？仅仅北京市24所学校就有那么多人啊！全国恐怕会有成百上千万吧？没有毛主席的大字报，没有16条，等待我们的是政治迫害！是判刑！拘禁！自杀！难道我们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

书归正传，还是接着写《我的文革》吧。

随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越来就越来越好了，先是宣布不再提倡给教师和学生贴大字报了，不久，工作组撤了，接着是公安局和工作组，文革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众销毁了整理我们的黑档案，黑材料。

但是，校文革会一些人拒绝向我们道歉，他们说：你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只是根据中央文件，现在不予追究罢了。

！！！？

随后，红卫兵再也不是文革会的专利了，红卫兵是群众组织，三人以上就可以建立。我和陈*安等几个人组建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字叫做“卫东红卫兵”，第一次戴上了梦寐以求的红袖章，心里又喜又悲，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和别人一样，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心酸的是，这一切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的，却来的那么晚，那么的不易。妈妈看到我戴上了红袖章，哭了，逢人就说：我儿子也是红卫兵了！言外之意，她是在说：我的儿子不是反革命！

开始，我们的团队仅有7个人，后来发展到了几十人。但是，在我们的带动下，全校成立了十几个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又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东方红兵团，东方红兵团和前文革会是对立的，这就是我们学校这文化革命两派最初的雏形和起源。

我期盼华兰参加我们组织，但她婉言谢绝了，我约她的那天，她穿了一件褪色的粗布碎花蓝袄，白色的纱巾，千层底的布鞋不停的搓着地，想说什么，欲言又止，而我也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怎样抚平她内心的创伤。就这样，我们在黄昏的寒风中分手，直至若干年后我们白首相聚，老泪纵横。。。。。

10月中旬，学校总务处贴出了一个通知，凡是参加大串联的师生去总务处填表，开介绍信，领取菜金和粮票，学生自己也要从家里拿粮食去粮站兑些粮票。记得好像是每人每天补助4毛钱和4两粮票。

我们一行12人，填表的目的地是北京，时间1个月。临出发的晚上，妈妈给我烙了两张白面饼，煎了两个鸡蛋，包在一个油纸里（那时候是没有塑料薄膜的），一边收拾，一边没完没了的唠叨着。弟弟们眼睛直直的盯着油纸包，流着口水。爸爸也特意从单位赶回来，帮我收拾行装。爸爸行伍出身，打背包，扎裹腿不在话下，同学们都夸我打的背包漂亮，正规。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偷偷掏出了妈妈给我的那包白饼放在了笼屉里，拿了两只红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宏伟的场面，一路上，南来北往的红卫兵队伍，黄军装，红袖章，打着背包，举着红旗，一队一队的络绎不绝，操着各地方的语言。虽然大家素不相识，但是，红袖章是大家沟通的纽带和桥梁。相遇后，都彼此问好，招手致意。

我看到一队从湖南来的红卫兵，抬着一副担架艰难的行进。搭上话了解到，担架上的那个女孩子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抬着她走。其实那个时候，公路上的卡车和马车都主动向我们致意，红卫兵们略有招手就停下来拉我们的。可是她们硬是自己坚持着，说是有誓言在先，实在是令人敬佩和感动。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太傻了啊？

走到涿州的时候，我的右脚腕肿的好像一个大馒头，每走一步，都痛的钻心，我的右脚是只伤脚，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现在肿起来了。

说起我的脚伤，那是1963年在天津的时候，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加上大伯来津治病，使得我们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每逢周六和周日，我便带着两个弟弟去天津郊区挖野菜。背着一个4岁的，领着一个10岁的，也很辛苦的。郊区近处的野菜越来越少，不得不向远处延伸。那天，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玉米地里有好多好多的马苕菜（马齿苋），可是这块地四周都是两米多宽的水渠包围着。把弟弟们安置在一棵树下，在一块木板搭着的独木桥上走过去了，很快，我的包里马苕菜就满满的了。

快晌午了，又饥又渴，田里的快成熟的玉米太诱人了。我心怦怦的跳着，忍不住掰下一个啃了起来。临走，我又掰了几个打算让弟弟们吃。原路回来的时候，我傻眼了，那个独木桥板子撤了，旁边一个大爷恶狠狠的盯着我。我狼狈逃窜，纵身一跃，没有跳过去，我落水了，连滚带爬的上来继续逃，但我跑不动了，我的右脚崴了。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坐在地上，只有束手待擒。大爷把我揪了起来“走！跟我走！”弟弟们见状跑过来了，扯着我大哭着，我也哭着，对大爷说：“大爷，我们家粮食不够吃，我们是挖野菜的，中午实在是饿了，才掰了几个棒子，饶了我吧，你把我带走了，弟弟们谁管呀。。。。”然后嚎啕大哭。

大爷揪着我衣领的手松开了，我分明看到他眼窝里噙着泪花。他弯腰拿起了我掰的玉米：“小兔羔子，掰玉米也不会挑！这也能吃？等着！”转身走进了玉米地，又给我掰了几个有大又长的玉米，随手扔给我，“快走吧！”好心的大爷又在公路上截了一辆顺路的马车，拉我们回的家。

想不到现在大串联脚伤旧病复发了。咬着牙，坚持着走啊走啊，一瘸一拐的。快到长辛店的时候，路边一个汽车抛锚了，向我们求助，他的千斤顶坏了，让我们帮他找几块砖。这个司机显然是城市人，不知道田野里哪里能够找到砖头，但这难不倒农村的孩子们啊，一会，我们几个从远处的一片坟地里搬来了好多砖头，撬杠加砖头，备用车轮换上了，司机说，上车！我带头说：好咧！风驰电掣般的向北京飞去！

北京外地串联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填表登记，随后，一辆大客车载着我们去驻地。突然，车厢内人声噪杂，我侧身一看，啊！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上传来了高音喇叭的歌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
不身临其境，就不可能体会我们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心潮起伏，热血沸腾。。。。。。

我们被安排在东四十条附近的一个清代大四合院住，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一些麦秸，苇席，一起住的还有一队来自上海市某中学的红卫兵，我们两家加起来大概有30多人的样子，女生有七八个。伙食是早饭大米粥，馒头，咸菜，中午和晚上基本是白菜，豆腐，粉条大锅菜加馒头，而且，隔几天吃一次肉。

这种伙食对于我们农村来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到了天堂了，在家里，谁家也不可能总是吃细粮的，更别说隔几天见一次腥荤了。

每人发了一张乘车卡，北京市所有公交车（不含郊区线）都免费乘坐。

刚到的前两天，因为我的脚腕还在肿着，所以哪里也没有去，上海红卫兵一个叫做陆丽的女生因病也没有出去，中午吃饭就我俩，就边吃边聊起来。从国外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到中国的吴运铎，从曹雪芹到鲁迅，从李白杜甫辛弃疾再到毛主席诗词，海阔天空。我很惊讶她的文学知识的积淀，她也觉得见到我似乎遇到了知音。

北京分别后，因为没有留下通信地址，就没再联系。谁也没有想到，在14年后的1980年，在青海的青山轴承厂居然巧遇，她当时是知青插队，后来招工到工厂，负责销售，我恰恰是到她工厂做生意，那次是我人生中第一笔生意，赚了两千多块钱，是她帮助我淘了第一桶金。这是后话。

脚好了后，我决定去北大，清华，北航这些学校看看，但是，那条线的公交车实在是太紧张，根本就挤不上车去。我看了一下发车时间表，首班车5.10分，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去。

首班车坐车的人少多了，坐着座位到了清华大学，清晨，在校园里面孤零零的看着大字报，传单，晚些时候，到了他们的接待室，了解了清华井冈山蒯大富的传奇经历，其实和我是大同小异，也是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随后的一些日子，都是泡在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这几所大学里面，早出晚归的。有时候也在市中心转一转，北京的大街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尤其是见到北京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大标语，一张大纸写一个大字，让我们这些普通农村来的学生倍觉惊讶，感到太浪费了，字写小点不成吗？

不久，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央指示所有来京红卫兵返校。随后，北京红卫兵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回城的火车，那是一列拉货的闷罐子车，我们一行12人，在那天夜里离开了北京，为期二十多天的串联就这样在列车轰鸣的夜色中结束了。

大串联回来后，我的叔伯弟弟三毛因病住院，我去医院里服侍他半年多的时间。三毛，是我大伯家的长子，仅仅小我五天，大伯因病不能参加劳动，三毛10岁就辍学，给生产队放羊，16岁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败血症），治疗无效病亡。处理好三毛弟弟的丧事后，社会上已经大乱，武斗开始了。。。。。

很多人都知道，文化革命期间，保定地区的武斗是全国最有名的。有人说保定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武斗严重与民风传统不无关系。我倒不苟同这种说法，但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流传至今。

保定的确是一个革命历史悠久的地方，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反映这里故事，例如《地道战》《红旗谱》《高蠡暴动》《回民支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水上雁翎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作为一个保定人，常常引为自豪。

其实，民间流传的野史也很精彩，那时候生产队饲养员三爷爷就是个故事大王，他常常讲抗战时期发生在我们村北的一场战斗。

日本人从东石桥据点下来清剿，结果被住我村的八路军第二团，住古灵山的独立营，和孟庆山的自卫军包围在南于八（村名）村边的一片坟地动弹不得。

鬼子大概有一个小队，八路军的人民自卫军第二团，团长于全申是个非常能打仗的主，基础是吕正操将军东北军691团的第三营，战士则大部分是有着高蠡暴动优良传统的农民，但日本鬼子利用坟地和柏树林的掩护，八路军也无计可施，这时独立营把迫击炮架上了，可是炮兵是个新手，打不准，急的于团长团团转，这时候来了一个拾粪的老头，对于团长说，我来试试吧，于团长半信半疑的让他试试，果然那个老汉功夫了得，一炮打过去，正好炸在树上，树上的小鬼子如同掉柿子般噼里啪啦的落，于团长大声叫好，又接二连三的打了几炮，把小鬼子炸的鬼哭狼嚎。原来那个老汉年轻时曾经是奉军的炮兵教官，怪不得呢。我们村和其他周边几个村的老百姓也举着大刀长矛鸣鞭放炮呐喊助威，孩子们也跟着起哄，好不热闹。这一仗消灭一百多日本鬼子，活捉了中村颜映等七个日本人。史称南于八歼灭战。

三爷爷每次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还不忘讲一段笑料：我们村刘旦的母亲头顶着一个篦廉子（高粱秆编的炊具）去找她儿子，别人问她，你顶着那篦廉子干嘛啊？她说她是为了挡枪子。。。。。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一曲久违的旋律跃上心头：“桃林像红云，松柏青有青，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

1965年的清明节，我转学后的第一个清明，学校组织我们去扫烈士墓，大家唱起了这首歌，可我不会，在天津没有学过这首歌，这首歌是那天才学会的。

红旗在前面引路，跟着大队走，我以为会有好远呢，没想到出校门还不足500米就到了。坐落在学校西南侧，东庄村的一块麦地里，一个很大的坟头，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孤零零的矗立在乍暖还寒的早春中，坟上的小草正在吃力的抽着新芽，或许那就是墓主人不屈的生命。

在这座孤坟旁，东庄村的老党员邱丙铁和党支部书记吴大伯，近乎沙哑的声音，缓缓的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同学们，这座坟头下面，掩埋着我们八路军的五名战士，三名女的，两名男的，他（她）们是八路军宣传队的人员，没有枪啊，被日本鬼子追着打。。。。。。

这片麦子地，就是三名女八路殉难的地方，另两名男战士是牺牲在村西头的堤坡上。鬼子走后，老乡们才把他们的尸体收拢在一起掩埋在的。他们牺牲的时候，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有两个小战士才十五六岁啊！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哪里的人，家里头还有谁！同学们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他们啊！说罢，吴大伯的眼泪夺眶而出。。。

若干年后，我才了解到，这几个八路军烈士是1941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桑园突围”中被鬼子追杀牺牲的一部分。离烈士墓约8华里的蠡县桑园村，抗战时期曾有一场恶战，桑园突围抗战遗址纪念碑的碑文，诉说着那血与火的蹉跎岁月。

桑园突围记（碑文）

1941年四月底，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空前残酷的扫荡。冀中十分区位于战略前沿，环境残酷尤甚。为慰问坚持斗争之军民，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率七十余人，赴安新，容城，徐水，雄县等地，夜以继日穿行于敌人眼皮底下，巧妙周旋，从容不迫，布置工作，鼓舞士气。是夜深更，抵达蠡县桑园，突遭日军包围。硝烟骤燃，万分危急。军区作战科长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转移，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丁铁石率部打击敌寇。战士们奋起作战，勇敢无畏，剧团的青少年，也在年轻女指导员白石指挥下，紧握手中枪，拼命向日军冲杀。二连指导员杨兆卿，完成狙击任务撤退时，身负重伤，决然以死殉国，将身上所带文件包交给通讯员后，之身应战，沉着顽强，击退敌人三次进攻，终因子弹打光，在敌群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回民支队六战士，以青春之身，血洒黄土，抛尸异乡，令当地群众泣血以念。桑园突围，实乃平原游击战之典范，虽说仅保定抗战万千战事之一，但我军民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的精神，可歌可赞。辽阔平原，悠悠白云，烈士英灵，永志长存！是为碑记。

改革开放后，网络上反毛反共的敌对势力，肆意诽谤毛泽东共产党不抗日，尤其在一些反映国共抗日的主题评论上，共产党八路军被诋毁的一塌糊涂，一些被洗脑的年轻人也跟着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试问，共产党八路军不抗日，那么这些烈士是怎么死的？！再问：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是那个学校教育的？！

令人痛心啊，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拿着人民的俸禄，执掌着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却对肆意造谣污蔑自己政党的言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之任之，麻木不仁，又怎么能够让哪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死而瞑目？！

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首发于搜狐论坛，2013年被《保定抗战历史研究》选登）
2009-09-25 13:43:25

我喜欢看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尤其喜欢石光荣的形象，总是不由自主的回忆起了我的父亲。因为不仅我父亲的性格和石光荣相似，而且名字也是“光荣”两个字，只是姓氏不同。

父亲生于1925年9月4日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少年时期依靠祖母替人磨面和讨饭维持生活。1941年是抗日战争年代，16岁的父亲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任指导员。1942年，调中共冀中九地委敌工部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1943年受组织委派打入伪治安军，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为八路军搞武器弹药，递送情报，营救同志。1943年年底参加攻打老炮队（伪治安军团部）战斗，担任突击队长，作战勇敢，受到上级嘉奖。

父亲曾几次给我们讲述这次战斗的故事，那时候父亲血气方刚，身高1.82，力气很大。他带领八路军一个营和地方武装清、高、蠡支队夜袭保定伪治安军团部。父亲穿着伪治安军的军服，大摇大摆的叫敌人哨兵打开营房大门，趁着敌人哨兵的头伸出铁栅栏看证件的空子居然单臂把敌哨兵勒死。然后手持双把驳壳枪，带领突击队冲了进去。但是清高蠡支队却没有跟进，致使此次战斗没有全歼敌人。为此，父亲回到驻地大骂那个支队长，非要枪毙他不可，为此都惊动了吕正操将军。

解放后，父亲在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1958年，河北省委搬迁天津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时逢祖父，祖母先后去世，又伯父病重在天津市治疗，给原本清贫的生活增加了更重的负担，衣食住行，油盐柴米，孩子读书所有家庭重担全部压在父亲一人的肩上。当时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天津市河西区，而我家在河东区，中间隔着一条海河，过轮渡和绕桥要相差5公里的路，父亲天天起早贪黑步行十几里路绕路过桥而不坐轮渡，仅仅是为了省下两分钱的轮渡费，回忆这些往事，每次都热泪盈眶。

1964年，父亲积极响应上级的干部上山下乡号召，主动调离河北省委回本县工作。为了减轻国家以及家庭生活负担，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在县里面，父亲一直是在金融口工作，改革开放后，我办了个小工厂，需要几万元的银行贷款，在别人眼里，我贷款应该很容易，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有想到是父亲一口八个不支持。还给我上大道理课，后来干脆大吼：“正是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所以才不能从我手里面贷出一分钱”！为此，尽管我和父亲好几个月不说话，但终究还是没有贷成款。

父亲虽然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过冲击，但他依旧是铁杆的“毛派”，他在一篇材料上写道：“我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全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时我家没有土地，全家六口人只靠给人家磨面维持生活，那年闹水灾全家东逃西散各找生活出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我们全家才得以团圆。

“解放后，我一直都是诚恳的，一心一意的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都按照领导要求比较圆满的完成任务。凡是我曾经工作的单位的领导都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在1956年和1980年我曾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金融红旗手。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从未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没有多吃多占一分钱。一直为党工作，从来没有争过地位，要过待遇......”。

一次，我们和父亲在火车上，一对穿戴时髦的男女为了他俩在一起挨着坐，要求和我父亲兑换座位，我父亲很愉快的答应了。然而，这对男女大声的聊天，说毛主席这也不好那也不行，父亲在旁边听着气的脸色铁青，我心中暗暗叫苦：“坏了，老爷子要发火。”果然，那个女的又说了句：“亏的毛岸英早死了，要不然咱们也是朝鲜”。父亲再也忍不住了，拍案而起：“不换座位了，起来！赶快给我换回来！！”吓得这对男女直到下车没再吭气。

2008年，父亲因病治疗无效，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九时与世长辞，享年84岁。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清理父亲的遗物，都是他历年来的奖状，勋章、工作笔记和战友们的照片，还有一本1965年版的毛主席的老三篇单行本，另外就是他一直舍不得扔掉的补丁衣服。

父亲带着对儿女亲情的无限牵挂，带着对战友和乡亲的深切留念和未了的遗愿离开了我们。老人家生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历史见证了他坎坷艰辛的人生历程，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亲爱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写此文深深怀念您，来生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以上插了个小段，现在续写《我的文革》。

保定文革期间之所以两派斗争激烈，原因是两军支左，各支一边。

1967年2月11日，保定驻军69军和河北省军区宣布三万余人的“八一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出动27个连队，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史称“2.11”镇反。从此埋下了保定两派斗争的祸根。（1967年8月30日，已经迁到山西的69军和省军区就取缔“八一总部”等群众组织发布公告称“取缔这些群众组织是错误的”，并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67年是中苏交恶的年代，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战备原因和保定地理位置特殊性。2月16日，69军移防到大同，原属沈阳军区的38军进驻保定，归属北京军区建制，护卫京畿重地。

明末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保定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

38军起底为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后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抗战期间编为八路军115师，参加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隶属四野第一纵队，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参加过四打四平，保卫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下战役，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

1950年，38军参加朝鲜战争。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担负关键的穿插重任。第113师大胆冒充李伪军溃退部队，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赶在了全机械化的美军前，成功穿插三所里与龙源里。337团3连以果敢动作抢占松骨峰，一举切断了美第8集团军南撤退路；激战两昼夜,不顾敌疯狂突围，死守阵地，打退美军多次进攻，使敌南北两部相距不到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师。此役，38军共歼敌1.1万余人，缴获坦克14辆，大炮200余门，汽车300余辆。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是38军的第三次成名战，也是使该军名扬天下的战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在嘉奖电的最后亲笔写下“第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名扬四海。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列入今天中学教科书的报告文学，就是著名作家魏巍采访38军337团的“松骨峰阻击战”的英雄事迹写成的，为志愿军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赞誉。

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和“工筹派”两大派系，较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的“工总派”，则得到了38军的支持。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武斗升级后，由于河北军区及各市县的武装部掌握着民兵训练的枪支弹药，这些武器基本上是解放军换装淘汰下来的旧武器，有日本的三八大盖，歪巴子机枪，七九汉阳造，捷克机关枪和苏式装备，河北军区支持的工筹派抢了这些枪支弹药后，其武装力量远远超过了工总派，而工总派初期的武器来源则是文革前各村民兵连保存的一些零散武器。显然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1967年下半年后，接着连续几起大型的武斗惨案，工总派一方损失惨重，仅我县两次武斗工总派就死亡40余人，至67年10月间，工总派一方的武装力量基本被赶出了县境。1968年初，工总派抢了38军某县的军火库，得到了一些新式武器的装备，实力大增，1968年春季发动一系列春季攻势，又将工筹派的一方赶到了大沙河以南。

由于父亲在文革期间给我定下来不准参加武斗的家规，在此期间我基本上是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锄地，耕地，播种，施肥，收割，打场这些农活已经是样样在行了。

有人说，文革期间农民不种地，把地都荒芜了，这种说法片面的，我们那里的农村就没有不种地把地荒芜的。不但农业生产没有停，而且各生产大队和小队都有自己的副业摊，社员几乎家家养猪养鸡，积肥后交生年产队补工分。年终结算时，一个工值八毛多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比较高的了。反正我们这里和电视剧《老农民》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天，微微发亮的晨曦中，此伏彼起的钟声加上鸡鸣狗闹，骡马嘶鸣，汇成一曲纷乱忙碌的乐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农民们紧张的劳作又开始了。
生产队集合的钟声各有特色，但总结起来无外乎三种类型：

1，正规的铸钟，如同《地道战》影片的那种，这种钟音色好，声音饱满低沉，传的很远。适合社员住的比较分散的生产队。

2，钟的替代品，例如损坏的犁铧，旧钢轨，旧水车轮，这些物件的声音尖锐高亢，音色各异，但也有的如同破锣，声音沙哑。这种东西因陋就简，省钱，适合社员居住比较集中的生产队。

3，军号，我村第8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军迷，他们队的社员住的比较分散，最早是吹哨，在社员居住的几个巷子里转着吹。后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支军号，开始吹不成个调，大家笑话他老牛叫，后来吹得熟练了，每天早上，慷慨激昂的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人们就知道第八生产队集合了。

农活无轻活一点不假，但我感觉最重的活莫过于收割小麦了。我们这里常说“争秋夺麦”，意思是说，秋收要争取时间在寒露以前把小麦播种，而夺麦的意思是麦收季节要向老天爷虎口夺粮，因为麦收期间恰逢雨季到来，如果在连阴雨到来前粮食不能入仓，就有可能霉烂，所以麦收季节非常紧张，早晨不到5点钟各生产队长就开始敲集合的钟了。

全体男女老少基本是总动员，“三夏大忙，绣女下场”（读“常”音，打麦场），生产队长根据劳动力的体质，年龄，技能分派工活，一般青壮年和身体较好的老年人去收割小麦，家庭妇女上麦场，小孩子们拣麦穗，身体差些老年人则送饭烧水看场。不是有人说的大锅饭养懒汉那样，而是各尽所能，和谐共处。生产队长都是大伙选举的，生产队长一般都是劳动能手，吃苦在先，干活再先，否则，就不可能当队长。

割麦子既是个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还需要有耐力。我们生产队的三爷爷是个老庄稼把式，年轻的时候割麦子是个“领人的”，“领人的”就是在旧社会地主家收麦子时候，要雇打短工的，为了让短工多干活，特意雇一个技术好体力强的在前面领着短工干，一般人是很难超越这些领人的，中午送饭的时候，东家会给这个领人的送两个煮鸡蛋。但一旦有人超越了这个领人的，那么就意味这个这个领人的饭碗被比别人砸了。同样，你若被领人的拉的太远，就叫做“吃不上这碗饭”，要么少挣钱，要么被淘汰。

如今是新社会了，虽然不讲这一套了，但是，割麦子领人还是很光荣的。大伙都比着劲的干。三爷爷老了，体力跟不上了，但他老人家天生一个好上的脾气，还倚老卖老，谁要超过他他就给谁急。所以，每到麦收季节，三爷爷比别人早到一个小时，先割出去一段，年轻的后生们则故意在他后面两三尺的地方追，急的他气喘吁吁的，胡子撅老高。

那年，三爷爷分了两百多元的红，花八十元买了一辆燕山牌子的自行车，每天上下工骑着它好不威风。可惜的是，一次他骑车在村西的桥上跌下去了，昏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三爷爷就这样走了，他死了后，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很伤心，好久地头聊天没有开玩笑的。

记得学校一次政治课，老师提问：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什么？一同学站起来回答：人七劳三。引得哄堂大笑。其实，人七劳三是当时农村粮食分配的方法，具体操作的细节是这样的：

生产队收获的粮食要先交够国家公粮，由国家付购粮款社员凭工分分红，交够公粮后，要留足提留和种子。剩余粮食的总数的70%按照人口数平均分配，称之为“人七”，另30%按照所有工分分配，称之为“劳三”。

如欠收了，分配的粮食低于国家规定的人均数，可以再从粮站按照收购价买回粮食分配，这叫做“返销粮”。

按照“人七”方法分配的粮食可不是白给的，是按照国家粮食收购价作价的，人多劳少的户，虽然分了粮食，但你还要补差价，如果没有钱，生产队就会在国家规定的最低口粮数基础上，扣你一部分粮食作价抵债。不足抵扣的困难户，只好报生产大队，经人民公社批准，给予救济了。所以，一般来说，在那个年代不会饿死人，但也不是绝对平均，没有劳动力的户生活都比较困难。所谓“多干少干一个样”的说法带有一定片面性的。

例如我大伯一家，自从我大伯患病不能下地干活以后，光伯母一个人挣工分不足以付清所分配的粮食款。欠了生产队的粮食款后，一是年底卖猪款还债，二是用部分粮食抵扣，三是人民公社给予救济款。救济款不多，一般就是10元--20元。后来，大伯家的孩子们逐步长大了，生活才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生产队的五保户又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村的五保户王发的老婆，大家都叫她发奶奶，她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因为，从天津回来后，我家住的生产队的房子，和她住的一个院子里。

发奶奶年轻的时候，丈夫去世了，没有孩子，无依无靠，老了就被列为了五保户，所需要的粮食，柴禾，都是生产队派劳力专门给她送过来的，另外，还要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买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有时候她自己赶集去买，但发奶奶年轻时候裹脚，是个小脚老太婆，走路很吃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乡亲们帮她买回来。逢年过节，生产队还会给她买点猪肉。

发奶奶很迷信，屋里挂着菩萨，灶神的画像，但是，正堂贴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发奶奶说，毛主席男人女相，是真龙天子。毛主席去世，发奶奶哭的好伤心。
再后来我听说她那里不明原因的着火了，发奶奶被烧死了，没人知道是发奶奶自己故意放的火，还是她不慎失的火。

直至1969年8月份，空军到保定上空空投中共中央、38军和保定地革委的“7.23”“7.28” “7.22”布告，要求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村。为期两年多的两派武斗终于停下来了。

大概是10月份，接到了学校通知，返校领毕业证。到学校后，满目疮痍，故地重游，未免触景生情。尤其见到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百感交集。领完毕业证，然后被告知我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其实，这个结局同学们都料到了，但真的这天到来的时候，却依然感到来的突然，心里头发堵，不是滋味。

总务处詹老师询问我户口的事情。自从天津回乡后，父亲早把全家的户口自愿改变成为了农村户口了，“一失造成千古恨”，一个户口问题，在我以后的人生的道路上曾经多少懊悔和遗憾，但我也理解父亲，他那个时候也处于无奈。

就这样，我在农村里默默的修理着地球，建设着新农村，其中一些招工的机会都没有轮到我。我们村里面一共才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书记的女儿占了，另一个是副书记的哥哥占了。

这些年，尽管我担任民兵连长，治安员，也写过无数次入党申请，但一直被拒绝在党组织的外围。说这些可能你们不相信，到现在，我们一家弟兄6个，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究其原因都是政审调查时候，因为父亲档案里面有历史问题--所谓“包庇反革命”。

那么父亲所谓的“包庇反革命”到底包庇了谁？怎样包庇的呢？

父亲常常给我们讲这段历史，父亲在敌工部工作时候，保定西各庄的伪保长汤金河是我党地下关系，曾经为我党递送情报，掩护伤员，购买武器，办过很多好事。在一次敌人搜捕我父亲的时候，由于不认识路，让汤带路，汤巧妙的绕开了，使我父亲平安脱险。解放保定后，西各庄村查汤金河曾经密报过该村地下党员，汤金河找到我父亲，要求为其证明曾经为地下党工作的历史，并要求开一路条，去东北妹夫家串亲。父亲当时没有犹豫都照办了。

因为这张路条，在1953年三五反运动中，父亲挨整了，大会小会做检查，拘禁半年多，后来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整他的是那个在攻打老炮队时畏缩不前的清高蠡支队长，对父亲曾要枪毙他的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解放保定后，鬼使神差的他居然分到了父亲的单位，给父亲当副职。把我父亲整下去后，那个人便一直是正职了。

曾经有人说我；“在毛泽东时代，你家受那么多的委屈，连个党票都没有，干嘛还那么拥毛？”

我父亲自述材料的一段话其实是最好的回答：“。。。。因为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全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时我家没有土地，全家六口人只靠给人家磨面维持生活，那年闹水灾全家东逃西散各找生活出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我们全家才得以团圆。”

吃水不忘掘井人，这就是翻身农民的本色！尽管。。。尽管。。。。尽管有太多的尽管，但是，人，不能忘本。

1974年底，人民公社开始普及电影放映队，选拔放映员的标准是写作，绘画和播讲，我被录取为一名公社放映员。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幸福，最开心的一段岁月。

那时候影片很少，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是样板戏。尽管如此，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电影非常受社员的欢迎。一听说哪里有电影，不管路多远，都会赶了去看。很多人都是一部片子看好几遍。每场电影，都是人山人海，有时候拥挤起来，会把放映机都挤翻。所以，开映前，各村都事先安排好民兵维持秩序。

电影开映前最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晃来荡去，像波浪在滚动。脚被踩疼的尖叫声、挤倒凳子的埋怨声、争地盘的吵闹声、大人找孩子的喊叫声，夹杂着调皮小子们的唿哨声、打闹声，汇成一片喧闹的海洋。

尽管秩序糟糕，大队干部也会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机会讲话。无外乎抓革命促生产、计划生育、交爱国粮和管住乱跑的猪羊，尽管讲得慷慨激昂，却压不住场内嘤嘤嗡嗡的喧闹声。只有到了放映机上的场灯戛然熄灭，一道刺眼的白光满满地投射到银幕上时，喧嚣的场内才会尘埃落定，鸦雀无声。

有一次我们演京剧《杜鹃山》时，发现万安村有一位小青年，电影队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一直跟着转完了全公社十多个村子。有人揭秘说他暗恋上了剧中的柯湘，一天不见想得慌。真假自然也没有人去考证。但是，那时人们对电影的渴望与执著却是毋庸置疑的。

下雪的时候，群众们不走，我们撑着伞继续演下去，下雨的时候，雨下的小，人们就会继续看，雨下大了，人们回家避避雨，雨过后又自动回到在放映场上，我们就把已经收拾好的设备重新架设起来继续放映。记得一次演到半截突然喇叭线被人踩断，一时找不出原因，我们便硬着头皮演起了“无声电影”。不想，观众们依然全神贯注没有一人退场，直感动得我们频频向大家道歉赔礼。。。。。

曾经写过一段这样的诗歌：

小小的镜头，
历史的窗口，
容纳着四海的波涛，
激荡着五洲的风云。。。。。

那个时候故事影片实在是少的可怜，几部片翻来覆去的放映，很难满足观众的需求。我曾经在天津时看过的很多故事片，例如《五朵金花》，《朝阳沟》《董存瑞》《上甘岭》《三进山城》《苦菜花》《今天我休息》《箭杆河边》《白毛女故事片》《红色娘子军》等等，在那个时候都停映了，私下和其他人聊起来，都对这些影片的禁演表示不理解。

一次，县里新到了一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第八个是铜像》。没有影片预告，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但是，想看新片的强烈渴望驱使我们连求带抢的把片子取回来了。一路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到家后，各村都抢放映车往自己村里拉，结果一放映傻眼了，别说是观众了，就是我们每天放映每天看，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是啥意思。观众则是欲看不能，欲走不忍，后来支部书记找到我说，“不行换换片吧，别演这部了，看不懂啊”。那天晚上，又换上了《南征北战》，片头一出，人们马上鼓掌叫好。那时候私下流传的顺口溜说：“国产影片总那几套，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朝鲜片子又哭又闹，越南片子飞机大炮”。

大概是1975年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好不容易出了一部故事片《创业》，但在审核时又没有通过。毛主席看了这部影片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老电影片解禁，我们放映战线的人还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晚上放电影，白天还要配合中心工作，例如写材料，下通知，开大会发电，农忙季节还要下乡参加生产。放电影的时候在农村吃派饭，一顿饭交0.20元钱4两粮票，或许电影很受欢迎的缘故，社员招待我们的饭菜都很好，其实，我们那点饭费是不足补偿人家这顿饭的成本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次不交饭钱的，就是一时没有带着，也要隔日送过来的。

不放映时，我们吃住都是住在公社大院里，公社的脱产干部14人，加亦工亦农的人员一共不足20人，分别是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1人，主任1人，组织委员1人，宣传委员1人，妇会主任1人，治安员1人，武装部长1人，秘书1人，农业技术员1人，民政协理员1人，根治海河指挥部1人。其余就是电影队3人，广播站2人，电话基线员1人。没有车补，干部下乡都骑自己的自行车，吃饭和我们一样吃派饭，交饭费。

公社党委书记张伟平是个农机迷，特别注重发展社办企业，我们公社有个社办厂，各村也都有副业摊，有做酱油醋的，有做轴承的，有织布的，也有做蜂蜡的，做卫生香的，绝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有了钱就买农业机械，发展农业机械化，但那时农业机械非常不好买，他就去北京找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吴庆彤（我们村人）和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志远（也是我村人）走后门买了一辆212吉普车（退役的），给县里换了一台链轨东方红拖拉机。他在任短短的3年之间，公社农机站就淘汰了老掉牙的乌尔苏，拥有4台东方红。每年到了秋收季节，张书记就死死的盯着公社农机站的这几台拖拉机，在深秋的夜风中，他披着一个军大衣，兜里揣着半瓶子二锅头，拖拉机耕一陇，他蹲在田头挪动一陇，直到天亮，拖拉机的司机都不敢有任何的怠慢。现在老乡们说起当年的这些事情，依然十分怀念他，有人说，再也找不到张书记这样的干部了。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保定地区混乱再起，搞“层层揪”邓的代理人，我们公社张书记也受到冲击，说他是“唯生产力论”，执行的是邓的路线。我因为看不惯这些人的做法，贴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能搞“层层揪”，这本无可非议的，可却被株连，说我是投降派，对我进行攻击，批斗。更令人气愤的是，1976年的7月27日，这帮子人夺了权，还把我开除出电影放映队，我又回乡务农去了。

76年7月28日，也就是他们开除我的第二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天晚上由于我心情非常郁闷，辗转不眠，突然感到大地颤动，家具乱响，马上意识到地震了，瞬间我大喊叫醒家人，飞身窜出窗外（平房）。后来才从广播里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了30多万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正和张书记正在屋里喝闷酒，突然听到喇叭里的哀乐，得知这个噩耗后，我和张书记都禁不住留下了悲痛的泪水。

10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21日，北京市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全国二十几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也奉命举行庆祝活动。

1976年11月9日，中央发布解决保定问题的布告，史称“11.9布告”。“11.9布告”的主要精神就是：停止内乱，收缴武器，恢复生产；解散武斗队，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搞建设。由已经退出支左任务的38军收缴武器，稳定局面。1976年12月份，张书记重新回到公社党委，夺权的那拨人做了自我批评，并且向我赔礼道歉，我被重新叫回公社电影队工作。

然而，1977年11月，保定地区又来了一次大翻盘，大洗牌，原文革中38军观点的干部统统被拿下，不管你在反风运动中是否参与，以派性为界，统统一锅端。说他们是“三种人”。我们公社的张书记撤职后调到了唐县。

78年2月8日，是农历大年初二，厄运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被我们村的民兵押到了小学校里办学习班。罪名也是“三种人”。那是一个漫天大雪的春节，天寒地冻的，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睡地铺，天天家里人给我饭，俗称“罐子饭”。送的被子倒是不薄，那时候我年轻，所以还扛得住寒冷。

天天写检查，无非是派性哪些破事，已经看破红尘的我感到他们好无聊，暗笑这些人还这么痴迷派性。经过历次运动的我也学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狠狠的给自己扣大帽子，加上我文笔较好，记忆力也好，写的东西犹如一篇大事记，又像一部报告文学，连村里几个派性头头看了我写的检查也说我“人才难得”。就这样，我在学习班里面，没有挨打，时间大概有20多天就被提前“刑满释放”了。

在公社工作时候，我的人缘还不错，加上新调来的一个叫做李红旗的副书记，虽说有派性，但也是个顾大局，非常爱才的人，在党委会上力排众议，保留我的工作。我那时候在整个电影战线写作，绘画，和放映技术都是尖子。就这样，我在李书记的庇护下，小心谨慎的工作着，直至1982年改革开放下海做生意。

直至今天，我还是一个白丁，一个群众。（当然，到了后来我办企业很成功的时候，党组织找过我，但我已经不想入党了，这是后话）。虽然我从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我可以骄傲的说，我从思想上早就入党了。我曾不止一次和那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假共产党做斗争，捍卫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尊严。对邓的的复出，对改革开放，我曾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憧憬。但是，以后一步一步的社会现实，使我对我当初的看法大打折扣。随后，我将抽时间在写另一回忆录《我的改革---长篇纪实》阐述，欢迎各位网友关注。

现在，我已经年过花甲，每逢回忆这些往事，都历历在目，至于孰是孰非，我也无意去和谁争辩什么，只想趁着有生之年，还能够写写东西的时候，把这些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

我爱好唱歌，尤其喜欢这首：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全文完）

历时11天，边写边更新，这篇两万字的《我的文革---长篇纪实》于今天终于完成了。
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
衷心感谢吧主的加精支持；
感谢朋友自始至终的鼓励和鞭策；
发自内心的向朋友们叫一声久违了的称呼：同志~~~，紧紧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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