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1987：青海省的第二次文革回忆（1976年-1978年）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0-31 23:38:05

一直想要写一些回忆，朋友们也鼓励我。
另外，可惜的是，我在几年前写的回忆录放到了大学同学的网站上，结果，网站几年后不用啦，连我的连载文章一起被抛弃了。哀求网站的负责人，好像对方已经显得不耐烦了。
回想我在几年前的回忆中如实地写出来了当时的感受，文章虽然没有了，但，我人还在，我还可以写。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我毕业于华南工学院（今天：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结构计算专业，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并没有完成高中学历，只读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学校到青海省体工队射箭队从事运动员，，经过一年多的基础训练，参加了76年冬季全国射箭比赛，占据到全国第23名的榜位。两年以后于76年的6月间退役，到中共青海省委文教办公室（当时相当于省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口的最高管理机构）当通讯员，主要任务是内务，以及办公室主任刘呈云，副主任黄克廉的勤务员。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这个办公室走向当时的工农兵大学，也不知道要上哪个大学。反正到了这里就能上大学。不凑巧，毛泽东逝世的那个月（1976年9月）我突然肚子痛，住院检查又开刀也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反正就把上大学（最后一次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给耽误了。一直病，直到到北京的首都医院（今天：协和医院）找专家确诊，排除癌症，康复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77年的5月份了。从北京传来了今后大学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此时，父亲也因为文革结束而被卷入了被称为第二次文革的清查四人帮的运动当中而被停职受审查。我们文教办公室是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开展这个清查运动的，省委宣传部部长程光远被隔离审查，省委组织部部长马万里亲自来办公室布置工作，我经常听到，卫生系统的杨涛（我父亲的名字）被提起。看来省委就是已经确定要把我父亲列为整肃的名单里。当时，父亲还天真地满怀希望地但被革职在家里等待省委派来的工作组能给他一个结论，即：他与北京的四人帮毫无瓜葛。但，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省委工作组的组长是赵海峰，他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也是关中人，在此之前也到我家来过，据说与父亲是点头之交。副组长是刘XX，（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此人与父亲认识，但没有朋友关系。父亲在家里与我们谈起时还说，这些人与他都认识，不会有不利于他的情况。当时，卫生厅里被停职的有副厅长张孝龙和我老爸（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但看上去，火力都是朝着我老爸而去。我们文教办公室的隔壁是省委统战部，里面有一位工作人员是江宪华阿姨，江阿姨的丈夫李怀文是父亲在50年大通县当宣传部长时的同事。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到江阿姨家里玩。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清查运动开始，省委成立清查运动委员会，父亲的老朋友薛克，李金浪任副主任，江阿姨也调到清查委员会里作工作人员。具体工作是文件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我在走廊里遇到江阿姨，大家都谨慎地点头示意，有一天江阿姨叫我到她一个人的办公室里，关上门以后，江阿姨告诉我，你老爸可能这次的运动过不去了，并且谈了整个情况，省委已经确定要以杨涛为运动重点，清查只是工作表面，下一步就是号召各单位揭发批判了。共产党的运动的老套路，其后果，大家都知道的。我说，我老爸倒没有感觉到有问题，他还在满怀希望地盼着组织上给他一个清白的结论。有时张孝龙也到我家里来，两个人还在议论，当时的工作情况，张是老爹的前任，对老爹单位的情况是了解的。两个人谈天说地，好像没有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到底他们工作组都查出来了什么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江阿姨说，我是档案管理，工作组的汇报，文件等等都在我这里，而且，清查委员会有工作简报。但按照工作原则，你父亲是不能看到这些文件的。这就是共产党整人的方法。我们在一起说道，简报上说了很多事情，可能你爸也有口难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让你爸了解到具体的问题，才有声辩的可能，至于向谁声辩，那就再说吧。从此，我们两个人商定，江阿姨把文件偷出来带回家，我到她家里去取。我每次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再换一套衣服骑单车到省委家属院，把车子放到隔几个楼的夹道里，从东楼梯上到三楼，穿过没有路灯的筒子楼，再从西楼梯下来到二楼，再到江阿姨家里。把文件揣进怀里，按原路返回。回到家里，老爸翻看着简报，慢慢地才感觉到了大难临头。有一个简报上说：某一天的晚上卫生厅的厅长梁昌汉（他当年是1936年红军西路军的红军战士，西路军在青海被马步芳的军队打败，并且被俘，据说被五花大绑押到大坑前，迎面砍过来一刀，他稍微歪了一下脑袋，脸颊上重重的挨了一刀，他就势扑倒下大坑里，装死。屠杀结束后的半夜三更爬出了死人坑。千难万险逃回了延安）坐厅长待遇的车到新任省委书记谭启龙官邸拜访。主人热情的接待了他，使他感受到了党组织对他的信任，有了回家的感觉。主客言欢不觉时间已晚，谭书记送客至官邸门外，有相见恨晚，依依不舍之感觉，梁厅长抚摸着谭书记那细皮软胖的手，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的身边藏着杨涛这么个人坏人这么多年，我毫无察觉。犯了错误。该当死罪。据简报上说，梁厅长居然还流下来咸乎乎的两行热泪。但，谭书记已经觉得青海的秋季夜晚还是真的很冷，把白白胖胖的小手挡在眼前，梁厅长知趣地钻进车里。看来，省里已经定了死老纸，梁厅长只好把我老爹给卖了。看着简报，老爸的脸都白了，不禁倒吸凉气。还有一份简报里说，省中医院已经召开职工大会揭发杨涛，说像杨涛这样的在文革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一定要打下去，我老爹自觉冤枉，我50年代就是西宁市教育局长，文化局长，1964年就已经是正处级，坐了谁的飞机？一连几天，我都拿回简报，老爹看的心烦意乱。胡说！全是胡说！但我们仔细阅读以后，冷静归纳，发现除了胡说以外，没有实际的证据或者是根据，来证明杨涛有任何的反党反社会的或者与北京的四人帮有任何牵连。完全是先定性，再加上罪名打倒，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以牺牲青海省的几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完成党交给的清查四人帮的任务和发动了浩大的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今天听起来挺滑稽，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被罗列的人也不少，其中有：民政厅的江海龙（我同学江鲁青的父亲），轻工厅的易平，统战部的马副部长（我同学马金花的父亲）几乎每一个系统就得有一个人。青海省的副书记达洛，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马集文，我们体工队的大队长马明善三个人则是由省委组织，在西宁火车站的大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也叫公审大会上宣布逮捕的。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是可以要人命的。我看到谭启龙坐在大会主席台的正中间，戴一副墨镜，挽起袖子露出白白的像莲藕一样的短胳膊。我当时是文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在前台附近。我感到，打倒四人帮，我们和老爹都参加过庆祝游行，今天又参加这样的大会。真是讽刺。而我老爹就在家里骂：谭启龙，你个傻胚子，你是从浙江省新近调到青海省，根本就不了解青海的干部系统，偏听偏信，稀里糊涂，你会倒霉的。当时没有检察院，更没有什么律师，要申诉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爸爸妈妈两人天天在家里嘀嘀咕咕，要申诉！要解释，可是找谁呢？又不能暴露江阿姨给了文件的事情，但，冤枉人是不行的。后来，老爸要我帮他约李金浪，第二天我找到了李金浪，一个眉毛长长的老头（陕西长安县人）。他曾经是教育厅厅长。约好了晚上八点在我们文教办的办公室里。晚饭后，父亲穿上长大衣，围上围巾由我领着按时到达，李老头也是按时到达。我把他们反锁在屋里，站在走廊上望风。两个人谈了很久才出来。在路上，爸爸的心情很沉重，一言不发。回到家，妈妈问谈的怎么样？父亲叹口气说，他说的情况与我们分析的情况一样，但，他无能为力，不敢帮言。而且还告知，这是省委定的，薛克也和他一样，只能看着着急，没办法！叫我们再想办法，找人，不惜到北京告状。但，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上说，我是文革中的打砸抢干部。这样的辩解难度是很大的。听后，大家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妈妈又哭了一夜。现在回忆起当年的政治风云，无不感激江宪华阿姨和李怀文叔叔，那时的人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血泪时代，都懂得其中的厉害，而且，那时的人们都已经发疯了，根本就不认同什么是人的道德原则。像江阿姨这样为了朋友而冒杀头风险，我们现在只有在电视电影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而那些都是艺术加工过的。我们全家人在此后一直铭记江阿姨的恩情，我老妈在她临终前还在跟我说，儿啊，要记住江阿姨这份恩情啊！
有一天，爸爸突然向妈妈说，我们本是按照党要求的上诉渠道来反映问题的，看来行不通，我们只能另寻路径，他提出还是直接找省委负责清查运动的马万里（省委组织部部长）当面反映或者叫申诉，妈妈一听这么大的官，浑身都打哆嗦。不行不行！人家会把我们赶出来的。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把能找的人都数了一遍，最后还是说，只能找马万里了，别人都不行。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不认识也要申诉！后来他们又花了几个晚上，把要申诉的原委和强辩都整理了一遍。那些不能说，人家会问什么等等。经过反复的演练和讨论，有一天晚上，父母两个人穿戴整齐的出发了，我们早已经打听清楚了马万里家的地址。我觉得他们此行是有点悲壮之感。但，今天来说，实际上是太幼稚，太书生气，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干部作风和党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恶劣和混乱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叫规矩。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理性交流。人与人之间都是冷漠的。高级干部与下级干部根本就没有沟通的渠道，所谓，周总理与老百姓，与普通干部的亲切交流交谈，谈笑风生，我认为，都是有人杜撰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作为省委小通信员，到过谭启龙家里送信，看到过他们作为正常生活与我们老百姓的差距有多大，谭启龙的女儿住在杭州，老爹被中央派到青海，这样，杭州与西宁之间就多了一条空中走廊，反正青海省委办公厅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而且，这也很正常。所以，老爹要上人家高级干部家里去申诉，真的是被逼的没办法了。我目送父母出门，同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等他们回来。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回来啦，两个人兴高彩烈，好啦！我们终于遇到神灵保佑了。我们大家坐下来，热烈的回忆着刚刚发生的经历：他们两个找到马万里家门口，敲门，开门的是他的女儿，可能是马小璐，旋即跟随来到客厅，见马部长站在窗前的书桌旁，侧首问道，你们是谁？答曰，我是卫生厅的干部名叫杨涛。是为清查运动的申诉而来。其实，主人并没有招呼来客坐下谈，而是说：你的问题应该找负责此事的人去谈，同时，你应该按照党的申诉途径逐级上访，我在我家里是不能接待你们的。请回吧！这时我妈妈心急，就势坐在沙发上，摆出一副不谈就不打算走的架势。双方坐定，主人有说，有事我们明天在办公室里说吧，家里不谈公事。我老爹一时把准备好的谈话内容全忘了，一时大家都陷入到了沉默当中。这时，主人打破沉闷，问道，这位女同志，你又是在哪里工作？
妈妈说我在省医药公司工作。
哎！听口音你是四川人，
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的青海？
我是1950年从果洛来的西宁。
哦！我那时也是在果洛，我们是否见过？
我那时很小，我是跟我的姐姐随军队来到青海的。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我姐姐叫大梅。
啊！你是大梅的妹妹？我是听说大梅又一个妹妹，原来就是你啊。
你认识我姐姐？
是啊，我们是一个部队的。当时大梅和我的关系还很不错呢。
啊，原来是这样，我们都是解放青海来的。这么多年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一直听说杨涛的名字，原来是和我们一样解放青海时就在高原了。大家都不容易啊。
这样艰难的开场白过后，屋里的气氛完全变了。大家围拢到一起，聊起了，当年进入青海的艰难，在青海高原工作的艰辛。也聊到了同志之间的误解。也聊到了文革当中的受整。渐渐地，时间渐晚了。主客约定明天到办公室谈。双方道别之后，老爹已经预料到，后面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没过多久，我就上学走了，路过西安时，还到西安交大去看望了我哥哥的对象唐燕燕，但后来听说，她们家（时任青海省教育厅厅长）嫌我老爹被隔离审查了，主动就把这桩婚事给推了。那也就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到学校家里来信，说到老爹的事，说已经没有问题了，省委工作组向上级报了审查报告，工作取得了优越的成绩，工作组长赵海峰也由此提拔，最后他官职到省委书记（现已在西安病故）。
老爹官复原职，但，从此不被党内看好，我老爹是1944年的延安干部，但一直再没有被提拔，60岁以副厅级待遇离休。而，在清查运动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都被青海省委事前定性，事中审查，事后削官罢职，终身不再录用。我说的江海龙叔叔，易平叔叔就是这样的下场。
我们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与马万里保持着朋友的关系。直到老爹去世，马万里还发来唁电，老妈去世之前还在给我念叨，如果你到青海出差，一定要去看望你马伯伯。

爸爸停职在家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也就是说，省委工作组进驻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审查其党委书记的政治案件也已经半年多了，彼此双方鲜有沟通。也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名堂。时至，我参加我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高考。我顺利通过高考后，得到通知，已经被广东化工学院录取了，要求我开始办理入学手续，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取得我的政治审查证明，我个人的文件没有问题，但，同时要父母的政审证明，我到西宁市城中区的教育局办理入学手续，碰到了我小学时的班主任，秦老师，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面带讽刺的笑容说，我听说你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没有结论，我们不能给你办手续，你必须拿到对你父亲的政治结论。这对于我来说是当头一棒，我回家和父亲说了此事，父亲马上俯身写了一封信，叫我马上送到二医院（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的代理书记高民，我在送信的途中大概浏览了一下内容，信里的口气十分的强硬，我记得一句话：在我儿子的上学问题上你们若有丝毫的阻拦，我将与你们势不两立。后来，我找到高民，把信给他，他当面拆开，阅后，告诉我，这不归他的事，你父亲是省委来调查组查办的，现在工作组还没有撤，你应该找工作组要个说法。我知道，高民是我老爹亲自跑关系从海北州医院调回西宁，在他手下工作的。此人，不会做对不起我老爹的事，但，也不会作对得起我老爹的事。我就又跑到省委大院，到省委组织部，找赵海峰，他是二医院的工作组组长，到了组织部的楼下，看到同学马金华坐在楼门口，两眼泪水涟涟，我知道，她的老爹是统战部副部长也是和我父亲的情况一样被停职审查。估计马金华也是凶多吉少。不管啦，我来到赵海峰的办公室，他说要我找宣传部的办公室副主任刘XX，我把老爹给高民的信交给了他，他看了一会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我没敢造次，默不作声地走了。过了几天，二医院的政治处来电话说，叫杨书记的儿子继续办上大学的手续，没有问题了。我就接着到城中区办手续，这次就没有碰到那个秦老师，是另外一个小姑娘给办的。看上去，那个小姑娘还蛮羡慕我能考上外省大学的。后来听说，青海省在1977年底参加高考的人中，考上外省上大学的人也就是260多个。成绩一般的，都在本省。不过有些运气的能上青海医学院，也不错啦。今天讲这些故事，可能会使年轻的后代不能理解，为什么个人上大学还要父母的政治审查结论？这就是当时的革命时期的政治气候所要求的。我估计，今天，我们国家的有些大学专业，也还是要对其考生的父母的政治背景进行审核的。但不是像当年那样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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