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雨：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0-5 00:00:13

1966年，中共中央下达了“5·16”通知，随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似一场飓风，席卷着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的一切。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受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社会上的人们，纷纷粉墨登场，在这场风暴中，扮演着各种角色。
学校停课了。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红卫兵、红小兵，他们戴上红袖章，在造反派头头的带领下，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他们喊着：不破不立，破就是立。要敢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要敢于建立一个新世界!谁家门上有对联：“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四旧！没有突出政治意义，刮掉！谁家门楼有飞檐装饰，似古建筑。四旧！拆掉。谁家的家具上有花草虫鱼的图案。四旧！砸烂。供销社里的货架上摆有粉盒、胭脂、雪花膏、河蚌油。资产阶级情调，四旧！销毁。姑娘、媳妇爱美，爱穿一些鲜艳的花衣裳。资产阶级思想，四旧！必须脱掉；大姑娘头上的鞭子，四旧!剪掉！那个村子里有庙，迷信四旧！掀掉！什么古迹古文化，统统四旧，统统砸烂！·····一时间，红卫兵、红小兵成了“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力军。
学生们还每天到校，站着队，带着“红卫兵”、“红小兵”袖章，手拿纸糊的红旗，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到街上寻找“四旧”，俨然一支新形势下最革命的生力军。学生们到了街里的宽敞地方，便列队演讲。演讲人站在桌子上、凳子上或一个高台上，情绪激昂，挥舞手臂，滔滔不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就要承担起接管世界的责任······毛主席还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还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学校的老师，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了冲击和批判。写大字报，办批判栏，开斗争会，成了学校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学因为是富农子弟，或者的四不清干部的子女，自然不能参加学校的批判斗争会，不能与同学们一样写大字报，也不能和同学们一样办批判栏，他们诚惶诚恐地生活着，说不定那一天批判栏上就会有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那一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就会站在那个被批判，被斗争的行列。
每当他们感到一块石头压在心头时，一些老师边安慰他们：“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什么地方都需要知识······在我的眼里，你们永远都是好学生······”
学校没有过多地为难这些“有问题”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久也都假如了红卫兵组织，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不少老师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督，被斗争。学知识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甚至连学习好的同学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接班人。学校的文化课不上了，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唯恐再一次受到批判。后来，老师们只讲毛主席语录，讲毛主席诗词。同学们抄大字报、办批判专栏代替了文化学习。学生纪律松散，请假的多起来，回家的多起来，不按时返校的多起来。
秋后，听同学们说，中学生可以到外地串联，坐车不用买票，住店不用掏钱，吃饭免费，还有补助。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我及时返回学校，一打听，果不其然，老师说，只要有学生证，有介绍信，就中。于是，我们同学相互结组，积极准备，那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11月5日，我和栗泽兰、路文贵、任明江等7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带上最简单的行李和生活用品，串联出发了。
我们步行到河南吕村，登上去安阳的汽车，一路欢歌笑语，引得车上其它人的惊异的目光。
晚上，在安阳火车站，我们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车上人很多，也有许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既好奇又陌生，隔着窗户看外边的夜景，一点睡意也没有。
火车到达郑州车站，又倒了一列火车。
过了开封，到了南京，火车停了。车上的其它客人告诉我：那边正在建大桥，火车暂不能通过，过长江须得乘坐轮船。可列车服务员并不通知我们下车，没办法，等吧。
停了好一会儿，列车徐徐开动了，但并不加速。只一会儿工夫，又停了。咋回事儿？打开车窗往外看，咦？巧了，在郑州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同上了一列火车，怎么他们到了另一列火车上？我们都感到惊讶，相互打着招呼。同座的大人们告诉我们：我们乘坐的列车现在分成了四截，列车现已上了轮船。什么？火车上轮船？我们不大相信。他告诉我们：“不信，你看，我们正在向南岸驶去。”看窗外岸边，这才注意到，远处的楼房，远处的树木，远处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正慢慢地向后移去。
又过了一会儿，列车走走停停。大人们告诉我们：别慌，咱坐的这列火车正在挂钩哩。果不其然，不一会儿，我们乘坐的列车便又在陆地上跑起来，钻隧洞，过桥梁，奔旷野，直奔上海而去。
到达上海车站，已是夜三点多钟。车站有人接站，我们挤上一辆公共汽车，跑了约半个小时，在一家造纸厂门口停下了。下了车，进了门，我们被安排在三楼一个大房间里。就地打铺，被褥齐全。服务员告诉我们：一楼是餐厅，每天只需交几角钱，一斤粮票，就可随便吃饭。
第二天，接待站一个中等个头儿的男子到每个房间去，问缺啥，少啥。他态度和蔼可亲，与我们攀谈许久，从他口中，我们得知，这是上海市香港路60号接待站，是一个造纸厂，现在基本停工，接上级通知，腾出一部分房子，专门接待全国串联的红卫兵。他是天津人，与我们认了老乡，我们都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以后几天，他常到我们房间去，热情地“老乡”、“老乡”称呼。
一日，接待站安排我们晚上去看电影。
晚饭后，上了门口的汽车，五拐六转，汽车把我们拉到了电影院门口。
啥地方？不知道，只觉得汽车开了好长时间。
电影演的是《年轻的一代》。
电影散场，已是深夜。观众潮水般的涌出门口。不远处有一站牌，人们蜂拥牌下。不一会儿，汽车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往车上挤。可人太多，我没能挤上去，汽车“嘟嘟”两声，开走了。站牌下没有挤上汽车的人，一脸的失望。他们说，这是最后一班车，今晚的汽车不再来了。他们几个人，是本市人，渐渐地走了。站牌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感到了孤独，感到了失望，感到了无助与恐慌。
路口站着一位警察，我走了过去。
“同志，我是红卫兵，来上海串联的，回不了家了。”我尽量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
“你不是本地人吧？”上海人说话语速快，叽里呱啦的，听不清，也不好懂。可是警察说话还是能够听得懂的。
“我是河北的。他们都挤上了车，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把语速说得慢一点，尽量让警察听懂。
“你住什么地方？”
“我住香港路60号接待站。”
“好，你稍等，我想想办法。”警察真的好热情。
这时的我，真好象溺水的人摸到了一根木头，有了依靠，我紧紧跟在那位警察的身边，不敢离开。
从一个大门里慢慢驶出一辆客车，警察一个手势，车停下了。
“司机同志，这个红卫兵住香港路60号接待站，麻烦你带他一程，送到门口。”
“哎，放心吧！”
他转身对我说：“上车吧。”我感激的点点头，上了车。
这是一辆接送工人上下班的专车。车上一位老工人把我拉到他身边，说：“小同志，放心吧，我送你到门口。”车开了好一会儿，到了一个小路口，停了。那位老工人说：“小同志，下车吧。”
我一脸的茫然，这条街我不认识。
“别担心，顺着那条小胡同一直跑，就是香港路60号。”我下了车。回头看看，那位老工人还看着我说：“去吧，前边就是香港路60 号。”按照他指引的路，小心地走去。穿过胡同，忽然开朗，正好到了60号接待站门口。
路文贵他们正在门口焦急地等我呢。
在上海住了15天。总的印象是：一是天气多雨。晴朗朗的天空，忽有一块云彩飘来，人们须赶紧躲避，多则四五分钟，少则一两分钟，雨点便“噗噗哒哒”亲吻了我们的头发、脸颊、肩膀。转瞬之间，街上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躲避，还没有享受够雨点的亲情，云彩便带着雨点光顾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我们走着走着，不大一会儿，又是一块云彩，又是一阵雨点。
二是楼高，路窄，车多，人挤。走在大街上，两边尽是楼房，须仰视才见天空。我们住的地方是上海香港路60 号，与上海大厦隔吴淞江而望。上海大厦21层，站在楼下是望不到顶的。我们站在吴淞江这边，才能数清大厦的楼层。公共汽车、电车，和各种类型的小轿车，几乎一辆接一辆。站牌下，公交车，电车，瞬间就是一辆。那辆车还没有走，另一辆车就已经又停在路车站牌下了。人们乘车非常方便。我们红卫兵臂上戴有红袖章，乘车不用掏钱。几天以后才明白，路其实是不窄的，所谓路窄的感觉，是楼高，车多，人挤造成的错觉。
三是“洋气”。楼带“洋”味，大多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种具有西方特色的高楼建筑。标牌带“洋”味，每到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真的美丽极了。人们的穿戴带“洋”味。尤其是女人，奇装异服高跟鞋，拎个小包，极具富家小姐的派头。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里那些贵夫人的派头。一切显示着城市的进步，文明，显示着人们的富有。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阶级斗争展览馆，参观了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许许多多珠宝、玉器，也见到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敌特使用过的无声手枪、炸弹、钢笔式手枪、纽扣式相机、窃听器，以及各种各样的音像、窃听器材，有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些漂亮的讲解员，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解解放前夕我地下工作者深入虎穴，与狼为伍，与敌人斗智慧，斗勇敢，斗计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讲解敌特的狡猾与凶残，讲解我反特工作者的英勇与智慧。我们还参观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展览馆”。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故事，给我的心灵以深深的触动和教育。
在上海，我们逛了许多闹市，商场。大世界是常去的地方，还有黄浦江、吴凇江、外滩······上海人说话叽哩呱啦的，并非标准的普通话，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清，话语交流很是费劲。但是，只要说话慢一点儿，加上手势，还是能话语交流的。上海人也很热情，尤其是交警，问路，问地址，总是耐心指引：“从这儿跑（走）过去，向左拐，再跑（走）过去，就到了。”上海人说“走”叫“跑”。
生活满不错的。早晨是大米稀饭、白馒头、菜，中午是大米干饭、烩菜，晚上又是大米稀饭、馒头和菜。馒头和菜论份儿，大米不论份儿，随便吃。我们在家哪享受过这个，所以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初次出门，远在千里之外，生活再好也想家。住了十来天，就开始想家了，于是天天去接待室要车票。接待室的人说：“哪有车票？等几天再说吧。没钱，我们借给你们钱，打个借条就行。”“我们不借钱，我们只想回家。”“那，那，那你们等等吧。”咳，没办法，等吧。
在上海住了半个月，总算从接待室拿到了出上海的火车票。
上海站人真多，广场上、大路上、候车室里，到处是人。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乱糟糟的。一列客车鸣着笛，吐着气，缓缓地进了站，车还没有停稳，人们便呼隆一下围过去，有的把门，有的把窗，人人争先恐后，急得车站工作人员严厉地呼叫：“靠后！靠后！不要命了！不要命了！”车停了，车门、车窗都成了上车口，只一会儿工夫，车上已人多为患了。列车像拉卧车的老牛，“哞”的一声叫，喘着粗气，迈着艰难的步子，“松——松——”走上了征程。
我们试了好几趟列车，都没能如愿。
第三天晚上，车站工作人员组织我们站队，说东站人少，在那里可以上车。于是我们步行到东站，在那里上了车。出接待站时，我们准备了两天的干粮，上了火车，就已经兜光囊空了。车站又没有卖饭的，吃啥？咳，有啥办法？挨饿呗。
说来也巧，正饿得两眼发昏时，在车上碰见了同班同学袁天军、王海珍他们。他们还有点干粮，说明情况，给之不拒，伙吃呗。可只吃了两顿，就吃光了。患难与共，共同挨饿吧。
什么叫“饿得慌”？那次挨饿，我是终生难忘的。怎么说呢？饥肠辘辘，心里发慌，两眼昏花，满头冒汗。偶而车停，路边有卖甘蔗的，我们下不去，就隔着窗户招呼卖甘蔗的人。他们跑来，高高的举着手，我们付了钱，买根甘蔗，狼吞虎咽地吃着，嚼着，以甜甜的汁液充饥。可是不顶事儿，一会儿功夫，就又饥肠辘辘了。仍然是头发昏，眼发花，浑身没有劲，只有汗水湿衣襟。我感觉两条腿也酸软酸软的了。原计划到长沙下车，可车到株州，实在饥饿难捱，只好下了车。
什么叫“挤”？那时的车上才叫挤。一人车座，最少坐两人。车座下的地板上蜷腿卧人，车座的靠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卧着的，靠着的，斜身躺着的，弯腰低头坐着的，全是人。一排排耷拉下来的腿、脚，碰着下面人们的头。车上小道上，也拥挤不堪，两脚着地，千万别抬脚，实在站得难受，抬脚缓缓劲儿，坏了，抬起的脚再难插足，只有“金鸡独立”了。乘客拉屎撒尿，挤过去很难。临车窗坐着两个大学生，听他们说，他们是北大的学生，个子自然比我们大的多。那两个学生挺和气的。任明江个子不大，要小解了，挤不过去，憋得没法。那两个北大的学生就双手把任明江从窗户递下去，等他解决了问题，再把他从窗户掂上来。人们要是需要解手，须两手按住人们的肩头，作空中“跳山羊”，脚踏靠背，手按人肩，方能过去。厕所里有时也是人，男女都有。你要尿急，叫他们不出，他们装着没有听见，说得急了，他们便说：“吼啥！吼啥！尿就尿呗，谁耽误你了！”同着他们小解，挺脸红的，可没有法子，说什么也比拉在裤子里强吧。再说，车上太挤，相互理解，没关系。都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这也叫互相谅解吧。
车上太紧了，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原想车到了长沙再下车，可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几个一商量，就决定车到株洲下车。经过一番拥挤，我们几个出了株洲火车站。
车到株洲车站，我们下了车。
株洲车站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站在高处，只看见人头攒动，只听见翁翁的人声。要求下车的挤不出去，要求上车的挤不进来。戴振守同学个子高，护着我们几个人往外挤，我们几个人抱成团，共同努力，终于挤出了人群。刚走出几步，就听“咔嚓”一声响，人们哗的一阵骚乱。我们急忙回头，只见车站外边搭起的临时候车棚，塌了下来。嗯，好险！幸亏是竹子搭起的席顶候车棚，没有听说造成人的生命危险。
在株州下车后，我们一行12 人被安排在一个老工人家里。一间屋子，拾掇拾掇，搭个地铺，就算是“红卫兵接待所”了。听房的主人说：株洲外地的红卫兵太多，原来的接待站盛不下，就安排一部分家庭接待红卫兵。现在，许多家庭，多成为了红卫兵的临时接待所。
老工人家夫妻两口人。老大爷中等个头儿，籍祖山东，结实硬朗，说一口较好的普通话。他是株州车辆厂工人。该厂是生产火车头的。他现在已经退休。到他家当天，他就与我们攀了老乡关系。老大娘矮而胖，大大的眼睛，深眼窝，说话叽哩呱啦的，我们一句也停不懂。
坐了两天火车，连饿再困，我们累得不行，王合成同学的两条腿肿得溜圆，两只脚挤压在鞋里，走不得路，出门活动一瘸一瘸的，需我们搀扶才行。
老大娘来了，看着王合成的脚，叽哩呱啦了一阵，出去了。
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盆热水，放在合成脚下，挽起袖子，要为合成洗脚。我们过意不去，要替她洗。可老大娘叽哩呱啦得更快，更凶，真像吵架似的。
老大爷过来了，为我们做翻译：“你大娘的意思是说你们洗不好，她不放心，她要亲自洗才放心。”我们之间停止了争执，只好让了位。老大娘轻轻撩水，轻轻洗抚，细心的举动，着实令我们感动。我们没有说话，静静地看老大娘为王合成洗脚。我的心在说话：多么好的湖南老大娘啊！
第二天，她又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不是家乡胜似家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多么可亲可敬的湖南老大娘啊
我们登上了去韶山的汽车，去参观毛主席的故居。
一路上，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山是那么青，水是那么绿，风儿是那么的亲柔，鸟声是那么的清脆，车窗外的一切，都似乎在欢迎我们，在为我们点头微笑。
汽车在韶山冲毛主席的故居旁停下来，我们下了车。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眼眶有点湿润，嘴笨拙了，昨晚想好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只在想：我太幸运了，太骄傲了。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代伟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度过童年，这里是革命的发祥地。
接着，我们排队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毛家场院和毛主席童年时常游泳、戏耍的池塘。而后，我们又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纪念馆”。
我曾在毛主席故居前静立，在毛主席曾游泳、戏耍过的池塘边遐思，在毛主席故居房后的竹山旁联想，在毛主席题词的“韶山学校”门前瞩望``````一闭目，少年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他在场院打谷劳作，他在山坡戏耍寻乐，他坐在门前的小凳上读书静思，他在池塘的荷叶间畅游戏耍······
说点儿秘密：排队参观毛主席故居时，走到毛主席屋子里的水缸旁，水缸用木头盖盖着，上面放着一把木勺，我想，这是毛主席用过就偷偷摸了摸。毛主席用过的木制水勺。木勺上，一定留有毛主席的手痕。没有见过毛主席，摸一摸毛主席用过的木勺，也觉得有特殊的感情。可刚刚拿起，勺把儿掉了，吓得我赶紧放回到水缸盖上。
庆幸的是，故居保卫人员、工作人员没有发现。环顾四周，排队的人们都在专心地听讲解员讲解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没有人注意到我。可我的心，还是砰砰跳动了还一会儿。
武汉是个美丽的城市，长江是武汉的一大景观。
我们住在汉口玻璃厂。偌大一个车间，拾掇拾掇，靠墙搭铺，就是临时的红卫兵接待站，距长江百米之遥。
一天，我们游历了武汉长江大桥。长江大桥，横跨于武昌与汉阳之间，长江之上，龟蛇二山，隔江而望。我们几个人顺路漫游，走到了龟山之上。
龟山之上，树木葱茏，游人三五成群，漫游于林荫小路间。山上正在施工，有军人站岗，拒绝我们靠近。我们几个人只好沿山间曲径，漫步而行。近处有几间房屋，可供游人参观。我们到了屋前，门锁着，踮脚把窗以观，见屋里藏有一口大钟，约两、三米高，四个人可抱得来。哇！这么大的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长江大桥上下两层，上面是公路桥。各种车辆按着喇叭穿行桥上，离岸边是人行道，桥的两边有魅力的护栏装饰。下边是铁路桥。钢架结构，双轨排列，一列列火车，不时的穿行其间。再下面就是滚滚的长江。载客的客轮、载货的货轮，还有拖着长长的尾巴的机帆船，鸣着汽笛，穿行于桥洞之下，为长江平添了一份美丽的景色。
上得桥面，凭栏远眺，武汉三镇，尽收眼底。江水如带，机船竞游。好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忽一艘轮船从桥下穿过，哞哞笛声，似在招呼桥上的行人。一列火车穿桥而过，有节奏的咔嚓声，使整个大桥都在颤动。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学过的毛主席的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我们几个便看遍便游，慢慢地到达了蛇山。
蛇山之上，几个设计别致的建筑，点缀于绿树丛中，别有一番风采。
在武昌，我们参观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解员生动形象的讲说，我们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毛主席当年在讲习所的风采，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铿锵的湖南口音，绕耳回响······
从讲习所出来，我们没有从大桥上返回，而是到渡口，坐上轮船，想感觉一下乘船渡江的乐趣。汽笛一声长鸣，轮船慢慢起动，稳稳的，看岸上山、树、楼在向后移动，方知轮船在前进，只一会工夫，我们便到了汉口港。
在武汉，我们还游玩了东湖，参观了武汉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的串联中，我们红卫兵走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人跟我们换毛主席纪念章，我们也很注意收集。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戴上了毛主席像章，就觉得非常地光荣。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们的衣服上，就是对毛主席的忠心，就是时髦。后来我回到家，把毛主席像章拿出来让街坊邻居看，让他们也和我一同享受这一份荣光。
第二次串联是同年的12月。
回学校后稍做休息，我们就积极准备步行串联。
我们取名为“继红长征队”，一面红旗，七个同学。我们的决心是：学习革命先烈，感受长征之苦，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发扬先烈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队长吕谓明，还有袁天军、戴振守、申孝庭、任明江和我，那个是谁呢？忘了。
背身简单的行李包，带着必需的生活用品，每天步行六、七十里。
我们徒步而行。沿途村、镇的主要路口，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有专人负责接待，备有休息的椅凳，解渴的茶水，还有脸盆、香皂、毛巾，树上、墙上贴有标语：支持红卫兵串联，热烈欢迎毛主席的小客人红卫兵。如果红卫兵要吃饭或住宿，接待人员热情安排。初次出门，享有这样的待遇，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在新乡，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我们住进了新乡造酒厂接待所，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问我们：“你们是啥地方的？”
“我们是河北的。”
“河北什么地方？”
“邯郸地区的。”
“邯郸地区什么地方？”
“临漳县的。”
“临漳县什么地方？”
“临漳县柳园中学。”
“那，咱是老乡啊！”
“老乡?那你是？——”
“我是白璧的。离柳园只有二十多里地······”
听说他是白璧的，我们顿时觉得特别的亲切。
在新乡造酒厂接待室所，我们还遇见了倪辛庄中学的5名同学。异地老乡，同住一室，少不了少年们的调调皮皮，玩玩耍耍，胡侃乱论。
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姓刘，是安阳白壁人，高高的个头儿，白净面皮儿。他负责着全面工作，同时也接受着审查。当天，他就与我们认了老乡，自然对我们照顾有加。晚上，他给我们找了两副扑克牌，我们尽情地玩着，一直疯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全屋人中了煤气，人人呕吐不止。戴振守昏迷不醒。这可吓坏了刘厂长，他立即派车把戴振守送到了新乡市人民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在医院住了三、四天，等完全好了，才出院。
我们同学从内心感谢刘厂长，感谢新乡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我们感到：祖国是一个大家庭，祖国处处有亲人。
（彭德林执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c7b1550101doj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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