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1966年那个狂热的炎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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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我陆续写了《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1966-6-18如何废除高考制度》《1966-8“红卫兵”这样勒令“社会青年” 》《1966-9-6家耻日》等文章，回忆了文革最初阶段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最近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在“旧报新读”之中，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狂热的炎夏，又回忆起些许往事。

那年六月“停课闹革命”以后，“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大字报，在《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中有所记述。实际上，当时十五岁上下的初中生还未成年，尚未涉世，写大字报也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鹦鹉学舌而已。先是跟着大喊大叫“支持北大七同志的大字报”“拥护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全然不明白也不会去思考此等“革命”有什么后果；接着，就似懂非懂的跟随大流，“痛打落水狗”，把学校领导抛出的教工中的两个“摘帽右派”“批倒批臭”（参见《从“四类”到“黑类”》）。当时也有一些年轻的教师（文革前两三年毕业分配来校，比我们这些初中生大十岁左右）原本就是积极上进的团员，此时理所当然成为积极分子，在带领学生进行政治学习的时候，慷慨激昂，激情满怀，不止一次地对学生们说：我们都没有赶上“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伟大的革命战争，现在是紧跟……干革命的时候了。现在看来，这种极富鼓动性的言论都是长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结果。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犹如我们这些“未见世面”的初中生的偶像。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那位年轻的班主任，曾经要我们多读读多学学批判苏修的九篇重要文章，不仅注重其内容，而且崇奉其文笔。而对那些老师和学生更具有影响力的还是政治学习。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接连不断的“重要社论”（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两报一刊社论”的概念，就连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也不一致，除了军报社论是口口声声的“主席”外，党报党刊社论还常常以“同志”来称呼，直到“八一八”以后才消失。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文章，是1967-10-1才开始的）。所以，废弃了学业课本之后，天天捧读、讨论那些最新的社论。

当年六月份是社论的高潮期，平均两天一篇。现在看来，那些社论的重点还是在于宣传发动，还没有达到后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步，这或许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因为社论内容还是强调党的领导，6-20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6-24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7-1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所以，我们这些从小接受“听…话跟…走”教育的少年，在不学文化、只学政治的情况下，满脑子装了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七月份，政治学习中出现一个新热点，7-14人民日报转载了7-13解放军报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如此排比句式的政治语言对好奇心强烈的少年来说颇为新奇。随后，人民日报7-16第1版刊载的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刘英俊的通知，那个四句话排比句有了发展，增加了四个副词——刘英俊同志是在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军突出政治，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先进典型。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的主要特点是：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我们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现在再读那个通知，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说法，“学习刘英俊同志的优秀品质。主要的是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文革中“三忠于”的起源和雏形。）数天后，7-22在一篇新华社通讯中则有另一种说法——正在医院养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学习了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光辉事迹后，……为了表达向刘英俊同志学习的决心，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麦贤得在七月十九日写下了以下誓言：要象刘英俊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积极宣传最高指示，坚决捍卫最高指示，这是我毕生的战斗任务！

此中关于“最高指示”的四个副词可谓各有千秋，而今看来纯属文字游戏。但是，当年那些“排比句”让我们这些初中生把玩了一阵子。尤其是，7-28《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刘英俊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又一次激动了我们这些师生幼稚的心灵，它是这样说的——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向胜利的时代，今天和明天的刘英俊们，这些人民的好儿子，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记得我们同学中有人力图模仿出更漂亮更动人的排比句新花样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生啊，“一鸣惊人”又谈何容易。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那是如今很少有人记得的1966-7下旬的全国性援越抗美大示威大游行。1966-7-22，全国报纸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随地采取中越两国人民认为必要的行动，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7-22上午八点，首都有近百万人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大会宣读了刘少奇主席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声明，还宣读了朱德委员长致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的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我国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分别讲话。随后，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分路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全城充满了强烈的援越抗美的战斗气氛。……详见7-23人民日报。

如今回想这件事，隐隐约约记得当年还有过一番小小的“纠结”：这次集会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因为刚刚于6-27～7-9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解放南方、保卫北方、重新统一祖国的斗争”，而我们从报纸上还看到了与会的亚非作家们对毛泽东无比热爱和敬仰的报道，7-17毛泽东还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当时美国又一次扩大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为此，胡志明在7-17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颇有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为什么此时此刻毛泽东没有登上天安门呢？当然这样的“纠结”是转瞬即逝，因为当时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与猜测。

现在看来，7-22的集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与会者中的最高身份出现在那个城楼上。不到一个月，8-18，他再次登上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称谓（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只有林彪一个副主席），而且在党内的座次也从次席跌至第七位。不过，当年我们不可能知道最高领导层正在经历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搏斗”，只知道“听…话跟…走”。7-22北京的大集会大游行之后，各地群起呼应。而今查看当年的报道，更可以感觉到那些活动并非自发，而是有着明显的安排：

7-23，有十九个城市的五百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州、南宁、昆明、沈阳、哈尔滨、南京、长春、福州、太原、郑州、乌鲁木齐、长沙、贵阳、杭州、南昌、兰州、西宁、拉萨以及海南岛的海口市。有些城市参加集会和游行的达五十多万人。有二十万人口的海口市，有一半居民走上街头。——不知道为什么上海天津等地没有安排在首批。

7-24，从二十二日北京百万人举行强大示威和集会的那天起，三天来全国各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活动的已有一千万人。今天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城市和工矿区，有上海、天津、西安、成都、桂林、凭祥、北海、济南、合肥、银川、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等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群众达四百万人。上海今天有八十万人，天津、西安、成都各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

当年我们这些无书可读无所用心的中学生是上街游行示威的“生力军”，我们的学校又位于繁华的淮海中路闹市区的东段，在紧挨淮海路的学校图书室（文革开始后已关闭了一个多月）安放了扩音设备，在沿街的梧桐树上拉了好几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广播、音乐、口号，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回荡在商业街上，成为一道“夺人耳目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这些学生得到参加游行的通知，恍如兴奋剂，仿佛强心针，顿时热情高涨，热血沸腾。（未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01-5D5D5DE5-917-8A0

亦可见：http://www.oldkids.cn/blog/view.php?bid=579292 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 ... 5901201289327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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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游行队伍也有不成文的模式，限于上海的道路狭窄，通常的长蛇阵是四人或六人一排。以学校为单位形成的队伍，为首的是四人抬着巨幅主席像。后面是主席像方阵，由数十人组成，人人举着一幅主席像，其大小相当于当年教室里黑板上方挂的领袖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A2纸。如今无法考证1966-7-22～25那次遍及全国的反美大游行中有无刘少奇像的方阵。我记得，1965-1-3，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结束、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庆祝游行中就有刘少奇像，此后教室里也有毛刘两主席像的。两主席像是否起始于那时候，有待查证。由于1966-7的反美大游行是“坚决拥护刘主席声明”，所以很有可能在游行队伍里会出现刘少奇像的方阵。
游行队伍里必有的还有红旗方阵，若是庆祝游行，还有彩旗方阵。另外还有标语方阵，人手一根细竹竿，长度近一米，糊上一张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标语纸，颜色各异，毛笔字写就，队伍行进过程中呼喊口号时，标语方阵就高举并晃动标语，制造声势。每次游行结束，这样的纸质标语大多破损，但细竹竿还是要回收，交还给总务处，留待下次使用。
队伍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布质的标语横幅，一般是用红布制成，两端各为一根两米多的竹竿，各由一名“旗手”举起；遇到大风天气，两端竹竿的顶端各扎一根绳子，各有一个人拉绳，为“旗手”助力。记得有一次游行恰逢台风天气，布质横幅在风中摇移不定，就配置了双倍的拉绳给力者，四根绳子四人拉。好像还有一次是在横幅的中点增加了一个给力点。当年很少用石灰水直接在红布上书写标语口号，而是用小张的白纸写成标语口号，再用别针固定到红布上。遇到刮风下雨，无需多久就“完成历史使命”，于是把两根竹竿收拢起来卷起红布，回校交总务处洗净晾干收藏。
游行队伍还绝对少不了呼喊口号的领头人，当时没有电喇叭，只能用纸质的喇叭筒，每班挑选几个“大喉咙”，轮流呼喊，交替上阵，直到一个个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现在想不起来当时究竟去游过几次行，似乎那年六月份没有上街游行“支持北大七同志”或“拥护改革高考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七月底席卷全国的反美大游行是肯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的。那场大游行持续到7-25，“武汉济南合肥呼和浩特银川五城市百多万人援越抗美大示威”，前后四天，告一段落。

彼伏此起，7-25，又报道了7-16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喜讯”（当时还没有流行“特大喜讯”的说法）。7-26，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仅把游泳健身上升到了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而且在社论中第一次“敬祝万寿无疆”（在这以前，六月份北京中学生“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里有这样的敬祝语，但未出现在社论里），还说“……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以后，更连续不断报道各地群众的“兴奋心情”。从当年的报纸来看，没有组织报喜庆祝游行的报道。殊不知，更加大规模、更加高频率的游行就要开始了。
领袖游长江的消息掀起了全民游泳热潮，尤其是在无所事事的学生中，校园因游泳热而冷清了不少。我“畏葸不前”，因为每天的游泳票虽然几分钱，但也积少成多，又不是一次能学会的，还要买游泳裤，对经济拮据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额外负担。我的弟弟妹妹也要去呢？费用就要成倍成倍地增加呀！所以，我婉拒了同班同学的热情相邀，借口是我有机会到舅舅工作的学校去游泳，而且舅舅会教我，他甚至在寒冬坚持冬泳。其实，舅舅所在的学校距离我家很远，去那里学游泳根本不现实。

就在此时，建军节到了，八一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公布了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伟大号召”。我们这些初中生颇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感觉——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上“大学校”了，不仅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人人亦工亦农，个个亦文亦武……。当时少不了“热烈欢呼”、“认真学习”，热切地期待着“把自己锻炼成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伸长脖子盼望着“新型学校”从天而降。
几天后，“喜事连连”——8-8，各报刊载新华社消息，最近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具体计划和发行计划。《毛泽东选集》今明两年印行三千五百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一般都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负责印制，在今明两年内逐步做到充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又一胜利。……消息还说——“一年等于十六年”地出版！我们一定要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书印制出来，……
当天（8-8）晚上，又广播了“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年新华社8-9电讯中这么说——
首都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从昨晚开始，直到今天深夜，络绎不绝地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和北京新市委门前送喜报，送决心书。在党中央所在地的接待站前，锣鼓声、爆竹声、歌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革命群众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接待站前，热情地接待了各行各业的革命群众，并且表示要把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决心，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上海广大革命人民，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昨晚从广播中收听了中央的决定。今天一清早，上海许多主要街道上就出现了游行队伍。人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象，高举红旗，高呼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昂首阔步地前进。《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声，直到傍晚还回荡在黄浦江的上空。……
所以，当年文革中狂热而持续的大游行就是这么开始的。北京“革命群众”到中央接待站“送喜报和决心书”的做法，很快在各地推广开来。记得当时我就想不通，“十六条”明明是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还要到中央接待站去报喜？假如是基层的首创与发明，这样的报喜还有道理；而送决心书的做法似乎还讲得通。但是这些想法是不敢公之于众的。
我们学校距离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不到一公里，加之又是送喜报，又是送决心书，所以，那些天几乎从早到晚都可以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我们也不止一次参加游行，有学校组织的，也有年级组织的。很少“长途跋涉”到市委（当时在延安路华山路，现在的贵都大酒店所在位置）或市政府（当时在外滩，现在的浦发银行所在地），所以是无数次到区委区政府。每次都看到，游行队伍把大门前的重庆南路及周边道路挤得水泄不通。红旗、红标语、红横幅，还有大红纸写成的喜报或决心书，真是一片红海洋。记得有一次我们随着长蛇阵中缓慢地挪移到递送大红纸的接待台面前，我从摩肩接踵的缝隙里看到无数的大红纸已经堆成小山。我好生奇怪，会有人看这些大红纸上的内容吗？

这样的疑虑很快就被一浪接一浪的热浪粉碎了。就在“十六条”公布后四天，又是一条“喜讯”传遍神州大地。1966-8-11晚上广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站的讲台。……从这边走到那边，伸出双手，和拥簇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毛主席和一些同志谈了话，还向周围欢呼的群众问好。他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毛主席离开接待站的时候，一再向欢腾的群众招手。毛主席离开后，前来贺喜和送交决心书的人们，还是激动得不愿走。许多站在后面的人拥到前面，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紧握。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心里想：毛主席呀，毛主席！就是你用这双伟大的手，写出了大量的革命文章，给全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是你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你这双手又给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是刚才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最大的幸福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在当年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初中生更是羡慕万分。类似的宣传一天接着一天，类似的报道越来越高调。我们则越来越沉湎于那些庆祝游行。两天后，8-13晚上，广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把庆祝游行推向新高潮，当年8-15刊载的新华社消息是这样描述的——全国亿万人民，怀着无比高昂的革命豪情，最最热烈地欢呼党中央全会公报的发表。从祖国的心脏北京到最偏僻的山村，从西藏高原到南中国海的岛屿上，在长江和黄河两岸，举国欢腾。许多地方，人们彻夜不眠，通宵举行庆祝活动。许多地方倾城出动，举行庆祝游行的人群把条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
从1966-8-8到8-17这十天里，又是“密集轰炸”式的社论发表高潮，人民日报5篇加上红旗杂志1篇，目不暇接，容不得个人思索，只能是——在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战斗吧！（8-17社论语）当时老百姓还不知道有一个“5-16通知”，所以，“十六条”的公开发表就意味着文革的战鼓正式擂响了，我们这些初中生自此就更加不由自主地陷入“停课闹革命”的深渊。（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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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头看那些旧报纸，可以读到8-18的人民日报是这样回顾小结北京的十天的——
……十天来，整个北京一直沉浸在无比欢乐和鼓舞之中，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报喜的革命群众达八十万人。……十天来，首都喜讯频传。八日，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十日，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十三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中央全会发表公报。在这前后，革命群众又喜得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全党全国的大喜事一个接一个。喜讯传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潮水般的报喜队伍，冒着大雨，顶着烈日，怀着革命豪情，涌向党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许多人去了一次又一次，连百里外的山区筑路工人和远郊人民公社社员，也从老远的地方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赶来。十天来，报喜的队伍一直连绵不断。久住北京的人们说，这么多革命群众，持续这么长时间，这么激动地走上街头欢呼，这在北京是前所未有的。……
首都是如此，上海也绝不会差。估计同一时期的报刊上也会有类似的报道，只是现在不容易找到那些资料罢了。汉代就有民谣如是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千百年来何曾有过根本的改观？更何况是在那个属意造神的年代。虽然那年八月还没有把现代的个人崇拜鼓捣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奏、台阶与铺垫。

热潮逐浪高。恰好就在人民日报说持续的庆祝游行“在北京是前所未有的”当天（8-18），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的游行”……。记得当年听到上述广播的时候，真有惊讶不已的感觉。
第一次知道，从小就接受的教育“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争取做出成绩，到北京见伟大领袖”是可以这样实现的——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第一次知道，有生以来首次参加的“大革命”是要这么进行的——在今天上午整整六个多小时中，一直和百万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检阅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庆祝游行时，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次知道，北京出现了“红卫兵”——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第一次知道，从小因为调皮捣蛋和逆反心理而被斥责为“好大胆，想造反啊”中的贬义词“造反”已然成为最最革命的词语，因为林彪在城楼上向全场发表的讲话中，一开始就说——同志们，同学们：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第一次知道，从小梦寐以求的到首都北京去，忽然变得很简单，因为已经有各地的学生到北京去学习“革命的经验”了，周恩来在城楼上要求全场的“革命同学”——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你们一定要敢于自己挑起这个担子来，我们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那些响彻广场的重要讲话，都明白无误地把“革命重任”赋予了“革命师生”，使得已经经过两个多月历练的人们更加兴奋不已，也更加容不得喘息思考，“毅然决然”投身到狂潮中去，并把它继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现在从当年的报纸得知，8-18那天的“庆祝大会”是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实况的，所以，当天就有“许多城市同时和首都一起举行了庆祝大会和庆祝游行。”上海也是“全市欢腾，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达到了十多天来的最高潮。全市有数不清的人冒着滂沱大雨，和首都人民在同一时刻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小将们，簇拥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手执红缨枪，高举革命火炬，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到中共上海市委表示他们从小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闹革命的决心。”对这样的描述，如今已经没有印象了。留在脑海里的是8-19的彻夜大游行。
可能当时正是连续的雨天，所以上海的全市大游行延迟了一天。8-19，我们照例到学校“参加运动”，就得到通知，晚上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上海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我们这些天真幼稚的初中生马上纷纷猜测，“今天晚上毛主席会到上海来？”虽然也有头脑清醒一些的同学说，“要是这样，还有其他省市怎么去呢？”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抱着莫大的期待心情参加晚上的活动，无一请假或无故缺席。
那天晚饭后，我们到学校集合、列队出发。走出位于嵩山路的学校边门，没有右拐、向北去人民广场（当年还没有“延中绿地”，嵩山路可以直达人民广场，所以我们学校距离广场只有几百米，可谓一箭之遥），而是“北辙南辕”，左拐、向南，再往西、往南，向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重庆中路（太仓路与兴业路之间）进发。可是，到了那里，没有停多久，就汇入越来越庞大的游行队伍，以越来越缓慢的速度，继续南行。到达复兴中路。又是一个右拐，继续向西！与人民广场是渐行渐远了！带队的班主任老师也不知道究竟往哪里去。只能是继续鼓动大家，高喊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以此保持高昂的激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游行队伍却越来越蜗行。一路西行，直到陕西中路，总算拐向北进了。大家兴奋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时还没有“语录歌”。它们是那年国庆节才“登台亮相”的。）
雨势渐渐增大，队伍却停顿下来，大家没有一人带雨具的，由于狂热的兴奋，也没有人溜号当逃兵的。我们队伍的路边有一家小厂，沿街是一个办公室，就让我们进去避雨歇息，但空间十分有限，同学们是轮流进出“换防”，先前红旗猎猎、锣鼓喧天的壮观场面，此时变得哑然无声了。
大约晚上八点，路边的喇叭里传来人民广场集会的实况转播，从嗤啦嗤啦的杂声中隐隐约约得知，中央来人了！谁？郭沫若（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一）。谜底终于揭晓了，伟大领袖没有来上海！加之阵雨太大，一起浇灭了大家的热情。喇叭里到底是谁在广场上讲话，无人问津，而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不时有人打盹打鼾。如今从8-20的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关于那晚的报道——上海百万革命群众冒雨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表达了上海一千万人民最坚定的革命决心：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当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队伍涌向人民广场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等走向广场和群众会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出席了大会。……魏文伯、曹荻秋、郭沫若讲话过程中，全场不断爆发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上海学生和工人在会上讲话。……庆祝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冒雨举行了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分数十路纵队浩浩荡荡通过人民广场，马路两旁人山人海，无数高楼大厦的阳台上、窗口里，千千万万居民和游行队伍同声欢呼，一起唱歌。今晚，上海人民沉浸在无比欢乐和无比幸福之中。无数革命小将高举熊熊的火炬，昂首阔步，奋勇前进。郊区的许多农民满怀喜悦的心情，从数十里外赶来参加游行。……
不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在雨夜里等候到什么时候，游行队伍才重新开拔，只记得大家昏昏欲睡乃至睡眼朦胧了，默默地随着游行大军继续朝北行进，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班主任老师也不再带领大家喊口号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前前后后招呼全班同学不要掉队迷路。蠕动的队伍越过淮海路、延安路，都没有右拐转向东行、而是继续向北。到南京路了，竟然还是向北！大家不明白了，如果说南京路还可以勉强算作人民广场的北缘，那么此刻还要继续往北走，究竟要去哪里？去干什么？然而，大家还是默默无声地跟着走、走、走。忽然，向右拐到一条窄窄的小马路上，同学们顿时面面相觑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看到路牌了，这是奉贤路。我们这些久居卢湾区的，还是第一次知道上海市区有一条奉贤路（这也是十多年以后我“业余研究”市区路名的源头之一，参见《上海市区路名趣谈与正说》）。
在那条狭窄、曲折、昏暗的奉贤路上，游行队伍睡眼惺忪般蜿蜒东进。不记得这支队伍怎么来到西藏中路上，尽管道路陡然开阔，但是路上的游行队伍屡屡发生“冲突”，往南往北两个方向的队伍“对冲”，远不如先前一路北行过程中跨越淮海路延安路南京路时，不同方向的队伍相遇，也是井然有序。而此刻，显然是失控了，乱套了。我们只知道向南、向南，那是去广场的方向，也是回家的方向。然而，越近人民广场，冲撞越是厉害，从广场出来的队伍“势大力强”“势不可挡”，而我们则成了细小的“逆流”，犹如“螳臂当车”。到了南京路，更有东西向的队伍犹如决堤的洪水从侧面涌来，我们的队伍终于无法保持队形了，即使勉强集中了一些，旋即又被冲散了。雨幕中，路灯下，马路上，一片混乱，仿佛都成了“散兵游勇”。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再也无法集合本班的队伍了，他只能把身边的十来个同学喊到一起，手臂挽手臂，形成一条人链，在难以对抗的南向北的人流中，用近乎横冲直撞的方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来到人民广场东端的福州路口。
豁然开朗的空间，赫然闪亮的灯光，只见遍地狼藉，破损的标语纸早已被雨水泡烂又被践踏得如同泥浆，废弃的旗杆标语竿横七倒八躺在一滩滩雨水中。环顾四周，发现路边已经有一个个摊位免费提供热乎乎的姜汤。我们这一串人链仍然手挽手，快步进入人民广场的东南部。此时的广场上靠近观礼台的北部依旧人群密集，远远望去，观礼台灯火辉煌，人头晃动。我想，一宿不眠总要看个结果吧？于是禁不住发问：不知道上面是些什么人？可是，无人响应，显然没有人再有兴趣走近那里。大家加快步伐，抓住时机，穿越人流相对少一些的广场东南部，就可以抵达通向我们居住地的龙门路、普安路、嵩山路等几个路口了。
不记得我们这一伙是怎么、在哪里解散的。只记得我如同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爷爷已经烧好了姜汤，让我驱寒；烧好了热水，让我洗澡……。到上床睡觉的时候，朝玻璃窗一望，东边已经微微发亮了。真是一个不眠之夜，也是我会记事以后第一次一夜无眠。
时隔四十六年，这些恍如还在眼前。那种狂热留下的惨痛教训更是记忆犹新，温故知新。（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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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8-18之后，印象至深的是8-23开始的“破四旧”。现在从旧报纸上看到，实际上是8-18以后只过了一天，8-20，北京就开始“破四旧”了，但是正式公布于众是8-23。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社论，短短四五百字，大声宣布——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查阅旧报纸发现，“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及其所在的语录，就是由那篇社论首次在正式报刊上“登台亮相”于广大普通民众面前的。究竟来自何处？8-26的报眼“语录”栏刊登这条语录时注明，源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再后来知道才具体的日期是1939-12-21。当年就奇怪、而且时至今日也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篇雄文没有收入“四卷”？而我们这些从小习惯于接受“听…话跟…走”教育的初中生，是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极为惊讶，从8-23这一天开始努力转弯子，不再把“造反”当做贬义词。

当天报纸还有新华社的报道，告诉全国民众，向“四旧”的“猛烈攻击”是8-20就开始了——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这天开始每天有大量详细报道，介绍北京首当其冲的具体情况。当年的社论、报纸就好比红头文件，所以，8-23，各地的“破四旧”也就开始了。对当年各地群起仿效的狂热举动，如今已有不少见诸文字。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报纸，可以对那场狂热多一层思考。

如今一般都是习惯于说当年“破四旧”，其实，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震撼人心的还有“总攻击”“猛烈进攻”等，此乃起始于那年8-18，林彪在城楼上那次讲话的末尾如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如此狂热的鼓动，加上“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向旧世界宣战”之类辞藻，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初中生来说很有吸引力。记得当年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到校门外的淮海路上去看热闹，剪奇装异服、剪男的大包头女的烫发等等。不过我们毕竟只有15岁，势单力薄，所以不敢动手，只知道以别人的窘迫狼狈为乐。
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散发传单，呼吁造门牌的反，说是上海的门牌是蓝底白字，这是和国民党旗帜上的青天白日呼应的，因此号召大家改成红底黄字。我们几个兴奋起来，打算动手干一场，可是马上发现这事情不好办，门牌都高高在上，离地两米左右，哪里去借梯子呢？用红纸黄颜料，谁提供？日晒雨淋褪色了怎么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是让有关部门去做永久性的吧。于是，不了了之。
我们想模仿数十年前的“五四青年”，就到公交车上宣传革命。校门外就有无轨电车、有轨电车，车水马龙，于是四五个一伙、五六个一群地上车，站在驾驶员后面、发动机旁边，读语录，喊口号，唱歌曲，声嘶力竭，口干舌燥，也没有赢得多少乘客欢迎鼓掌。
百无聊赖之中，迎面看到一个军人在逛街，敞开着风纪扣，因为八月下旬的天气很热。我们几个心血来潮，上前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指了指军人的风纪扣，军人有点不耐烦，皱了皱眉头，还是把风纪扣扣上了。我们几个得意洋洋笑了起来。此事印象颇深，因为就在淮海路的闹市人行道上，行人不少。有人不解：“你们是什么意思？”答曰“风纪扣是不能敞着的。”不记得我们是从哪儿学来的。如今看到当年报纸上一条消息，估计与那次“纠正军纪”有关。1966-8-27第1版——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中国人民警察的服装，经国务院批准改革，于九月一日至十日在全国开始实行。新的民警服装样式，上衣为草绿色，裤子为藏蓝色，戴解放帽、国旗帽徽、全红领章。自实行之日起，旧的民警服装予以废除。——自此以后，警察的大沿帽取消了，与陆军军人的差别在于裤子的颜色不一样。
那场“总攻击”的一大“战场”是众所周知的改名字。厂名、店名、路名、校名……无一幸免。我家所在的西藏路就有人要改为“翻身路”，当时就在心里嘀咕：西藏是不是也要改名？看到许多传单在呼吁把上海改名“七一市”，意在七月一日建党节，对此又不免诧异：这“公历”来自西方，是不是也要改？诸如此类的猜疑虽有一些，终究抵不住“革命洪流”的冲击。记得有一天上午，刘、郑、徐、张和我等几个同学聚在学校的中大楼东侧校园里闲聊，说到上海的文汇报的报名，是不是也要“革命化”一下？于是就由思路快捷的刘带头起草，由毛笔字快捷的我执笔，写一份大字报“造反”，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文汇报的来历，也不知道报名是何人的笔迹。正巧殷校长走过，就向他提问，年过半百的他如实告知：“我也不知道。”我们无可奈何，只能空空洞洞下了“勒令”——立即改名为红卫报。随后，大家向总务处借了一辆人力三轮货车（沪语称之为“黄鱼车”），来到报社（当年在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149号）门前张贴。已经是近午时分，原本清静的圆明园路，更加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我们几个也不敢惊动报社，带着几分胆怯，朝大楼门口里面张望了一下，就在大门对面的墙上匆匆贴完大字报就回校了。想想此等“造反”是何等的幼稚可笑。现在从1966-8-25的报上看到新华社一则《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的报道中说——上海《新民晚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建议，从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由此看来，上述记忆是可靠的，时间肯定在8-23以后。
颇为意外的是，如今在当年报纸上看到，1966-9-5刊登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单项比赛安慰赛优胜名次”中，有这样的名字：男子单打亚军李富勇（原名李富荣，中国），女子单打亚军李力（原名李莉，中国）。恐怕只有亲历文革的人才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奥妙来，也可能没有人还记得赫赫有名的李富荣在那个狂热的炎夏曾经改名李富勇。他是上海人，沪语中荣、勇谐音，如此改名在当时十分普遍。
我不由得想起，当时我也和弟弟议论过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如何实现“名字革命化”。最方便的就是选取一个四字的成语，要满足“革命化”，又要尽可能接近原名，似乎最合适的就是“坚强刚毅”，可是实在太一般化了，肯定会重名。于是，小心翼翼问爷爷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一个接口，于是就不了了之。两年后，1968-11，我“自愿”去江西插队，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中还有人念念不忘“名字革命化”，我正在火烧眉毛似地准备出发，无心考虑此事，但又无计可施，就问正在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在“牛棚”里的爸爸，他想了半天，说，改成“从人”吧，意思是“服从人民”，与原名大体上谐音，也符合班主任老师在送给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家同意了，并商定在到达插队地以后报户口的时候办理改名手续。后来证明，这些是绝对的天真，以为外地农村的户籍迁徙手续和上海市区是同样的程序，其实，那里根本就没有户口本，也没有报入户口的手续（因此，下乡后不久就有人说，农民与城里人相比是二等公民，实在值得回味和深思）。于是，“纠结”了两年多的“名字革命化”就此终结。（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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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了当年夏天对“封资修”发起“总攻击”中的“家居革命化”。也许当时的榜样是这样来的——8-22第2版，战斗英雄麦贤得伤愈出院疗养。麦贤得进入疗养室后，首先拿出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贴在正中墙上，充分表达了他对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感情。——事实上，正是在8-23上海开始“破四旧”以后，家家户户也开始了“自觉革命”，挨家挨户挂起了宝象（有的家庭还放置了石膏制作的小塑像），还贴起了语录、对联、口号。记得当时我家为了省钱，就买了几张白纸和红纸，聚拢了我们兄妹在美术课用剩的红颜料和黄颜料，因为已经停课也用不到那些东西了，又有充足的时间，于是，由我“操刀”，几天之内写了好几幅美术字。对联是贴在标准像两侧的，红纸黄字，但是延续多年的“听…话，跟…走”已经被认为不合适，因为苏联的党已经变修了，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跟…走”，而是增加了“中国”二字。为了保持上下联的对称，另一边增加了“领袖”二字。语录则是白纸红字的“下定决心……”。口号是四句排比句“学习最高指示……”。另外还用“方块缩放法”描绘了“副统帅”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此的布置使家庭卧室活像一个“政治课堂”。
与此同时，各家各户还翻箱倒柜地自己扫除“封资修”，我家把许多文革前出版的课外读物都送到了废品回收站，至今还使我心痛不已。由于自己小，不懂事，直到此时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从未看过的家谱小木箱，为了“破旧立新”“灭资兴无”，家谱被撕毁了，箱子正面“王氏支谱”几个字被凿掉了，那个当时不易觅到的小木箱被留下了，但是一副“破相”实在难看，爸爸找来一张橙色纸贴上遮掩了，又用红墨水写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后来，它被用来收藏一些文革出版物。那个小木箱经历了此番劫难，至今仍然看得到那些四十六年前留下的“革命”痕迹。
当时最最热门红火的是毛著和标准像，不仅“洛阳纸贵”，还必须改口称“请宝书”“请宝象”，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中老年人连连摇头：这哪里是“破四旧”啊，过去菩萨、佛像是说“请”的啊……，当然没有人敢于公开非议，惟有童言无忌。邻家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回家进门后就乐呵呵告诉大家：刚才我路过一家商店，只见橱窗里都是“雄文四卷”，想到这几天到处都卖完了，而这里没有人排队，心里高兴极了，担心又要买不到，立马冲进店堂，大声说我要买一套。谁知营业员说，我们这里是五金商店。我这才恍然大悟，店堂里果真都是电线灯泡什么的，连忙退了出来……。在这个小朋友嘻嘻哈哈地自嘲不已的时候，众人则连声提醒他：不要忘记，应该说请宝书，商店不能用商字了。营业员改为服务员了……。

这就是“破四旧”“总攻击”！颇有广度与深度，广播和报纸天天报道，推波助澜。现在从报纸上看到一句当时十分热门的语录：“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源于《新民主主义论》，参见1966-8-26社论《涤荡旧文化　创造新文化》）这不仅是歪曲来自传统文化的那三个词组的本意，还全盘否定事物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且彻底地割裂和对立起来，并由此导出极端的“斗争哲学”。
在那个狂热的炎夏里，正是上述主旋律主宰了一切，于是，耳边始终响彻着林彪8-18的讲话——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8-22报纸发表第11期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继续高调宣扬——林彪同志提出，全党全军全国“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他说：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显而易见，就是要把七亿人统一于一个思想、一个领袖，谁敢于独立思考，就是离经叛道，难免杀身之祸。而经历过四十年代后期两党纷争与内战的人大多晓得，有人曾经喊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结果以失败告终，跑到海岛上去了。其实，从“雄文四卷”中也能对此略见一斑（1968-11我“自愿”下乡插队以后终于通读过一遍），但是，在文革造神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敢有异议了，唯有随大流，随着那样的主旋律起舞。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也正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当年践行了“先破后立”“破旧立新”，例如，8-8第1版报道——以“一年等于十六年”的速度大量印刷毛著；随后，从8-13开始，就隔二差三地报道各地喜得选集的消息，而且还扩大到语录和单行本。9-4第1版又报道——人民出版社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简体字横排本，已经完成制版任务。大批纸型已经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开始大量印行。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股“立新”热潮。起始于8-24第1版报道——破旧立新的动员令灭资兴无的号召书，8-17，毛主席为新北大校刊题字。8-25第1版又报道——对全国广大革命妇女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8-20，毛主席给《中国妇女》杂志题字。于是乎，许多学校忙不迭地把刚刚“革命化”的校名再一次“毛体化”——不可能请毛泽东亲笔题字，就“退而求其次”，收集毛体字迹，拼凑成“山寨版”的题字，一时间无不以此为荣。我所在的中学是1958年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定名为东风中学，取义于“大跃进年代”震天动地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以，到1966-8狂热初起时就显得当初富有先见之明，省去了重名、争名的烦恼；及至“题字热”时，不少学校的新校名尚未确定，我校就凭借“先天优势”，在普通中学里率先制作了毛体的校徽。我们这些初中生兴奋不已，以为这些就是“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那年8-18之后开始的“总攻击”中，上文述及的“破四旧”是得到报纸广播全面宣传和大力鼓动的，8-23一天就有人民日报两篇社论，除了前已提及的《好得很！》，还有一篇《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其中公开宣布——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8-24转载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不仅继续加油鼓劲，还一鼓作气刊发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三篇大字报，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记得当时各地报纸统统转载了，“红卫兵”“革命学生”被捧上了天。
尔后8-27第3版整版是颂扬红卫兵是祖国的希望——英雄的红卫兵，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最爱听毛主席的话，你们最愿照毛主席的指示行动。你们的眼睛最亮最亮，你们的心儿最红最红。英雄的红卫兵，你们是革命的子孙。你们的年纪不大，却是今天革命的主人。……8-28第3版又刊文《学习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把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此时此刻的“红卫兵”也罢，“革命学生”也罢，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整整两年后会成为“很有必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如果说，最初的上街“破四旧”还有过前兆——早在8-14人民日报在第3版上就有《头发式样上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文章（署名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六好职工、南京理发公司经理兼理发师刘瑞卿），“全剧”于8-20在北京开始、8-23在全国铺开；那么，在此之后出现的疯狂的抄家行为，就十分诡异——既没有前兆，也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宣传，但是又有经由社论表达的赞扬与支持。8-29的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是这么说的——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显而易见，上述文字表明最高层对红卫兵是十分欣赏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其中也隐晦曲折地谈到了抄家行动，但是那段日子的报纸上对具体的抄家情况却是千篇一律地缄口不言，所以，不是亲历者和不明就里的人是很难察觉社论辞藻中的真正含义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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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8-29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发表后，报纸又连续报道各地军民“群众热烈欢呼：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怎么说，红卫兵就怎么做”，“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红卫兵所向披靡”，“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震撼了旧世界，使得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还存在的一些威风扫地以尽，大大增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红卫兵用革命的照妖镜，把那些反动透顶的老寄生虫和吸血鬼，一个一个从阴暗角落里揪了出来。他们举起革命的铁扫帚，横扫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一切残余势力。”……这样的报道已经不再限于街头“破四旧”，而是对席卷全国的抄家、打人狂潮恶浪表示了极大的鼓励、支持和推动，只不过没有公开说出那些行径来。从而把资产阶级、资本家正式归入“黑N类”行列。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火上浇油的事情发生了！也没有人会想到，竟然会再次上演大规模的接见！8-31，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五十万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在讲话中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周恩来在讲话也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最高层领导人的这些话语毫无疑问是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莫大支持。
那天，林彪还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 民解 放 军的强大后备力量。周恩来也说——红卫兵要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成为解 放 军的可靠的后备军。当初，8-18，红卫兵正式亮相，报纸上就不时出现“红卫兵是解 放 军的后备军”“红卫兵是不拿枪的解 放 军”这样的说法，因此，8-31的城楼上的两个讲话是第一次由最高层领导人予以确认，更是对红卫兵的充分肯定。周恩来还宣布——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用当时报纸上的话来说，就是“把巨大幸福带给战友把革命火种传遍全国”。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串连”的开始，也是京城疯狂的“红色恐怖”在全国“星火燎原”的开始。

众所周知，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从此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无知、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充满野兽般的激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财产，而且还伴随着“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最常见的是“剃阴阳头”，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扯，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扯，连头皮都给撕下来。除此之外，还要被被迫下跪“认罪”、带高帽子游街“示众”……等等等等。上述行为又正是当时广为宣传和学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那些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湖南革命行动”时隔四十年又在全国“推广”开来！红卫兵真是“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舍此不足以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鲜明的阶级立场”，甚至还骄傲无比地冠之以“红色恐怖”。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我校搭设在淮海路嵩山路口的宣传台上，又蹬又跳、大喊大叫“红色恐怖万岁”，行人驻足听完演讲、看完表演，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虽然当时的报纸上没有出现“红色恐怖”这样的字眼，但是文革过来人是不会忘记的。在8-28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 放 军学习》中，就首次阐述了十六条提出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此时的“武斗”，还不是后来发生在不同派别之间的大规模群体冲突和打砸抢，而是集中在对新旧“牛鬼蛇神”（旧的地富反坏右，新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等）的野蛮、残酷、毫无人性的揪斗、打人。所以，8-28社论实际上表明了当时已经发生“武斗”行为，而且到了要由最高层出面说话的程度。三天后，8-31，林彪在城楼讲话中又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及至9-5，又专门发表了题为《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这样，就一次次间接地坐实了当时“武斗“成风的惨剧。
自从刮起抄家风之后，我们一家就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因为早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父亲就被关入“牛棚”，罪名是与吴晗“南北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爸爸坚持认为自己是学术研究，与政治人物毫无联系，但是无人理睬，仍然给爸爸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着抄家、打人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不断传来，一些“阶级敌人”由于在日记本等文字材料中被查出“反动言论”“变天思想”而被认定“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爷爷爸爸妈妈想到了日记本存在巨大隐患，决定处理掉。一天中午，我从学校回家吃饭，爷爷告诉我，我的几本从1964元旦开始的日记本已经处理掉了，我愕然，无言以对，默默接受了痛苦的现实。晚饭时，爷爷说出了销毁日记本的具体办法——泡了一大盆浓碱水，把日记本的内页全部撕碎，扔进碱水中，没有多久，不仅字迹全无，连纸张也烂作一团，总之，绝无辨认的可能。此法比焚烧好，没有烟、没有火、没有光、没有灰、没有味，不会引起别人注意。那几个纸糊团，到天黑人静之后悄悄地随煤球灰等生活垃圾倒进垃圾箱就可以了。爷爷曾经经历过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也经历过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对于此类“生活经验”了解得不少。所以反应快、出手快、效果快，神出鬼没，无人知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9-5听到广播里那篇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言之凿凿，铿锵有力，大家以为可以躲过一劫了。谁知道，恰恰相反，9-6晚上，厄运降临！详见《1966-9-6“家耻日”》。

重读旧报，不难发现，当时那些通过报纸和广播直接到达基层的公开的最高层声音，重点仍然在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林彪8-31讲话）因此，那些社论与讲话的实际效果，必然是为疯狂行为的恶性膨胀与发展提供最强大的保护伞，即使当时也说“不但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决不打人”之类，但是，在整个宣传中几乎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法律程序，也不知道任何行动之前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更谈不上制止和惩处违法行为。瓶子里的恶魔一旦被放出来，就难以收回去了，更何况是在一个以无法无天为荣、只有至高无上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代！
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一些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1966-8-26，北京郊区的大兴县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之后，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只是沧海一粟，现在知道当时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屠杀“阶级敌人”及其家属的惨案！
事实上，公开的报刊当时对“红卫兵”的热捧已经到了极端——9-1第3版，刊载署名为“北京红卫兵战校（原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全中国。红卫兵纵横三山五岳，威震五湖四海，使全世界革命人民欢欣鼓舞，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害怕得要命。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和造反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我们统统都要反。我们红卫兵不但在国内舞台上大演造反剧，还要登上国际舞台，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斗争到底，造反到底。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罪孽深重，万恶不赦，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要共诛之，共讨之。
美国强盗听着，我们红卫兵，既然是兵，就随时准备打仗。我们是英雄的、战无不胜的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的强大后备力量。现在，美国强盗正在屠杀越南兄弟，越南人民正在进行英勇的抗战。我们誓作英雄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就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打断你们的脊梁骨！
我们要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是可耻的叛徒，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就是要同他们斗，斗到底。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要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革命斗争。国际资产阶级正在莫明其妙地谈论着红卫兵。但是，我们老实告诉你们，红卫兵是摧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爆破手。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一代，起来造反吧！把压迫你们、奴役你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统统都打倒。我们不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枪炮和屠刀，我们不听敌人的任何甜言蜜语。我们要造反！造反！造反！彻底砸碎旧世界，为创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让一切妖魔鬼怪在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面前发抖吧！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革命万岁！

何等豪迈的气魄！何其英雄的气概！我虽然是一个文革过来人，如今暮然回首看到那些文字，也不能不惊讶得合不拢嘴，真不相信当年竟然热昏到如此痴人说梦的地步，然而，历史偏偏就是这样的！继续往后看那些旧报纸，对此“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就在同一天的同一版上，有这样的新华社消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受首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保卫我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北京市公安局在八月二十八日宣布驱逐令，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费多罗维等八名外国修女驱逐出境。在我公安人员和红卫兵的押送下，她们已于八月三十一日被我赶出国境。……
第二天，9-2，又一次把红卫兵放到了突出位置——据新华社一日讯　首都各界和各单位红卫兵一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
那个炎夏，就是如此狂热复狂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滑入疯狂的深渊。（全文终）
（2012-09-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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