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回忆节选（文革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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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治气氛浓得出奇


宽阔的上中校园里到处绿树葱郁，芳草茵茵，还有东西两个植物园栽满各种名贵花卉，南北两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景色各异，空气中总是飘逸着植物的清香，耳旁不时可听到啾啾鸟鸣，日日置身于如此幽美清馨的环境中，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大有益处，不知不觉中对人的性情也是一种很好的净化和陶冶。
不过，校园毕竟不是公园，学习也不是游玩，在上中度过的那几年，我感觉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比小学里还要浓得多，除了每周都有的政治课，还有少先队队会活动，共青团为少先队员举办的“听团课”活动，各班级办的墙板，教学楼大厅里各年级出的黑板报，阅报栏里日日更新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报纸，学校大礼堂里经常举办的国内、国际形势报告，有时安排晚自修时集体坐在教室里收听中央台的广播，有时把老工人、老劳模请来学校现身说法的“忆苦思甜”报告，以及学雷锋做好事呀，下乡为贫下中农服务呀，学毛著交流心得呀，祭扫革命烈士墓呀等等，哪怕每个星期日晚上在大礼堂里放映给学生看的电影，有不少片子也只是党的路线方针的艺术图解。
这么多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新社会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向十几岁的中学生灌输这么多政治理念，其根本目的其实也就是一个：你要相信新社会好，相信共产党好，相信毛主席好，你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心甘情愿为党和毛主席贡献出你的一生！你的一切！
跟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比，中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多了，理解力、辨别力也应该成熟一点。可是，上中的校园再大，风景再美丽，也依然是个信息封闭的禁苑，因为远离市区、集体住校，甚至比其他普通学校更加封闭。十几岁的中学生，依然不谙世事，依然只能知道学校代表政府要让你知道的东西，依然没有渠道知道政府不让你知道的东西。依然不知道，就在前几年的几年时间里，全国有几千万老百姓被活活饿死！依然不知道，在你刚进小学读书那阵子，全国有上百万较有独立人格见解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而饱受折磨欺凌！当然更不知道，当时中国正在发起的对“苏修”的批判，根子是在毛主席反对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将其以往“大清洗”的种种罪恶揭露出来，毛自己想在地球上充当比斯大林更威风的世界革命领袖！……
我手头刚巧还保留着当年为班级办墙报时，几叠用过的稿件，下面摘选几篇，不难看出当时中学生们何等激进的精神风貌。


有目皆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解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劳动人民翻身了，无产阶级作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压迫我们，没有谁要我们去为糊口而卖命，去流血流汗。今天没有人累死、饿死，人人吃得饱，穿得暖，个个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蕃瓜弄”就是历史的见证。只有不甘心死亡的地主、资本家还板着脸、呲着牙。……
殷志祥


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伟大的祖国前途辉煌，
我们少年高声歌唱，
祝福祖国万寿无疆。

祖国的过去多么凄凉，
贫穷枷在祖国身上，
锦绣河山支离破碎，
人民生活呀，幸福在何方？

东方的太阳，我们的党！
祖国从此蒸蒸日上，
大跃进呀我的祖国，
共产主义就在前方！

陈先元


目前正是大学大比之年，人人都在要求进步，自己当然也是不甘心落后的呀！订立自己的计划也是十分应该的。
（1）思想品德方面：继续深入学习雷锋，多学习雷锋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之高贵共产主义思想，运用到工作上去，任劳任怨，主动要求工作，多吸收些无产阶级之思想，了解当前大好形势，坚决反修防修，争取入团。
（2）学习功课方面：（略）。
（3）生产劳动方面：积极参加校内各项劳动，劳动时不要产生怕脏嫌累的念头，并且要主动要求任务，找最艰苦的地方去行动，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4 ）锻炼身体方面：（略）。
（5）课余生活方面：……多看红书、政治理论、思想修养等书。
陆衡山



那时到了寒暑假，同学们根据学校要求，要互相写信交流假期里的心得体会，在中学生的来往信件中，也无不充溢着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下面是两封当时来信的摘要：


我在这个寒假里，以学习些东西，思考问题为主。我找了些关于为革命奋发学习的材料，加上《矛盾论》、《实践论》，学习学习……人应该怎样活着，应该怎样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都有待于我们去学习，去实践。
…………
徐庆蓉



寒假，我看了一些政治书籍，……特别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对我启发深得很。以前，我总想，我们这些学生学了《为人民服务》是无用的，光说为人民服务，却又做不到，这种学，还是不学好。还不如看一些哲学，辨清时代潮流，历史发展的方向，做时代的尖兵。现在，我觉得它不够了！不错，我们是应该明辨历史动向，但，如果缺少“壮志”、“感情”那还是无用的，他只能是一个正义的旁观者。如果将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完全溶化到这个事业中去，“完全”、“彻底”地奋斗，那才能算一个真正的“时代尖兵”，才能算走历史要走的道路。
张光明


犹可一提的是，刚进上中不久，党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报纸全文刊登，电台全文广播，将中苏分歧在国内外正式公开了。不久又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接着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就这么着评了又评，直至六四年七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党中央针对苏共在十个月里发表的九篇评论，洋洋洒洒，共计三十万字，合称《九评》——政治老师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九评》是我们党和国家批判“苏修”的重磅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还厉害。《九评》在世界上产生了什么反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确是无与伦比，至少在我们校园里，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同仇敌忾的凝聚力。中央台每次播出前，学校事先都会接到通知，学生们到点了就在教室里端端正正坐好，聆听播音员那醇厚有力的嗓音，以充满自信的语调、犀利无比的语锋，援引一段又一段马恩列斯经典语录，将苏共背叛马列主义的种种行径描绘得十分荒谬可笑，往往很长的文章还没全部播完，我们心中的热血就被燃烧起来，我们这些心地单纯而又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就等着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拿起武器，跟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狠狠地决斗一番！
初二下学期刚开课时，语文课上，陈祺生老师根据上面的布置，将赵朴初（1907-2000）写的散曲《某公三哭》，作为语文补充教材发给大家细细学习领会。陈老师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某公三哭》赞不绝口，认为这是当代文学艺术和政治使命结合最完美的一个典范。他身穿长袍，像个古代私塾先生那样，用带有浓重无锡腔的普通话，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带领同学们齐声诵读：“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
应该说，赵朴初的《某公三哭》，水平确实不一般，其借赫鲁晓夫之口，一哭美国最年轻却被刺身亡的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1917-1963），二哭印度因心脏病瘁死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1889-1964），三哭苏联被高层内部逼宫搞下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894—1971）自己，对这三位当时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既从党和政府立场出发，又不简单套用官方用语，而以十分尖刻辛辣的文人语汇，极尽冷嘲热风嬉笑怒骂之能事。据说毛主席看到赵朴初写的这三首散曲也大为赞赏，引为文友知音，下令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时在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赵朴初的大名，就从那时起连同他的《某公三哭》，在我们这些中学生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痕。
翻翻我那时候写下的一些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候对政府叫我们相信的东西，我也确确实实深信不疑，以为凡是党和毛主席说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公正和正义，所以，党叫干啥就干啥，小车不倒只管推，充满了年青人决心为崇高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纯真信念。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 晴
今天星期六，同学离校回家。
下午的一节政治课，我觉得上得挺有劲的。这节课主要讲旧社会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为上这节课，不久前学校还专门组织初一同学参观了“忆苦思甜”展览会呢。
课上，老师给我们生动地讲了旧社会的黑暗制度，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统治。通过观看展览会和这节政治课，我更清楚地知道我国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帝国主义的统治、奴役，旧社会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恨得我咬牙切齿，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新社会的热爱。
下午大多数同学离校，我留了下来，把作业基本完成了。
…………


一月二十二日 雨
早晨起来，窗外飘着细雨，往后一直没停过，天哭丧着脸，阴沉沉的。衣服上湿腻腻的，整天打着伞走路，怪不舒服的。
下午大礼堂临时开初一、初二同学大会，副校长讲话。
他讲着讲着，讲到自己解放前的生活，哥哥被日本飞机炸死，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的悲伤事情……他说，这不过是旧中国千万人之间一个普通的例子罢了，那时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劳动人民的子女根本不能上学，更别说进“上海中学”这样的学校读书了。
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那悲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祖国三年灾害严重的时候，还清苏联90%的债，全国没饿死一个人。这些铁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党、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
……


三月六日 阴雨
昨天——三月五日，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周年。为了回顾和总结一年来学习雷锋所取得的成就，更好地进步，今天下午我班开了主题班会。
“咚咚”的队鼓声中，中队会开始了。……
李老师最后讲话，他谈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谈了学毛选的意义。“方向盘”、“粮食”、“弹药”，我明白这些话的实质，同时我更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把思想提高，多么需要从毛泽东著作这口不朽的井中吸取知识和力量。
今天化一节课订“进步计划”，我把学毛泽东著作和雷锋日记列为第一条，并打算马上实行这计划。
…………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晴
“五四”青年节到来了。我可以骄傲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
在今年的“五四纪念大会”上，学校表扬了一批先进集体（5个）和一批优良学生（174名）。我被评为优良学生，并领了奖。
雷锋同志说：“荣誉从集体来”……
我能取得一些成绩，也应归于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我决不能因此骄傲起来，要戒骄戒躁，促使自己更快进步。
授奖以后，我想，今天是我们青年的节日，我应该干点有意义的事，决定到生产队为贫下中农服务。
走上乡间曲径，看见校外少先队的孩子们在捞水草积肥，我手发痒了，便与他们一起干起来。我的手不想停下来，可他们说足够了，明天再来吧。
…………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 晴
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一九六六年到来了。
回顾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它的侵略罪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激烈反对。美帝在南越打了一场至今没结束的肮脏的战争，随着“逐步升级”的叫嚣声，它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现代修正主义的面目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人们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中国，注视着北京。
在国内，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上，插上了一面又一面鲜红的中国国旗。
展望未来，使人信心百倍。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可以相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车轮隆隆向前开动，将压碎一切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历史的道路，就是我应该走的道路，我要乘着东风，挺胸迈步向前走，和历史一同飞快地前进！


二月二日 晴
昨天上午，听叶克平校长作了形势报告，下午进行了讨论。
杨新富同志今天上午到我校作了一个很生动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他解放前所过的痛苦生活，对我教育很深。我想，旧社会是多么不合理，少数有钱人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却过着贫苦的生活，甚至没有睡马路的权力！
每当我听了回忆对比的报告，看了这类书，总感到心里很激动。我想，我们老一辈抛头颅撒鲜血、吃尽千辛万苦才创下了革命事业，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促使自己革命化，将革命进行到底。
老一辈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现象），革命的重担将由我们挑起！
杨新富同志还介绍了他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党和国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的极大的幸福。
我常想，要是我能见见毛主席，那该多幸福啊！
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三月三十一日 阴
据报载，美国的统治者放出了一些空气，似乎是想“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这是一种烟幕。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在各处行凶，是我国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怎能设想，中美关系会因这点儿烟幕而“改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早晚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放些烟幕，也是为了愚惑人心。
他们还说，关系“改善”，中国的后一代也许更容易发生比较“温和”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存于我国的第三。第四代身上。
这要切切引起青少年的警惕，也要切切引起我的警惕啊！
我决心要坚持思想改造，坚持兴无灭资，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四月二十六日 晴
…………
只有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无比优越性，到处是火热的生活，到处是崭新的创造。人民为了建设、保卫祖国、实现伟大的目标而忘我工作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壮丽的事业，是为千万万人谋幸福的事业。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该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的事！
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2/3的人类在受苦受难，他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 ，我们有责任为解放全人类而出一份力，而去奋斗

http://www.c-xd.cn/main/article.asp?id=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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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狂热而荒唐的“革命”年代


难忘的一九六六年！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响当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开宗明义，用极为鼓动性的语言，为中国大地上正在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大声呼喊：“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当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责问校领导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后来被毛主席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还同时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紧接着，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六月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六月十四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
虽说我们才是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可经过了那么些年学校里和社会上政治氛围的熏陶，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分量——那是不折不扣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声音啊！从这些大气磅礴、如大海波涛般一波连一波的一篇篇社论和一个个大动作中，大家都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头不小，国家好像有什么很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一想到能亲身投入到这场来势迅猛的大革命中去，书生气十足的上中院里，班上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都感到既新鲜又兴奋。本来，初三下学期正面临毕业考和高中升学考双重压力，温课复习是头等大事，可在如此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还有谁能心无旁骛，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
其实，“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三五个月，我们已经投入到对吴晗《海瑞罢官》及邓拓等人“三家村”的批判中去。在我主办的班级墙报上，就刊登了好几篇同学写的批判文章。这是其中的两篇：


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
过去，我也受到一些旧小说的影响，认为包公、海瑞等是“清官”、“好人”。由于这些人长期用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法来巩固封建王朝，所以迷惑了许多人，而吴晗就利用这些来大力鼓吹死人，企图美化这些官吏和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
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吴晗等）总是用漂亮的外衣来蒙住你的眼睛，使你在看这些书、戏时不知不觉地受到侵蚀，失去敏锐的眼光，忘记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思想乘机而入，并长驱直入，来达到一小撮毒虫企图复辟的目的。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用马列主义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文艺书籍，分析古人，分析现人，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扫除它！
盛声逖


我们中的一些同学总认为古代传留下来的“英雄”、“好汉”不错，总认为“民族英雄”岳飞该是“民族英雄”。我说要是李秀成、史可法、海瑞没人去揭他们的老底，那么李秀成永远在他们脑袋中是“忠王”，史可法永远在他们的脑中是“头可断、血可流、志不折的民族英雄”，海瑞永远是他们心中赞颂的“为民清官”。
我这么一说，肯定这么一些同学会责问我：“我们是从历史书上看来的，现在人家已经批判忠王不忠，清官不清，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小题大做。”不，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说，既然史学界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讨论，正在步步深入打碎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推崇出来的偶像，我们为什么不清醒地想一想，为什么还抱残守缺呢？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揭发了某某“民族英雄”不行了，自己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能深入想一想呢？
更加可笑的有人说岳飞不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这太糊涂了，难道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是为了人民吗？镇压农民起义，收买农民起义，不去打“黄龙府”而听皇帝老子话，回来寻死，这不是为了封建王朝，不是鞠躬尽瘁为皇帝吗？
总之，我们也要打碎脑袋中的旧框框，大破大立，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中去！
殷志祥


应该说，出自中学生的这类“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扬文字，对吴晗、对海瑞、对岳飞等等的批判，已经够激进、够革命的了。可现在，我们被告知，这样的批判，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是中了某些人“小骂大帮忙”的圈套了！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由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好像从现在起才算正式开始呢！既然这样，就让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大革命中去吧！
随着“文革”不断升温，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敬和个人崇拜也直线上升。除了《毛选》大量发行，毛主席的画像到处张贴，报纸上几乎每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通讯报道中凡引用毛主席语录的，都用粗体字标出，显得特别有份量。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走出部队，大量流向社会个阶层，到后来男女老少人人都持有这种红色塑料套封的“红宝书”，对一些最常用的语录，几乎人人都能倒背如流。为便于携带，“红宝书”越印越小，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128开的语录本，才半个巴掌大，翻开来，毛主席的彩色军装照片下面，印着毛主席老人家的接班人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广播里，从早到晚翻来覆去播放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放得最多的是旋律高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歌人人会唱，到后来成为任何集体活动、大型活动都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大合唱，等唱完了，不用谁领头，人人齐刷刷地举起“红宝书”，使着劲儿在空中挥舞，同时放开嗓门一遍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淹没在红海洋和山呼万岁的口号声中。
平心而论，我那时候对毛主席是由衷地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之心，我真诚地相信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推翻黑暗的旧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新生活，是毛主席正在带领全党全国进行“继续革命”，扫除一切绊脚石，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学校里的“文革”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热乎，大字报越来越多，不再局限于批吴晗、批邓拓，转向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毒害，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是揭露一位体育老师，以教练“救生”为名，挟着女老师横渡游泳池，大字报认为这种行为表现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引得不少同学驻足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在我当时的一篇日记里，写下了“文革”初起时我对这场大革命的认识：

【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大革命，它触及到了人们的灵魂深处。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真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假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必然要在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我们的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已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但是，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还时刻妄想复辟并将此化为行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阵地。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有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解放十七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丧失警惕、放松或根本放弃阶级斗争是很危险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语）
对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许还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的。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打退了“三家村”黑店的进攻，并刨掉了我们党的心脏里的毒瘤——前北京市委，这才使人们更警惕起来，不把这问题等闲视之了。中共中央作出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这是一个极英明的决定，有极其大的历史意义。毫无疑义，这在我们的党史上，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必定是重要的一页。
…………
今天上午，阅读了《红旗》杂志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万岁！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约在六月中下旬，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党中央决定取消高考的消息。对我们初中生来说，考大学起码也是三年以后的事，所以听到这消息我们大都有点无所谓，有些同学还拍手叫好，觉得一下子轻松了。但对高三毕业班的同学（我哥哥也是其中一员）来说，这关系可大着呢！听到这一消息的刹那间，他们都怔住了，本来嘛，革命管革命，高考归高考，不是一码事，作为上海高考入学率最高的重点中学，不少同学，尤其是功课较好的同学，都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觉得高考对自己不是考得取考不取的问题，而只是考取哪所大学的问题，现在，这种优越感一下子被打碎了，当全国数百万高中毕业生都被抛到同一条新的、前程叵测的起跑线上时，他们对未来的走向忽然感觉到了某种失落、某种彷徨……
随着“文革”进一步升温，清华附中一张鼓吹“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从北京传到上海，被贴在上中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后来还传来这张大字报的“再论”和“三论”，鼓吹“造反有理”的调门一论比一论高。一股以家庭出身来划线的风气，从北京吹向全国，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向披靡，一统天下。
学生队伍中出现了新的分化，功课好不好已不重要，那些被归于“红五类”的同学，个个扬眉吐气，豪情满怀，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更是百倍增长；而被划入“黑五类”的，则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所谓“红五类”，是指的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这五种红色家庭的子女；“黑五类”，则是指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种黑色家庭的子女，后来又扩大为“黑七类”，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分子”。在“红五类”里，虽然工人和贫下中农排在最前面，其实，最吃香、能量最大的还是后面那三类，尤其是革干中的高干子女，被认为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中坚分子。中共自四九年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昔日一起打天下的一个个封官进爵，做子女的不言而喻都沾了光。上中向来是全市高干子女最集中的中学之一，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市政府不少首脑的子女都在这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这些人消息灵，路子粗，有些人弄来一套象征来头和身份的草绿军装穿身上，腰里再束上一条宽皮带，走起路来胳膊猛甩，脚底猛踩，甭提有多威风了！
应该说，在“文革”以前，共产党实行“依靠工农”的“阶级路线”，虽然还没明确提出“红五类”这种说法，实际上工农革干子女在参军、入党、入团、提干等许多方面已经享有种种优先权，而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则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这里摘录两段我编班级墙报时用过的——两位同学学“团章”的思想汇报材料，“出身”不好者因其“出身”而背负的精神压力之重，不难见其一斑：

……明确了这些，使我迫切要求革命，要求入团的愿望更强烈了。我决心以实际行动来争取。首先我要正确认识家庭，丢掉自悲感，坚决在思想上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坚决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坚定不移地沿着革命道路，走下去。……
现在我应积极靠拢团组织，向组织反映自己真实的思想情况，向团组织大门迈进！请组织、老师和同学们多帮助我，严格要求我。

董某某

……张老师曾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入团？”当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入了团可以使自己在这个组织的教育下更加进步。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当头，自己进步可以出风头。……现在仔细琢磨一下，觉得自己这种心眼狭窄的想法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的表现，我恨自己这种坏思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我在写《我的爸爸》这篇文章时写我要做爸爸的好孩子……。我却没想到我的爸爸是可恶的剥削者，是劳动人民的寄生虫，我爸爸现在的思想还很旧，如：他常对我说：“你得好好学习啊，将来才能有前途”，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思想是极肮脏的，它意味着：读了书，又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个吃穿现在的寄生虫。这样一想，觉得我太危险了……
戴某某


其实，这两位同学的出身，还算不上是“黑五类”里面的，后面那位，其爸爸充其量也只是个以自食其力为主、雇有三两个帮工的“小业主”而已。但是，类似这样的同学就因为“出身不好”，一从娘胎里出来跨进“新社会”，就注定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哪怕他们本人再努力，再怎么通过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他们也难以被看成“自己人”。在中学阶段，团组织最终也没向他们敞开大门。在政治老师的主导下，班级从初二起建立了团支部，陆陆续续发展了一些团员，基本上都是革干及工农的子女。
现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唯恐“左”得不够，风行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更是将党国原来已经够左的“阶级路线”更加推向了极端。
我的父亲，在“文革”开始前一两年，已被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上调到海运局机关委以第一船队长重任。……“文革”开始后，好在我父亲还是党的一员，所以我还不用担心会跟黑几类沾上边。那些出身黑色的同学，这时候可就真的惨了，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吃不准“革命”一旦革到自己头上来是个啥滋味。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承认自己是出身不好的“混蛋”、“狗崽子”，自我表白要跟自己家庭“彻底决裂”，以这种近似于自戕的方式来向党表忠诚。家庭本是人类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本该是一种最亲近的人类感情，可是“革命”却偏要活生生撕裂这许多家庭温情，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悲剧。
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这种介乎于中间状态的出身，有点红，红得还不够，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使我置身“文革”中时一开始就天然地不像“红五类”那样激昂疯狂，但也不用像“黑五类”那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自戕自己。

http://www.c-xd.cn/main/article.asp?id=221

yangharrylg

八．“大串联”二万五千里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中著名的“十六条”。
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献上的红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实况转播，伟大领袖“要武嘛”这三个字以雷霆万钧之力传遍天南海北、各个角落。
“文革”之火，越燃越烈。到处“破四旧”，到处抄家，“黑五类”遭受打骂、侮辱甚至丧了命，许多珍贵文物古迹被破坏，好些古旧书籍被堆在大街上付之一炬，大批商店、街道换上带有革命色彩的名称，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被禁止乃至铰剪。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益发升温，一直升华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种极端的吹捧之词，被堂而皇之奉为全党全国的圭臬，“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蔚成风气，“忠字舞”在许多地方大行其道，“红海洋”在全国四处开花，各种对毛主席的颂歌、效忠歌、语录歌响彻中国的山山水水。毛主席被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神。
在上中，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纷纷成立，三五人愿意的话就可以拉出一个小山头，大字报、油印小报满天飞，大礼堂前空地上不知谁刷下的两行“血溅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诺大的上中校园，既不上课，也不放假，好像有个“筹委会”在管事，但谁也管不了谁。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兴奋亢进之中。好在食堂还按时开饭，让同学们能吃饱了肚子闹革命。
我曾回家过几天，也没闲着，买罐红色油漆，借个趴脚木梯，从二楼楼梯转弯口的窗户爬出去，将木梯架在水泥挡雨板上，人站在梯子上，左手托漆罐，右手捏画笔，满怀对毛主席的激情，一笔又一笔，在外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下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画完了，走出房子，站到远处自我欣赏，觉得笔触虽细弱了点，总的还行，跟天天登在报纸上的版画头像比，没走样。
我的这一“杰作”，因油漆不易褪色，在墙壁上历经多年风吹雨晒，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听说当时里弄干部曾打听这像是谁画上去的，想请作者在别的墙上也画一些，以便加深新村里弄文化革命的气氛。但没找到我。我已经回学校“闹革命”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二次接见五十万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到京串联。总理这番话，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人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 “大串联”正式上阵，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几千万大中学生免费乘车周游全国，其中一千二百多万来到首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喜爱游戏玩耍，这也许是青少年的一种天性，说实话，当我听到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消息，心里真是乐坏了。从小学到中学，在同学老师眼里，都看我是个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好学生，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何尝不喜欢玩耍啊！我尤其羡慕古人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逍遥自在生活方式，只是压根儿没那种机会罢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了，去外地游山玩水的机会来了！那可是周总理说的啊！革命师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啊！
至于分期分批么，我心里明白，“文革”一开始，我这个原先的学习尖子就不吃香了，以革命标准来品评，在班级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中不溜湫的档次，要排队轮到我，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决定另辟蹊径，自己想办法去北京！我约了殷志祥、唐代凌两位平时最要好的同学，说好了分头准备，到时候一起出发。好在我们平时就是寄宿制的，毛巾衣物等生活用品大都放在学校里，东西一拿，说走就走。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要筹备出门所需盘缠，但对我而言，能从家里要到点最好，要不到也不怕，平时周末放学从学校到徐家汇这段路，乘五十路是从终点到起点，票价一角五分，我基本上都是步行，到外滩摆渡过了黄浦江，一般不坐车，“十一路”走到家，又可省下五分。周日返校时，徐家汇到上中这一段，改乘五十六路，票价一角，乘到港口站，下来多走几步，也照样到校，这又可省下五分钱。而我跟家里索要交通费时，是足额计算的。几年下来，交通费上省下一笔钱，再加上过年走亲戚得到的压岁钱和平时家里给的零用钱，虽然已用掉一些，但要出一趟门应该问题不大。
九月十一日，星期日。这趟回家，我主要就是为出门做准备，在母亲面前稍稍透了点风声，说是想去北京“大串联”。母亲马上说，现在外面到处乱哄哄的，你还小，哪里也别去！我知道说不通，干脆什么也不再提。家里有个老式梳妆台，左边那个可以锁上的抽屉，归我个人专用，里面放着纯粹属于我私人的东西，像是我个人日记和自己印放的照片啦，小学毕业证书和历年得到的奖状啦，同学送给我的贺年卡以及小纪念品啦，还有我自己花钱买的几本中外长篇小说，刻制印章的刀具及几枚私章，自己制作的弹弓和可以用鞭炮火药发射钢丸的木柄手枪，等等。我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连同几斤全国粮票，从抽屉里取出来，带在身上。傍晚，我像平常回校那样，不动声色地走出了家门。
晚上回到学校，跟唐代凌一碰头，他也已准备就绪。殷志祥却吱吱唔唔的。我问他，是不是害怕了？他说，不怕！有什么好怕的？不过目前局势还不明朗，还是再等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吧。我和唐决定仍按原来的方案，明天就出发，殷不去，那就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吧。
第二天下午，我和唐悄悄地离开学校，换乘几部公交，来到了北站——上海人习惯将位于闸北的上海火车站称为“北站”。候车大厅里人很多，长条凳上都已坐满，许多人站着等候进站。我和唐观察了一下，虽说秩序有点乱，但检票员非常忠于职守，守立在狭窄的过道口，手持夹票钳，对排队进站台的旅客逐个检票，没票要想通过检票口，难！唐的父亲是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他对铁路的熟悉程度显然大大超过我。他跟我说，看来这儿是进不去了，我们沿着铁路往前走吧，到一个小站，等过路的列车停下，要上去就比较容易。于是我跟着他出了北站，绕到交通路，沿着交通路往前走，一开始还有高高的围墙将铁路跟马路隔绝开，走到后来，围墙不见了，我们就沿着铁轨旁的小路往前走。
天渐渐地黑下来。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南翔到了。我们找了家小饭馆，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一共花掉两角钱。吃完面条，摸摸肚子，好像还有点空荡荡，就又买了两个面饼，合计一角二分，给唐一个，我把自己那个大口大口吞咽下去，肚子这才觉得舒服了点。然后去南翔站台上等车。经过的火车倒是有几列，但都呼啸而过，没停。大约晚上十点钟，有列火车咕兹咕兹喘着气，减慢速度，在这个小站停了下来。没几个旅客上下，我和唐顺利地上了车，车厢里已没空位，只能站着。火车开了，问身旁的乘客，得知这是开往南京的一趟慢车，站站停。不管它，能去南京也好，到了南京再说吧。站了不少时间，幸而车到无锡，下车的乘客多，我们抢到空位，坐了下来。
凌晨，南京站到了。出口处也有检票员在验票。我和唐快到出口时，磨磨蹭蹭放慢了脚步，琢磨着没票被查出来该怎么应付。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个年轻人被检票员拦下了，大概也是个逃票的，正跟检票员争得个不亦乐乎。我赶紧推了唐一把，乘检票员无暇旁顾，俩人侧着身子从那位乘客身后走了出去。
上午，打听到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站所在地，就赶去那里，要求给我们签发去北京的火车票。接待员是个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干部模样，态度很好，不温不火，查验了我俩学生证后，就对我们进行政策教育，但说来说去，只答应给我们办回上海的返程票。我们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他松了口：“上头确实有规定，北京不能随意开口子，要么这样，你们如果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照顾你们一次。”闻之大喜。我和唐简单商量几句，就说要去西安。接待员拿出油印的介绍信，填写证明如下：


编号：0072
证明
兹有 上海（省/市） 上海中学 等 貮 位同学，去 西安 串联（此证明只供接洽交通之用， 貮 日内有效，办理车票后由车站收回）。

中共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盖章】
一九六 六 年 玖 月 拾叁 日

附：同学姓名、学生证号
陈晓东 83
唐代凌 72


这张证明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去南京火车站，凭这张证明，在售票窗口，很顺利地领到了两张由浦口开往西安的火车票。车票到手，我把还搁在窗口上的证明，又小心翼翼地收了回来。后来不管跑到哪个地方，除了学生证，一般要凭介绍信才给安排食宿，我就把这张盖有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大印的证明拿出来，哈！一路畅通！
到了南京，南京大学是不能不去的，发生在南大的“六•二”学生贴校长匡亚明大字报事件，早已名闻全国，全国各地去这所大学串联的人很多，大学校门敞开，随便进进出出。我们进去后，也无非是看看大字报，拿一些油印传单。中午开饭时间到了，我和唐进食堂跟大学生们一起吃饭，我很顺利地领到了一盒面条，可是唐因为个儿小，明显不像大学生，被食堂管理员揪了出来，要他去小窗口买就餐券才让吃饭。于是我就去小窗口买了两张就餐券，为唐也为自己白吃的那份付了帐。
从南京去西安的路上，经过徐州，我们下车转悠了一天，第二天，凭车票再次乘上火车，直往西安而去。
发生在西安交大的“六•六”学生反工作组事件，像南大一样，也早已全国闻名，一直想有机会去那所大学看看，这也是我们要去西安的由头之一。早上车到西安以后，出了车站，我俩对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感到很新鲜，背着行李，在城里跑东跑西，看来看去，跑了大半天，跑累了，最后才跑到西安交大住下来。凭学生证和南京市委开的那份证明，我和唐被安排住进电机楼，俩人领到一条被子、一张席子，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食堂可以吃包伙，每人每日菜金三角，米饭凭饭票领，一斤一角八分。我们觉得菜金太贵，再说包伙定死了也不方便，就买了些饭菜票，吃多少付多少。
在西安我们停留了六天，先后跑了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学院、矿业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拿到了一大摞各种各样的传单。各个院校都弥漫着浓烈的斗争气氛，学生们基本上都分为两派，都在“炮打司令部”，都在互相指责谩骂，恨不得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九月十七日那天，西安人民体育场举行“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反正也不用入场券，我早上就跟着西安交大的队伍，一路走去，进体育场，参加了这个大会。
出门大串联期间，我曾在一些小纸片上写下流水账式的“串联日记”。以下是那天对参加大会的记载：

9月17日
今天上午将在人民体育场召开“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我决定去参加。8：00离校，随着##大学的队伍，我进了会场。我设法坐在主席台正前第一排（地上），周围是工人队伍。后来有人叫我走开，我就暂时离开。“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来了，坐在最前面，我就夹坐在他们中间。
在主席台上面，有些红卫兵用主席像遮住了“炮打司令部”、“炮轰陕西省委”等字样，这怎么行？炮轰谁呢？！于是以“炮打司令部”为首的红卫兵要这些人拿掉主席像——这是正当的要求。在较强的压力下，拿掉了主席像。
两方面的红卫兵，发生了纠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轰走了主席台上的“纠察”，要自当主席；另一方面的红卫兵也爬上主席台，与前一方激烈争执起来，一时秩序大乱。台下的“炮……战斗队”高叫：“###滚下来！”
混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某处还有扭打情况。后来，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来了，他东奔西走，企图使秩序安定下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了，大会才开始。肖纯任执行主席。
会上，刘澜涛、霍士廉作了检讨报告。一部分红卫兵高呼口号：“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如果炮轰是指轰省委中的黑帮黑线，我就完全同意这个口号。
我15：30离开会场，大会尚未结束。


住在西安交大期间，因口袋里宝贵的钱已所剩不多，发现外来学生在校食堂搭伙的可以借饭菜票，于是我和唐就向总务处借了一些。我借了八斤饭票、八角菜票，在借条上写的是粮票八斤、人民币二元二角四分。我们都老老实实具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笔小小借款，我和唐回到上海以后，我把粮票和钱交给唐，由他一起用挂号信给西安交大寄了过去。那时同学之间交流大串联的经验，外出借钱者大都没用自己的真名真姓，留的联系地址也大都是假的，他们还笑话我俩，太老实了！否则还都不用还！几年后，我和唐都收到上中转寄过来的西安交大催讨欠款信，好在唐还保留着还款挂号信的收据，就将收据寄给了西安交大，应该说这事也就算了结了。没想到过了几年，我工作的单位又辗转收到西安交大的催讨信，并按当时上头的某种规定，直接从我工资里扣掉二点二四元汇给了西安交大！我向单位申诉，又写信给西安交大申诉。都答复说既然你已还款那可以把有关证据拿出来作证的。可是，挂号收据不是几年前就已寄给你们了吗？那时又没条件复印留底，现在哪里还有收据拿得出来？想想实在冤。不由得回想起当年被人笑话“太老实了！”确实是太老实了，借钱不还的没事，老老实实还了钱的却还要你还。明摆着老实人就是太老实而吃了亏啊！
从西安回上海途中，七十六次列车半夜经过郑州，我们下了车。白天去郑州大学和河南医学院看了大字报，去河南博物馆参观了抗大校史和焦裕禄事迹展览会，还去二七纪念堂看了场电影《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郑州市街道房屋的外墙上，沿街商店的窗户和铺板上，大片大片被涂上鲜艳的红色，再加上到处张贴的红纸标语，整个城市都显得红彤彤的，十分刺眼——据说中外革命党都喜好以血色象征革命，郑州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城市啊。
半夜，我们又挤上了开往上海的七十六次快车。车厢里挤得要命，别说没空座，站着都是人挤人。我爬到放行李的架子上，把行李推一推挪一挪，腾出一小块空档，蜷起身子，睡了两三个小时，直到被冻醒。
清晨，车到苏州。我和唐下了火车，在苏州接待站办了为期两天的免费乘车证，去南仑桥江苏师院办了住宿手续，住在数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偌大的一楼，居然没有自来水，也找不到一个厕所。苏州虎丘名闻天下，我们乘五路汽车兴冲冲赶去虎丘，到那儿一看，一座千年古塔正在修理，对外不开放，只好悻悻而归。
二十五日下午，我和唐进苏州火车站又乘上火车，两小时后车到达终点上海北站。这次大串联，出门共十三天，到此告一段落。
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回到家里，母亲和外婆在家，父亲不在，两个弟弟也出去玩儿了。母亲有点奇怪，昨天星期六怎么没回家？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不想说去外地跑了一大圈刚回来。
当我要打开属于我个人的抽屉时，发现抽屉锁被撬坏了！抽屉里的东西也被翻过，有些东西明显挪了位！我很生气，没好气地问母亲：“这是谁干的？干嘛要把我的抽屉给撬开？”
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怕你背上思想包袱。上个星期，你爸爸单位里有人来我家找点东西，可能是有点误会，其实要找的什么都没找到……”母亲说得吞吞吐吐，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家也被抄家了！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涌上头顶，脑门犯晕。“文革”开始以来，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人被抄家批斗，我以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所必须的，还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叫好呢。现在倒好，抄家抄到我家里来了。如果父母本来就属于“黑五类”，那没话说，只能认命，也理该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可是，多年来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船长也好，船队长也好，一直是跟党同心同德的，平时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他怎么也会被抄家呢？我检视自己抽屉里的东西，发觉有些东西少掉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两本外国长篇小说不见了，几封同学给我的信没了，还有外婆送给我的一只银丝编织成的小飞鸟和一只蓝钻的戒指，也不见了。那只蓝钻不见得会是真的金刚钻，但很硬，我经常用它来划玻璃玩，可以在玻璃上划出很深的印痕。我心里又愤愤不平地想，就算父亲作为一个当权派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你们来抄家为什么连我这么一个中学生的东西也不放过呢？就从这一刻起，原先内心深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追崇与狂热，不知不觉就降了温。此后我以“逍遥派”的角色度过在上中那段“文革”岁月，不能不说与此很有关系。
回到学校，像原来那样天天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写大字报、看大字报“闹革命”的动力已不大足，出门跑了一圈，开阔了眼界，尝到了味道，巴不得再去外面的世界多跑跑多玩玩。我和唐外出“大串联”在班级里算是比较早的，算是经过世面了，几个还没出过门的同学就想跟我们一起出去。行。五六个同学一合计，决定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于是讲好各自分头准备，到时候一起出发。
十月十四日，星期五，傍晚六点钟，我和唐代凌、杨先国、陈先元、祝敬明在北站聚在一起。上海火车站票检依然很严，好在我们通过杨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父亲，事先买到五张四十六次直快到苏州的车票，票价每张一元九角。我们的计策是，只要能乘上这班开往北京的火车，还怕半途把我们赶下车么？
晚上八点一刻，我们五人凭票上了车。八点半，列车徐徐开动，离开了上海。途中没遇到查票——车厢里人挤人，挤得满满的，走一步都难，要查票就更难了。若火车准点的话，应该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半到达北京，但在眼下“文革”大串联的年代里，火车要不晚点也难。直到第三天凌晨两点多，火车才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三十个小时，够累的，但跟那些站十几二十多小时的乘客比，有座还算是好的呢。一路上，我只吃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张面饼和一点炒米，还花五分钱吃了根油条，肚子老是饿得慌。这一次，家里仍然不赞成我外出串联，只给了我两块零花钱，以前的积蓄，在上一次大串联中已用得所剩无几，说起来够可怜的，这次出门，我口袋里全部家当只有六块钱！所以，一路上不能不省着点用啊。
到北京后，我们找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被告知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办理食宿登记，最后辗转住进了北京四中。领到了乘车证和就餐券——凡是来北京串联的学生，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坐车吃饭都不花钱！这让我心宽了不少。听说各地来到北京的学生已有一百多万，每天还有十多万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又听说毛主席将于十八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我们心里都乐坏了。
毫无疑问，这回来到北京，有幸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是最大的收获！在那个个人崇拜被抬至神话般狂热的年代里，能亲眼看一眼全中国甚至也许是全世界最最伟大的领袖，这对于一个十六岁中学生心灵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十八日，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一路驱行五十里，第五次接见了各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我在那天的串联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10月18日
室中火炉已灭，被冻醒了。看看杨先国的手表，呀！已经3：35了！想必是时间又改了。我起来了。
按照第一次的计划，仍4：30起身。……5：50，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就出发了。听说是到安定门去集合，听说要去游行。
我们的队伍（我在第二连，四中共五个连）在离北郊市场不远的地方（后来才得知）停下来。许多学生聚在路的两旁，很多解放军战士奉总政治部之命来维持秩序。本来我以为是集合一下罢了，还要去游行。可是没过多久，从这么样的一股气氛中，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汽车将要经过这里检阅我们！
我是第五排的，要到后面去。这怎么行！我就坐在第三排后面——我紧靠着厕所——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这一些都算不得什么。
……等待，焦急地等待。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日盼你，夜盼您，今天，我要多把您望上几眼才好哇！
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流过去、流过去了……
我后来又设法坐在第一排（前面还有一排解放军战士）。
幸福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12：50，扩音器传出了《东方红》的庄严乐音，我们都伸长脖子，张望着……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车子开过来了！
13：23，我在距离毛主席5公尺的地方见到了他老人家。车子开得这么快，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只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草绿军装，像一尊巨人站立着。毛主席面色红润，身体好极了！我激动得一个劲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乘坐的车子也通过了，我却没来得及仔细看。
幸福啊！我感到自己太幸福了！！
毛主席老人家啊！你是这么关心我们年轻一代，我一定要听您的话，读您的书，做您的忠实的一个小兵！
……
下午，尽管很疲劳，仍把今天的情况拍电报告知在上海的同学，让大家一起欢乐！


在北京，我们呆了十来天，去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观看了大字报，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和八宝山烈士陵园。最辛苦的，是到西单“国泰照相馆”排队买毛主席照片，头一次去，七点到那里，已有二百多人排在那里，我们排了三个小时，每人买到五张。过两天再早一点过去，五点三刻赶到那里，谁知已有四百多人在排队！我们排到近十点半才买到，每人限额四张！
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十二点半，我们乘六○一次学生专车，离开北京回上海。火车开开停停，从北京到天津，足足走了九个小时！车到天津，我们下车去观光了天津市容，而后再进火车站，于当晚七点乘上了六一一次学生专车。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到达济南站。我们下了火车，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二十七日下午，再乘上回上海的火车。上车后站了七八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座位，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三餐什么都没吃，只喝了小半杯水。口袋里还剩最后两角钱，是留着到上海后坐车和乘轮渡用的。
哦，说真的，饿着肚子逛街或乘车，有时还是挺苦的，不过，游山玩水毕竟比上课有趣多了，比停课闹革命也有趣不少，当然喽，那时大家嘴巴上都不这么说，要说，美其名曰“革命大串联”！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这一拨刚从北京回来的原班人马，就积极筹备着要去南方“大串联”了。还有一位盛声逖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回设法从学校“筹委会”开到了一张串联证明，名正言顺地去上海火车站办到了六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十一月三日，下午一点，我，盛、杨、唐、陈、祝六人在北站集合。出门前一天，母亲知道哪怕不给我一分钱也拦不住我外出的脚步，还是给了我一笔钱，并叮嘱我出门在外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太节省，饭一定要吃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开往广州的四十九次列车，规定晚上八点半开车，我们怕坐不上位子，下午四点多就挤进月台，上了这趟车。人果然越上越多，额定载客七百人的这次车，最后居然一共上来了三千人！全部车厢已经完全饱和，但在乱哄哄的月台上，还有不少人仍然拼着命往车上挤。直到九点四十分，列车才起动离开上海。
这趟出门，整整一个月。先从上海跑到广州，再从广州跑到桂林，从桂林再到长沙，从长沙再到武汉，最后从武汉乘长江轮回到上海。不用说，火车老是晚点。晚点，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已经成为铁路运输的一种常态。不过对出门在外的学生来说，能乘上火车，能坐到一个位子，能比较顺利地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也就挺不错了。我们从上海出发的那趟列车，到达广州时晚点十多个小时。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州时，在广州火车站月台上等了两天两夜也没乘上火车！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用捡到的一根粗铁丝，以一小段铁块当榔头，垫在铁轨上敲敲打打，耗费数小时，失败数次，最后锻制出一把可打开卧铺车厢三角形锁的“土钥匙”。当我们在衡阳车站月台上等候过往车辆时，这把“土钥匙”派上了大用场：有辆从北京开来的车停下了，却不开门——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实在太挤了，即使你用小刀、匙柄之类把门打开也上不去；有个硬卧车厢相对空一些，那里的空间还没被潮水般的学生所占领。我就用这把自制的工具打开了硬卧车门，等我们六人上去后，又赶紧把门锁上，免得跟上来人太多，引起什么别的麻烦来。
在衡阳候车，本来是想去重庆。我们登上的这辆车是开往贵阳的，车到桂林，我们就下去了。自古以来，“桂林山水甲天下”，既然到了桂林，当然要去名甲天下的山水胜景赏游一番啰！在“串联日记”里，记下了游芦笛岩的情形：


下午，到“芦笛岩”去。
进了洞口，一个雄伟壮观的景象展现在我的眼前。石钟乳——不知多少年多少年大自然所造成的精妙绝伦的产物。垂挂的、竖立的、横突的石钟乳，形态真是千奇百怪，有的像笋，有的似果，有的像垂须老人，有的像虎狮狼狗……
这个洞，听说是1959年才被一个老人偶然发现的。谁能想得到呢——这么一座山的里面，竟然是一座如此壮观的“地下宫殿”！


到长沙后，住宿在矿业学院。攀爬了岳麓山。在当时记下的“串联日记”里，对这座曾留下过世界伟人青年毛泽东踪迹的圣地，言语之间，或许少了点“文革”初期的那种狂热，多了点旅游者的游趣：


下午，到岳麓山——毛主席年轻时经常爬的山去。
山路才走了一点儿，看到了“爱晚亭”（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常到这儿来，阅书读报，与朋友交谈国家大事。“爱晚亭”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句而来。我们爬岳麓山，看到了刘道一、王兴（克强）、蔡锷（云坡）等人的墓道。
我们先登上一座不最高的山顶（有亭子），觉得山太低，又登上了最高的山顶。
东南面，湘江就在我的面前，白帆点点。雄鹰在天空翱翔，我数了一下，最多时达一百只！
西面，是层层叠叠的群山，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望着太阳慢慢滴从西方的山上面沉下去，终于望不到了。天边是一片红色。
万物蒙上了一层雾，群山逐渐连在一起，慢慢地成了一个整体，夜幕降临了。
我们从小路下了山，回到矿冶院。


十二月二日，晚上八点半，由武汉开出的“东方红2号”，经过五十多小时航行，这条日本造于上个世纪的老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我的第三次“大串联”，或者说我的“文革大串联”，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回家以后，我把前后三次出门大串联的路线，比对着地图，大致算了算，一共跑了多少路程？统计结果挺有意思：不多不少，一共两万五千里！三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长征”，据说就是两万五千里。红军是步行，走了一年。我是乘火车，历时两个月。出门费用也统计了一下，不包括大宗购物（在广州为弟弟买了一把玩具手枪及子弹，九角八分，在桂林买了两顶军帽，一元三角四分），主要是伙食及零星开支，全部花费共二十四元。当时觉得，“文革”中的大串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一种新的长征？但这一新的“长征”最终要走到哪里？心里有点渺茫。我们在外面游兴正浓之时，党中央、国务院已接连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宣布大中学生到京及各地串联暂停，各地乘车船也不再免费。显而易见，若免费乘车再不停止，铁路一片混乱，再也不堪重负了。
不过，尽管中央文件已提出刹车，余波久久未息，有不少学生玩出了味道，还不肯马上回家，回了家的还想再出去。车船不再免费，有些学生就玩起了徒步大串联，班级里还有人成立了“铁脚板长征队”。其实我也很想继续出门走走，再走上一年半载，把全国名山大川游个遍！遗憾的是，此时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出不了门了！三次出门大串联，累一点不怕，但经常挨饿，损害了健康，再加感染风寒，这次回到家里以后，就病倒了。医院一开始误诊为普通感冒，后确诊为“风湿热”，除了药物治疗，还必须卧床休息。我自幼身体就比较虚弱，容易伤风感冒，读小学两年级时，就在上海海员医院割除了扁桃腺，后来又生过几次大病。从我记事起，母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经常陪我去这家医院那家医院求医看病从来也不说个烦字。
一起出门串联的杨先国继我之后也患上了同样的病症。同病相怜，我俩就经常通通信，在治疗修养的寂寞日子里，互相给对方一点儿慰籍和鼓励。手头还保存着几封当年杨的来信，信纸右上角印着套红毛主席语录，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字里行间也洋溢着那个时代的气息，但真正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份同学间纯真的温情。


真是遗憾得很，我竟得了和你差不多的病，如今真在验血，长征是不能去了，我和你又成了病友，真有些“同病相怜”哪！
得病的原因，可能是北京受冷和广州车站睡了两夜，但还不确定。
如今我俩都不能出来，只得经常通信，待修养治疗有效后，好彻底了，再出来走走，互相通气吧！
…………
杨先国
66.12.31
.


我俩同时不幸地得了病，实在是令人可惜的，你看，长征不能走了——眼看着同学们高举着红旗，唱着歌儿奔向远方，心里怎能不羡慕？你看，长征不能去，连市区也不能走走，只能待在家里——得知本市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不能完全投身进去，心里又怎能不焦急？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在家里长期地待过，又名曰修养，不得动弹，有时看着空着的自行车，真想推出去逛一圈。
也真奇怪，长征队一走，我的心似乎也被牵走了，脑子里老是忽闪忽闪地扬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铁脚板长征队。一行队伍走着走着。
…………
看目前的形势，造反派越来越壮大。……由于造反派给我的印象不大好，所以过去是一直站在赤卫队一边的。现在我是有些动摇，有点向造反派倾倒之势……《人民日报》发表《解放日报》上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按语，这可是不小的事情啊！看来中央是同意造反派接管报纸的。
关于教学改革之事，的确要好好改革，否则，我国非改变颜色不可。
……
先国
67.1.10

元旦社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今年非得大干一场！
不获全胜不收兵，
摩拳擦掌！


其时，还接到其他几位同学来信问候，洋溢在信中的革命色彩同样激情燃烧、扣人心弦，以下是其中一封：


陈晓东同志：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其次，让我们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老人家的好学生、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最后，让我祝愿你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关节炎一去永不复返。
附带一点：一年前你替我印的我父亲的照片的底版，家内天翻地覆，不曾找见，只得来信询问是否在你处？若在你处，望迅速寄于我。（三张底版都有肩章或领章）
此致

敬礼

施建
（六七）三、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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