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校调查报告 (19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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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教会学校－－上海外国语学校调查报告

新师大新英三《冲击部队》
上海市大专院校《教育革命》编辑部 1967年12月 第十期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它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
　　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影响中国教育界几十年，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早被革命风暴卷进了历史垃圾箱。
　　人民教育事业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正在茁壮地成长。
　　令人吃惊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有人却重新拣起教会学校这个历史的破烂，把它稍稍改装一番，换上一块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牌子－－“外国语学校”。然后大吹大擂，廉价销售，流毒全国，使我国教育事业出现了历史的反动。
　　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
　　刘少奇、邓小平历来积极推行一条“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为了尽速培养一批为这条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服务的“红色买办”、洋奴，刘邓黑司令部发出了一系列黑指示。邓小平说，“中国应该培养年青的、有水平的翻译家。”陆定一说，我国与法建交后，将有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建立关系，“中央”批评“高级外语人材”太少，要尽快解决，并叫嚷：“外语质量低，要从小培养起。”最后，黑司令刘少奇亲自粉墨登场，责令教育部从小学起开设外语课。
　　黑主子一声令下，奴才们闻风而动。刘、邓在上海的干将之一，上海的阎王杨西光，拿起鸡毛当令箭，赶紧出马筹建上海外国语学校，从学校的班次、语种、师资、设备、招生、淘汰制度，以至校址的选择，都一一亲自过问，显得特别卖劲。
　　一番精心策划，一阵密锣紧鼓，上海外语学校于六三年秋正式开张营业了。
　　拿起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一照，白骨精原形毕露。据刘、邓黑指示开办的所谓，“外国语学校”，不是什么新奇货色，不过是解放前帝国主义开设的教会学校的翻版，而上海外国语学校正是其中的一个黑标本。
　　事实胜于雄辩。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洋人的天下
　　在教会学校，是洋人当道，上海外国语学校又是怎样呢?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适合他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安插了他的党玥作上海外国语学校校长，执掌实权，并象教会学校一样，依靠洋人办学。
　　校长王汝琪，是彭德怀反党集团一员干将，中央司法部九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庐山会议后被撤职罢官，调至上海，杨西光如获至宝，委以外国语学校校长的重任。
　　第一副校长刘葆宏，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个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对新社会刻骨仇恨的家伙。反动官僚出身，解放前卒业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整日价纠缠于反动军官之间，过着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解放后，自供“希望变天”，眼看不成又三番四次地想逃往国外。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因为有一套奉承拍马、弄虚作假的本领，深得杨西光的赏识，被杨拉入党内，并任为外语学校副校长，执掌了整个学校的实权。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抓了权，就立即把外校纳入教会学校的轨道。
　　刘葆宏四出奔走，在上海各中学觅到了一批毕业于教会学校深谙教会学校内情的、有“经验”的教师，使外校更具有教会学校的色彩。同时，又削尖脑袋，收纳了一批思想反动的“民间”洋人。
　　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纵容下，洋人成了外语学校的太上皇。
　　教学上，洋人掌握了生杀大权。教学计划要由洋人审阅，教学方法要看洋人行事，教材要由洋人编写，偶有中国人写的，也须洋人过目点头；考试题目要通过洋人，考试结果要洋人检查。一句话，洋人的话是圣旨。
　　政治上，洋人更是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由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纵容包庇，有些洋人气焰非常嚣张，竟然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领导是“无形的手”，党的外交政策是“没有成绩的”；污蔑中国人民“很多是反动”；歇斯底里地狂叫“修正主义万岁”甚至在课堂上大写污蔑中国的反动标语。对这些反动家伙的猖狂进攻，外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借口“团结”和“利用”，竟不准外校的革命师生动他们一根毫毛，简直令人肺都气炸了。
　　而我们的革命学生和革命青年教师呢?他们长期以来，被压在阴山之下，被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略举数例，可见一般。学生排演的亚非拉人民抗美爱国斗争的节目不准演出，课堂上不准提“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口号，学生要求给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词汇，也遭到刘葆宏断然拒绝。这一切不为别的，因为怕太刺激洋人。革命教师完全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要求，无奈权不在手，只好背着刘葆宏和洋人，偷偷地给学生一些政治词汇。试问这又何异于白色恐布?外语学校究竟是谁家的天下，究竟对谁实行专政，不是昭然若揭吗?
一个洋人把外语学校说成是“刘氏学校”(“刘”即刘葆宏)，这恰恰道出了这个学校的实质。上海外国语学校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葆宏勾结洋人统治着的刘氏教会学校。

　　培养现代洋奴
　　培养什么样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历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斗争的焦点。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疯狂对抗毛主席指示，公然提出学校要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一一“红色专家”。
　　旧教育部的老爷们紧紧跟上，学着主子刘少奇的腔调，高叫外语学校要培养“高级外语人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头目周扬，更是赤裸裸地提出全国外语学校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就要象在洋人家长大一样。”
　　小喽罗卫汝琪、刘葆宏之流立自口此唱彼和，狂叫“外国语学校就是要培养小外国人。”
　　所谓“高级外语人材”、“小外国人”云云，无非是洋奴的别名，几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便是最好的注解。
　　为了解除学生的思想武装，以便尽快培养一批没有政治头脑的“小外国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诋毁和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指示他在外校的党羽“学毛选不要勉强”。校方立即作出规定：学习毛选“不提倡、不支持”。如此并不罢休，王汝琪又恶毒地说：“不能把毛著作为条文来学”，刘葆宏更是赤膊上阵，公开叫嚷：“讲话不要直接用毛主席的话，开口闭口毛泽东思想是要把外国人吓跑的。”并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课堂，恶狠狠地说：“不要把外语课变成政治课。”这样，在教“愚公移山”一课时，就闭口不谈老愚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毅力，却大肆描绘愚公额上的皱纹、眼睛、眉毛、胡子和走路的样子，真是他妈的混帐透顶!更有甚者，学生在课堂上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也被刘葆宏咒骂成“教条主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借口“语言不地道”不准学生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等英文杂志，有一回，初三同学看了这些杂志，刘葆宏知道后，大发雷霆，当即严加训斥，并不准此类事再发生。这批家伙害怕、仇视、诋毁毛泽东思想，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为了象教会学校一样把学生培养成能讲一口流利的的外语，而没有无产阶级政治灵魂的“小外国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汝琪、刘葆宏之流又大搞“智育第一”、“外语第一”，以此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他们公开宣扬“政治要落实业务，业务要落实英语，英语末学好，就说明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使学校中形成了”外语高于一切，一切为外语服务”的恶劣倾向。政治课为外语服务，刘葆宏公开说：“政治课排在外语课之后，作为休息脑筋”；政治活动为外语服务，全校召开学习王杰大会，只允许政治教师讲三分钟话，其余让专业教师动员学外语；连下乡劳动也为外语服务，命令学生带录音机下乡，一早起来不学毛选，只读外文，下雨天不抓紧机会访贫问苦，却整天上外语。外语教师也不同于其它教师，王汝琪、刘葆宏之流给予他们所谓“特殊照顾”，只要他们搞好外语教学，就可以不参加劳动，不管学生思想工作，不开会，不学毛选，不看报。外语、外语、外语，可就是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
　　外语学校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竭力反对劳动化，反对和工农相结合。有一次，一个洋人问同学们，“你们将来干什么?全班无一例外地回答：当工人，当农民。刘葆宏得知后，勃然大怒，把学生骂了一通，井声嘶力竭地叫嚷，“以后你们就是要响亮地回答：当高级翻译!”这些家伙还胡说什么“对毕业生不必做‘一颗红心、二种准备’的教育，应当多作外语重要性教育”。毕业班填去新疆志愿表时，他们公开对学生说：“填与不填一样，反正你们不会去新疆。”
　　当然，这一小撮坏蛋有时也让学生参加一点“劳动”，借此装璜装璜门面。在乡下他们搞什么“象征式忆苦思甜”，把糠果放在油里炸了好几回，结果还是吃不下去，偷偷地丢掉。所谓“劳动”呢?也是从学校里用汽车把饭菜运去，天天吃鱼吃肉，甚至下河洗手，也还得先涂上一层油膏，美其名曰“防血吸虫”。不要说下乡，就是平常在学校里也是处处特殊化。王汝琪、刘葆宏之流特地从各校调来一批教师专门照顾学生生活，名曰“生活教师”，实则高级保姆。专给学生洗衣服，鞋袜、洗澡、关灯、盖被子等等，使学生从小就过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生活。
　　象教会学校一样，王汝琪、刘葆宏之流还在外校大搞奴化教育。他们公开向学生灌输崇洋、恐洋思想，宣染战争恐怖，在团课上胡说什么：“美国飞机几小时可以飞到中国来”，说什么“战争爆发后你们要学外文也学不成了”等等。他们公然宣扬并强迫学生接受外国生活方式。学生被授以如何用刀用叉等外国礼节：每逢圣诞节举行庆祝会，排演圣诞老人，平时模仿外国人搞营火晚会，围着火堆怪叫狂跳，有一时期甚至还规定早锻炼为跳舞时间，有些学生厌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愿跳，他们就硬逼着跳，叫辅导员说服大队长，大队长说服中队长，还气势汹汹说：“以后还要吃西菜，这点受不了怎么行?”连学生的课余活动，他们也抓得紧紧的，引导学生唱不健康的外国歌曲，如“啊，夜多美啊!”、“你睡了吗7”“麦唐纳爷爷”等等，甚至连三年级小学生也唱什么“我爱表哥”、“馒头发酵”之类黄色低级的歌曲，还叫学生跳“踢跶舞”、“如果你看到一头驴”等污浊不堪的外国舞；演小熊、小猫之类鸟七八糟的外国剧，逛外国人住的大厦，欣赏他们豪华的摆设，喝那儿的高级咖啡，跟外国人学弹靡靡之音等等，一句话，要使学生熟悉外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接受外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后使他们自己也变成一个“小外国人”。
　　写到这里，我们的眼前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一口流利的外语，一套外国生活方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满脑子崇洋倾洋恐洋思想。这就是旧中国教会学校中洋奴的形象。
按照外校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难道这不正是我们这些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将来的归宿吗?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从他们身上窥见了这种影子!

　　新的科举制度
　　为了替上海外校的修正主义培养目标服务，旧中宣部，旧教育部和外语学校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里实行了一套“科举制度”。他们通过苛刻的招生办法，排斥工农同学，并采取利诱威胁等手段，把学生纳入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轨道。
　　这套由旧教育部拟定并经过外校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精心发展的招生办法，给人设下了重重关卡，工农子弟进外校好象过“鬼门关”。
　　(一)分数关：
　　学生进校必须经过严格考试，规定语文与数学成绩五分，其它科目四分以上，才初具进校条件。
　　(二)家长官职关
　　招生办法上有一条不公开的规定：郎绝大部分要招收革干子弟。这道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关卡，把大批无“高贵血统”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排斥在校门之外。
　　(三)复查关：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乘复查的机会，借口不漂亮不要，皮肤黑不要，个子矮不要，乡音重不要，不会唱，不会跳不要，所谓“呆头呆脑”“反应慢”不要等荒唐理由，故意砍掉一批成绩及其它条件合格的工农子女。
　　(四)莫须有：
　　对已侥幸进校的少得可怜的工农同学，王汝琪，刘葆宏之流又百般刁难和打击，直至赶出校门方休。
　　一个已被录取的工人的儿子，因为父母不是党员，就被踢出校门；一个三轮车工人的儿子付不起二、三十元的入学费用，学校当局王汝琪、刘葆宏等不予帮助，后被迫转学；一个江南造船厂工人的儿子，生病脱课，家长要求补课，刘葆宏冷冷地说：“不要化那末多精力在他身上，反正他成绩差要淘汰。”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经过道道关卡，层层筛洗，工农子女所剩无几，如小学部工人子女只占24%，而贫下中农子女则仅11%。工农子女进外校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啊!
　　相反，一些社会上的“特殊阶层”的子女可以轻而易举地进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罗瑞卿党羽原东海舰队付司令陶勇，旧上海市委书记王××等纷纷送他们的“龙子龙孙”进外校，反正后门大开，来者不拒。有的根本不够条件，只要家长一个电话，校方马上开门迎接，甚至不择手段地把学生的考分从二十分改为七十分，收了进来。上海外国语学校究竟为谁开门，执行哪家阶级路线，仅从招生工作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吗?
　　考进外校就象中了状元，亲戚朋友祝贺送礼，纷至而来，有的甚至对小孩说：“你大了是当高级翻译的，将来出国去，讨个外国媳妇，住洋房，坐小汽车，可别把我们这些中国亲戚忘了。”社会舆论使这些年青幼稚、非常缺乏社会阅历的青少年很有些飘飘欲仙，仿佛觉得真的中了状元高人一等了。而王汝琪、刘葆宏之流又时而用名利引诱学生，说什么“高级翻译，是跟首长的，多好!”说什么“你们有了名，就能入团入党，”时而用“淘汰”威胁学生，说什么“学得不好就要淘汰!”这样，舆论的鼓励，名利的诱惑，淘汰的威胁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了共同的反响。学习好的，为了当高级翻译，“十年寒窗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决心发愤攻书。学习差点，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厄运，别无出路，“学海无涯苦作舟”，只得拚命往书堆里钻。一个初二学生说得好：“这样的学校迫使你走上白专道路，否则就要被淘汰。”于是，到学校里走一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年纪小小的学生，整天围着录音机，捧着书本，有的面壁朗读，有的向隅背诵，有时在僻静处对话，练发音，编故事，整天忙忙碌碌，昏昏沉沉。有的连午觉也不睡，有的课外活动肘静坐教室看书赶作业，千呼万唤不出来。晚上熄灯铃响了，有的还依依不肯离开教室，直到熄灯警告后才不得不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宿舍，连脚也顾不得洗就上床。钻进被窝，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搜索枯肠，用白天教过的外文单词编故事，以备第二天的提问。越是这么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地读书，越是受到外校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鼓励。有的学生连下课十分钟也围着录音机听外文，就受到刘葆宏的表扬，有个学生念外文念得扁桃腺发炎了，刘要大家向他看齐。经过这么长期的摧残，这些本来生龙活虎般的青少年，渐渐变成了埋头读书，不闻世事、体弱多病、暮气沉沉的小老头。
　　看!这就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毒害青少年的血迹斑斑的事实!
新的科举制度见鬼去罢!

　　教会学校的一整套教学方法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培养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教育领域当作争夺青少年酌重要阵地。他们抄袭了解放前教会学校的全套货色，稍加粉饰，通过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向青少年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
　　外校编写教材的原则是：“语言第一”。教育部外语司司长王×亲自对上海外语学校的党内走资派说：“外语是语言课，如果搞成政治课显然也不行的，并指示“语言好思想性不大的”课文，要“将比重放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葆宏拾起王×的余唾，胡说什么“编教材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篇都考虑思想性”，“教课文只学语言，不学它的思想。”王汝琪和刘保宏之流还搬来教会学校编写教材的标准，即强调语言的“地道性”，“实用性”，强调词汇要“地道的、基础的、口语的、习惯的、常用的”，完全否定教材的政治思想性。请看下列关于教材内容的统计：
　　年级 日常生活及其它 政治
　　小三 100%         0%
　　小四 100%         0%
　　初一 100%         0%
　　初二 80%         10%
　　“语言第一”?骗人的鬼话!世界上决没有“纯语言”“为语言而语言”的东西。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是要打着“语言第一”的幌子，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毒汁。请看!刘葆宏带领一批人马跑遍市三女中、永加路小学、江苏路五小等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搜集原教会学校残留下来的反动的，黄色的书刊，搬来外校供编选教材和学生阅读用。有的因为反动的思想内客实在太露骨，刘葆宏用“靳头去尾”“改头换面”的妙计”，稍加改动，作为教材。一篇宣扬欧美资产阶级学校生活的文章，加上“早晨升国旗”一句就原封不动拿来使用。请看!教材中毒草大泛滥，封、资、修应有尽有。一篇题为“访问坦桑尼亚”的课文，写一个翻译如何跟首长，坐小汽车，出席宴会，他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当即昏倒。这简直是现代的范进，这里还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卖火柴的女孩》，有宣染西方“文明”和“繁华”的《伦敦》，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金喇叭》等。更令人气愤的是，把美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毒草也列为课文，故意排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篇之后，用心又何其毒!更有甚者，《鹅与鸭》一课，以童话形式，含沙射影攻击党中央、毛主席“专制”、“独裁”，公开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这类满仓毒汁的大毒草，王汝琪、刘葆宏之流还要学生读得滚瓜烂熟，背诵如流。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害青少年的蛇蝎之心，暴露无遗。
　　在教学方法上，解放前的教会学校为了使学生忘掉祖国语言，忘掉祖国，更好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一般都采用不通过本国语言翻译的“直接教学法”，来把教会学校当作祖宗来顶礼膜拜的上海外校，在教学方法上，当然也要步老祖宗的后尘。
　　在这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曾具体指示他的走卒，外语学校要“学习过去教会学校的教法”刘葆宏把周扬的黑指示奉若神明，公开对以前受过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教师说：“以前你们教会学校怎么教你们，你们就怎么教学生。”但是，毕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把教会学校的老皇历原封不动拿来实在太显眼，刘葆宏便修修补补遮遮掩掩，炮制了一种所谓“情景教学法”。这种会经轰动全国、引来不少人观摩、取经、学习的“情景教学”法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它就是教师直接用外语再加上动作，使学生进入一定的“情景”、来直接学外语。比如，要教狗熊、猴子、小猫、小鸭之类的词汇，教师就得戴上狗熊、猴子、小猫、小鸭之类的假面具，并且学猫叫的声音，模仿狗熊爬的动作，以便使学生进入“情景”，知道它是什么动物，然后教师用外语说出这动物的名字，使学生学到这个词汇。如此这般，教师在课堂上就象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手舞足蹈，上窜下跳。有时如教“哭”字嚎啕大哭；有时如教“笑”时放声狂笑；有时如教“寻找”二字把口袋剪个大洞；有时如使人明白“去医院”这个意思故意把头撞在墙上；有时倒拖鞋子；有时反穿衣服；有时乱扣钮子，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弄得教室里一片乌烟瘴气，庸俗不堪，那里还象社会主义的课堂?!上了这样的课，学生昏昏沉沉，松松垮垮，好象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同学们纷纷反应：“上外语课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世界”。这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所谓“情景教学”的要害。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要通过“情景教学”，使我们的青少年进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情景”，进入修正主义的“角色”、解除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失去批判能力，乖乖地蒙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毒害，促使更快地和平演变。
这一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正中旧高教部某些老爷们下怀，他们立即兴师动众，亲自组织全国各地教师来观摩学习，并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这种所谓“情景教学”肉麻地吹捧成“贯彻了主席思想，做到了启发式”，并责令全国推广，完全暴露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变
　　外校一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教会学校，集一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之大成，在这个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里待上三年，就是再好的苗子也要起变化。请看，触目惊心的和平演变产生了。
　　“高级翻译”的美梦诱惑了多少青少年为名利而奋斗!有的学生整天想的是“成名成家”、“住洋房、乘飞机、坐小汽车、吃大菜”，“出现在宴会厅里，奔走于首长之间”。为名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考五分可以拼命，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著作可以不学，国家大事可以不关心。一次时事测验，有一个年级竟有一半人不及格，不少人，只是付诸一笑。而因为业务出了一个四分，有人却会大哭一场，大闹一通，两者对比，态度何等鲜明!为了获取名利，有人更是不挥手段，公开对别人说：“将来要成名成家，就得有政治资本，所以我要争取入团入党。”有的学生名利思想恶性发作，狂妄地叫喊：“将来，我要让我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修正主义的教育使有些学生贪生怕死，逐渐丧失了革命意志。当“高级翻译”原本是梦寐以求的夙愿，但自从巴西反动派迫害我九外交战士一事发生后，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了，觉得当翻译太危险，说什么“乘飞机要摔死，到外国要打死”，还是不干的好。
　　外校养尊处优的生活使有些人滋长了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长们普遍反映，子女进外校后，回家来厌恶劳动，叫都叫不动。有些来自农村的贫农孩子，自幼就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在外校过了几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适生活，就变得厌恶、害怕劳动，连星期天都不敢回家。
　　奴化教育带来了洋奴思想，有些同学就是觉得外国的东西比中国的好。看了外国电影，有人无限羡慕地说：“外国人穿的衣服此中国的好。”有的唱歌爱唱外国歌，跳舞爱跳外国舞，演戏爱演外国戏，连自己的中国名字也不如外国名字，嘴上常常挂着外国名字，久而久之，相互间把中国名字都忘记了。
　　学校的特殊性和学生的特殊待过使不少同学产生了一种高踞于人的优越感。想到当“高级翻译”、“跟中央首长”，有些同学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的同学乘校车过大世界时故意高唱外国歌，吸引行人注意，显示自己多么了不起!有的小学生故意在电车上大声朗读外语，引起乘客的羡慕，他于是高傲地对别人说：“我在外校读书，将来当高级翻译。”这种优越感在有些同学身上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当学校炊事员对某些同学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时，他们竟对着这些父母一辈的阶级姐妹说：“你们这些家庭妇女不配跟我们讲话!”
　　在外语学校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里，就是红的也要染成黑的。请看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的变化：有的贫农孩子进校时，一身土布，十分朴素，同学骂他“乡下佬”，他听了很反感，但在外校耽长了，慢慢地觉得土布衣服“不光彩”，后来干脆把它们包起来请到床底下去了。有一个工人的孩子，见别人在星期天晚上能大谈回家吃了好东西，而自己没有吃什么好东西，无所可谈，为了不显得太寒酸，他于是在星期日返校途中拣块椰子皮回来，撒谎说：“星期天我在家吃了椰子。”幼小的心灵，中毒何等之深!
　　外校这个修正主义温床，不但使很多青少年思想上发生了和平演变，而且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外校不但外语要有特别的训练，而且其它课目也须达到一般中、小学的水平，因而语程繁多，学生负担奇重。同学们起早摸黑，整天扑在书本上，还忙不过来。体育锻炼没有了，休息时间挤掉了，睡眠严重不足。旷日持久，学生的健康渐次恶化。
　　近视眼急增。进校时没有一个近视眼，几年下来，逐步升级，学生的视力一年不如一年。据一九六六年统计，小学五年级患病者占全班总人数45%，初二占44%，初三占64%，其中初三(2)尤为严重，全班三十七人，竟有二十九人患病，占全班总人数近80%。很多近视眼严重的学生，视力在O．3以下。
　　长期睡眠不足，很多人年纪轻轻，却夜不成眠，得了程度不同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
　　体质大大下降。一次流行性感冒，开始一个班仅二、三个人得病。短短几天，竟感染全校，以致校方不得不连夜责令学生回家，并停课一星期。学生体质之差可想而知。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上海外国语学校已经修到了这样不堪设想的地步。然而旧教育部的某些混蛋老爷们却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这个烂摊子捧上了天，什么溢美过誉之词都用上了，说什么外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指示都很好，外校“事事坚持政治挂帅”，使人“感到很满意”并且又是请人观摩，又是全国推广。够了，够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耍把上海外国语学校作为“样板”，要全国各外国语学校向上海外校看齐，把它们办成现代教会学校，为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红色买办”、洋奴，替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服务，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作好组织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历史，是一部上海外校及旧教育部、中宣部中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是一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罪恶活动的历史。
　　这部历史，血泪斑斑，罄竹难书。
　　“金猴奋起干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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