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是如何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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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自知末日来临，惊恐万状，竭力要掩盖自己罪行，保护自己过关，进行垂死的挣扎。为了逃脱灭亡的命运，杨西光利用窃踞的旧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大权，阴一套，阳一套，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策划于密室，灭火于基层，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充当旧市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名重要的反革命干将，犯下了新的滔天罪行。

　　(一)密谋策划，频繁部署，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竭力引上“学术批判”邪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先后发动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伟大战役展开了!这场斗争从一开始，杨西光就站在反动立场进行疯狂的破坏。
　　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几次内部讨论中，杨西光明知毛主席对批判《海瑞罢官》作了重要指示，却居心叵测地反复逼问姚文元同志：“应该给吴晗戴什么帽子?”竭力反对文章的第四部分。甚至恶毒污蔑说：“抓住人家一两句话，一两件事，尽量往上提，当然没有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和七日，由《文汇报》出面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予同等人同声诋毁姚文元的文章，特别疯狂攻击文章的第四部分。杨西光对姚文元同志说：“这个问题要考虑!”有次旧市委书记处讨论，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要不要和彭真打招呼，杨西光站在陈丕显、曹荻秋一边，主张给彭真通气。后张春桥同志竭力反对未成。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一九六六年二、三月份，吴晗写了一篇假自我批评的文章，姚文元同志针对吴晗这篇假自我批评的文章，又写了一篇批驳文章，在旧市委书记处讨论时，陈丕显说：“这篇文章太尖锐了，不要谈组织问题，一谈组织问题就要追到北京市委了。”杨西光连忙帮腔说：“不要追后台，追后台一定要追到彭真，这样和北京市委的关系搞得紧张了。”后来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发表。此后，杨西光又力图把尖锐激烈的阶级搏斗引导“学术批判”的邪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杨西光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为这场斗争定下了总调子，做出了总部署。杨西光说：“这次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形成学术批判气氛”。杨西光甚至公然对抗中央指示，避而不谈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提出了一个“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的口号。
　　在此期间，杨西光上窜下跳，四出活动，天天都在发布黑指示。他下令把各文科院校的骨干力量紧紧控制起来，组织了许多所谓批判反动“权威”的“战斗组”，他说；“要对学术、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反动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观点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他们不少是黑话，隐晦曲折，不大容易理解。……不仅要调查，还要研究、分析，抓住他们最反动的论点，彻底解除武装。”这样做，就使各个学校的大批革命同志埋头于理资料、写文章，陷入了他和旧市委设置的“学术批判”和“教材批判”的陷阱。
　　后来，姚文元同志的《评“三家村”》发表前，杨西光妄图阻止该文的发表，当阴谋未得逞时，他又拼命要姚文元同志把“丢牢保帅”等要害的话去掉，说：“这样写太露骨了，文章里不好追后台，”公然包庇彭真反革命集团。文章中有一大段“是谁在挂帅呢?是谁支持‘三家村’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活动呢?”等等直追“三家村”后台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文字，竟被杨西光勾结陈丕显、曹荻秋，趁张春桥同志不在上海的时候，利用职权强行删去了。《评“三家村”》一文发表后，广大工农兵从政治上狠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要害问题，《解放日报》编辑部准备发表一个版面的文章，而杨西光闻讯后急忙阻止，并说：“你们应该搞点理论文章，不然怎么在理谕上、学术上压倒人家呀!”新华总社播发文章时，通知全国报刊都要全文发表这篇文章。杨西光狗胆包天，竟不准上海《支部生活》和《农村支部生活》转载，并只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妄图缩小这篇重要文章的政治影响。

　　(二)玩弄反革命的两手，大肆镇压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

　　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掀起了全国性的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小将奋起投入战斗，整个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西光依然坚持彭真“二月提纲”的反革命纲领，百般掩盖这场斗争的政治实质，竭力转移运动的大方向。他大肆散布“上海和北京不一样，上海市委不同北京市委，上海大学党委和北京大学党委不一样，复旦党委和北大党委不一样”等等。杨西光还讲：“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的，谁也跟不上，我们有毛病就应该检查。复旦我就逼他们检查。我们都可能讲错话，除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外，我们谁都不敢说没有讲错话”；“至于学校教育革命、教学改革，问题就更多了。受黑线影响，各校都有。许多问题是组织问题，不听还行吗?戏剧不听夏衍等的话还行吗?我们不听陆定一的话还行吗?当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们的话，一方面是主席、柯庆施同志的话……”等等的奇谈怪论，以此安钉子，定基调，保自己，保市委，疯狂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在多次会议上，他又接连提出了所谓“三点部署”和“稳扎稳打，打而不乱”的“八字方针”，甚至还宣布了不许学生上街游行等若干禁令，妄图以各种条条框框，把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
　　杨西光为了进一步转移斗争大方向，匆匆布置：“各学校赶快把运动引导深入，要批判学校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权威。”并立即布置音乐学院、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保皇党委，组织一班人连夜赶制大字报，抛出贺绿汀、李平心、周予同三个早已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杨西光又下令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黑店头目，夜以继日开了几次黑会，同各大学党委一一排定所谓“重点对象”。各校排出的“重点”，几乎全都是党外的那些老右派、大“权威”、死“老虎”。“目标”明确了，杨西光跟着又提出了一个鬼主意，“指示”各校由骨干带头贴这些“重点对象”的大字报，“掌握”斗争方向。谁如果脱离了杨西光的这个“方向”就被认为大逆不道。例如复旦大学一位革命小将，写了一张把矛头指向复旦保皇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复旦党委反革命的围剿。当晚，杨西光怕因此闹得不可收拾，连忙纠集党委一小撮人密商，由他一字一句口述，拟了一个《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通告》抛将出去，引起了更激烈的对这位革命小将的围攻。并要在“稳定”两三天情绪之后再转入对资产阶级“权威’的“重点批判”。真是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在保自己、保旧市委。
　　杨西光为了更进一步镇压大中学校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伙同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反动家伙，先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去同济大学。此后，又陆续派出五个工作组、十四个联络组去大学，一百六十多个工作组去中学，还派了大批的联络员严密地控制了所有的大学和大部分中学，大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杨西光之流一再吹嘘上海“紧跟”毛主席的“理由”之一，就是派出的工作组不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尽管杨西光手法多端，但是广大革命师生冲破阻力，直捣“心脏”，终于揪出一个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西光眼看原来的阴谋未能得逞，连忙又施出“丢车保帅”、“弃下保上”的手法，企图溜之大吉。于是他在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出上海文化大革命分四个阶段：“第一，大揭，第二，斗批；第三，全部群众自我教育；第四，整改。”还规定整个运动在八月结束。并且说：“现在已揭得差不多了，再搞十天，就可以转入斗、批、改了。”过了不久，杨西光就发黑指示说：“九所学校是可以转的(按：指复旦、师大等校)”。
　　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黑店头目，按照杨西光的黑指示，策划各校召开所谓“党委扩大会议”，开展“党内思想交锋”新阴谋。这是一个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箭双雕的大阴谋!于是，各校“党委扩大会议”相继开场。“党委扩大会议”刚收场，杨西光就赤膊上阵，责骂复旦党委：“赶快转，赶快转，你们还等什么!”真是图穷匕首见，一副凶相完全暴露无遗。
　　杨西光不仅镇压大学运动，也是扼杀机关运动的罪魁祸首。七月中，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机关有几个青年同志第一次贴出杨西光的大字报，杨西光就指使爪牙“做工作”，并造谣说：“市委办公厅有个规定，不贴书记大字报。”杨西光还亲自赶到部里，找了当事人摸了底，找贴他大字报的同志谈话，说什么“教育方面有很多问题你们好揭，不过很多是从上面来的，以后中央会出来讲话的，现在还不到时候。总不会把账算到下面的头上，很多问题是执行的问题”，以掩盖罪责。过后，他还追查大字报是谁起草的?追查贴大字报的人是如何调来的?并别有用心地对爪牙们说：“现在要注意，斗争很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要争夺对运动的领导权!”不久，部里出现了第一个战斗组，写了揭杨西光的大字报，杨西光又赶到部里，一面装成高姿态假惺惺地说：“可以指名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面又暗暗地叮嘱他的亲信注意动态。并指使调查战斗组中几个成员的出身成份和政治情况，并通过教育卫生工作部爪牙，借口战斗组内有个成员是团员，不适宜在市委机关工作，派人另行物色干部，准备将这个团员调走。
　　教育卫生工作部机关的革命干部经过反复斗争，争得了每周两个半天搞运动的权利。有一周，部里多开了几次会，集中揭发问题，杨西光大为震怒，马上批评说：“你们怎么只抓运动不抓工作!你们还要不要向市委汇报情况……。”八月份，机关干部又强烈要求多腾出时间搞运动，杨西光一面搪塞，一面暗地里，他又对他的亲信说：“现在再不抓工作，还到什么时候!”杨西光就是以抓工作来扼杀机关文化革命运动的。

　　(三)疯狂抵制、对抗“十六条”，炮制御用工具，瓦解革命队伍，竭力对抗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正在两条路线斗争趋于激烈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推向新的高潮。作为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但是，杨西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阴一套、阳一套，施尽各种手段，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十六条”公布以前，杨西光风闻北京决定撤销工作队，就先下手为强，下令“工作队赶快撤退”，说“再不撤退就要被动了”。但是，为了控制运动的领导权，他又玩弄了一个极其险恶的花招。他一面下令工作队(组)、联络组撤退部分人员，同时留下一部分精干充当巡视员、联络员，继续控制各校运动，一面又炮制御用文革，推行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的反动路线。杨西光还亲自出马在复旦大学搞“试点”，“先走一步”。随后推广复旦“经验”，限期数日内把御用文革组织起来。这样，在杨西光亲自导演、各校党委第一把手的策划下，各校名目繁多的御用“文革”组织，便接二连三地炮制出来了。
　　在毛主席热情支持下首都出现第一批红卫兵之后，八月廿日，上海百万群众召开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会上师院附中一名革命小将要求向全市倡议建立红卫兵组织，遭到了杨西光的疯狂压制，竟不许发言。小将经过激烈的斗争，争得了发言权，杨西光又在会议报导问题上煞费心机，阻挡宣传。
　　八月廿五日，复旦大学千余名革命学生前往戏剧学院大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革命队伍，这是全市范围革命大串连的创举。对此，杨西光惊恐万状，疯狂镇压，阴谋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三十多名学生晕厥的严重事件。次日，杨西光又周密布置，一手制造了围剿革命派，破坏大串连的“八．廿六”大黑会，在复旦大学和戏剧学院实行了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八．卅一”、“九．四”等事件中，杨西光充当了调动一医、戏剧学院、交大等校数千名红卫兵，前往“保卫”旧市委一班老爷们的罪魁祸首。在北京革命小将第二次冲进旧市委期间，杨西光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亲自修改所谓《事件真相》的传单，围剿革命群众，井亲自布置伪造蔡祖泉等同志给毛主席发出《紧急电报》，伪报情况，欺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此煽动群众对北京红卫兵的对立情绪，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期间，杨还借“保密检查”为名，下令销毁干部笔记本，务必达到“片纸不留，只字不留”。结果，教育卫生工作部、高教局、教育局及复旦等校，干部凡记有杨西光和党委报告的笔记本全部上交焚毁。杨西光毁灭罪证，罪责难逃!
　　当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时，杨西光一伙又改换策略，匆忙拼凑保皇红卫兵组织，采取拉一批、打一批的阴险手法，竭力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杨西光策划下，复旦在全市第一个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队，大队部的每一重要活动都由党委布置。当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成立以后，杨西光害怕红革会队伍扩大，急忙要把大队部红卫兵、红战友要发展到三千人(占复旦全校学生五分之三)，以更便于利用多数对付造反派。杨西光还通过“红卫兵联络站”，连续召集几次黑会，策划组成“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保皇组织。并召集有关大学的党委书记会议，一一审定安插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密谋对红卫兵总部和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方针。
　　当复旦“换新天”战斗组贴出了“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的大字报后，杨西光怕得要死，暗示要组织反击。党委一些干部纷纷出动，策划一些战斗组，突击写为杨西光“保驾”的大字报。这些保杨西光的大字报，稿子均由党委审查，事后还要送杨西光亲自过目。
　　十月廿二日，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开全市大会批判杨西光、杨永直、常溪萍，杨西光就打电话通知复旦党委要调复旦大队红卫兵前往“保卫”。

　　(四)顽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明确指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保自己、保刘、邓黑司令部，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干部问题上，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首先，杨西光放火烧人不烧鬼，矛头向下，把一般干部推到第一线，恶意把水搅混，阴谋制造混乱。他大肆散布要“烧掉野草抓毒蛇”，公然要把一般干部当做“野草”来烧。杨西光公开说：“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学生要揭什么人都应该让他揭”，“大是大非可以贴，小是小非也可以贴”。甚至还说：“趁大好形势，再放手烧一烧，护士长、主治医生、科长以上干部，人家要点名都可以点。”他到处放火，各单位一下手点名的面很广，造成很大混乱，有些单位反映打击面太宽了，杨西光却说：“这是正常的发扬民主。”这样，就把矛头直接引向了广大中下层干部和教师、医生，而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字报寥寥无几，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是逍遥自在，毫无触及!
　　杨西光还借“层层引火烧身”为名，挑动群众斗干部、干部斗干部。他跑到复旦和二医找政治指导员开座谈会，一方面假惺惺地说：“你们在第一线，大火烧到你们，烧得很苦，我代表市委向你们表示慰问。”一方面又要指导员主动到学生中，让群众放火烧烧自己，说什么“上下两面夹攻，可以得到锻炼”。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既然这样“可以得到锻炼”，为什么杨西光自己却对此怕得要死，不敢引火烧自己!．　杨西光不仅把广大干部推到第一线，而且为了进一步转移目标，“保护一小撮”，还极其狡猾地抛出了大批干部和党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带上“反党”、“反革命”、“右派”、“政治扒手”等等帽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如上音学院总共教职工只有三百二十名，在运动中被杨西光指使该院党内“走资派”被打击的就有一百十九名，其中除了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十八名，占百分之五点九外，完全是属于“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被打击的，共占教职工总数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党员干部九十八人中，有四十一名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党员被排入了三、四类黑名单，被监视、控制，残遭迫害，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八。
　　特别是去年十月份，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杨西光伙同陈丕显、曹荻秋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阴谋，下令全部大中学校党组织一律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使各级党组织的全体干部全部靠边。杨西光利用这个办法，更进一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掩盖起来，把广大中下层干部推向与革命小将对立的地位，挑动群众斗中下层干部。
　　杨西光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进行迫害和镇压，而千方百计要保护刘、邓黑司令部，保护“走资派”，保护大叛徒，保护自己。
　　常溪萍，就是杨西光竭力保护的大叛徒。去年六月份，北大聂元梓等同志揭发常溪萍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的大字报达到旧市委后，杨西光极端恐慌，千方百计要保住常溪萍，保常溪萍就是为了保他自己，保住他伙同常溪萍阴谋策划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行。大叛徒常溪萍去北大前，杨西光曾指使常溪萍：耍注意与各方面搞好关系。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向杨西光汇报北大情况，杨西光即“指示”：北大情况很复杂，与各方面有关系，直通中央，你们要注意与各方面搞好关系，对北京市委的问题，不要轻易发表意见，表示态度。当邓小平对北大问题作了“结论”后，常溪萍向旧市委书记处写信汇报了工作队追北京市委后台的问题和邓小平的反动结论，请示要不要写信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情况，表明态度。杨西光伙同陈丕显、曹荻秋同意常溪萍写信。随后，杨西光有事到北京，非常赞扬常溪萍，并宣布常溪萍提升为市委教卫部长。
　　由于这样的罪恶黑勾当关系，因此，常溪萍的问题刚被揭开，杨西光就急忙为常溪萍定调子，论什么“常溪萍是一个‘好同志’，组织观念强，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北大的问题，顶多是个立场问题”。他又策划把常溪萍送到师大去，交给保守派保护，挑动群众斗群众。更严重的是，当中央工作会议后，旧市委准备开三级干部会议，杨西光还公然向书记处提出，让常溪萍参加三级干部会议，杨西光玩弄这些花招，其企图就是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保住常溪萍，以达到保住自己的目的。
　　对他们的黑主子刘少奇，杨西光更是不择手段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死死保护刘少奇。嘉定卫生学校一个青年职工，冲破重重压制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杨西光闻讯极端恐慌，亲自指派爪牙前往密谋镇压，对她进行围攻迫害，开斗争会斗她，说她是“公开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把她斗争了两天两夜后，又下令公安局逮捕入狱，捏造罪证，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她关了五个月零五天，对她的迫害简直是骇人听闻，被逼疯，住了四个月的精神病医院。又如上音学院的孙××同志，因为起来造杨西光及黑党委的反，遭到了杨西光指使的各方面的围攻和迫害。杨西光闻讯孙××同志造反了，立即指使上音学院旧党委对孙××同志进行疯狂的迫害。旧党委指派了十几名党员、干部，内查外调，重新审查他的家庭出身，布置盯梢、围攻，甚至进行政治陷害，把他送到公安局去，把他打成了所谓“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个人野心家”等等。单整他的黑材料就有一斤多重。在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还迟迟不交出黑材料，甚至把一部分黑材料装入孙××同志的档案袋内，准备到运动后期反攻倒算。
　　杨西光不仅对革命派进行血腥镇压，还一再制造舆论，妄图“秋后算账”。他曾在许多会议上多次叫嚷说：“这次运动很复杂，要警惕，要掌握政策。不仅党委要警惕，而且要引导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暴露几个坏人不要怕，暴露那就更好。”又说：“……可能有些坏人，先记一笔账，将来再说。”一次他指派一名心腹人员到复旦大学作密探，从保卫部门抄来了四十多人黑名单。杨西光看了这份黑名单之后，凶相毕露地说：“这种人不止几十个，是几百个。”并要在某些基层单位摸底排队，制造大量黑材料。杨西光还伙同曹荻秋布置一些人搞各个学校造反派头头的名单。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杨西光之流真是罪大恶极，万恶不赦!
　　十月二十九日，复旦造反派要杨西光到校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杨西光急忙打电话到复旦，下令调兵遣将，气势汹汹地说：“把他们的会搞乱掉算了。”指令大队部和工人赤卫队占领会场，围攻造反派，并包围汽车“保卫”。杨西光就端坐在汽车内，听被蒙蔽的群众对他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真不知天下羞耻事!

　　(五)反动面目暴露后，退居幕后活动，阴谋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范围内群众性的彻底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吹响了。复旦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和全市革命造反派一起，穷追猛打，顽强战斗，终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揪了出来。但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一小撮人竭力庇护和纵容下，杨西光还疯狂挣扎，出谋划策，充当旧市委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狗头军师，继续破坏和镇压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从十月间开始，杨西光名义上“停止了对大学文化革命的领导”，实际上，仍然一直出席旧市委书记处召集的大学党委书记的种种黑会，竭力压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策划全市各大学党委“停止运动领导”的脱身阴谋。
　　杨西光这个时间背地策划的一个最恶毒的阴谋就是竭力进行煽动，挑动炮打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他在文化广场被斗后一天，即找复旦《孙悟空》小组一个成员和红三司负责人等“座谈”，别有用心地对张春桥同志散布流言蜚语。革命小将提出四、五月间为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杨西光竟胡说：“这是策略上的问题，这是张春桥同我一起掌握的。”还说：“你们最好不要问这些斗争问题，如果一定要问，我要和张春桥同志联系。”杨西光在复旦红革会检查交代问题时，又大肆恶意攻击张春桥同志，胡说什么“张春桥与××、×××过去在一块工作过”；“张春桥也是书记处的书记，负责报纸、宣传、文艺以及市委主要文件的起草审定工作，文化革命期间，上海文化革命主要情况和问题，张春桥都知道的，如北大聂元梓等同志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市委，市委末贴出来，春桥也是知道的”；“我们犯错误，张春桥也有一份”。他还恶毒地说什么“《大学风云》张春桥也看过，最后一次排演，他还把演员、导演、编剧找去开了座谈会，你们可向青年话剧团去了解”等等，等等，竭尽挑拨之能事，挑动群众把矛头直指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以上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西光这个坏蛋，这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扼杀上海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元凶。旧债新账，必须一起清算，一起讨还!


摘自 《打倒上海的“阎王”杨西光》第七章（上海市教卫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杨西光反革命罪行斗争会》编，一九六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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