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武汉事件”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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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事件”五十周年：有关“七二〇事件”的几个靠谱信息

老田（首发红色参考编辑部公众号）

一、“百万雄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保守派组织

在武汉文革运动兴起之后，先后有三个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出台活动。第一个组织是1966年9月11日成立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简称为“一司”。这个组织是在省市委背后策划之下成立的，头头是崔建瑞和漆林。钱运录是这个组织在湖北大学分部的司令，后造反派掌权之后，钱被开除学籍和党籍。1968年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张体学亲自给湖大革委会打电话说情，才取消对钱的处分。这个组织在1966年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之后，逐步地陷入瓦解。

第二个保守派派组织，名为“革命职工联合会”，于1966年11月中旬筹备，12月11日正式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之后，主要干了四件事：抬尸游行污蔑造反派打死人（1966年12月25日），到省委造反要求揪斗中南局李一清（1967年1月1-3日）、砸了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的司令部（1967年1月19日），同时，还抓住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一起去北京抗议，走到河南的时候得李先念通知陶铸已垮台，原本是想去北京寻求陶支持的，由此不得不返回武汉。因陶铸和李一清均点名批评过这个组织，于1967年2月20日正式开大会宣布解散。

第三个保守派组织就是“百万雄师联络站”。据华工学生张建华回忆，1967年军区支左之后，先是利用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支持“毒草派”，打压“香花派”，到了四月后，毒草派中间前造反派组织与军区的意见相左越来越严重，由此，军区群工部长信俊杰在4月4日“武汉军民批判刘邓大会”上（这次大会“新湖大”“新华工”退出），公开对陈再道说过“看来我们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了”，后来果然重新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后来的百万雄师，于1967年5月16日这一天正式成立。

百万雄师成立之后，基本上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一个行动队和武斗队。据后来百万雄师头头落网之后的审讯记录，百万雄师成立之后，就规划各种对造反派的扫平计划：先扫平汉阳，然后对汉口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扫平，最后扫平武昌（武昌大学多，造反派力量强），从事后百万雄师的武斗历程看，确实是按照这样的计划来实施的。

据参与审讯百万雄师头头的公安人员介绍：“《百万雄师》的筹建、成立之日，也就是它进行反革命活动开始之时。它一成立即把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的成立公告，完全颠倒是非。他们曾经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会上制定了罪恶的计划。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紧接着在肉联、汽车二站连夜开了几次常委会，进行分工，六月二日开了常委扩大会，决定常委分兵把口，深入各分站集结人力准备行动。这时武汉军区在陈再道之流操纵下，抛出一个臭名远扬的‘六四公告’，发出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黑色信号弹，是与《百万雄师》的纪登清、杨道安共同研究后出笼的。六月八日，这些匪徒竟敢置中央六六通令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是在辛甫、林立这些走资派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反革命的紧急动员令出来之后，谣言四起，什么‘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说什么造反派要搞匈牙利事件，要炸长江大桥等等，更为可耻的是说什么‘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一声喉，牛鬼蛇神齐发抖’……。解放十七年以来，我们的一切成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党，没有说是他们（百匪）一起来，这也垮台那也扫光的。这些家伙就是在为屠杀革命造反派制造舆论准备。8201中的一小撮和他们狼狈为奸。”【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载《七月风暴》第4卷，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21－27页】

在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要以武斗制止武斗之后——其实是要以武力消灭造反派，陈伯达有亲笔批示，要武汉军区出面制止武斗，但陈再道置之不理，作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和支左指挥部负责人的孔庆德则说“打的没有人，剩下一个人就不武斗了！”不过为了应付上级，支左指挥部还是设有一个所谓的“制止武斗办公室”，据杨道远回忆，他们当年给这个办公室打电话，就直接称呼他们是“武斗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从不设法制止武斗，反应的是陈再道和孔庆德等人的观点。



在6月中下旬大型武斗事件爆发之后，文革小组成员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学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电报》（1967.06.26）】

据文革史专家徐海亮访问文革办事组王广宇得知，这一封电报是戚本禹和杨成武商量之后写的，电报到武汉之后，才引起重视。一位被百万雄师抓住关押的水院大学生雷志茂，就是因这封电报得到释放，他被释放之后听到军区干部议论这封电报，都说电报措辞太严厉，相互猜测是不是江青亲自介入发出的。据雷志茂追忆，当他被释放时，那些军官们团在一块议论此事，明显有一股恐慌情绪，唯恐被追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猜测和畏惧，才使得武汉军区结束继续支持和放任武斗的策略，开始给百万雄师打招呼，由此，武斗的脚步放缓，这样，武汉的武斗才少死了很多人。按照百万雄师原先的规划，原本是要以武斗解决全部造反派组织的。此后百万雄师的大规模武斗减少，杀死人武斗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630围攻湖北大学的武斗，另一次是715武胜路武斗。

据湖北大学法律系学生，在七二〇事件之后，经过大量调查核实，所得材料由华师一附中革命造反司令部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题目是《陈再道与百万雄师》，其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五月底和六月初，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训练，成立了许多不穿军装的武斗集团，“兵宫”。据初步调查，通过各工厂的当权派，军代表，先后从271个单位，抽调了26705人（不包括各厂的），在武汉三镇的各个地区，建立了九十多个据点。其中千人以上的有市委、市人委、二七区委、洞庭街79号、景阳大楼、水上运输公司、江汉区委党校、育红中学、汽运二站、汉阳铁中、汉阳区委、武昌区委、武昌区委建材局、儿童公园、江汉公园等共十五个。每个大型据点，在最高点都设有瞭望哨，装有探照灯、指挥喇叭、高压电网等，由头戴钢盔、手持长矛的武装人员、层层把守、日夜巡逻。

在抽调人员时，欺骗群众说办“毛著学习训练班”，但实际上是进行武斗训练。6月26日，“百万雄师联络站”发布的“对中央电话指示的态度”第三条自我招供：集训人员为“被迫集结的自卫人员”，即集结的目的是“自卫”是“作战（而不是）毛著学习”，百万雄师二七区负责人之一张×世证实，“汉阳集中二千多人，江汉集结二千至三千人”，说是白天让大家学习毛选，其实白天都在睡觉，夜晚自己保护自己，站岗放哨。

参加集训的人员，大多数是工人和机关干部，武装干部和公安人员最多。

其次是农民，仅据先锋公社、东西湖农场、汉桥区、洪山区等十三个单位不完全统计，抽调参加武斗集训的农民就有一万四千多人。他们欺骗农民的名目繁多，比如“毛著学习训练班”，“保卫解放区”，“学习参观”等等。

……

6月14日市农联指挥部发出“通知”说：武汉市各专政机关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劫国家机密，破坏国家财产，要调农民进城参加“保卫”工作。为了稳定军心，在经济上，他们还实行反动的雇佣政策，比如洪山区和平公社6月9日紧急通知说，“伙食费、工资、差旅费全由市委负责解决”，另据参加集训和参加武斗的“百万雄师”成员后来供认：在集训期间，有伙食补助，每天补助0.20元——0.80元不等，工资，工分都照发照记。出动参加武斗发出勤费1元——3元不等。打死打伤了对方的人有奖励金，自己被对方打死，打伤则发抚恤金。

参加集训和武斗所需要的经费，物资都是由省市委及各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派利用职权调拨。国家的资金和物资被人挥霍浪费，钢材、铅合金、石灰、六六粉、硫酸、硝酸、汽油，小到汽水瓶都大量调用。

如六月份，肉联从武汉冶炼厂运了八吨钢材制造杀人武器，从银行取走二千多元本厂库存金买安全帽用于武斗。冶金公司×××一次批钱四千元，二吨钢材，用于制造杀人凶器和武斗费用。二轻局党委书记王×，以战备名义指令供应处从青山调来二吨钢材打制长矛。武昌造船厂运用两吨钢材改装了两部专用汽车。桥口区车库存有一百多辆新卡车（战备车）也经过当权派全部落在百万雄师手中。

……

从四·一九武棉事件起，至六·三〇围攻湖大止，整了一个月时间，共挑起武斗近二百起，百万雄师参加武斗人数至少在七万人次以上。其中以“五·一七”汉阳血案，“五·二一”武胜路血案，“六·八”六渡桥血案，“六·八”武昌区委血案，“六·九”居仁门血案，“六·一七”三民路血案，“六·二四”汉轧血案，“六·二四”工造总司血案，“六·二四”水运血案、“六·三〇”新湖大血案等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影响最广。【转引自：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另外一份调查材料显示：“陈大麻子说：‘现在不是促生产的时候，而是横扫牛鬼蛇神的时候。’于是在‘百万雄师’组成不久，就从各单位抽调大批脱产人员，集中训练，准备武斗，据统计，全市参加武斗训练人员达六万五千人，共中武昌一万五千人，汉口三万人，汉阳二万人，训练的项目包括：练刀、练拳、刺杀、射击等等。而令人发指的是，陈大麻子之流为了屠杀革命造反派竟抽调了一千二百多名刑事犯、杀人犯进行武斗训练，并对这些罪犯说：‘只要你们卖力地打牛鬼蛇神，可以将功赎罪，打死一个免刑三年。’”“随着加紧训练，陈再道之流赶制、调运了大批武器装备，并不断升级。在二十几天内，‘百万雄师’的装备，由安全帽、木捧到汽车、钢盔、大刀、长矛、匕首、护身甲到消防车、高压水龙、六六六粉、毒气到汽油、吊车、装甲车……。据统计，‘百万雄师’拥有：木捧三万余根，长矛、钢叉六万五千余枝，短刀、匕首一万把以上，安全帽六万顶以上，钢盔五千顶以上，装甲车八辆，水上舰艇二艘，消防车十余辆，卡车多达千余辆．这样一些巨大的数字，说明了陈再道之流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一切在所不惜，像流水一样的耗费着国家的钱财物力。他们把崭新的没有牌号的战备汽车，成百辆的拨给百匪，把大批高级无缝钢管截断，打成了杀人的长矛；把许多生产车间，改变成制造杀人武器的工厂；而由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派控制的‘抓办’，实际上已成了‘百万雄师’的后勤部。”【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等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百万雄师从5月16日成立，到7月24日攻打武汉体育学院的最后行动，在这个组织存续的70天时间内，较大的武斗有60多场。先从汉阳开始，最后把武斗围剿推进到武昌大学区。至于百万雄师的武斗战绩，一份官方文献承认：“据不完全统计，6月份仅武汉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伤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

二、王力说过“四点指示”吗

可以肯定地说，王力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四点指示”的话，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传播过这样的内容。

七二〇事件之后，依据8201部队干部的揭发，捏造王力说四点指示的人，是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

蔡炳臣对部下说，说杨成武与他谈了话，他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蔡还对部下说“不是我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要求对下传达时，“对外不要讲是周总理讲的”，刻意地把对抗矛头引向王力。



依据百万雄师总部常委章迪杰等人，接受荣根访问时透露的信息：所谓的四点指示，都是8201部队支左军官，直接对百万雄师各区站传达的。

“为什么8201的战士要殴打王力？听说8201的战士向王力诉苦，说我们挨了很多打，王力说：‘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你们最大的爱护。’那些战士说，我们今天就来爱护你一下，所以把王力的眼睛打肿了。”“‘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http://sz1966.blog.hexun.com/10900065_d.html】

“武汉公安”也是百万雄师的一个下属组织，“七月十八日，周总理在军区师级干部会上，就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之流，心惊胆战，暴跳如雷，牛怀龙的忠实爪牙，8201政治部副主任何文德，急忙于十九日下午召见‘武汉公安’第一号坏头头李树春，将本不应外传的周总理指示，捏造是××（王力）讲话，断章取义地透露给李，怂恿‘武汉公安’起来造反。并公开指示军管会，‘武汉公安’游行，8201派人参加。”【《《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也就是说，王力从未说过的四点指示，是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捏造的、并且通过支左军官，绕开了百万雄师总部，直接下达给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各区级联络站的。

当时中央对武汉文革表态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与王力四点指示的谣言相关，中央如何做出有关武汉文革运动的决策，才是关键。依据老田访问戚本禹所知，文革时期各地反映到文革小组的信息，是海量的，不得不在小组成员中间进行分工，其中湖北省的文革信息是戚本禹本人分工处理，王力确实不处理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他之所以被周总理派到武汉，完全是“陪太子读书”——因为总理知道谢富治与武汉支左某部队有着老上下级关系，才临时决定调他过来做部队思想工作的。倒是先前在云南和四川的工作，是王力在小组内部分工负责的范围。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中央是依据什么样的信息，来作出决策的呢？据老田访问文革记者站武汉站记者姚克强所知：文革记者站为了了解武汉情况，给中央决策做准备，特地把武汉文革记者站的记者姚克强调回北京去，做这件事情。下文是2013年11月初，老田在姚克强的上海寓所访问所得：

我走的时候，大规模的武斗还没有，但是已经有了杀人伤人的恶性事件发生。百万雄师是军区支持的，拿着苗子，真的捅人还有捅死的。有些学生找我们反映情况，我们就回答说，光口说不行，没有凭据，要有照片材料，后来果然送来一些照片。

回去学习一段之后，就开始编写武汉运动的资料，为中央召集两派谈判做准备。因为我在武汉呆过一段，了解情况，也信任我，就要我担任材料编写组的组长，总理的联络员吴斌（是一个司长）担任副组长，还有两个国家信访局的同志一起，住在西安宾馆，编写湖北的资料。内容包括各派的头头，思想倾向、观点，组织情况，把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包括进去，准备为总理主持的谈判做参考。这个时期忙了一个多月，编得差不多了，印出来。

这个事情快忙完了，记者站的头头把我找去，给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去动员武汉的造反派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武汉武斗严重，跑去北京的有几千人，我也动员不了，就跑去北航找韩爱晶想要请他帮忙，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够插手外地运动；我又去地质学院找人，讲来讲去，还是不行，我也不好讲这是中央和文革小组的意思。事情不好办，我就回去汇报了，又派了王道明去做工作，这一次把地质学院工作做通了，在地院召集武汉去的造反派开大会，王道明出面讲话，叫大家回去不要再北京呆太长时间，我去做个采访，然后写了个报道。

1967年记者站的工作，四五月份是集中学习阶段，七到九月份大量地编写材料，预备中央表态解决问题。

从姚克强的回忆情况，可以知道，中央对于武汉运动的表态：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不是哪一个个人说了算的，而且，是在周总理听取军区汇报之前，业已综合多个方面的信息，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决策。

三、冲进去东湖宾馆抓人的是百万雄师的群众吗

百万雄师的群众行动较慢，第一波冲进东湖宾馆抓人的，是8201的战士和公安局的干警。

据在东湖宾馆担任警卫工作的亲历者讲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8201师长牛怀龙）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分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七O医院，‘百万雄师’等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那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队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八二〇一的叛徒’、‘不躲开，老子就用刺刀通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付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象土匪一样的闯入会坊，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付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地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斗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等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同上，第13-14页）



资料来源同上。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大会，欢迎谢富治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谢富治在讲话中间说：“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了许多谣言。这件事暴露了他们这次行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们与四川的产业军，与河南、湖南、江西的保守组织都有联系。别把‘百万雄师’看得不得了，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造谣过日子的。靠造谣是靠不住的！”【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1967.07.23】

四、周总理让王力不要在武汉露面吗？

王年一和金春明等人的文革史，都捏造说，周总理让王力到武汉之后不要露面？真有此事吗？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间说：“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出活动，支一派(支持少数派的激进派)压一派(压多数派的“百万雄师”)，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页261）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则说：“谢富治、王力等背地里四出活动，继续支一派、压一派，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强烈愤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应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周总理调谢富治和王力去武汉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出面做群众组织的工作，避免中央表态之后，造反派组织翻身，对保守派和军队进行报复或者过火批判，不利于团结。

周总理在1767年7月18日武汉军区讲话中间，明确指出：“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71.cn/2012/0410/513326.shtml】

在周总理的讲话中间，明确指出做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中央负责，具体就是由王力和谢富治去访问各造反派组织并讲话，查阅当时他们的讲话记录稿，确实是体现周总理的意图：要求造反派“拥军”同时还要正确对待保守派组织和群众。而做好部队指战员思想转化工作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周总理具体指示由武汉军区负责。

7月18日 晚七时半，毛主席接见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同样的要求：“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四个方面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结果，是钟汉华批准蔡炳臣在不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向下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然后蔡炳臣自己又有创新，捏造王力的四点指示去激化矛盾。应该说群众还真的没有那么好激化，最后，是8201部队和公安干警被激发起来去抓人的。

等到王力被抓之后，“7 月 20 日，百万雄师总站再派谢敏华到武汉军区找杨道安、 孙德洲、余均才，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谢敏华到武汉军区后，碰到了省直联司的头头杨以才和 百万雄师武昌分站的刘喜春，以及其他分站的一些人，便由这 些人组成了专揪王力火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决定谢敏华任指挥长， 杨以才任副指挥长，俞桂芳任秘书。指挥部成立后，组织了黄石、 沙市、宜昌等地来汉人员约二十人找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叶明等领导，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章迪杰《峥嵘岁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在抓了人之后，才让百万雄师的头头出面顶缸，在武汉铁路军楼上成立所谓的“专揪王力火线指挥部”，最后出面接盘子担负责任的，才是所谓的百万雄师群众。在传达激化矛盾的四点指示时期，百万雄师的整个常委班子都是被甩开的，最后估计需要人顶缸了，才通知百万雄师去人接盘子。

有一句毒鸡汤是怎么说的？“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插兄弟胸肋两刀”，钟汉华和蔡炳臣乃是此道高手。在中央进行善后过程中间，武汉军区高官们都逃过了刑责，而百万雄师则有七个总部头头，入监四年八个月：“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联络站的9位负责人(俞文斌、杨道安、谢敏华、孙德洲、纪登清、刘敬胜、章迪杰和李树春、汪仕奇)于1967年7月底、8月初先后被捕入狱，集中关押在省二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被解除监禁，时间长达四年零八个月。纪登清因患重病，1969年下半年回家治病，过了大半年，1970年3月份就去世了。他大我一岁多，可能是1935年生人。蔡俊善当时也被捕，一两个月后就被单位要回去了。”（章迪杰《峥嵘岁月》第96页）

1967年9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9月19日晨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毛泽东年谱》第六卷）这相当于是明确由中央接管部队和武装部干部的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了，此后，在北京办过好几期的军队和人武部干部学习班。陈再道和钟汉华等人拒绝做的思想工作，只好中央自己接手去做了。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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