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第六章（1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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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节选自《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第六章
  

(一)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抵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毛主席看了姚文元同志的《评“三家村”》一文后，认为很好，要报纸立即发表。主席在稿件上还亲自批示：文章看了很好，标题要大些，要征求作者意见。曹荻秋把这篇稿件拿回来交给原《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说：“不许告诉姚文元这篇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曹还对旧市委办公厅一室主任讲：“不能对任何人讲姚文元文章是毛主席看过的，这是组织纪律。”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冲康平路时，才将毛主席批示的手稿交给张春桥同志。
  ※毛主席亲自审阅和批示发表姚文元同志《评“三家村”》一文，曹荻秋和杨西光竟胆大包天，只准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摘要广播，把文章中大量揭露“三家村”罪行的部分删去或一笔带过。第二天，新华总社专门发出通知，全国报刊都要发表这篇文章。他们还继续对抗，不许《支部生活》发表这篇文章。
  ※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示，曹荻秋竭力抵制，不但不作传达，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央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用大民主，有的说要慎重些，有人说要让它大乱一下，有人说乱也不能乱得太长，大乱要影响生产和生活，要接受大跃进中的教训。”
  ※曹荻秋公开对抗文化大革命，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对旧市委副秘书长说：“现在说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实际上是小民主，少数人说了算数，多数人不敢说话。”
  ※曹荻秋对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怕得要死，严密封锁。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复旦大学红卫兵向曹提出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曹竟说：“没有公开发表的东西，一律都不算。”抵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又说：“市委已经正式发通知，所有这样的大字报都要扯下来，都不准贴。”
  ※在旧市委召集的区委书记会议上，有人问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曹荻秋煽动说：“还不是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你们，打到你们头上。”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曹荻秋在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的报告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被动，”还说：“这种被动，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来自何处?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主动权全在中央。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有的地方还要严重。”明日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在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曹荻秋借别人之口，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中央)就是保护少数人造反。有人说是束手待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有人提出，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曹荻秋借口说：“这次中央开会，有鉴于过去不传达主席原话，这次就都写出来。因此，没有什么好传达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作了恳切的教导。中央强调各省市要开好三级干部会议，切实做好思想工作。而曹荻秋回来却攻击说：“会上各省、市委的思想都不通，如果说大家都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中央怎么办呢?过去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有人提出要在科研系统宣读这个文件，曹荻秋竟然不同意，不承认有平反问题。
  ※曹荻秋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拒不交出黑材料，他威胁说：“谁把材料交给造反派就停谁的职。”还说：“各大学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没整群众就没有什么整群众的黑材料”。制造上海没有黑材料的舆论，不让下面干部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挑起了很多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
  ※曹荻秋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搞得“妻离子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市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曹荻秋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极力鼓动干部对抗中央，说：“在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正面的意见可以提，反面的意见也可以提，口头、文字都可以。”

  疯狂地反对和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曹荻秋污蔑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是秀才，有些事情是否反映到毛主席和林总那里去?”有一次曹对梁国斌、王一平说：“陈伯达、江青同志看问题都很偏激。”还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是搞理论工作的，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也没有搞过工厂。”
  ※曹荻秋攻击中央文革偏听偏信、不了解情况。胡说：“中央文革只听少数派的意见”，“中央文革对下面情况不了解，对地方上的困难不了解，现在大家提出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下去蹲点”。
  ※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毛主席已批示发至红卫兵小队。曹荻秋却反对说：“文字写得不错，发到群众中去问题很大。”对报告中批评有些人“担心失去漂亮的服装、舒适的住宅”，曹十分抵触地说：“讲得这样挖苦，哪里是这个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张春桥同志对曹荻秋说：“江青同志要我转告上海和华东的同志，可不要小看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上海二百万工人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的。”曹回上海后，拒不传达。
  ※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签订了“双五条”，曹荻秋竭力抵制，并到处攻击说：“难道我们都错了?”“一签字，市委就被动了。”他到处发泄不满说：“我开始就是不签字，准备被斗争，一起上北京也不签字，最后迫不得已才签了字。”又说：“我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同中央(指陶铸)通了电话，工人是否搞全市性组织还没有定。”他不止一次地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他对旧市委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说：“是张春桥同意的，市委并未同意，是他签的字，中央文革要这么办，有什么办法?”又对杨永直说：“安亭事件他签了字，书记处很有意见，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正确的。”曹在接见有色压延厂等单位群众时讲：“市委发下两个五条的通知是错误的。”故意挑起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对张春桥同志的不满。还要旧市委城市社教办公室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后发生的问题，说：“如果春桥同志不签‘五条’，而由我们主动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那就不会搞得现在这样乱了。”企图以此要挟中央，攻击张春桥同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曹荻秋在国棉十六厂、三十一厂部分群众面前，把张春桥同志正确处理“安亭事件”攻击为不讲原则，盲目迁就，轻率决定。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全权代表，要安亭工人回上海是与中央联系的，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不知道。”还说：“张春桥是根据工人的情绪和要求，根据他在北京有些情况的处理，是否他调查那样清楚，我看是不怎样详细的，因为时间太短。中央将来的决定与现在所签定的如符合的，那就继续有效，如不符合，那就取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棉三十一厂一些人，用全体职工的名义，写了一份“抗议书”，污蔑参加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是“一小撮人”，“盗用了上海市数百万工人之名义”；攻击张春桥同志“出卖全上海数百万革命工人的革命意志，签订了不得人心的五项条件，把党的原则作为交易。”曹荻秋看到了这份“抗议书”，自以为捞到了一根稻草，指使在这份“抗议书”上加上“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台头，用电报发出，欺骗党中央，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二)打击、分化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保皇组织，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围攻红卫兵，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红卫兵以后，上海的革命小将也纷纷组织红卫兵，而曹荻秋竭力抵制，他竟说：“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讲。”而且不准报纸刊登关于组织红卫兵的倡议书，他还污蔑说：“红卫兵中地、富、反、坏都有”，“复旦大学××小组里就是有反革命，公安局里材料都有，他们就是到处制造事件!”
  ※曹荻秋为了控制红卫兵组织，违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不准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指示，借口宣传《十六条》，从工厂抽调了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干部派到中学，压制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曹荻秋在五千个五好工人、老工人大会上丑化红卫兵说：“他们情绪偏激的数量还不少，……这里边也有少数坏分子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并攻击北京红卫兵“不了解上海的情况就指手划脚”，冲市委是“反革命的行为”。还公开煽动说：“工人贴保市委的大字报，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你们对市委是了解的，你们是最清楚的。”还说：“有的说市委有问题，有的说没有问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只许他那样讲，不许我这样讲，那也不行。”
  ※一九六六年九月，曹荻秋眼看革命红卫兵运动阻止不住时，就以“加强对红卫兵的领导”为名，企图把红卫兵组织作为御用工具。他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以后又多次在旧市委会议上说：“要注意争取这批人”，“对少数派一定要做工作，不要怕，他们不是一块铁板，你们要热忱做工作，争取他”，“要分化现有的红卫兵组织，把好的组织起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曹荻秋两次亲自去复旦大学，策动围攻少数派。他在会上煽动说：“这里有两类矛盾，有敌我矛盾。”他还说：“这一讲，少数派中间有些人就要分化了。”于是，复旦大学少数派连日遭到围攻。
  ※曹荻秋还欺骗蒙蔽一些劳动模范围攻革命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旧市委召开各部、委、办、局负责干部会议，曹说：“要把这部分人动员起来，他们是旗帜，在群众中有威信，是一支力量，要他们出来说话。”当时曾经到处张贴《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以及劳动模范的“告急电报”等等，就是曹荻秋等一手策划的。
  ※曹荻秋组织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围攻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曹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如工作队要大胆领导，敢于领导辩论，要组织力量”，“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敢于讲话。”接着便指使总工会组织工人，要农村政治部打电话给塘湾公社党委组织贫下中农到市区同红卫兵辩论。并组织机关干部上街辩论，大量张贴污蔑红卫兵冲市委的所谓《八．卅一事件真相》的大字报。
  ※曹荻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对红卫兵进行围攻。一九六六年九月初的一次旧市委会议上，曹说：“北京同学来上海串连表示欢迎，违犯《十六条》要进行辩论”，“要抓住典型，揪住不放”。又说“如果他们到工厂、企业去串连，耍加以劝阻；如果其观点是错误的，经过辩论后，要其写出检讨；如果动手打人，不要还手，可以揪到派出所。”
  ※曹荻秋反对革命大串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对师大同学说：“老是这里跑，那里跑，时间都过去了，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深入不下去了”，“北京有的大学生要到全国各地去支持，全国各地又要上北京，这样搞法怎么能搞得好呢?”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曹荻秋以市委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说：“从八月下旬以来，在组织生产上出现了若干此较严重的不健康的因素。”把全国革命学生大串连，作为不健康因素的第一条。并说：“鉴于学生串连在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带来的许多问题，……如任其继续发展，正常生产势难保证。”对中央施加压力，抵制红卫兵大串连。
  ※曹荻秋攻击中央决定在去年国庆后继续搞革命大串连。他说：“革命大串连，影响了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十月份的问题更大。全国普遍反映要求停止串连，中央难道不了解这个情况?”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曹荻秋说：“那些人(指北京红卫兵)暴露到一定程度，要由群众起来贴他们的大字报，同时要查他们的历史，在全市暴露他”，“如果查出那个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注意他”，“要整他一下”。井说：“我们不能老是防御，越采取防御，他们越狂猖。他们进攻，我们也进攻。现在斗争很复杂，什么都出来了，真正暴露了牛鬼蛇神。”
  ※曹荻秋千方百计搜集红卫兵的黑材料。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泰山耐火材料厂工作队汇报北京七中有个红卫兵到该厂半工半读学校去串连。曹荻秋知道后，布置打长途电话到北京查问这个红卫兵本人和家庭的政治情况。他还和旧徐汇区委书记、旧市委社教办公室负责人等连夜研究怎样“整”这个红卫兵。
  ※上海科技大学党委根据曹荻秋的黑指示，组织保卫人员伦拍革命师生批评党委的大字报，并进行多次反击。八月二十七日被革命师生发现，并查到了曹的黑指示，引起全校公愤，革命师生于当晚宣布接管学校。曹知道后，说：“科技大学完全是政变，这与匈牙利政变有什么不同呀?!”要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去“了解情况”，布置公安局、部队注意事态发展，并且派人把革命造反派贴在保卫科的大字报拍下来，准备镇压。
  ※ 北京和上海红卫兵在去年九月四日冲进旧市委机关以后，曹荻秋布置搜集这些学生的名字、家庭出身和表现等情况F，并要旧市公安局派人到现场去拍照。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起来以后，他又布置搜集各大学革命造反派领导核心的政治历史情况和活动情况，并且印发了材料。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曹荻秋要旧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和长途电话局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偷听红卫兵同中央文革通话的情况，还派联络员到大学偷听造反派会议情况，搜集黑材料。曹还指使原房地局使用处副处长，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名义，潜入首都红卫兵临时指挥部，窃听红卫兵冲击旧市委的作战计划，并设法搞垮这个指挥部和宣传站。
  ※曹荻秋还以物质为诱饵，腐蚀革命小将。曹对旧市学联主任说：“要同他们搞好关系，对他们要的东西，要宽一点。”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曹在接见北京一千多名红卫兵时，说要给他们每人发一套军装。
  ※“九．四事件”后，曹荻秋千方百计地把北京来沪串连的北京师大一个姓李的学生(九月五日北京红卫兵声讨市委罪行大会的执行主席)拉过来为他服务。曹多次接见这个学生，反复向她讲“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国庆节邀李观礼，请她看芭蕾舞《白毛女》，来回都用小汽车接送。李没有什么病，仅仅体弱，就长期安排住在医院，单独住一间病房。在曹的引诱腐蚀下，李确实为其所用，她曾同总理通电话，讲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北京有些同学的做法不当，等等。有次曹在文化广场接见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有人责问市委对他们组织围攻，曹把李找来，要她以“九．五大会”执行主席身分，说明事实“真相”，起到了其它人所不能起的作用。

  压制工人造反派，镇压工人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要求见曹商谈召开成立大会问题。曹拒不接见，只派了旧市委办公厅一个副主任出来应付一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提出：(一)承认组织；(二)要曹荻秋参加九日成立大会；(三)提供宣传工具。曹荻秋不同意。九日上午，各单位纷纷来电询问，职工要求参加下午的大会如何掌握?旧市委急忙发出了所谓“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黑指示，阻止革命群众参加大会。以后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千多个造反队员北上，被迫留在安亭。旧市委又布置组织所谓可靠的、与造反队员关系较好的职工和家属，由各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带领，到安亭去，以关心为名，进行分化瓦解。
  ※“安亭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及时派张春桥同志来上海处理。曹荻秋拒不签字同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并且公然叫嚣：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对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张春桥同志严肃地指出：你不签字，我签。这样，曹才被迫签了字。
  ※曹荻秋在安亭签字后，又出尔反尔，企图否定。他在两次接见职工时说：“市委发通知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现在看不妥当。”又说：“工人建立不建立组织的问题，中央还在开会讨论”，“大多数意见是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组织”。还指定旧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夏××抽调了一批干部，组织了所谓“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授意要“通过经济工作，来做政治工作”，企图以物质引诱来腐蚀工人革命组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时，曹荻秋请示陶铸，陶铸答复说：“中央正在考虑不成立全国、全市性组织。”曹听后如获至宝，赶快发书面通知。而后来，周总理给江苏省委的电报中说，工人组织可能有几种，有的是全市性的。曹却不叫向下传达。
  ※曹荻秋对工总司的建立非常仇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五日两次接见反对“双五条”的人时，大肆攻击造反派，策划建立赤卫队。赤裸裸地说：“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我是不赞成的，所以我不参加他们的大会”。他还污蔑工总司“组织不纯洁”，并且恶狠狠地说：“我只是支持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支持造无产阶级的反，如果有人利用、控制一个组织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迟早会暴露出来的，落在人民手掌之中。”

  扶植保皇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曹荻秋亲自下命令，每天从几百个工厂里挑选一万多个工人到旧市委来当纠察，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其实就是保他们。红卫兵要抄魏文伯的家，他们就调动了二百多个工人守候在魏家附近，保魏文伯。这几万名受了他们欺骗蒙蔽的工人，后来有不少人就成为赤卫队的骨干。
  ※工人革命造反派一起来，曹荻秋就想尽办法要组织所谓“多数派”来对付他们。曹不止一次讲什么：“造反派人数虽少，但是活动力很强，如果‘多数派’也起来就好了。”还一再埋怨说：“‘多数派’没有用，为什么还不起来?”
  ※曹荻秋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接见反对“双五条”的人时，煽动建立保皇组织赤卫队。他当场表示：“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支持”，“袖章当然可以发”。并一口答应给赤卫队提供一切方便，立即批款四万元，还派旧市委负责干部参加总部成立大会。在曹的亲自煽动策划下，赤卫队筹委会宣告成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十一月廿四日抛出了一分“给陈伯达、江青同志的特急电报”，大肆攻击张春桥同志和“双五条”，狂妄地要张春桥同志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取消“双五条”。大批不明真相的工人，被挑动起来，把“双五条”说成是“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赤卫队总部召开了所谓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陈、曹事先知道赤卫队要提出“七条”叫他们当场签字。他们密谋以后，决定由曹出席大会，表演所谓决不签字的“高姿态”，想借此捞一根救命的稻草。曹在大会上忸怩做作一番，忽然又改变了主意，在赤卫队提出的要求上签了字。赤卫队原来提出的七条，曹觉得太露骨就说：“这样东西不能签，批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没有呀!”赤卫队心领神会，就加上了一条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签字后的第二天曹又发表声明，宣布签字作废，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赤卫队员和工人造反派之间的冲突，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
  ※陈丕显、曹荻秋还一手挑动制造了“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和“三停”事件。就在十二月廿三日赤卫队开大会以前，曹荻秋对赤卫队头子做出了心怀恶意的暗示说：“你们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我，把行动的规模搞得大一些!”曹又挑动说：“首先要抓革命嘛!”赤卫队从曹的暗示中得到了“启发”，就借口曹所签八条不兑现，给曹送来了最后通牒，限曹当天晚上接见，不然第二天就搞“三停”，组织三十万人游行。中央文革也来了电话，要曹出面处理好这个问题。可是曹公然抗拒中央文革的指示，不肯出来接见，还别有用心地说：“三十万赤卫队游行是吹牛的，二、三万人可能搞起来。”以致后来事态不断扩大，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不少工厂停工，码头停止装卸，几万赤卫队员北上，造成铁路运输中断，使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支持建立非法组织“红卫军”。在“红卫军”成立的那天，旧市委书记处明明知道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完全被几个刑满释放分子、解除劳动教养分子所操纵把持，但还是派出旧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出席成立大会以示支持鼓励。十二月四日，中央军委电告各地，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部队党委请示的三条意见，其中包括“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但曹于十二月十八日仍签发一个文件，同意红卫军“可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公然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抗，妄图把这个非法组织保存下来。

(三)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大方向

  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曹荻秋就要有计划地大抓“右派”。他在一次会议上要人去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看右派占百分之几。他说：“一九五七年，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要此五七年多。”他还问了旧市委统战部，一九五七年上海出了多少右派。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了大批右派，此五七年更多。”他还布置排左、中、右的队。
  ※文化大革命初期，曹荻秋别有用心地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过去运动不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领导干部不能提引火烧身。”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曹荻秋说：“可能出现反面的大字报，出现反面的大字报也不可怕，可以记下来，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击。”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曹荻秋在旧市委会议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他说：“牛鬼蛇神是会自己跳出来的，暴露出来的要抓住他。”六月二十八日又说：“矛头对准大是大非问题，对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因此，各机关群众互贴大字报，被点名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单位竟达百分之九十。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市半农半读医学专科学校总务科办事员李红英，写了一张题为《揭发党内斗争的黑线领导人一一刘少奇》的大字报，该校领导不让她贴，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向曹荻秋请示时，曹说：“如她坚持要贴，可让她贴出，由群众起来批驳，再作处理。”不久，李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公安局，直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才给李平反，但在平反时，还说李“有反动言论”。
  ※一九六六年六月，曹荻秋布置郊区各级党的组织“文化大革命在农村主要是整‘六种人’，包括迷信职业者，和所谓雌老虎。”而且具体规定“每个大队一般的要整两至三人”。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市委扩大会议上，曹荻秋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抓重点，首先要抓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其它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要进行群众自我教育。”根本不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曹荻秋在全市四清工作队员大会上说；“贴大字报多的人中间，有的是真左派，有的则是以‘左’的面目出现，怀有个人目的，想乘机爬上去，也有的本身问题很多，想以‘左’的面目出现，掩盖自己的问题，这些人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反革命起来了，把党委搞垮了，这也不要怕，反正最后还要核实。若是恶意攻击党，恰恰暴露了他们反动面目。”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曹荻秋指使工作队大整革命群众。他说：“有的怕打击面大，大字报点点名不等于是打击面，打击面大小要看最后结论。”并说：“现在运动中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贴出的许许多多大字报中，有革命的，也会有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企图夺取领导权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在没有看准之前，不要急于组织反击。就是看准了，也要注意掌握反击的方式、时机，不一定都用大字报围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旧市委召开的各部、委、办、局负责干部会议上，曹荻秋说：“少数派现在强调‘造反有理’，他们不分什么人，都可以造反，……他们造真正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文化大革命初期，曹荻秋听了原财贸四清工作团汇报水产局的情况后，定下调子，实行“打击一大片”。曹说：“水产局烂掉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工作队对水产局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无情打击。局党委处级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占百分之六十；局机关十八个党员处级干部中，被认为“只有一个是好的”；群众中被点名贴大字报的占百分之六十，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千方百计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五年五月，姚文元同志《评“三家村”》的文章送到旧市委书记处，文章原稿上有“丢车保帅”一段话，曹荻秋说：“在文章中不能给人有影射北京市委的印象。”还说：“彭真是否不当政治局委员还没有定，要通通气。”
  ※文化大革命初期，曹荻秋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要保护自己，竭力制造“市委是正确的”舆论。把旧市委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挂在自己账上，欺骗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九六六年四月，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曹荻秋标榜自己说：“现在是如何跟上形势，实际就是如何跟上主席对文化革命的思想。市委领导还是应该说跟上了的，还不能说完全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
  ※一九六六年五月，曹荻秋在旧市委常委会上说：“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上海发动的，我们执行了主席的指示，上海这次是冒尖的。”在旧市委扩大会议上，叉说：“市委是在主席和江青同志直接指导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与彭真是有斗争的；市委是紧跟中央和主席的，市委是正确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张春桥同志的具体帮助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旧市委不但没有过问，还将撰写过程中一些情况透露给彭真。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这是曹荻秋贪天之功，给自己涂脂抹粉，欺骗群众。
  ※姚文元同志的《评“三家村”》一文是经毛主席亲自审批发表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曹荻秋却恬不知耻地欺骗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经过市委讨论的姚文元同志写的《评“三家村”》这篇文章，市委组织姚文元写了以后，经过将近四次以上的讨论，作了修改以后，正式发表的。”事实是旧市委利用种种手段，硬把文章中追问彭真的五个问题统统删去，保彭真一伙。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曹荻秋对各部委的运动，规定一条方针：“有迫切问题的先揭，对领导上系统的揭发批判可以放在基层单位运动之后。”这是整下不整上的阴谋。
  ※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曹荻秋慌了手脚，几次在旧市委会议上提出，在全市各工广、企业等单位，结合文化大革命提前搞四清。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曹荻秋在旧市委会议上说：“面上联系搞‘四清’，一气呵成，全面铺开。”其目的就是保机关、整基层，保领导、整下面，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不久，群众还未充分发动，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曹荻秋急忙规定几条黑政策，竭力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如：干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轮训时所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不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神仙会上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也可以不算，等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曹荻秋就急急忙忙布置说：“问题揭得差不多，我考虑要转”，“转入批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曹荻秋在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黑报告”，企图把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引入“学术批判”的歧途，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在揭发中，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般比较容易揭，……但在转入有组织、更系统地‘斗、批、改’时，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此较容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比较难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些有大量的反动著作，系统的反动观点。要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就要系统地了解他们的反动观点，抓住要害，这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批判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批判他个人，还要把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清除掉，所以此较起来就难一些。”他还说：“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书要读一读。然后把他的东西系统地揪出来，对他们应该系统地批判。”
  ※曹荻秋不断放空气，造谣言，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要转了，要收了，妄图保住自己。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红卫兵了中击旧市委后，曹荻秋、魏文伯与陶铸通电话，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再搞下去实在顶不住了。”陶铸说：“你们再顶五天行不行，至多再顶七天到十天，以后就要转了。”曹听了立即松了一口气说：“再顶住七天，已经非常吃力了。”在国庆前，曹就放空气说：“北京傅来消息，国庆节后运动要转了，要抓整改，抓生产了，国庆节以后中央各部的司、局长以上干部，一律都停止斗争，不然工作和生产就没有人抓了。”并布置各区要抓几个典型，摸索一些把运动转入斗批改的“经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东化工学院有人写信给曹荻秋揭发常溪萍的问题，曹就直接指使旧市委工作人员找揭发人谈话，曹说：市委认为常溪萍是个好同志，常在北大搞社教时，是同陆平作过斗争的，不要轻信外面流传。
  ※一九六六年曹荻秋在参加十一中全会期间，聂元梓等同志通过张春桥同志把揭发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字报转交给曹。曹不马上转送给上海张贴，却和邓小平去密商。以后听说江青同志提出常的大字报不送回上海张贴，市委要被动了，才于八月初送回上海张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华东师大部分师生的大会上，曹荻秋竭力包庇常溪萍说：“对常溪萍问题，在他问题没有揭出来以前，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干部。”“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不光是常溪萍，所有干部都是这样。如果不属于三、四类，我们还要信任他，大胆使用他，这两条也适用各级党委。”还说：“常溪萍问题，北京可以根据北京情况定性质，我们上海也可以根据情况定性质。”曹怕革命小将斗争常溪萍，又千方百计把常保护起来。偷偷把他藏在招待所里，叫他改名换姓，以后还把常藏到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和延安医院等地方。
  ※曹荻秋所以千方百计地包庇常溪萍，就是为了保刘、邓，保自己。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邓小平为了镇压北大四清运动，在中央书记会议上说：“北大不是夺权单位”，“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常将此情况向曹作了汇报，并请示要不要向邓小平等写信表明支持的态度，曹对常说：“不仅要写信，而且可以在会上讲。”就此，常写了一封出卖北大四清运动的信给邓小平、彭真等。这封信得到了刘、邓的赏识，刘少奇亲自看过，邓小平加了批语。一九六五年四月，曹去北京时，还对万里说：“常溪萍写的信是我们作了许多工作才写的。”企图通过万里向邓小平、彭真讨功。
  ※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曹荻秋在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说：“西光同志要到复旦去，有缺点应该检查。不是事实，可以说明情况，要高姿态。”并说：“有些问题中央要担责任，许多政策问题中央都有过文件，要有历史观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杨西光等人在文化广场被革命小将斗争后，曹荻秋为杨西光等人撑腰壮胆，安慰鼓励。斗争大会后的当天晚上，曹邀被斗的人共进晚餐，说他们为大家树立了一个“样子”，要大家向他们学习。第二天，曹又在旧市委常委扩大会上说：“中央已有底了，一、二类干部被斗了，还是一、二类干部，好同志还是好同志。”又召开各局、大学党委书记会，叫杨西光等人介绍被斗的“经验体会”，要到会人向他们学习。
※陈丕显、曹荻秋竭力保护宋季文。宋在去年九月初，假借总理名义大吹“市委是正确的”被揭穿以后，在旧市委接待指挥部站不住脚了，旧市委书记处代宋写了一个假检讨后，让他专门“抓生产”，保护过关。

(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曹荻秋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各单位如果向群众作检查，只能检查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能检查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谁检查谁负责。”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旧市委常委开会，会上有人对陈、曹两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犯了路线错误，表示想不通。曹竟说：“各省市委非这样检讨不可嘛!”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旧市委常委会在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曹还说：“只能说在若干问题上有方向性错误，主要是在对待北京学生这个问题上。”他在十一月六日旧市委常委会上又说：“镇压学生我们不能承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曹荻秋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竟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强调发动群众，引火烧身，反对压制群众，没有组织过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主观上没有搞这些。……错误是有，还没有上纲上线。”
  ※《红旗》第十四期社论发表后，工厂企业群众普遍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曹荻秋却说：“工厂不要普遍检查反动路线”，“反动路线指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只是包办代替，怕字当头不算反动路线”，“要构成路线错误，一定耍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后果，而且已下了结论的。上海这种情况还未发现，就是有也是个别的”。他还阴谋阻挠各级干部向群众作检讨，说：“你们暂时不要向群众作检查，等我在全市作了检查，就减轻你们压力了。”
  ※曹荻秋企图以假检讨蒙混过关，逃避群众斗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旧市委常委会上不打自招地说：“我想争取早一点检讨，争取主动，不要等他们开了声讨会再作检讨。不然这个控诉会，那个控诉会，不胜参加。”还说：“这个检讨说是过关，也可以这样说。”
  ※旧市委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冯×为曹荻秋起草检讨稿时，写上了一句“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曹说：“大字要去掉，犯了大罪，别人就可以抓住这两个字，把你打倒。”冯改写了一句“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教导”，曹又说：“不能这样说，太重了”，“造反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打倒”。检讨提纲上写了“九．四事件”中组织工人保卫旧市委机关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及对于组织工人向毛主席发电报等事，他都不承认。特别怕在检讨稿里写上有关“双五条”的问题，他说，“双五条问题真实情况写进去，性质就严重了，可以考虑作内部检讨，不写进向全市人民的检讨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曹荻秋对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行，仍毫无悔改之意。他在旧市委会议上说：“许多重大问题都请示了中央。”

  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进行垂死挣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曹荻秋对干部说：“对待红卫兵，在经济上可以放宽一点，争取政治上主动。”还说：“我们以前工作所以被动，主要是经济上掌握太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陈丕显、曹荻秋为了用经济手段收买、腐蚀革命群众组织，布置财贸部门专门组织一个物资供应组。曹说：“要扩大物资供应，不要在这方面搞得市委被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曹荻秋在香山路召开了一个黑会，会上，曹提出：“要部分满足群众的一些物资要求，以稳住当前的局面。”王一平也帮腔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吧!”会上还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集体事业改为国营可以先戴帽子，临时工、下放工人要适当安排，等等。
  ※曹荻秋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突然宣布全市民办中小学改为公办。接着，有些群众受到蒙蔽，纷纷要求改变企业、事业的所有制。曹要石英搞一个集体、个体事业和企业改变所有制的方案，准备把上海市区四十多万人的集体、个体事业、企业改成公办。曹并同意街道地段医院改为公办，房屋修建队等几个行业改为公办，又同意街道工业、民办小学与幼儿园增加福利工资。
※郊区社员外出参加工厂劳动，原规定工资四六开，即百分之四十归本人，百分之六十归生产队记工分，曹同意改为百分之九十五归工人。

七、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阴谋篡夺党政领导权

  (一)反对柯庆施同志，阴谋篡夺党政领导权

  ※一九五七年，曹荻秋主管外事工作。这一年，伏罗希洛夫到上海，由曹荻秋出面陪同，当时，柯庆施同志在锦江十四楼对他进行了反复交代，曹背后就大发牢骚，说什么：“这样的话，我无所适从，什么自由也没有了。”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法国前总理孟戴斯一一法朗斯到上海，曹荻秋对柯庆施同志封锁消息，自己出面宴请。柯庆施同志知道后批评了他，曹就大为不满，攻击：“这样的外宾，也要向他报告，他管得太多了。”
  ※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开始紧张，柯庆施同志很关心，直接找旧市委财贸部汇报情况。曹当时分管财贸工作，对柯庆施同志直接抓财贸工作不满，说：“管得宽不行，自己管的事情还管不了。”
  ※曹荻秋对柯庆施同志阳奉阴违，明顺暗斗，封锁消息，甚至重大问题如人代会主席团名单，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等等，都不向柯庆施同志请示汇报。柯庆施同志曾对曹严厉批评说：“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市长?”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曹荻秋伙同陈丕显、魏文伯紧跟刘少奇，围攻柯庆施同志。借口“发扬民主”，要大家提意见，煽动说“市委过去不是那样民主的，希望你们多提意见”，“要摸主要的老虎屁股”，把矛头对准柯庆施同志。还由他们的主子刘少奇出面，强迫柯庆施同志多管华东工作，把上海的党政大权交给陈、曹。会议结束后，曹回上海散布说：在这次会议上柯老是紧张的，大家都有意见，意见多得很。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曹要市人委搞个通知，说明曹是常务副市长，柯庆施同志知道后不同意，批评他说：“党内副市长分工为什么要发通知?”以后曹还对黄赤波说：“柯老身体不好，年龄又大了，要管二亿人口的华东，又兼上海市长，为什么不让人家多做一点呢?”一心想当市长。
  ※一九六四年四月，柯庆施同志患病需动手术，周总理亲自来上海主持研究治疗问题。曹荻秋却毫不关心，一心只想游山玩水。对柯庆施同志谎称要去广州了解出口贸易情况，柯庆施同志表示不同意，说“家里人不多，很多工作要做”。曹借口说是中央×××叫他去的，就带了老婆去广州玩了很多地方，又乘专机去海南岛游览。在海南岛时，王一平打电话告诉他柯庆施同志就要动手术，希望他马上回来，曹无动于衷，继续去湛江港等地游览。
  ※曹很早就阴谋篡夺党政领导大权。他一到上海，市委把他的名字排在许建国后面，他很不高兴，向柯庆施同志反映，要排在许的前面。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届一次人代会议上选举市人委领导成员，陈毅当选市长，曹荻秋等十一人当选为副市长。曹利用陈毅不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急急忙忙召开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会上，他假惺惺地提出：“陈市长不在上海，市人委需要有一个常务副市长，大家公推一下比较好。”当时只有两人发言，推他为常务副市长，他就厚着脸说“一个人是做不好的，主要靠大家”，“常务副市长只不过多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不久，在他亲笔签发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写上了“曹荻秋副市长为常务副市长，市长不在上海时，负责主持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就这样，曹把市人委工作的大权抢到自己的手里。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柯庆施同志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决定将全市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集中在市委。并明文规定市人委各办、委的工作，必须事先请示市委对口的各部、委，然后再报市委审批或下达。曹荻秋对此心怀不满，但不敢公开反对。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曹唆使宋季文等搞了所谓《关于党政关系情况的调查》，《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发挥行政部门作用的调查报告》和《市人委各办(委)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关系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矢口不谈市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肄意扩大市人委的职权，便于他独断专行把持政府大权。曹还从组织上搞了一套班子，控制了全市的经济计划、工业交通、科学技术、财政贸易、文教卫生等大权。一九六三年，曹更强调政府系统的独立工作，致使市人委各办、委与市委各部、委割断了联系。
  ※一九六二年四月，曹荻秋在一次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以讨论党政关系问题为借口，恶毒攻击党委的统一领导，说什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正常”，“什么事情都要党贵责，难道政府挡一下不好吗?”“党少抓一些工作，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秩序”等，企图把自己掌握的政府工作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
  ※曹荻秋在未当上上海市长之前，热衷于当中央外贸部长。一九六四年，曹曾主管华东地区外贸工作，他一再问：中央外贸部部长病后谁在管?当他知道后便说，×××看来不行了，×××能抓得起来吗?与其将我搞到其它部门，不如搞到外贸部去好了!
  ※曹荻秋想当中央委员。他曾对黄赤波说：“上海的中央委员比例应比他地方高。”黄说：“上海已经有二名了。”曹却说：“柯老是华东的嘛!”
  ※一九六五年柯庆施同志逝世后，曹荻秋伙同陈丕显、魏文伯积极活动，在刘、邓的策划下，搞了个华东、上海分开，上海党、政分开，曹荻秋当上了市长。

  (二)招降纳叛，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

  ※曹荻秋叛徒保叛徒，重用三次叛党的×××。一九五六年市第一届党代大会讨论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柯庆施同志曾对陈、曹等人讲过：“×××问题这么严重，历史上三次叛党，而且还领着特务抓过我们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委员?候补委员也不能当，不然共产党员还要气节干什么!”这次，×××连候补委员也没选上。事过不久，陈、曹在党内制造舆论说：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有所照顾。果然市二届党代大会时，就“照顾”为市委候补委员。市三届党代大会时，又“照顾”成为旧市委正式委员了。
  ※曹荻秋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季文结成死党，百般重用，不断扩大宋的权力，让他陆续把持市人委办公厅、市计委、建委、编委，插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还企图待机把宋拉进旧市委书记处。
  ※曹荻秋包庇自首变节分子××，认为他“很听话”，由市委候补委员到正式委员到副市长，步步提升，加以重用。
  ※曹荻秋重用叛党分子×××。该人一九三三年被捕，不仅向敌人自首，而且还写了大量辱骂我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文章，并且担任过国民党反省院重要伪职。但曹对他非常重用，安插为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他言听计从。曹还企图叫他当计委主任，甚至当副市长。
  ※市计委革命群众揭发了×××叛党的问题，和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的关系问题，就触怒了曹荻秋。曹在七月六日把张承宗找去，说孙冶方在上海调查研究工作，旧市委是知道的，为×××打保票。
  ※包庇和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王隐瞒地主成份。早在一九六零年以前，柯庆施同志就发觉王××政治历史问题，并查问过王的出身成份。新三反时，柯庆施同志在一次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一再批评王不正派，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他的当。但曹以王是老部下，极力抗拒柯老的意见，对王百般包庇，连连提拔重用，由科长一直提拔为市人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王许多严重问题。曹等迫不及待地派工作组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加以包庇。并指使四清工作队制止革命群众抄王的家。 曹还亲自为王出谋划策，要王不要急于检查，要顶住，并说：只要你坚决不承认，将来就好办，承认了将来就不好讲话了。
  ※曹荻秋重用×××，该人原是国民党的专员，区分部书记，隐藏了四千多亩地契，妄想变天。这样一个坏蛋，曹却让他当了市人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法规研究室副主任。曹荻秋写文章，甚至写党内报告、绝密文件，都找这个国民党骨干分子动笔。
※曹荻秋利用职权，提拔老婆石斌，并安插到要害部门。曹多次对宋季文和原市委组织部长黄庆熙提出：“石斌有能力，有文化，会办外交。”“×××和石斌一道搞地下工作，已当上体委副主任。”有一次计委开会，曹在会上批评说：“我们压了很多干部没有提拔，如石斌是个大学生，工作已好多年了。”后宋季文按曹的旨意把石斌提为副处级。柯庆施同志知道石斌调动工作后，曾问：“为什么把石斌调到计委?”“干部怎么勾勾搭搭，自己老婆怎么可以调来调去?”

八、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生活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而曹荻秋却变本加厉，追求享受，经常到衡山宾馆、高级饭店大吃大喝，开房间，打扑克，玩到深夜或通宵。
  ※一九六一年春节，曹荻秋决定逢年过节要给几个市长送礼。几年来，送了鱼、鸭、火腿、香肠、哈密瓜、菠罗密等大量副食品、水果。直到一九六六年春节，还要免费送给曹等每人一条七、八斤重的大活鱼。
  ※一九六二年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全市核减粮食定量时，曹荻秋利用特权，他一家在那一年却补了几百斤粮食。
  ※曹荻秋为了保命，一到冬天大吃补品。每星期去华东医院拿人参粉、鹿葺等，完全由公费开支。司机同志取药时，药剂员叮嘱说：“当心丢了!这些药的价值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曹荻秋经常假公济私，携带家眷到处游山玩水。一九六零年，曹荻秋去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了孩子同去。回沪时，由于没让孩子坐软席，而与工作人员一起坐硬席(由公家报销)，他很不乐意，借口事务工作没有做好，对工作人员严加训斥。
  ※一九六三年春，曹荻秋借口到长兴岛金带沙农场“检查工作”，带了老婆孩子，动用海军登陆艇接送。还特地从和平饭店调了一名厨师，在农场办了好几桌酒菜，大吃一顿。当地农民纷纷反映“曹书记来了还带厨师呢”!
  ※一九六五年曹荻秋去上海县搞“四清”运动，从上海大厦抽了一名厨师同去，名义上是去搞“四清”，实际上是专为他烧菜的。曹下乡用的帐子是专门新购的，脸盆、脚盆是从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鸭绒被子是从仓库里拿来的。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曹荻秋专程开了旅行车、小轿车，带了一家老小到无锡、苏州玩了三天。行程四百五十公里，花了二百七十元，曹分文末付。
  ※曹荻秋夫妇自己纵情吃喝玩乐，对待家中公务员却视同牛马，任意欺侮。公务员要求学习，他们也不同意。有次叫司机到国际饭店拿食品，曹一看，就气势汹汹地追问：“一只风鸡怎么没有了?”结果查明确无风鸡才罢休。有次石斌发现放在家里的生梨少了两只，就毫无根据地说是公务员偷吃的。曹荻秋还威胁说：“吃了还赖!你再不老实就开除你。”事实上，是曹的孩子偷吃的。
  ※曹荻秋家里两个警卫员，因提了曹生活特殊化的意见，曹知道后大为不满，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警卫员。”以后就将他们调离。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央已通知除危险房屋外，不能进行大修，曹荻秋却大修宿舍，有些地方还进行改装，全部油漆一新。曹还趁机大添新家具，有红木摆设橱，长型夜壶箱等。严重违反了国家制度。
  ※曹荻秋坐汽车要好要新，一换再换。自一九五五年底调上海以来，已换了六辆汽车。有的是借接待外宾名义用中央分给华侨服务社的外汇买的，有了新的，旧的也不上交。
  ※一九五八年，饮食服务行业广大职工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他们提出不拍“结婚礼服照”等，但曹荻秋却马上跳出来反对，借口“群众”有需要，假惺惺地以“不提倡，不反对”为名，行保护四旧之实。后来，曹荻秋还特地同他的臭婆娘石斌到上海市摄影图片社补拍“结婚照”和“合家欢”。他还特意叫照相业的反动资本家到他家里拍“生活照”。甚至到处鼓吹要上海摄影记者向这个资本家“学习”。
  ※曹荻秋欣赏西方的黄色影片，灵魂丑恶。康平路小礼堂过去经常放映香港和西方国家的黄色影片。有一次柯庆施同志也在场，第一个镜头就是一条女的大腿，柯庆施同志气得实在看不下去了，一边走一边责问：“这个什么东西，是谁搞的!”但陈、曹之流却仍然坐在那里不动声色，电影照常放映。有一次提到干部腐化堕落的处分问题时，曹荻秋竟无耻地说：“中国人就是封建，××国家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没有结婚，男女可以自由结合。”
  ※曹荻秋不遵守国务院规定，把外宾送的贵重礼品，占为己有，其中有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皮大衣等高级消费品。

  ※在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和石斌转移了一批贵重物品。据他们自己交待，转移贵重物品如下：
  金链条5根 金鸡心2只 金镯2只
  金链条镯1只 金戒5只 金八卦1只
  小钻戒3只 翠戒2只 珠戒1只
  红绿宝石戒2只 金小角子2只 小金铃子2只
  手表4只 宝石蝴蝶l只 宝石耳环2副
  珠耳环l副 宝石挖耳1只 宝石表垂2只
  珍珠1串 小宝石若干 半导体电视机1只
半导体收音机3只 照相机3只 高级玻璃器、银制品、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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