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行的博客：山西省文化大革命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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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化大革命内幕(2014-10-25 11:27:31)

分类： 山西记忆

山西省文化大革命内幕



山西省的领导班子
卫恒　省委第一书记、省长。
王谦　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
王大任　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刘贯一　省委常委、副省长。
陈守中　省委委员、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志兰
贾俊　书记处书记。
赵雨亭　书记处书记。
郑林　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武光汤　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袁振　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刘格平　副省长。
王中青　副省长。
何英才　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
焦国鼐　省委常委、副省长。
刘开基　省委常委、副省长。

山西省核心小组（1967年１月）
刘格平组长
袁 振
刘贯一
陈守中
刘志兰
张日清　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967年２月２２日）
组长：刘格平。
副组长：张日清。
秘书长：刘贯一。
副秘书长：刘志兰。
组员：
刘贯一、
袁振、
徐志远、
陈守中、
胡炜：陆军２１军军长。
陈永贵、
刘志兰。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名单（1967年3月）
主 任:
刘格平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
副主任:
张日清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
刘贯一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
袁　振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郭永彪 山西省军区副政委
谢振华 陆军第69军副军长
焦国鼐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
陈永贵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
（以上系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名单）

常委：（按姓氏笔排列）：
兰　敏（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白启富
刘格平
刘贯一
陈守中
陈永贵
陈金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陈广仁（第十三冶金公司技术员）
何英才（中共山西省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宋　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李玉如（山西省军区干部）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公司工人，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主要负责人）
吴春久
张日清
张宗文
张益三（山西省军区军事法院院长）
胡亦仁（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
郝廷云（山西省电业局工人，山西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
段立生（山西省委党校学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
袁 振
徐志远
郭永彪
曹中南（69军政委，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
曹西康（69军司令部参谋长）
谢振华
焦国鼐
解悦（太原纺织厂工人，山西省劳动模范，太原纺织厂红卫队主要负责人）。
注：在1967年3月18日举行的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上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245名，在此基础上又选举产生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主任。省革委常委27名，其中军队干部9名，地方领导干部8名，群众组织代表12名。主任、副主任中，地方领导干部4名，军队干部3名，群众代表1名。没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名单（1967年3月）
组长
刘格平（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副组长
张日清（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组员
刘贯一（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袁　振（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陈守中（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徐志远（1967年2月——1971年4月）
陈永贵（1967年2月——1971年4月）
刘志兰（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秘书长
刘贯一
副秘书长
刘志兰
以上名单系196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

196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发文称：“同意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同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
常委：
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员
李顺达，平顺县西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员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电焊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
点名批判的人员
卫恒　省委第一书记、省长
王谦　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
王大任　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是张志安
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 刘灏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决死纵队 杨成效

炮轰省委派
（１）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去年８月份由五中、六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成立了“炮轰组”，炮打卫恒黑帮。同年１月２６日正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五中井岗山、六中３２１１１为主力。当时的主要骨干有五中刘灏（第一个贴出痛打卫恒黑帮大字报的学生）、郭宏、李生权、六中李金渭、史纪礼、段建中（段在１·１２后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袁振被开除）、齐福增、刘大康、山西大学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太机张文林、太工宋捷等。这时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
（２）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也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成立的，核心是太工红旗。当时的骨干是太工红旗杨宝明、李青山、赵日昌，山农任荣廷，山医张定奄，十中马尚文、付文亭，冶校吉顺行等。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
（３）山西大学８·８红旗战斗队（简称山大８·８），成立于９月２４日，领导骨干是李大纲、方培泉、王守仁、樊子琚、程宝珍（后二人因太纺问题炮打关锋，而被军区逮捕，坐牢四月有余）。政治口号倾向兵团。
以上三个学生组织是山西最早反对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他们的骨干都是运动初期所谓的“右派”、“反革命”。６６年１０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驻原省委、市委。
（４）兵团串联造反派工人，帮助成立了革命工人的组织——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兵团最早的骨干有张建国、李保顺、杨润智（太重红旗）、王跃文、王本宪、徐存生（太钢）、张锦秀（太纺）、张安邦（太铁）、杨忠喜（省汽修）。决死纵队的核心是杨承效、车成林（十三治）。
（５）兵团和红联站在原太原市委的干部中发起成立市委红旗战斗队。骨干是翟仁武、吴春久、郝守礼、倪福君、李瑞芳、郭俊楼等。以上这三个组织的政治口号与兵团相同。

拥护省委派



拥护省委派
工人组织中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太原工人红卫兵总部，学生组织中的山西大学“８·１４”、百万雄师（中学生组织）和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山西红卫兵团（由卫、王、王培养的“五好学生”刘普德组织的）。
其他组织有支持兵团的，也有支持红联站的。
参加夺权的组织：
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一、文革前的山西省情和山西省委

卫恒时期的山西文革
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省人民委员会正副省长的根据地履历来看，省长王谦如前所说是原太行区的干部；１１位副省长中，原太行区干部２人，原太岳区干部３人，原晋绥干部１人，原晋察冀干部２人，中央派来的干部３人。由此不难看出，原太岳区干部在副省长中占的比例稍高。其时，山西省设有５个专区：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专区，与之相对应设立有５个地委；省辖市（即地级市）４个：太原市、大同市（雁北专区代管）、阳泉市（晋中专区代管）、长治市（晋东南专区代管）。全省共有９６个县、１０个市辖区。各地委、市委和专区、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中，有原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的干部，他们交叉任职，太行、太岳两区干部占多数。截止到１９６５年，全省共有党员总数６１９，６０９名，干部总数２０５，０５９名。〔７〕
１９６５年，省内高等院校有山西大学、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山西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前身）、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师范大学前身）、山西矿业学院（后并入太原理工大学）、太原机械学院（今中北大学前身）、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今太原科技大学前身）、山西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今雁北师范学院前身）、晋东南专署医学专科学校（今长治医学院前身）、大同医学专科学校（今大同医学院前身）等１２所高校，共有在校学生１４，１３２人，教职工６，３８０人。〔８〕到文革前，又先后设立了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山西农业劳动大学。
综上所述，山西省、地市两级领导骨干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根据地的履历，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正因为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有根据地履历，所以他们和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杨尚昆、李雪峰、安子文等长期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共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工作联系。
加之，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山西。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５年多次作过批示和指示，肯定山西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１日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时提出，要像山西昔阳县的大寨那样自力更生搞农业生产，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９〕同年６月毛泽东还说，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１０〕从而拉近了山西和中央高层的距离。在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调回北京任职前后，中央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继任人选几经斟酌，方确定了由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１９１４年５月生于山西省陵川县沙泊池村，１９３８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１０月加入中共。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年方５１岁，在当时的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在资历方面属于抗战时期参加工作并入党的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和那些在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同志相比，显然是后来人。但是高层认为，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是选得中的。〔１１〕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由于领导上的左倾错误和个人专断，政治运动不断，反右扩大化，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山西省党组织在有的重大问题上未能从实际和人民利益出发，执行左的一套。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全省竟有１０，２４１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１０，１１３人系党和国家工作人员，〔１２〕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在“拔白旗插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居然有２９５，７９１人，尽管不久为其中９９％的人甄别平反，〔１３〕但在文革中他们又遭厄运。１９５９年中共山西省委批转省农业建设厅党组“关于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作物安排的报告”提出了粮食总产量２８５亿斤，棉花产量６亿斤，油料产量４．５亿斤等一系列高指标。这在当时来说，无论从人民的承受能力来说，还是从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为实现这些指标，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去达标。推行一大二公，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一平二调的事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当年粮食实际总产量为８１．５亿斤，当年财政出现赤字２，８７７万元。棉花、油料等指标也远未完成。虽然经过后来被称之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山西经济有所好转，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
山西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依据中共的组织原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的。但并不排除个别领导人私下曾对这些指示本身提出过质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卫恒在１９５９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前就在私下称：“人民公社是十月怀胎、七死八活的早产儿”，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公共食堂民有怨言”，并建议时任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１４〕卫恒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还对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并且对此事要保留意见。〔１５〕或许，由此可以窥见到卫恒、王大任等人文革初期被夺权被打倒的历史原因所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不过是原因之一。
总体地说，中共山西省委没有理由不紧跟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但是，当跨进１９６６年以后，中共山西省委的步伐实际上却越来越跟不上他们信赖的领袖毛泽东的步子了。原因何在？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二、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山西政局：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６６年春天，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批判密锣紧鼓，一阵紧似一阵。对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批判火力也越来越猛。面对这种情势，山西省委的态度如何呢？同年５月３日，省委在呈送华北局并报中央的“关于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如是说：“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吴晗等人的学术批判，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斗争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识不足，嗅觉不灵，见事迟、行动慢，因而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省委的主要议事日程。自从《人民日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五个多月来，中央一级报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资料，《山西日报》、《太原晚报》虽连续转载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对有些文章，未能及时转载，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省委的重视。今年二月间接到《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省委宣传部于三月三日召集了省直文教各部门及高等院校党的负责同志，传达、讨论了中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针对吴晗、翦伯赞、夏衍、田汉等人的问题，开始了学术批判活动。到四月上旬，全省约有八百余人参加了这场斗争。省剧协组织戏剧界讨论了四次；山西大学文科各系讨论了二十余次，他们成立了六、七个专题讨论小组，写出了三十余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经见报。山西师范学院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文科各系占用了一部分教学时间，进行学术批判活动，青年学生写了不少文章。”不难看出，山西省委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吴晗等的批判看作是一场学术批判。显然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南辕北辙。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山西省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有所变化呢？诚如上述报告指出的那样：“四月上旬华北局邯郸会议，传达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是现阶段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１６〕有了这种认识与态度，“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０日召开省直文教部门、统战部门和高等院校党组织的负责干部４０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听取了汇报，检查了山西省前段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卫恒同志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志，就省委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把这个问题纳入主要议事日程，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对山西学术批判运动领导的具体意见：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及各有关单位党组织，都要把领导开展这场学术批判运动列为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定期研究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培养新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都要有计划地发动与组织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机关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一方面要紧跟全国学术批判发展的形势，积极参加对吴晗等人的批判斗争；另一方面要立即着手清理问题（包括吴晗等人来山西讲学中的问题），把本省文、史、哲、法、经、教等方面在政治、学术观点上的错误的人，按人整理材料，经省委批准后，进行重点批判。”〔１７〕
省委还从组织上加强了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王大任任组长的省委学术批判领导小组，成员有史纪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慰（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象（山西日报总编辑）。省委要求各地、市、县委都要在常委领导下，指定一名副书记专管此项工作，建立相应的办公机构。省委又下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建立机构，开展工作。
会后到４月底的１０天时间里，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单位召开了座谈会１６０余次，参加的人数达两千余人。《山西日报》、《太原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等报纸在这１０天内共刊登批判文章７０余篇。这说明，省委确实是有意紧跟中央的部署。为此，不惜把山西大学一位教授说的“对吴晗的批判，是雍正的文字狱”称为“敌对情绪”开展批判。〔１８〕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是异乎寻常的，经常使他的同僚和下级赶不上趟。就在山西省委认认真真开展学术批判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政治局内动大手术：
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本来互不相干的彭、陆、罗、杨四人生拉硬扯在一起，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１６日，通过了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个通知，为山西省委被夺权、它的领导人被打倒提供了依据。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１９〕
当时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文字，足以使中共高级干部中许多人不寒而栗。然而，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错误也不会发生错误，一切以毛泽东讲的是非为是非，毛泽东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即使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相左，也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薄一波这位资深革命家的一位老领导、老战友告戒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２０〕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悲剧所在，也是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悲剧所在。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当时山西省委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日，山西省委决定将学术批判领导组改为文化革命领导组，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仍任组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卢梦任办公室主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和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月２１日，山西省委就坚决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五—六通知向各地、市、县委发出紧急通知。内称：“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各地接此通知后，必须立即在县委委员、省直各厅局党组（党委）成员和各厂矿党委委员中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各地在学习和讨论中，除对通知的内容要反复学习，领会精神，并且检查自己的认识、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外，对于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根本错误的文件，必须严肃地深入地进行批判。”“各地党委学习和讨论的情况和反映，应当及时的书面报告省委。”
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１７天的时候，当时代表中央领导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述直辖市委、省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区委书记。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负责干部共１９８人，除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在太原主持省委和省人委日常工作外，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地、市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部分县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华北局这个中央派出机构在文革初期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但也是最后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都受到揭发批判，不久即被撤销职务。山西则不同，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常务书记王大任都未被触动，他们只是检查了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错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在会议期间太原小组会议上发言，揭发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傅山坚持反清，不和清政府合作，省委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就是政治问题。但是，会议认为这是袁振在“诬陷省委”，集中火力进行了批判。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要对袁振进行严厉批评，使袁振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为华北局工作会议山西组重点问题。
会议期间，省委还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强加给王中青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蒋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等等；强加给赵树理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等；给李束为强加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撤销其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的职务。可见，当时省委领导人紧跟毛泽东部署，在处理所谓“三反分子”问题上是毫不心慈手软的（尽管后来王谦谈到批判王中青等人是“上压下挤”的结果，但是笔者以为起重要作用的还是当时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因素和大环境使然，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悲剧。“上压下挤”之说似有开脱自己之嫌）。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在中共未执政时就为党从事统战与隐蔽工作做出贡献的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因不堪这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折磨，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２日跳楼身亡。时隔不久，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也因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上吊自尽。在不少大中学校和文艺单位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受到批斗。
华北局会议一结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委其他负责人急忙返回太原召开小会或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山西的文革运动，力图紧跟毛泽东搞好这场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给山西全省和高校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起而效仿，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即成为“炮轰”、“打倒”的目标。有些学校乱批乱斗，不少学校被迫停课。对此，省委规定：“不准大字报贴在校外”，“不准在大字报上随意点名批判”，“不准随便批斗”，“不准张贴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准跨校召开批斗大会”，“不准侮辱人格”，〔２４〕力图把运动引入以往政治运动那种模式之中，但是这些规定效果甚微。
６月６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大字报称“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
６月２１日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跳楼自杀。
７月１６日，省委作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加强领导，坚决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２５〕同日，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传达了这个文件。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机关、高等院校１７级以上的干部与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
７月１８日，省委以湖滨会堂为主会场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以及书记处书记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等人出席了大会。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目的和意义”；“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当真正的革命左派”。报告称：“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２６〕报告反映出山西省委和卫恒对本省文革的基本思路。在各分会场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直机关和高等院校共７５个单位的两千一百余人。
７月２０日，《山西日报》以第一版整版并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大会。
７月１８日中共太原市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袁振作动员报告，却声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与卫恒的报告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混乱。

三、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的山西政局：内外交困的山西省委。

自湖滨会堂大会之后，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挖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伸手派，形成了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局面。此期间省委以“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为由，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
7月25日，山西省委决定在《山西日报》公开批判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同志，给他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等帽子。
７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１６日，山西省委作出４５项决定，撤职、停职反省的领导干部共４９人。其中撤销职务的１１人：赵光亭（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窦凯（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杨国祯（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院长）、王声（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副院长）、何象履（长治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胡之江（阳泉市副市长）、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并被开除党籍）、郁世仁（太原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束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庞湘川；停职检查或停职反省的有３８人：贾晨林（中国科学院燃料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奇（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弓宏（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王忠（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黄石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庶民（山西省文化局局长）、陶健（山西省公安厅厅长）、石峰（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立远（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兰亭（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隽轩（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瑞如（山西省民政厅副厅长）、宋志先（山西省劳动厅副厅长）、赵德（山西省邮电局副局长）、鱼波（西北一八二队党委书记）、林南（山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西戎（山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塞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阎玉生（山西省储备局局长）、冯毅（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解玉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贾克（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向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成江（山西省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刘景山（山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黄清池（华北工业卫生所副所长）、郝剑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分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崔晓天（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李子康（山西大学副校长）、陈飞（山西省机电设备成套局副局长）、李进军（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蒋方宇（中条山有金属公司党委书记）、刘敏（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康振锋（山西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卫逢祺（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刘梅（山西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华青（山西大学党委委员、秘书长）。其时，中共太原六中支部书记李雪明、校长冯培云与教师解华和中共忻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也因文革问题受到处理。上述人员中，李束为、刘梅、宋华青、李雪明、冯培云、解华、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还被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
８月１日至１２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北京举行。并非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卫恒，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全会。这是卫恒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以下同）；批准了毛泽东自１９６２年以来提出来的一系列决策，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从而改变了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在中共中央的位置。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作为全会文件印发。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经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强加给了全党全国全军。由于条件限制，笔者至今未看到卫恒、王谦等人当时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想法和看法的文字材料。
卫恒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赶回太原传达会议精神。
8月8日，在太原市委大院贴出大字报，驱赶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市委大院骚然，无法正常工作。
８月１２日省委发出通知，允许高校师生在校际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访问，召开座谈会。显然，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鼓舞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革命勇气”，他们想要紧跟毛泽东的部署，成为“勇敢的闯将”，于是“就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业学院和山西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组织起星火战斗队、炮轰组到中共太原市委造反，张贴出一批关于“傅山画集问题”、“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和“炮轰贾俊”、“赶走工作组”的大幅标语。
８月１８日继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以后，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有１５万人参加的“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山西省军区、驻晋部队的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省委书记处书记）、焦国鼐（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开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日清（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胡炜（陆军第２１军军长）等出席了大会。卫恒在大会发表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在辩论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决不轻易附和”。卫恒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进一步亮明了省委的政治态度，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十六条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
8月20日，五一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欢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会后太原市首批“红卫兵”出现。
但是，形势的变化再次出乎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意料和安排之外。
８月２３日，太原机械学院的红卫兵发出了《致全省红卫兵、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倡议
在省城和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破四旧的造反高潮。在这所学校红卫兵的倡议下，省城一些红卫兵首先到位于解放路的太原市天主教堂造反。他们捣毁了教堂上的十字架和教堂内的宗教用品，对神职人员和修女挂牌批斗，极尽人身侮辱。第二天的《山西日报》上，全文刊发了这份公开信，更加促进了全省红卫兵横扫年鬼蛇神的“红色风暴”。伴随着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揪斗风、抄家风、遣返风也使无数家庭平地遭秧。
按照北京”红五类“为红卫兵核心组织原则性，太原市也有了红卫兵纠察队。“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两组织主要成分是以城区军干子弟为主。“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主要成分是以省市各级地方干部子弟为主。形成太原市三股“红卫兵”纠察势力。“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叫“北纠”，“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叫“南纠”。
在破四旧中立新功的十中红卫兵，在9月初，独出心裁地发出了砸天主堂的倡议，全校师生基本都参加了这个行动。天主教堂距学校不远，也在解放路的中段，标准的西欧建筑，两个报时的尖顶钟楼中央，悬挂着象征基督蒙难的十字架。解放路上人山人海，天主堂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教堂外被砸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教堂内被砸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神父、修女战战兢兢被集中一处听候处理。一名勇敢的学生不顾风雨交加、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几十米高的尖顶，取下了铁制的十字架……从此，十中红卫兵在社会上威震四方，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也因此在天主堂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因而被称为“天纠”。
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外地学生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山西的大批学生蜂拥北上，直奔北京。北京的学生则乘机到了各地，其中不少人来到太原和山西的部分城市。仅太原一地，就有北京等外地学生１０万人之多。太原市的全部招待所、旅店、澡堂、影剧院成为外地来并学生的食宿之处。山西省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专司接待省外来太原串联红卫兵衣食住行之责。来太原的外地学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部分红卫兵和中学生。他们中的部分人是文革刚开始的“保皇派”，有的是保工作组派，有的则是根据所在院校红卫兵安排来山西造反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他们一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就参加到“革命造反行列”，不久便组成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等造反组织，和山西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炮轰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
7月9日，省委决定向太原市委派驻工作组。工作组组长贾俊。市委书记袁振仍主持工作。
8月8日，太原部分学校“造反派头头”，在太原市委大院贴出大字报，驱赶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市委大院骚然，无法正常工作。
９月９日袁振在太原市委大院里，公开贴出了大字报《我的声明》。他声明说“我没有反党，没有组织反党集团，华北局会议把我打成向党伸手的野心家，是在斗争中我被迫承认的，是冤枉人的。”
９月１０日太原市委将要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省委派驻太原市委的工作组，将要让在华北局会议上犯了错误的袁振做检查。
９日１０日的会议刚刚开始，由一面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指引，一队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小将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新建路太原市委的大礼堂。刘灏带队，以“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听袁振检查的！”原由说服阻劝他们的贾俊和赵力之让他们进入会场。大会继续开会时，袁振也将检查变为宣读：“我的申辩书。”。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互相低语，想让人先把袁振押下去，但刘灏和他安排好的学生骨干们，早一个个飞快地跳上了主席台，台上台下，刹那间乱成一团。有人高喊：“打倒袁振，揪出别有用心的坏人！”更有学生们高喊：“袁振无罪，申辩有理！”参加大会的市委党员干部们，在袁振问题上看法原本就不一致，此时大礼堂里成了辩论的战场。刘灏开始主持大会，让袁振继续他的申辩。学生们高昂的口号声，加上与会者中保袁振的干部们，也跟着呼起口号。这次会前会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内容，就从市委大礼堂迅速传遍了省城：坚决为袁振翻案！坚决揪出打击迫害袁振的“黑省委”书记卫恒！
９月１１日，太原五中的一名高中学生刘灏张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
９月１６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行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这个组织的部分成员于１９日占据山西省第一招待所，把卫恒拉到这里辩论袁振问题。
刘灏为何会支持袁振，炮轰卫恒。事情还得从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的儿子说起。他恰恰也在太原五中上学，与刘灏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七一战斗小组的成员。七一战斗小组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校党总支，这举动便让学校的其他革命小将们开始对刘灏刮目相看，追随者也愈众。投奔七一战斗小组的学生们多了，在扩展队伍的同时，刘灏将他的七一战斗小组正式更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随着袁振的被批判袁振的儿子也由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袁振的儿子就找到刘灏要退出井冈山造反兵团，以免给井冈山造反兵团带来污点。刘灏大为吃惊，在同班同学中，他和这位伙伴以往就相处的很好。他也不知到他就是袁振的儿子，他说你等一等我要调查一下，看你爸是否真是黑帮在说。
刘灏说干就干，按照袁振的儿子的说法，独闯太原市委大院，找到袁振。面相袁振小老头，好像不像坏人，又听了袁振的辩解自己受到冤曲，决定帮助袁振翻案。刘灏带着袁振所写的申述材料到北京到处递送，又在太原为袁振翻案造势。渐渐接触到山西省和太原市高层的政治斗争，获的了不少的内部消息和材了。写出来的大字报自然是重磅炸弹。《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更使刘灏名身大振。
杨承效的迅速串红也与袁振有关。杨成效，辽宁省鞍山市人，十三冶的一个二级半电工，公司由东北迁至太原后，他也来到太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２５岁。年龄不大，但身材不小，从相貌看，是条东北汉子。那一天，杨成效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恰恰刘灏那天也带着他的几个井岗山兵团战士，来到五一广场刷大标语。大标语的内容当然还是为袁振翻案，还是炮轰省委和揪出卫恒黑帮。山西省委并没有因为刘灏大闹新建路市委礼堂而宣布给袁振平反，卫恒也没有因为刘灏去省委写下了“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的大标语而接见他。白纸、墨汁、毛笔、浆糊桶，现在依然还是刘灏的“刀”和“枪”。
闲逛的杨成效，于是便站在刘灏这群革命小将的身后了。二级半电工的目光落在了大字报上，定格在袁振二字上。早想革命造反而不知从何下手的杨成效，内心的表现欲使他突然用浑厚的东北腔，显示出一种直率和豪气：“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
刘灏猛一回头，看到了鸭舌帽下，那双内容复杂的眼睛。
“你是什么人？”兵团的刘司令发问了。
对方的回答口气大得很：“我是工人阶级！”
你认识袁振？”刘灏又问。
“袁振在鞍钢当过经理，我就是从鞍钢出来的。（不直接回答认识与否，一个是鞍钢的经理，一个是鞍钢的工人，反正杨成效由此表达了与袁振的关系。）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虽然语录套用的牛头不对马嘴，但小将们听了并不在意。）你们为袁振翻案，我们工人阶级坚决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当其他小将告诉他与他说话的“眼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司令时，杨成效的口气更激动了。）卫恒迫害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支持你们炮轰卫恒！”
杨成效拍着胸膛向刘灏表态，让刘灏好不感动。有工人阶级站出来支持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省委，这正是他眼下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毛主席老人家早有最高指示，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又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些最高指示刘灏虽然稔熟于心头，但自打杀向社会，成立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后，偏偏身边缺的就是工人阶级。兵强马壮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是死保省委死保卫恒的保皇派，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没有工人队伍，怎么能显示那段最高指示中讲的那种“最后分界线”和“标准”呢？
“你有多少人马？”刘灏问。
对方依旧拍拍胸膛：“就我一个！”
好不叫人失望。没有兵马还能算得上是工人阶级吗？还好，二级半电工当即向刘司令表态，说回到单位马上就招兵买马扯旗放炮，拥戴刘司令，鞍前马后任其调遣，誓死革命造反。
数日后，杨成效果然不悔前诺，找刘灏报喜来了：“刘司令，我已经拉起队伍来了，你瞧，就叫兵团冶金第一团。”抬抬胳膊，果然戴着印有兵团冶金第一团的红袖章。
“有多少人？”
“暂时十来个，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
“什么是清一色？”
“就是他妈的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
杨成效也许觉得这位学生娃的问话实在多余。革命、造反，不就是要向走资派开火吗？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头头，造他们的反，能要共产党员吗？可刘灏却为杨成效的这句话，心里由不得一颤。２０多年之后，说起这件往事，刘灏依旧记忆犹新。保袁振，为袁振翻案，那是刘灏心中认定袁振是好党员好干部，是受了卫恒的迫害。打卫恒，那是刘灏心中认定卫恒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中说的走资派，是钻进共产党里面的黑帮分子。在年轻的中学生心中，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人世间最崇高最神圣的字眼和人物，革命和造反，怎么就“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呢？他再次打量一下杨成效，这样的工人阶级，靠得住吗？
然而，对于一位极欲果腹的行路者，能拣到几颗麦粒，远比拣到一颗珍珠要实际得多。身处那个时代，立志革命造反，急于扩大兵团力量的刘灏，１８岁的大脑里想的最多的，自然是可食的麦粒而不是不能充饥的珍珠了。
刘灏便拉住了杨成效的手，大声表了态：“兵团接收你啦！”
兵团冶金第一团团长杨成效，自打归顺到了刘灏司令麾下，自然也成了袁振家里的常客。
袁振与刘灏有了杨成效。有工人阶级组成的兵团冶金第一团，有了抢“黑材料”把握物。
９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灏率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将士们出发了，摇旗呐喊的是中学生，打先锋的是杨成效的冶金第一团，第一个战场是太原市文化局办公楼。兵团将士蜂涌而至，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一次革命行动。中学生们先齐声高呼口号：“把‘黑省委’大搞封、资、修的‘黑材料’交出来！”值班的干部们吓得双腿直抖，还没有弄清这些来造反的学生们喊的“黑材料”是指什么，早有一群工人冲进了楼内，领头的，正是兵团冶金第一团的二级半电工杨成效团长。他们可懒得呼什么口号，跟上刘司令来革命，来造反，光喊口号怎么能过瘾？在冶金建筑工地上练就了的那些手和脚，此时无须借助任何工具，飞起脚来，关闭的门自能踢开。舞动双手，办公桌和文件柜上的锁头不愁扭开。工人阶级的脚嘣嘣地一路踢将下去，工人阶级的手随着咔咔声一路扭将下去，很快，杨团长就将装满了各种锁头的一个大包提到了刘司令面前。活像是一个混世魔王，气概非凡，分明是要来邀功，得意忘形。刘灏面对那一个大包，由不得目瞪口呆：“我要的是黑材料，要这一包锁头有啥用嘛！”仅仅是这么一句责备话，杨成效就不高兴了：“不扫清地雷，你们能弄出黑材料来？再说，啥是黑材料，我们也弄不清楚。”说的也对，刘灏顿时感到有了工人阶级队伍，革命造反的劲头就是不一样了。司令把手一挥，中学生们紧随在工人阶级身后，有了用武之地，门开了，锁砸了，不管是挡案还是文件，只要是白纸黑字，统统抢走再说。
文化局大楼首战大捷，撂下办公室和楼道里的一片狼藉，立即挥师太原图片社。再接着，驱车直奔太原文管会。一夜连战三处，黎明前兵团将士班师回到五中。杨成效带着兵团冶金第一团初试锋芒，使兵团在省城的派性组织中倾刻间威名大振。１８岁的小将刘司令，为袁振平反又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袁振的吩咐，在所有的黑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黑省委”是不是搞了封、资、修？然而，这种事，杨成效干不了，刘灏不屑干。袁振下令，自有人专门负责挑选。挑好了，即刻委托革命的小将送到了北京。随着这批“黑材料”一道送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袁振的申辩材料。那时中央文革的首长们，送材料的小将们是见不上的，就如他们的刘司令在中南海门口乱撞一样，他们只能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把袁振的申辩材料和抢到的这些“黑材料”留下。
顺便说一句，最初杨成效的“兵团冶金第一团”，所冠“兵团”是指太原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待后来刘灏又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杨成效的那个“兵团冶金第一团”，就改成“兵团决死纵队”了，其所冠“兵团”则是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最后杨成效自立门户后，他所率领的“决死纵队”就再不冠名什么“兵团”了，他自个也就成了山西一派群众组织的大头头。
对此，山西省委在《山西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欢迎赴京参观取经归来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文告，强调要按十六条办事，“凡是符合十六条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一切违背十六条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显然，山西省委在党报上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意在抵制和反对群众中把矛头对准省委的言行。但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十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在第三部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中指明：“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撤销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３１〕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和发展，和《二十三条》一脉相承，它的要害是罢官和夺权，就是要把被毛泽东认为是刘邓司令部的那些“走资派”整垮，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十六条其他条文都是为这个重点服务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就是“革命的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十六条不仅不能把运动纳入省委意图和常规范围之内，反而加速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炮打省委及其领导人的过程。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既然不愿落一个“压制民主，压制群众运动”的罪名，只能是疲于奔命，应对这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运动。不过，省委有的领导人对这种行动颇不以为然，有过一定程度的抵制。２〕
然而，令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更始料不及的是，又一个严重的政治灾难正在降临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首都国庆１７周年大会上，接见来京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大约１５０万人受到接见。林彪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３３〕
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打通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１０月２４日，山西省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代表省委作动员报告。其实，已经无须动员。《紧急指示》一经宣布，不胫而走。在山西、在全国，掀起一股“抛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军、省军区系统、工厂、矿山、农村外，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各级党委先后被冲击，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里“整群众的材料”的言行铺天盖地而来。霎时间，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的人们感到解放了，纷纷起来清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在山西省城，不少人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纷纷成立造反团体。较大的组织就有９５个。这里仅举出一些当时影响大、能量大的组织：星火战斗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太原重型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以后发展为永红司令部）、太原市红卫兵联络总站、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省委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队、太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太原会计学校井冈山、山西大中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以下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前身系炮轰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太原纺织厂红卫兵、太原纺织厂红卫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工人联合会、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北京航空学院播火兵团、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山西日报社革命造反军等，录以备考。但是，省委领导人对这种“革命行动”仍然是很不理解。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了两件事：一是历史，中央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件事，他如是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３４〕但是，毛泽东对常委分为一线、二线造成的结果是不满意的：“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说自己“过于信任别人。”〔３５〕关于第二件事即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３６〕他谈到文革形势时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３７〕
１０月２６日，以太原市中学生为主, 组成跨校的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主要成员有太原五中井岗山(主要负责人:刘灏), 六中32111(由大庆32111英雄钻井队取名, 主要负责人:李经渭、 齐福增、 刘大康、 史记礼), 七中115师(主要负责人:田大成)等。 兵团司令为五中井岗山的刘灏。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山西省委冲击的势头更猛了，冲击面更大了。不仅要打倒党内走资派，而且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组织的队伍迅速扩大，对社会现状存在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动中来。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要求混杂在一起提了出来。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
１１月１日, 太原红色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地点在大南门工人俱乐部(南宫)旁的省第二招待所(后为太原警备区驻地) 。 主要下属成员有: 太工红旗, 太工永红, 山西省党校东方红, 太院机械学院红旗(简称太机红旗), 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太原冶金学校东方红(简称冶校东方红), 太原十中七一, 山西会计学校井岗山(简称会校井岗山)等, 稍后又有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简称山农火炬)等大批组织加入。各主要战斗队至少派一位负责人作为该队联络员参加联络站工作。太工红旗的联络员是副队长杨保明；省党校是赵奋天、段立身；太机红旗是崔素花、 顾喜贵； 冶校东方红是孙发松等等。 太工红旗有李仁武, 王解新, 葛金堂等作为工作人员常驻红联站。
１１月２日至１９日山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造反组织要求解散会议秘书处，另立秘书处。
１１月３日太工红旗李青山等得知省委正在晋祠宾馆开三干会, 认为是向广大干部宣传文化大革命, 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机会, 立即于下午开着宣传车赶到晋祠宾馆三干会会场, 希望利用他们吃饭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个要求遭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的拒绝。 红联站闻知太工红旗在晋祠受阻, 立即联络太原冶校, 太原十中, 太原工学院, 山西医学院, 十三中等下属组织派人分四批前来增援。太工红旗调来了录音机在辩论现场录音。 同学们高唱战歌, 高声齐读毛主席语录, 斗志昂扬, 表现了”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 对三干会震动很大。４日晨五时, 大队人马才撤离。尔后太工红旗又写了一份广播稿, 标题是” 摸一摸山西省委的老虎屁股”. 利用广播车广播这篇稿子和他们与卫恒和史纪言的辩论现场录音。后来被称做“造三干会反的事件”。
１１月８日，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拉至山西省第一招待所进行辩论，然后要其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八项要求是：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二、交出整群众的所谓黑材料；三、造反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四、宣布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引者注）；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七、广播车应由造反派调用；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对此，卫恒给出六点答复；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四、１１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１０日前再给答复；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他们还要求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与卫恒在大会上“辨论袁振问题”，让参加三干会的人员参加。并要卫恒在为此事已经拟好的《海报》草稿上签字。
１１月９日凌晨卫恒签字。稍后，省委有的领导人对卫恒提出批评，指出在《海报》草稿上签字是错误的。
１１月１０日卫恒随即发表《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
但是，造反组织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当即发表声明重申要继续和卫恒辩论。
１１月１０日下午他们在五一广场集会，将卫恒带到会场，高呼“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的口号。现场一部分人见状十分不满，呼着“要文斗，不武斗”的口号，涌上主席台与主持大会及看押卫恒的造反组织成员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卫恒？造反组织离开会场。
11月12日，省城某社会性造反组织发出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紧急倡议书》，煽动省城“造反派”集中火力造山西省委、太原市委的反。
11月中旬，由康生、江青操纵的所谓 “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接见了太原市部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面授机宜。之后，山西太原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１１月２０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组织的几十人，再次找到卫恒进行“辩论”，长达１７个小时。强烈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后改为“八项协议”）上签字。卫恒最终签字。此举可以理解为特定条件的非常之事，因为当时有个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虽然华北局指出签字是错误的，但在群众压力下卫恒当时不能不签字。值得注意的是，省委的少数常委竟以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等八人名义，于２２日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称“卫恒同学生签署的‘八项协议’有许多是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并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３８〕这种撇开省委第一书记和多数常委，联名写报告的行为实属罕见，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这一点恐怕当事人在那时似乎也有感觉，所以在当日即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以八人联合报告作为省委正式报告，使之合法化。这就是省委２２１号文件和省委２２３号文件出台的背景。〔３９〕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到会的常委１４人，除上述８位常委参加外，卫恒和其他５名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会议决定：一、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以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省委常委理应团结一致应对混乱局面。但是却对卫恒的签字横加指责，实属一个失误。
１０月２６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等７个造反派组织的部分人到省委机关围攻王大任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长达１２个小时，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在他们提出的“协议”上签字。“协议”的主要条款是：立即给受害群众平反；不准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追究打击迫害群众的干部的责任。省委还将此“协议”印刷３万份，发至全省各地。为什么王大任、武光汤在“协议”上签字，省委常委对此毫无反应，卫恒签字却引起常委内部如此反弹，两相比较，岂不发人深省吗？
此时的卫恒和省委多数领导人内外交困，处境十分艰难。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造反派批斗后突然不知去向，几天后在水井中发现其尸体。但卫恒等省委领导人仍在履行书记处的职责。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省委决定分别设立一、二线两套班子，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贾俊等人为一线班子，主要负责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赵雨亭、刘开基为二线班子，主要负责抓工业农业生产并了解面上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省委要求各地、市委也设立一、二线班子，保持省委与下级的联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风暴向他们袭来。
１１月１２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和卫恒斗争。同一天，“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
１１月１３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抢占贾俊在太原市委的办公室。
１１月１７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北农机全无敌”、“北航播火兵团”在五一广场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卫恒被掀斗。会后，“兵团”和“决死纵队”又把卫恒揪到并州饭店南小楼进行批斗，强迫卫恒跪下，卫恒不跪，对卫恒拳打脚踢，他们就强给卫恒戴上牌子。
１·１２夺权前，山西的几个主要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是反卫、王、王派，二是保卫、王、王派。
一〕反卫、王、王派
（１）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去年８月份由五中、六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成立了“炮轰组”，炮打卫恒黑帮。同年１０月２６日正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五中井冈山、六中３２１１１为主力。当时的主要骨干有五中刘灏（第一个贴出痛打卫恒黑帮大字报的学生）、郭宏、李生权、六中李金渭、史纪礼、段建中（段在１·１２后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袁振被开除）、齐福增、刘大康、山西大学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太机张文林、太工宋捷等。这时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
（２）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也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成立的，核心是太工红旗。当时的骨干是太工红旗杨宝明、李青山、赵日昌，山农任荣廷，山医张定基，十中马尚文、付文亭，冶校吉顺行等。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
（３）山西大学８·８红旗战斗队（简称山大８·８），成立于９月２４日，领导骨干是李大纲、方培泉、王守仁、樊子琚、程宝珍（后二人因太纺问题炮打关锋，而被军区逮捕，坐牢四月有余）。政治口号倾向兵团。
以上三个学生组织是山西最早反对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他们的骨干都是运动初期所谓的“右派”、“反革命”。６６年１０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驻原省委、市委。
（４）兵团串联造反派工人，帮助成立了革命工人的组织——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兵团最早的骨干有张建国、李保顺、杨润智（太重红旗）、王跃文、王本宽、徐存生（太钢）、张锦秀（太纺）、张安邦（太铁）、杨忠喜（省汽修）。决死纵队的核心是杨成效、车成林（十三治）。
（５）兵团和红联站在原太原市委的干部中发起成立市委红旗战斗队。骨干是翟仁武、吴春久、郝守礼、倪福君、李瑞芳、郭俊楼等。以上这三个组织的政治口号与兵团相同。
〔二〕保卫、王、王派
工人组织中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太原工人红卫兵总部，学生组织中的山西大学“８·１４”、百万雄师（中学生组织）和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山西红卫兵团（由卫、王、王培养的“五好学生”刘普德组织的）。
四、夺权经过：１月１２日前后
进入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对党内高层之间的不同意见愈来愈不能容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来愈脱离实际。３月３０日，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５月，他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是“反党错误”。通过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罢官夺权，设立专案审查。到了８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制定中央八个口文革运动的十条意见表示不满：“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４０〕



刘格平时期的山西文革

鉴于这种认识和估计，毛泽东对山西很重视。山西是老根据地，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长期驻在山西，基本上没有离开山西。中央和不少省、市、自治区的干部都出自于山西，或者是经过山西这块党和军队的落脚地和前进阵地走向全国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都在山西活动过，所以他们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同山西的关系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并认为他们与山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４１〕卫恒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培养的典型。文革开始时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泽东认为卫恒不行。〔４２〕所以，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早些时候就决定了让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４３〕到北京，以便了解他的情况和过去受处分的事情。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全局。还认为刘格平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时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和四川大小凉山彝族问题上反对王震和李井泉过火的做法，是对的，王震和李井泉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４４〕
１１月２３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４５〕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４６〕
１１月２３日，太工红旗进驻省委，控制了广播室，占领了俱乐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强占了卫恒的办公室, 社会上其他学校, 其他单位的一些组织也纷纷进驻省委。
１２月下旬, 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学生把陶鲁茄从北京揪回太原。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朱永根, 邢晓光， 赵卫东等来太原工学院与太工红旗李青山商定, 联合全市各造反派组织, 召开批斗陶鲁茄大会, 建议由太工红旗主持大会。
12月28日，省城“造反派”组织查封山西日报社，《山西日报》被迫停刊。从此“造反派”控制了舆论喉舌，大造“造反”舆论。
１２月２９日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批斗陶鲁茄大会。 红联站的代表,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代表山西大学学生叶积凯, 太原六中的段建中, 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相继发了言。
１月１日，太原工学院学生组织，进驻太原有线广播站，改名红旗有线广播站。
１月２日，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在湖滨会堂召开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会后，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又接着对卫恒、玉谦、王大任进行残酷斗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９个常委（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常委实有１２人——引者注）只有他１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
1月4日，省城“造反派”组织调集六万余人包围太原市委大院，抢走20多个保险柜的机要文书。当天太原晚报社也被查封。这些目无纲纪的“造反”行径，其实是山西太原大夺权前夕的预演。
１月６日刘格平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４８〕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４９〕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１９２３年加入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５０〕、陈守中〔５１〕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刘贯一、何英才分别找省委书记处郑林、朱卫华和省委常委郭钦安，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造反夺权
１月７日，华北局被迫给袁振平反，将贾俊调离太原市委工作。
１月８日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郑林、朱卫华、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据刘贯一回忆：“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陈守中说：“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１月１０日，刘格平等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大字报（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出笼，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五人大字报”指控卫恒、王谦等人的种种“罪行”，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结束的七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大字报署名是：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
五人大字报贴在省委、省人委门前的墙上，并打印成传单上社会上散发，立即引起强烈反应。造反派方面，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当天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并把山西干部队伍分为这一派和那一派，指控山西省委领导人与所谓“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黑线”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
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极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贺电成为山西一．一二夺权和其他地区夺权的催化剂。

１月１２日上午，刘格平和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的事宜。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在这里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３２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２３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山西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工人杨成效代表“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 ），太原五中学生刘灏代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简称“兵团” ）；以省委党校段立生代表“山西大中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 ），以清华大学生朱永庚（据说此人与江青、康生、关锋很熟悉）代表“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等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以及刘志兰、丁磊等人。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讲话。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也是大夺权后掌权机关。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张日清也在会上讲，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
由刘格平提出，经过合议决定由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负责人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任总指挥，北京到晋串连的大学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总负责人朱永庚、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宋捷、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团负责人张建国等担任副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会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调集了１万余人，分两路到山西省委和省人委驻地，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进行夺权。张日清命令山西省军区所辖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
1967年１月12日凌晨1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所谓夺权斗争，就是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等的家,查封了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
１月１２日山西省委方面，卫恒、王谦、王大任当时处于时被批判被批斗的状态。他们对在省城发生一些事情并不知晓。卫恒在和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研究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稿时，史纪言向卫恒谈了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并问他对这份大字报有什么看法，卫恒称：“这五个人闹，我不怕，好得很！这个大字报我未看到，总之是：事实可以查对，也可批驳。他们总要无中生有的造谣哩！”
但省委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坚持上班。直至１９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１３日又从其下属组织中调集了５０００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
１月１３日晚他们在太原北营仓库研究修改省委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稿时，得悉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作这番表示的。当他们从造反派散发的《海报》中获知要他们１５日到五一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时，当时表示拒绝参加。可是在见到《海报》落款署名是省城几个闻名的大造反团体时，他们又决定１５日准时到五一广场挨斗。
１月１３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１０００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
１月１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在省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司令部”，“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山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通告》还要求，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记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三、勒令山西文革接待站冻结流动资金，停发一切车辆；四、各革命组织要广为宣传上述各条，协助执行。参加该指挥部并在《通告》上署名的２５个造反组织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太机第四野战军。
１月１５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企图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
１月１６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
他们在《报告》中称卫恒等人是“美、蒋特务”，“卫恒黑帮和美蒋的关系值得重大怀疑”，“在卫恒家中革命群众抄出了暗藏的蒋介石像片和反动传单，像片背面还有反攻大陆的行动纲领”；“在卫恒的亲信副省长卫逢祺家中查出地下室，并在地下室的夹壁墙内洞已挖空，其中放置的东西已转移，此人是否美蒋特务打入党内，确实嫌疑很大，山西省委这一反党集团是否里通外国实属可疑”（实际上，卫逢祺的宿舍是建国前旧政府的一个办公室，所谓的地下室就是原来的防空洞）。他们在《报告》中，还把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为避免党委和人委工作的全部瘫痪而组织的第二线班子，称之为“省委的特务组织”，并称“特务组织有组长刘贯文（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组员李玉明（卫恒前秘书），周文（郑林前秘书）等三人”。并把袁平、李文杰、赵承亮、杨奉林、范履端、卜虹云、卢梦等人也都列为“特务情报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报告》中又称：山西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护反革命的保险柜。是刘、邓、彭、薄、安的战略后方。”他们还煞有介事地编造“卫恒、王谦、王大任在他们后台的指示下，跟踪搜捕革命左派，正加以杀害。自从刘格平五位同志大字报贴出后。这种活动急剧增加，白色恐怖严重，面对这种短兵相接的决战关头，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群众力量，直捣敌人的老巢，打断和打乱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出大事。”《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

１月１７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红联站负责人杨保明（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总负责人）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的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功。
当日，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宣布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并派人抢占了这些单位。
但是，刘格平等人组织的一·一二夺权却引起了强烈反弹。



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态度。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一直认为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策划的这场夺权，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绝不把权交给他们。当省委文革办公室请示造反派索要省委印章如何应对时，王大任说：没有中央指示，省委印章不能交出。
１月１５日号有１０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被造反派批斗，并施行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造反派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台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批判发言不得不中断。还有不少人冲上主席台上与主持大会的杨承效等人辩论，显示了对一·一二夺权的反对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蔑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听了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十分生气，同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卫华商量一起去北京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说明他们是反对夺山西省委的权的。但是省委常委郭钦安则认为，一·一二夺权是有来头的，更何况两位老病人到北京困难重重，恐怕也无济于事，在郭的劝说下郑、朱二人拟议中的北京之行作罢。
１月１５日批判卫恒等人的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可是造反组织成员对他的这番话毫不理睬，坚持要卫恒交出整群众的材料。
１月１６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跨，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对一·一二夺权持怀疑态度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表《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提出“向卫、王、王集团夺权应该怎么夺？谁夺？夺在谁的手里”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了对夺权领导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的怀疑。以后，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又连续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两告”），《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不厌其烦地阐述他们“真正的造反派的观点”。一时间，对一·一二夺权的指责纷涌而至，抨击其为“宫廷政变”、“不是左派夺权”，“没有造反派参加”等。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虽然参加了一·一二夺权，但退出了山西革命反总指挥部。
１月１３日由山西工人联合会，山西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团等组织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召开了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新华社山西分社为此写了消息报道，刊登在１月１４日《人民日报》上，以此表示反对一·一二夺权。但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认为此举是支持保皇组织，派人到山西分社造反。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陈伯达出面干预，新华社在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１月１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联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等组织的代表。王力在接见时说：“我们研究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示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见时，关锋说：“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总指挥部还把对一·一二夺权持不同意见的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保皇组织”，其成员中不少也被投进牢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一·一二夺权的领导者不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迫害，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放出话, 红联站不开除太工红旗就休想参加总指挥部。 太工红旗遭受到空前的压力。
１月１８日，刘格平在红联站与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的筹备会上说：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从此，红联站和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支持的各下属组织，在省城及各专区、市展开了夺权斗争。除已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太原电信局的权以后，又陆续夺了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４０多个单位的权。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夺了中共大同市委和市人委、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专署、中共忻县地委和忻县专署、中共阳泉市委和市人委的权；１月２５日，夺了中共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专署的权；１月２６日，夺了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１月３１日，夺了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权。红联站称他们在这些单位和地方的夺权，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快这些专、市的夺权大部分被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否定，并进行二次夺权。对各专、市、县、区的夺权我们将另文叙述，这里暂且不谈。

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刘格平等人在十天内“主要作了三件工作：（一）一月十日，贴出由刘格平等五位同志署名的揭发省委大字报。（二）十二日夜，组织各革命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三）十三日晚间，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三同志公开站出来在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三千余人的大会上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报告》还说：“我们决定酝酿和布置‘以保证胜利为中心’的第二个夺权斗争的战役，即省城命脉部门（发电、自来水、铁路交通等）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政法、财贸、银行等领导机构和五个地委三个市委的夺权（县委作为第三个战役），并在一部分工矿企业进行夺权”。刘格平等人在《报告》中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在“可能范围内继续给我们以大的精神支援”。
１月２０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写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２１日，刘格平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称：“离太原二百华里的地方（具体地点电话上不便讲）发现有二百多人在那里开会，有轿车、吉普车各两辆、伏尔加、联络吉普车各一辆，他们白天不开会，晚上十点以后才开会，早上六点以前散会。他们准备开两个星期，现在已开了四天，据说每人都带有手枪、周围警戒森严，穿的便衣”（实际上是指省委和省人委在孟县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刘格平还在电话里要求“中央给二十一军打招呼。”江青、陈伯达在刘格平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联系群众，调查内幕，准备措施，可给二十一军打招呼。”
１月２２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五人联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称“山西省委长期以来实行着特务式的统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大大发展了特务工作”。这张大字报还以传单形式散发到各地。同日，周恩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出夺权必须大联合，夺权不是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必须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当天，林彪对张日清１月２０日《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值得注意。是否需要回电支持，请全军文革酌定。”２５日，中央军委对张日清报告的批语称：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的报告是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报告，现将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张日清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引起注意。
１月２３日，华北局书记处致电刘格平，对一·一二夺权“表示支持”，并要刘格平与华北局书记处“联系”。
1月23日，林彪下令山西军管，张日清任主任，加强了张日清在山西的分量。
１月２４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１月２５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坐镇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
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这篇社论对刘格平们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无论此前或此后，《人民日报》为批准夺权或批准成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而发表的社论中，从未使用过“毛主席支持下”的提法。山西夺权得到这样的“殊荣”，使一·一二夺权的参加者们诚惶诚恐，欢欣鼓舞，有恃无恐，其政治份量不言自明。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了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使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干部立即意识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特别是被认为“长期受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排斥”的原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向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靠拢。在山西干部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这就是为什么一·一二夺权能够得到部分晋绥、晋察冀干部支持的历史原因。还有受过省委处分的部分干部也表示：“支持刘格平“。这一点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后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但是，对山西省委的领导人来说，这却是灭顶之灾。赵雨亭、刘开基当时正在北京东方饭店等待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以表明他们不同意夺权并请示解决山西省委在文革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也表示准备接见他们。可是未等周的接见，赵雨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山西夺权的消息和社论，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态度，也就不再找周恩来谈了。但赵对此很不理解，不相信夺权是正确行动。很快他和刘开基被造反派押回山西进行批斗并被关押。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更是被作为批斗重点对象，多次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其它造反团体组织的大会或小会进行批斗。此前，陶鲁笳也被揪回太原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这位被毛泽东十分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也成为“革命对象”，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从１２月下旬起，卫恒就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在太原市迎新街一栋楼房里。而省委常委中有人听了广播和看了社论之后，竟然流了眼泪。



１月２５日成立山西省军管会。
２６日，省军区和２１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本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又支持该厂另一造反组织红卫兵队重新进行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
１月２７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刘贯一指着胡晓琴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特务罪行”。
１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造反派”先后围攻揪斗十多次，又被秘密审讯3个多小时。
１月３０日，凌晨在连续围攻批斗、不断摧残下，卫恒惨死在造反派私设的刑室中。卫恒含冤离开人世，饮恨九泉，时年52岁。不久，王谦、王大任等被投入监狱。与他们有工作往来的一大批工作人员也被打成“特务”、“黑二、三线人物”关进监狱，在押时间有的竟长达两、三年。杨承效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竟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人的党籍，岂非咄咄怪事。
２月１日，刘格平、张日清、袁振、陈守中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夺权情况及下一步部署》的报告。《报告》讲到夺权的情况时称：“山西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不站出来了”。“我们在一月十二日晚上召开了二十三个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采取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联合行动”。“当张日清同志和我们几个同志说明敌人当前的严重情况后，特别是看到了卫恒家中搜出的反动罪证，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群众激愤到了极点，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我们同意后他们这一伟大行动并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调集一万名革命群众立即开始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二日夜夺权提前举行的原因”。《报告》讲到下一步的部署时称：“一、在所有机关厂矿中放手发动群众并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全面夺权。二、抽调大批的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经过深入动员后到地、专、市发动群众夺权。三、将地委权夺到后即到县发动群众夺权，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全省县以上夺权任务。”
同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动员全省的造反派“要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的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配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对假夺权或反夺权的要及时揭露，及时把权夺回来”。《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第二号通告》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动员令和进军号”，“把革命的烈火燃遍全省，解放全山西”。也就在这一天，刘格平派遣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邢晓光、赵卫东和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朗秀梅等三人，到北京向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后的情况，请示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问题。王力、关锋肯定了总指挥部派工作队到各专、市、县夺权的做法和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夺权的意见，对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表示十分赞赏，说“这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让很快成立起来，总结经验。
２月５日，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６９〕、李顺达〔７０〕、解悦〔７１〕倡导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问世，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为此，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庆祝大会。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刘格平在讲话中说：“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张日清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打倒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同时，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同一天，中共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太行游击队贴出题为《卫恒、王谦、王大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务活动》的大字报，同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附件：一是《原山西省委地下活动已用备用黑据点（太原区）》，二是《山西特务组织系统一览表》。在这份《一览表》中，他们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雪峰和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赵雨亭、贾俊、史纪言、刘开基以及阴发祥、袁平、卜虹云、刘贯文、李玉明、胡晓琴、卢梦、杨奉林、周文、刘建基、欧阳景荣、范履端、柴守约、王文章、赵力之、张琴润、李文杰、郭庆年、刘子英、赵海旺、孟庆怀、吴行凯、葛宜生、肖里、李景文等３８人诬陷为所谓“山西特务组织系统”的头目和成员。
2月初, 山西军区军训部队组训五师进驻太原工学院, 对全院学生组织军训。
２月７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通告》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市、县。地、市、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通告》还称“广大贫下中农站出来，大联合，大造反，同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力量相结合，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２月９日，张日清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夺权斗争》署名文章。文章强调：“通过整风要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形成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文章最后提出：“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建立革命人民法庭”。
２月１０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陆军２１军军长）、陈永贵为组员。２月２２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的名单中包括夺权前成立的核心小组５名成员和新补的４人共９人。分工是：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７２〕、陈守中、胡炜〔７３〕、陈永贵、刘志兰。
２月１３日，《山西日报》发表《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评述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称它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新的经验”，“作出了新的贡献”。文章评述山西夺权经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碎走资派控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机构”；“充分运用革命的权威，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２月１６日，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张日清在会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已成为山西人民的公敌。他们从上到下，有一条黑线，上面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做他们的后台，下面伸向各地，市、县和各大厂矿、学校有他们的爪牙和帮凶。他们临垮台时，搞了一、二、三道反革命防御线，对抗革命派”。又称：“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讲到目前主要任务和干部问题时称：“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对干部我们要采取一抓、二罢、三保的方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地抓起来，坚决专政；对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突出政治的，斗争意志衰退的，犯了严重错误不愿改正的分子，要严重斗争他们，但不要过早地处理；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要相信他们，和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张日清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一下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２月１９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在北京向康生、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情况。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刘贯一发言，汇报了以下问题：关于夺权的斗争问题：一、夺权前的工作，二、夺权过程中的工作，三、夺权后的工作；关于实行“三结合”的问题：一、三结合在山西是如何产生的？二、三结合在夺权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三结合在巩固夺权中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康生、聂荣臻等人。康生认为山西夺权的经验很好，因而推荐他们到准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经验。
２月２５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同月２７日ｌ０时在陈伯达、王力、关锋的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和３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署名张日清。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接着又说：“省委内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同革命派结合的时候，我们便主动地同他们联系，支持他们站出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同时向革命群众介绍他们的情况，揭露敌人造谣挑拨的阴谋。清除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某些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这样，就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月２６日，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一、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张日清任主任。二、派石珉、许荒田到晋南去联合造反派重新夺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三、对大同矿务局实行军管，派王金贵、郗晋书到大同发动和组织造反派重新夺中共雁北地委以及雁北专署和中共大同市委与市人委的权。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扬　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出席了会议，张日清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会上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行机关。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的，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又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的。”会上还宣读了山西省核心小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２月２７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２月下旬至３月上旬，奉军委命令驻山西太原等地的陆军第２１军移防陕西省；陆军第６９军从河北省保定专区移防太原等地并进行三支两军工作。
３月９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３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３月１２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开幕。《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里程碑》的社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３９９３人，列席代表２５６人。会议期间，刘格平作《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日清作《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刘贯一作《关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袁振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７６〕、陈永贵任副主任。大会于３月１８日结束。
3月11日, 组训五师以参加春耕生产的名义, 把太工红旗和部分其它组织的学生带到到晋祠附近农村继续整训。
3月12日, 就在太工红旗被组训五师带到晋祠北瓦窑等地整训的第二天, 山西革命造反组织代表大会在太原开幕,地点太原市工农兵大会堂。山西大学两派即山大八.八红旗和山大八.一四都有代表参加, 其他各小组织也有代表参加, 包括开除了太工红旗的红联站。太工红旗被排除在外。
有北京清楚”联动“的大气候，刘格平有把桀骜不驯的省城社会性“红卫兵”组织，划为反动组织，成为杨承孝棍棒下最早的牺牲品。
1967年3月底的夜晚，“决死纵队”出动大批人马，除“山西东方红兵团红卫兵”外，几乎将太原市社会性的“红卫兵”组织全部打砸抢摧垮。当时主要砸的是“北纠”、“南纠”和“天纠”。“决死纵队”总部也进驻了天主教堂。
３月１９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刘格平在会上讲话，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革命人民继　‘一·一二’夺权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刘格平在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开展整风运动。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郭永彪、张宗文、杨承效、陈永贵、刘灏。《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的社论，祝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一二’夺权之后的山西究竟谁说了算，刘格平和张日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张日清负责的山西省军管会和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与省革命委员会之间各行其事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的到权力的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的六个成员各有打算。刘志兰说：“打不倒李雪峰，死不暝目。”要发动造反组织到天津去揪斗李雪峰。
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刘志兰同情太工红旗。在刘格平拒绝接见太工红旗的上访的情况下，她出面和太工红旗的学生谈话，被视为支持反对夺权派。
不久核心小组内部的矛盾就反应到造反组织中来。
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中形成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等支持“红总站”的“总字派”和张日清、刘志兰、陈守忠、刘贯一等支持“红联站”的“联字派”。
4月14日 ,太原机械学院四野战斗队、 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突然采取联合行动, 在太原五一广场、迎泽大街、新建路、五一路、府东府西街等大街小巷贴出大标语, 大字报, 万炮猛轰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刘志兰, 说她是彭德怀线上的人, 又说她是太工红旗的黑后台。这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的事, 广大群众无不为之震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
炮轰刘志兰很快就变成了炮轰”刘(志兰)陈(守忠)刘(贯一)”, 这三个都是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 没有公开被炮轰的核心小组成员就剩下刘格平, 张日清和袁振了。
刘格平和张日清在可不可以容忍“炮轰刘志兰”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争吵。显然 省革委成立不到一个月核心小组就分裂了。
4月22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和4月23日下午三时半至八时半由周恩来生主持召开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地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出席：伯达、康生、富春、江青、肖华、成武、富治、王力、关锋、本禹、文元、春桥、东兴、维山、格平、日清、刘贯一、陈守中。
会议认为，刘志兰派人到天津揪斗李雪峰是错误的，核心小组内不可打派战，搞分裂，要团结。
五月初, 支持刘格平的组织宣布成立”红色造反联络总站”, 简称”红总站”. 红总站的骨干是原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秘书们组成的东风兵团,负责人是黄锐庵、 雷维林等, 还有总指挥杨承效的十三冶决死纵队, 以及太工永红战斗队负责人是高翔、 山西电业兵团负责人是郝庭云等;
太工永红编排了刘格平为毛主的好学生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受到红联站和其他群众组织的猛烈批判。
北京“四月会议”后，在刘格平首先摧垮对立派组织－－“红联站”的内定政策下，杨承孝率领“决死纵队”为主力的“红总站”大开杀戒，策动了对其下属组织的一系列武斗事件。
6月20日晚间，以“决死纵队”为主体的“红总站”组织打砸抢了“红联站”下属组织省党校“东方红”，打伤多人，损毁抢走很多国家财产。
6月21日，“决死纵队”等造反派组织打砸抢了省会计学校“红联站”下属组织“井冈山”，打伤多人，其中将五名学生强行用装进麻袋抓走。
六中32111以史记里的名义在五一广场主席台前面的墙上贴出大字报<丁磊十六条>, 将丁磊(实际是刘格平)的所作所为与中央的文革十六条相对照, 尖锐地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 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刘格平的老婆丁磊的矛头却是指向革命群众。
6月某日, 太工红旗的负责人杨保明被对方抓住。 消息传来, 太工红旗贾诚立即组织精干人马, 突袭十三冶决死纵队在太原解放路副食品大楼的总部,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将该队司令,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抓获, 并立即转移, 准备用他换回杨保明。不料杨保明在被对方转移途中逃出, 安全返回。 太工红旗为打击红总站气焰, 并没有立即释放杨承效, 直到要开七月会议, 才放了他。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也称“七月会议”。
７月１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出席人：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列席人：首都赴晋代表朱永根等五人。
７月１３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同志并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有关方面的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列席人：首都赴晋大队朱永根等五人。
７月１５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第三次会议，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同志。出席者：红总司（红总站、兵团）代表六十余人，红联站代表六十多人，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部分委员、省军区部分负责人、××军政委、×××部队校长、×××部队校长。此外，有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等。九点半，康老、关锋、吴法宪、刘格平一同进入会场。
7月21日，“红联站”的一些中学生冲进了山西省军区。“红联站”是支持军区的，为何反倒冲击军区？后来听说是因为“红总站”准备冲军区，“红联站”闻讯抢先一步，要保护军区。
7月21日，在杨承孝的指使下，“决死纵队”等攻打山西大学，将“红联站”下属的“山大八·八”组织的上千名师生围在楼内，停水、停电、停炊，100余人被打伤，试验室价值8万多元的物资器材被抢走、损坏。
７月２３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时间：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五时二十分，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山西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的赴京代表团等。
7月26日，“红总站”纠集下属组织3万余人，要砸跨重机厂“老保组织”东野,包围了东野的“九九支队”。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人员伤亡和很大经济损失的“七·二六事件”。
７月２８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8月3日，在杨承孝的指使下，“决死纵队”把十五中红旗被赶出校门。
８月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第五次会议，时间：晚十二时至次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中央首长康生、关锋、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并刘格平同志，山西方面有关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等组织的赴京代表等。
会议的结果是炮轰刘陈刘是可以的，张日清犯了错误，要支持刘格平。
产生了由中央批转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简称“七月会议纪要”）。对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葛莱等行了批判，说“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山西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少数负责人犯了错误”。
武汉“7。20”事件后，总站派公开炮轰张日清。连部队文工团在湖滨会堂演出节目都喊“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
1967年8月4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
6日，陈永贵受中共中央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托，同解放军、中共晋中地区核心小组、群众组织成“三结合”小组，前往平遥处理武斗问题。
兵团派”的“总司派”的不满。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当时，陈永贵声明支持“联络站派”。他在大喇叭里喊：“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围在平遥一中四周的“总司派”的群众被火上浇油，认为陈永贵不是来制止武斗，而是在挑动武斗。于是，怒骂陈永贵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要拉出来杀掉。”陈永贵或许是派性发作，居然不管不顾地高喊：“你们来吧，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了我一人，还有后来人。”
8月7日，陈永贵等到达平遥后，县武装部、县革委的一些人以及“总司”头头，本来就是反陈派，于是集合数千名农民和带枪的民兵进城，凭借坚固的城墙固守，不让陈永贵等人进城。而陈永贵的到达，对“联络站”派则无啻于是大救星。于是“联络站”派人迎接陈永贵，被阻。后经交涉，陈永贵到达平遥一中，随即通过“联络站”的高音喇叭发表讲话，明确表态支持“联络站”。“总司”派群情激奋，遂派人围住“三结合小组”，绑架前来解围的解放军战士，枪杀随行人员，并出动武斗大军包围了平遥一中。当天下午5时许，“总司”派对平遥一中发起总攻。在总攻开始后，“联络站”派人将陈永贵转移至城隍庙隐藏。
1967年8月7日, 杨成效调集几十卡车工人杀奔平遥. 兵团, 红联站, 包括我太工红旗, 也派人前去声援。杨承效的武装工人则砸了当地对立面的总部。在归途中，杨承效又绕道杀奔座落在太谷的山西农学院, 砸了红联站下属组织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 造成人员伤亡。
8月8日零点过，新华社记者在平遥城外借用铁路电话，向新华社山西分社报告“陈永贵在平遥被围”。该分社即报告北京。
陈永贵被围困和平遥如此严峻的局势令中央震惊。随即，周恩来电令69军军长解振华，要保证陈永贵的安全，把他接出来。
解振华当即率一个武装营和一个徒手连，乘数十辆军车赶到平遥。部队一枪未发，让陈永贵换上军装，混在战士中乘车撤出平遥。
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
10日，陈永贵等人回到太原。



８月１２日，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叛乱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的“英雄凯旋”，同时，声讨张日清的“总司派”，并借此向山西造反派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等确认的造反派，称他们是真正的“左”派，而对立派则是保守派。陈永贵穿着解放军救他时给的军装，站在刘格平为他安排好的敞篷车上检阅众多拥护者。陈永贵慷慨激昂声讨了“总司派”，感谢解救他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及其所率部队。
支持陈永贵的造反组织最为有力的是“晋中野战军”。这一派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县建立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用的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
8月26日，太原重型机器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
太原十中是红联站的核心基地，隔一条马路就是省革委。十中的大喇叭，整天播音，马路边的校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都有很多群众来看大字报，听广播，比肩继踵，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很多人还进学校来问这问那，反映情况。这里早已成了省革委主任刘格平和他老婆丁磊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总站”几次派武斗队想来拔掉这个据点，都被街上同情十中学生的广大市民给赶走了。当时, 太原市大多数人的观点倾向红联站, 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聚集在十中门口, 及省革委周围的大街上, 声援红联站。刘格平和红总站不能容忍红联站的抗争和越来越多的群众站在红联站一边, 便诬蔑红联站十中七一有枪枝武器。
９月５日, 红总站武斗司令、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 十三冶决死纵队头头、二级半电工杨承效调集太原、晋中等地数万武装工人包围太原十中, 准备以武力摧垮红联站, 拔眼中钉。他们从十中对面, 省革委院内的梅山上向马路对面的十中教学大楼内的红联站战士开枪射击, 打死红联站战士太钢工人李成义, 十中女学生孟琳琳,造成流血的“九五事件”。
刘格平、陈永贵指使杨成效指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开枪打死女学生孟玲玲，打伤学生数百人，震动整个晋阳大地，并以此爆发了抬着孟玲玲的棺木游行的悲壮场面。
亲历此事的一位人士描述说：“红联站”原本是学生组织，其总部设在太原十中临街的教学大楼上。太原十中的一切大权早掌握在“红联站”下属组织十中“七一”手中。人们习惯把这座大楼称之为“七一”大楼。为了防止万一可能发生的事情，红联站总勤务站采取紧急防务措施，用水泥、石块把各楼层加以堵塞，一般情况下是不易被攻克的。
９月５日，这是一个让我一生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太原绝死纵队”在其总头目杨成效的指挥下，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投入十万大军对手无铁的“红联站”进行了血腥围剿。
太原群众是大力支持“红联站”的，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号称马路兵团，他们形成一层又一层的防御线，来阻止绝死纵队对红联站的进攻。然而，马路兵团人再多，怎经得起荷枪实弹的“绝死纵队”大兵！马路兵团一队一队被驱散，包围圈一次一次在缩小！里三层外三层，“七一”大楼被围困的水泄不通，绝死纵队已兵临城下，七一大楼岌岌可危。
守楼战士对进攻的绝死纵队大喊：“工人同志们，工人学生都是一家人，枪口不要对准自家人！革命是无罪的！”
正在这时，守楼的一个小战士孟玲玲被一枪击中，其他同学马上过去抢救。
血肉模糊的孟玲玲说：“你们不要管我，好好把楼守住！我死不要紧，生前保卫毛主席，死后魂归共产党！”说完以后，闭上了她安详的眼睛。
孟玲玲，太原十中初二学生，死时年仅十五岁！
突然，又有人喊：“李大哥被打死了！”
这个李大哥叫李成义，是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是来帮助守楼的，结果也饮弹而死！
“绝死纵队”用炸药炸开了“七一”大楼，他们冲上去，把在楼上的红联站总勤务站的二十一个领导人全部捉拿。并把他们带到山西省委大院地下室关押起来。
这就是山西文革史上震撼人心的“九五事件”！
关键时刻, 人民解放军69军部队出动, 进入十中, 切割救出了红联站的战士和群众。在十中也并没有搜出任何武器。一场更残酷的流血冲突得以避免。
“红联站”被暂时镇压下去了，太原城里一片恐怖。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久，太原街头便出现了“抬头望见北斗星，‘红联站’战士想念毛主席！”,“‘红联站’杀不尽，打不垮！”,“‘红联站’在血泊中前进！”,“‘红联站’必胜！”,“誓为孟玲玲、李成义报仇！”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字报。
“红联站战歌”也流传开来：
高山松柏树长青，
为人民而死重如泰山，
孟玲玲，李成义，
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战友呵，
请放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
自有后来人！
红旗一展天下红，
踏着血迹向前进，
踏着血迹向前进！
这是红联站在纪念“九五事件”半周年时搞的活动的照片。



11月初，陈永贵他也出马到太谷县视察。他策划了樊村事件，造成群众死伤数百人。接着，他又组织“晋中野战军”搞武装游行示威。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压迫“兵团”撤出红花岭。尔后占领该村，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5人。红花岭战斗结束后，“晋中野战军”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打了一仗，双方各死5人，各伤50余人山西武斗不止，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12月5日，红联站搞了纪念“抗暴三周月”活动，排演了话剧《晋阳红旗颂》，主题歌《革命自有后来人》风行一时。
1967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这次会议上，为山西“文革”的形势“翻”了“烙饼”。刘格平破坏省城团结和稳定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红联站”和“兵团”等群众组织也开始炮轰刘格平。这次会议产生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其中第五条作出重要决定：“红联站”和“十中七一”组织在“九·五事件”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应予以平反。这个平反决定虽然很不彻底，留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但毕竟为“九·五事件”摘掉“反革命暴乱”的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转机。《纪要》还做出重要决定，后在1968年元月3日由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确定山西“支左”工作由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党委统一领导。由此该军成立支左委员会，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任主任，政委曹中南任第一副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任第二副主任。北京的“十二月会议”后，刘格平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新上任的省支左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在省城工作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山西“支左”工作的主体易军，“支左红旗”悄然褪色。同时，增补谢振华为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也标志着毛泽东在“文革”中开始运用“掺沙子”的办法来调整诸侯班子，为今后改组山西新政权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１２月３日，红总站攻打兵团并州饭店的总部，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形成兵团和红联站一起炮轰刘格平的局面。
196８年2月22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
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双方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失去实际权力的刘格平，串通陈永贵、杨成效等人，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另立山头制造分裂，与六十九军对着干。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欧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
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他认为，如果让刘格平、张日清继续对峙下去，让两派群众长期武斗不止，山西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非得采取断然措施不可。
1968年3月5日，红联站又搞了"九五事件"半周年纪念。
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和四六四二部队率先联合发布了《撤销<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根据中央1967年12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纪要》第五条对‘九·五事件’应该平反的决定，特郑重宣布撤销我们1967年9月8日《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并向红联站十中七一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5月8日，太原钢铁公司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两大派对立造反组织长期对立，在武斗中一幢大楼被炸裂，楼梯被炸毁，死亡6人，经济损失19万元。
6月21日，某造反派中的一小撮武斗分子伏击解放军军车造成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名牺牲，3名重伤，4名轻伤的反革命事件。
8月10日，省革委会发表公告指出：“1967年9月5日在省革命委员会驻地发生的“九·五”事件，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现决定给“红联站”平反；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件发表的“九条”及两个通告，一并予以撤销，特此公告。”在这个公告中，虽然还有“省革委会驻地”的字样，但已不再提“红联站”的所谓错误，在“九·五事件”的平反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
1968年冬季，山西省革委会在五一广场召开了为“九·五事件平反大会”，与会者达上万人。会上，省革委会常委张怀英当众宣读了省革委会对“九·五事件”平反的决定，还在会场上，当场烧毁了对“九·五事件”有关错误定案的案卷材料。虽然这次平反的基调还离不开省革委会公告的精神，但宣告了“红联站”的抗暴正义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1969年3月至9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继续在北京清河地区办两大派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厂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一个良好开端。
陈永贵痛哭流涕道：“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总司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形“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谢振华当即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经研究，决定将情况用六十九军党委的名义写成书面报告，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党中央。
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在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泪眼涟涟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低眉顺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人证、物证俱在，陈永贵本人也承认确已变节过，还当上了特务情报员，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4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谁知，陈永贵从党的“九大”以后，竟扶摇直上，以至到了红得发紫的地步。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谢振华时期的山西文革

形势发展到1969年，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有增无减，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揪斗围攻。
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这次会议叫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指出：在山西省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
为此，中央决定采取八项措施，立刻制止一切打、砸、抢、烧和武斗行为，如不遵守，严惩不怠。
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由69军军长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有时，谢振华还不顾危险亲自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缓和两派矛盾，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
为了大力宣传《布告》精神，谢振华命令驻晋空军出动飞机，向武斗据点空投《布告》和其它宣传品，分化瓦解专业武斗队。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不久，武斗队交出了一切武器，受欺骗的群众回到了原单位。至此，谢振华率部全面制止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谢振华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并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首先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主要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中，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就是惩处罪大恶极的山西造反派头头，以“山西造反总指挥”自居的杨成效，为山西人民除了一大害。
杨成效本人就是劳改释放犯。“文革”之初，他靠造反起家，并得到刘格平、陈永贵等人的支持，当上了“总站派”的总指挥。在山西的两年多武斗中，杨成效是急先锋，打砸抢掠，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并曾在北京外国使馆区想投靠叛国未遂。
杨成效曾猖狂地说：“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反正是个二级半。”
他所说的“干”，就是造反抢掠；“二级半”则是指十三冶金建筑工人的工资待遇。
群众对杨成效又恨又怕。谢振华和六十九军也早对其忍无可忍。
“七·二三布告”公布后，谢振华就说：“是该收拾杨成效这个恶棍的时候啦!”
197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将杨承孝逮捕后，发出《通知》，将其罪行材料公布于众，要求人民群众讨论处理意见。《通知》中指出：“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杨犯自任总指挥，镇压十中革命小将，使二百余名师生惨遭毒打，并调集射手开枪打死工人李成义，学生孟玲玲。打伤二十余人，使国家遭受二十五万元的巨大损失。”至此，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九·五事件”为杨承孝策划指挥的镇压行动，工人李成义、学生孟玲玲是杨承孝调集射手开枪打死的（而非“内部人杀死的”），如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九·五事件”受害的学生组织彻底平了反。
很快，省委列出了杨成效的4大罪状：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省委将杨成效的罪状印发全省进行讨论，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省委对他实施严惩的判决。当谢振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杨成效的罪行时，连“四人帮”也不敢为其辩护。政治局最后批准了山西的报告。不久，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将杨成效公审后执行枪决。全省人民拍手称快。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周总理说：“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谢振华担任山西省第一书记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为此，谢振华每年要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两年时间对山西省100多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支持帮助各县因地制宜地修建小型水库和年产300吨的小化肥厂。为了照顾大寨对化肥的需要，特为昔阳建了一座年产5000吨的化肥厂。让有些条件好的县建立“五小”工业。他还督促省有关部门勘察定点太原新火车站和汾河大桥工程。下大力恢复山西的煤炭生产，保障全国工业用煤的需求。整顿已濒临停产的大同、阳泉两市的大型煤炭生产，重新创造出了在全国领先的成绩，获得了周总理的支持和赞许。
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批不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坚决执行批极“左”思潮的指示。他列举了这两种思潮的种种表现，明确指出，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不听劝告，仍然坚持武斗，或者拒不回单位参加生产和工作者，一律停发工资。对那些虽然回到工作岗位，而以“造反派”自居，搞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不服从领导的少数人，要坚决执行纪律。
谢振华的这番充满威力又有原则的讲话，对稳定山西局势，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周恩来总理在各方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和破坏。“四人帮”一伙反对周总理关于批极“左”的正确主张，坚持要批林彪的极“右”。
正当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看法。毛泽东在1972年底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闹分裂，搞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于是，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批林的方向被扭转。江青等人借毛泽东的权威，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在各个领域阻挠周恩来的整顿。
正直的谢振华仍然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搞好山西的各方面建设工作。
1973年8月，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有关规定，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在北京召开。
在党的十大上，“四人帮”一伙仍然窃据高位，继续从事阴谋活动。
本来，谢振华等一批认真执行周总理指示抓好工作的地方党、政、军主要领导是被列入中央委员名单的，但遭到“四人帮”一伙的反对。最后，谢振华被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个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徘徊期，“农业学大寨”这个词或者说这五个字，和“工业学大庆”一样，在所有报刊杂志上是用黑体字标上的毛主席语录，是在华夏大地上叫得最响，出现频率最多的词。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应该主要是学习大庆、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在“文革”中，人们往往形而上学地理解，只是空喊这两句口号，一招一式都学大寨或大庆的样子，甚至到了朝拜的地步。全国各省、地、县及军队均派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的团体，千里迢迢日夜不停地到大寨去参观取经。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且有许多经验教训。
谢振华从1967年率六十九军到山西“支左”起，就奉命或自觉给大寨大量的、多方面的、无私的支援。
如1967年春天，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去帮助大寨修建蓄水池。后来，被命名为“友谊水池”。这条水池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寨这个建在山坡上的旱地村庄有了充足的水源，无论是旱涝年月，都可以保障大寨夺丰收。
谢振华为了体现支援大寨的诚意，还让自己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参加到六十九军等部队修大寨水库的行列中去。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剌骨的寒风和小冰渣似的雪雹，从昔阳徒步走到大寨，衣服外面结了一层冰块，内衣却被汗水浸湿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即使这样，小孩仍是立刻拿起铁锹，到工地上大干。为此受到大寨人民的好评，还获得了奖品--《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册。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援大寨，每年仅从省农业部门拨款帮助大寨维修农机一项，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谢振华心里十分清楚，大寨在全国出名以后，是靠各方支援尤其是驻晋部队的大力支援，才维持丰产丰收的。如果让全国农村特别是穷乡僻壤都那么开山造田，恐怕永远也赶不上大寨的这种丰收。
所以，详知内情的谢振华对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十分赞扬，也提倡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但反对学习大寨的一些过“左”的错误做法。如对那些有极“左”思想的人不按照中央的指示宣传大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坚持先国家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等原则，而只宣传大公无私的做法持不同意见。
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总理提倡学习大寨两个长处：一是先公后私，二是自力更生为主。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谢振华认真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不同意“四人帮”及其一伙批“唯生产力论”，不同意用大寨这个典型开路，在山西乃至全国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强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强行合并自然村，搞几个村的大队核算，推广大寨的公社核算单位的经验，更反对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大寨实行的政治工分。
谢振华在山西任第一书记期间，曾数次陪同周总理和外国国家元首参观大寨和大同。在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参观大寨时，周总理对谢振华说：“要抓紧粮食生产。中国人口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就特别重要。要使粮食旱涝保收，山西省应首先解决水利问题。”
谢振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文革”的混乱形势下，坚持抓水利，抓农田改造，抓化肥生产，并规定超产很大的县要奖励一部拖拉机等，这些做法使山西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谢振华就是这样，带领山西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效抵制和克服了“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四人帮”及陈永贵就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批判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3月6日中央两次召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并产生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即“十一条”）”），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３月１８日，王洪文也特意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山西省委常委赴京汇报会，打响了“狠批猛轰”谢振华的“战斗”。那天，到会的有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等１４人。另有山西省委常委１２人。
会上，“四人帮”一伙轮番对谢振华进行围攻，主要目的是要揪《三上桃峰》的后台。江青质问谢振华：你为刘少奇翻案的事，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你要交待清楚!
会议进行中，江青见邓小平一直一言不发，心中陡生怒火，借机指桑骂槐，眼睛盯着邓小平说：“我看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敢为刘少奇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待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江青的目的就是要谢振华亲口承认自己的后台是周恩来、邓小平。谢振华问心无愧。他一再回答说：“《三上桃峰》这出戏是根据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的意见调到北京汇演的，根本没有什么后台!”
在对谢振华进行的长达３个多小时的批判中，“四人帮”一伙也没批出什么“有价值”的结果。最后，江青气急败坏地嚷道：“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讨，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成光杆司令。”她对陈永贵说：“回山西后由你主持对谢振华继续进行批判。”
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周恩来早已义愤填膺。批判会将要结束时，他向陈永贵交待：“回山西后你们对谢振华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你负责保证。”
回到山西后，从３月下旬开始，由陈永贵坐镇主持，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和两大派头头计１７００余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批斗。
“四人帮”及陈永贵变本加利，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５月３１日，谢振华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及被诬陷挨批斗的原委。毛泽东对此较为重视，当即在谢振华写的信上亲笔批了４个大字：“到此为止。”并将他的批示转给了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山西省委常委接中央办公厅通知，再次被召到北京开会。在政治局委员接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对谢振华说：“你给毛主席的报告，主席已批阅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批判你的问题就此了结。”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1977年，谢振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谢振华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之后，又分别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特邀代表。（据谢振华回忆录）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窠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今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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