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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專輯】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155期）
摘要：
1966年10月以後復旦大學校園內圍繞「黑材料」問題的公開衝突，根源於6月以來復旦師生間圍繞本校如何開展文革運動所出現的紛爭與對立。一些激進師生貼出批評黨委的大字報；而校黨委和支持校黨委的師生則全力抵擋，並暗中搜集前者的各種「黑材料」，打算秋後算賬。全校師生因而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此後雙方在是否存在「黑材料」和如何處理「黑材料」等問題上針鋒相對，導致對抗和衝突不斷升級，最終以造反派暴力衝砸檔案室收場。復旦個案表明，文革初期圍繞「黑材料」而發生的社會衝突的實質是對「社會身份」重設權的爭奪，最終的悲壯演進則是精英政治、基層黨委、普通民眾三者間互動、博弈的結果。
關鍵詞：
文化大革命 復旦大學 「黑材料」風潮 社會身份 個人檔案
一 前言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不過，在1966年6月至10月期間，地方上的群眾運動實際處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圍繞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一些群眾和所在地黨委發生激烈分歧，被後者視作「反黨」或者「反革命」份子記錄在案，着意收集他們的「黑材料」{1}，使其命運與前途面臨巨大威脅。在9月底、10月初，毛澤東發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之後，特別是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以下簡稱〈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之後，這些所謂「反黨份子」感到獲得「解放」、「翻身」，並迅速向各級黨委提出了平反和追查所謂「黑材料」的要求。各級黨委出於本能的反感，也為了自保，遂採取抵賴和拖延策略，甚或暗中動員黨團員等政治積極份子與之對抗{2}。在「文鬥」無法實現訴求的情況下，那些遭受打壓的群眾不得不轉而訴諸更為暴烈的手段，圍繞「黑材料」而發生的社會衝突事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
10月以後，追查「黑材料」風潮風行全國，直接催生了更加激進的社會性造反行動，但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此問題還關注不夠。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更多是歷史親歷者基於個體經驗的追憶性文字，以地方個案為樣本的學理性敍述與分析仍比較少見。所謂「黑材料」究竟是甚麼？為甚麼那些曾經受到打壓的人追查「黑材料」的和平籲請會演化為暴力搶砸？為甚麼他們緊緊揪住「黑材料」問題不放？為甚麼基層黨委堅決否認「黑材料」的存在，並始終不肯交出「黑材料」？諸如此類的問題過去並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在本文中，筆者依據復旦大學一些政工幹部的工作筆記和交代材料，復旦各派群眾組織編撰的大事記、大字報，1980年代復旦黨委關於文革期間重大事件的清查處理結論，以及眾多運動親歷者的口述歷史資料，試圖為文革初期的「黑材料」風潮提供一個較為詳實的歷史敍述個案，藉此再現當時校園衝突的因由、實質、演進及其走向的曲折性與複雜性。
之所以選取復旦作為研究樣本，是因為「滬濱屹立東南冠」的復旦所獨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使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研究價值。復旦在文革初期可謂「獨領風騷」，校園內的各種動向備受上海市委、學校黨委、本校師生和全市民眾的關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有意將復旦樹為上海的樣板，由曾任復旦黨委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楊西光親自掛帥，主抓該校運動{3}。與此同時，以王零{4}為代理書記的復旦黨委等人也有充當上海文革運動領頭羊的積極性，期望為全市的運動提供經驗。此外，在群眾運動中湧現的全市性紅衞兵組織，無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其負責人和骨幹也多出自復旦。通過復旦的個案，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該校發生「黑材料」風潮前後各股政治力量的複雜互動與博弈，深化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知。
二 復旦內部圍繞「鬥爭目標」的紛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全文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復旦黨委和全校師生迅速做出反應，紛紛通過各種方式公開聲援北大師生的「革命行動」，復旦的文革運動由此發軔{5}。
中共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領導下的復旦文革運動，首先將鬥爭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有「歷史問題」的人。6月4日，在復旦黨委授意和布置下，復旦校園內掀起批判周予同{6}的熱潮，一天之內全校共貼出大字報八千多張。在隨後的幾天裏，復旦黨委和各系總支進一步動員師生揭批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10日，復旦黨委又公開號召全校師生揭批周谷城{7}。14日，復旦黨委宣傳部控制下的校園牆報《紅纓槍》推出的第四期以「十論追窮寇」為主題，為大批判運動加油鼓勁{8}。16日，復旦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全面公布周谷城的「罪證」材料，供全校師生批判。18日，《紅纓槍》推出第五期「十二駁周谷城時代精神匯合論」，將大批判運動推向新的高潮{9}。截至19日，全校共揪出「牛鬼蛇神」十三人，著名學者朱東潤{10}、吳斐丹{11}、蘇步青{12}、談家楨{13}等均列其中。
與此同時，復旦黨委於6月17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公開揭批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陳傳綱{14}。陳傳綱1930年就讀復旦新聞系，不久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38年加入共產黨。延安整風期間，他受王實味事件牽連被錯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及後得到平反。1958年調任復旦黨委副書記、副校長。1966年2月調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復旦黨委將陳列為批判對象，顯然與他的個人履歷和現任職務有關，折射了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對文革運動的理解。18日，在校黨委的統一部署下，以復旦電光源實驗室主任、著名「工人專家」蔡祖泉{15}為首，復旦各級黨團幹部紛紛帶頭貼大字報，宣稱要把「陳傳綱的反動面目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6}。21日，校黨委通知陳傳綱回復旦看大字報。當天，陳在校園裏被四百多名師生圍鬥半個多小時。在此後的幾天裏，復旦黨委又召開了兩次常委擴大會議，集中揭批陳傳綱。
復旦黨委的上述舉措很快引起一部分師生的質疑。6月20日，有人貼出大字報〈「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指責復旦黨委致力於揭批「反動學術權威」是抬出「活死人」轉移目標，主張將鬥爭矛頭指向現任黨委領導班子{17}。同日，各院系都出現了呼應上述看法的大字報或言論，其中影響較大的大字報有〈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向黨委開火〉等{18}。
6月23日，《紅纓槍》推出第六期，主題為「放手發動群眾」，意在繼續號召「追窮寇」，在師生中引起更為強烈的反響{19}。隨後一些學生紛紛貼出大字報，把鬥爭矛頭直接對準《紅纓槍》的直接領導、校黨委宣傳部長徐震。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中文系學生安文江等人的大字報〈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25日）、〈再談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26日）等{20}。建國前徐震為復旦新聞系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建國後留校工作，曾任復旦中文系總支書記。他努力貫徹復旦黨委領導人的旨意，試圖借助《紅纓槍》操控校內文革運動的走向。學生貼大字報攻擊他，實際上表達了對復旦黨委的不滿。
在上述背景下，復旦黨委不得不「丟車保帥」。7月9日，復旦黨委召開擴大會議，指責徐震「表面是人，暗中是鬼」{21}。10日，復旦黨委成員、各系總支書記、指導員群起而攻之，一天裏共貼出大字報104張。然而，出乎校黨委等人意料的是，上述舉動立即被斥為「假揭露，真包庇的活標本」，反倒促使更多的師生將鬥爭矛頭對準黨委和各系黨總支。一份題為〈評《紅纓槍》的十論「追窮寇」〉的長篇大字報直接貼在《紅纓槍》板報上，主張抓住徐震這條線往下追{22}；與之相呼應的大字報還有〈討論《紅纓槍》，必須挖根〉、〈四十個為甚麼——關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就外文系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一問校黨委〉、〈我校文化大革命處在十字路口〉、〈踢開絆腳石——中文系黨總支〉、〈歷史系總支必須靠邊站〉、〈火燒物理系〉、〈火燒生物系〉等等。及至7月底、8月初，幾乎所有校黨委成員和系總支書記都遭到質疑和批判{23}。
事實上，一部分師生對校黨委和政工幹部（包括徐震）的質疑和批判，與後者早先壓制不同意見有關。從6月中旬開始，校黨委成員、各總支負責人和政治輔導員一再在各種場合強調，「校黨委是絕對正確的，對校黨委的任何懷疑都是反動的，反革命的」{24}。他們還在各系大談1957年反右運動的情況，組織學生觀看反映反右鬥爭的話劇《大學風雲》和電影《大風浪裏的小人物》，以示警告{25}；一些敢於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和系總支的學生，被斥責為「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揭批徐震的浪潮興起後，少數激進學生揚言要「挖根」，而校方的打壓措施則有增無已{26}。
三 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
1966年7月底、8月初，毛澤東多次就文革運動發表看法，主張學校的運動「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要「一鬥」（鬥倒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二批」（批臭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三改」（改革教育制度、路線）{27}。顯然，在毛看來，當前運動的最主要目標已經不是那些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是那些大權在握、壓制學生的「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8月3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與楊西光指示上海各大學黨委書記，對於群眾自發起來鬥爭「牛鬼」，黨組織既不要阻攔，也不要鼓動{28}。5日晚，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專院校積極份子」大會，公開傳達了毛關於「鬥批改」的指示。在上海市委自己看來，3日和5日的這兩個舉措都是為了貫徹毛的指示，但從其對群眾產生的實際動員效果來看，卻無疑是在鼓動那些支持校黨委的政治積極份子來鬥爭「牛鬼」。於是，5日當晚，復旦校園內突然颳起「鬥鬼風」。至7日，近五十名「反動學術權威」與徐震等個別幹部遭到殘酷揪鬥{29}。此次復旦「鬥鬼」的力度雖然異乎尋常，但鬥爭對象卻是一批早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給人的直觀感覺是復旦黨委在轉移鬥爭大方向。
8月8日，不少學生在復旦校園內貼出大字報，質問「鬥鬼風從何而來」{30}。11日，《紅纓槍》編委、復旦黨委精心培養的學生筆桿子譚啟泰、歐陽靖反戈一擊，貼出大字報〈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這張大字報把校黨委給運動「劃框框」、壓制不同意見等很多內情抖了出來，指責他們在運動中「層層設防，步步為營」，「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壓制文化大革命」，「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用『鬥牛鬼蛇神』的藉口來壓制群眾」。大字報還說，貌似自發的「鬥鬼風」其實是「有統一組織，有統一領導」的，旨在包庇「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責復旦黨委代理書記等人「至死不悟，頑抗到底」，並號召廣大師生「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31}。
至此，圍繞校黨委到底是「革」還是「保」的問題，復旦師生公開分裂成少數派（造反派）和多數派（保守派）。造反派學生紛紛貼出大字報，支持譚啟泰、歐陽靖的主張。國際政治系學生於8月11日打電報給中共中央，說「復旦形勢劇變，保皇黨委面貌徹底暴露」{32}；中文系學生貼出大字報〈緊急呼籲〉，要求「立即重選各系和各年級文化革命組織」，稱「堅決不承認保皇黨委操縱下選舉出來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小組」，主張「一切權力歸真正的革命左派，決不允許保皇黨的爪牙再把復旦運動引入歧途」{33}；外文系學生勞元一等人以「紅衞兵戰鬥組」的名義貼出大字報，表示要「上告到中央」{34}；另一個以哲學系學生胡守鈞為首的造反派小團體「孫悟空」則赴上海其他高校串聯，邀請這些學校的師生來復旦看譚、歐陽的大字報{35}。
與造反派學生針鋒相對，校黨委指責譚啟泰、歐陽靖是「叛徒」、「從極左跳到極右」{36}。支持校黨委的保守派師生則集結力量，發起反擊。8月11日，他們貼出大字報，宣稱〈緊急呼籲〉是「在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挑釁」{37}。12日，他們又貼出〈堅決不同意《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復旦黨委是堅強的馬列主義的黨委〉等大字報，批駁造反派學生的觀點{38}。另一方面，歷史系的保守派學生還發起簽名支持校黨委的行動，最後以1,976位簽名者的名義打電報給中央，申明「復旦大學黨委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39}。13日，《紅纓槍》其他編委聯名貼出大字報〈澄清事實，明辨是非〉，指責譚、歐陽造謠惑眾{40}。
校黨委和保守派的反擊不但未能震懾造反派學生，反而更加激發了他們的鬥志。8月23日，譚啟泰、歐陽靖貼出新的大字報〈評《紅纓槍》——再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回應〈澄清事實，明辨是非〉一文。這份大字報指責《紅纓槍》是「保皇黨委的機關報」、「王零手中的指揮棒」，在運動中充當了「消防隊和情報組」的角色，並把校黨委操縱和利用《紅纓槍》的真相悉數予以披露{41}。這樣的公開交鋒，無疑為造反派贏得了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與此同時，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衞兵的消息傳到復旦以後，相互對立的兩大紅衞兵群眾組織相繼出現。
保守派紅衞兵組織名叫「紅衞兵復旦大學大隊」（以下簡稱「大隊部紅衞兵」）。該組織於8月22日正式成立，發起人和實際負責人為王鶴鳴。他是歷史系研究生，職員家庭出身，畢業於上海中學，1960年入黨，時任復旦學生會主席、上海市學生聯合會主席，深得復旦黨委器重。「大隊部紅衞兵」以支持黨委的黨團員為主幹，其組織形態帶有軍事化特徵，校一級的組織稱「大隊」，設總指揮部，簡稱「大隊部」。它還仿效共產黨的統戰策略，成立外圍組織「紅戰友」，吸收非「紅五類」社會階層的子女參加{42}。
造反派紅衞兵組織最初名叫「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衞兵」。該組織於8月24日宣布籌建，實際上是一個由一些自發的、各自為政的造反派學生小團體組成的鬆散聯盟，缺乏統一的組織形態和指揮系統。在如何看待校黨委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以勞元一為代表的「揭派」反對籠統地認定校黨委是「革」還是「保」，主張「揭」字當頭，「徹底揭露黨委的問題，至於黨委是甚麼派，揭出來再看」，認為「革命的揭不倒，不革命的一揭就倒，反革命的一揭就完」{43}；以譚啟泰、歐陽靖、安文江為代表的「罷官派」則認為校黨委的保皇面貌已經徹底暴露，堅決主張罷官；以胡守鈞為代表的「砸派」的政治立場更激進，認為「對一切黨委都要轟」，因此又被稱作「過激派」{44}。上述三派的組織規模大小不等，「揭派」人數最多，大約一千人左右，其中不少是黨團員，「罷官派」大約有百餘人，「砸派」大約只有幾十人。不過在8月至10月間面臨校黨委打壓和保守派紅衞兵圍攻的情況下，上述幾股造反派勢力常常協同行動，互相砥礪，具有相同的派性身份認同。
兩派紅衞兵組織出現後，第一次大規模正面交鋒是圍繞「八．二五」上海戲劇學院串聯事件展開的。8月24日深夜11點多，應上海戲劇學院造反派學生的請求，安文江率領復旦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學生一千四百多人前往該校，與保守派學生通宵辯論，至次日拂曉才鳴金收兵。這次串聯是文革運動開始以來上海高校造反派的第一次跨校聯合行動，立即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26日，復旦保守派紅衞兵出面召集大規模學習「十六條」{45}的講用會，與會者包括上海市委領導、復旦黨委領導、校內兩派成員和上海戲劇學院等上海高校師生代表。這次會議實際上是針對「八．二五」串聯事件的，其目的在於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市委負責人曹荻秋在會上發表講話，稱「八．二五」串聯事件中「既有人民內部矛盾，又有敵我矛盾」{46}。會後，復旦校園裏出現了不少大字報，說此次串聯活動是違背「十六條」的「反革命事件」。29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文章，暗示安文江等人是踐踏「十六條」的暴徒{47}。
對於曹荻秋的講話和保守派的指責，復旦造反派明確表示反對。他們不但在8月26日的講用會上堅稱「八．二五」串聯是「革命串聯」，是「一件大好事」，而且在會後貼出大字報〈毛澤東主義宣判我們無罪〉、〈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毛澤東主義宣判了保皇黨的死刑〉，進一步反駁對方的觀點，為自己的行為辯護{48}。進入9月以後，造反派學生又相繼貼出〈炮打罪魁禍首楊西光〉、〈堅決把復旦黨委拉下馬——揭開首批周予同的內幕〉、〈十萬個為甚麼〉等大字報，在繼續揭批校黨委的同時，還把矛頭指向了市委領導{49}。與此同時，一些赴北京串聯的造反派學生還整理出對於復旦文革若干問題的二十五條意見，直接遞交給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50}。不過直到10月初，復旦校園依然處於校黨委和保守派組織的控制之下。
四 「黑材料」問題浮出水面
在復旦黨委看來，那些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和系總支的師生都是「跳出來」的「活躍份子」，還認為這些人「不聽勸告」、「屢教不改」、「問題極其嚴重」，「性質不及『反動學生』，但已相距不遠」，運動後期應該予以處分{51}。因此，校黨委暗中指示政工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份子」對所謂「活躍份子」重點盯防，指定專人記錄後者的姓名，抄錄他們的大字報，繪製他們的活動網絡圖，並重點調查某些人的家庭背景、社會關係、個人履歷，揚言「運動後期見」{52}。上述活動後來被中央領導和造反派視為黨組織刻意收集「黑材料」（下詳）。基於1957年反右運動的歷史經驗，那些「活躍份子」深感不安，對校黨委的憤怒與恐懼有增無減，這為復旦文革運動的激進發展埋下伏筆。
9月底、10月初，毛澤東發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指出「資反路線」的具體表現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群眾」，並指出「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53}。5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國批轉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該文件稱某些軍隊領導機關和軍隊院校領導「壓制民主」，「打擊左派」，明確指示「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此外還宣布取消軍隊院校黨委對運動的領導權。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該文件並在批語中強調：「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54}。
中央的最新指示直接關乎復旦造反派師生的切身利益，使他們感恩涕零，鬥志彌堅。10月5日，以勞元一、馬立新{55}等人為首的「紅衞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紅革會」）宣告成立，這是復旦校園內第一個具有較完備組織形態的造反派組織。7日晚，新聞系二年級九名學生貼出大字報〈以王零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四十個為甚麼》前後〉，把鬥爭矛頭指向復旦黨委負責人{56}。8日下午，復旦正式傳達〈中央軍委緊急指示〉，沒過幾小時，新聞系的造反派學生接連發出兩道通令，敦促各級黨組織交出「黑材料」{57}。譚啟泰、歐陽靖、安文江等人也於當晚陸續貼出聲明，責令校黨委、系總支交出「黑材料」，給他們平反、恢復名譽。10日，「紅革會」發起全校性「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11日晚，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學院等十二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召集萬人大會，宣布給「八．二五」串聯事件及其參加者平反；同日，復旦造反派還貼出大字報〈我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當務之急是甚麼？〉，指出復旦運動的當務之急是「徹底揭露」、「徹底批判」「資反路線」{58}。17日，新聞系「八．一八戰鬥隊」向校黨委發出兩張通牒，勒令交出「黑材料」。18日，胡守鈞等造反派學生以「東方紅公社」的名義發布討伐復旦廣播台的檄文，宣布接管廣播台，標誌着復旦又一造反派組織成立。21日，以安文江為首的造反派組織「復旦大學紅衞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簡稱「三司」）宣告成立。
與造反派的反應截然相反，上海市委、復旦黨委、各系黨總支乃至許多普通黨員，對〈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宣布取消院校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深感詫異，難以接受{59}。為此，上海市委領導班子其他成員反覆與在中央開會的張春橋、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電話聯繫，核實中央指示精神{60}。在確認指示精神後，他們對上海的文革運動做出新的部署。\n根據上海市委指示，一方面，復旦黨委抓緊籌建以「群眾組織」面目出現的校系兩級文革運動領導機構，並打算讓一貫支持校黨委的蔡祖泉出任「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組組長，以便暗中繼續左右復旦運動的局勢。他們還指示屬下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做好準備，在沒有黨組織領導的情況下獨立工作{61}。另一方面，校黨委將收集、整理「黑材料」的問題定性為「機密」，將「誰洩露機密，就開除誰的黨籍」作為政治紀律，要求有關人員在面對造反派群眾時統一口徑，堅決否認存在「黑材料」{62}，並開始銷毀、轉移那些對自己不利的資料。10月19日，上海市委下達通知，要求復旦執行〈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停止黨委對文革的領導。當日，復旦黨委再次在全校黨員中展開「保密檢查」大行動，凡可能記錄了楊西光歷次全校大會報告的筆記本均在被檢查之列。與此同時，校內許多部門在10月之前遵照校黨委指示整理的「情況匯報」、「動態分析」等資料，要麼被焚毀，要麼被轉移{63}。
五 造反派公布〈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
雖然復旦黨委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但在群眾運動波濤洶湧的情況下出現一些小疏漏在所難免。這裏提到的〈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以下簡稱〈情況匯報〉），就是復旦幾次「保密檢查」行動中的漏網之魚。
這份署名「復旦團委會」的〈情況匯報〉，其實是一份匯報材料底稿，落款時間是1966年7月13日，主要記錄了當時復旦團支部書記以上幹部的思想動向。它將全校157名團幹部分為「左派」、「中間」、「糊塗」、「動搖」、「活躍份子」五類，並做了一些例舉說明。其中，「左派」能「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立場堅定，態度分明，大是大非問題分得清，能大膽揭發問題，工作積極主動，能夠帶動周圍同學一起投入運動」，「敢於向牛鬼蛇神開火，敢於揭發工作的缺點、錯誤」；「中間」份子「能聽黨的話，對於大是大非問題看得尚清楚，對黨的政策一般能領會，但態度不很堅決，工作有點畏難情緒，縮手縮腳，不敢大膽發表意見，也不善於團結群眾，做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因而在支部工作中所起作用不大」；「糊塗」份子「對文化革命的認識較差，覺悟較低，有許多糊塗觀點」，雖然反對「活躍份子」的看法，但又支持他們給校黨委貼大字報；「動搖」份子「不大聽黨組織的話，在重大問題上觀點搖擺不定，情緒變化較大，對黨組織有一定懷疑」；「活躍份子」則「站在與黨相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有的還在群眾中煽動，影響很壞」，「對掃除黨外牛鬼蛇神不感興趣，缺乏感情，但對揭黨內問題特別積極，搞非組織的活動，糾集一夥人，常開秘密會議，搜集黨支部、黨總支情況，打擊異己」。〈情況匯報〉還認定，團幹部中的「左派」有103人，佔65.5%；「糊塗」的有12人，佔7%；「動搖」的有8人，佔5%；「活躍份子」有5人，佔3%{64}。
〈情況匯報〉無疑是校團委向校黨委提交的內部工作報告。不料，因校團委負責人的疏忽，這份底稿被遺落在集體辦公場所，並最終落入造反派的手中{65}。如上所述，10月19日上海市委下達正式執行〈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通知，第二天，復旦新聞系造反派集結隊伍包圍校團委，要求校團委負責人交出整安文江等同學的「黑材料」。校團委負責人根據校黨委規定的統一口徑，堅稱「沒有黑材料」，甚或反唇相譏，要求造反派「拿出線索來，我們就交」{66}。作為回應，造反派當眾宣讀了〈情況匯報〉的內容{67}。這份材料的公布立即在復旦校園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全校性的大辯論接踵而至。
復旦黨委和保守派辯稱：一、〈情況匯報〉存在錯誤和缺點，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應予以嚴肅批判；二、這些看法完全是個別領導幹部的個人看法，復旦黨委並沒有以組織名義給這些同學扣帽子，也沒有在群眾中造成輿論，更沒有公開宣布「活躍份子」就是「反革命」；三、收集群眾的思想和行為動態屬正常工作，目的是對團幹部的情況心中有數，便於向上級匯報、反映情況；四、〈情況匯報〉存在的錯誤和缺點是局部性的，絕不能以偏概全，總體而言不能算作「黑材料」{68}。
造反派則認為：一、〈情況匯報〉是地地道道的「壓制革命」、打擊「左派」的「黑材料」，整理這份材料的目的就是為了「秋後算賬」；二、團委整理整群眾的材料絕不屬於團組織的正常工作職責，而是違背「十六條」和〈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行為。這絕非普通的認識問題，也不是一般的缺點、錯誤，而是嚴重的立場問題，屬方向性、路線性錯誤；三、〈情況匯報〉是一份綜合材料，圍繞這份綜合材料一定還有更多原始「黑材料」，而且一定存在一個嚴密的「特務網」，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追查；四、對於〈情況匯報〉不能等閒視之，要徹底揭發、批判；對於復旦黨委的「資反路線」，必須徹底挖根、徹底批判、徹底清除{69}。
〈情況匯報〉的公布，提供了復旦黨委執行「資反路線」的鐵證。接踵而至的大辯論，以及造反派以召集群眾大會、貼大字報、散發傳單等方式展開的宣傳戰，為他們贏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在兩派之間態度游移的師生開始慢慢向造反派靠攏。
六 「團委事件」
為了追查「黑材料」，造反派採取了更加激進的行動，在復旦名噪一時的「團委事件」{70}正式開始。10月20日，〈情況匯報〉公布的當天，新聞系「八．一八戰鬥隊」查封了團委辦公室；「紅革會」查封了文革籌備工作組辦公室以及各系黨總支辦公室；「紅聯會」{71}查封了「大隊部紅衞兵」的大隊部辦公室。21日傍晚，馬立新等人率「紅革會」成員約百餘人，包圍團委辦公大樓。22日，「紅革會」某骨幹為尋找「黑材料」，用斧頭砸開了團委的文件櫃。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部分造反派開始在團委辦公室門前靜坐示威，揚言「團委不交出黑材料，誓不離開團委」。24日，雖然開始下雨，但造反派繼續靜坐。他們的行動在校內外贏得了廣泛同情，愈來愈多的人加入靜坐行列。四百多名在市郊農村參加勞動的上海二十一中紅衞兵，也冒雨專程趕赴復旦「並肩戰鬥」{72}。
在復旦「團委事件」發生之時，周恩來於10月22日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了部分學校紅衞兵代表，並就所謂「黑材料」問題發表談話{73}：
我們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這樣些東西：第一、工作組對上級的報告；這些報告總把學生分成兩派，從一去就這樣做，揭工作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第二、排隊，排隊也不恰當嘛，排左中右。第三、檢討材料，讓被壓制的一方檢討。第四、對支持工作組的就叫他們供應材料。第五、出簡報，這種簡報有很大的傾向性，把反工作組的說成是反革命，把擁護工作組的都說成是好的。第六、工作組組員記的日記，記那些同志說甚麼
話……。第七、工作組會議記錄。據我調查，大體有這樣七類。
上述談話內容很快傳到上海，使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陷於被動處境。市委領導當然不敢違背中央的指示，但又覺得公布相關材料不利於維護群眾之間的團結，甚至會觸發更大的對立與衝突{74}，於是他們在同一天做出一個決定：「即請教育衞生部派人到復旦妥善解決，堅決遵照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辦理。材料銷毀，有關幹部應在運動中接受考驗。」{75}這個決定一方面旨在突顯上海市委堅決貫徹中央指示的姿態；另一方面希望能與復旦造反派達成某種妥協，由團委幹部出面承擔責任，以「銷毀」代替「追查」，盡量縮小〈情況匯報〉的「消極」影響。24日，楊西光召集復旦黨委和造反派負責人座談，表態說〈情況匯報〉將一些人稱為「動搖份子」和「活躍份子」，寫得不好，團委要向被列為「活躍份子」的五個人檢討{76}。26日，復旦黨委副書記在與造反派交涉時，重申了楊西光的看法{77}。
上述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的妥協姿態，與造反派提出的要求顯然存在巨大落差。團委辦公室門前的靜坐者堅持認為，復旦黨委應該按照〈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精神交出所有「黑材料」。來復旦串聯的北京紅衞兵也支持和鼓勵他們，說存在類似問題的北京等地早已滿足了造反派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團委辦公室門前的抗議示威行動開始升級。10月28日，兩位靜坐者發布了〈絕食聲明〉{78}。29日晚，這兩位靜坐者發出〈最後通牒〉，向校黨委提出更加苛刻的新要求：一、交出全部黨委委員、總支委員、指導員的姓名、職務、家庭出身材料；二、交出《紅纓槍》的全部底稿；三、交出所有黨委委員（包括楊西光）自1957年以來公開發表的全部報告、文章；四、要求楊西光、王零公開澄清前一階段揭發出來的問題。他們還限令校黨委負責人第二天早晨6點前答覆，否則就開始絕食{79}。30日上午，兩位靜坐者開始絕食。其他一些造反派學生陸續跟隨，一天之內絕食者驟增至二十一人。31日晚上，復旦和其他高校造反派約千餘人趕赴市委交涉，要求市委答覆上述四點要求{80}。
11月1日，復旦的絕食者增至二十八人（其中三名是來復旦串聯的外地學生），絕食時間最長者已達數十個小時，身體出現異常狀況。當天，造反派再次派代表趕赴市委，要求請示中央裁決。2日凌晨，總理辦公室發來電話指示，提到「各級黨組織應該把學生群眾中的排隊材料，整同學的材料交出來」，還提到黨委掌握的一些情況「也可以讓同學知道」{81}。據此，上海市委、復旦黨委立即與造反派簽署書面協議，同意〈最後通牒〉的要求；復旦黨委還當面允諾在4日24時前落實協議{82}。2日傍晚，在市委代表和復旦保衞科工作人員見證下，復旦造反派組織「紅革會」、「三司」、「東方紅公社」的代表和保守派組織「大隊部紅衞兵」、「赤衞隊」、「機關文革」的代表，一同給檔案室大門貼上封條。隨後，絕食學生撤離，造反派在團委辦公室門前召開大會慶祝「鬥爭勝利」。持續十四天之久的「團委事件」終告平息。
七 搶檔案事件
然而，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並沒有打算履行他們與造反派達成的協議。11月2日到4日的三天，楊西光繼續指揮復旦黨委「銷毀檔案和黑材料」{83}。與此同時，他們派人在檔案室門口增設了鐵絲網，在門窗上加裝了鐵柵欄，並派人在周圍站崗巡邏，加強守衞。此外，他們還暗中鼓動保守派師生起來「造反」，試圖製造上海市委和校黨委無力落實協議的假象{84}。2日和3日，「大隊部紅衞兵」在市少年宮前靜坐，抗議市委與造反派簽署「城下之盟」{85}。4日，「大隊部紅衞兵」所有戰鬥組全部出動，在校園內貼出許多大字報，指責校黨委執行了「資反路線」，批判調門比造反派更高{86}。
11月5日凌晨，到了落實協議的最後時限，復旦黨委只交出寥寥幾份楊西光及現任校黨委負責人自1957年以來的公開報告。面對造反派代表的質疑和抗議，一位校黨委成員不得不口頭答應馬上請上海市委派代表來復旦，共同啟封檔案室。不過，在造反派代表離開後，他並未兌現諾言。相當一部分復旦造反派覺得「文鬥」的辦法難以奏效，因而開始公開鼓吹「暴力革命」{87}。5日當天，造反派刊物《過河卒評論》第八期發表評論員文章〈暴力革命萬歲〉，宣稱「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耍陰謀，弄詭計，口蜜腹箭，出爾反爾，對抗中央指示，千方百計拒絕交出黑材料。我們就是來一場暴力革命！該封的封，該啟的啟，該查的就查，該搶的就搶！」{88}與此同時，「東方紅公社」與「三司」的一些激進份子秘密制訂了搶「黑材料」的行動方案。
11月7日，陳丕顯親自在上海大廈召集復旦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座談，希望他們顧全大局，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不要有過激行動。他還請造反派再寬限三天，以便他居中斡旋{89}。「紅革會」代表當場表態同意再等三天，暫不採取「革命行動」；「三司」代表最終也表示接受陳的建議，但態度極為勉強{90}。然而「東方紅公社」和「三司」中的激進份子獲悉座談會結果後，堅決表示不能再等。8日早上6時半左右，他們按照先前研擬的行動方案，集合數十人，趁着天色尚早、大多數人尚在睡夢中，拆除了檔案室後窗和西門的防護柵欄，分兩路進入檔案室。不過，他們還沒來得及查找「黑材料」，數百名政工幹部和保守派群眾即聞訊趕到現場。由於進入檔案室的造反派勢單力薄，寡不敵眾，幾十分鐘後全部被驅逐出去，搶檔案行動因而暫時受挫。
「紅革會」勤務組聞知衝突以後，一面派人帶隊包圍現場以圖控制局面，一面派勞元一和馬立新去找陳丕顯磋商。勞元一和馬立新整個上午多方奔走，直到中午都沒有找到陳丕顯和其他市委領導{91}。市委領導在這樣的緊要關頭避而不見，招致很多「紅革會」成員的不滿，促使他們轉而加入搶砸行動。與此同時，來自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水產學院、上海財經學院、上海機械學院、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等的造反派和許多赴滬串聯的外省（市）造反派也趕到現場，為搶砸行動吶喊助威。到了下午，檔案室周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造反派學生士氣大振，從東、西、樓頂三路對檔案室發起立體式攻擊，最終用大鐵錘擊穿了鋼筋混凝土平屋頂，從上面緣索而下，進入檔案室{92}。然而，令造反派大失所望的是，由於復旦黨委早已多次銷毀、轉移了運動最初幾個月裏整理的學生、教師及幹部的排隊材料，此時檔案室裏僅剩下普通人事檔案。
傍晚5時左右，上海市委緊急介入，向在場群眾提出如下要求：「（1）外校師生撤離，不參與此事；（2）建議有關各方按中央指示辦事，協商解決問題；（3）如果造反派堅持要搶，工人赤衞隊、大隊部紅衞兵應主動撤出，並鄭重向衝入檔案館的同志宣布，如有洩密，由他們負完全責任。」{93}隨後，復旦黨委成員和保守派撤離現場，檔案室處於造反派的控制之下。至此，復旦「黑材料」風潮落下帷幕。
八 結語
復旦文革初期運動情況和矛盾衝突已如上述。相信一般讀者在通讀本文之後，對前言中提到的兩個問題——即所謂「黑材料」究竟是甚麼？為甚麼造反派追查「黑材料」的和平籲請會最終演化為暴力搶砸？——的答案應該了然於胸。然而，本文的歷史敍事並未很好地回答另外兩個問題——即為甚麼那些曾經受到黨委打壓的人緊緊揪住「黑材料」問題不放？為甚麼基層黨委堅決不肯交出「黑材料」？要很好地理解和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全面、深入地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制度。其中有兩個要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任何社會共同體（community）的背後，都存在一個旨在使分散的個體凝聚成統一整體的社會身份系統。它的基本功能是「分類」（category，在哲學術語中被譯為「範疇」），「即根據一定的標準劃分出不同的社會角色，通過賦予不同角色不同的『權利—義務』資源，從而在等級差屬的網絡中形成『支配—服從』的社會秩序」{94}。政治確立和維護某種身份系統，是為了使社會的某一部分比其餘的部分獲得較優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國家的、黨派的等等）要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員爭取比其他群體更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體中，某些身份又比其他身份更優越{95}。在這個意義上，「身份」的確就是「政治」。毛時代的中國也不例外。當時中國的社會身份系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為基礎，它不但將社會公眾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個大類，而且還在「人民」內部劃分出「幹部」、「群眾」、「積極份子」、「中間份子」、「落後份子」等不同等級。以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這種社會身份系統的實際功用，就是「按照階級標籤（成份）對人進行的排序，創造了報酬與機會的分配結構」{96}。
其次，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由各級黨政機關編制和保存的個人檔案，在確定個人社會身份、強化社會控制方面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梅斯納（Maurice Meisner）曾經指出，即使經歷了1950年代前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後，「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依然具有巨大影響{97}：
在黨的機構和公安機關的卷宗裏，每個公民的階級成份和政治結論都正式地記錄在他們的檔案裏。雖然在社會現實中，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等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從前曾是那些階級的成員的人（及其子女）還是被正式標示出來。根據黨的政治需要，可能有時強調，有時不強調官方記錄的階級出身和依據黨對每個人政治歷史和行為所作的評價的複雜多變的政治成份體系。
所以，要保住個人已有的社會地位和各種權益，就必須保持個人政治記錄的清白。不但一般群眾如此，各級黨員幹部亦如此。
有必要指出的是，只要能夠得到多數社會群體的認可，借助社會身份差異和歧視性的個人檔案制度構建某種社會政治秩序，這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就是建立在上述兩個基礎之上的。然而，文革運動的弔詭之處在於，它將原本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利益的兩個社會群體（中國大學生群體和各級黨委領導幹部群體）置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並使雙方同時面臨社會身份重置的風險。這樣，所謂「黑材料」的極端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文革期間的在校大學生群體無疑是1949年以後社會政治體制的受益者，復旦大學的學生更是大學生群體中的佼佼者。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每個人都有着光明燦爛的未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黨團員和「政治積極份子」）在文革初期響應中央號召起來「造反」，無非是想迎合當下的政治潮流，使自己獲得更高的政治得分，當然無法容忍別人對他們的行為及其動因做出負面定性，更無法容忍因這樣的負面定性對其社會身份造成不良影響。換言之，「為自保亦為發展」，這正是他們執著地要求追查「黑材料」的原因{98}。從前述〈情況匯報〉的爭論中，可見造反派特別在意的也是「秋後算賬」的風險。
同樣，中共各級領導幹部不但是1949年以後社會政治體制的最大受益者，更是這種社會體制賴以存在的柱石，他們的個人利益與黨的整體利益高度重合。他們作為黨的化身實施社會管理功能，決定着屬下所有人的社會身份認定與升遷。1957年的反右運動進一步確認和強化了他們的領導地位，因而他們無法容忍來自其屬下的任何質疑和挑戰。他們在文革初期派人整理「活躍份子」的「黑材料」，本質上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組織行為，目的在於捍衞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然而，令他們難以預料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後來卻將鬥爭矛頭指向各級黨組織。作為一個黨員，黨性要求他們始終與黨的領袖保持一致，但毛公開支持造反派攻擊各級黨委，使他們陷入被動處境。此前針對造反派的種種措施，原本旨在顯示他們對革命的忠誠，此時卻成為「鎮壓革命」的罪證。一旦這些罪行坐實，他們便會失去優越的社會身份。在復旦的案例中，在〈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發布以後，他們因而堅決否認「黑材料」的存在，並大量銷毀和轉移「黑材料」。
從這個角度來看，文革初期復旦校園裏的政治紛爭，誠如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是一場「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99}。復旦「黑材料」風潮的來龍去脈，展現出文革初期存在於中央領導層、基層黨組織及廣大群眾之間複雜互動的歷史圖景；而圍繞「黑材料」而發生的社會衝突的實質，正在於不同群體對彼此「社會身份」重設權的爭奪。
註釋
1 各地黨組織給這類群眾定的具體罪名花樣繁多，諸如「右派份子」、「游魚」、「反革命份子」、「反黨份子」、「黑幫份子」、「活躍份子」等等，但其實質內涵都是「反黨」。
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99；印紅標：〈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運動的興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號，頁61-68；樊建政：〈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研究：以復旦為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出站報告，2014）。
3 〈陳丕顯同志接見復旦大學紅衞兵八位同學談話〉（1966年11月10日），載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縱隊編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翻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負責人言論集》（1967年1月），頁37；原復旦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余子道訪談，上海，2014年3月28日；原復旦中文系教師陸士清訪談，上海，2015年6月12日。
4 王零（1918-2010），安徽潛山人，1939年入黨，曾任新四軍軍部作戰參謀，建國後長期擔任復旦黨委領導班子成員，1965年10月起任復旦代理書記。
5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油印件（1966年9月8日），頁1；徐振保、樊建政：〈我和《復旦文革大字報選》〉，《鍾山風雨》，2013年第4期，頁44-47。
6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復旦歷史系教授，著名經學史家。1965年12月因公開批評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獲罪，1966年4月被定為重點批判的「反動學術權威」。
7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陽人，復旦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因提出「無差別境界」論等學術觀點，自1960年起就遭到批判。後因公開批評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4月被定為重點批判的「反動學術權威」。
8 〈紅纓槍十論追窮寇〉（1966年6月14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油印件，第一、二合輯（1967年4月），頁3-12。
9、20、23、30、34、38、42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5；29-30；62；63；64；65；69。
10 朱東潤（1896-1988），江蘇泰興人，復旦中文系教授，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
11 吳斐丹（1907-1981），浙江義烏人，復旦經濟系教授，經濟學家、人口理論家。
12 蘇步青（1902-2004），浙江平陽人，復旦數學系教授，著名數學家。
13 談家楨（1909-2008），浙江寧波人，復旦生物系教授，著名遺傳學家。
14 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50；何碧輝：〈追憶陳傳綱同志〉，《校史通訊》（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總第72期（2011年4月25日），第4版。
15 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共產黨員，是復旦黨委培養的工人專家、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標兵，曾任復旦黨委委員。
16 〈復旦黨委是資產階級保皇黨嗎？——三評譚啟泰、歐陽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23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69。
17 〈「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1966年6月20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
18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
19；〈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1966年6月20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5。
19、21、25、35、40、49、56 「心向黨」戰鬥小組編，生物系「赤衞隊」翻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頁9；13；4-5；21；23；36-37；44。
22 〈評《紅纓槍》的十論「追窮寇」〉（1966年7月6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2-29；雷群明：〈復旦日記355、《紅纓槍》的討論〉（2015年6月16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7d7fd0102vlmm.html。
24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8；〈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11日晨），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55。
26 〈對復旦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9月19日）、〈以王零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四十個為甚麼》前後〉（1966年10月），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58-62、194-205。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601-603。
28 朱永嘉：《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頁76。
29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63；江帆：〈見證復旦園「追窮寇」〉，《民間歷史》，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
31 〈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頁54-67。
32 〈十人電文〉（1966年8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76。
33 〈緊急呼籲〉（1966年8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80。
36 〈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頁63；〈重炮猛轟復旦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載復旦大學紅衞兵革命委員會大字報選工作組編印：《向復旦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字報選）》，油印件，第一輯（1966年11月26日），無頁碼。
37 〈馬學鴻、李元、錢乃榮在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挑釁〉（1966年8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80。
39 〈1976人電文〉（1966年8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76。
41 〈評《紅纓槍》——再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23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83-97。
43 紅衞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復旦大學外文系勞元一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在大禮堂召開的「學習十六條講用會上的發言」》，油印件（1966年10月16日），頁3。
44 〈「東方紅公社」概況〉，載《復旦大學「文化大革命」期間各造反組織的概況》，手抄件（編者不詳，1986年5月），頁52，李遜提供；余子道訪談，上海，2012年11月23日。
45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涉及到十六個具體議題，所以被各界簡稱為「十六條」。
46 〈曹荻秋講話〉（1966年8月26日晚），載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編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翻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1966年12月），頁22-24。
47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五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頁306；〈上海紅衞兵以最大革命熱情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像解放軍那樣做毛主席好戰士〉，《解放日報》，第6277號（1966年8月29日），第1版。
48 〈毛澤東主義宣判我們無罪〉（1966年8月27日）、〈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1966年8月3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19-20、120-22；〈毛澤東主義宣判了保皇黨的死刑〉（1966年8月31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油印件，第一輯（1968年4月），頁120-21。
50 〈對復旦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意見〉，頁158。
51 余子道訪談，上海，2012年10月11日。
52 〈對復旦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意見〉，頁159-60；復旦大學「游擊隊」戰鬥組、「赤衞隊」戰鬥組：《看幕後幹了甚麼》，油印件（1966年10月27日），無頁碼；余子道：《認罪服罪，重新做人——我的主要罪行的交代檢查》，手抄件原件（1969年2月22日），頁19；復旦黨委前組織部長李慶雲訪談，上海，2014年6月30日；原紅衞兵復旦大學大隊負責人王鶴鳴訪談，上海，2013年3月29日。
53 〈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1966年10月1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內部發行，1988），頁129-31。
54 〈中共中央批發中央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2-33。
55 馬立新（1941-），山東人，貧農出身，復旦哲學系1962級學生。1966年6月中旬，受復旦黨委調派參加復旦二附中工作隊，7月底造反。
57、66、67 〈鐵證如山，休想抵賴〉（1966年10月2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19-20；219；219。
58 〈我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當務之急是甚麼？〉（1966年10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87-91。
59 余子道訪談，上海，2012年11月23日。
60 〈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同志在十月二十日講話紀要〉（1966年10月20日），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負責人言論集》，頁2。
61 「史紅」戰鬥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油印件（1968年4月），頁30-34；「飛將軍」戰鬥組：《中文系黨總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大罪狀》，油印件（1966年11月16日），無頁碼。
62 「史紅」戰鬥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33；黃拔泉：〈「打倒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罪魁禍首是劉少奇〉，《紅衞東》（共青團上海市委機關紅衞東造反兵團編輯室），第8期（1967年5月16日），頁17；李慶雲訪談，上海，2014年6月30日。
63 〈楊西光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紅衞戰報》（紅衞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衞兵上海司令部），第12期（1966年12月28日），第5版；余子道：《認罪服罪，重新做人》，頁19；李慶雲訪談，上海，2014年6月30日。
64 〈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1966年7月13日），載復旦大學革命造反臨時指揮部火線宣傳組編印：《〈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批判集》，油印件（1966年11月），無頁碼。該件沒有說明「中間」份子的人數和百分比。
65、70 《關於團委事件》，手抄件，頁2；1。該件由余子道提供，是復旦大學官方於1980年代中期進行的關於文革期間復旦重大事件的清查、處理結論。
68 〈再論團委關於「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決不是黑材料〉（1966年10月23日），載《〈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批判集》；復旦大學哲學系「紅色近衞軍」編：《復旦大學紅衞兵革命委員會與紅衞兵大隊主要分歧》，油印件（1966年11月7日），頁3-4。
69 〈再論《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就是黑材料〉（1966年10月25日），載《〈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批判集》；國際政治系四年級「子弟兵」、「鬥批改」戰鬥組：《致各系黨總支和政治指導員》，油印件（1966年11月2日），無頁碼。
71 「紅聯會」的全稱為「紅衞兵復旦大隊革命造反串聯會」，由復旦部分「大隊部紅衞兵」倒戈造反而成立的造反派組織，1966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主要負責人是復旦政治系1963級學生金應忠。
72 〈站在最前線——記復旦革命造反派為捍衞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英勇奮戰的日日夜夜〉，《紅衞戰報》，第3期（1966年10月29日），第4版。
73 〈周總理在部分紅衞兵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2日），載《〈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批判集》；又載首都大專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隊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長講話選編》，第二集（1966年12月），頁39-40。
74 余子道訪談，上海，2014年3月26日；李慶雲訪談，上海，2014年6月30日。
75 〈市委負責同志對我校處理有關黑材料的指示〉（1966年10月22日），載《〈學生團幹部情況匯報〉批判集》。
76 〈從團委門前的鬥爭看復旦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6年11月5日），載《向復旦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字報選）》，第一輯。
77 許道明：《挽歌的節拍：復旦紀事（1964-1970）》（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頁163-64。
78 〈絕食聲明〉（1966年10月28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52。
79 〈最後通牒〉（1966年10月29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油印件，第二輯（1967年5月），頁65。
80 〈王少庸十月三十一日與同濟「東方紅」兵團代表座談時的講話〉（1966年10月31日），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負責人言論集》，頁14-16。
81 〈總理辦公室電話指示〉（1966年11月2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54。
82 「過河卒」戰鬥組：〈我校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續編）〉，載《向復旦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字報選）》，第一輯；〈紅衞兵復旦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東方紅公社關於檢查機要室的聯合聲明〉（1966年11月8日晨），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74-75。
83 〈楊西光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第5版。
84 王鶴鳴訪談，上海，2013年3月29日。
85 「過河卒」戰鬥組：〈我校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續編）〉。
86 紅衞兵復旦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撼山易，撼「一一．八」革命精神難——兼駁〈十一月八日復旦大學校園內發生了甚麼？〉》，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頁4。
87 《袁偉生日記》，原件（1966年11月11日），無頁碼；許道明：《挽歌的節拍》，頁165。
88 〈暴力革命萬歲〉（1966年11月5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二輯，頁69-70。
89 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記（一九六六年）（草稿）》，油印件（1984年前後），頁30；馬立新訪談，南京，2013年8月25日。
90 〈分歧從何而來——與紅革會某些領導人談論幾個問題〉（1967年1月12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油印件，第三輯（1968年4月），頁57-58；馬立新訪談，南京，2013年8月25日。
91 馬立新訪談，南京，2013年8月25日；馬立新電話訪談，上海，2014年2月16日。
92 〈十一月八日事件的由來和主要經過〉，《紅色造反報》（復旦大學新聞系中南海警衞兵團），第8期（1966年11月9日），第１版；〈十一月八日復旦大學校園內發生了甚麼？〉（1966年11月8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92-99。
93 〈嚴峻的考驗——記復旦大學「一一．八」事件中保衞檔案的人們（報告文學）〉（1966年11月14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二輯，頁95。
94 蕭延中：〈新中國「政治身份」重建的深層理念——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觀片論〉，《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2期，頁13。
95 Peter du Preez,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deology and the Human Im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1-2.
96 王紹光著，王紅續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32。
97 梅斯納（Maurice Meisner）著，張瑛等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頁359。
98 復旦大學「游擊隊」戰鬥組、「赤衛隊」戰鬥組：《看幕後幹了甚麼》；許道明：《挽歌的節拍》，頁162。
99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俞金堯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樊建政 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http://www.cuhk.edu.hk/…/…/media/articles/c155-201602017.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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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8 23: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