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熹：怀念邵以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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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生活》复刊的前前后后
——怀念邵以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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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fdaily.com  2014-06-12 14:40  稿件来源:支部生活

　　郭昌熹

　　从一开始邵以华同志就向我们提出，复刊后《支部生活》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力戒报道表面化、一般化，要深入、细致地深深扎根于党的肌体内部，去发现问题，发现典型，选取报道题材，这就要求改变我们的采访作风、工作作风；在报道内容上要精心选题，精心写作，要把正反面文章都要写好；在文风上要朴实，要通俗，要力求吸引人

　　冬天的冰雪严寒，怎能阻挡春天的前进步伐！“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终于在1980年4月，由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重新出版。

　　（一）

　　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决定将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刊物同《解放日报》“党的生活”编辑组合并，创办上海《支部生活》，由老市长陈毅同志题写刊名。编辑部迁至康平路市委大院附近，由市委办公厅直接领导，丁柯同志任办公厅副主任兼编辑部主任。创刊仅两年，《支部生活》在全市就已家喻户晓，人们称赞它为“不见面的支部书记”、“不开口的政治指导员”。订阅《支部生活》成了要求进步的象征，人人羡慕。1956年发行量已高达100多万份，加上党内科级以上干部订阅的《党的生活》及《未及发表的信稿》各20万份，总发行量达到140多万份。

　　“文化大革命”中，《支部生活》被造反派斥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传声筒”等。1966年底，一纸“勒令停刊”的大字报，贴在编辑部门口，从此被“造反派”夺了权；后来被迫于1971年4月宣布停刊。

　　1980年4月，市委重新复刊《支部生活》的决定传到《解放日报》时，报社党委非常重视，决定由邵以华同志负责组建编辑部班子。

　　我当时正在工交财贸部任记者，是中青年干部培养对象。但是当邵以华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参与《支部生活》复刊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是因为《支部生活》给我的良好印象，二是听说参与的还有龚心瀚、敬元勋、王一鲁等同志，大家年轻又志同道合，何不一起干一场。

　　《解放日报》党委将汉口路309号大楼三楼两大间最好的房间，提供给我们作编辑部办公用。我过去一看，除邵以华外，龚心瀚、王一鲁的办公桌都已搬过去了，我随即也搬了过去。奇怪的是，我们的办公桌都被安排在东面靠窗的光线最好的位置，唯独邵以华的办公桌放在大房间的角落，他说：“我夜班做惯了，习惯于白天开灯看稿。你们年轻，需要光线好一点的地方。”

　　5月6日，《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同志，召集我们几个人专门开了一次《支部生活》筹备会，他说：“《支部生活》是党的事业，请大家一定要把它当作党的事业去办好。现在全市有71万党员，其中‘文革’中入党的就有28万。在当前‘拨乱反正’中，非常需要这个‘不见面的支部书记’！”

　　重新复刊的《支部生活》应该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这是邵以华同志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根据他的布置，我们在5月下旬分别召开了工业系统和各区县通讯员座谈会。许多通讯员听说市委决定复刊《支部生活》，都感到非常地兴奋、鼓舞。他们从办刊方针、刊物内容、栏目的设计以及发行和刊物的大小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也使得我们对未来刊物面目的想法比过去更清晰了。

　　（二）

　　有一天，邵以华同志找龚心瀚和我谈话，说：“全国党刊工作会议将于6月10日在大连召开，经报社党委同意，派你们两人参加会议。”

　　我们两人都被吓呆了！明明是你邵以华在主持《支部生活》的筹办工作，怎么叫我们两个年轻人前去参加全国工作会议呢？“不要紧，同去的还有原《支部生活》总编辑丁柯同志，他是作为大会的特邀代表出席会议的。”他补充说道，似乎在给我们两个壮胆。

　　临行前，他用了几个晚上，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大会发言稿，并确定由龚心瀚同志代表发言。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这次全国党刊工作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范围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党刊会议，由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社主办。出席会议的有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单位，共88位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我们在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刊应该怎样办？

　　我们在会议的前一天抵达大连。辽宁《共产党员》的总编辑汤光武同志和丁柯同志是早已相识的老朋友。当丁柯同志把龚心瀚和我介绍给他时，汤光武同志透过他那深度的近视眼镜，将我们好好地审视了半天，然后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我们紧紧地拉到了他的面前，大声赞叹地说：“好啊！上海《支部生活》的领导真有远见，把两位年轻的接班人派来了！”晚上，他还特意来到我们的房间慰问说：“你们两位是出席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你们给我们的会议增添了生气！”

　　大会开始后，中央部委的有关领导在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近期有关党建工作的指示。在会上，龚心瀚同志代表上海《支部生活》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办刊设想。由于“文革”前老《支部生活》给人们的深刻影响，以及特邀代表丁柯同志在大会上系统的办刊经验介绍，使得他们对未来上海《支部生活》的出版报以厚望。

　　（三）

　　从大连开会返沪后，邵以华同志立即安排我们将会议精神向《解放日报》党委汇报，在《支部生活》筹备组进行传达，鼓舞了大家的办刊热情。

　　6月底7月初，邵以华同志根据抽调人员报到情况，对大家进行了分工，决定成立编辑小组、经济报道小组、上层建筑报道小组等三个小组。经过“文革”洗礼后新生的《支部生活》，就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步孕育、发芽。

　　从一开始邵以华同志就向我们提出，复刊后《支部生活》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力戒报道表面化、一般化，要深入、细致地深深扎根于党的肌体内部，去发现问题，发现典型，选取报道题材，这就要求改变我们的采访作风、工作作风；在报道内容上要精心选题，精心写作，要把正反面文章都要写好；在文风上要朴实，要通俗，要力求吸引人。

　　方向和任务明确后，各人都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因为我们的采访方法和写作风格，十数年来在老轨道上走惯了，一下改过来谈何容易。因此，每当我们把稿件送到邵以华桌上时，内心总提心吊胆！

　　“不行！不理想！相差很远！……”他摇头叹息。然后，不厌其烦地把我们一个个找来谈心、分析。一丝不苟的精神，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修改，一遍又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

　　就这样，我们在经过七、八月两次试刊的基础上，“文革”后新生的上海《支部生活》终于在1980年10月6日与读者见面了。报社的老领导魏克明同志看了刊物后，高兴地说：“第一炮打响了！”第一期邮局上报订阅数就达35万份！11月又上升到36万份！

　　为庆祝《支部生活》重新出版一周年，1981年9月下旬，《解放日报》党委会专门开会听取《支部生活》编辑部工作汇报。王维同志指示，要举办一个大型纪念重新出版一周年座谈会，邀请市委领导同志参加。10月8日这天，上海文艺会堂里鲜花锦簇，布置得庄严、热烈而隆重，市委领导胡立教、钟民、陈沂，以及报社领导悉数光临。领导们充分肯定了《支部生活》初战的成绩，增强了我们办好《支部生活》的信心。

　　一年多来，邵以华同志为《支部生活》复刊付出大量心血。办公室一隅那黄色的灯光下，总弥漫着阵阵灰白色烟雾，俯身在办公桌前的他，不是在看稿，就是找人谈话。他的肺气肿愈发严重了，咳嗽声越来越沉重。在庆祝《支部生活》复刊一周年座谈会上，尽管体力不支，但他还是亲自坚持作了复刊一年的工作汇报。会后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后因积劳成疾，于1983年不幸逝世。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科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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