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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記憶像一條路軌，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大埔戲院街是條小街，區外人大都不認識，但對我們一眾頑童，接連着的仁興街、瑞安街都是兒童遊樂場，顯要的建築物是鄉事委員會大樓。小時候精力旺盛，我們放學後都會在那裏追逐嬉戲，父母總是很放心，有時會給我們一兩毫零用錢，累了，會跑到洪記士多買維他奶、餅乾填肚子。
一直以為自己的記憶完整，直至事件發生的四十六年以後，才知道有一塊失去了。
已經忘掉的小街回到記憶裏，「洪記士多」原來上過要聞版，店內的酒樽、醬油、罐頭食品曾經被震得從木架上倒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明報》社論，標題為「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炸郵政局、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
原來童年住過的小區是六七暴動第一個炸彈現場，對此一無所知；採訪了一年多以後才從舊報章找到這一頁。
《明報》要聞標題是：「臂章客擲彈縱火 爆破大埔鄉公所」。內文記錄大埔鄉事委員會支持政府鎮壓暴亂，惹來左派人士不滿。他們將計時炸彈從外面拋入，剛好丟在會議室主席座位下，幸而會議臨時改期，與會人士逃過一劫。
六七暴動那年我五歲，對這歷史沒有印象。爸爸常提及香港滿地菠蘿。每次說完總會加一句：「好恐怖！銀行擠提啦。」接着總是欲言又止，再強調——千萬不要關心政治。
父親於一九九五年去世，終年九十歲。他曾經是十九路軍，參與抗日，戰後又顛沛流離，不關心政治是生存之道。
遺忘與遺失
2012年9月我遇上了「反英抗暴」參與者，他們大部分是六七少年犯，自稱YP（Young Prisoner）。
今天接近七十歲的老人家，當年是十五、十六歲的少年人。他們熱情單純，相信領導、熱愛毛澤東。緊跟號召上街，參加「飛行集會」（即如今的快閃），印製、收藏並散發傳單。一些積極的，更被挑選為炸彈隊，將炸彈投向警車、警署或普通市民，要將港英管治打亂，更揚言要推翻政府。
他們相信「革命要有犧牲」，為了「祖國的尊嚴」即使被捕仍堅守「三不原則」——不上證人台、不聘請律師、不答辯，否定港英政府管治。
為了了解他們的故事，聽完故事後我於2013年春開始在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漫長的尋覓。
「閱覽室將於五分鐘之後關閉，請記住將借閱的參考資料歸還去服務台，同取回存放在儲物櫃內的個人物品。」採訪、查證、拍攝。2013年初至8月下旬，歷史檔案館恍如另一個家。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五時四十五分閉館前都會聽到這段錄音。
不過這一次不再是遺忘，而是遺失。
翻查6月5日的工作日記有以下記述：「從1967 Riots到1967 Disturbances，約有110個檔案。順利的話，一天可搜尋約20個，但大部分可以即日退還，因為內容虛泛，即使以prison or prisoners, annual report, press reports, complaints from prisoners命名俱是廢料。」
內容包括：「各監房主管休假紀錄；某英國官員訪港路線及活動。囚犯方面，某南亞裔殺人紀錄；路人不守法過馬路，他的詳細犯案過程。某殺人犯家庭調查及求情信等，一般和67無關，只是發生在六七年。」
更可怕是文件檔案已破破落落，暴動影像更是完整地消失。無論如何搜尋，只剩下無關痛癢的21秒，和英國國家檔案館完整的藏庫形成強烈對比。
起初訪問的是六七少年犯，納悶於無法找到犯案細節。當時已從六七研究者張家偉處借來一箱從英國訂回來的解密檔案，看到紀錄的本來面目。把心一橫，先放下六七暴動，找一九五六年右派暴動的檔案。
很意外，五六暴動的資料完整得多，不單可以找到左派工會申領賠償的記錄，還可以從犯人家屬寫給感化院院長的信中，看到犯人在獄中的表現，他因而獲得減刑，連案情都因此文件存留而略知一二。
六七暴動入獄者眾，他們是來自工會、機構、學校或其他背景？他們在獄中表現如何？有多少是今天的當權者？具體案情背後和我採訪的有多大出入？這些謎團在檔案館文件中無法解答。能找到的都是外圍證辭，例如監獄長那文於風暴後期對工作人員的讚語，右派工會為打死左派工友李安的三警求情信，沒有公眾熟悉的人物身影。
查證是事件過去四十六年以後，歷史檔案館大樓以國際標準建造，樓高十層，除了檔案庫、閱覽室，還有專責部門處理檔案鑒定、整理、保護與修復。在這裏事事按程序，每一份的文件申請拍攝都要查核年期或禁令，批准拍攝後要由工作人員全程陪伴。閱覽室天花板安裝的四部攝錄機又長時間操作，監視借閱資料人士的一舉一動。
那幾個月的日夜翻查，最後整理出四十個檔案。記錄的不是有什麼，而是缺什麼？
為何關鍵詞聯不上關鍵事件？這裏用暴動起點「新蒲崗膠花廠」做例子。檔案名為「Flatted Factories San Po Kong」，裏面有六四、六五，六八、六九，新蒲崗工廠建設的各項消息，連建築成本都有記錄，獨獨沒有六七年。
紀錄片推倒重來，是因為吳荻舟
2012年秋天開始接觸六七少年犯，翌年發現暴動影像從缺，開始從海外尋覓洽購，過程漫長、波折重重。
部分左派經歷者在「佔領中環」商議期間獲中聯辦召喚，先往深圳舉行集思營，由中聯辦官員親自介紹最新國際形勢，又指佔中運動有外國勢力入侵，需要他們這樣的資深愛國人士協助。2014年8月，「六七動力研究社」揮舞旗幟，加入周融號召的「817反佔中大遊行」，是四十多年來首次回到建制陣營。
本來擴闊範圍至不同光譜人士的採訪，在製作兩年半後可以完工。但吳荻舟先生的《67筆記》令我將紀錄片推倒重來。
我們不認識的吳荻舟，1950至1962年是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負責文化、新聞、電影、出版。公開的身分包括《華商報》讀者版編輯、招商局顧問及《文匯報》社長，吳荻舟在香港的活動，重要任務之一是統戰。由右派發動的五六暴動，他是港共最高領導，坐鎮中國銀行八樓聯合辦公室，和港英政府談判，又指示左派陣營各項應變措施。
吳荻舟六二年調回北京後，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反英抗暴期間，針對香港形勢變化組成的「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有外辦、外交部同中央調查部人員。吳荻舟擔任「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
面對中央文革及造反派層出不窮的衝擊，總理周恩來非常被動。但對於反英抗暴，總理一直知情，吳荻舟帶在身邊，記錄開會重點的《67筆記》，是重要歷史紀錄。這本筆記不及巴掌般大，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僅存84頁，記錄「港辦」由1967年5月26日至8月8日之間的開會重點。
對於港英政府在5月22日的鎮壓行動，港澳工委將調子大大提高，新華社發稿指摘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是「大屠殺」和「血腥大鎮壓」。周恩來經外交部查證，知道無人被打死，幾個人被打傷，質問怎能算是「大屠殺」？又指摘有人迫中央上馬，感慨當時迫中央上馬的事實在太多了。
《67筆記》記錄了總理5月27日在北京聽取匯報（其中寫24日是筆誤）。周恩來指示：「我們既不和英國打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樣是強調過頭。」他又重申不能在香港打仗，這只能是群眾運動，還要有理有利有節，政府絕不參與。
當天港澳工委最高領導梁威林有份出席會議，不過從後來的發展看到，港澳工委及指揮部若干領導頭腦發熱，從抗暴到動員，各種行動都過了頭，違背了周總理的治港方針。其中最可怕的是六月下旬被吳荻舟阻止送往香港的700打，共8400把甘蔗刀。這批甘蔗刀以華潤總經理名義訂購，當時已經運抵深圳，若成功通過海關，將會派給學生及工人遊行示威時使用。
讀到筆記的這個部分，感到左盲之瘋狂完全不顧別人性命。吳荻舟女兒吳輝多年後整理父親遺物才看甘蔗刀這段，她說：「群眾當時已經是失控狀態，事隔幾十年，四十多年，仍然是驚心動魄。很血腥，令人毛管直豎。」
「反英抗暴」是正確方針的最嚴重衝擊和干擾
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提及「反英抗暴」，指出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六七暴動vs.2017，左盲回頭了。
民選議員羅冠聰赴台出席活動時在機場被黑社會襲擊，回港時也被「愛國人士」包圍，衣服破損，傷痕纍纍。《環球時報》社評指動粗者「浩然正氣，誠意動人。他們一不求官，二不逐利，一切為了信仰，心懷赤子之情。」\n這些文字異常熟悉，只是時空轉換，人物交替。
六七暴動五十周年，想起《一九八四》的名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香港中史科來勢洶洶，強勢殺進校園。大陸教育部已將「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我們的歷史，要由自己來守護。
《消失的檔案》現正與一些影展進行洽談，希望讓影片可以接觸更大觀眾，並正積極籌辦社區放映，如有意捐助經費，可將捐款傳入恒生銀行戶口：789-625720-883「人文影像工作室有限公司/ Studio for Public Humanities Ltd」
文﹕羅恩惠
圖﹕羅恩惠、檔案處資料、受訪者提供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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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21: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