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摩登”：新上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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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9日，“上海史研究：新视野、新方法、新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3层多功能厅召开。上午9时，大会开幕，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教授先后致辞。


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上海史研究学者张济顺教授发表题为《红色摩登：上海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的主旨演说。我们根据张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成文字，现在发布出来，以飨读者诸君。


之所以将“红色摩登”作为上海史叙述的另一种可能加以探讨，不仅因为前一段围绕拙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革命与摩登”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始终萦绕脑际，更是想寻找这个史学话题对中国革命重返上海史可能产生的价值。

张济顺教授的上海史新著，一问世，就轰动史学界，好评如潮。


如大家所知，上海史摆脱“革命史观的重负”（叶文心《上海繁华》）已久。上海史的“轻装上阵”，曾经带来上海史，特别是上海社会文化史乃至城市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但越来越“精细化”的研究似乎也将上海史带入一个重复和饱和的学术平台，确实到了要以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做新的突破的时候了。中国革命（而非过去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在新的意义上的回归，“或许既能为城市史提供一个新的可能的出路，也能为革命史加入一个新的维度”（董玥《走出区域研究》）

2015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13层多功能厅。主席台嘉宾，从左至右，依次是熊月之、沈祖炜、黄洋、金冲及、瓦格纳、叶文心、张济顺。


这个学术发展问题有待于艰难探索。这里就一项酝酿中的研究“摩登的迁移：上海文艺女青年的革命文化之旅”，抽取出一些框架性的思路，既作为“预研究”，更是来“投石问路”。


这项研究的视角，是行走于“都市-乡村-都市”革命文化之旅的两位文艺青年。他们从上海左翼话剧舞台起步，经由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出生入死，最终又回到上海，进入电影界。




1930年代上海摩登女郎的时装秀



在这样一个循环迁徙之中，他们经历了一次次革命与政治的洗练，实现了从都市摩登青年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蜕变。在上海文化人中间，如他们这样的人生历程决非个别，选取他们为研究个案，除了资料上的原因，学术上的考虑便是想研究“中层人物”，虽非无名小卒，亦非名流大家，他们可能更加能够反映这个革命旅程中一群人的常态。


这项研究旨在质疑“去摩登”的革命化叙事，将上海史的这个维度加入革命史，探讨“上海摩登”之重构和中国革命之再阐释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15年12月19日，上海史国际会议现场


这个研究讲述的是两个都市青年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革命之旅，从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中，去描述“上海摩登”通过日常各种细小的管道向革命迁移：他们一面努力向‘亭子间’作彻底告别，一面又将都市舞台的文明大戏搬到土台子上煤气灯下；一面老老实实、毕恭毕敬甘当“大老粗”的学生，一面又是众人追捧的“苏中名旦”，“战地明星”。

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女青年：高女士与李坚贞


一面是入党“门难进”，组织“考验”不断，政治上老慢人半拍，矮人三分，一面又因“上海资历”得到善待，生活上优人一等，高人一筹；一面是不断挨批，接受规训的“小资”，一面又是“285”团（新四军的潜规则，反年龄到28岁，参军满五年，职务升至团级的未婚首长，可有组织指令女兵与他们结婚）争相追逐的“革命配偶”……不管战时环境多么残酷，革命规训如何严厉，来自上海的文艺一族总是根据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红色摩登“：延安红色剧社的两位女主角



这个“换颜换脑”的革命之旅，既是“上海摩登”向“红色摩登”蜕变的过程，反之也是“上海摩登”进入革命“内部”，获得革命正统地位的过程。当上海摩登被革命改造的时候，也悄然地成为革命的“摩登面相”。


这个革命与摩登如此交集与纠缠的个案，似可显现出上海史的另一种可能：当上海史加入革命，它便如叶文心所说“不再是上海史上的上海”，“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的经验”（《上海繁华》）；中国农村革命城市性质也就显示了出来，尽管这未必附和革命发动和领导者的城市想象。（编辑 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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