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敏: 知青岁月

蓝白脑子

知青岁月


张维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的口号，先后有十万上海青年，离开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远赴新疆。正所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些人就是后来被胡耀邦高度评价为“历史的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的援疆上海知识青年。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政府把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号召去新疆，是本着“一举多得，一劳永逸”的打算的。　　


当时的国家，粮食短缺，各大城市的工作岗位远远不能保证适龄青年的就业。大量的适龄青年没有工作，只能吃救济。这就导致了本就粮食拮据的政府，还要养活很大一批游手好闲的不安定分子。众所周知，高失业率伴随着无法保障的食物供应，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这颗埋藏在城市里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咋。　　


所以，某位高明的领导人就想出了一着“高明”的棋，把这些对人生充满了幻想的，自以为是的国家的“累赘”， 远抛至边疆。他们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大力鼓动这些热血青年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这着棋的好处还真是数不胜数：第一、把都市的“不定时炸弹”撤离出城市，既解决了失业率的问题，又保障了城市的安全和稳定。第二、半军事化的管理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能更好的约束和管理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的反抗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拆炸弹”。第三、靠开垦荒地可以自给自足。既解决了城市里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也缓解了国家的粮食紧张状态，同时又为国家开垦出大量良田。第四、分割和稀释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将少数民族的隐患降到最低点。第五、边疆如遇战事，随时有可用之“兵”。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的相对富裕家庭里，父母和睦，兄弟姐妹成群而又和谐的相处。如果一切顺利延续的话，也许成年后的我，将会是一个有作为的五好青年。但1953年秋天的到来却改变了这一切，那一年，家里被光荣的评为了“历史反革命家庭”。父亲被发配去新疆劳改，家里所有的生活压力都负在母亲一个人身上。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成分”也同时压在了一个只有6岁的孩童肩上。同学的嘲讽、邻居的欺辱，让我始终感觉低人一等。逃避周围人的目光和远离当时的环境，成为我幼小心灵中唯一梦想。　　


1964年春的某一天，正读中学的我突然看到，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宣传“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标语和横幅，蔚为壮观。放学回家后，正遇上来家做说服和劝导工作的“居委会阿姨”。她的意思很简单，一个家庭里有多个适龄青年的，至少有一个要去新疆，否则停止救济米的发放。　　


就这样，排行老二的我，义无反顾的报名并顺利的穿上了“黄军装”。　　


火车站，敲锣打鼓，欢送进新疆的场面宏大而状况，激动得我热泪盈眶。感觉自己好像正奔赴保家卫国的战场，为救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勇往直前，就算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幼年时就有的豪情壮志，在这一刻就要实现。　　


到了新疆才知道，所谓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是一手锄头一手枪。当时进疆前政府宣传的“牛羊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场景，与现实“遍地是荒芜，狂风吹满天”的场景截然相反。让人有被骗和被愚弄的感觉。大批的“孩子”哭着喊着要回家（上海）。但我们已经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回上海”那就是逃兵，军法从事！（上军事法庭审判）　　


不知不觉间，我们被“发配充军”了。我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窑子”，睡的是木板和草甸，只够供应我们半饱的主食是“玉米面糊糊”，十几个小时超负荷开垦荒地，是我们这些“孩子”主要的工作。在一片荒芜中，建设自己的家园。不准谈恋爱的命令一直延续到很多年以后。　　


7年后，我拥有了第一次探亲回上海的机会。火车刚到上海站，我呼吸到了第一口熟悉而又潮湿空气，心中感慨万千，泪流满面。自己简直不敢相信，朝思暮想的故乡就在我的眼前。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乡音，车水马龙、街头巷尾的叫卖，无不在告诉我：我终于又一次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家乡。我有将你紧紧抱在怀里，永远不放手的冲动。我爱你，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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