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绍江：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７·１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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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７·１０”事件

蓝绍江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名曰《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注明来源
是《华夏文摘》增刊第７６２期，发布时间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日，作者“薄亚达
”（估计是化名，取北大“博雅塔”谐音）（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８ｂ——编注），
该文中提到了北大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查抄北京大学保卫
组事件，原文摘录如下：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各自为战，又互相呼
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
命”的学生进行平反。７月１０日，北京公社查抄了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
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学生、教员为反革命的“黑材料”。此事震动了全校，周
培源闻讯赶到了现场，见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道：“毛主席万
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看完这段文字叙述后，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带着根深蒂固
的“文革”烙印和派性发表些貌似公允的史料，若都如此，再历经若干年，后人只
能依据一些偏颇、失真的史料审视和评价那段特殊的历史，岂不要误入歧途？为此
，我把自己亲身经历“文革”使得北大保卫组和的北大“７。１０”事件公诸于世
，以纠正因情绪偏颇而失真的一点点史料。

    首先简介一下当时的北大保卫组和我是怎么到的保卫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
学开始“沸腾”。当时我们法律系６３级学生还在郊区参加“社教工作队”，被连
夜召回北大。一进学校就懵了！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揪斗老师、揪斗领导
，而且伴随着侮辱、打骂，学生也因不同的看法而互相“辩论”，校园里从早到晚
一片混乱！不久，中央派了工作组进驻北大。有个人总是出现在揪斗干部、教师的
现场，制止武斗、宣传“文斗”，我很佩服那人的胆量，敢在那种极端无政府状态
下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听说那人叫“张承先”，是工作组组长
。可是到了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２６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东操场主持了两次
“大辩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等等那些重量级人物全来
了，最后他们在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镇压革命”，宣布张承先，还有张文秋是“
坏人”，宣布撤销工作组。

    工作组撤销了，但是工作组时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
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
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
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
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我接到系里通知，到二
组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当时抽调校内人员一共３个人，有２名原来的学校保卫干
部，学生当时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从未写过大字报、从未揭发批斗过老师）。从此
我就同安全保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整个“文革”期间循规蹈矩地工作，没有参加
过一次批斗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出去到各地“大串联”；但是我却在踏
踏实实的工作中从部队、公安、老保卫干部那里学到了勘验、照相、文检等业务知
识，（１９６８年１２毕业离校）毕业后因此进入了公安刑警队伍。

    １９６６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
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
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学校领导机构），但
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
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
社”，前面摘引的文章中提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的称谓纯属
编造。

    １９６７年７月９日是星期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家了（在市内），我和董希
成等二、三个住校人值班。７月１０日凌晨约３点钟，我听到保卫组（燕南园６３
号）院外人声嘈杂，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
出来到校园巡查。（巡查校园是我们的职责）我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大饭厅”（
学一食堂），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陈伯
达何时来北大，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
们都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我只顾注意巡视周围，害
怕出现安全问题，对他们具体争论什么没太上心。就在将要结束时，忽听在场的一
个叫“雷振孝”的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
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
！”当场有人鼓掌。听后，我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
，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在他们还没有散去之际，我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
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我们担心保
卫组的档案资料被盗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
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
公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
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作
为笔迹样本）。我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
门，不能丢失、扩散。当时我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已经没有时间妥善
转移。于是，我们二个年青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
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果然，天刚亮就来了大批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
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尽管我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
群众组织派性活动、保卫工作资料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等，但是毫无效果。等谢甲林
同志来了以后，我们就被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工作业务档案、勘验与
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北大的保卫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因
工作需要而被批准恢复——此是后话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有大字报贴出报料：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
批黑材料”！我知道是我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谢甲林同志作了汇
报。我们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
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正因为我们不搞什么“黑材料”，
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们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
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
，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

    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任何组织能拿出保卫组构陷群众的“黑材料”公布于众
。至于周培源当时是否激动得挥起拳头，并高呼道：“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我
不知道，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为这是陈伯达挑动
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我早就丢弃了派性（１９６７。７。１０以后曾有过），我觉得当时的“派性
”实在幼稚、无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当时何派、何组织）相处得一直都很融洽
。我也希望现在还有些当年派性痕迹的同学、学者，摈弃幼稚可笑的“派性”思维
，用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语言文字客观地记录那段特殊岁月的史实，以利于客观地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共同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祖国的发展，绝不
要再让陈伯达们的幽灵继续游荡了！

    (2014年元旦）
http://www.cnd.org/CR/ZK14/cr763.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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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 收益 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