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莹：亦师亦友胡校长

蓝白脑子

亦师亦友胡校长
刘秀莹

前  言

　　又一个带着血腥记忆的“八五”到了，敬爱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8周年了，那一天，被学生打斗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志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八五”是女附中的“校耻”，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在此我们谨以胡校长撰写的《八·五祭》和刘秀莹主任（文革前曾在女附中任主任）撰写的《亦师亦友胡校长》纪念已在天堂的校领导。——您们的学生

       刘秀莹：亦师亦友胡校长

　   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实验中学)工作过14年，回首往事时，总感到这是我一生中值得怀念的时代。这十几年，我遇到了许多好校长，胡志涛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你会因做过逃兵而惭愧”

　　1952年“三反”时，一位数学教师被怀疑有贪污行为，被打成“老虎”，不能教课了，我当时正因病休学在家，我在女附中上学时教我数学的张玉寿老师找我回校代课，我便欣然前往。代了一段时间的课，原来的数学教师的事情已查清，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复课了，我应回家继续养病。这时，胡志涛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教课效果不错，留下来吧！学校需要教师。”我当时觉得每天面对的是天真活泼的红领巾少年，她们充满朝气，使我由衷地愉悦，能让我留下来继续教课，我便很高兴地答应了。

　　胡志涛同志那时是副教导主任，主管初中部的教育教学。她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深入敌后根据地宣传抗日。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光未然当时病在床上，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胡志涛同志一字一句记下来的。此后她长期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她从老解放区的育才中学来到师大女附中。她个子不高，穿一身灰布棉袄棉裤，戴着灰布棉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脸上透着灵气和精干。

　　1952年暑假后，我不但教数学，还当了班主任，由于自己的无知与缺乏经验，对几个淘气的学生处理不当，激起了全班学生的对抗，她们开始不听讲、不守纪律、不交作业、不做值日，整个班乱了。我只有烦恼和急躁，不知所措。学生声言要把我赶走，我很委屈地说：“我还不想干了呢！我回大学上学去！”教导处朱经兰老师多次劝我，帮我，我也听不进去。胡志涛同志找我谈话了，她开诚布公，严肃地说：“你走吧！这50个孩子总会有人教的，她们也一定会转变好的。可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而惭愧，因为在困难面前你当了逃兵。”她话虽下多，份量却很重。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读了很多苏联卫国战争时的作品，冈察洛夫的《永不掉队》给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为耻，以对事业不负责任为耻。我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心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我非要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不可。看到了我的转变，胡志涛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咱们研究研究如何使学生转变过来。”她耐心地对我讲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给我出了很多组织适合青少年特点活动的主意。我开始访问学生家长，了解孩子们的性格特点，星期天带她们去天坛采集植物标本，去郊外小河捉青蛙供生物课实验用，我带她们访问高士其伯伯，学习他身残志坚的精神，我每天中午给学生读《青年近卫军》、《古丽雅的道路》……渐渐地学生们听课了，守纪律了，班上也有了团结向上的气氛，我对工作也逐渐有了信心。此后再接新班时，我总愿意接淘气的、不守纪律的班，能把乱班转变成一个好的班集体，方看出一个班主任的作用。是胡志涛同志的重拳击中了我的要害，使我清醒，是胡志涛同志教会我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把我领上了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道路。

　　不做教改“花样翻新派”

　　1956年，胡志涛同志开始担任副校长，当时她只有36岁，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行政上的一把手，她和卞仲耘同志一个书记，一个副校长，两人带领全校教职工，努力办学。胡校长始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她继承了历届校长留下来的好传统，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师大女附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学校抓教育教学的干部要或兼课，或兼班主任，每人要深人一个年级，深入一个教研组。胡校长深入语文组，她参加年级备课活动，有时索性把办公室搬到语文组去。她听每一位语文教师的课，听课后又和老师们研究教学方法，她亲自总结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

　　她对教学改革，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不做“花样翻新派”，今天提一个口号，明天又提一个口号，结果，哪一个口号也不落实，只是玩弄词句；她还说，也不能做“人云亦云派”，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什么也抓不到；她又说，要搞改革实验，一是要有针对性，二是要真抓实干，不断总结，抓出切实的经验来。在中宣部张磐石副部长领导下，她在师大女附中用几年的时间抓周学敏老师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并和刘致平副校长一起抓“开设英语班”、“文科理科五年制实验班”的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惜的是，在“文革”动乱中，周学敏老师被批斗自缢身亡。

　　胡校长重视思想教育，她总是强调，要先教好学生做人，才能教会学生读书，会做人的学生一定会读好书。当时，每年考试成绩要排名次。北京四中在全市第一，女附中全市第二。为此，市里就要批评。胡校长在市党代会上说，不能只看考试成绩第一、第二，还要看学生的思想面貌，身体健康。在学校，她敢于顶住批评和压力，不向师生加压，学校该开展的活动一个也没少。1956-1966年间，除上级规定必须加课外，学校从不主动给学生加班加点。

　　要写《女教师笔记》，和前苏联的同名笔记媲美

　　师大女附中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仅有深厚的业务功底、教学能力，而且热爱学生，为人师表，可以说，当时的学生是在生动活泼主动学习中成长的。昔日师大女附中和当时很多中学的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得到培养，在张弛结合的学习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而这种局面，在今日已经少见踪影了。

　　胡校长对班主任队伍也尽心培养，她在学校推行班主任手册制度。每个班主任要记下自己本周班上发生的问题、趣事、乐事和学生中的好事，每周交上去由分管年级的校长或主任审阅。开始教师们很嫌麻烦，不愿意记，她耐心地劝导，说领导看了班主任手册，既了解学生，又了解老师，班主任积累下如此多的好材料，退休后都可以写一本《女教师笔记》，可以和前苏联的《女教师笔记》媲美。我们很认真地听了她的意见，可惜的是“文革”风暴一来，我积累的二尺多厚的资料，二十余本班主任手册，全部被学生抄家时抄走了，至今也未能找回。这种积累资料的好习惯，自此也被中断了。

　　“阎锡山、国民党的监狱都坐过了，这真算不了什么”

　　从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更为频繁，多数的政治运动都会波及中小学教育。在当时，要顶住来自上面“左”的压力，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是相当困难的。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是“政治运动和生产两不误”，其实都是教学给政治运动让路。要领导好全校的政治运动，还要抓好教学，不能扰乱学生的正常学习，胡校长是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这次是针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发起的运动。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各区县委组织中小学书记、校长学习《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简称《五四决定》)，号召大家提意见。于是胡校长提了几条意见：如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有教条主义；抓教学多，抓思想教育不够；高考统考按分数排队，给学校施加压力，给学生加重负担等等。意见的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殊不知，第二天，便转向了全区批判胡志涛、杨滨（女一中校长）等人的大会。区委大礼堂里挂满了大字报，胡志涛有口不能辩，当时有两个人，即110中学的谭承伟和沈懋宗主任为胡志涛辩解了几句，立即遭到全场与会者的围攻。胡志涛被定为反党分子，行政降3级下放到工厂劳动。师大女附中的党员们人人噤若寒蝉，疑虑重重，胡志涛校长却很坦荡。就在批判高潮时，一个星期天早上，她洗了头发，换了干净的衣服，到香山玩去了。我和她家住邻居，她说：“阎锡山、国民党的监狱都坐过了，这真算不了什么！”她毕竟是一位老革命啊！胡志涛校长到工厂后，当工人，开车床，一如既往，既认真学，又努力做。

　　一次铁屑崩伤了她的一只眼睛，她也没有停工。后来她被调到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当副教导主任，她还是那样积极地工作。在组织全区教师在师大女附中阅中考试卷时，她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1962年，区委为胡志涛平反，她又回到学校，仍然兢兢业业地当副校长。

　　“宽容她们，当年她们也都是孩子”

　　“文革”的风暴席卷了中小学校园，卞仲耘、胡志涛两位领导首当其冲。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同志被学生打死在自己辛勤耕耘17年的校园里。胡校长同时受到了严刑拷打，学生往她头上、身上泼墨水，打得她沾血的衬衣脱不下来。她被勒令去洗刷厕所茅坑的盖子，只许用手抠，不许用工具，直到十指指甲磨掉一半，露出了血肉。她的脊椎关节被打成骨折，粪水、污水、血水流满全身。家里人用三轮板车将她送到医院时，她已经不会走路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曾打过、骂过她的学生良心发现后向胡校长道歉时，她竟是那样的宽容，原谅了学生的过错，并劝她们汲取教训。有人追查当年打她的学生时，她全部宽容了她们，说当时她们只是个孩子。

　　“人生是一条探索磨练的路”

　　“文革”后期，中央教育部的干部下放到安徽劳动。胡校长随她的爱人丁丁同志一起下放到安徽。丁丁同志曾担任过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受人尊敬的师长。胡校长到安徽后，先后担任了安徽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淮北三中校长、安徽省教育工会主席，这位老共产党员，仍然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在教育园地。她和丁丁同志相濡以沫，志同道合，他们一起反思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对如何办好重点中学，如何提高教育质量，高校招生应如何改革，如何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许多文章，她一面继续努力工作，一面夺回“文革”浩劫造成的损失。当中央教育部下放的干部陆续调回北京时，她和丁丁同志依然留在了安徽，花甲之年的胡校长只是回北京时，去看望那些在“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并向他们道歉；去看望那些在“文革”动乱中蒙难的老友的家庭。

　　胡校长离休以后，进一步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她认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教育改革要抓住农村的特点。她和丁丁同志把精力投入农村教育，结合他们四十多年从事中学教育的经验，将陶行知教育思想用于农村教育的实践。他们的足迹遍布河北、山西、鄂豫皖边境的大别山的中小学，除留下自己每月必需的生活费，把剩余的工资全部投入到农村的教育。

　　1995年，他们刚从岳西县回来，胡志涛校长突发脑溢血，6天后就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前，正赶上岳西县石关乡槐树小学刘和简老师来信，叙述办学困准，为了表达胡校长的遗愿，家人把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全部捐献给了槐树小学

　　胡校长在1995年2月就和丁丁同志写好了遗嘱，这成了胡校长留给孩子以及后人最好的叮嘱：

　　人生是一条崎岖难辛的路，一条探索磨炼的路，一条幸福光明的路。我俩携手结伴走在这条漫长的路上，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受了许多次风暴的考验，看到了人民教育的曙光。我们将笑对人生自然规律的到来，在生命的终点安详地画上一个句号。

　　有几句恳切的嘱托，必须早些告诉孩子们：

　　一、你们要继续昂首挺胸，以坚实的步子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誓言走下去。

　　二、用国际歌悠扬激荡的歌声为我们送别。

　　三、不搞一切既无意义又烦累别人的仪式和葬礼，只须把我们的躯体献给医学界作解剖研究，并把有用的器官献给需要的人。
四、种两棵常青树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胡志涛  丁  丁

　　1995年2月10日

　　胡志涛校长的遗体已经捐赠给黄山医科大学，作教育教学之用，她的孩子们为纪念母亲，已在北京和安徽都种上了常青树。

　　晚年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胡校长，想她是那样热爱教育事业，是那样热爱学校的老师，是那样热爱各种各样的学生--爱学习好的学生，也爱调皮的学生，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学生她也爱之弥笃。

　　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师长，是朋友。

　　写于2006年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卜迩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715109397.html

Gowest

亦师亦友胡校长
2017-08-07 08:00
刘秀莹

1949届高中

【编者注】：本文摘编自《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为刘秀莹先生生前所作。

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实验中学）工作过14年，回首往事时，总感到这是我一生中值得怀念的时代。这十几年，我遇到了许多好校长，胡志涛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你会因做过逃兵而惭愧”

1952年“三反”时，一位数学教师被怀疑有贪污行为，被打成“老虎”，不能教课了，我当时正因病休学在家，我在女附中上学时教我数学的张玉寿老师找我回校代课，我便欣然前往。代了一段时间的课，原来的数学教师的事情已查清，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复课了，我应回家继续养病。这时，胡志涛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教课效果不错，留下来吧！学校需要教师。”我当时觉得每天面对的是天真活泼的红领巾少年，她们充满朝气，使我由衷地愉悦，能让我留下来继续教课，我便很高兴地答应了。

胡志涛同志那时是副教导主任，主管初中部的教育教学。她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深入敌后根据地宣传抗日。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光未然当时病在床上，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胡志涛同志一字一句记下来的。此后她长期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她从老解放区的育才中学来到师大女附中。她个子不高，穿一身灰布棉袄棉裤，戴着灰布棉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脸上透着灵气和精干。

1951年，彭文、胡志涛欢送参军同学

1952年暑假后，我不但教数学，还当了班主任，由于自己的无知与缺乏经验，对几个淘气的学生处理不当，激起了全班学生的对抗，她们开始不听讲、不守纪律、不交作业、不做值日，整个班乱了。我只有烦恼和急躁，不知所措。学生声言要把我赶走，我很委屈地说：“我还不想干了呢！我回大学上学去！”教导处朱经兰老师多次劝我，帮我，我也听不进去。胡志涛同志找我谈话了，她开诚布公，严肃地说：“你走吧！这50个孩子总会有人教的，她们也一定会转变好的。可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而惭愧，因为在困难面前你当了逃兵。”她话虽下多，份量却很重。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读了很多苏联卫国战争时的作品，冈察尔的《永不掉队》给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为耻，以对事业不负责任为耻。我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心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我非要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不可。看到了我的转变，胡志涛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咱们研究研究如何使学生转变过来。”她耐心地对我讲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给我出了很多组织适合青少年特点活动的主意。我开始访问学生家长，了解孩子们的性格特点，星期天带她们去天坛采集植物标本，去郊外小河捉青蛙供生物课实验用，我带她们访问高士其伯伯，学习他身残志坚的精神，我每天中午给学生读《青年近卫军》、《古丽雅的道路》……渐渐地学生们听课了，守纪律了，班上也有了团结向上的气氛，我对工作也逐渐有了信心。此后再接新班时，我总愿意接淘气的、不守纪律的班，能把乱班转变成一个好的班集体，方看出一个班主任的作用。是胡志涛同志的重拳击中了我的要害，使我清醒，是胡志涛同志教会我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把我领上了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道路。

不做教改“花样翻新派”

1956年，胡志涛同志开始担任副校长，当时她只有36岁，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行政上的一把手，她和卞仲耘同志一个书记，一个副校长，两人带领全校教职工，努力办学。胡校长始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她继承了历届校长留下来的好传统，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师大女附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学校抓教育教学的干部或兼课，或兼班主任，每人要深入一个年级，深入一个教研组。胡校长深入语文组，她参加年级备课活动，有时索性把办公室搬到语文组去。她听每一位语文教师的课，听课后又和老师们研究教学方法，她亲自总结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

她对教学改革，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不做“花样翻新派”，今天提一个口号，明天又提一个口号，结果，哪一个口号也不落实，只是玩弄词句；她还说，也不能做“人云亦云派”，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什么也抓不到；她又说，要搞改革实验，一是要有针对性，二是要真抓实干，不断总结，抓出切实的经验来。在中宣部张磐石副部长领导下，她在师大女附中用几年的时间抓周学敏老师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并和刘致平副校长一起抓“开设英语班”、“文科理科五年制实验班”的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惜的是，在“文革”动乱中，周学敏老师被批斗自缢身亡。

胡校长重视思想教育，她总是强调，要先教好学生做人，才能教会学生读书，会做人的学生一定会读好书。当时，每年考试成绩要排名次。北京四中在全市第一，女附中全市第二。为此，市里就要批评。胡校长在市党代会上说，不能只看考试成绩第一、第二，还要看学生的思想面貌，身体健康。在学校，她敢于顶住批评和压力，不向师生加压，学校该开展的活动一个也没少。1956—1966年间，除上级规定必须加课外，学校从不主动给学生加班加点。

要写《女教师笔记》，和苏联的同名笔记媲美

师大女附中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仅有深厚的业务功底、教学能力，而且热爱学生，为人师表，可以说，当时的学生是在生动活泼主动学习中成长的。昔日师大女附中和当时很多中学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得到培养，在张弛结合的学习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而这种局面，在今日已经少见踪影了。

胡校长对班主任队伍也尽心培养，她在学校推行班主任手册制度。每个班主任要记下自己本周班上发生的问题、趣事、乐事和学生中的好事，每周交上去由分管年级的校长或主任审阅。开始教师们很嫌麻烦，不愿意记，她耐心地劝导，说领导看了班主任手册，既了解学生，又了解老师，班主任积累下如此多的好材料，退休后都可以写一本《女教师笔记》，可以和苏联的《女教师笔记》媲美。我们很认真地听了她的意见，可惜的是“文革”风暴一来，我积累的二尺多厚的资料，二十余本班主任手册，全部被学生抄家时抄走了，至今也未能找回。这种积累资料的好习惯，自此也被中断了。

“阎锡山、国民党的监狱都坐过了，这真算不了什么”

从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更为频繁，多数的政治运动都会波及中小学教育。在当时，要顶住来自上面“左”的压力，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是相当困难的。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是“政治运动和生产两不误”，其实都是教学给政治运动让路。要领导好全校的政治运动，还要抓好教学，不能扰乱学生的正常学习，胡校长是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这次是针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发起的运动。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各区县委组织中小学书记、校长学习《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简称《五四决定》），号召大家提意见。于是胡校长提了几条意见：如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有教条主义；抓教学多，抓思想教育不够；高考统考按分数排队，给学校施加压力，给学生加重负担等等。意见的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殊不知，第二天，便转向了全区批判胡志涛、杨滨（女一中校长）等人的大会。区委大礼堂里挂满了大字报，胡志涛有口不能辩，当时有两个人，即110中学的谭承伟和沈懋宗主任为胡志涛辩解了几句，立即遭到全场与会者的围攻。胡志涛被定为反党分子，行政降二级下放到工厂劳动。师大女附中的党员们人人噤若寒蝉，疑虑重重，胡志涛校长却很坦荡。就在批判高潮时，一个星期天早上，她洗了头发，换了干净的衣服，到香山玩去了。我和她家住邻居，她说：“阎锡山、国民党的监狱都坐过了，这真算不了什么！”她毕竟是一位老革命啊！胡志涛校长到工厂后，当工人，开车床，一如既往，既认真学，又努力做。

一次铁屑崩伤了她的一只眼睛，她也没有停工。后来她被调到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当副教导主任，她还是那样积极地工作。在组织全区教师在师大女附中阅中考试卷时，她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1962年，区委为胡志涛平反，她又回到学校，仍然兢兢业业地当副校长。

“宽容她们，当年她们也都是孩子”

“文革”的风暴席卷了中小学校园，卞仲耘、胡志涛两位领导首当其冲。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同志被学生打死在自己辛勤耕耘17年的校园里。胡校长同时受到了严刑拷打，学生往她头上、身上泼墨水，打得她沾血的衬衣脱不下来。她被勒令去洗刷厕所茅坑的盖子，只许用手抠，不许用工具，直到十指指甲磨掉一半，露出了血肉。她的脊椎关节被打成骨折，粪水、污水、血水流满全身。被家里人送到医院时，她几乎站不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曾打过、骂过她的学生良心发现后向胡校长道歉时，她竟是那样的宽容，原谅了学生的过错，并劝她们汲取教训。有人追查当年打她的学生时，她全部宽容了她们，说当时她们只是个孩子。

“人生是一条探索磨练的路”

“文革”后期，中央教育部的干部下放到安徽劳动。胡校长随她的爱人丁丁同志一起下放到安徽。丁丁同志曾担任过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受人尊敬的师长。胡校长到安徽后，先后担任了安徽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淮北三中校长、安徽省教育工会主席，这位老共产党员，仍然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在教育园地。她和丁丁同志相濡以沫，志同道合，他们一起反思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对如何办好重点中学，如何提高教育质量，高校招生应如何改革，如何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许多文章，她一面继续努力工作，一面夺回“文革”浩劫造成的损失。当中央教育部下放的干部陆续调回北京时，她和丁丁同志依然留在了安徽，花甲之年的胡校长只是回北京时，去看望那些在“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并向他们道歉；去看望那些在“文革”动乱中蒙难的老友的家庭。

胡校长离休以后，进一步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她认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教育改革要抓住农村的特点。她和丁丁同志把精力投入农村教育，结合他们40多年从事中学教育的经验，将陶行知教育思想用于农村教育的实践。他们的足迹遍布河北、山西、鄂豫皖边境的大别山的中小学，除留下自己每月必需的生活费，把剩余的工资全部投入到农村的教育。

1995年，他们刚从岳西县回来，胡志涛校长突然跌倒脑溢血，6天后就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前，正赶上岳西县石关乡槐树小学刘和简老师来信，叙述办学困准，为了表达胡校长的遗愿，家人把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全部捐献给了槐树小学。

胡校长在1995年2月就和丁丁同志写好了遗嘱，这成了胡校长留给孩子以及后人最好的叮嘱。

人生是一条崎岖艰辛的路，一条探索磨炼的路，一条幸福光明的路。我俩携手结伴走在这条漫长的路上，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受了多次风暴的考验，看到了人民教育的曙光。我们将笑对人生自然规律的到来，在生命的终点安详地画上一个句号。

有几句恳切的嘱托，必须早些告诉孩子们：

一、你们要继续昂首挺胸，以坚实的步子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誓言走下去。

二、用国际歌悠扬激荡的歌声为我们送别。

三、不搞一切既无意义又烦累别人的仪式和葬礼，只须把我们的躯体献给医学界作解剖研究，并把有用的器官献给需要的人。

四、种两棵常青树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胡志涛 丁 丁

1995年2月10日

胡志涛校长的遗体已经捐赠给黄山医科大学，作教育教学之用，她的孩子们为纪念母亲，已在北京和安徽都种上了常青树。

晚年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胡校长，想她是那样热爱教育事业，是那样热爱学校的老师，是那样热爱各种各样的学生——爱学习好的学生，也爱调皮的学生，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学生她也爱之弥笃。

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师长，是朋友。

写于2006年

在女附中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母校的每位师长。从女附中毕业、又回到女附中任教的刘秀莹，是令我们十分敬仰和难以忘却的师长，她一生在曾百年女附中度过了她学生和教师生涯的二十一年。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离我们而去，一年之后，《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一书出版。此书问世后，反响强烈，索书者不断。

校庆之际，编者应母校师生的要求，决定将《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易名再版，于9月3日，向广大教师、老校友赠送。请关注。

编 者

作者简介：

刘秀莹，1949届高中毕业生，在女附中任教14年。

https://www.sohu.com/a/162781519_761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