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5-6-16 09:10: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上篇：觉醒之路——用脚投票）
（四）童年眼中的文革印象
说来话长，文革期间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属于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一代。既不是造反派“4.22”，也不是保皇派“联指”，而我的亲戚两派都有。文革中听到和看到造反派广西“4.22”死伤无数，大人们都笼统地归究于“两派武斗”。
文革期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一岁时父亲便病故。母亲当时因受“广西地下党叛徒集团”一案的牵连，已被从柳州市委扫地出门下放柳北郊区农具厂监督劳动，正患重病需到广州动手术无暇顾及年仅六岁的我。而“老三届”红卫兵造反派的哥哥正被柳州“联指”围困柳南一带生死未明。母亲只能不断托付亲戚朋友照料我，一会在“联指”地盘，一会在“造反大军”地界。从小就尝尽辗转“在路上”的颠沛流离。但“少年不知愁滋味”，顽皮的我反觉得新奇好玩。正是这段经历，加深了我童年眼中的文革印象。
1968年春夏韦国清屠杀造反派最烈的那几个月，正是我频繁挪窝换地躲避武斗战火之时，也因此比同龄人见证许多文革大事件。
发射定向炸药包
比如1968年春在柳北我就亲眼见证援越回国休整的部队战士向柳州“联指”传授发射定向炸药包技术。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即“三二0”爆破法。后来统计，当时柳州“联指”向造反派的据点共发射了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由刚从越南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向“联指”传授。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
该部驻扎在柳北电厂附近的原柳州电声器材厂废弃厂房。当时我母亲受前市委书记梁山、副书记胡习恒领导的柳州地下党文革中被打成“叛徒集团”的牵连，被从柳州市委下放到郊区农具厂，该厂正与6886部队营房相邻，我得以亲眼所见。我至今珍藏有当年该部战士用在越南打下的美国“鬼怪式”飞机的铝熔铸的歼五的飞机模型。
再如1967年柳州造反派红卫兵在五角星静坐示威抗议；1968年夏天（五六月）的柳州两派武斗；人民广场柳州“联指”隔三差五举行盛大的追悼会；七月在融水县看见低飞撒“七三布告”传单的安24运输机；八月在融安县城长安墟市见证批斗大会当场棒杀造反派“牛鬼蛇神”的血腥场面……及至后来翻阅官方内部的文革密档，相关记载均与童年记忆相吻合。这些在出国后写相关的揭露广西文革大屠杀文章中都有涉及。
波兰资深记者兼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讲过的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在参与中改变历史，我们就在历史的身旁，见证着历史！”
人民广场盛大的追悼会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5：柳州人民广场
记得1968年夏天武斗正酣，哥哥是柳州二中“老三届”的红卫兵造反派正被“联指”围困在柳江河南的“造反大军”长楼据点。
母亲正患重病体内长瘤，当时柳州没条件动手术，于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中山医学院动手术摘除。（幸亏动身及时，五月底刚乘列车启程离柳，次日柳铁“钢联指”就阻断铁路交通）。平头（当时六岁）被母亲寄托在市人民医院（柳州“联指”指挥部）的亲戚处。整个医院大楼阳台、窗户都堆满沙包改为掩体作为“联指”战时指挥部。我和玩伴常常溜到旁边的人民广场，参加隔三差五举行盛大的追悼会，看骄阳下一字排开的棺材里，躺着一具具身着军装、脸抹胭脂口红的“联指”红卫兵的尸体。（出殡前棺材盖均掀开让群众瞻仰）铜管乐队演奏的低沉的《国际歌》的旋律，以及棺材里那一具具逝去的年轻生命形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慑刺激我那幼小的心灵，以致那个夏天每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都是广场追悼会见闻挥之不去的梦魇。
追悼会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越建越豪华。柳钢附近的欧阳岭，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据知情人反映：1968年在柳钢欧阳岭，“联指”派为其武斗中死亡的“战友”下葬时，曾经将“造反大军”的俘虏捆上炸药包炸飞上天为“联指”死者殉葬。当时联指把这叫做“坐飞机”。1984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为此提供炸药的某厂在揭批查中披露此事，当事人因此被判入狱服刑。
当我长大成人后，接触一些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中后期广西整党办的文革内部机密档案，耸人听闻的文革吃人惨剧史料，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史实，并非两派（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武斗，而都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广西当局以韦国清为首，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五）中共的异类——“广西的良知”王定
恰巧我朋友之父王定（八十年代初曾经担任广西区党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是前环江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即洪华的前任）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而被韦国清定为“广西的纳吉”和“环江右派集团头目”。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苦役流放生涯。环江县也由此陷入大跃进的疯狂而遭巨大“人祸”。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师长、广西环江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6：青年时代的王定
王定对历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人
1956年“合作化 ”运动高潮中，王定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终於爆发。在深入乡村的经济调查中，王定的感情天平完全倾斜於贫苦农民，肯定了农民反抗土地集体化的充分合理性。在无力对乌托邦进行根本改变的困境下，王定制定了一个大胆修正的新政策：在某些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包资及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由此发端，他成就了一项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共产乌托邦，成为中国农民心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2）主持编撰审定修出一部广西文革信史
八十年代初中共内部整党运动。1983 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王定任职广西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负责编撰审定广西文革史，参与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
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处遗"带来许多后遗症，当时韦国清的保守势力还在，在广西当政者仍是其同伙及代理人。清算文革为遭受迫害的" 4 •22 "群众平反，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自然招来极大的仇恨。当压力大到某种程度时，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对文革史稿进行重大删改。王定则主张寸步不让，坚持秉笔直书，修出一部信史。
他睿智地摆出两条前途供主持者选择：一是屈服於压力，对史实进行大幅删改。眼下可过关，但修史工程一结束，就会有人拿着删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请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散，资料已散失，你有口难辩，於是“造谣诬陷”的罪名难以洗清。一是顶住压力，拿史实拿档案资料把干预者硬顶回去。眼下艰难一些，但无後患，还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这样，王定和他的朋友们终於顶住压力，保存了广西文革时期大屠杀与人吃人的悲剧史实。这既是共产暴政之罪证，也是民族忏悔自新之起点。王定功莫大焉！
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在全国严密封锁文革讯息之下，而王定为撕开广西大屠杀黑幕的裂缝创造条件。中国终於出现了一个声音，能向世界与历史披露极权主义谎言的支持者所犯下的反人类的罪行。面对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罪恶，信守诚实，伸张正义，怀抱悲悯。
（3）给郑义提供帮助促成《红色纪念碑》成书
1988年盛夏，郑义和其妻北明二度赴广西采访发生於文革时期的人相食悲剧。由於职务的关系，王定对文革期间因毛泽东煽动仇恨导致发生吃人事件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他掌握着与事件有关的中共官方文件，手上还有许多当事人的线索。他向郑义提供了大量由他参与编审的广西文革史资料。由於他和其他人的帮助，作家在後来的日子里完成了调查，写成《红色纪念碑》一书，并在八九六四镇压后于逃亡中成功将该书稿带出在海外发表。 这一批官方文件遂成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之铁证！《红色纪念碑》出版以来，其真实性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挑战。这里面有王定及广西文革史编写者们的功劳。
（4）人性战胜党性揭环江大灾难黑幕
在体制内经正常渠道向党内高层投书均泥牛入海的前提下，1997年秋末，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书媒体。1998年10月9日，广东省《南方日报》的周末实验特刊《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定为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纪实长文：《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四十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这篇解密文章发表后，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多份，广为传播散发。环江县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空想狂热“乌托邦”瞎搞胡搞所造成。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其中也收录了王定的这篇长文。王定在文中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讲述了四十年前环江大灾难的前後经过。中共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环江农民惨绝人寰的灾难，深深地震撼着全中国无数读者的心。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语）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他于生前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赎，挣脱了专制信仰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的解放！
王定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瘦骨嶙岣的身形，仿佛是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榨乾了的人乾。但全广西的干部，都知道王定是一个压不弯，折不断的硬骨头，都由衷地赞誉他为“广西的良知”。
至死用墓碑向专制极权叫板
中共当局对王定揭露真相的所为恨之入骨。在王定诊断为骨癌晚期时，更令人齿冷地祭出阴招。
王定的大儿子廖新军旅居丹麦，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後，多次前往中国驻丹麦使馆申请签证回中国。使馆方面一直拒绝给他签证，理由是他曾参加过反政府活动。
王定在弥留的日子里，在忍受全身骨骼剧痛折磨的同时，还要忍受亲情横遭阻隔、父子无法相见的心灵创痛。直到病逝，他都没能见上大儿子一面。（这一幕九年后母亲逝世同样在平头身上重演，此是后话）
公元2000年7月26日12时10分，勇士王定在南宁归天，享年77岁。
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他七十七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1994年，郑义曾把一本《红色纪念碑》赠送给王定。作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谨以本书献给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王定先生。”
王定落葬原籍广西全州县两河乡上宅村。
王定是说真话的勇土，揭黑幕的英雄！他逝世后，环江人民为了怀念他，纪念他，在他坟头立下一块石碑，刻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两行字，这是何等的肯定与奖励!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7：王定向专制极权叫板的墓碑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短短两句碑铭，恰如其分地浓缩了王定争取民主与向往人权的一生。能得到环江人民如此的赞誉,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郑义如是评价王定：在這個集體健忘的時代，他就是紀念碑；在這個患軟骨症的時代，他就是硬骨頭；在這個天良泯滅的時代，他就是良心；在這個逃避英雄的時代，他就是英雄。
王定的名字，將長久地活在一切善良人們的心中。
说真话的勇士至死都用墓碑敢于向专制阵营叫板叫阵，他还真像毛泽东说右派分子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终于找到共产党的软肋，狠狠打了下去!用无形的碑铭挑战有形的刀枪，公开向中共的专制极权挑战。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鹤立鸡群，一骑绝尘。又岂是那些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的帮闲“精英”所能望其项背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敢向专制亮剑的揭黑幕的勇士气概，几人具备？尤其在中国社会不乏善钻营蛆虫的今天。他明刀明枪，不施暗箭；他不惧强权，敢见真章。其旗帜鲜明的勇毅精神，反将那些中共体制内集体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共体制下浸泡多年，经歷了无数运动，被整得死去活来。可一旦平反官复原职，又肉麻地维护毛泽东及中共的权威，以前有黄克诚，近有程维高为典型代表）伪君子、马屁精晒成了臭烘烘的死鱼。
程维高在他的《程维高亲述痛思录》虽然谈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并没有意识到一党专政的弊端。他依然相信中共现有的体制，认为只要有实行“民主与法制”的保证，就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个封疆大吏都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权益，还谈什么黎民百姓? 程维高的悲剧是中共体制的悲剧，只要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更除，还会有更多的程维高写下更多的思痛录。
王定的墓碑，中间大字竖刻“王定廖基豪之坟墓”，墓碑的眉额是“广西纳吉”四个大字。
其家属把王定本人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刻在1×0.6米的板石上，嵌贴在老家祖屋的墻壁，以作永久保存。这样的刻石，有60多块，总共约5万字。这在中国的右派及其后代中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中共当局政治高压下，全国的右派及家属虽有不平也在抗争维权，但只有广西的右派分子王定及其家属，把誓死抗争之气，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镌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王定的墓碑与德国漫画大师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国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父与子》作者）创作了一些以纳粹党为讽刺对象的漫画作品，得罪了希特勒和戈倍尔，结果被纳粹抓了起来，面前死路一条。刑前，他为了给挚友开脱，承认了所有指控，然后自杀了。可惜，他的挚友也没逃过厄运，因言获罪，被判死刑，也被纳粹杀害了。著名的《父与子》系列漫画。在法西斯横行的岁月里，这套漫画作品宛如人性的绿洲，成为德国人民面对残酷现实生活时最好的心灵慰藉。
下图是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画，画的是被恶猫吃掉的小鸟，也不忘在猫的肛门放声鸣唱。那是他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忘幽纳粹一默的写照。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8：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漫画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那是一个真的勇士宁死不屈的精神图腾。
可以斗胆预言：广西全州两河乡上宅村将因王定而蜚声海内外。待到茉莉花开时，来此凭吊、参观的人们会络绎不绝。
我相信王定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拒绝遗忘！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过：“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警钟，大饥荒的饿鬼及文革大屠杀的冤魂时时警醒我们——继承王定的遗志，就是坚持拒绝遗忘。否则就是对惨死于中共暴政之下的受难者第二次屠杀！
（六）民运之路的引路人
因为平头与王定小儿子廖七（铭宜）是情同手足同龄兄弟的缘故，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出国前，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勇敢坚强的慈祥长者的生活点滴。
王伯宽厚待人，尤喜与年轻人交流，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老人，但他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尤其他历尽“革命吞噬自己儿女”劫难后晚年对共产暴政昨是而今非的觉悟，藐视专制强权的勇气，给晚辈留下难以磨灭的的印象。
王伯诚实正派，宽厚善良。九十年代他家由“大板房”搬到条件优越的厅级干部楼。因该楼邻居上下左右都是手握实权、肥得流油的厅长们，轿车出入，节假日前来进贡贿赂的人络绎不绝而被群众称之为“腐败楼”。与两袖清风的副厅级咨询员的王伯形成鲜明对比。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一往情深，忧国忧民。他还从并不丰裕的收入中捐款给家乡的小学及用于乡村修路。
去过王定家的人都知道，在极其简朴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王定平反到南宁工作後不久，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这个条幅对他的意义不仅在於书法之美，更在於诗中体现的一个正直的官员对民众的态度。
那时我已在民间收集文革广西造反民众的资料，在他家有过多次关于广西文革及环江惨剧真相的长谈，与王伯成了坦露心迹的忘年交。记得第一次从王伯处获知环江大饥荒惨剧真相给我的震撼是无法形容的。那天，王定把我拉进他的书房，给我一份铅印材料看。这是一个关於“环江事件”的翔实的调查报告。是几位搞石山地区农业生产调查的地质研究人员“管闲事”的产物。在搞研究课题时，他们接触到有关“环江事件”的大量资料，出於惊骇与义愤，他们写出了这份材料翔实的调查报告。在这份血泪斑斑的“起诉书”结尾处，他们将全部的悲愤与希望压缩成短短的一句话∶“祝环江人民永远幸福！”
薪火传承，王伯把揭示真相的重任，更多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王伯说话带有浓重的桂北乡音，声音细弱低沉，语速平缓。但是一谈到广西人民在中共历次运动中蒙受的深重灾难，谈到真相被掩盖、正义未伸张时，他的声调渐趋激越，愤愤不平几至难以自持。
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当年反右被刘建勋（区党委委书记）和韦国清（省长、副书记，1958年升区党委委书记）扣上“广西纳吉”帽子的老人，痛定思痛，其悲惨人生经历提炼出的反思文革的思考结论追根溯源、一针见血：
“大跃进”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於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老毛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後迫害致死；“人祸说”是祸根之一。同样的，韦国清的“反瞒产”造成广西死那么多人（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文革之初广西造反派揪斗他，后来遭到韦国清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老毛一直保韦国清？因为他们都是那场“人祸”的罪人！毛泽东高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调 ，其本质是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饥荒饿死人转移开，为文革的铺垫，又可洗白毛氏“大跃进”浓厚的血污……大饥荒环江县也发生人相食的悲剧，但与文革武宣大规模吃人性质不同，那是韦国清“反瞒产”把农民的粮食都搜刮一空才发生的悲剧。“大跃进”的罪恶没被清算，才导致文革的罪恶登峰造极。
广西文革研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知道越多触目惊心的真相，我再也无法浑浑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谎言与偏见把真相埋藏了太久，该是把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了。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革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
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正是王定那一辈在共产暴政下的悲惨经历，以及他的崇高人格的引领，使我日后踏上民主运动的不归路,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1995年秋我出国临行前，到南宁王定家向王伯辞行。那时他已患骨癌（当时还没诊断出），挺着瘦骨嶙岣的身躯与侵入骨髓的癌细胞作生命的最後搏斗，同时还在抓紧整理环江惨剧的材料。王伯将我拉进他的书房兼卧室语重心长地嘱咐 “……远走高飞吧，未来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待续）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7/xiaopingtouyehua/4_3.shtml |
|
发表于 2015-6-16 09: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