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海司令与长沙的“青年近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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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司令与长沙的“青年近卫军”

陈益南

（一）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奉命进入湖南省“支左”的解放军47军副军长郑波，在军部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总理办的人问：你们那儿有个叫“青年近卫军”的造反派组织吧？
郑副军长连忙说：有一个，有一个。
总理办的人：总理指示，请你将这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负责人，通知到北京来参加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会议，并请你同他一起来京。
郑副军长：但我们获知，“青年近卫军”已有负责人去了北京啊！而且他巳经在北京参加停止武斗的两派谈判会议。
总理办的人：这个情况我们巳知道。但总理指示，一定要将“青年近卫军”那个叫海司令的负责人通知来京，据说，这个海司令才是“青年近卫军”的一把手。哦，这海司令该不是真姓“海”吧？他的大名叫什么来着？
郑副军长：他不姓“海”，是姓谭，叫谭海清。他确是“青年近卫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现在造反派们都叫他海司令，而不称他为谭司令，也是奇怪！
总理办工作人员最后嘱咐：这海司令是总理要请的客人，你们可得注意保护他来京时的安全哟！听说湖南两派的武斗搞得已很厉害啦！

湖南省文革中的“青年近卫军”，是一个成员不多，却声名赫赫、影响很大的造反组织，其正式的全称很长，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一般简称为“青年近卫军”，口头简称则是“青近”。
与其他群众组织相比，“青年近卫军”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全部由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以长沙市各工厂企业的青工为主，也有不少中学生参加；其次，它的成员中，是工人的则全部脱离本单位生产岗位，是学生的也不回自己的学校，而都全天候活动于“青年近卫军”组织里；第三，1967年湖南文革武斗高潮期间，“青年近卫军”的所有成员，全都握有了最新的枪械武器。
一个来自工厂的“青年近卫军”成员，只要由“青年近卫军”总部向其工厂发出一纸“调令”，这个参加“青年近卫军”的青年工人，便可得以脱离原生产岗位，而仍一分不少地在自己所在工厂享受原有的工资待遇。当时，对“青年近卫军”的那纸“调令”，没有哪一家工厂或公司的掌权者会不买账或进行抵制，因为，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得罪“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组织名称，显然是来自于苏联，更具体是来自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著名小说《青年近卫军》。不过，湖南省长沙市的“青年近卫军”创建者，在移植这个曾令中国青年激动钦敬的组织名称时，很注意了其应有的中国特色与文革特色。因此，它的全称便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这一来，历史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青年地下反抗组织的英雄豪气，与现实中的中国红卫兵大无畏造反精神，便巧妙结合到了一起。
“青年近卫军”成立于1966年11月间，不到二个月，其成员很快发展到近万人。但在1967年2月，省军区借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镇压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之际，同时也将与“湘江风雷”同一观点的“青年近卫军”给取缔了，并抓捕了“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几名头头。直到1967年初夏湖南各造反派组织筹划为“湘江风雷”平反时，“青年近卫军”才得以重建。
不过，重建后的“青年近卫军”势单力薄，到1967年6月，还只有数百名成员。所以，它起初在造反组织林立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影响甚微。相比那些动则数万、甚至有数十万成员的大型造反组织（如“湘江风雷”、“长沙工联”），它连小老弟都算不上。因此，当时主要是那些有着数万人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与有着数十万名成员的工人造反组织在左右着长沙市文革大势，而根本轮不上这只有丁点人马的小组织“青年近卫军”来说话。
然而，以文化名义进行的文革运动，到1967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实际已演变为“武化革命”了。真刀真枪的武斗，已成为了当时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也迅速落实到群众组织的武装上。因而，组织成员人数的多寡，其重要性便显著退让给武装实力的强大与否了。
所以，当文革从“文斗”形式发展到了“武斗”阶段时，当光凭口号标语大字报宣传车解决不了派别的争端，而要借助梭标大刀，甚至要动用机枪大炮坦克，并且真的会要用鲜血与生命去保卫去解决什么之际，“青年近卫军”便一下子变成了长沙市造反派阵营的宠儿。
因为，“青年近卫军”的组织中，全是青年人，又因为组织中所有的人，都已被全副武装、并且脱产集中，整体上实际变为了一个全天候的专业武斗机构。所以，在1967年的夏天，其性质便不再似一般的群众组织，却俨如一支军队了。
正是这个特点，便使“青年近卫军”在已武斗频发的长沙、乃至全湖南省，一下子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各群众组织张贴的“向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学习”“向抗暴英雄青年近卫军致敬”的大幅标语，便经常出现在长沙市区的街头；而长沙市主要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议上，“青年近卫军”也越来越受到其他造反组织头头们的赞扬与推崇。顿时，“青年近卫军”成了湖南造反派的一个先锋，迅速进入到有影响的主要造反组织行列。
从那时起，在长沙市，只要哪儿出现了与保守派方面的武斗，便会立马有人通知“青年近卫军”派人参战；只要哪儿发生了流血，其中就总有些鲜血是属于“青年近卫军”的年轻人。1967年7月的长沙市，“青年近卫军”简直就成了造反派们的一支武装“110”。
在“青年近卫军”总部，更堂而皇之并货真价实地设有一个“警卫排”，之中有二十多个年轻人，并且是真正的全副武装：五四式手枪、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应俱全。甚至，“警卫排”的小伙子们，还清一色身着草绿的解放军军服，只是没有红五星帽徽与红领章，而是佩戴红色的“青年近卫军”胸章。（右图：青年近卫军警卫排成员合影）
这枪是从哪儿来的？
抢的。
在省内二个军事院校——解放军长沙政治干校与总字341部队（工程兵学院）的军用仓库里抢来的。
说是抢，也不确切，实际是这二所军事院校中支持造反派的军官们，里应外合、暗中相送的。只不过表面上由“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们，假假地演出了一幕准确砸开军用仓库大门、大肆劫走库房内枪支弹药的把戏而已。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在长沙市，抢夺武器已成风，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上阵搞枪了。
其实，哪儿能有枪搞？谁又能有本事从解放军军营或军火库中抢得到枪？
因此，所谓“抢”，不过都是由军队中两派观点的军官们分别帮忙抢的。他们告知自己倾向的这一派的头头，枪在什么地方，他们会在那儿等候，然后，里应外合演出一场“抢枪”把戏。上面追问，军官们便都说是“被抢”，两派头头则说是自行抢的。
唯一的区别则是：省军区系统部队的枪，多是保守派来“抢”，而在长沙的军事院校及野战军驻长部队仓库内的武器，则基本是造反派去“抢”——这就取决于该部队官兵对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态度了。
与此同时，“青年近卫军”组织成员，也迅速扩张，短期内很快发展到二千来人，下属分部（连队）有十多个，分驻于长沙市若干学校、机关内。其实还有更多的中学生与青年工人都想来加入，包括一些自行成立的各色旗号小型青年团体，他们都是“青年近卫军”的热忱粉丝，盼望自己也能成为这个“英雄”团体的一员。
但是，“青年近卫军”的一号头头——海司令，却极力控制部属的发展冲动，严令不让组织发展过大过快。他常同周围的人说，自己领导的队伍，已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了，而是一群手握武器的楞头青；他唯恐组织太庞大，从而失控、惹祸，唯恐如同在“二四批示”中被中央文革点名镇压的“湘江风雷”那样，招来中央的点名指责。
因此，“青年近卫军”总部的组织部长刘某——人们都称其为“刘迷糊”，是一个国营机制砖瓦工厂的青工，其真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便不得不常常婉拒前来接洽收编、要求参加“青年近卫军”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也不忘向各分部传达海司令的指示：下属组织不得随便发展成员。由此一来，便使重建后影响已如日中天的“青年近卫军”，克制膨胀而没有恢复到“二四批示”前的组织规模。
文革初的大字报，使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的名声大噪，全国闻知。而文革中的武斗，则让“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在湖南省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长沙市造反派组织的首脑联席会议上，海司令不仅已有资格参与，而且地位也进入了前五名，其说话更是有了扛鼎之力。

（二）

海司令由解放军47军护送去北京之前，1967年7月中旬，中央文革就已通知湖南省的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去北京，商定湖南省解决包括各派停止武斗、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等事宜。“青年近卫军”自然也是被通知去的组织之一。
为此，海司令曾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召开了一个“常委”会议，商定派谁去北京一事。
本来，按中央文革的意思，自然应是各组织的一把手去开会，那样会才能开得有成效。长沙市的几大造反派组织，也都是去的一号或二号头头。可是，不知为什么，海司令却不想去。
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而只会“三担牛粪六个筐”实打实地干革命闹造反，若是上北京去打“联动”（反对中央文革的红卫兵组织）分子，保卫中南海，保卫中央文革什么的，他绝对不会含糊。但，要到中央首长面前说说什么，这海司令是不是有些害怕露粗出丑，才不愿去？
显然不是这样。
因为，人们都相信，谁只要能去北京见上中央首长，就是自己出点丑，又算什么？
然而，海司令却说，他已是见过很多大人物的了。
年初，他就到过北京，参加过一些群众组织大会，在那些会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他都见到了。有次，他离周总理只有几十米距离，周总理的音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但，这次是去参加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重要会议呀！能与会，那份量不就更显出了吗？
海司令却这样说：我不去，我们就能为自己留下退路。
什么退路？谁也搞不明白海司令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决定让另外一个比他会说的人赴京。
“青年近卫军”总部松散的“常委会”，由海司令等七人组成。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6岁，是个复员军人，在一家国营轴承厂做过保卫干事；最小的则只有20岁，也是个捏砌刀的建筑工人；海司令则正好居中，时年24岁。
总部在建制上虽有这么个“常委会”，但所谓“常委”成员，却并无固定，而时有变动，更几乎没有开过一次纯粹的七人常委会议。经常的情况是，一开常委会，往往是“常委”们没到齐，总部那些得闲或有兴趣听会的人，却都拥到会议室，非正式地参加，却又很正式地发言。那说的人没有不好意思，主持会的人，与参加会的“常委”们，也没有谁会认为不正常。
其间，只存在一个说话分量的差别，以及只能由海司令或哪位“常委”可以作决定的区别。
总部“警卫排”执勤的人，常处在会议室内外，说是负责警卫，实际工作倒往往是成了听会。
确实，总部这儿，没有哪个外人敢来，而能来的全又是熟人，有什么可警卫的？
听说海司令自己不打算赴京，而要另行派人去。总部的人立马议论开了：这么好的事，会落在谁的头上？
其他几名“常委”全部到会，这次一个也没拉下。
上北京，见中央首长，参加由中央召集的会议，这样的美差，谁不想去？不知海司令怎么想的，天上掉下这么一桩好事，明明本是稳稳落在他的头上，他却倒要闪开！
“常委”们此时全变得羞羞答答，说话弯弯绕绕，除了说最好还是海司令亲自去之外，再也不提别人的名字，但却不忘记表白自己愿意随时做任何赴汤蹈火之事。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包括总部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则大多还是提议，由海司令亲自赴京。
开了好一会儿，没开出结果，海司令有些急了：妈妈的×，到底哪个去？
全场哑然。
“常委”之一的熊玉林，一个机械厂的青工，轻轻地问了一句：我去，可不可以？海哥！
其他“常委”们的眼珠子一下子凝住了。
没等其他人开口说话，海司令就果断地将手一挥：要得！就让“玉林宝”去。
熊玉林的脸上顿时绽开了鲜花。
其他“常委”们则露出了追悔莫及的神情：早知海司令真的会不去，自己还绕圈子说废话干吗？一件这么难得的美事，竟轻轻易易地让熊玉林叨去了。
这熊玉林便以“青年近卫军熊副司令”的身份，风风光光去了北京，还大模大样地在那会议上发了几次言，并在一份长沙市四大工人造反组织呼吁停止武斗的声明稿上，代表“青年近卫军”签上了他的名字。
海司令的确真是不想去，因为，他得知熊玉林在北京大为风光的事后，不仅毫无妒意，反倒乐呵呵地说：这个“玉林宝”——在长沙市方言中，这“宝”字，有宝贝之解，也有可爱的傻瓜之意——还蛮会喷口水，在北京也能喷得一大滩！有点本事！冇丢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丑！
有人对他说：海哥，你去的话，会比熊玉林还讲得好些。
海司令摇摇手，一脸憨笑：不行，不行！捋皮它（出拳头），三个“玉林宝”都莫拢我的边！但这喷口水，那我还不是这号吃菜的虫。
然而，周总理却竟然亲自发下话，硬要海司令去北京！
知道这事的长沙市其他造反派头头们，一下子便对海司令羡慕得要死！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是如何知道这长沙市的海司令的？而他海司令又是如何博得敬爱的周总理的如此关爱与青睐的？
即便是“青年近卫军”总部的人，也是不明白。
不过，总部警卫排的人都高兴死了！大家的第一感觉便是：我们“青年近卫军”通天了！
这事，不仅海司令光荣，整个“青年近卫军”也全都感觉沾了大光。
海司令自然也是喜欢得不得了，在总部驻地的省水电设计院小食堂里，让在总部的人，丰丰盛盛地大吃大喝了一顿（当然，来吃的每个人，还是得自掏二角钱的餐费，人家单位食堂可以优待供应，但却不全免费），九角钱一斤的散装劣质白酒，则由省水电设计院总务科无偿赠送，使小伙子们云里雾里地喝了一大通。
奉郑波副军长之命，解放军47军军部一位联络军官，带着一批解放军战士，来到了“青年近卫军”总部，来接海司令，并且将与海司令一道去机场。
长沙去北京的火车，虽然都还在正常运行，但出了长沙市区，湖南有些地区的安全，就不是长沙市造反派可以控制得了的啦。前一段，奉命赴京参加谈判的二位造反派头头（“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长沙工人”的张楚梗），在乘火车途中，就曾被保守派方面的武装人员劫持，后由47军出面，才得以解救。
但，当时长沙市唯一的大托铺机场，离市区却有30公里，远在郊外。那儿虽说是造反派的天下，不过，却也经常有保守派武装力量出没，不时会发生一些武斗冲突。若真让保守派侦察到其恨之入骨的“青年近卫军”总司令会路过这儿，则难保不发生一场恶战。
47军联络军官却胸有成竹，他除了同意“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全体出动，武装护送之外，还让人带来了一套军装。
那时还没有着草绿军服，仍穿着灰蓝白黑各不相同服装的总部警卫排全体人员集合，准备出发时，只见联络军官与一个年轻军官有说有笑地向大家走来。
大家马上发现：哇！这身着崭新草绿军装、佩着红艳艳领章与头顶红五星帽徽的军官，竟然是海司令！而在海司令后面跟着的，则是四五个英俊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战士，不过，他们都是徒手。
那阵，由于各派群众组织抢枪成风，而中央又有命令，解放军对群众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更不允许动枪。于是，有些群众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没能从军用仓库中抢到枪，便从解放军官兵的手中抢。因为，既不能打，又不许动枪，带枪的解放军官兵，只好任人抢了。所以，47军军部也只好下令，军人出入长沙市区，一律不带枪。
这海司令，平日老是穿一件皱巴巴、白不白灰不灰的衬衣，再一条蓝短裤，一双塑料凉鞋，若不是他那不怒自威的神态，从着装上是全然没有半点“司令”样子的，整个儿仍是一个拿砌刀码砖块的角色。但这会儿，在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的衬托下，那模样那神情那英姿，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真正的军装，使海司令显然也找到了新的感觉，他一改往日拖拖沓沓的习惯，而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并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一队徒手的解放军战士，加上穿着各异、但却荷枪实弹的“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二十多个青年人，分乘二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护送海司令去了机场。
这是发生在文革中1967年7月间的真实一幕。

（三）

赫赫大名的海司令，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例如，说他有次到北京，在中南海门口，凭一身好武艺，只身就击退了十几个冲击中南海反对中央文革的北京“联动”分子；还有故事说，有一次，湖南的保守组织“红色怒火”二百多人，袭击“青年近卫军”临时总部的所在地——长沙府后街的一个小学校，但海司令无所畏惧，操起二把砌刀，带领十几个弟兄，便将“红色怒火”那些人“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逃。
后来我问海司令，他笑着说，保卫中南海的故事并不存在，但在北京确与据说是“联动”分子的人交过手。1967年年初某天，在北京的湖南造反派人员，获得“联动”分子将在某处刷标语、反对中央文革的消息，便集合前往阻击。那时尚未成为“海司令”的谭海清，自然也是一个参加者。
海司令回忆说：没有打什么，那些“联动”分子见势不妙，很快就跑了。
但他操起二把砌刀，带领十几个弟兄，以少胜多，在府后街的一个小学校内击退保守组织“红色怒火”人员的历史，则并无虚构。
见过海司令的人，都会这样描绘他：一个中等身高、鼓鼓墩墩、唇上留有淡淡胡须而挺和气的青年人，一个平凡的老大哥模样的人。
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是长沙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个砌墙工，文化大革命前，凭他一手好手艺，曾获过“优秀建筑工人”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了造反派。不过，最开初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却并不是由他当司令。
在省军区按“二四批示”镇压湖南主要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时，“青年近卫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几乎不再存在。后来，那些个原来的司令、副司令们也就或逃之夭夭，或消声匿迹了。而只有他海司令，却坚持将这杆旗扛了下来，因而，理所当然，原任“青年近卫军”下属第一纵队负责人的他，就被推举为整个组织的“总司令”。
他的确是姓谭，大名谭海清。但弟兄们习惯称他为“海哥”，也就自然成了“海司令”。
谭海清（海司令）为人豪爽，颇讲江湖义气，当然，胆子也不小。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即两派武斗高潮时，享有盛名，所以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之所以打电话给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显然，这用意就正如俗话说：“蛇无头，则不走”。既然“青年近卫军”是湖南武斗的重要参加者，那么制止那武斗，就要先制住这“青年近卫军”的头。因而，非让他海司令本人去北京开会，就不奇怪了。
1967年10月2日，又一次奉周恩来总理指名电令，海司令赴武汉参加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因当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阮氏萍，要去湖南韶山参观。为保证越南南方客人的安全，周总理便召集解放军47军军长、政委以及尚左右着湖南局势的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前往武汉，商讨绝对保证外宾安全的措施。在一次会中，周总理曾对谭海清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的司令，你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不用三天，就会垮台。”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持激进观点的造反组织湖南“省无联”时，那位说话历来随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话中插进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青年近卫军”并不是“省无联”的成员单位，虽然它下面的分部多是“省无联”观点的赞同者，但是，海司令却没有同意参加“省无联”，他说他不想湖南造反派又发生分裂。
然而，江青的那句话，仍最终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显然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什么“苏联修正主义”是无关的。可是，江青的话语中，却明显地是厌恶任何来自苏联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还是恶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青年造反组织。
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自行宣布解散。
当时，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发表的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其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四）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与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时，该组织却只有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并仅当了一名委员。
古训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文革已进入到不需武斗形式的夺权阶段了，喜欢献热血的人，争来的已不再是“功劳”，而变为了罪责。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倒因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虐杀“俘虏”致死的一件命案，涉嫌有领导责任，在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拘押，断断续续关了近10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曾一度获释，“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又重新入狱），至1980年，被法院判了7年刑，尔后即出狱。
当年海司令不想将“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太快、规模太大，他担心的就是怕失控，管不住那些遇事容易冲动的楞头青，做出越轨之举，连累整个组织。然而，最终他依然没能逃脱他所担心的结局，一个参与虐杀保守派“俘虏”的青工，或为减轻罪责，或为审讯人员的逼供诱导，终于将海司令拖下了水，那青工的供述说，事前他曾请示过海司令，而海司令也表示“任由你们处理”。
虽然是孤证，虽然海司令坚决否认有此一说，但最终，仍以此判了海司令的刑。
我问过一些当年在“青年近卫军”总部的朋友，大家都认为海司令绝对不会说那句话。
我作为当年“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的成员，根据我当时对海司令的观察与了解，以及后来多年的接触、交谈，我也认为海司令不会说那样的话，更不会做那样的决定。此事，蒙冤的可能性极大。然而，海司令的案件不是一般刑事问题，背后有着份量不轻的政治，因此，即便海司令没有这样一个罪责，他的结局都不会阳光灿烂。
关押了10年，却又只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
据了解，全国各地这样类似的情况不少。有的获释者拿着判决书向监狱当局询问多关押的时间（一年，或两年、三年……）怎么办的问题，会得到不耐烦的回答：“要走就走，不想走就又回（牢房）去！”获释者自然只得悻悻离去。
出狱后，“海司令”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有些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海司令”也不催要。他的老婆对此很不高兴，他则对老婆说：“人家不过欠一餐饭钱，有什么了不起，催什么！”大概欠他账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吃你一餐饭而已！殊不知，你欠一餐，他欠一顿，小小饭店哪能经得起！所以没多久，小饭店便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不幸患食道癌，于1997年去世，终年55岁。

201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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