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军：让实物与记忆见证我的上中(上海中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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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实物与记忆见证我的上中情结
赵武军

序言
四十多年的光阴，在人生舞台上，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转眼的瞬间。
四十九年前的1964年夏，我班30位男生和17位女生，满怀凌云壮志和远大抱负，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全国中学里的顶尖学府——上海中学的高中部，开始了在上中终身难忘的学习生活。
我们如此深深地眷恋着我们的母校，热爱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以至于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只要一提起母校，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她那熟悉的身影，心中油然而生敬意。
上海中学，是我们魂牵梦绕、终身难忘的名字。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都会以曾经是一名上中学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上中，记录了我们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轨迹，我们已经把上中，把在上中的学习生活，把那些穿越时空隧道的陈年往事，永远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心间，无论时空变迁、斗换星移、沧海桑田。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1967届高中毕业生从1968年起，陆陆续续地奔赴祖国的边疆、农村、工矿、军队，服务人民，报效祖国。
我是个喜爱收藏、研究历史的人，当然也珍藏了一些我在上中学习期间的珍贵史料。包括上中学生证、一张盖有上中体育室图章和体育老师签名的体锻测验证、一厚叠英语课外补充读物、两本诗歌与范文摘抄簿、多首英语歌曲歌片、众多同学临别赠物、几十张上中校园学习生活照片等。1968年9月，它们随我从上海中学出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起又转战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80年回到上海，可算是走南闯北的了。每一个地方，我都至少搬过5、6个居住地，共计搬过近二十次家，而这些上中纪念物品居然都未丢失。
如今，除了照片以外，能够保存至今的每一件关于上中学习生活的实物，都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文物”和史料，成为我上中情结的历史见证。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上中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精英；而上中学生也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是他们使上中声名远扬，经久不衰。上中造就了自己的学生，而上中学生也成就了母校的辉煌。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回忆那段激情燃烧、刻骨铭心的岁月和那些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往事吧！

一、学生证与校徽
上海中学学生证，呈淡黄色，娇小端庄，朴素无华。内侧贴有学生照片，是上中学生的“身份证”，记录着学生的基本信息和每学期的注册情况。
上中校徽，白底红字，“上海市上海中学”七个仿宋字体清晰凝重，令人感到格外亲切。胸前佩戴着上中校徽，彰显出上中学子的阳光与自信，以及赋予他们的使命与责任。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妖混淆，上中广大师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这一历史漩涡。1966年下半年，我与同学们参加大串联来到北京，居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于当时鱼龙混珠，人员复杂，我的学生证不慎遗失。好在回校后经申请，又为我重新补发了新的盖有钢印的学生证。
从此，我的学生证和校徽，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无论那蹉跎岁月多么漫长。每当我端详着我的上中学生证和校徽，热流就会涌上心头，在上中校园的那一幕幕情景就会立刻浮现在眼前。

二、英语课外阅读材料与英语歌曲
我们的英语老师甘大颖，是一位非常尽心尽职的好老师，他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学识高超，对学生极尽解惑释疑之能事。除了按照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外，甘老师还尽力为我们提供课外阅读材料，增加英语词汇，扩展书本上没有的内容。1965年，当时正处于文革前夕，各种极“左”思潮暗潮涌动，影响着学校教课，而英语教师们所受压力更大。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甘老师发给我们的课外阅读材料中，多数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文章。1966年6月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迫于当时的形势压力，甘老师把有关社论的部分章节连夜翻译出来，并使用打字机或手工刻写钢板蜡纸的方法，油印了中英文对照的课外读物材料发给我们。这些都是语法相当复杂、词汇极其丰富的文章，对于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保存至今的这些16K纸张英语课外读物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毛泽东论长征》、《毛泽东语录》、《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延安：象征过去与现在》、《鲁迅》、《象列宁那样学习》、《陈毅外长关于抗美援越的讲话》、《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雷锋》等，以及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的部分章节。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并把英语学习与音乐结合起来，甘大颖老师还给我们翻译、抄录了不少英语歌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我是一个兵》、《听话要听党的话》、《风雷之歌》等。我喜爱音乐，也爱唱甘老师为我们提供的这些英语版中国歌曲，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地用英语唱出来。
甘老师发给我们的这些英语课外读物，将近50年了，尽管纸张已经泛黄，纸质也有些发脆，但它们所折射出来的，是上中师生在教学方面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气概。

师生情
当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甘大颖老师。语文老师李灵芝发给我们的课外阅读材料——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也同样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
但凡是教过我们的老师，都会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包括：经常与学生们促膝谈心、象大姐姐一样的辅导员史耘；带着浓重常熟口音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周坤元；殚精竭虑、辛勤耕耘的英语老师甘大颖；偏好文言文、故而在“哭鼻子”一词的使用上与杭伟争执不休的语文老师王冠伦；虽属爷爷辈但却仍然黑发童颜的语文老师李灵芝；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数学老师徐开亚；举止古怪但学识渊博的物理老师张禹平；让我们第一次知道“本生灯”、并提醒学生们若有金戒指千万不要在做化学实验时投入硝酸硫酸中去的化学杨老师；和蔼可亲、悉心指导动植物实验的生物龚老师；始终在黑板上画出的“矛盾”中绕圈的哲学老师朱发兴；身板硬朗、颇有军人风度的体育老师张允中，等等。上中老师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占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那些没有直接教过我们课程的上中领导与其它教职员工，也同样受到学生们的敬重，充分体现出上中师生之间浓浓的情谊。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上中财务科（设在图书馆里）有位名叫斯伦的老先生，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的他偶然也会在学校里穿着长衫，学生们对他很是敬重。巧合的是，当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六团团部工作时，一次出差到本团煤矿连，认识了该连北京女知青斯琳、斯曼姐妹俩。在祖国边疆遇见两位姓斯的人，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告诉她们，姓斯的人非常少，但我认识上海中学一位名叫斯伦的老先生。这时，斯琳告诉我，整个大上海姓斯的只有一家，那就是斯伦家，而她们姐妹俩就是斯伦老先生的侄女，她们管斯伦叫大伯伯。一位上中学子，多年后居然在与上海相隔四千公里之遥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煤矿连队，遇到上中老先生的两位侄女，而且是从北京来的女知青，这难道不是因为上中的缘分嘛！

三、诗歌与范文摘抄簿
和许多同学一样，我有做课外笔记的习惯。而且因为当年有些感兴趣的书籍并不一定能够买到，因此，也就有把那些课外阅读中遇到的好文章、好诗歌、好词汇摘抄下来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欣赏、品味、消化，籍以提升自己的写作与思维能力。
我一直保存着高中时的两本笔记簿。一本是抄录的作文集，一本是抄录的诗歌集，里面满满登登都是当时优秀的作文和优美的诗歌。尽管笔记簿的两个边角已微微卷曲，订书钉已生锈，钢笔字迹已稍稍变淡，但它们在我的心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作文集里，有语文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由前几届上中学友撰写的、赞美上中植物园美景的《记东植物园》；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陈淼《春雨集》里的《南国风情》、《云海情怀》、《漓江春雨》；刘湛秋《短文两篇》里的《雨天的歌》；唐兆迪的《钢花赞》；杨苡的《校园抒情》；俞仲贤的《龙羊峡口》；以及上海市中学生作文比赛的优秀作品，如：《昆明西山》、《歌声》、《五湖四海都是家》、《满怀壮志话前途》、《我是塔里木的一个园丁》、《我爱向日葵》，等等。这些优秀文章，有些是我到上中图书馆借了书后在阅览室边阅读边摘抄下来的，有些是我在报刊上看到后颇有感觉便摘抄下来的。
在摘抄的诗歌集里有《接班人之歌》、《青春的列车啊，飞奔》、《革命需要千万个雷锋》、《我们的志愿》、《行进在革命的大道上》；有对口词《心在最前哨》、《战士的手》、《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公社书记的家》；有贺敬之的《向秀丽》；还有《萌芽》杂志的《对着大雪唱的春歌》、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戈壁新歌》，以及绕口令《铁拳痛打约翰逊》（约翰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等。其中的好几首诗歌与对口词，如：《接班人之歌》、《革命需要千万个雷锋》、《心在最前哨》、《战士的手》，成为我们在班级文艺表演时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李晓明与奚建松表演的对口词《心在最前哨》，博得了同学们的满堂喝彩。
每当我翻阅着这两本笔记簿，就会回想起上中的学习生活：早自修，在西植物园的花草丛中朗读英语课文、背诵英语单词；课间休息，在教室里奋笔疾书摘抄范文、相互交流学习心得；晚自修，又是在教室里伏案作业、攻坚克难、做眼保健操；更有早锻炼和下午自由活动时体育场上龙腾虎跃、既锻炼身体又磨炼意志的场面∙∙∙∙∙∙。那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四、上中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证
上海中学闻名遐迩，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有才华的人才。上中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刻苦钻研，追求真理，热爱劳动，强壮体魄，是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出类拔萃的莘莘学子。能在上中学习，实乃大幸。
我无须说，如果不是文革，我班何行烈将顺利跳级并被保送到顶尖高等学府深造；我也无须说，在高二结束时，每个班级都会有一名学生被直接保送进清华北大；我更无须说，文革之前每年考进清华北大的上中毕业生，有时竟多达一个班级的人数。
我仅就文革之前上中学生在体育锻炼、强身健体方面来讲，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在上中体育馆的墙上，还保留有历年体育项目的最好成绩或最高记录，其中大部分都是1964—1966年期间，由当时的“老三届”所创造并保持至今的。上中学生的体育训练蔚然成风，我班也不例外。每天早晨和下午自由活动时，大操场上一派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景象。我至今保存着的那张《上中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证》，足以把其中的故事向你娓娓道来。
这是一张油印的由上海中学体育室为学生颁发的证明。
正面的右侧写有：“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证”，由学生自己填写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年龄组、班级、学号、最先一项通过标准日期、最后一项通过标准日期；左侧写有“为担负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及早炼好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健康的身体”，并盖有“上海市上海中学体育室”公章。
背面是表格式的“测验成绩记录”，列明项目、成绩、日期、裁判等内容。
我从1966年2月9日至4月5日期间参加测验，通过了一级体育锻炼标准。内容包括：100米、400米、800米短跑，1500米、3000米、6000米中长跑，跳高、双杠、跳箱、引体向上、双脱手爬绳等。我的6000米长跑，仅用时23′。那是1966年3月4日，学校举行长跑比赛，长跑路线是从上海小学的校门口沿上中路向西，到老沪闵路左拐，接近朱行时折返回来再到起点处。参加男子组比赛的一百多名长跑好手，个个身手不凡，矫健如飞。此次比赛由德高望重的体育室张允中老师亲自担任裁判长。由于我的顽强拼搏，以23分0秒冲过终点，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我把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证递给张允中老师时，老师郑重地在上面签上了他的大名。
说起我班的体育锻炼，在军体委员李晓明的带领下，全班男生每天都参加长跑。那时候只有星期日休息。于是，男生长跑健儿们，逢星期一三五跑7500米的长途（上中—老沪闵路—朱行—梅陇—华东化工学院—救火会—老沪闵路—上中）；逢星期二四六跑3500米的短途（上中—港口—龙吴路—龙华苗圃里的百色路—上中）。每次出发与回来时，我们都看好旗台前大钟上的指针，用以记录时间。我记得，我跑3500米，大多在12分钟左右，跑7500米，则在30分钟左右。我班男生长跑颇有名气，且好手如云。李晓明、倪建民、李滨生、钱大栋、潘凤鸣、李康琪、奚建松、董建树、石定栩等，个个都是勇猛之士，就连体质稍弱的沙济深、余明也毫不示弱，一直坚持锻炼。
其实，我班体育项目上，大有卧虎藏龙之势！
1965年12月18日全校越野长跑比赛中，我班30名男生有18人参加了6500米或3000米；17名女生有16名参加了1500米。由此可见一斑。结果，在全校187人参加的6500米长跑比赛中，李晓明名列我班第一名，倪建民第二名，我第三名。
在1966年5月7—8日举行的校运会上，杭伟（当时还兼任学校《学习报》编辑）获200米短跑第一名24″2，100米短跑第二名11″06；李晓明获1500米第三名4′42″5，3000米第五名10′24″4；潘章立、钱大栋800米负重跑分获第二、三名；沈秋飞、邢建屏、顾思琼、徐杏娣的女子4Ｘ100米接力获第六名。杭伟的100米短跑成绩，已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更有甚者，我班钱大栋在初中时，就已经是一位蛙泳国家二级运动员了。

五、日记与记忆
上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同学们都是一群聪明伶俐、心地善良、活泼可爱的同窗好友。大家不仅在学校里学知识、学本领，而且把参加社会活动、开展业余活动当作第二课堂。上中学生，政治敏锐，学业出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当时我们有一句座右铭就是：坐在课堂里，心想全世界。每一名上中学生，都有着宏大志愿和远大抱负。
上中读书期间，我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但也为现在的你我留下了不少珍贵史料。在我那本红色漆布封面的日记本里，在那些端端正正的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是上中学生真诚大气、天资聪慧、勤勉刻苦、自强不息的内在素质。
在我的日记和我深藏于心的记忆中，涵盖了上中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学习，自修，军训，就餐；政治教育，体育锻炼，课余生活；建造学校游泳池，到华明救护车厂学工，参加农村“双抢”、“三秋”劳动。
有集体排练表演节目，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横渡黄浦江，班运会，校运会，学骑自行车；团支部活动与发展新团员；星期六日的电影。
更有记忆中文革前夕上中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初期的腥风血雨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我的日记本里，还保留着1964年10月由贺網兴、杭伟分别为我写的题词，并夹有一张1966年奚建松在看了我的日记之后写给我的读后感，还表示要向我学习呢！
上中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从我的日记和记忆中表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可看到，我班47名同学在班级团支部和班委（主要有李康琪、何行烈、章柏林等同学），以及担任学校团委委员的沈秋飞同学领导下，各项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1、大礼堂的报告与电影
1964年，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正襟危坐，侧耳谛听叶克平校长、吴恒槐副校长的报告；1965年，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鸦雀无声，洗耳恭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来我校作“优选法” 的报告。
同样也是在大礼堂里，《航标兵之歌》、《生命的火花》、《冰山上的来客》、《英雄儿女》等电影，无数次地激动着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让航行的朋友们一路顺畅∙∙∙∙∙∙”；“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霹雳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一霎时，那些优美的电影主题歌曲旋律，在校园里四处传唱，也引导我们不断向上。
196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六晚上前往附近的龙华人民公社大礼堂，每次买张5分钱的门票，观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上、下集）。
上中对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从不或缺，在那个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评选学毛选积极分子成为一股热潮。难怪上中学生走向社会后，无论遭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他们都是正直、向上、刚毅和坚强的。

2、战斗化与“忆苦饭”
当年的上中学生纪律严明，反应敏捷，行动迅速，经常开展军训和防空演习。我们的体育课和军训课甚至还包括了这些军事项目：队列操练、翻木板墙、爬铁丝网、负重行军、投掷训练手榴弹、小口径步枪射击、用木枪练习拼刺刀等。大家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具备了初步的军事化素养，即便出操，或者到食堂就餐，也是集体列队行动。
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后，同学们就像部队紧急集合一样，迅速奔到楼下老地方排好队伍，在李晓明的口令声中，浩浩荡荡向大食堂进发。“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连队的前面∙∙∙∙∙∙” ；“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大纪律是传家宝，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那高亢嘹亮的歌声，萦绕在我们耳畔，与其它班级的歌声相映成趣，此起彼伏。
1965年某天，应李晓明邀请，我班三、四十位同学汇聚到四川中路他家里，品尝由他父亲、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干部亲手做的“忆苦饭”。那顿“忆苦饭”仅仅是加入了从山东带来的小麦麸皮和野菜，但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却极为深刻。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一天，全班同学随学校教职员工冒雨在人民大道参加由曹狄秋市长主持的大型集会。那天的雨真大啊！滂沱大雨浇湿了我们高擎的红旗，鲜红的颜色随雨水又染红了我们的白衬衫，我们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除部分同学直接回到市区家中以外，饥寒交迫的我们20多人又步行来到淮海中路新康花园李滨生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由他老干部父亲亲自做的、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

3、上中学生个个都是佼佼者
我们进上中的那些年，上海市区每个区报考上中的录取名额只有10人，因而能考入上中的，个个都是优等生，都是佼佼者。我与李晓明、奚建松、王惠丰、李素兰等都是从黄浦区考进来的。1964年夏，我在黄浦区的培光中学初中毕业时，当时学校有一个保送一名男生直升到青岛海军学校的名额，校领导研究后决定保送我。可那时，我放弃了上军校读书的机会，毅然报考了上海中学。
在上中，我们每个人都刻苦攻读，珍惜在上中的学习机会，除了课堂上的知识，还自学更深奥的内容。不是吗，史员生刚进上中时，就已把高三年级的微积分学完了，至于高中代数、三角、立体几何更不在他的话下。不是吗，金惠忠像个“老学究”似的，每天都要练毛笔字，写上2张小楷或3—5张中楷。不是吗，沈秋飞、李玲的字如行云流水，像大家闺秀；邢建屏、蔡方的字则小巧玲珑，似小家碧玉；而何行烈、金惠忠、王惠丰、程华清的字，更显端庄娟秀、温婉内敛，使人过目不忘。同学们经常探讨学习心得与学习技巧，遇不同观点还免不了激烈地争辩。同窗好友之间在政治思想、文化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切磋的事例，不胜枚举。

4、文艺汇演与赛诗会
曾记否，1966年4月，我们参加全校文艺汇演，全班同学排练了一部忆苦思甜的表演唱《想起往日苦》，并由当时兼任学校团委文艺委员的沈秋飞作为艺术指导。表演唱中，我和沈秋飞担任男女声领唱，徐杏娣演母亲，李滨生演被抓壮丁的儿子，余明演地主老财，程华清演账房先生，还有几位演地主狗腿子，更多的同学则演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劳苦大众。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团委和学生会还专门为我们拍了几张剧照，即便现在看了这些照片之后，也仍然会使我们激情满怀。
当然，令人记忆犹新的还有1965年12月9日举行的热火朝天的班级赛诗会。全班四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由李仁文担任组长的第二小组意气风发，一举夺得第一名。他们组12位同学，共写诗歌170首，五言、七绝、七律、打油诗、三句半、自由体诗、词，样样俱全。李仁文也因平时显得书生意气、少年老成，十七八岁时，年纪轻轻的他就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老李”。

5、集体横渡黄浦江
在我班，虽然钱大栋在初中时就是一名国家蛙泳二级运动员，潘凤鸣在农村学会的侧泳也让他似水中蛟龙，可我班不少同学却是“旱鸭子”，是进了上中后在学校游泳池和划船俱乐部里才学会游泳的。
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
在划船俱乐部的河浜里刚刚学会游泳没几天的我们十几位男生，在钱大栋、邓小华等人的带领下，居然合伙去横渡黄浦江了。一行人中还有潘凤鸣、倪建民、李滨生、董建树、王贵宝等。我们从港口下水，用网线袋兜上几只篮球、排球，权当救生圈，以备不时之需。下水后，我们在黄浦江里劈波斩浪，奋力向对岸游去。上岸之后，在满是砂砾与贝壳碎片的河滩上休息一会儿，再游回来。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横渡黄浦江，也包括我，当我们走回学校时，兴奋与喜悦全写在脸上。
这样的横渡，我记得有两次，我全参加了。
第三次是直渡。那年夏天，我们到10里以外的龙华公社浦明大队劳动回校时，女生们顶着炎炎烈日从陆路走回学校，我们部分男生就把鞋子和汗衫系在腰间，沿黄浦江从水路顺流而下游回来。那次游黄浦江回校时，可把我吓得不轻。原来，盛夏的黄浦江，别看水面温度近三十度，可水下温度才十几度，温差很大。我游着游着，突然右腿严重抽筋了，而此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同学之间也都相距一二百米，大轮船就在不远处来回穿梭，十分危险。我命令自己保持镇静，一边用踩水的姿势慢慢划着，一边向江岸靠拢。过了一会儿，僵硬的右腿逐渐恢复正常，终于摆脱了险境。回校后与其他同学说起此事，大家还都为我感到有些后怕呢！

6、歌声陪伴着我们
上中学生的学习很刻苦，但到了星期天，我们又非常的快乐，因为始终有歌声陪伴在我们的左右。
每逢星期天，我班教室里经常会飘出悠扬、婉转、动听的歌声，如歌剧《江姐》里的《红梅赞》、《绣红旗》，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等。那是包括我、王贵宝、周如福、董建树、杨秀云、张鼎芬、顾思琼、高秀初、楼庆楚等十几个未回家的同学，一边温课，一边纵情高唱。当时，《江姐》的优美旋律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因而只要有人起个头，立刻就会引来众人响应，真可谓“一人唱来万人和”。
我班喜欢唱歌的同学很多，仿佛大家都是音乐家似的。由邢建屏、徐杏娣女声二重唱沪剧《星星之火》中小珍子母女的《隔墙对唱》，以及我唱的沪剧《冤有头来债有主》，常常成为我们到上海县北桥人民公社灯塔大队下乡劳动为农民群众表演时的保留节目。在艰苦的学习与体育锻炼之余，我们男生宿舍充满了无尽的情趣。有一段时间，206宿舍俨然成了音乐演奏场：潘凤鸣带来了短笛，王贵宝带来了长啸，余明带来了口琴，任玉良带来了二胡，无论独奏或合奏，都非常动听。当然，不会乐器的另一些男同学也见缝插针地学起了二胡，初始阶段难免拉出一些“吱嘎吱嘎”的杀鸡杀鸭声；我则新买了把国光牌口琴进行练习，水平同余明相比自然是稍逊一筹；而王贵宝长啸吹奏的岳飞《满江红》，乐曲中那悲壮的曲调令人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王贵宝最喜欢唱那首新疆歌曲《向着北京致敬》和《八角楼的灯光》，那细声细语的歌声格外甜美；我呢，当然最喜欢唱胡松华的《赞歌》，而且居然能把前面长长的“啊∙∙∙∙∙∙，啊哈嘿∙∙∙∙∙∙依哎∙∙∙∙∙∙”这高难度的部分唱得字正腔圆、像模像样。我和王贵宝、董建树、金惠忠、奚建松、贺網兴、李康琪、潘凤鸣、任玉良、史员生等同学还特别喜欢《长征组歌》和毛主席诗词歌曲，包括《减字木兰花 ∙ 广昌路上》、《菩萨蛮 ∙ 大柏地》、《忆秦娥 ∙ 娄山关》、《沁园春 ∙ 雪》等。在宿舍里，几位男生常常引亢高歌，或独唱，或齐唱，有时还轮唱，并分出高低声部。歌声飞出了宿舍，也飞进了我们的心扉。每当回想起这美好的时光，总觉得这或悠扬、或雄壮的歌声、乐声，好像仍然回荡在我们耳畔。
我曾报名参加过学校合唱队，在大礼堂楼上排练由上中音乐老师郁文武作词作曲的歌曲——《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首歌曾在当时的几份报纸上刊登过。它有个特点，就是副歌在歌曲最前面，而不是通常在主歌后面，歌曲共有两段。“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郁文武老师的歌词写得很好，曲子也谱得很美，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7、“劳动模范”与“无名英雄”
我班的福利委员，先是蔡方，后是奚建松。每当同学们要买饭票，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冲向设在图书馆的膳食组，买来后交到同学们的手中。高一年级时的寒冬腊月，天气特别阴冷，同学们上午刚上完两节课就已饥肠辘辘了。此时，福利委员就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到大食堂为大家买来热气腾腾的刀切馒头。为了增加热能，抵御严寒，李滨生还买来了辣火酱，让大家抹在馒头上。而这也反映出当时国家的贫困与上中学生的艰苦。
王忠浩是我班的劳动委员。每次劳动课前，体魄健壮的他都会提前把锄头、铁搭、铲子、扁担、箩筐、粪桶等农具领出来分配给大家。劳动结束后，又由他清洗干净交回给胡馨山老师。我们的劳动委员尽责尽力，还真像个劳动模范呢！
在我班，劳动模范岂止一个，而且还有不少“无名英雄”呢！
薛经国为班级同学做好事从不留名：晚饭前，当男生宿舍里的热水瓶被泡满时，大家就会想到，那是腿脚不大好的薛经国，每次拎4只甚至6只热水瓶，一瘸一拐地分几次到上中后门边的热水房泡来的。有的同学浸在脸盆里的脏衣服忘了洗，正四处寻找，一抬头才发现原来不知是哪位同学已经帮他洗好晾挂在窗口上了。而另一位家住农村的潘凤鸣，夏天从家返校时，也总会带来几捆“甜罗粟”或是其他农产品，让大家尝鲜解馋。

8、孙雪兴的“老坦克”与龙华苗圃的“拷浜”
孙雪兴那辆功不可没的“老坦克”，让班级里起码有十多位男女同学（包括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虽然我们没怎么注意那辆破旧的28吋平车“老坦克”是什么牌子（大概是凤凰牌），但无碍我们对它和它主人的感激之情。用董建树的话来说就是：“孙雪兴的脚踏车，就像是英国的名牌‘蓝领’牌，叫做越烂越灵。”我胆子较大，上午刚刚学会骑车，下午自由活动时便骑着这辆“老坦克”上淮海路了。
别看王忠浩同学身体强健，像个运动员，但内心却是充满童趣的，尤其喜欢小动物。有几次他特地邀请我去玩，两人像孩童一样，到学校的三好河里去捉小鱼小虾。
我班的男同学多数生性好动，好几次到紧邻学校北面的龙华苗圃小河里拷浜。有一次，钱大栋、潘凤鸣、孙雪兴、薛经国、任玉良、王贵宝、董建树、倪建民、沙济深、王忠浩和我等一行十余人，带着脸盆、铅皮桶一起兴冲冲地去拷浜。那次拷浜，眼看鱼儿虾儿已经跃出水面，即将无处可逃，却不料风云突变，午潮来临，势不可挡，直通黄浦江的潮水越过了我们筑下的几条堤坝，导致最后功亏一篑。

9、206室男生宿舍里
第二宿舍206室里，有我们男生用卖废品所得买来的两幅围棋。就是这两幅围棋，搅得业余时间的我们魂不守舍，让我们的脑瓜不知死了多少万个脑细胞。同学们休息时间在宿舍里摆开了龙门阵，有下象棋的，有下围棋的。而围棋枰四周总是人头攒动，常常是一幅围棋两人下，旁边诸葛亮倒是一大群，这也使得我班男生会下围棋的大有人在。只是因为下一盘棋往往要花费3、4个小时，人很累，加上缺乏名师指教，所以还没有够得上围棋段位水平的。当然，这也让先学桥牌、后学围棋的何行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思维慎密细致，考虑问题时非常“疙瘩”，成为班级里的常胜将军，因而获得我班男生赠予的这一亲昵雅号。高一年级有位绰号叫“克鲁米”的校友，围棋下得非常好，常与学校里的围棋高手杨德辉老师切磋技艺，一般无人能及，而唯独何行烈敢与其交手。这与他初中毕业于当时教改典型的育才中学、高二时又是直升大学跳级生的高智商，是完全相符的。
同样用卖废品所得买来那套理发工具之后，李仁文、任玉良、潘凤鸣就经常义务为男生们理发，省下了大家许多零用钱，尽管我们偶尔也会被他们那不太熟练的理发技术把头皮夹得生疼而嗷嗷大叫。当然，李仁文的理发技术最好，而且随叫随到，非常助人为乐，他也成为男宿舍里最受欢迎、最为繁忙的理发师了。李滨生则带来了一幅哑铃，和邓小华、潘章立、徐国平等几位爱好者一起，在宿舍里练起了“健力美”。

10、初尝选民权
文革之前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在之前推选基层人民代表候选人时，班级里大多数同学都去开会、参加选举活动了，只有我们几位同学因未到法定年龄而不能参加。于是，大部队开会去了，留下我们只能在教室里静悄悄地自修功课。这几位同学包括：我、任玉良、王贵宝、薛经国、沈秋飞、邢建屏、刘巧英、张鼎芬，以及班级里年龄最小的奚建松。
错过了这次机会，哪想到，等我们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竟已是狂风暴雨般的文革结束、十几年以后的八十年代了，真是时过境迁。

11、文艺体育人才济济
我班在体育与艺术方面，不愧为人才济济。杭伟的短跑与钱大栋的游泳都小有名气。邓小华、潘章立、许墨华、徐杏娣，则分别是学校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吕烽谊的古典芭蕾舞更属高雅艺术，不过很遗憾，她从未在班级里向我们展示过她那曼妙的舞姿。董建树少年时曾在虹口区技巧队学得高超的技巧功夫，令人叫绝；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他在连队打谷场上表演了凌空跟斗与连翻7、8个空心跟斗的绝技，让有幸能亲眼目睹的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知青和老一辈转业官兵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当然这是后话了。杭伟曾兼任学校《学习报》的编辑，虽然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也掩盖不了他写作方面的才华。他爱好金石，曾赠送我三枚他自己篆刻的印章，其中两枚是青田石，一枚阴文，一枚阳文，另一枚是木质的，这枚木质印章我一直珍藏至今。我班的小才女蔡方的绘画也是隔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且师出名门，班级里黑板报的美工，非她莫属。同时，每次在龙门楼底层《学习报》巨大的墙报出版前，总能看到蔡方忙碌的身影。
说到上中的《学习报》墙报，那是上中的骄傲，是上中的无形资产。其字体之秀美，如蓝天白云；文章之精炼，似高山流水；版面之新颖，堪称精美绝伦；画风之独特，堪比大师杰作。那工整漂亮的粉笔字，集篆、隶、宋、楷、魏碑与行、草、美术字于一体，如同阳春白雪，雅俗共赏；那赏心悦目的画图，像水彩、素描、版画、油画、雕塑，疑似美术馆落户于上中。每一期黑板报简直都是难得的艺术品，让站在她身边仔细端详的你我想马上抽身离去，都会觉得无比惋惜。我当时也曾想，如果《学习报》编辑部邀请我担任文字编辑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2、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文革的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当学校被迫停课取消高考时，同学们噤若寒蝉，无可奈何；仰望苍天，无言以对。受文革历史潮流的影响，班级里有十几位同学改了名字，甚至出现了5个“武军”，当然也是因为他们5个人在文革中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而改名为“武军”的同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对作家金敬迈小说《欧阳海之歌》里所塑造的解放军连队指导员曾武军这个主人公很欣赏，所以当时改名为“武军”的人在社会上还真不少呢。不久，许多同学开始了大串联，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来到革命圣地，足迹遍及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当大家回到学校后，又深入到冷拉型钢厂、东风雨衣厂、上港五区等工厂、码头参加劳动锻炼，做三班制，每月挣12元生活费和一张公交月票。戴上柳藤帽，穿上帆布服，脚蹬大头皮鞋，手握钢钎煤锹，在熊熊的炉火前，在沉重的木箱旁，在成捆的钢筋边，同学们用汗水荡涤自己的心灵，体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繁重劳动和艰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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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全班同学的情感得到了融合，视野得到了开阔，意志得到了锤炼，思想得到了升华。

六、上中校园照片
“老三届”，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称呼；“老三届”，又是一个极其宝贵、特殊的学生群体。
“老三届”的年代，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开始复苏，经济尚未痊愈，人民温饱尚未解决，文革又接踵而来。那时，同学们的家里很少有照相机的。而能够在上中校园里留下学生时代风采的照片更是少之又少。但我班有幸，记不起是哪位男同学借来了一台旧式的135照相机（不知是德国“禄来”，还是前苏联的“卓尔基”），以使我们影集里能够保存着如此多的珍贵照片。尽管照相机破旧，而且当时拍摄的底片还是3角钱一卷的处理胶卷，但让近半个世纪前那一张张风华正茂、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脸依旧跃然纸上，那一幕幕亲切难忘的校园情景依旧使我们眼前一亮，确实是难得，令人荡气回肠。
上中校园是多彩、多姿、多情、充满无限魅力的，这在照片上一览无余：
那气势豪迈的校门，庄严神圣的旗台，高耸入云的旗杆和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那圣殿般的龙门楼与先棉堂，富丽堂皇的大礼堂，宽敞明亮的教室，让人倍感亲切的学生宿舍；
还有那曾经创造了无数校记录的体育馆和标准的400米跑道，学生自己动手参与建造的游泳池，风餐露宿的篮球架与足球门；那万紫千红、鸟语花香、铺着天鹅绒草坪的东西植物园；那五彩缤纷、春意盎然的玻璃花房，校园东北角矗立着的自来水塔。
再有那流水潺潺、鱼虾成群的三好河：来去无踪穿条鱼，雍容华丽鳑鮍鱼，鬼怪精灵小泥鳅，以及在水草丛中悠闲地歇凉、被鲁迅先生戏称为水世界呆子的河虾们。春天，粉蝶在花丛中翻飞，蜜蜂在鲜花里采蜜，忙忙碌碌，好不自在；盛夏，白天满校园的蝉鸣与夜间三好河畔的蛙鸣，轮番奏乐，不绝于耳；仲秋，蟋蟀们在草丛中纵情弹琴，黄蛉在草丛里低声吟唱，享受虫儿们短暂的生命；冬季，喜鹊在高高的树枝上巡视，麻雀在低矮的灌木丛与校园的小道上跳跃，为的是寻觅食物。上中的校园，充满了大自然的诗情画意。
在大礼堂与两个大食堂之间，我记得是一片开阔的、划分成4大块共计16亩的土地，种植着小麦、地瓜、蔬菜等农作物。学生们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盛夏洒下辛勤的汗水，秋季收获丰收的喜悦。当然，还有文革期间校园里那一排排贴满了大字报的大字报栏。我还依稀记得，受文革“左”的影响，龙门楼曾一度被迫改名为“跃进楼”，文革结束后才重新恢复了“龙门楼”这个既有内涵又有外延、既典雅又响亮的名字。
由此，如果我们把美丽的江南称为“诗画江南”的话，那么把上中称为“诗画上中”，就一点也不为过了。
照片上，上中学子是正直的，勤奋的，健康向上的，那一张张活泼而坚毅的脸庞无不散发出勃勃生机：
旗台前庄重的合影，东植物园里欢笑的倩影，体育场上矫健的身影；在通往体育场石子路上的悠闲散步，在校园里激烈而友好的辩论，在游泳池中的劈波斩浪，在先棉堂临时教室内大字报的出笼。∙∙∙∙∙∙
更有甚者，我还保留了8张文革时期学校里的同学们表演《人们战争胜利万岁》的舞台剧照。照片上，我班董建树、邢建屏身穿红军装，英姿飒爽，表演得真切灵动，重现了当年工农红军飞越大渡河、强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战胜天险腊子口的艰苦卓绝的历史画面。而在合唱队中，也还能依稀辨认出我和王贵宝等班级里的几位同学。
是啊，那时候不经意间按下的快门，如今竟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了。

七、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准通知书、火车票、欢送场景照片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记忆会让人逐渐淡忘，然而我却不能。
1968年9月，我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上山下乡，奔赴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除了脑海中的记忆外，我还保存着当年“上海市徐汇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我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通知书》、《路途注意事项》、赴黑龙江的专列火车票，以及告别同学、告别上中、告别上海的旧照片。
为了屯垦戍边、加强战备、防备苏联的武装侵略，毛主席于1968年6月18日亲自批准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王贵宝、董建树、李康琪、贺網兴、潘凤鸣、金惠忠、钱大栋、余明、王惠丰、任玉良等11位同学报名，坚决要求赴黑龙江，做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经过在徐汇区革委会的三天请愿，7位同学被批准，而钱大栋、余明、王惠丰等未能如愿。区革委会1968年9月2日给我的批准《通知书》上写道：“赵雷琪：你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持走下乡上山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光荣的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通知发到我们手上时，已经是9月3日了，而9月7日就要启程，时间非常紧迫。这一批，上中一共有27位学生被批准赴黑龙江兵团，我班就占了7位。学校委派专人到龙华人民公社直接为我们办理了把户口从上海市迁移到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西岗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八五〇团团部的手续。我们在徐汇区革委会大草坪前领取了单军装、棉军装、军鞋和棉被等物，购买了必需品，打点好行装，待命出发。
在我保存的影集里，有着近20张当年同学、校友欢送我们的照片。在上中校园，在人民广场，在北火车站，都留下了我们与同窗好友、与校友、与亲人难忘的离别镜头。由于文革多年的折腾，国家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照片上的人们多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但却个个目光炯炯有神。然而，每个人又都掩饰不住即将分别的苦痛。由于这是我班第一批走向农村、走向边疆的同学，许多同学和校友都前往北站欢送。送行的人群中有我班的何行烈、钱大栋、邓小华、余明、王惠丰、王忠浩、程华清、倪建民、孙雪兴、薛经国、李仁文、史员生、邢建屏、陈小春、张鼎芬、李玲、徐杏娣等，还有老师和众多校友。站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播放着高亢的革命歌曲，送行队伍敲击出振聋发聩的激越鼓声。当火车汽笛声划破长空，满怀豪情壮志、身穿草绿军装的兵团战士们登上列车，霎时站台上沸腾了。无数双手握了又握，舍不得分开；互道珍重的呼喊声、亲人们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随着列车的轰鸣，人们目送着朝夕相处的同学和亲人奔向远方，开始了在北大荒的漫漫征途。如今再看到这些照片， 45年前的情景犹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似水年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离开上中，我们在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北大荒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热情、理想和希望留在了那里；我们在把人生旅途的足迹留在万达山旁、乌苏里江畔的同时，也把上中的精神与我们的名字，和着春风、夏雨、秋霜、冬雪，留在了那里。我们不会忘记，在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脸朝黑土背朝天、汗珠儿掉地摔八瓣、拼命劳作的情景。不管是春寒料峭，还是赤日火烧，不管是秋风萧瑟，还是漫天烟泡，我们战天斗地，用坚定的意志，用远大的理想，用辛勤的汗水，用集体的力量，播下希望的种子，收获丰硕的果实，改造贫瘠的荒原，开创北大荒美好的明天。我们和全体北大荒人一起，用生命的火光，照亮了这片神奇黑土地光明灿烂的前程。
后来我们得知，自从告别上中后，我班的教室与男生206室宿舍一下子变得冷清、安静了许多，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心中不由得涌上一阵阵的酸楚。
后来我们还得知，从我们开赴北大荒起，同学们也陆陆续续开始了人生的转折。一部分同学分配到上海工矿单位，也有不少同学自愿报名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其中，钱大栋去了祖国最北边的县、寒冷的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开库康公社插队（现在最北边的漠河县当时属于呼玛县）；沈秋飞、雷晴波、李滨生3人去了吉林省梨树县插队；邢建屏去了江西省新干县插队；许墨华去了江西省寻乌县插队；蔡方去了安徽省太和县插队；王惠丰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余明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杨秀云、李玲、邓小华、程华清去了崇明农场；李晓明、杭伟、奚建松、石定栩去了大丰农场；薛经国、孙雪兴返乡务农，倪建民上海郊区务农。尤其钱大栋、余明两人，是分配到上海工厂后又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我班上山下乡到军垦、到农场、到农村、到边疆的同学竟达27人之多，占全班47人的一半以上。徐国平同学进上海工厂后，又有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我班唯一的现役军人，实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上中学子“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是多么的感人。当然对于我们，在外面摸爬滚打，吃尽苦头，确实是锻炼了筋骨，锤炼了意志，可这毕竟是文革造成的悲剧与灾难。其间，不知扑灭了多少报国梦想，不知埋没了多少有用之才，不知扼杀了多少国之栋梁。

八、离别上中时同学赠送的纪念品
在我们离别上中时，班级里许多同学向我们赠送了纪念品，我一直把这些纪念品保存在身边，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搬过多少次家，都未丢失。
这些纪念品包括：
①同学们集体赠送的笔记本（扉页上由王惠丰代表大家题词，那娟秀的字迹真是漂亮极了）。
②王惠丰、程华清赠送的笔记本与明信片（上面有王惠丰的题词和两位的签名）。
③  钱大栋、余明、章柏林、史员生等同学赠送给我、王
贵宝、董建树、金惠忠四卷一套的《列宁选集》（后由我们每人各保存一卷；按照年龄大小，我保存第三卷）。这套《列宁选集》是由钱大栋、余明两人在我们出发前的两天冒雨到市区购买的。
④  女同学为我们7位每人缝制的一个针线包，土黄色灯
芯绒口袋上还绣上红五星和各人姓名。那是由心灵手巧的顾思琼、高秀初等赶做出来的，代表了顾思琼、高秀初、张鼎芬、邢建屏、杨秀云、俞水娣、陈小春、李玲、蔡方等女同学们的一片心意。顾思琼已驾鹤仙去，这小小针线包，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⑤  针线包里有一本女同学们赠送的最小版本的毛主席老三篇“红宝书”，里面还有一枚《毛主席去安源》的8份邮票呢！这枚邮票我曾贴在从黑龙江兵团写给同学们的信上（离开上海的最初阶段，我们与上海同学们的通信，多由我寄给何行烈或钱大栋，并由他俩代表大家一起回信），同学们回信时又贴在信封上寄回给我，我再寄回上海。那时邮电部对此枚邮票规定不盖邮戳，但第二次从上海寄回来时，这枚邮票已盖上了邮戳。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将邮票取下，现在这枚邮票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的文革邮票集里。
⑥  同学们赠送给我们的庐山风光、伟人像等十字绣镜框。
这些纪念品，是班级里部分同学在我们临行前召开的简单欢送会上赠送的。虽已过去了45年，但此情此景却永驻心田。

尾声
时隔近半个世纪，我们依然怀念着在上中的美好时光，牵挂着昔日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牵挂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炙热。每当同学们相约聚会、谈笑风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大家欢聚一堂、互诉衷肠、感慨人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如今，迎着改革开放的温暖阳光，乘着社会发展的和煦春风，踏着时代进步的豪迈步伐，当年的上中学子都已两鬓染霜、步入花甲。但是，即便我们进入古稀与耄耋之年，或将走完人生之路，我们也仍然怀念着我们的母校——上海中学。
有诗为证：
朝夕相处，同窗好友；时光流逝，友情相守。
宠辱不惊，迈步携手；思念之情，不离左右。
温馨送出，无尽问候；上中情结，友谊铸就。
花甲重逢，醇绵依旧；情感无间，天长地久！

                  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初稿）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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