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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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炎黄春秋》 2010年第1期 字数：2817

　　高扬，辽阳人，1909年生。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东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大的人事准备工作十三人小组和中共十三大人事准备七人小组的成员。他敢挑重担，为人正直，敢讲真话，在工作中建树很多。2009年3月29日逝世，享年百岁。现摘发《世纪老人高扬》一书部分内容，以表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怀念。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从9月末到1960年5月，我被中央工业工作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中央工业部集中了13级以上干部三四十人对我进行三四十次严厉的批判斗争，有时中组部也来人参加。
　　我为什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8月9日。我带领部里十几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河南禹县、鲁山等地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们动员本县及来自许昌以东各县几千男女青年农民到豫西山区禹县、鲁山据说是铁矿丰富的地区，开矿山，搬运所谓的铁矿石(含铁量多少，甚至是不是铁矿石。谁也说不清)、运煤(不是焦炭)。同时组织农民伐木烧炭，用土砖砌砖窑，或利用旧砖窑，放进煤和铁矿石，以木炭或木材点火炼钢，等煤燃烧完或者灭火了，把熏得乌黑的所谓铁矿石扒出来就叫做铁。有的叫烧结铁，其实根本没有“烧结”，有的则不过土炉烟熏过的可疑的所谓铁矿石而已。那时河南省委正向中央报捷，并在报纸上宣布日产铁3万吨，叫做“放卫星”。我产生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意图。我刚到禹县有许昌地委副书记李音相陪，禹县县委书记习文开始对我们热情相待。后来，地委、县委的态度从冷淡到抵触，甚至敌视了。我察觉了，但认为我们没有错，虽不便责备，但我们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中间，我给我部写了考察报告，也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王从吾写了报告，因为我是中监委委员，有责任报告我所察觉的各地党委弄虚作假、违背党纪的情况。大概当地的地委、县委也将我对那里大炼钢铁的态度报告了河南省委。接着由电话转来通知，李雪峰命令我率领分布在禹县、鲁山等地的工作组立即返京。不知李雪峰为何严厉批评我们，说我们要犯大错误了。我们集中到许昌，地委书记赵某某对我们盛情接待。我们回到郑州，只由我向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副书记杨蔚屏等口头汇报豫西大炼钢铁所见所闻，他们态度冷淡，没说一句好话。我们工作组灰溜溜地回到北京。李雪峰批评我犯了给河南省委泼冷水的错误，并说“你不要再下去了”；但他对河南省委的态度也很恼火，说河南省委把中央工作团“驱逐出境”，太无礼了。
　　1959年四五月间(或三四月)，中央曾着手检查“大跃进”中虚夸、违反科学常识的现象。在六七月份，我又奉命带工作团去包头钢铁公司检查工作。此次带的人更多，在包钢听杨维和公司书记陈守中汇报。说到该公司设计和基建中违反科学技术原则，盲目搞科技改革和加快基建速度。杨维是我老战友(曾任冀西专署专员，建国后他转业到冶金部工作，曾被派到苏联某大钢铁企业学习过)，他们及包钢所属的设计院不同意冶金部来人指挥包钢的技术改革。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冶金部来人提出的改革大多是不懂技术的谬见。如包钢从黄河引水工程中，原苏联设计应用直径一米多的钢管(又称铸铁管)，我们改用钢筋加固的水泥管埋入地下，管道共8公里长，万一水泥管断裂漏水，会造成高炉的重大事故，那可是祸事呀!还有其他技术改造不合理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接着，我去了供给包钢铁矿石的白云鄂博矿山，我是和那时包头市委副书记高锦明一起去看的。那里也改了原设计，把3米厚度的水泥墙里用于加固的钢筋取消，说这是为了节约，而那个大粉碎机能粉碎直径90公分(甚至1米)的大铁矿石，其震动力大得惊人，水泥墙不用钢筋加固是吃不消的。矿石传送机往火车里装矿石，但支撑传送机的水泥柱里用于加固的钢筋也为了节约而取消了，如出现大的震动有引起水泥墙倒塌的危险。这项工程已依照修改方案建成完工了。白云鄂博位于包头以北数百公里，冬季很冷，而新建的职工宿舍过于简陋，没有取暖设备，冬季室温是摄氏零下8度左右。那里工人、技术人员大都是从鞍钢调去的。生活很艰苦，而工资却降低了，大家都有意见。还有包钢设计院领导反映其他草率修改设计的例证。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包头和工作组的处长们商量，向部里写了两份专题报告，副部长李立三转送给了中央。这也算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根据上述材料对我共批判了几十次，办公楼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发言和大字报都是强词夺理，讲的都是些歪道理。有些同志如田哨、宋乐山等特别同情我，到我家来，名为批判我，实为安慰我。
　　除上述那些以外，还追查了我与彭德怀、周小舟的关系。彭德怀在抗战时期是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驻在太行地区，我见过几次；抗美援朝时期，他从安东过往，我以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的身份，也接送过几次。“大跃进”中，我到长沙，一天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看见许多陪同人员随彭德怀来了，我不想见他受拘束，所以急忙看完就走了。周小舟我只是在高层会议上见过，没有个人接触。那次到长沙，他和周惠(省委第二书记)请我和我部处长黄文等吃一次饭，没有议论“大跃进”问题。这些经证明属实，才算是不再追查了。我公私分明，下去检查工作，没有送礼之事。查不出问题，就说我是“伪君子”，“小节好，大节不好”。在武汉参观汉阳的归元寺，叫同去的干部抽签(听说毛主席命他的孩子抽签，说以后就不懂得什么叫抽签了)，不过抽着玩而已，这就说我迷信。还有一条最严重的，说我和部务委员刘祖春(部秘书长)、薛光军(基建处长)有反党小组织活动，根据是我们议论过部主要领导和党中央的某些事。从组织原则说，系自由主义性质，部领导只有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接触多，其实没有不正常的关系。我叫我的秘书曹力把小皮箱中过去的手稿拿出给大家审查。其中有我在沈阳市委工作时的感想杂记本，对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作风有未指名的评论，被认为反党的根据。对包头之行，除了把我不赞成乱改设计的意见当做右倾思想批判外，还说我建议关心白云鄂博矿山职工生活，暴露了我知识分子的本性，怕艰苦，是革命思想的动摇。开始批判时，除据实说明真相外，我还引证党章的规定辩驳说，工作中个人的主张、见解，即使不正确也是允许的，不应该随意上纲上线，戴帽子，但是遭到大家更加严厉的斥责。以后我就不再争辩了，我怀着委屈情绪违心地做了一次次的检讨，我认为我没有错误，或者 无大错误。在批斗我的八个月中，部的主要领导始终未出面，批斗会全都由一位副部长主持。每次检讨的书面材料都派专人送部的主要领导阅，前四次他都认为不行，对我严之又严。
　　遭到不实的批斗，而且是许多与我相处甚久，彼此了解的同志对我的无情斗争，我思想不通，心情恶劣，感到愤慨，感到人格受到侮辱。1960年，春天来了，位于复兴门外真武庙的中央工业部办公机关和宿舍大院内繁花似锦。被批斗的间隙，无聊中在院里徘徊，我颇有古人所谓“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的慨叹和伤感，不知自己将来落到什么境地。食宿、散步和参加批斗之余，我总是常常躺在床上木然地呆想，半天不动，一支接一支地吸纸烟。我妻害怕了，大概怕我寻短见吧。其实我虽然愤慨而悲哀，但却从来没有萌生自杀的念头。“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我是知道的，但我也知道司马迁忍腐刑之辱著《史记》的先例。邹鲁风就是这时自杀的。他是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的同学，法学院“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抗日战争中任冀鲁豫区某专署专员。当时，他由人民大学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久，因去河南考察，曾写报告不赞成人民公社的某些做法，北京市委要批判他，他想不通，到某公园服毒自杀了。
　　到了1960年6月或7月，在我做了第五次检讨之后，终于结束了批判，定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副部长职务，下放贵州工厂锻炼。中组部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话，由我部宣布中央决定。部里派人于7月23日送我及妻子、我的小儿子白惠尔、小女儿白丽达和我的外孙女贞达克去贵阳。到贵阳先住到贵阳钢铁厂油炸街招待所，孩子们分别上了小学和中学。几天后，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到距贵阳90公里的清镇钢厂去上班，任副厂长。清镇钢厂属贵阳钢铁公司。厂址距清镇县城几华里。该厂拟建两座25立方米(另称125立方米)的小高炉。我去时基建队已经炸平一座小山包，开始平整地基，但进展不快。已经到了一部分设备，但不配套，耐火砖到货一部分，品种规格不全。管理机构已经有了几十人，大都是部队营连排级转业干部，厂长蔡福堂，是第一军的团政委。这些人分住在钢厂附近“新农村”的农民家中。叫“新农村”，是因为各家都是建红枫湖水库时搬迁来的，房子是由水库拨款统一盖的。比附近村庄的房子好一些。我与厂办公室主任于某住居民楼二层的里外间。这种楼房极简陋，地板每块木板之间都露半寸宽的缝隙，隔墙也是这样，楼上楼下和同一层的这间那间都声息相通，烧火、做饭全楼烟气笼罩，呛得难以忍受。后来厂的职工宿舍楼盖完了，大家都搬进去，与居民分开了。但是新楼徒有其表，四层楼房没有上下水道，没有电灯，后来通了电，又因为没有变压器，总是灯光闪烁，后就断了电，我作为副厂长，还算能点上极小的煤油灯。楼内老鼠乱窜，环境卫生没法提了。不久，省里宣布清镇钢厂停建，蔡厂长率领一些干部去贵州北部织金等县帮助地方党“整社”，即整顿人民公社，我负责在清镇钢厂留守。留厂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到鞍山等地培训工人回来了，随即又遣散了。我的“守摊”任务是种好厂区的可耕地，保管好到厂的小高炉的设备和耐火砖。散放的耐火砖距我们宿舍约三四里路，我带着留厂的二三十人把砖集中起来，活儿很累。我带头干，青年们来了积极性。那时粮食定量每人每月24斤，扣去1斤节约粮，只剩23斤，粮里还有沙子和稻壳，又少菜无油，多数人吃不饱，不得已改吃两顿饭。这样子，哪能拼体力呢!耐火砖搬完收藏好了，盖苫防雨。小高炉其实是无用之物，配件不全，质量也差，只是就地用草和苇席盖了一下。这事办完，为了度荒，我又带几十名留守人员乘坐两三辆厂里的苏联造四吨卡车去距厂四五十里外的清镇县属的一个山区村庄住下，上山打橡子(或叫收捡橡子)，即东北柞树那种灌木的坚果。收捡了几天，那里村支部书记说山是他们的，那些橡树子也是他们的，便把我们打的橡子全给没收了。回头又组织职工在可耕地里种些粮食。还种了土豆。
　　我在清镇的一年时间里，没有正经事可做，没有知心朋友，精神上极为孤独无聊。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到厂区附近不常见人迹的野外散步，溜达得很远很远。碰上野蒜，我们家乡叫香根菜，用小树枝挖一些，回厂洗净。吃饭时蘸我妻带去的酱油吃。散步时看农村食堂，望田野溪水，一片荒凉破败景象。定量供给的饲料被养鸭人偷吃了，鸭子则死光了。国事日非，前途茫茫，心情是不好的。记得当时曾哼出不合韵律的一首小诗：“暗夜望北辰，秋原闻痛哭，狂唱《红旗歌》，心事无人语。”末句不谐今韵，我从不敢示人。
　　大约1961年6月份，我被调到贵阳汽车制造厂当副厂长。贵阳汽车制造厂，实际是生产汽缸套、活塞环等的汽车配件厂，位于贵阳西郊马王庙村，全厂职工1300人。设备简陋，管理落后，工人技术水平也较低，产品也是低级合格品。我分工管财务和技术检验。有日常业务，我又想通晓管理。我的习惯是做什么学什么，我就找汽车构造、汽车制造的常识和汽车零部件的检验的书来看，到车间看各种机床的操作，还想学车床操作。
　　这个汽车制造厂的各车间，按起码要求，实在不像样子，门窗破旧，满室灰尘，没有生产流水线，像是手工作坊。
　　到汽车制造厂我才和妻儿团聚。我们住到了该厂领导干部共住的简陋的小楼里，住二层的两间小屋，占了楼后平房一间小屋为厨房和餐室。贞达克上了街道办的小学，与厂党委书记的小女孩结伴同行。白惠尔仍住贵阳省立一中，是重点学校，白丽达仍住军区的八一小学，他们星期六可回家。
　　在贵阳汽车制造厂约一年，这期间同事们对我并不歧视，加上我又安了家，处境比在清钢好一些。这时“大跃进”恶果暴露无遗，全国盲目建设的气氛开始降温。我的情绪好多了。有当时我写的一首感怀七律为证：“照眼繁花烂漫春，行藏心事哪须论，艰难有恨负家国，去往无私眷子孙。北国衣冠传扰攘，南枝鸟鹊梦寒温。闻鸡听雨学书剑，顾兮风云未老身。”此诗中第五句“北国衣冠传扰攘”是指赫鲁晓夫搞乱苏联。第六句“南枝鸟鹊梦寒温”是写我们家庭经历、家属的沉沦之感和我宦海浮沉的荣辱感。随之而来的是即将为我平反的信息。
　　1961年冬或1962年二三月份，李立三请贵州省副省长吴实照顾我，向他提出了可否考虑将我安排任省副厅长，以免在下边工厂把身体搞垮了。吴实是老红军，抗战时期我们就相识。在一次传达周总理关于中苏关系报告时，他转达了李立三的嘱咐，并在金桥饭店热情地款待我。不久，中央工业部的田哨同志叫娜娜给我写信暗示，不久就要给我平反了。记得那时娜娜还先后寄来北京糕点和从苏联带回的糖果。1962年春节前后，西南局经委主任谭申平来贵阳，到汽车厂看望我，说是可以调我到省政府哪个厅当副厅长，作为过渡，使生活得到照顾。我说这个厂人熟事熟，不想做临时性变动了。4月中旬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携眷回京另行分配工作，接着又通知我先个人回京谈工作分配。我立即匆匆回京，厂里给我买了硬席座，交通厅长亲自送上火车，嘱咐列车长注意照顾这位老同志。到北京站，中组部处长张长庚去接我。
　　在中组部平安里招待所住约50天左右，等待分配工作。中组部李楚离副部长召集原在中央工业部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及分配在北京的其他原工业工作部的干部四五十人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他通读了1962年5月28日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平反决定，并宣布撤销1960年给我的处分。李立三代表原中央工业工作部(那时已撤销，组成中共华北局)部委向我做检讨，赔礼道歉，我表示感谢党给我平反，声明在批斗中对我态度失当的同志，以后我一定会友好相处。这样就算平反了。
　　在待分配期间，我心情平静，闲中每天早起我走遍了平安里往北的大街小巷。有时转到什刹海。星期天在北京工作的王艺、娜娜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白拜尔来了，就有半天的快乐；我们还乘坐华北局派来的汽车重游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及其他一些郊区名胜古迹，在长城等景区吃过野餐。7月中旬，中央决定我到化工部任部长。去部报到之后，就回贵阳交代工作和接家属，在那里顺便去了一次遵义，当时只有已经放假的白惠尔与我同行，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回程时顺便看了属化工部领导的全国最大的开阳磷矿，没有看黄果树瀑布，回贵阳请汽车制造厂同事们吃一顿告别饭，随即带上家属于7月22日回到北京，此后再未去过贵州。

　　第二次不准革命：“文革”被定为“三反分子”

　　我在化工部工作了整整四年，这是我在固定岗位上工作时间较长的一次(只有在中央工业工作部超过四年)。这也是我工作顺利、精神爽朗的时期。当时中央开始执行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几年间全国化学工业出现了正常的发展局面。根据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形势和中央的指示，前两年我致力于将“大跃进”中建设的小氮肥厂投产、大型氮肥厂提高产量，以满足国家增产粮食对化肥的需求。我记忆较深的是后两年，1965年，提出把化工建设的重点转到抓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这三大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和增加物质投入上来。同时努力改变技术干部分布不合理状况，准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岗位调整，规划加强有机化工，加强内地企业和非部属的地方企业的技术力量。但是，前者还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后者还没有提出调整方案，“文革”就开始了。
　　1966年7月底，我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从罗马尼亚出访归来，一下飞机，化工部一位副部长名为迎接，实则是拉我到部里进行批斗。我拒绝立即回部，理由是访罗情况须向中央写书面报告。在玉泉山饭店住了一个星期后到部上班，部机关揭发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又敲锣打鼓来我家贴大字报。在楼门口揪斗我，还叫我小儿子白惠尔和小女儿白丽达也站凳子上陪斗，街道居委会召集居民，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都来参加批斗。我妻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叫王艺打电话给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反映情况，那秘书冷冷地简单回答说：“知道啦。”8月13日国家经委宣布我停职审查。当天晚上，部机关冒雨召开干部大会，揪我与苏继光(政治部副主任)、江浩然(科研局局长)上台示众和进行揭发批斗。随后几天又押着我们在办公楼各层楼道中敲锣打鼓游斗。在北京化工学院召开的由北京部属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万人大会，从8月23日至25日连续斗了我三天。在会上我每天“坐喷气式飞机”六个小时，脖子上挂了用铁丝坠着砖头涂写着“黑帮分子”、“走资派”的沉重的板牌，以致大会后坐骨神经痛了许久，行走困难，请房山张大夫用艾炙治疗才得以减轻症状，但右腿下肢麻木，多年不愈。第一天批斗后，拉到与会群众中示众，遭到中学生的拳打脚踢，跌倒了好几次。晚间与我一同被斗的张珍(副部长)、张亮(副部长)、苏继光和江浩然等被监禁在学院教学楼底层一个大房间中，睡在地板上，并受到学院学生的毒打，张珍被打得最重。
　　化工部常务副部长梁某某在我们被揭发和残酷批斗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他在1966年9月7日也被中央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部分机关群众又揪斗了梁某某和与他站到一起的两位副部长。后来，中央派徐今强来任代理部长。化工部机关人员分成了两派，部机关大乱，中央又决定实行军管。
　　批斗我，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主要是：(一)大字报揭发我反毛泽东思想。原来我对部的一份上报文件稿删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字样，因为它多次用这句话，我删掉了其中多余的，并且说明了理由。还有我批阅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报告，不赞成他们星期天也命令工作人员一律学“毛选”，并认为不宜硬性规定学习者都得写学习心得，(二)在我办公桌抽屉中找到了我为某单位题词试笔时，用墨笔写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昆曲《牡丹亭》中的曲词)和“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的七律诗(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有人贴大字报，说这是我作诗发泄对党的不满，心理阴暗。(三)张某某通过私人关系，从华北局档案中抄来我上述杂记本的部分文字用大字报公布了，于是有人说我对党仇恨。是漏网大右派。(四)说我是邓小平黑帮成员。(五)怀疑我是叛徒，把我拉到化工研究院，诡秘地审问一次，后来查明我从来未被捕过。徐今强来部主持工作，造反派把我当成“死老虎”，批斗和大字报逐渐减少。后来康世恩来主持化工部(叫石油化工部)工作，给我办过所谓小型学习班，即批斗一个多月，但那已经是强弩之未了。
　　1969年秋，在我参加基建总局学习活动时，局领导动员我报名去河南太康化工部“五七干校”。按中央文件，老弱病残是不下放“五七干校” 的，我当时左腿下肢病和肺病未好，拒绝报名，但他们就在广播中指名下放。我在太康干校食堂管理饭票菜票和吃饭时在窗口卖饭菜；后来则调去看粮食仓库。不下田，工作算是轻松的。其间，我的两个女儿娜娜和丽达曾先后来探视我。娜娜从明港干校来，丽达从北京来。我们父女在困苦中相见的欣喜与离别的悲伤，至今记忆犹新。与我接触的队员彼此相处还可以。但党籍未恢复，看别人参加支部活动，心中不快(林彪叛逃事件是娜娜来信暗示方得知的)。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整人”气氛才松动了些。
　　太康县是夏朝国君太康活动的地区，但夏遗迹已经渺不可寻。我们干校所在的地方农场工人异常贫困。才到干校时，他们欢迎我们，已经9月下旬，十多岁的孩子们都是赤身露体。工人住在用秫秸盖的土房中，有木床，无蚊帐，无箱子，也无桌子，三餐是在室外蹲着吃，不过吃几块红薯和咸菜而已。中秋节日，我们住的马棚隔壁(用秫秸隔开的)十几个男女工人喝着酒，说笑叫喊，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喝凉水。”大概这就是那里人节日的心声吧?!
　　我在干校读完三卷《资本论》，我先是同炊事班的人住马棚的隔壁，没有桌子；后来住进新盖的平房，四个人住一间，也没有桌子。看仓库不忙，但那是什么样的仓库呀，几间高大的仓房，堆满成袋 小麦，得关上仓门，否则成群麻雀会涌进来啄麦粒，我常看见麻雀从窗上小洞飞进来，我一轰，它们从一两丈远的地方飞起，准确地、笔直地从窗洞飞出去，使我惊异这小动物身体构造的神妙。这里光线暗，也不能读书，我想不起来在那种生活条件下，我是怎么读完那三卷大书的。
　　1971年秋，周总理下令，在各“五七干校”的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律回京，于是我也就回家来了。那时候“四人帮”飞扬跋扈，但对我这类斗争对象却又顾不上“辖治”，所以我觉得宽松了。有暇读书，也有暇锻炼身体；早晨散步，从和平街北口我的家顺北三环东路往西或往东走，常常走过牛王庙，有时走到农展馆，甚至东直门，用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也还偶有旧友来访，如关山复、李正亭、刘毅、刘祖春、胡开明、杜者蘅、王铮、魏震五等。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春季，关山复、李正亭、魏震五和我(有娜娜相伴)到李正亭家集合，一块坐公共汽车去游卧佛寺，在樱桃沟小溪的源头处坐在溪中大石头上喝酒、野餐。那时樱桃沟是清静的，有四五个男女青年走来，看见我们那样子，说“这几个老头还挺‘暇逸’”，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苦中作乐呢!
　　“文革”后期石化部(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由石油部和化工部合并为石化部)主要领导，明知没有查出我反党或其他错误，可就是不予 “解放”。1976年10月“文革”已经结束，“解放”像我这样的人客观条件逐渐成熟。1977年冬，中组部派张长庚处长到我家说，中央想不等待给我做政治结论，就先分配我去吉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我已经是接近70岁的人了，来日无多，能为党再做点事也足以自慰。石化部政治部接到通知，派人给我送来党的关系介绍信，按固定格式，写为“高扬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看后我说：“什么时候你们给我恢复的党籍，我还不知道，此信你拿回去吧，省得将来再搞‘文革’，说我是混进党内来的。”第二天，刘子廉(那时已任部政治部副主任)到我家做些解释，我收了党的介绍信，于12月7日王艺送我和妻子乘火车去了长春。
　　1979年春。调我回北京组建新的农垦部。化工部(1978年3月5日石油化工又分成两个部了)部长孙敬文得知我的新任命后，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化工部已经给我做了“文革”审查的书面结论，想在电话中把结论稿念一念，我如同意，他们就将上报中央了。我说：“这事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我于4月中旬在农垦部正式上班。一天，孙敬文带着主持对我进行多年审查的龚镇来找我，拿出极简短的审查结论稿给我看。我说，我不要求像过去那样开万人大会来给我平反，但审查结论应该写明原来批判的根据是几条，又根据什么来逐条否定，像现在这样写，我不能签字。孙敬文很尴尬。结论改了两次，我都不同意，拖了好几个月。一天，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约我谈话，我估计是为给我做结论的事。果然，一见面，宋任穷就说起这件事。我说签字很简单，我书记、部长都做两年了，等于中央早给我做结论了。我就不满意有些爱“整人”的人，“整人”时把“定罪”的材料看得那么重，而平反时却又逃避责任，想轻描淡写、糊涂了事。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整”我的负责人的热衷夺权和怕失权的恶念，及他们使用的卑鄙伎俩，然后说，我向党控诉完毕了，不管结论怎么写，我不看都可以签字。“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引自《尚书·胤征》)。我不算“文革”灾难的“大苦主”，可总也算经受了一次大考验。考验的结果：一是证明我没有犯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抛弃革命信念；三是我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应付批斗的假话则说了不少。这有交代历史的文字(存于档案中)可以为证。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