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飞 韦国清广西罪行录（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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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张雄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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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6）

五个人头案的始末

（富川县文革参考资料）

我在博文《“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叙述了原桂林市工商联副主委黄鼎先生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还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最近，有热心朋友给了我一份标题为《五个人头案的始末》的富川县整党办写的复印资料，现全文抄录如下供网友参考。

——张雄飞　　2011.4.23

“在富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五个人头示众。
死者分别是：
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
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
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
黄　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
黄　琇，男，23岁，是黄　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六八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参加武斗。（据黄　鼎同志说，他两个弟弟是逃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并未参加武斗——笔者注）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七·三”布告，八日，富川县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的紧急通知。同日，富川县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总指挥黄礼天（县革委常委，富川县“联合总部”头头）和该部常委黄林（县革委常委）、郭念林（县革委常委）、刘木贵（县革委委员、公安局干部）、翟积发（农代会干部）以及县人武部马钧、熊光明等带领福利、朝东、古城、富阳、富阳镇及县直机关的民兵共二百多人往钟山围堵“4·22”。在望高设立“富川前线指挥部”，负责围阻从平桂武斗中打散后逃跑出来的“4·22”人员。
七月九日，毛明昭等五人从平桂跑出来，逃往富川方向，当晚，毛明昭和周文斌二人在望高被钟山县民兵抓住，交给驻在望高的“富川前线指挥部”。后由富阳镇民兵押回富阳镇“福音堂”关押，在关押期间，县“保红”指挥部派何辉德、吴品邦、邹盈尚、林水高、黎先标、黎尚书等人进行了审讯。
七月十二日早上，县“保红”指挥部刘汉荣交待富阳镇“保红”指挥部成员林国民（镇民兵营武装连连长）统一行动“干掉”毛、周二人，当天上午十一时，富阳镇“保红”指挥部在红星台召开了万人大会，会议由林国民主持，毛景常（镇武装民兵连炮排排长）宣读了毛、周二人的“罪状”，程世洪（镇农代会主任）代表贫下中农讲话，最后以“富川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名义宣布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由事先安排的女民兵班长何玉荣枪杀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琼枪杀周六妹，富阳区武装部长杨永友，武装干事李洪启分别协助林代琼、何玉荣把毛、周推入刑场，并补了枪。“保红”成员刘木贵也去补了枪。毛、周二人被打死后，林国民交待陈春生喊“富川4·22”成员唐玉贱、吴红玉，把人头砍下，陈春生用铁线串起，由唐玉贱拿回红星台前的电杆树上挂起示众。
钟永芳、黄琇、黄璋三人于七月九日从平桂逃出，十日被钟山立头同乐乡民兵抓住。十一日，同乐乡电告富川县“保红”指挥部，当晚，“保红”总指挥黄礼天就带人去接俘虏，车开到莲山时，黄认为情况不明，怕遭暗算，即回县“保红”指挥部，连夜挂长话到同乐（电话是刘汉荣讲）弄清楚确实是抓住了黄璋、黄琇、钟永芳等三人，决定由刘汉荣带人去接回来处理。
七月十二日，“保红”副总指挥何学多带人去八步医院慰问伤员，刘汉荣就带领蒋梅森（县委会工作员）、欧伯良（“保红”指挥部工作员）、刘建忠（法院干部）、王先高（富阳镇民兵）、陈志远（富阳镇民兵）、陈春生（富阳镇民兵）、邓永端（福利中学革委副主任，“保红”指挥部工作员）等六人搭何学多的慰问车到望高清水拱公路下车。下午四时左右，何学多的车从八步回来，刘汉荣等七人将钟永芳等押上了车，到了望高以北古凉亭，何学多、刘汉荣等商议将钟、黄等在这里干掉，刘建忠说：“不要在这里搞”，刘汉荣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界（因属钟山县管辖）没有人埋。”后来车子开到白沙的河路口岔路旁，何学多喊停车，车停了一下，刘汉荣说：“开过一点，不要挡路”，司机又开过去一点，何学多、刘汉荣、邓永端等人在山边上商量了一下以后刘汉荣说：“把他们拉到山边去”，原定由何学多开第一枪后其他人才开枪，但何刚举枪，民兵们的枪也同时响了，何学多打钟永芳，蒋梅森打黄琇，黄璋是民兵陈春生打的，接着莫代位等多人补了枪。枪杀后，又叫刘建忠去白沙，派四类分子程宽期（已死）、地主仔程长增，赖冬青等用柴刀把钟永芳三个人头砍下，洗净丢到车厢里拿回富阳，当晚由民兵陈志远将人头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梧州地区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和富川、钟山两县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共同抽调力量，组成了地、县联合调查组，于一九八0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八一年四月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清了事件的性质及涉及的责任人，“处遗”时，又派出专案组对事件进行了复查。县委作出了给毛明昭等五位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在县政府礼堂举行了毛明昭等五人的平反昭雪追掉会。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彻底推倒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他们的遗属，按政策作了妥善的安排，发放了“三费”。
对制造这一悲剧的杀人主犯何学多、刘汉荣、林国民已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3年、11年。莫代位、刘木贵、林代琼、何玉荣、毛景常、杨永友、李洪启等已被开除或清除出党，蒋梅森、邓永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黄礼天在“处遗”开始时已自杀，黄林（已死）和几个民兵免予追究责任（均系非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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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7）

贵县文革惨案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贵县在文革中，全县发生打死人的案件近2000件，惨遭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达3171人，其中国家干部140人，教师163人，工人140人，农民2554人，居民126人，学生48人，所谓四类分子1255人。

石龙“大农"、“松英"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甘五日，石龙“大农事件”发生。石龙区柳蓬大农村是“4·22”派占多数的村庄，但大队干部及大多数生产队干部均系联指派。三月廿五日上午，大农六队“4·22”的社员提出分队，要求分储备粮和谷种，联指派不肯，“4·22”就强行挑谷。该队队长黄开恳和“联指”派头头黄开政即向石龙区公安员。覃寿澄汇报，说生产队的谷种被抢。区人武部。部长贾杰等人听到这一情况，立即召集区干部陈仁风、陈书解、韦乃辉、覃惠宁、李金达、覃寿澄等人和各大认民兵营长、“联指”头头于当天下午一时许在区政府会议室开会，研究攻打大农问题。贾杰说：“根据大农反映，‘4·22’相当嚣张，抢生产队的储备粮，还打人挖供销部，要求区政府组织力量去打"。还说：解放军去解决，“4·22”用手榴弹炸不响，如果响，解放军也完了，大家意见怎么办?”大家决定攻打大农“4·22”，贾杰又说，要打就趁早行动。会议要求各大队民兵在三月二十七日中午前到达大农，并确定了各大队民兵的进攻路线，和发起总攻的信号。二十六日晚，黄开政等人根据覃寿澄的意图，在其屋背晒场召集了“联指”骨干商量对策，决定第二日一早就纠集该派社员去与“4·22”派辩论，如果“4·22”敢动手就与他们打，二十七日早上，六队队长黄开恳和大队干部郭上级便按计划带领一帮“联指”群众到“4·22”派黄炳付门前辩论，不久，即发生摩擦，扭打起来。黄炳付用黎头木打断黄开恳的手，黄开恳即转到黄开花屋巷处向“4·22”丢了一枚手榴弹，当即炸伤黄运炯。(另一说法是炸死一人，炸伤三人)至此，辩论中断，各自撤退，准备武斗器具。二十七日中午，各路民兵按原定部署陆续到达大农村，并立印研究炸炮楼的具体方案，下午四时许，区政府交通员覃仲彬到大农小学对覃进任说：“快些进攻，解放军要来了，解放军一来就打不成了。"于是，下午四点半钟，覃进任便朝天放三发信号弹。各路民兵一见，便立即向据点发起进攻。当日“4．22”派的郭袄克、郭上委、郭上康、郭上鉴，郭上设等人被打死。二十八日天未亮，民兵又继续用枪炮扫射“4．22”的据点，炸倒烧毁了“4．22”的炮楼和不少民房，这天早上，冒死突围的“4．22”派群众一人被打死，其余的被赶到大农小学集中后，还有黄炳丽、黄炳兰两人被当场拉出去分别用铁叉刺死和用枪打死。在这个事件中，一共炸塌、烧毁民房七十多间，杀死“4．22”群众四十七人，打伤十七人。有二十四名“4·22”群众在二十七日晓突围出来后准备到县支左办公室控诉，在途中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十六人。草塘区公安员丘朝基便打电话给石龙区公所的覃惠宁，报告了情况。二十九日中午，贾杰和覃振任(石龙区贫下中农指挥部主任)召集陈仁风、陈书解、覃寿澄、覃惠宁、李金达、韦乃辉以及黄开政、郭上芬、郭上锦等人开会，研究处理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的十六名“4．22”群众，贾杰说：“大农外逃人员被抓到了，叫我们派人去领回，大家看怎样办?”郭上芬说：“全部杀掉，不拿回来了。"有些人说不要全部杀，有的受蒙蔽，贾杰说：“不全部杀，就不全部杀，由大农去的同志去处理。"会上决定派陈炳端等十五名民兵到覃塘领取被抓的十六人，与此同时，贾杰又在三十日早上交带贾进任通知山北民兵营长贾有勤带一个民兵武装班(共十四人)、前往“保护”领回的外逃人员。结暴，这十六名“4．22”群众在押送回石龙途中有十一人被负责“保护"的民兵拉到平龙水库边集体枪杀，其余五人回到石龙后又被群众陆续斗打死了四人。此外，还有八名二十七日晚突围后被抓获的“4．22”群众于十八日中午到达县支左办公室，向个姓李的同志汇报了情况，要求派人营救十六位被抓的群众，李××不予调解，还说：“群众的事由群众处理。"
几乎与“大农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石龙松英大队也发生了一起杀人手段非常残忍的大批杀人的事件：一九六八年，松英大队在覃锡明、黄绍华、贾尚示、龙志仲的直接组织、指挥下，从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分十二次用枪杀、木棍、锄头、铁棍、石头等，打死了无辜的群众四十人。其中成年人二十八人，未成年人十二人，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也有出生未满七个月的婴儿，有十三户的男人全部被杀光。三月二十七日，他们首先拿覃志珠开刀，以“覃志珠(当时划为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要翻案"为理由，由覃锡明主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由覃志座指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把覃志珠打死在大队部门口，以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制造各种舆论，说什么“地、富分子‘杀多一个，少管一个’呀"，“地主分子覃尚。业放鸡、猪出来吃生产队农作物、对他罚款不满呀”“地主分子覃学乐有强奸妇女行为呀"，“覃国远伪造公章、覃振成有枪枝、子弹、手榴弹，组织‘暗杀队呀”，等等。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受害者的头上，使许多群众被无辜地杀害了。
石龙“大农”和“松英”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石龙“联指”(多数派)受到上级同一组织的煽动和全区各地形势的影响而导致的。纯属是派性膨胀，是多数派对少数派(4．22)的一次血腥镇压，两起事件共杀死群众103人，重伤17人。在这当中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有出生未满七个月的婴儿，有十三户的男人全部被杀光。真是闻说伤心，听说酸鼻。虽然法办了直接责任者，无辜死者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沉痛的教训。
贵城“四·一三”事件
……四月十三日早上九点钟左右正当各方人员汇集体育场参加县革委成立庆祝大会的时候，“4．22”一部份群众和一批不懂事的少年儿童，在原县委门口和大南门一带哄袭站岗民兵，制造混乱，民兵制止不了，即鸣。枪警告，于是发生了覃竞成(联指指挥部保卫人员、随同龙山、附城民兵在大南门一带负责警戒)开枪打死小孩刘小园(当场未死，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件。小孩被打死以后，双方都立即进行广播，把责任推给对方，“4·22”不服，便组织一百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着“贵城革指"和“7·31红命会"两面大旗，抬着死尸直冲庆祝大会会场，在受到大会警卫人员的阻拦之后，还强行把死尸抬到大会主席台上，要求捉拿凶手，以示抗议。这时，又与拦阻他们主席台上的警卫人员扭打起来。在混乱中还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抢去大会喇叭等物。庆祝大会因此不得不中途停止。这就是一九六八年贵县“四·一三”政治事件。
“四·一三”事件的发生，给贵县“联指”派的头头们找到了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其实，利用武力把对立派镇压下去，是“联指”派一些极端分子及当时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中一些支持“联指”观点的人由来已久的企图。早在县召开“三代会”期间，他们就趁机把一部分民兵秘密调进县城。并已“预计"会有大事发生，因而决定成立一个指挥部来对付“4·22”，“保红部”的袖章也印制好了。　　　　“4·13"事件发生的当晚，“联指”头头谭发祥便找参加庆祝大会的湛江区代表团团长黄子旺说此事，当晚选举林如健、谭发祥、刘细忠、黄少佳、蔡德仁、陆秀邦为指挥部的领导。四月十四日，他们就宣布成立“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黄子旺任总指挥，谭发祥、刘细忠、陆秀邦、黄耀意为副总指挥，琳如健、谭发祥是总负责，指挥部下设作战部(也叫指挥部或办公室)、宣传组、后勤部、审讯组。作战部是直接指挥杀人、批准杀人的机构，是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他们是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刘细忠、陆秀邦、谭达钦，谭振礼、谭友联、叶干强、丘子山、韦玉星、甘细金等。县革委常委韦守杰和陈炳然也参与“保红部"的活动。为了更有理有据镇压对立派，“联指”派头头千方百计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他们通过县革委，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对“4·13”事件的定性。参加会议的有杨业荣、张金会、韦守杰、姚斌才、陆秀邦、黎海珍、林如健、张贵恒、韦正辉、黄少佳、韦永和、杨培权、郭殿臣、胡玉山、梁先业等，当时由胡玉山，主持。会议上除胡玉山、张贵恒等少数人表态不够明确以外，包括韦正辉、韦守杰、陈炳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表态说是反革命事件。之中，“联指”派头头还歪曲军分区首长关于对贵县“4·13"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并派出覃泽长等七人到地区找“联指”头头黄日南、林坚等汇报。最后，贵县革命委员会于十二月四日召开革命会和党员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公开发表了《关于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前前后后》、《告全国人民书》、《关于彻底摧毁“4·13”反革命集团，誓死保卫貴县革命委员会的战斗总结》。这些都为镇压对立派和调动民兵进城杀人披上了外衣。“保红部”成立后他们首先解决兵力问题，由林如健出面给军管会和新生的革委会施加压力，马上调动了各区基干民兵一千多人，火速进城，并美其名为来保卫红色政权的。在各区民兵陆续赶到县城的同时，“保红部”的核心人物频繁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出整套的镇压对立派的实施方案。
第一、围攻、炸毁少数派据点。四月十五日，他们一边部署兵力，一边组织指挥覃塘、龙山两区的基干民兵攻打拿下了少数派的朝阳饭店据点。四月十六日攻打、炸毁了粤东会馆(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及放火烧掉了县医药大楼，十七日攻打了东风街和县邮电大楼，十八日围攻贵县高中。他们在围攻上述据点时，除当场打死和抓捕了一批少数派群众外，还用炸药炸毁了一些建筑物及放火烧掉了大批物资，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
第二，清理街道，大肆抓人、杀人。由于围攻据点抓到的人和缴获的武器都不多，没有达到他们目的。决定改“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活动”。于是开始了连续10天(四月十九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九日止全城戒严)的街道清查搜捕。在此期间，各区民兵按街道地段和清查任务，不分昼夜，包干完成。10天内共搜捕了数百人，除一些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在县革委大院、附城粮所、贵城派出所、农械厂……等私设的监牢里。
第三，突击杀人。“保红部"在全城戒严期间，每天都搜捕了大批少数派群众，几个监仓塞得满满的。当时，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借口“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反复，要干掉一些"。于是他们组织了庞大的审讯组，加快了审讯“定性"工作，将他们认为是危险分子的一些人，分批集体杀害了。他们开始是采取威胁性的公开杀人，四月十七晓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林师兴、黄文骏二人，十八日在街头公开枪杀劳杰生、罗章炎等五人,十九日在小铁路边枪杀磷肥厂韦善松。二十日把物资局干部韦可仁拉去垫黄练进城搜捕江南电影院时被炸死的民兵黄世甜的尸底。二十一
日在小铁路边又集体枪杀磷肥厂少数派陈石考、姜志伟等四人。四月下旬“保红部"还在各街道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杀人，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陈湛棠、梁铿二人，在工农兵小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枪杀了谭裕昌并活活打死了林德义和高耀光。在西五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梁玉群、李文澄二人；在永明街菜市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黄立权、谢祖泽二入，在兴隆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卢伟滔、陆夏侍二人，在人民电影院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倪国英。当公开杀人被军管会制止时，他们改换了杀人手法，在半夜成批拉到郊外或江边杀害。四月二十一日半夜，“保红部”用汽车从附城粮所监仓拉十人到糖厂独山集体枪杀，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半夜用汽车拉九人到石牛水库杀害(不用枪，用刺刀捅)，四月二十六日第三次半夜用汽车拉七人到石牛水库附近杀害，四
月二十七日第四次半夜用汽车拉八人到兰田大队石灰窑附近杀害，四月二十八日第五次半夜用汽车拉八人到附城龙山路口兰田瓦窑附近杀害。仅上述五次深夜秘密集体杀害了四十四名干部职工。后来有一次半夜
用汽车拉谢振清(原农机三厂支书)等人，到大圩路口，准备集体杀害时，被军管会开车及时赶到，制止了这次屠杀。一时贵县城区成批杀入成风，从“四·一三"后，到五月中旬的一个月里，城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共十一批，计七十六人，加上在县革委大院杀的，在江边杀害的和被迫害致死的，共二百三十多人。
在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各区、社也仿照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使全县这股杀人风迅速蔓延，席卷全县。四月十七日大岭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李以义、宋世环等五人，四月二十三日东津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搞示范杀人，第一次公开枪杀三人，第二次(4月27日)公开枪杀八人。第三次(4月29日)枪杀七人，该区由于示范杀人，四月底全区出现了乱杀人高潮，在群众会上公开杀害了群众三十八人，加上批斗致死的共计一百三十多人，其他各区、社乱抓乱杀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木格“六·一七”、“六·一九"事件

“四·一三"事件的发生，使贵县“联指”组织的头头们找到了企图用武力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在客观上为他们蓄谋已久的镇压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为了使“镇压"“合理合法”，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四·一三"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扩大化。正当贵县拉开成批杀人序幕的时候，四月下旬，玉林地区保卫组和专区革委先后召开公安和政工会议。这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狠抓阶级斗争，反右倾保守和右倾分裂(简称反三右)，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农村、城市都要搞，刮它十二级台风，大刀阔斧地干，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这两个会议以后，贵县便层层贯彻。木格“6·17”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木格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在早礼公社被枪杀，以及因此引起的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调集贵县、玉林两县十二个区的民兵围攻岭塘、新联“4·22"据点事件，致使事态不断扩大给木格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九六八年五月，根据玉林专区公安会议和政工会议精神，木格区革委会派出陆千荣(区革委会副主任)带领由梁耀琼、叶仕仁、吴浩才(“4·22，观点、李天保等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廿五日到导礼公社宣传玉林专区革委会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通知和县革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早礼“4·22”梁守仁等人说他们是木格区派委会的工作组，不是宣传队，以示反对。二十九日，陆千荣和宣传队暂时离开早礼返区。
为了贯彻落实专区革委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指示，区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李振轩再次召集在家革委常委开会，研究收缴黑枪黑弹的突破点问题，会议认为早礼杨屋山“4·22”派人少，又有武器，而且周围都是“联指”群众，容易突破，因而决定作为收缴黑枪黑弹的重点，如果不交．就强行收缴，会议还决定，由陆千荣和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带宣传队先去，民兵(都是“联指”观点的、)在后作后盾。
六月十七日早上，陆千荣、李翠奇按计划带领宣传队骑自行车前往早礼。十点钟左右，早礼“4·22”组织的梁永汉、梁炳绍在平悦路小卖铺正和当地民兵(联指观点)发生争论。梁发现宣传队，自识人少争不过对方，便边争边走，民兵也边争边追，追至马安塘时，另一“联指”群众高廷义见状助威，并用铁叉标中梁永汉的后腰，梁永汉倒下后民兵便追上去把他推下石灰池整死。梁炳绍立即回家向梁永仁(梁永汉的哥哥)报告永汉被打死的消息。梁永仁听后找了几个人到公社(大队)大喊大嚷要找梁永汉。这时，宣传队正在开会，李翠奇、梁耀琼闻声出来制止，梁永仁便质问李翠奇：“梁永汉哪里去了?!”李不回答，梁永仁更加火冒三丈，便把带在身上的一枚手榴弹从窗口丢入屋内，因手榴弹落在床上，有棉被阻挡，没有伤人，李翠奇指着梁永仁说：“你为什么丢手榴弹?”即被梁永仁的随同抓住了手，紧接着梁永仁用土制短粉枪对准李的头部开枪，把李打死，然后又追打梁耀琼。
打死李翠奇大约十分钟左右，区里配合宣传队下乡的武装民兵赶到，当即包围了杨屋山，并派民兵追捕凶手，搜捕“坏人”。当晚又炸毁群众房屋十三间，大队长陆有权(“4·22”观点)当场被炸死。这一天一共捕杀了十六人，除三人是在包围时打死的外，其余有的抓后被枪杀，有的被用铁钉钉在木板上打死，因民兵把梁永保、梁永助、梁字裕三人绑在大队榄子木根下进行枪杀时，被教师陈杰玲看见，民兵怕陈去报讯，便又将陈抓来杀掉。这就是震动全县的木格早礼“6·17"事件。“6·17”事件发生后，陆千荣于六月十八日早上八点半钟用电话向县革委办公室报告了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同日，原湛江区公安员莫汝平、武装干事梁翠宁、农代主任阎朝贵三人，到木格了解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各带手枪一支，骑单车路过岭塘大队时，被该大队守路的群众(少数派)检查，扣留交给大队看守在塘护小学(报县公检法军管会后，第二天下午即放回湛江)。当时，木格、湛江两区的办公室都将发生上述问题的情况用电话向县“保红部"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的区革委主任汇报。木格区革委会主任谢信炎接到李振轩的报告后，立即向县革委会主任张金会作了汇报，要求派民兵去支援。当时，张金会没有同意谢信炎的意见，要求谢安心参加会议。要谢相信在家的同志会处理。谢信炎由于得不到张的支持，便背着县革委的领导，串通“保红部"的黄子旺、林如健、谭发祥等人，秘密进行策划。当天中午，在黄子旺的主持下，上述人员在贵县饭店四楼再次开会，为避开军管会干涉，当晚转到桥圩继续开会。会议决定调各区民兵围攻新联、岭塘，由谢信炎任前线总指挥，黄子旺为副总指挥(注：后来实际上黄子旺是总指挥，谢信炎为副总指挥)；由谭秉汉带木梓民兵汇合木格民兵靠近新联，谭烈高带新塘民兵从班风迫近新联，苏汉英带八塘民兵经锦垌压过新联，黄子旺带湛江民兵从沙岭穿过新联、东津、桥圩民兵直插新联，并调庆丰、大圩、玉林山心民兵作外围增援。会议还决定各区民兵务必于20日先后赶到，形成包围，待命总攻。当晚八至十点多钟，谢信炎两次打电话回木格区里给陆千荣，说各区民兵已经到齐，作好了准备，一动由外线指挥，以打信号弹为行动信号，叫陆千荣转知李振轩。晚上，李振轩亲自指挥，和朱远球、何庚胜等带领本区民兵，在新塘、木梓两区的武装民兵配合下，首先包围了新塘大队的行塘村。
六月二十日，木格、木梓、新塘、桥圩、八塘、湛江、东津、庆丰、大岭、石卡、山心(玉林县)等十一个区的武装民兵一千多人，包围了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冯、腰岭、社塘、岭护、行塘等五个村。谢信炎和李天保、张金旺等，首先进入腰岭村，即令住在该村的大队会计吴佐德，通知社员群众，集中到十二队禾堂开大会，谢在会上讲话，要群众不要开枪打民兵，缴交黑武装，交出外来人员和“坏头头”。原桥圩区革委主任罗裕忠，见到谢等进入腰岭村时群众没有反抗，便带领本区民兵进入腰岭村后转到社塘村。湛江区的民兵分为两路，一路由黄子旺亲自带领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一路由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进入岭塘大队的岭护村，东津区的民兵也分两部，一部由革委副主任李硕成带领进入谭冯村，一部由公安员李乃寿带领进入岭护村。原庆丰区革委副主任黄必善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社塘村。原八塘区革委主任苏汉英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原大岭区革委副主任甘旺衡、石卡区革委常委李益慧、大圩区武装部长梁雁春带领的民兵，以及玉林山心区的民兵，分别进入了谭冯、社塘村，李振轩、朱远球、何庚胜等人和新塘区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刘锡棋、革委常委崔锦舜、区干部谭烈高，以及木梓区革委主任谭秉汉、区干部苏国贵等人带领的民兵，在包围进入行塘村之后，又赶往新联大队，把谭冯村作为重点，从西南进行包围。当各区民兵包围这两个大队五个村庄的时候，社员群众不但没有反抗，而且敲锣打鼓迎接。民兵进村后，便按照谢信炎等人提供的所谓“坏头头"的名单，责令原大队干部逐个找出来，进行逼供讯，到处搜查抓人打人。李振轩、朱远球指挥木格区民兵进入行塘村后，即责令原社长郑绍武逐个找人出来，当即抓了区干部谢树照(“文革"初期平反恢复工作，在家)，小学教师郑仕全、信用社会计谢经寿、固支书谢经贤、县土产仓干部郑社全(当时在家)等五人，送回区里进行审问关押(郑社全交送县公检法军管会，后释放回单位，过一段时间，释放了谢经寿回家。谢树照、郑仕金、谢经贤三人，要大队写条子领回去斗打死去)。原湛江区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民兵进入岭塘大队岭护村后，抓了党支书谭德秋、副业主任党耀林、教师李丕进、李显声和社员李丕信、谭立、谭长春等十人，押送到和平大队关押。李丕进、党耀林两人在和平大队被打死。桥圩区民兵在进入社塘村章面岭时，谭达纪(十五岁)、谭达宁(十六岁)、谭达德(十七岁)、谭科水(十五岁)、谭金生(十七岁)五个青少年学生，因与民兵辩论，即被罗裕忠下令叫民兵抓了起来，押。送到和平大队，除谭金生放回家外，其余四人均被打死。新塘区的民兵进人谭冯村后，抓了木格高中教师韦威禧、梁贯忠和学生陆秀英等十四人(少数派)，押送回区里，除陆秀英等十二名学生放回学校外，韦、梁两人被关押后也被打死。新塘区永新小学教师梁予立，到谭冯村住在谭盛家，被新塘区民兵抓到后，第二天即被谭烈高等指挥民兵，拉到村外水利桥边枪杀。
二十日下午，谢信炎指挥民兵进入腰岭村，召开群众大会后，经社塘村进入了谭冯村，和黄子旺、谭烈高、谭秉汉等人汇集，又在该村五中队禾堂开群众会。谢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代表区革委和民兵一起来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抓坏人的……，你们革命村庄，变成反革命村庄，好得你们不开枪，如果你们打一枪，我们民兵就打你千枪万枪，你杀我一个英雄民兵，我就杀你千个万个……。会后，诱捕了谭东，由谭秉汉派木梓民兵和木格区民兵把谭送回木格供销社后楼关押(进行拷打审问后，当晚夜深用县“保红部”派去的汽车运送到分水坳盘岭水库杀
害)。廿一日上午，前木格区区长谭寿天，在家里被石卡区民兵抓到，交给木格区民兵送回区里，后交县公检法军管会送到县看守所关押(至同年八月底正式宣布逮捕，九月份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谢信炎和李振轩通过军管会领出来，交给开会代表批斗打重伤，送回看守所于当晚死亡)。当日下午，木格区革委常委何庚胜(区“保红部”指挥长，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一年)、梁东旺(区武装民兵连副连长，开除党籍)、农科站干部杨文舁(记大过)等人，分别抓了谭道新(团副支书)、谭东兰(烈属，女，广西农学院学生，当时，回在家里)、朱裕栋(教师，木格大队人)、朱星才(教师、木格大队人)四人，当晚交民兵送回区里，到了木格大队下水口河边杀害。在民兵进村搜查三天时间内，新联大队被抓后杀害的有谭东、谭东兰、谭达记等十人，外来人员被抓后杀害的有梁子立等三人，被炸死的有谭献章-人，被炸伤、打伤的有谭连助、谭福盛等四人。岭塘大队被抓杀害有党耀林、李丕进等二人。两个大队被抓共计有五十六人。
六月廿二日，各区民兵大部撤离两个大队，在谢信炎、李振轩的要求下，留下木梓、新塘、石卡、大岭四个区的部份民兵作后盾，分别由谭烈高、苏国贵、李益慧、甘旺衡带领，和朱远球带领的木格区民兵，继续住在新联大队。廿三日，谢信炎召开了区革委常委和区干部会议，专题研究组织所谓“宣传队”，进驻这两个大队，搞所谓清理和巩固工作。决定抽调区直单位和部份大队干部、学校领导，由谢和革委副主任陆千荣、常委郭士莲(妇女主任)、雷毓云(已退休)带领，先进驻新联大队。谢信炎亲自召开宣传队人员会议，布置工作任务，要继续清查收缴黑武器。发动群众“反戈一击"，抓“坏头头"，清理阶级队伍，谢住在新联大队所在地社塘村。宣传队进村后，召开生产队干会议，每队挑选两人，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以组织学习为名，强制“反戈一击"，对所谓阶级敌人“专政"。对参加少数派的部分人，反复进行拷打审问逼供讯。首先在各村(片)开批斗会，然后集中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会实际是杀人会，宣传队把木棍拿到会场，在会上强制成批地打死人，手段极其残忍。第一批在谭冯村学校开批斗会，要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李益慧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邓开礼、邓月波(两父子、谭初基、谭自华、谭育德、谭乃才、谭章等七人。第二批在社塘三队禾堂，腰岭、社塘两片合并开批斗会，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陆千荣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吴炳煜、吴高安、吴炳助、谭秀英、吴金华、吴其安、黄崇珍、谭科贤、谭科泽、谭良柱、吴进刚等十一人。第三批，在社塘村三队禾堂，召开全大队的批斗大会，朱远球作主持讲话，会前原计划打死谭章金(团支书)、吴匡民、谭洁给三人，谭职槐、谭职卫、谭科志、谭步志、谭连权、谭连可等六人作为陪斗，结果连陪斗的也被打死了。谢信炎、陆千荣和朱远球等不准受害者家属收尸，在斗打死人之后，朱远球强令地、富逐个拖去成堆掩埋。七月中旬，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带领的宣传队和本区的武装民兵，转移到岭塘大队，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每队选出一人，推选李炳贵(复退军人，后任大队党支书，现在贵钢工人)为队长，郑家富(复退军人，留党察看一年)为副队长，开始，首先组织批斗党支书谭德秋、社长郑绍武等原大队干部，后分片召开批斗会。第一批岭护片在岭护小学开批斗会，由李炳贵主持讲话，会上打死了党文照、周丽娟、梁彩、李贵、李育林、党柱南、杨月英、谭木祥、梁桂芳、谭观龙、谭桂光(烈属)等十一人。行塘片在行塘小学开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会上打死李响芳、谭木英二人。第二批在岭护学校开全大队批斗大会，郑家富主持会议，李炳贵在会上讲话宣布被斗人的“罪状”，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等均参加大会，会上斗打死了谢经贤、郑仕全、谭德铨三人。
“宣传队"进驻新联、岭塘大队后，组织斗打共死去四十七人。其中新联大队三十人，岭塘大队十七人。这两个大队被民兵围攻后，被抓、斗打、枪杀、炸、放水、被逼自杀，其他十六个大队共死去四百一十七人人，全区(公社)共计死去四百九十人。
“木格6·17事件”发生后，县革委曾于6月18日派韦守杰和廖振华带调查组到木格调查处理。然而，身为县革委常委的韦守杰，到木格后，撇掉军管代表廖振华和调查组成员，私自个人活动，他的活动不仅不是调查事件的发生和经过，不代表革委去做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劝阻和制止事态发展，反而积极去煽动派性，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态继续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好让他的同伙借机消灭木格少数派。在6月20日县革委常委会上(专题讨论6·17事件)韦守杰首先汇报了所谓“事件的原委"(实际是编造的假情况，后为军代表廖振华揭穿)。这次会上决定再派韦守杰和军代表赵廷秀带处理组第二次去木格，宣传当时县革委常委的“三点处理意见”(即一是动员撤民兵，不能乱杀人，二是教育早礼群众交出和协助政法机关追捕凶手；三是教育岭塘、新联群众自觉清理黑枪黑弹和外来人员)。但韦守杰却迟迟不到木格，即便后来到了，也不找赵廷秀等人商量工作，更不积极传达革委会的“三点处理意见”，有意让外区民兵在那里继续乱抓乱杀。6月25日回城汇报时，在县革委常委会上韦守杰受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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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8）

柳州市的“武斗”及惨案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柳州市“处遗”工作组的自治区厅级老同志谢方中，给了我若干他“处遗”结束后，个人保留下来的柳州市“处遗”时工作组调查整理的材料，我如获到宝。现摘该市1968年的部分用电脑打出来，供网友参考（以后如有时间再打其他部分）。——张雄飞　　2011.5.6日

（原文）

    元月五日，“柳州联指”和部份驻柳部队约五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发表。
过了两天，有武宣、象州、柳城、忻城等县“造反大军”群众三十多人，以“广西4·22柳专各县革命造反控诉团”名义，到柳州军分区院内静坐，要求部队予以支持。后来，静坐人员陆续增至一百多人。四天后，“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六九”、“捍无卫东”、“柳州地总”等群众组织派人对静坐人员慰问，送去木炭及食物等。十一日上午，“柳州造反大军”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支持“贫下中农这一革命行动”。会后，举行游行。
二月九日，融安县发生较大规模武斗，“柳州联指常委”研究后，决定派常委蒙志恒、刘目忠、张麦生等人带领“工交兵团”为主的武斗人员约三百人，奔赴融安参加武斗。
    二月十三日’，柳江县县城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等群众组织武斗人员出击。在常委书正钧、刘目忠、张麦生等带领下，数百名武斗人员前往“助战”。武斗持续一周之久，最后，刘若章、郑国忠、凌广支、方荣芬、黄保升、许明汉、李巫溪等
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   
      二月二十六日，柳州空压机厂“联指”为武斗打死的厂保卫科科长金成贵开追悼会，抓来不同观点的成华、刘林智、石基宏等二十二名群众，跪棺祭灵，出动百余辆汽车送葬。
    三月十二日，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柳州市人武部 “抓促指挥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月十八日的紧急通知的具体措施》，强调：“对已离职、离校外出的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应立印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如在三月二十八日前再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
    三月十七日，驻柳部队领导人孙凤章在两派群众会上，对柳州市前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情况作了自我检查。其中谈到：“第一阶段。(1966年6月～12月)是学习破‘四旧’。第二阶段(1966年12月-1967年1月)主要是要不要批判‘四清’中的反动路线，一派要批判，一派不让批判，形成革与保的斗争。第三阶段(1967年元月25日-3月)围绕 ‘一卅’、‘一·二五’事件，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形成对立。笫四阶段(1967年3月～6月)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为明显的两大派，即‘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大辩论，引起静坐绝食，冲击市公安局等较激烈行动，甚至后来的各次武斗。”
．    四月九日上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批准，  “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万多人集中在柳州钢铁厂广场开庆祝会，会上，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即批准由李世禄为主任，谭锐为第一副主任，蒙志恒、祁仕新、郑先绪、郭永宽为副主任的共二十九名委员的“柳钢革委会”。当即由李世禄讲话，驻柳五十五军副军长霍成忠宣读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区革筹小组”的贺信。其他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祝贺柳州市较大的第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四月二十日，发生影响较大的“四.二O事件”，柳江县洛满区参加县“三代会”代表，乘坐两部汽车赴县开会。而随车有民兵“押送审理”的九人，以及洛满区上缴国库的现金七万四千五百八十元，路经柳州市汽车渡口时，与“柳州造反大军”的“航运工总”等组织发生冲突，最后洛满区财粮助理员、县“三代会”代表、“县联指常委”覃仁欢被打死，有十二人被打伤，抢走全部现金及民兵的六条枪支，一百八十多发子弹。事后，“柳江县联指”抬尸游街示威，激起两派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
四月二十八日，“柳州联指”和“柳州造反大军”，为  争夺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发生武斗。从二十八日起至五月上旬，发生“拉锯战”，“战火”燃烧到附近的郊区公所和柳州市染织厂等单位，房屋被炸毁，打死张明、吴德生、林立新等二十多人，伤数十人，染织厂的数万米各种布匹被抢走，原来占据自来水厂的“柳州造反大军”，被迫退到河南方面。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领河南； “联指”占领河北的对立局面。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柳州造反大军”的“捍卫东”、“柳州总”、柳铁“工机联”等群众组织，抢夺抗美援越物资，共抢走八个车皮的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子弹，计五六式子弹一千七百一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发，引信三十五个。为首有柳铁“工机联”两个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并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一张署名为“李向阳”的“收据”。
    五月二十五日，驻柳部队前往执行收缴被抢的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任务，“柳州造反大军”群众组织人员又把部队围住，抢夺走驻红庙部队的轻机枪二十二挺、冲锋枪二百七十九支、步枪二百一十支、手枪一百一十三支、信号枪十二支、信号弹三百一十七发、手榴弹四百四十枚、其他子弹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发，打死解放军一人、伤四人。这次事件，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在广西和全国造成极坏影响，致使柳州的武斗日益加剧。
    六月四日，一万多人在柳钢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柳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驻柳部队和柳钢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的代表，以及广州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来宾县武装部副部长罗常源专程前来代表已成立“市委会”的柳城、柳江等十个县，表示祝贺。会上，由驻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的由郭俊庭为主任，刘永生为第一副主任，陈亚荀、罗天琦为副主任的共四十九名委员组成的“郊区革命委员会”，还宣读了广西军区和广西“区革筹小组”的贺信。郊区“革委”主任郭俊庭进了话，有关代表发言表示“热烈祝贺‘郊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造反大军”抢到大量援越军用物资后，枪多弹足，因此，对探矿机械厂、电机厂、汽车总站、马鞍山、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扩大占领地盘，占据柳州市河南大片，并放出风声：“要在六月二十号拿下河北!”。“联指常委”紧急开会，区建五公司领导干部赖添才等亦参与研究，准备守住河北一片，作了布防，即：由岑国荣等人带领柳钢武斗人员坚守大桥北端；张林等人带领区建五公司武斗人员坚守东门沙角沿河一带。万一守不住，作出“战略退却”，往柳城县方面撤退，此时造成人心惶惶，空气十分紧张，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些部队和干部家属已退到柳城一带，称之“六.一O事件”。
    与此同时，柳州地区几个县武装部和“柳州联指”，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柳州地区除三江、金秀县外，所有各县武装部和“联指”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柳州联指”一派群众组织“常委”、保卫部副部长郑帝旺和市郊区“革委”副主任罗天琦也参加了“联防会”，“联防会”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迅速组织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定象州、武宣县的民兵，从河南方向的鸡喇、柳机推进；柳江、柳城县的民兵，从柳江县拉堡、西鹅公社、南站方向进攻；鹿寨县的民兵，从柳州市东边的三门江等地打进市内，总攻目标是“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
光”。
    五月底至六月初期间，“柳州联指”的“保卫部”，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紧急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市委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河边集体杀害，共杀害了有名单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排队站在河边，被
集体枪杀；有的被紧绑手脚，推下大河活活淹死，如其中有杨兰生、杨岩生弟兄俩，杨兰生被推下河后，漂游到比较远的对岸，躲避幸存至今。而杨岩生被推下河，漂流到不远地方上了岸，被重新抓获；又被拉到河边杀害，再用竹竿推尸下河。“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掌握控制之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国开、覃绍昌、龙
镇、吴述生等人最后难逃法网，均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前不久柳州发生的抢夺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严重事件，立即电话通知，作出停止武斗，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交回抢走的武器物资等五条决定，而称之为《六．一三通知》，要求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局，军管会主管部门，责成柳州两派坚决贯彻执行。
      六月十九日，  “联指”就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发表了“总动员令”。其内容有：“1、必须深入彻底揭露，全面围剿。2．配合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3．联系‘四·二o’事件，打人民战争。4，清理阶级队伍，纯结组织”。
    六月X日，柳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直至一九七0年，全市十四个单位，开展追查“反团”工作。前后受审查人员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审查的四十五人；被迫害敢死十六人。如柳州机械厂，从副总工程师到职工共291人，(其中处级干部5人、县级干部20人)被列为“反团”对象，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造成柳州市较大冤案之一。一九八三年“处遗”时，该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钟，“柳州造反大军”据点飞鹅路“柳铁长楼”宿舍被炸，炸毁六十四间房间，后来挖出尸体三十一具。接着_不久，柳铁党校、柳铁中心医院等处，连续发生激烈武斗，死伤不少人。
    七月七日，空军部队用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经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照办”的《七。三布告》。布告内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的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盗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月十三日，在人民广场和市一中广场，分别召开两派群众组织、驻柳部队代表，共约四万人大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与会部队首长阎永让、唐副主任、李政委等在会上讲了话。
七月二十三日，驻柳部队和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的群众，在人民广场，又开十万余人大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作报告，报告主要讲到：“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全面贯彻落实《七·三布告》”。
八月十一日，“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六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把“造反大军”观点
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八月十九日，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一派的头头共九人，包括柳州市的“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两人，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进行拘留。后来送回当地处理。(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白鉴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自鉴平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批复“维持原判”。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为“纵火抢劫罪”，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白鉴平已构成“纵火抢劫罪”，鉴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可以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宣布释放)。
    八月二十三日，经广西“区革筹小组”批准，“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七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王国瑞任主任，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副主任鲍晓农、默双科、刘祥、孙建钧、张友仁、谭志芳。当天，在市人民广场召开有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军民十五万人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柳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先后讲了话。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此外，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驻军代表詹新泉到会祝贺。会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举行盛大的游行。
    九月十日，成立“革委”后，由柳州市“革委”，柳铁局“革委和柳警司一起讨论决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公告》。(简称《九一O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　l、各级‘革委’(‘革命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和开展对敌斗争结合起来。2、认真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一致，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3。、加强对敌斗争，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群众，刮起一场十二级台风。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装备。5、外来和倒流城市的人员，必须立即到柳州市‘革委会’箭盘山收容所听候处理。6、群众组织或个人，抢夺、盗窃和非法占用国家物资，全部上交专政机关单位’。公告还强调：“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从此，在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是受迫害致死的人比较多的阶段。如太阳村公社，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公社党委书记潘海煌、公社副主任覃有洛、信用社干部杨应彪、老师廖光明等等被迫害致死五十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这阶段死了三百多人，仅次于武斗时期死掉的人数。
    九月二十九日，经“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讨论决定，由赵云凌、蔡玉斌、孙广远、王心良、陈洪远、张麦生等人负责，正式成立“柳州市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由原各个厂矿的十五个连队两千多人，发展到六十五个连队共八千余人。分布市区街道、工厂单位，发挥所谓群众专政作用。
   从十月中旬起至十一月十六日，“郊区革委”举办“阶级斗争活人展览”，把贾俊甫(郊区党委书记)、武钧(农办生产科科长)、纪金和(郊区干部)、刘达光和梁译保 (效区农中老师)、钟蔓贤、刘吉荣、诸葛友、黄吉(均为生产队干部或农民)、邱怀寿(插队青年)等十一人，在一个月中，展出一百一十九场次。使这些同志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直到一九八三年、八四年“处遗”时，  才全部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得到妥善解决。
    十一月初，市“革委”决定，对“三旧”即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及其他未被结合的领导干部和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人员共六百七十多人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别在马鹿山、羊角山、大桥园艺场等地“办班”审查。特别是公检法的干警，在园艺场受“审查”时“支左”的部队负责人李连仲说；“你们以前专人家的政，今天就要专你们的政”。还规定：“①不准乱说乱动。③不准外出。③不准接见家属亲友。④不准通信。”更严重的是被斗、被打、被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极个别的被判刑劳改，造成妻离子散的严重后果。经“审查”后，极少数人员安排工作，大部份继续到“五·七干校”进行边劳动边“审查”。  ’
    十一月，“柳州市革委”执行广西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建立“市革委第三办公室”，抽七十多名干部组成几个专案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柳州市地下党进行全面迫害。如十一月一日宣布对原柳州市地下党工委书记梁山和王少白、邓程章等隔离审查，长达四年零三个月之久。把黄维光、卢志坚、刘达尊、韦竞新等地下党48人长期审查或迫害，有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了比较大的冤假错案。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柳州市委根据广西自治区党委决定，作了全面平反昭雪。
    十二月十二，柳州市柳南地区和柳铁三百多名群众，在鹅山广场召开批斗会。批斗柳铁领导张炎、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柳州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副市长徐锡文等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白鉴平、廖伟然等人。柳铁军管会负责人赵永信和柳铁局“革委”主任孙连捷先后讲话。表示支持批斗会。号召“深入进行斗批改，把无产价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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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9）

柳城县惨案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说明】柳城是个在个文革前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但在文革中，竟也有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多达五百八十七人，杀人手段之残忍，也令人发指：有用枪杀死的，用刀戳、砍死的，石头砸死的，棍棒打死的，有的还被捆绑丢下河活生生淹死的……一九八三年广西“处遗”时，经调查和处理，全县与打死人有牵连一千三百九十四人，立案审查五百四十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党员四百八十人；被判刑的一十八人，其中国家干部九人；派头头杀人犯徐振海被判刑十五年；赖德明被判刑十五年；盘祥金被判刑十三年；梁洪坤被判刑十年；吕仁志被判刑八年。覃社明被判刑八年；潘永昌被判刑七年；陈映被判刑七年；潘贵庚被判刑五年。被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国家干部五十七人（据谢老提供的资料）。

1967年
东泉三里坳杀八人事件
一九六七年农历十二月十日上午，由谢水林(农民)带领伍庆初、朱芳茂、余水养、李开林、刘福建(均系柳州市九中学生)、罗玉华(沙塘公社二队人)、罗家才(太平公社松柏村人)、周家美(贺县人)等八人，到东泉镇林文忠家吃饭，被人认为是来抢赌场的。当时，进驻供销社的民兵
副营长孔庆荣、韩和新等人听到消息后，立即带领民兵包围了林家，在汤学斌(区武装干部)、韦少礼、黄流沛(均是供销社干部)组织指挥下，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向林家房子袭击，喊他们投降，均无动静。孔庆荣、罗绍德(民兵)进去抓人，结果罗被挨包围的那八人击伤腿部，后经抢敢无效死亡。下午四时，在林家里面的人不投降，外面的民兵又打不进去之时，供销社干部杨湘云出了用炸药炸的点于，经两次用炸药包进行炸房，结果只是把房子炸崩了一角，仍不见人出来投降，无计可施，只好把屋主母子两人捆绑起来，林文忠被强令进去传话，八人出来投降，被搜缴手榴弹三枚，手枪一枝及钱、粮票等，接着逐个被捆绑，蒙住眼睛，关在武装部。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对八个人进行两次审讯，均无收获。下午，上述指挥者及民兵营长在武装部研究决定把这八个人杀掉，并由孔、韩等十个民兵押送到“三里坳”一个凹处，民兵冯新友一枪打断一根绳子，其中一个跑走，被孔庆荣用步枪射击，当场中弹身亡。余下七个，民兵押到岑上开枪射击，五人当场死亡。还剩两个中弹未死，当晚爬到
雷塘大队北岸村，又被民兵抓获，第二天报告区武装部，韩和新(大队治保主任)等三人即赶到北岸村提押这两人，回到雷塘岭，韩和新用日本马刀将受伤的一人活活砍死，另一个被其他民兵用石头砸死。

刘德义被打死及挖坟烧尸事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柳城完中红卫兵的“红联”组织成立半周年纪念日，晚上“红联”的人参加纪念晚会回校，到中医院门前，女学生韦金兰被炸(轻伤)，“红联”的人认为是“红总”的人搞的，于是要对“红总”的红卫兵进行惩罚。“红联”的红卫兵陈荣滔，进了学生宿舍，用五四式手枪把“红总”的红卫兵刘德义打死，后葬在校门内新教室旁边。事隔八个多月，六八年九月中旬，“红联”红卫兵组织决定要挖坟翻棺烧尸，并取得柳城“联指”总指挥部的支持，把需要的柴火、柴油、汽油任务分派给大埔食品站、县农机厂、糖厂和拖拉机站，同时布置“大埔镇监狱”
按时解送被关押的人员到场。当天，贾继荣(国家干部)，周昭(大队级的镇干部)及数十名民兵把被关押五、六十人的所谓牛鬼蛇神排成队列走去完中，沿途押解人员强令被押解的人要边走边哭：“去挖死者，死狗刘德义”，完中持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学生、教师也同时被押送去坟前(意思是这些人都是刘德义的孝子贤孙)，此事轰动全城，居民、群众、干部、工人、学生以及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干部他们闻讯后纷纷到现场围观，竟达千余人，挖坟现场指挥者粱建德 (“联指”常委、“红联”负责人、中学生)等人，强令被押送来的全部人员，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跪在坟边哭，不哭的被打，约一小时，坟挖开了，棺材拉出来了，在场的民兵把刘树宝(学生、“红总”组织人)、周兆忠(干部、 “造反大军”)、李连喜(小学教师、造反大军)推进坑内，进行活埋。此事惊动了正在开常委会的领导王金山(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正在进行的活埋活动，避免了事态发展。后来，又找了梁建德等人进行教育，制止了正进行的烧尸事件。

一九六八年

打火船事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柳州地区体委在融水县举办兰球赛运动会。地区体委副主任谭瑞铭，教练康健华等四个干部，带着武宣、来宾、金秀县以及合山煤矿运动员代表队乘座“桂青号”客轮。乘客中有吕仁山、景长平二人。元月七日下午二时，客船从柳州启航开往融水。客轮开出以后，柳州“工交兵团”认为船上装运有武器，就派独立排二十多人全副武装乘坐专车赶到柳城截拦，并和柳城“联指”配合行动。八日凌晨十五分，客船到达大埔牛头潭，遭到袭击。柳城“联指”常委蒋进芳大喊停船，鸣枪警告，柳州“独立排”的带队人李培训用7．26步枪开了三枪，同队来的长塘民兵也开了枪。当场打死金秀县体委负责人江长杰(三十一岁、共产党
员)，打伤运动员罗青标，后客轮被迫在林业局码头靠岸，船刚靠岸，“独立排”的一些人和柳城“红卫兵”的高长选、郑务明、谢宗鹤等人带着口罩、黑眼镜上船搜查；抢走乘客、运动员的粮票、现金、衣服、球鞋等物，抓走乘客景长平(柳城物资局局长)。

周显昌一家父子三人被害

一、二月间的一天，徐振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得悉周文龙是凤山区革委辑拿未获的“脱逃犯”，便和国家干部周兆烈(与周文龙是同村人)带领干部、民兵十余人前往仓贝村捉拿，后押回凤山粮管所。当晚八时，徐交待民兵副营长梁振华，梁又交待民兵唐畅余把周文龙杀掉，说：“徐振海讲，只准刺死，不准开枪”。唐等人执行命令，押到柳江河边，将周杀死。周文龙被害后不久，徐振海又带领民兵李树养等十多人去仓贝村将周显昌(周文龙的父亲)、周文虎(周文龙的弟弟)父子俩捕解凤山，回到石角口(地名)时，徐命令周父子二人跪下，徐、李分别用刺刀从背后刺去。尔后，徐对参捕人员说：“你们每人的刺刀都要见红”。这样李昌德等四人也各刺一刀，周父子俩当场惨死，后徐等人把尸体丢下大河给水推走。

参加融安武斗

    融安县“二．九”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立即派邓大威等二人，由四顶矿的司机杨宪平引路到柳城，和柳城“联指”常委何健枢(文化科干部)接洽。后出何主持在家的常委会议，决定派刘中仁(“联指”常委、地区财贸干校干部)、徐旅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二人带领中回等大队民兵四十余人，分乘三辆汽车于二月十日晚上开赴融安。沿途太平区的“造反大军”窃听柳城“联指’’援兵电话，即派颜仕谦带领一小队武装人员到花山尾(地名)埋伏，当“联指”三辆援兵汽车送入火力圈时，开枪射击，双方交火，因力量悬殊，“造反大军”成员黄忠中弹身亡。人死后，不敢再拦，柳城“联指”援兵顺利通过，开赴融安增援，并参加攻打铜鼓桥的战斗。

“三一一”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分，柳城五号排灌船运送化肥去凤山区，在凤山镇冲口码头卸完三十吨化肥后，起航返回大埔，徐振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听说船上有枪，有“柳州工机联”，还有“柳城红总”，立即拿机枪到射击位置上，鸣枪警告，但船没停，徐就瞄准船打了三个点射，接着民兵也开了枪。结果打伤了护航的解放军战土石登鹏和该船机手邓崇新，邓崇新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大帽桥二谢被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凤山供电所徐振海与部份去柳州参加武斗人员，乘汽车返回凤山。同车返回的还有东泉区民兵副营长孔庆荣等人，押解东泉区对河大队农民谢燕德、谢金秀回来，二谢均被反绑和蒙住双眼。当车开到大帽桥往凤山叉路五十米处，徐振海和黄邻江二人把三谢押下车，徐对二谢说：“到家了，送你们回家去”。接着徐、黄两人将二
谢拉到距离汽车数米处，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县革委扩大会议煽动“刮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至十三日，县革委在古砦召开了革委委员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革委委员，各区革委会主任，县直机关革委会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六月七日由王金山(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主持召开预备会议，安排会议议程和会议开法。
六月八日，莫国祥(革委副主任)作柳州分区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份，阐述在大好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和新问题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组织和受蒙蔽的群众，矛头指向革委和军队。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切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迅速克服各级领等干部存在的不敢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和不敢发动群众缩手绿脚的右倾保守思想，通过大学阶级斗争的论述，大查敌情，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大批大斗，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牛鬼蛇神，向他们刮一次十二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也是“古砦会议”期间，县直机关和大埔区联合组织了游斗，将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一百二十余人，强令他们戴高帽排成长队上街示众。副县长覃炳垧打着大黑伞走在前头，边游边斗，许多人被棍打脚踢，侯高浪等人还被打成重伤。
    古砦会议后，全县各地迅速刮起了向“阶级敌人专政”的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大埔区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革委会主任赵祖发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会议决定要抓一批斗一批，区直机关水管所所长罗何谋，县直机关干部吕月江等人在会议中被批斗，罗何谋被打成重伤当晚死亡。接着，全区搞“顺藤摸瓜，点名就抓”，一天就抓了一百零四人，抓后均关在大埔镇“监狱”里。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六塘区召开革委常委扩大会议，革委主任吕仁志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提出“七种人”(一、有现行破坏的五类分子；二、打击干部的；三、投机倒把的；四、不出集体工的；五、不服从管制的；六、反攻倒算的；七、历次运动漏刀的。)为“刮台风”的批斗对象，并且要刮掉一批，敲掉一批。会议决定：先开批斗示范会，后分片开群众“刮台风”批斗大会。六月十八日在六塘小学召开批斗示范大会，区革委副主任覃社明讲了话。拉燕、大龙、六塘三个公社四千多人到会。动员报告后，分公社进行批斗，结果全孝榜(拉燕公社羊角村人)、梁加高(六塘公社银村人)、韦桂先等五人被活活打死。二十一
日又在六塘、冲脉、马山三个片召开群众“刮十二级台风”大会，当天到会共一万多人，批斗了一百六十入，打死二十二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洛崖区革委召开五百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区革委主任覃仕双传达“古砦会议”精神。报到的那天晚上，分两个会场作示范性的批斗大会，两个批斗会都出现乱打乱踢，被斗者；苏日光、龙正平、严勤昌、杨宗权四人被打成重伤；韦永盛被打后当晚死亡。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沙埔区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并决定在沙埔召开全区群众“刮十二级台风”游斗大会。六月二十二日区革委主任高杰主持会议，副主任张显忠作传达报告，然后分公社进行批斗，结果当天有五十人被打成重伤，陈坤光、全德宪等九人被打死。青山脚下五人被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一时，东泉区的民兵副营长孔庆荣，从柳州开车回来，命令民兵龙庆加、吕建明两人帮送“在押犯”去柳州。后孔又找陈良(税务所所长)对在押人员进行审问。审毕，将被关押的伍金甫、巫维展、庄十、何茂、杨观妹分别捆绑，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开到青山脚下路口时，孔庆荣命令民兵把这五人拉下来，又令“放他
们下来吃草去”。民兵将这五人推到公路旁茶子树跪着，最后，命令民兵开枪射击。之后，孔又分别给五人各补一枪，四人当场死亡。唯独庄十未死，半夜爬到小仙村背的冲沟里躲藏，后又被抓送沙埔的古木公社，党支书方继才下令民兵把庄十拉到古木坳公路边枪杀，并在庄的尸体，插上“谋杀干部的下场”的木牌。

凤山爬游事件

  “古砦会议”结束后，凤山区革委副主任何勋在常委会议上传达“古砦会议”精神。参加常委会的有何长斌、林景光、李佑宗、罗坤二胡东生、兰辉杨等人。会上作了研究，提出每个公社，每个单位要查出三至五个阶级敌人，由群众进行游斗。六月十七日在凤山中学召开全区群众大会，何勋主持会场，区革委主任何长斌作动员报告后，宣布就地分开以公社为单位进行批斗，被批斗的人均被乱打乱踢。接着十八日在礼堂召开区直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大会。何长斌掌握会场，何勋传达“古砦会议”精神，何勋传达后，何长斌进一步作了动员。会上将批斗对象逐个点名上台亮相。计有凤山小学、凤山中学和机关干部莫洪智、刘昌黎、郭芳、朱传真、张林桂等二十人，这些人都被五花大绑、跪立示众，后又被押封区会议室外，跪在石渣上数小时，最后再由民兵送到凤山小学关押。十九日中午，由民兵张保民用长绳子把被关押者逐个绑住连成一串，戴上猪笼帽，赶去游街。游到凤山小学后门时，不准直立，要象狗一样，四脚爬地，掌心向上，不准看人，不准帽歪，违者鞭子对不起。这些人只有从命，爬游过街，一个个和群众见面，任由棍打脚踢，区委书记郭芳被拉上肉台，被打成重伤，其他的人有些也挨打。爬游结束后，这帮人仍全部被关押在凤山小学里。

韩老师被害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六塘小学教导主任韩世芳被学生打死。韩世芳在一九五O年入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被评为广西省优秀教师。“文革”中，教师张向东、韦捍东、覃先养等三人合谋将韩的地主“成份”改为“份子”，并将“材料”公之于众，尔后又组织师生对韩送行多次的残酷批斗，韩被打得到处是伤，走动不得。但张向东等人仍未放过，又组织全校师生把韩斗死。在批斗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拿起木棍砖头等物，朝韩乱打乱砸，结果脑壳被打开裂，脑浆飞溅，当场死于会场。

廖德彰被迫害致死

廖德彰，男，一九二九年生，家庭出身贫民，个人成份工人，汉族，初中文华，柳州市人。生前系柳城县大米厂会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县革委时，被结合为县革委会委员。“文革”期间，廖德彰只因参加“造反派”组织，一九六八年六月在大米厂被周志飞(大米厂保管员)等人组织批斗三次。讲他“制造手榴弹，影响生产”，过了一段时间，又组织第四次批斗。廖被捆绑、打。打手是李荣汉，掌握会场批斗的有何近秋(粮管所保管员，“文革”副组长)、周志飞二人。后来成立“批斗联合小组”，组长韦福强(大埔粮所指导员)，副组长何近秋、周志飞。他们三人又组织对廖进行批斗，诬陷廖德彰“勾结造反派攻打粮所，抢粮所
的枪”，廖德彰不承认，即被吊上二梁，对廖连续批斗十多次，最后这次被打得很伤，咀巴出血。由于廖不愿再受斗、打的折磨，于八月十日写上遗书，投河身亡。

杀人垫底事件

    进驻东泉区供销社的民兵副营长孔庆荣，去柳州参加武斗被打死的消息传到东泉后，许世祥(区革委常委、贫下中农阶级斗争指挥部指挥长)、杨湘云(区革委常委)等人去武装部找部长覃树记，提出要以武装部名义开追悼会追认孔为革命“烈士”，覃部长拒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州“联指”的周兆熊、邓君立、谢年初等人将孔的尸体从柳州护送回东泉。由许世祥、杨湘云、汤学斌(区武装部干事)、陈良(税所所长)、杜汝宏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县发通知，定于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在东泉中学开孔庆荣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县和各区代表及本地的干部群众共几千人。在追悼会主席台就座的有许世祥、温辉连(区革委副主任)、杨湘云、汤学斌、周兆熊、邓君立、谢年初等人，许世祥主持追悼会，温辉连致悼词，汤学斌也讲了话。追悼会结束后，结队送灵车游行，从中学到烈士塔，然后下葬。当送葬队伍到时，按事先布置好由民兵韩新和、吴登华把杜秀金(乡文书，土改根子)、龙黄明(复员军人)二人杀死(垫底的意思)，后把孔的尸体下葬，葬孔时，民兵连续鸣枪，以示威风。

出“布告”杀人

    东泉区凉亭公社“贫下中农阶级斗争指挥部”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成立，由公社干部沈兰标、何胜华等人负责。“指挥部”成立后，决定将熊惠、杨亚连、罗桂明三人杀掉。六月二十七日，在凉亭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把熊、杨、罗三人的“罪恶”写成的“布告”向大会宣读，判处死刑，交大会执行。结果熊被五寸刀刺死，杨、罗被枪杀死。后把农字第一号的“布告”，贴在墙上，公之于众。

总结“刮台”经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是至三十日，县革委会各区、县直机关革委会(领导小组)主任(组长)会议，“总结“刮台”经验，继续“刮台”部署。县革委会副主任莫国祥作《关于前段开展对敌斗争工作总结》报告，县革委会主任王金山作关于会议总结和会后“刮台”工作部署。

一家五人被害

一九六八年全县“刮十二级台风”期间，古砦区上富公社民兵营长韦天光、民兵梁定全等人，把先杀覃长城(大哥)，后杀覃长忍(老二)等的杀人计划，向区革委请示报告。于七日将已经到外地(覃村、云峰等地)入赘的覃长城、覃长忍、覃长秋、覃长首兄弟四人枪杀或打死。其母卖桂凤见安分守法的儿子均被打死，无处申冤，无法再活下去，于是自寻短见，一家五口就这样被“文革”吞没。  

龙头事件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大埔区龙头公社召开传达“刮十二级台风”会议，上午八时，二十二名被游斗对象集中公社院内。刘万昌(民兵副营长)等人按潘永昌(区公安员)的布置，将被斗者分别捆绑、挂牌、戴高帽，一起押到公社门前的榕树下送行批斗，刘建友、袁建升、钟秀利三人被打得不省人事，张权生被打成重伤。但仍未放过，刘万昌下令给民兵将这四人拉到粮所门口进行枪杀。七月九日又组织一次游斗，当天把瓦窖公社的杨德经、杨贵明、苏保证、杨振兴、钟贵文打死。

洛古沉河事件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大埔区洛古公社党支部书记赖德明，在畲坪糖厂召开公社、生产队干部会议，布置“刮十二级台风”，指名王振章等五人是“暗杀队”，要搞大会批斗，斗后放下本河去。结果王振章、韦少荣、王治平、王立记、莫国犹五人，批斗后分别被捆绑手脚丢下融江河，王治平被丢下河后磨断绳子，才能死里逃生，现仍活在人间。

编写“敌人”破坏材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根据各单位汇报，编写了《面上阶级敌人破坏活动初步情况》的材料发往各区、各单位。

凤山焚尸事件

一九六八年九大中旬，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大埔发生了翻烧刘德义尸体事件，虽已制止，当时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凤山区社干部住在完中，在目睹这一切后的讨论中，区革委主任何长斌说：“人家都行动了，我们凤山静悄悄的，大埔烧刘德义的尸体，我们回去怎么办？是不是翻烧李启德？”(李是凤山农中沉重，由于观点不同被另一派组织的人捅死)，当时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说：“做就做”。并决定凤山公社负责搞假棺材、挖坟翻尸，柴火由各公社五类分子每人送30至50斤，通过研究决定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凤山公社民兵副营长梁振华和武装纠察队押解所谓“牛鬼蛇神”约三百人到街上游斗，被游斗都刘昌黎老师胸前被挂一块“孝”字大牌，双手捧“灵位牌”；秦应昌都是胸前挂一副芭蕉树做成的“假棺材”；徐祖敏都是捧一个装有鸡毛炭筛；其余的人扛着柴火。每到人多的地方，就勒令刘昌黎宣读祭文，游斗的人叩首下拜，表示是李启德的“孝子贤孙”，徐祖敏走一段路撒一把鸡毛，高声喊“李启德的死轻于鸿毛!”游街队伍中，谁走不好或跪不直还要挨打。游斗前，街上二队长李权和风山糖厂吴以基(糖厂负责人)等十二人被强令到凤山岭挖坟(李启德原已埋下的坟墓)，待游斗队伍一到即可焚尸。棺材挖起后，由刘昌黎、曾益两人撬开，然后再由刘昌黎、秦应昌、况炳礼、欧太生四人将尸体从棺内翻出，放在柴火上焚烧，从下午三时一直烧到次日凌晨一时。

假坟

  太平区杨梅公社板贡村农民周德勋，因“观点”不同，被抓关押在太平，后被加上参加反革命组织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得屎滚尿流，继而又被押解到上油、上火公社批斗，也被打得死去活来。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押回杨梅公社途中，准备拉去同凌立荣(造反大军成员)一起杀掉。后来，又被拉回板贡村批斗，被群众拳打脚踢和棍打。多处受伤，鲜血直流，左手骨折，昏倒过去。刚醒过来，又被大小石头往上砸，再次昏倒，公社干部周瑞康认为其已死，又拉其父在其身边跪下进行毒打，其父见周德勋已死，要求收尸，不给；要求守尸也不给。深夜其父偷偷地到地坪看尸，解去绳子，发现尸体还软，心还跳动，就将周德勋背回家，进行药救。为了掩盖人们耳目，天刚亮全家嚎啕大哭，拿着工具到白虎
山下去“收尸”，在山洞里制成假坟，掩护了多处受伤，左手骨折的周德勋，为了安全和治好周德勋的重伤，家里设法将他转移隐蔽在山上，经过数月医治，终于幸存下来。

洛满“围剿”

  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柳江县洛满一带发生两派武斗，柳州军分区认为造反大军是“反革命”，于是组织宜山、柳江、柳城三县和八一锰矿民兵进驻“围剿”。柳城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部长王金山、吴而玩三人亲自带领全县武装纠察队、民兵一千人参加，刚开始时吴而玩黄鹂总指挥，后又换王明生负责。指挥部成员有：计柏珍、王彦廷、白春青、孙殿举、董其田、覃秀章、秦成业。在围剿中，打死当地群众二人。我县武装纠察队由于放哨换岗误传，当场打死“工纠”队员二人，还有一人重伤，送到宜山医院抢救无效也死了。

邓良毅老师被害

    一九六八年署假期间，、邓良毅老师参加县革委举办的“斗批改”学习班。后沙埔区大安公社研究，决定批斗大安小学教师邓良毅，学校负责人杨谨明，出具证明，派民兵到县将邓老师押回公社，在办公室进行批斗，被杨芳辉用电工钳钳了邓的十指，进行逼、供、讯。残酷的批斗，邓老师忍受不了，当晚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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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10)

鹿寨县惨案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据反复核实，全县因“文革"而死的有一千零四十三人，其中干部一百零二人，工人三十一人，农民和居民八百八十三人，教师二十四人，学生三人。被枪杀和批斗打死的五百三十人，被迫害自尽的四百四十三人，武斗死的十四人，其它原因五十六人。经调查参与杀人和打死人的凶手有二千三百六十三人。死人最多的是寨沙公社一百六十七人。死人最多的大队是黄冕公社黄冕大队四十一人，一次杀人最多的是平山公社，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组织大游斗，仅几小时就打死十九人。杀人手段最残忍的是江口公社，全公社被残酷打死的六十六人中有半数被丢进河中毁尸灭迹。另外全县还有一千八百多人被打伤致残。对上述被害致死者绝大数已实事求是地作出死亡结论，给予平反昭雪，遗属感到满意，他们深深感谢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关怀和支持。有的遗属说：没有党为我们的亲人平反，我们永远抬不起头，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说话的日子。

一九六八年

    1968年5月16日中渡公社革委集中各大队四类分子到英山街游斗，由公社武装部长黄永福和朝阳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贫下中农对敌斗争指挥长吴声瑶组织指挥。吴声瑶安排韦英宏向群众宣布韦昆武的“罪行”，并布置民兵潘老恩枪杀韦昆武。在当天游斗中，由潘老恩、韦显顺用枪打死。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吴声瑶又主持召开朝阳大队革委干部会议，传达公社狠刮台风的会议精神，决定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全体贫下中农社员大会，枪杀黄展国。韦显顺组织会场，并指定刘元超为第一枪手。批斗大会开始后，韦显顺宣读了黄展国的“罪状"。民兵韦乾胜、谭德林将黄展国推出会场，拉到雷公岭坳口(地名)，刘元超用七九步枪打第一枪，韦世德打了第二枪，把黄展国打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经县革委批准成立江口公社革
命委员会。四月二十四日晚，挂在公社大门的革委会牌子被人偷走，公社革委主任黄志刚(处遗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武装部长黄凤福(处遗前，因其它问题已被判处徒刑)即向县革委作了汇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张春峰说： “偷革委会牌子就是反对革委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事件，要迅速抓紧侦破。”
    五月二十日，公社革委决定由黄凤福负责指挥组织新安、水碾、六合、丹竹等大队的民兵约二百多人，手持各种武器，到江口街搞大搜查。先搜查江口搬运工人李宿光的家，得出被毁坏的牌子，并把李宿光、钟其萱、马海泉、周云开、张仲尧等人抓到公社长期监禁。七月二十七日晚约八点钟，在江口医院背晒坪批斗马海泉、周云开。社直各单位职
工、附近生产队社员数百人参加了批斗大会。会议由江口大队保卫组成员覃意春主持，先批斗马海泉。不到二十分钟，就被陶大明等人用棍棒把马海泉活活打死。接着又拉周云开跪在马海泉遗体旁批斗，不多久也被打昏(误死)。随后覃意春派四类分子把周，马二人抬去丢下柳江河。七月二十八日，周云开没被水淹死，被柳江县自沙大队群众发现，由民
兵杨庆祯、吴永禄用小船将周送到江口公社老糠坪码头，并到公社报告了情况。当时在场的有周松保，韦永奎，王仁飞。他们在一起议论说：“怎么办”?周松保说：“不搞已搞到这个程度了，干脆搞死算了。”随后王仁飞打电话给江口大队保卫组长覃世勉，要他设法处理周云开。覃世勉接受任务后，马上到老糠坪码头，用一块约20斤重的石头捆绑
在周的身上，用小船划列河中把周沉于柳江河中。钟其萱于同年八月一日被批斗打死。

    1968年5月24日平山公社平山大队，在平山街银行门口对面的圩厂组织批斗本大队表旺生产队反革命分子黄鉴(50岁)的群众大会。当时吴大萃(原平山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参加了批斗大会。吴大萃趁批斗之机，以黄鉴在解放前杀死其叔娘母子为由，对黄鉴进行报复。在批斗中，吴大萃问黄鉴解放前是不是你杀死我叔娘母子的?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仗势欺人等话。随后，吴大萃拿一根如锄头把大的木棍朝黄的身上到处乱打。黄鉴当场被打死。吴大萃还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刘治平(农民，47岁)、黄明化(居民，47岁)两人在解放前杀死其叔娘母子的凶手为由，进行挟嫌报复，亲手打死刘、黄二人。

　　　　1968年5月25 日江口公社革委会召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黄凤福、黄尚义、周松保、杨作宽、韦永奎、黄志刚传达县革委会议精
神，贯彻落实掀起刮12级台风高潮。会议决定：一、召开一次三级干部会，生产队指导员参加。二、拿江口林场抓到的一个外地人李宽(有拐带妇女行为)到大会典型批斗，各大队把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带到大会亮相。

    五月二十七日在公社礼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黄志刚传达县革委会议精神。五月二十九日，杨作宽作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辅导报告。五月三十日黄志刚作总结报告。会议将结束时，黄凤福就派民兵将李宽押到会场。随后水碾大队民兵杨飞把在洛清江渡口抓到的一个外地人雷达带到会场批斗。总结报告结束后，黄凤福(会议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林
场工人首先揭发李宽拐带妇女的罪行j杨飞揭发雷达在水碾大队乱搞男女关系。接着，部分群众开始打被批斗者。当批斗最紧张的时候，黄志刚、黄尚义，黄风福、杨作宽和所有常委都离开会场回到公社，让群众自由批斗把雷达、李宽打死。

1968年5月28日寨沙公社寨沙大队原党支部书记梁继祥，原大队长吴海明组织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地点寨沙街圩厂，批判四类分子郑天福、陈长秀。批斗中，先是叫郑天福和陈长秀交待自己的错误，然后由群众揭发，再后梁继祥大声问群众：  “这两个怎么办，该不该杀?”群众回答：  “该杀”!于是郑天福和陈长秀就被民兵营长韦天开和民
兵范金华等人推到现寨沙供销社肥料仓库后的山坡上枪杀。
   
　　1968年6月2日龙江公社龙汪大队召开部分队干会议。会议主要研究第二天拿谁上街游斗的事。会上林培明为了达到拿本队四类分子林水安来游斗的目的，扩大伪造事实。说林水安大开私荒，不服管制，骗取了
大队的同意。六月三日，林培明、林桂荣、林喜连、廖运寿到田间抓了林水安(当时林水安在耙二苗秧田)。在送往龙江街的路上，到龙江大队医疗室门口时，林培明喊林水安跪
交待自己的错误，林水安说；“我没有什么错误可讲。”林培明、林桂荣、廖运寿，梁亚先对林水安拳打脚踢，然后，熊志考、梁亚先把林水安拖到了龙江小学旁，用石头砸死。  
    同日，城关公社俄洲大队原大队党支部书记邬家端亲自主持布置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王学平。会场在大队院内，邬讲：“这个人(王学平)劳改未满，现在又参加俄洲抢枪，难道这种人不该杀?抢枪时我的头部被打成重伤，他们抢我们的枪，捆绑我们的民兵，血债要用血来还。然后邬叫韦瑞明喊群众签名盖章枪毙王学平。同时邬叫葵凤明把王押出会场，后交给枪手廖宏明、赖继兰把王押到牛角塘用美制三O步枪打死。
　　
1968年6月上旬雒容中学四清小组长易超之在工作队员何少省住房召开工作队和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由四清工作团政治部主任唐盛佑传达上级关于开展“文革”的指示，并研究布置学校开展大鸣大放大宇报韵工作，向学生宣扬一些老师的“罪恶历史”，号召学生写大字报。他对学生说：“如李世梅你们可以写他想复辟，他的女儿名叫蒋飞来，就是盼望蒋介石飞回来嘛?”还介绍了徐连彭、梁春景、梁萃光、廖均老师的“罪恶历史”，煽动学生写大字报，致使这些老师被大字报多次围攻，特别是对梁春景老师的围攻更为猛烈，甚至连身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规定不准撕下来，也不准搞坏，走到那里都得披挂着。中午，还被学生拿到室外给太阳暴晒，使梁人格受到侮辱，精神上受到打击，最后含恨
上吊身亡。

1968年6月16日鹿寨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主要负责人张春峰、张义信、廖茂乾等人决定成立“鹿寨县贫下中衣红色政权指挥部”。由黎景琪任总指挥，廖度乾、张义信、何文高、温有信任副总指挥，组织鹿寨县干部和各公社武装民兵共二千余人，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占领三门江林场，向柳州“四·二二”派群众发动武装进攻。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武斗，动用了手榴弹、手枪、机关枪、步枪，六0炮等武
器，攻占了柳州砖瓦厂、柳州排灌站、柳州标准件厂、柳州印染厂，攻打了柳州灯泡厂、农械厂、铸造厂、使工厂厂房、机器受到破坏，柳州印染厂丢失八万多米布匹，标准件厂职工损失贵重东西两万多元。鹿寨武斗人员杀死“俘虏”和没有参加武斗的无辜干部群众九人，强奸女青年一人。鹿寨干部、民兵在武斗中被打死十四人。武斗期间动用国家资
金及粮食，物资折款十三万多元。“七·三”布告下达不久，鹿寨县参加武斗的千部民兵撤回鹿寨县境内。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民兵开始分批回到各公社。

　　1968年6月18日于绍卿，男，汉族，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高小文化，矿工出身，一九四一年参加人民解放军青英部
队，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级干部(副县级)，三等残废军人，历任人民解放军战士、班长、代理排长，抚宁县税务所所长，湖南永州、新田县农军科科长，榴江县工商科科长，鹿寨县黄冕区委书记，县供销社副主任，县民政科科长，县财贸部副部长，县交通局局长等职。
    于绍卿在“文革”期间，被诬为假党员，打成走资派，被抄家批斗。六月十七日晚。原交通局主要负责人梁千主持批斗于绍卿会议。在批斗中，平山道班工人陈志忠用脚踢伤于绍卿的胸部，当场口吐鲜血。六月十八日，于绍卿为躲避皮肉之苦，跑到县公安局要求避难。公安局不收，反而电话通知交通局把于要回去。梁干派了陈志忠、潘献华(交通局合同工，现是农民)、钟水德(寨沙古木道班合同工，现是农民)三人去到公安局叫于回来。于绍卿在绝望中说：“我死在邀里也不回去，回去了你们还是整我。”陈、潘，钟即要捆于。于进行了反抗。因寡不敌众，被五花大绑倒地拖了一里多远回到了交通局。途中衣服被拖烂，皮肤出血，大声叫痛。然后被绑在交通局门口的苦练树下，被人用杉木条毒打。陈志息用二人凳猛击于绍卿的头部多次，流血不止，当场昏迷过去。在于绍卿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梁干没有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待请示县武装部张春峰同意后，仍被捆绑着用板车送往医院松绑包扎。因伤势过重，无法留医，又把于绍卿车回交通局关在王具房里，不准家属见面，无人护理，致使于绍卿同志当晚含恨而死。于绍卿死后，梁干要马维屏用打死于的那条板凳写上“反革命打人凶手于绍卿”作墓碑。

　　1968年6月中旬县革委常委会议上，革委会付主任张春峰(已故)提出，为了在赴柳州武斗期间，加强社会治安，要在县城、公社成立工人纠察队，常委一致同意了这项建议，县城成立工人纠察队二十人，刘万有任队长，由县人民武装部供给冲锋枪、手枪、步枪等武器装备。由一九六八年六月成立至十月的四个月时间里，非法抓捕、关押、批斗、诬害干部群众七十三人；用吊、打、跪进行人身摧残，搞得奄奄一息接近死亡的二人(肖成兴，工人，周更生，县中教师)；迫害致死的一人(兰春荣，供电所工人)；受刑致残十八人；对干部群众进行非法抄家十一人，收缴人民钱财，抄走人民币一百七十元、光洋一百四十元、东毫七十八个、人参一斤、砒霜数两、手表一块、书籍数本，理发工具、木工工具一套，粮票数拾斤，香烟数条。   

　　1968年6月22日江口公社六合大队在大队部召开小队长会议，会前有人提出找一个老实点的“犯人”来批斗。目的是证实陈有乎被迫供认的“暗杀队”是否属实。于是拉了地主成分陈意超来批斗。在工作队谢秀奎和黎明庆的组织下，对陈批斗约半小时。陈说不出他们需要的情况，有人提出把陈拉出去吓一吓，谢秀奎、黎明庆同意此做法，由民兵梁汉武等人推到大队部前面良六地坪角。梁汉武命令陈意超跪下，就用小口径步枪朝陈意超背后打了第一枪，鲜血流出，陈意超喊“哎哟，阿姐救命啊!"梁汉武接着又打两枪(第二枪卡壳，第三枪没打中)，陈意超喊得更大声，声音更凄惨。这时，民兵关振发从大队部楼上拿来鸟枪，朝陈意超背后打了一枪。打中背后，但还跪着，回头望了一下。最后覃水生
拿起装有火药，铁沙铅头的鸟枪朝陈意超的头部打了一枪，陈意超当即死亡。
    同年七月，谢秀奎在大队部组织召开各小队长、贫协主席会议，批斗陈黄氏。在批斗中，谢秀奎说：“你说没讲，不讲就揍死你”。并对陈黄氏采取了打、踢、捆和坐老虎凳等残忍手段进行逼供。会上陈黄氏一只小腿被压断而昏迷瘫倒。谢秀奎命令民兵将陈黄氏拖到良六岭顶放。第二天陈黄氏死在良六岭背水沟里。

1968年农历7月12日寨沙公社关庄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韦桂元在大队堂屋大门口主持批斗郭达明、李木保、黄官生、黄龙香、郭正明大会，说他们是暗杀队，有枪支弹药。在批斗中进行残酷毒打、吊、压扛，李亚祥用木棍打死郭达明、郭正明，李亚祥、陆亚祖、梁自主、韦祖生用锄头把、木棍将李本保、黄官生、黄龙香打死。   

　　1968年7月17日龙江学区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何俊英在自己的房间召开斗批改小组领导成员会议。参加会议有左天佑、韦志义、罗义伦、林惠萍，研究如何批斗冯肇华的四条“罪状”。会后叫老师集中教室开会。批斗会由何俊英、左天佑主持。何俊英说：  “你(指冯肇华)不老实交待参加暗杀队组织，只有死路一条”，又说：  “冯肇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用脚猛踢了冯。接着罗义伦、韦秀生等人把冯肇华当场打死。何俊英又说：  “冯肇华是罪该万死，我们不要怕，他死得活该。”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何俊英主持召开斗批改“积极层”
教师会议，在研究批斗杨炳灵时说：“对杨炳灵的斗争不能心慈手软，"会后由韦子勤等人到宿舍把杨炳灵拉去龙江小学后背批斗，将杨炳灵打死。

　　1968年7月25日江口林场赵云礼、黄绍辉、何杰基来江口公社要钟其萱去跟林场吴志明对证时(当时说钟曾交武器给吴)吴不承认)。周松保当面向赵云礼交待说：  “你们拿去就不要送回了，在那里处理算了”。事后林场群众多数人不同意处理，于二十九日将钟其萱送回江口公社。八月中旬，黄志跗、黄风福从柳州武斗回公社后，周松保将周云开、马海泉、钟其萱的情况向黄志刚作了汇报。黄志刚说：“刮台风以来，各
地都要死一些人的"。九月一日，周松保在江口邮电所门口找到林更就，要他主持批斗钟其萱的大会，林更就不干，随后周松保又找韦贤才(贫下中农副指挥长)要他主持批斗钟的大会。当晚钟其萱批斗会在江口一队晒坪召开，约二百余人参加，韦贤才主持会议，覃意刚宣读钟其萱的“罪状”，林更就等人用棍棒把钟其萱活活打死，后派四类分子抬去丢
下柳江河。

　　1968年7月26日晚上，江口公社江口大队保卫组负责人覃意春在江口医院背后的晒坪，主持召开批斗吴长坤、蔡佑年大会，约两百群众参加。覃意春逼问吴长坤组织暗杀队的问题，逼问蔡佑年搞“变天帐”及想暗杀人的问题。覃还说：“你不老实交待，群众就不放过关，就由群众处理。”覃连问群众几次：“他不老实怎么办?”少数群众说“不老实就打死他”。于是，吴长坤就被群众及保卫组民兵陶大明(已死)用一根木棍首先打倒在地，接着欧阳发、周世珠(已死)蒋大芳、何望明用棍棒将吴长坤打死。蔡佑年被梁大芳用一根竹棒打倒在地上，然后周世珠，林官成也围上去将蔡打死。吴、蔡被打死后，由保卫组喊人抬尸丢下柳江河。另一晚上，覃意春与保卫组民兵欧阳发、周世珠、覃永福、覃世友、吴玉友、覃世勉在大队堂屋议论。覃意春讲：“现在白沙(柳江县)
那边又打死人了，我们大队关这些人，大家看怎么办?"欧阳发、覃世勉，覃意春分别提出拿周瑞明、黎海成、谢谦“搞去”。当晚十一时许，覃意春就吹哨子喊民兵集中堂屋。由民兵将周瑞明、黎海成、谢谦重新绑好并用纸及烂布将周、谢的嘴巴塞起来，一起押到江口老糠坪码头。谢谦、黎海成、周瑞明三人分别被覃意春、周世珠、韦善言(已死)、欧阳发打死，尸体全部抛入柳江河。同月二十九日晚约十点钟，覃意春又喊民兵集中大队堂屋，说有任务，然后又进“牢房”把蔡光才喊出来，由吴玉友、周世珠将蔡重新捆好，覃意春又亲自带民兵把蔡推至老糠坪码头，蔡喊冤枉，覃意春讲：  “冤枉什么?”这时欧阳发首先用鸟枪朝蔡打了一枪，后覃意春、周世珠也各打一枪，蔡光才即死亡，蔡死后，覃意春喊吴玉友、周世珠回大队“牢房”，叫“犯人”莫让文、黎政权下河边把蔡的尸体拖进水中，黎拉蔡尸到深水后就上岸往回走了三至四丈远，覃意春又喊黎政权说：“你还有什么东西在河边?”同时覃意春给吴玉友做了手势(意思是搞掉黎)，当黎政权走到河边时，吴玉友朝黎开了一枪，覃意春、周世珠又各打了一枪，黎倒下后，覃世友拿一把刺刀朝黎的身上戳了几刀，黎当场死亡，尸体丢下河中。   
   
　　1968年7月31日城关公社俄洲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邬家瑞在脚板洲原大队办公室召开葵凤明、廖明安、韦瑞明四人会议，邬主张把郑戊忠送去大汾片开群众斗争大会，给群众打死算了。又说：“俄洲大队有历史性阶级斗争复杂，要斩草除根，把郑干掉，我要去公社开会，你们在家不干，会后就不好干。”会议分工由葵凤明，廖明安二人负责把郑押去大汾片，在大汾二队晒谷坪开群众大会批郑，由于郑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当场被打得半死。这时葵凤明就下令民兵和部分群众推郑到大汾滚水滩边被群众用棍棒和石头打死。

　　1968年8月13日中渡公社革委主任邹玉杰主持召开了社直机关、英山大队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给参加柳州武斗中被打死的、英山大队民兵钟庆生追悼会的议程、以及代表发言问题。散会后，邹玉杰、王水福(又名王胜辉，公社武装部长)等人在一起商量决定开追悼会时，拿卓麻子(真名卓德发，中渡五金店社员)开刀，当晚王水福亲自布置要吴声瑶负责抓卓麻子到会场。
    八月十四日早上，由朝阳大队干部吴声瑶、民兵陆生、罗刚三人将卓麻子捆绑押到追悼会场旁抽水站守候，大约八点多钟，公社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学生、英山大队社员、参加柳州武斗返回的民兵等约一千多人，到银盘岭钟庆生坟地参加开追悼会，会议由革委副主任韦显成主持，革委主任邹玉杰致悼词：接着各代表发言。代表发言后，中渡供销社主任文喜臣、邹玉杰、韦显成各向空中呜枪为号，吴声瑶、罗刚、陆生即把卓麻子推封钟庆生坟的左侧约80米处要卓跪下，吴声瑶、民兵张老水、钟少武用棍棒将卓麻子活活打死。

　　1968年8月14日晚上，中渡公社革委会主任邹玉杰主持召开各犬队党支书和社直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会议确定于八月十六日(英山圩日)进行大游斗。十六日上午十点多钟，由王水福、吴声瑶指挥游斗对雾二百多人被捆绑挂黑牌，排成三路纵队，上街游斗。游到烈士墓前集中批斗，接着吴声瑶宣布黄鸿尧、陶涛、李盛章的“罪行”，当场由群众将三人打死。三人被打死后，吴声瑶命令游斗对象围绕尸体走一圈后宣布散会。
当天除在开会集中打死三人以外，英山大队欧政在游斗中被打死。石勿大队回到半路又将童老伍、吴松打死。这天共打死六人。   

　　1968年8月16日鹿寨县三道林场革委会主任陈立珍亲自主持召开林场举办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碰头会，参加会议人员有场革委成员和部分党员干部，其中有蒋廷权、梁志锋、封水福、张光_玉、张毅明、梁志红、覃廷权、罗德忠、韦亚连、刘振清等人，主要研究学习班的开法，并布置了在学习班中如何斗争韦栋、郭福山、兰茂希的具体计划。陈立珍讲：前两期学习班是讲大联合，这期学习班主要是斗批阶级敌人，韦栋跑到柳州干坏事，要狠追查；郭福山、兰茂希他们也要狠狠批斗。在学习班中刘水福等人将韦栋吊“半边猪”，踢打等二天时间。十九日下午，韦栋被吊打后伤势很重，头部肿胀，全身到处是伤痕，后关在一小房内。第二天天刚亮，发现韦栋死于房内。   
    韦栋在三道林场批斗吊打中，曾被逼供认杀死廖大贵。陈立珍也认定龙连刚、郭福山、兰茂希等人也是参与杀害廖大贵的凶手，故决定将龙、郭、兰三人送到城关公社俄洲大队进行联合批斗。同年八月的一天，陈立珍和刘水福两人到俄洲大队找大队干部商量关于批斗龙连刚、郭福山、兰茂希、苏建成、莫英武、冯伟亮的问题：刚好俄洲大队干部在开会。陈立珍对大队干部讲：“林场送来这帮人，要依靠你们大队贫下中农协助批斗。”在场的大队干部有党支部书记邬家端、民兵营长葵凤明、会计廖明安、文书韦瑞明。后来，郭福山、兰茂希等人在俄洲大队被关押、批斗、游斗、吊打长达四个月。在刘水福、葵风明、韦有强的毒打下，郭福山被打断肋骨一根，后脚跟被打残。兰茂希的胸口被踢伤，造成内伤。苏建成的门牙被打掉。冯伟亮腰部被打成内伤。龙连刚在严刑吊打下被迫上吊自杀，救下来尚未断气：当时刘水福从俄洲打电话到大村分场找陈立珍，要陈去看一下和研究怎样处理，陈立珍在电话中说：  “他死了没有”，刘讲：“还没死，还扯气。”陈又讲：“我不看了，由贫下中农哪样处理就哪样处理。”后来，龙连刚在尚未断气的情况下，被俄洲大队民兵营长葵凤明喊四类分子拾去活埋了。
   
1968年8月19日中渡公社宣委覃胜略在安安(地名)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腊大队韦希贤(对敌斗争指挥长)、廖华忠 (副指挥长)韦祖团，寨上大队韦彩伦，赖国福(民兵营长)，韦玉扬，钟玉南，山尖大队民兵书隆盛、韦善平共十人的干部会议。计划“刮掉”黄腊大队的韦介凡、韦永词，寨上大队的韦坦庆，韦孔庆、覃世义五人。会议结束后开始游斗，由保卫组民兵押四类分子走在前头，群众跟后。从安安游斗到喇塔，刚上喇塔圩头下坡，钟书云(女)、钟元昌被群众棒死，进喇塔圩游一圈转到北坡上，钟书均、钟寿昌、钟礼端又被棒死。但原计划刮掉的五个人还没死。覃胜略喊韦希贤在坡上组织群众围拢来开会。覃胜略在外围指挥，韦希贤在会上宣布书永词、韦介凡、韦坦庆、韦孔庆押进会场，由民兵用棍棒打死。覃世义由民兵押去用鸟枪打死。这次大游斗共打死十人。

1968年8月20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江口公社六合大队民兵营长何
家林，大队长刘光明向公社武装部长黄凤福汇报说： “大头岭(地名)有柳州被打散的全副武装土匪常下山找东西吃"。当时黄凤福一边派何家林、刘光明继续侦察，一边向县人武部汇报。县人武部部长张春峰指示此事由你们处理，并说明，如果火力猛的话，你们就退。经公社领导研究，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由武装部长黄凤福等人负责，调动六合、
丹竹两个大队共二百余民兵，包围搜查大头岭，当场打死杨锡涛，抓获杨锡伟、杨龙辉，杨锡巧、杨中辉等人。押回公社关押，多次批斗，在批斗中枪杀杨锡巧、杨锡伟、杨中辉。在大头岭被打死和被抓获的人，都是丹竹的一般社员，没有武器，他们害怕“文革”受牵连而跑到大头岭避乱的。

　　1968年8月23日中渡公社山尖大队在山尖小学办公室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大队党支部书记韦学辉在会上讲：“公社开会讲刮十二级台风，我们山尖大队连一级也没有。别处都开了斗争大会，我们还没有开。人家都搞了，我们一个也没有搞，喇塔大游斗，寨上、黄腊也刮了，我们山尖没有刮着，我们也要搞他几个，大家研究，拿那个来搞。"当时到会的五位大队干部都沉默不语。韦学辉又说： “你们不提我来提。”韦学辉说：“韦道芝有变天思想，讲毛主席不久了，湖南都是刘少奇的兵，韦学奎是暗杀队，韦仁昌做黑医师，侮辱妇女，  仇视贫下中农，韦崇鸾当土匪杀害了三个民兵，公开不出集体工，外出搞私捞，大家有什么意见。”参加开会这五个人还是不做声。韦学辉就决定讲；“那就这样了，研究开大会的分工，阳林和韦代风负责发通知，明天开群众大会，个个带棍棒来，在山尖球场坪开会，还有其他的四类分子一起带
来。”
    八月二十四日，全大队停止生产，参加开会的群众约七百人，四类分子及要搞掉的韦遭芝等四人也被民兵押到会场。阳林主持会场，韦学辉在会上讲；“要刮十二级台风……。”并宣布韦道芝、韦仁昌，韦崇鸾、韦学奎的各自“罪状”，说：  “今天要他们坦白交待，坦白不好的交群众处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韦学辉先喊韦崇鸾(农民、56岁)交待“罪行”，韦崇鸾只讲了几旬，韦崇新、韦耀云父子(与韦
崇鸾有私仇)就把韦崇鸾打死了，接着喊韦仁昌(农民、67岁)、书道芝(地主、75岁)交待“罪行"，又被群众打死了，最后喊韦学奎交待参加暗杀队，韦学奎不承认。韦学奎在乱棍之下身亡，这次刮台风共打死四人。

1968年8月24日寨沙公社革委会主任唐昌义，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曾德
友，带领公社民兵二百人，组织拉庙大队干部和党员，集中到参加柳卅武斗被打死的民兵李逢春(原拉庙大队党支书)的坟地，为李逢春开追悼会，会上由公社民兵将何九龙(男，54岁，农民)、刘石左(男、21岁、农民)、古家安(男、22岁、农民)、刘振相(男，35岁、农民)、陆志高(男、
  23岁，农民)五人押到李逢春坟前，用七九步枪进行集体枪杀祭坟。散会后，拉庙大队民兵营长韦天新又拉了陆中怀 (男、55岁，农民)到李逢春坟前枪杀。这天在李逢春坟前共摆尸六具。   
    同日，四排公社和睦大队本寨村，卢秀兰的父亲卢希春经队长同意砍了两棵松树。贫协主席温玉连(女、一九八五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认为没有经过批准，当即向大队汇报，将卢希春传到大队。卢到大队被打后，回家想不通服毒死亡。
    卢秀兰在父亲死后，即找公社领导汇报，温玉连认为卢秀兰要为他父亲“翻案”。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组织队干和社员，在本队仓库斗争卢秀兰，叫人用木扛来压在卢秀兰的腿肚上，一头插在门坎下，两人踩另一头，一些人同时用木棍打，用鞋子来打，而卢秀兰始终不说。这次批斗会后，卢秀兰就跑到外面躲了几天，后被抓回。八月十九日晚上又在仓库批斗卢秀兰，要卢秀兰承认是暗杀队员，交出武器，又被人用木棍打，温玉连则扯头发。卢秀兰被打后，说要小便，趁机跳到屋后的水塘里，寻找自尽，后又被拉上来。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温玉连带领七人，将卢秀兰、陈文坤(卢秀兰的丈夫)、韦庆先押到大队集中，然后去四排游斗。卢秀兰被捆后讲脚痛不能走，温玉连讲，走不动也要走，拖也要拖去。并叫人将陈文坤、韦庆先、卢秀兰三人捆的绳子连在一起。卢秀兰只走了一段路就倒下了。陈文坤见妻倒地，不忍心再拖而停下来，陈文坤被毒打，又被强迫拖
着妻子走，卢先是仰着身子，继而侧身、扑身被拖走。总而然之，翻来滚去地被拖着。卢秀兰的长裤被拖脱掉、内裤、上衣被拖烂、全身被拖伤，流着血，拖到一里路的盘龙岭牛练坑旁。卢秀兰已被拖得不象样子。温玉连叫停下，解下卢秀兰放于路旁。温玉连并把卢秀兰掉在茶子山边的裤子盖在卢的下身，然后继续把陈文坤、韦庆先押往大队，卢秀兰便
留在牛练坑的水沟边过了一夜，无人看守。
    第二夭，温玉连才叫四类分子及子女、卢秀兰的弟妹共五人去埋卢秀兰。发现卢秀兰还未断气，带有身孕，他们犹豫议论了一会。但害怕“犯法”就用土把卢秀兰埋了。

　　1968年8月25日寨沙公社长田大队民兵营长陆中和参加了拉庙李逢春遣悼会回来后，向党支书廖志芳提出说：“拉庙搞得几轰烈，搞了几个，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很难管，也要杀一批。”廖志芳完全同意，并提出明天就开会摸名单。二十五日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共摸出了要枪杀的名单十七人，廖志芳感到要杀的人太多。当扩大会散时，紧接有廖志芳，陆三保(已死)、陆中和、韦端儒等参加的支委会，一致同意在二十六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并决定枪杀黄金和(干部)、林亚静(农民)、郭崇姣(农民、女)韦桥甫(农民)、刘喜秀(农民)五人以及决定由陆中和具体指定执行枪手。
    八月二十六日，会场设在长田村背坟地的草坪上，到会群众约七百拿人，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所谓“坏头头”统统押到离场不远的卫生室旁集中，由民兵看守。大会由陆三保主持，先诣大队长林日旺讲话。接着是廖志芳讲参加柳州武斗的情况，提出今天要斗一批杀一批，然后要民兵把四类分子和“坏头头”押到面前，又照支委会决定要杀的名单一个一个的宣布，跪在台前的最前排。这时廖志芳大声的问群。众：“跪在前面的坏家伙该不该杀?”群众答：“该杀。"这时陆中和、韦天新、廖志荣、廖志刚、林桂华等多人把黄金和(寨沙供销社干部，41岁)、林亚静、刘喜秀、郭崇姣、韦桥甫(均为寨沙公社社员)五人推出会场枪杀。   
    廖志刚枪杀黄金和，韦天新枪杀韦桥甫，林桂华枪杀刘喜秀，廖志荣枪杀郭崇姣，陆中和枪杀林亚静(处遗中陆中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廖志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968年8月26日江口公社新安大队召开批斗大会庆祝自治区革委成立。民兵营长卢祯先于八月二十五日晚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工作队龙仕正，大队长黎明先、会计韦严蜂、党支书陈忠
、韦秀荣、陈河清(文革组长)。会上有人提出：“结合召开群众大会，抓一下阶级斗争，"召开批斗会，龙仕正问：“抓阶级斗争；批斗那些人?”卢祯说：“重点批斗韦振胜、覃荣德、这两个人问题多。"当晚，决定第二天(二十六日)召开庆祝大会。二十六日开批斗大会，地点在大队部前的门坪。庆祝自治区革委成立大会由卢祯主持。庆祝会后开始批斗韦振胜、覃荣德、曾俊光、黄元华，(曾、黄二人是研究会上陪斗对象)。卢祯宣读四人“罪状”，群众就围上来，用棍棒打被斗者。当时，卢祯(处遗已开除党籍)未加制止，不到半个钟头，这四人就死于乱棍之下。接着，卢祯派民兵押“四类分子”把四人尸体抬走扔到河里。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县革委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县革委常委扩大会。会议由张春峰主持，各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部办领导及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县革委常委：张春峰、廖茂乾，谢文业、钟杨声、廖振儒：赵松龄、马凤乐、冯裕怀等人参加。会上由县革委常委、生产组长谢文业传达“七·三”布告精神，学习广西日报关于《刮十二级台风》的社论，全县范围内掀起斗、批、改高潮。要求各公社、各单位把斗、批、改对象摸好底，定于八月三十日召开
“双代”会，贯彻会议决议精神。
    八月三十日召开全县“双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先进代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参加“双代”会的县直各单位领导在散会时，被留下来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张春峰，张义信、韦仕宁(县人武部副政委)、谢文业、刘瑞亭、以及各部、委、办的领导和各公社领导。   
    这次会议主要布置在城镇范围内(包括城关公社部分大队)，搞大游斗。会上张春峰在讲话中：“当前正在贯彻“七.三”布告，我们要以布告为武器，既要打击明显的阶级敌人，又要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对四类份子和坏头头要给予狠狠打击。要压制他们的威风，要让群众看他们的丑恶面目，就是要他们到群众面前亮相，拿他们上街亮相，决不
能手软……等。”
    八月三十一日这天，县城大部分单位按照会上布置的把“坏头头、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游斗。当天被游斗者有一百四十多人，他们挂着写有各种罪名的牌子，排着队，按照“新创举”：后面打前面，一个打一个地在大街上进行亮相。这天上午，“双代”会休息时，部分代表也上街去看大游斗，有的代表和群众一起用棍棒拳打脚踢，残酷地斗打被
游斗者。这次拉人上街游斗的单位四十六个，总人数一百二七人，其中女十一人，男一百一十六人。按职业分：干部三十四人，工人二十五人，医师二人，护士二人，教师二十人，其他四十四人。按政治面貌分：党员二十人，团员三人。按游斗的定性分：小爬虫三人、四类分子十三人，暗杀队十八人，坏头头十三人，右派二人，杀人犯一人，残渣余孽二人，走资派五人，资本家子女二人，阶级异己分子一人，土霸王一人，叛徒二人，两面派一人，其他六十三人。按受害程度分：伤或重伤一百一十人，残十人，当天死亡七人(莫镇泉、印刷厂工人；成伟仁、财政局干部，兰金贵、中共党员，建筑公司工人；李少仁、城关公社农民；周世
龙、城关公社农民；古联棠、鹿寨中学工人；奠玉卿、城镇公社农民)。  

1968年8月28日晚八时许，鹿寨中学红卫兵付刚(学校保卫组长)、张桂香把周更生(老师)、梁栋南(老师)、学生黄绍光、林德裕押回学校，付刚请示宁祥绪怎么办?宁说：  “先批斗他们的一下威风。”接着就广播通知开会，会场设在鹿中第一球场。宁祥绪亲自主持大会，将周更生、梁栋南押上会场，跪在乒乓球桌上，黄绍光、林德裕跪在球桌边。在批斗中，付刚、陆朝强等人，采用拳打脚踢、压铁扛等酷刑。经过一再折磨，周更生当场扑倒于桌下。这时付刚用脚踢周更生，骂周是装死，即用冷水泼头，仍不见苏醒。斗争大会就此结束。后命令教师王大中，薛幼信去做人工呼吸，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掩盖周死的真象，推卸罪责。宁祥绪令杨自堪(现任县教育局长)执笔，由宁口述写了一张公告，假称周更生是由于害怕斗争，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死亡。

　　1968年8月下旬鹿寨县革委和支左部队根据自治区、地区布署组织工人、贫卞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的组织结构是：解般军由海后十六人、六九八二部队十五人，县人武部二人组成；工人由鹿寨化肥厂三十人、胡连科负责、鹿寨糖厂八人、县直厂八人组成，陈明生负责，贫下中农由部分公社贫下中农近百人组廊各公社带队人是，中渡公社廖明，城镇公社李再栋，雒容公社李寿南，龙江公社韦向葵，寨沙公社黄佳贵，四排公社陆少忠，城关公社彭俊康。工宣队设队长陈明生，副队长胡连科(鹿寨化肥厂干部)，指导员彭俊康。整个工宣队约有队员一百六十人，后陆续减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撤完。
   

　　1968年8月30日寨沙公社古木大队民兵营长陆超荣主谋策划在古木大队古木小学的篮球场召开群众大会，要在会上打几个活靶子。公社武装部长曾德友在会前打电话给郭升连(党支书)通知陆超荣：“七·三”布告下来了，不能搞，不准开大会，不准打死人。但陆超荣坚持按预定计划开会。参加大会的有北里、拉庙，寨沙等地群众约七百多人。陆超荣指定刘三妹 (支委、妇女主任)在会上讲话，并宣布邓明德等七人罪
行后。高声问群众：“这帮家伙该不该杀。”群众应声“该杀!”接着寨沙、北里的民兵就将邓明德(教师)、罗喜英 (教师)、胡仁武(寨沙铁木社工人)、邓六三(社员)、郭正才(社员)、郭修君(“反革命分子”)七人枪杀。

　　1968年9月2日寨沙公社北里大队召开支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大队党支书左大贵、大队长韦四七、民兵营长邓庆福、文书韦金生、会计邓石奎、副业主任吴元坤。在板贡村大队长韦四七家老屋研究枪杀韦成生等四人会议。邓庆福讲：“今天开个研究会，准备搞几个，人家外面拉庙几个大队都搞了，具体搞那几个，由支委提名。”支委提了韦成生(富农子弟，二十一岁)是重婚；韦儒富(富农子弟、二十七岁)，是派头头；
代松贤(贫农、二十二岁)是反霸家属；韦朝昌(四类分子子弟、十九岁)、提出这四个名单后，支委会一致同意，并决定在九月三日大会枪杀。九月三日，邓石奎、韦金生把头天研究的名单给没有参加研究的纠察队长韦志刚看。韦看后就发火说：  “你们研究搞的几个都是我们北里外面的，你们里面的一个也没有，如果三柏村的邓七九你们不搞，要保他，我和林亚明(纠察队员)也要拉他去杀。”后韦金生、邓石奎、韦志刚在枪杀名单里加上邓七九(又叫邓庆平、农民、十九岁)，王春兴(农民、十七岁)两人。在枪杀大会前已经向邓庆福作了汇报，邓庆福无反对意见，并派民兵罗社生执行枪杀王春兴，陆儒信执行枪杀邓七九。
    枪杀大会在北里八社山木满坪召开，约五百人参加。全大队部分四类分子和造反派头头统统被押到会场。被列为枪杀名单的六人也被押到会场主席台前跪下。吴元坤主持大会。邓庆福代表民兵营发言中说到柳州武斗情况及北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如何抓阶级斗争问题。大会发言后，邓石奎宣布被枪杀人的“罪状”。吴元坤问群众：“这帮人怎么办?”邓庆福在旁边喊道：  “这帮家伙该不该杀，"在场群众答：“该杀"。于是，韦成生、韦儒富、代松贤、韦朝昌、邓七九、王春兴一一被杀害。
    同日，经平山公社革委主任林润德同意，由熊立宽、易吉胜等组织向阶级敌人刮台风，通知各大队民兵营长及治保：主任，组织民兵、群众共二百多人，持枪拿棍棒，押送各大队四类分子、“坏头头”以及群众意见大的人共一百五十多人，上街挂牌游斗。在游斗中，陶启超、蔡国良、谭永林、谭昆荣、谭明荣、罗振规、李振昌、罗谋干、罗文仲、何氏仁、刘治平、黄明化、吴声周、谢吉亮、雷桂英、翠昌政、陶锋、李垂芳、田尚武十九人被打死。

　　1968年9月初四排皮防站革命领导小组长覃德礼，主持批斗住院病人覃公略大会，在会上草德札说：  “不能让覃公略蒙掘过关，今夫不老实就狠狠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领着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的口号。批斗近两小时。由于覃公略没有交待出什么问题，覃德礼叫梁景仁、韦光值等人把覃拉到茶山背用柴块打昏(误以为死了)，一帮打手便回去了。覃德礼交待欧昌明要四类分子去埋。韦振福、李玉祥、韦汉琴、闭龙庆等到现场后，发现覃公略不见了，便顺着沟底找到了覃公略，又把覃公略拖到了事先已挖好的土坑边准备
埋。李玉祥说：“覃公略还未断气，先不埋。”梁景仁说：“你们不敢打，等我来打?，就用锄头在覃公略的胸部连敲了十几锄头，血从嘴里流出来后死亡，然后埋葬。

　　1968年9月8日江口公社江口大队石龙一队原指导员覃太保、民兵排长韦崇贵、莫永盛(队长)三人在本队地坪一起研究继续批斗吴贵友。韦崇贵编造讲：  “大队保卫组的覃世勉讲，吴贵友很嚣张，要拿他回队批斗，干掉他去，”覃太保、莫永盛当时都表示同意。还研究决定批斗后，用船送回大队时，在途中将吴贵友搞死。   
    次日下午，韦崇贵带领民兵何世明、覃正清去原江口大队部将吴贵友押回本队。当晚，由覃太保、莫永盛两人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对吴贵友进行批斗。散会后，奠永盛安排韦崇贵带领民兵覃正清，何世明，吴春生、陈福春五人，在石龙村机厂码头用本队的船将吴贵友押送回大队。当船下行至回水湾葵洲尾时，韦崇贵将双手被反绑着的吴贵友推下洛清
江。吴入水后曾浮起来，韦崇贵用撑船的竹篙向吴的头部连打三棒将吴打沉淹死。事后，还交待同船的民兵回去讲吴贵友是跳水自尽。   
   
1968年9月9日工宣队进驻鹿寨中学，当天早上，县里在小广场(县小
学球场)开了欢送大会(县直机关欢送，学校师生欢迎)。会上县领导授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旗一面，并讲了话。工宣队长陈明生接旗并代表工宣队讲话，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大会是李英主持。
    进校后，成立校革委，陈明生被选为校革委副主任，主任暂缺，陈明生以校革委副主任的头衔．在鹿寨中学打击、迫害、压制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制造不少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师生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仅是陈明生亲自主持的大小批斗会达一百余次，教职员遭受迫害的就占在校职员总人数的45．6％，遭受
摧残迫害较深的有四十五人。其中致死一人(黄建奇、学生)，受冤被送政法机关关押五人(教师梁栋南、吴桂宝、学生马红专、梁志武、吴汉生)，被逼成神经失常的一人(邹德民、知青、女)。工宣队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撤离鹿寨中学，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
   
1968年9月11日江口公社丹竹大队二队社员杨珠江六八年被诬为“暗杀
集团”后，于九月十一日晚被批斗。批斗大会由大队保卫组长兼民兵营长黄盛和，二队队长杨锡鸿在二队仓库地坪主持召开。约二百人到会，批斗杨珠江关于“暗杀集团的组织情况”和“暗杀的对象”。会上，樊五、余旗都动手打了杨珠江。斗至十一时，队长杨锡鸿考虑影响次日生产，宣布散会。余旗、陈家声讲：“不行、要继续斗下去。”这时余旗
逼问杨珠江“暗杀队”的问题及为何评工分时带刀进会场，企图是什么?  (余、樊等人六七年冬和杨珠江因评工分问题吵闹过，差点打起来)，这样间约十来分钟，余旗向群众问?“杨珠江不老实怎么办?”群众哄起来讲；推出去放下河去算了。这时樊五、杨宗正，余旗、张浩、陈八一、杨宗元、杨宗福把杨珠江推至河边。杨珠江讲：“我身上还有几块钱，你们帮我拿给我家里。”樊五讲：“谁帮你拿去，”珠江又讲：  “不帮拿，你们拿去用也可以，不然可惜了，”樊五讲：“谁要你的钱，我们要你的命，”接着樊五用铁锚(红樱枪式)猛打杨珠江的头。杨倒下后，余旗、张浩、陈八一、杨宗元、杨松、杨宗福用石头砸。樊五对他们讲：
“你们莫动等我来。”接着樊五又用铁锚对准杨珠江的耳朵根戳过去。杨珠江当场死了。余旗、杨三喜把尸体拉入河中给水推走。
    九月二十七日晚，黄盛和召开小队管委会议说：“今晚要把杨锡保(被诬为暗杀集团)搞臭、搞垮。”当晚，杨锡保被打得喊死连天，付福开(大队保卫组民兵)问群众讲杨锡保老实不？群众答不老实，余旗喊：“不老实就解出去。”接着，樊五、付贵成、杨三喜(又名杨建志)，杨宗福、余旗把杨锡保推至河边码头。樊五首先用铁锚打杨锡保头部。杨倒下后，樊五又用铁锚对准杨锡保的耳朵根连戳两三下，杨锡保当场死亡。尸体拉入河中让水推走。
    十月二十二晚，又是黄盛和主谋策划批斗杨小四(又名杨畴飞)。由于杨小四“不老实”，被杨宗福、樊五、余旗、黄亚寿(又名黄建志)、付贵成、杨宗正、付刚(又名付春发)把杨小四推到河边灯头(地名)的荒田。樊五首先用铁锚戳杨小四的腹部，杨小四喊杨宗福救命。这时樊五又用铁锚刺耳朵根。付贵成、余旗、黄亚寿、杨宗正、付刚都动手打起来。杨小四当场死亡，尸体让河水推走。樊五亲自用铁锚戳其被害人的耳朵根、腹部致死，尸体让河水冲走，手段极其凶恶残忍。